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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支 配 自 然 到 调 适 环 境 ：控 制 自 然 论 的 合 法 性 再 探 析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230207.015 从支配自然到调适环境： 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探析 吕卫丽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学界主流观点将控制自然论视为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并从技术理性蔓延、自然 生态失衡、人类中心主义盛行等方面，在“支配自然”意义上指出控制自然论的某些理论困境。而“控制自 然”在生存论层面的合法性常被忽视。生存需要是控制自然论的合法性基点，为应对自然提出的生存挑战， 人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主动谋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基于生存需要，人与自然的交往不是单 向度的支配与奴役，而是持续性的反馈循环。反馈循环开启了控制自然论的合法性过程，在调适环境层面 为控制自然论提供辩护。从支配自然走向调适环境，实现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诠释，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包 括生态危机在内的生存挑战，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关键词 控制自然 调适环境 反馈循环 支配自然 吕卫丽，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生态危机日益显现。危机从何而来？学界的一种主流观点将西方文化传统 中的控制自然论视为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甚至根本原因，并就此对控制自然论展开猛烈而彻底的批 判，试图建构看上去非常美好的生态中心主义道德方案。可是，从生存论层面来看，控制自然论有其 理论上的自洽性与实践中的合理性，因为自然界本来就不是人类生存的乐园。从远古时期的洪水猛 兽到当今时代的气候变化、疫情流行、物种锐减等自然和人为灾害，均对人类生存发展构成巨大挑 战。人类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以应对自然对人类的生存挑战。人类文明也正是在应对自然 挑战的过程中得以逐步进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类总是在不断战胜挑战中实现更大发展和进 步”[1]。生态危机是 21 世纪人类必须应对的重大生存挑战之一，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生态危机与生 存问题， 我们要走出控制自然论的理论困境， 重新反思探讨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问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理论发展趋向研究” （19BKS077）的阶段性成果。 [1]习近平： 《坚定信心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 页。 · 75 · 江 苏 社 会 科 学 2023 年 第 1 期 一、 支配自然： 控制自然论的理论困境 一般意义上，控制自然论指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系列理论观念。在批判性 视域中，控制自然论意味着“人类主宰和统治宏观自然”，可理解为支配自然（dominate nature）；在建设 性视域中，控制自然论意味着“人类调整和适应一定范围的自然环境”，可理解为调适环境（adjust the environment），即人类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和社会安排，在与自然的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中改变和 适应有限的自然环境，从而获得生存发展[1]。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调适环境的能力不断提高：为抵 抗多变的天气和猛兽的威胁，人类建造坚固的房屋；为逃脱严寒、酷暑对生命的危害，人类发明调节局 域温度的技术设施；今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当代新生产力技术，为最大限度实现人 的解放提供了可能[2]。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调适环境的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是人类控 制自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中，为了生存发展而控制自然，是人类物种存续 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步骤。然而，控制自然论在当代遭遇到了猛烈批判。 随着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们急于寻找危机根源以应对危机。在此时代和理论背景之下，控制自 然论日渐成为众矢之的。控制自然论的反对者（以下简称“反对者” ）主要在“支配自然”意义上理解控 制自然论，并对其展开全方位批判。他们主张，人类妄图凭借技术理性控制自然从而导致生态危机， 人对自然的控制使自然失去平衡进而引发生态问题，只有秉持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找到生态危 机的解决之道。归纳起来，反对者认为控制自然论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困境。 1. 控制自然论推崇技术理性，引发生态危机 近代以来，人类希望通过掌控自然的物理和化学过程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开启了借助技术理性 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控制自然论的反对者指出，在技术理性的加持下，人类掌控自然的信心与 欲望极度膨胀，但是人类根本不可能依靠技术控制自然继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 “世界上所有 的居民根本不可能在将来的任何时间达到与现在发达国家的人一样拥有同样丰富的物质。希望依靠 人类的技术来掌控自然从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做法是根本不会成功的。”[3]在反对者看来，正是由于人类 试图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满足所有人的物质利益，致使生态问题愈演愈烈，形成生态危机，最终在生态 维度破坏了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施密特（Alfred Schmidt）就提出， “人类技术的可能性已数倍地高于往日的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反过来转化成一种破坏力”[4]，这种 力量非但不能使人与其外部自然界和解，反而使人与自然走向毁灭。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更加直白地提出： “如果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更深入 地开发其工业的话，现有的环境负担将进一步加重。”[5]可以发现，反对者将生态问题归因于以技术支 配自然，认为：不断发展的技术成为破坏性的力量，成为人类支配自然的“帮凶”，迫使自然屈从于人类 的“暴政”；生态问题愈发恶化乃至形成生态危机，就是人类凭借技术手段野蛮侵略自然、破坏自然平 衡的结果。技术越进步，人控制自然的能力越强，自然遭受的破坏就越多，生态危机也就愈加严峻。 简言之，反对者认为，控制自然论推崇技术理性，引发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 [1]“支配自然”呈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奴关系，如威廉·莱斯就将支配自然描述为“为承认主人（人类）的权威而 斗争”； “调适环境”呈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关系，强调人能够调整环境的主动性和必须适应自然的受动性，如莱 纳·格伦德曼主张，人类始终处于与自然的统一和斗争之中，通过服从自然而指挥自然，从而在自然的循环中实现人类 物种的存续（Reiner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p.62-63）。 [2]张建云： 《大数据技术体系与当代生产力革命》，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 年第 4 期。 [3][5]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岳长岭、李建华译， 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4 页、14 页。 [4]A.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第 177 页。 · 76 · 从 支 配 自 然 到 调 适 环 境 ：控 制 自 然 论 的 合 法 性 再 探 析 2. 控制自然论破坏自然平衡，导致生态问题 在追寻生态危机根源和探讨应对危机道路的过程中，蓬勃发展的生态社会运动推动各式各样绿 色思潮的兴起与普及，其中，自然平衡论在学术界获得普遍共识，并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流行。根据自 然平衡论，自然原本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其中的所有生命物种不仅通过适应环境以维持自身 的生存，而且彼此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在自组织发展和共同进化中使自然生命系统愈发多样 性和精致化。自然界及其生态系统原本能够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这个平衡的有机体为人类生存发 展提供适宜的条件，而人对自然的控制破坏了自然本身的和谐与美丽，使自然失衡，使人的生存条件 被毁坏。在自然平衡论视域中，人类大肆侵占自然，引致自然生态系统失衡乃至崩溃，造成了严重 的生态问题。由此，控制自然论的反对者主张，控制自然观念以及人在此观念引领下开展的实践活 动，对自然失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进而对生态问题的出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解决生态问 题、应对生态危机，就必须消解人对自然的控制，消除自然中的人类足迹，消弭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 使自然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和天然的平衡状态，进而还人与自然以和谐安宁。简言之，反对者构建了 “自然失衡”与 “生态问题”之间的因果联系，并将自然失衡归因于控制自然。 3. 控制自然论基于人类中心主义，造成对自然的奴役 反对者认为，控制自然论将人类的利益置于价值中心，罔顾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利益，构成人与自 然之间的紧张对立和激烈冲突。其一，自然异化为备受压迫的物质供应者。莱斯将社会批判理论延 伸到生态领域，正式提出“自然的控制”命题，认为“人类试图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观念演变为一种 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然成为纯粹被索取、被掠夺的对象，地球变为“一个丰富的，无限的，永不 枯竭的物品供应者”[1]，生态危机由此产生。因此，莱斯希望促进“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改变自然备 受压迫和剥削的状况。其二，自然的内在价值被忽视。罗尔斯顿主张赋予自然内在价值， “承认生物 生态圈中的每一物类都有其内在价值”[2]；泰勒主张承认自然物的固有价值，并且“在人的价值与自然 [3] 实体的善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形中， 我们尽可能地做到公正， 并按照正义原则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 ； 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主张构建“由人类和非人类组成集体的新 宪政”，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变成“我们是否在自己的网络中把握了绵羊、农夫、野狼、鳟鱼等这些存在 者的总体性”[4]。反对者认为，控制自然论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导致自然 被压迫、被奴役，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他们强调，只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遵循生态中心 主义价值观， 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才能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消解生态危机。 综上可以看出，控制自然论的反对者所指出的理论困境，实际上是在支配自然意义上展开的，即 人类试图通过技术理性支配自然，以实现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然而人类没有能力支配自然， “支配自 然”的梦幻理想和现实实践之间的张力致使自然失衡，最终引发生态危机。不可否认，人类确实无法 支配宏观自然。纵然科学技术赋予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这种认识和改造 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自然环境，而并非浩瀚的宇宙、复杂的地球生态圈。可是，即便人类并不能支 配宏观自然，他却不得不调适有限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回应和战胜自然提出的生存 挑战，从而谋得生存发展。因此，从生存论出发，控制自然论仍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其合法性基点就 [1]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 页。 [2]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 《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0 页。 [3]保罗·沃伦·泰勒： 《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雷毅、李小重、高山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 页。 [4]布鲁诺·拉图尔： 《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麦永雄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70 页。 · 77 · 江 苏 社 会 科 学 2023 年 第 1 期 是人的生存需要。 二、生存需要：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基点 反对者指出控制自然论面临的理论困境，促使人们反省“控制自然”传统的恶劣后果，尤其在生态 危机根源方面，他们对控制自然论展开彻底批判。继而，反对者试图发展价值理性抑制技术理性，以 恢复自然平衡为中心任务，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价值根基，从而达到消解生态危机的目的。在他们看 来，似乎只要反对控制自然，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人与自然平衡和谐的一面，就可以走出生态危 机。可是，和谐与平衡是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一个方面，挑战与抗争则是另一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不仅要求人类具备尊重自然的伦理水准，而且要求人类具备顺应自然以谋求生存发展的实践 能力，从而在和谐与抗争的辩证运动中保护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因此，反对者给出的方 案显出些许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神圣癫狂”，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1]。反对者对控制自然论的彻底否 定，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控制自然论在生存论层面的内在合理性，忽视了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然 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 在指出控制自然论的理论困境以后，反对者主要从道德哲学层面给出生态危机的应对方案。他 们主张，应该将自然环境中的其他要素纳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视野，运用整体思维和有机思维展开思考 与行动。然而，首先，各种道德方案实际上并未真正超越控制自然论。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更 广泛的、新形式的控制自然论。因为，在所有道德方案中，人是最终的行动者和代言人。 “我们”，即人 类，是非人类行动者的道德代理人或代言人，是价值判断主体和最终行动主体。归根结底，人只能透 过自己的眼睛观察和评估自然。各种道德方案并不能超越人的价值视域，而只能将价值考量的范围 扩展到地球生命乃至生物整体，形成新的价值判断和认知标准，使其成为人类控制自然的新的行动指 南；控制的对象也不再限于作为客体的自然，人、社会、自然及其关系都被纳入控制范围。其次，各种 道德方案在实践性方面存在不足。它们普遍体现出一种典型的理论倾向，就是将消解生态危机的希 望寄托于人的道德自觉和克制需要。在全球贫富差距悬殊，国家、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当下，要求落后 国家与地区的人们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一样“自觉克制”，是不公正和非正义的。即便人们接受 了自觉克制的道德方案，现实社会的人类应该如何展开实践行动？莱斯承认， “我们还无法找到解决 的方法”[2]。最后，人是“自然界不安分的开拓者”[3]，人的不安分本性驱使他运用理性能力和实践能力 不断克服生存挑战、提高生存能力。而现有道德方案引领下产生的诸如“稳态经济”之类的主张，一定 程度上要求以生产力的停滞甚至倒退换取自然的“平衡”，通过放弃人的需要“修复”人与自然关系，因 而存在难以忽视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困境。人应该反思“支配自然”意义上的控制自然，而不应反对生 存和发展意义上的控制自然。 控制自然论的反对者试图强调和放大自然的平衡，而忽视人必须通过与自然的抗争满足生存需 要。反对者将原初自然塑造为充满秩序与和谐的理想乐园，但当代著名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 打破了自然平衡的幻象，认为大自然在根本上处于一种疯狂的混沌状态[4]。平衡论和混沌论的自然 观，都是人的文化建构；只有对人类而言，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自然才显示出温情平衡或者疯狂混沌的 [1]叶海涛： 《绿之魅：作为政治哲学的生态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246 页。 [2]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 页。 [3]刘魁、郭新慧： 《论“人是自然界不安分的开拓者”——与“看护自然论”商榷》，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21 年第 1 期。 [4]Slavoj Žižek，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1, p.38. · 78 · 从 支 配 自 然 到 调 适 环 境 ：控 制 自 然 论 的 合 法 性 再 探 析 样貌。实际上，自然是“天行有常”自在运行的自然，也是“天地不仁”自在无为的自然。人赋予自然以 价值意义，将自然塑造出或温情或残酷的形象，究其根本，是因为人一方面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另一 方面必须在自然固有的、于人而言是威胁的种种挑战中求存。由此，人总是透过情感的面纱观察自 然， 赋予自然以人格化的形象； 在人类社会文化中， 自然也总是呈现出既温情又残酷的矛盾形象。而自 然的这两种文化形象，看似相互冲突， 实则辩证统一，映射的都是生存论层面上人对自然的价值评判。 在生存论层面，自然界从来都不是人类的生存乐园，人类时刻面临自然提出的生存挑战。纵观人 类历史，没有洪涝、干旱、严寒、高温的年份屈指可数，有关饥荒的记载却比比皆是。事实上，在今天， 粮食危机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严峻问题。人类面临的另一重大威胁是一直伴随人类的瘟疫。2019 年末以来，新冠感染疫情在世界范围暴发并持续至今。当火山、地震、极端天气等对人类提出生存挑 战，当霍乱、天花、新冠感染等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时，人必须控制自然从而使自身免于毁灭，因此， “控制自然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1]。人不能自欺欺人地逃避生存挑战，更不能陷入马克思、恩格斯所 批判的“幼稚的哲学神秘主义”，主观地抹消生物之间、生物与自然界之间的公开无情的“战争”，而幻 想一个乐园般的自然。 因此，与自然的斗争是一切社会形态中的人无法逃避的生存现实。马克思早已指出，无论野蛮人 还是文明人， “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 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2]。罔顾人的生存需要而谈论道德发展，从根本上违背了人道主 义。马克思早已将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联系起来， “不仅批判资本主义最终是低效的，而且批判 资本主义是不人道的”[3]。扭曲人的需要是资本主义“不人道”的表现之一，即人的生存需要被扭曲为 资本的增殖需要。资本主义不是遵循和谐共生原则推进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利益，而是遵循资本逻辑 满足少数资本家的个体利益；资本主义不是出于应对生存挑战的需要调适环境，而是在资本增殖驱动 下试图支配自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生态问题。可是，资本主义试图支配自然引发社会和生态问 题，不意味着控制自然论应该遭受全盘否定。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人都必须满足自 身的生存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需要被资本增殖需要的洪流裹挟，而只有超越资本主义语 境，生存需要才能从资本增殖需要的阴影下显露出来。 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原本的状态，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对自然环境的利用 或限制，通过遵循自然规律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自然的控制，从而获得生存发展。质言之，我们不 应全盘反对控制自然论，因为我们不能反对和否定自身的生存需要。如果理论探讨缺乏对人类生存 需要的现实关切，它的方案建构就极易走向主观空想。我们有必要从生存需要这一基点出发，进一步 理解人与自然的 “反馈循环”过程，在生存论层面增进对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辩护。 三、反馈循环：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诠释 在如何应对生态危机问题上，无论是围绕生态中心主义展开理论探讨的罗尔斯顿、泰勒等生态哲 学和环境伦理学学者，还是试图以绿色思想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莱斯等“生态中心论”的生态马克 思主义者[4]，都不同程度地对控制自然论做出批判性解读。可是，对控制自然论的批判性解读在根本 [1]休·莱西： 《科学理解与控制自然》，许斗斗译， 《东南学术》2012 年第 2 期。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928 页。 [3]Reiner Grundmann, Marx and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Alien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sm, Badia Fiesolana: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1988, p.1. [4]倪瑞华：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1 页。 · 79 · 江 苏 社 会 科 学 2023 年 第 1 期 上面临自然提出的生存挑战与人类生存需要之间的矛盾，由此导致道德哲学层面的生态危机应对方 案表面看起来十分理想，事实上却陷入实践困境，具体表现在对控制自然论的批判风行数十年，而生 态危机却没有因此得到遏制。为走出控制自然论的理论困境，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格伦德曼 （Reiner Grundmann）将控制自然论阐释为“以理性为指导、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以人类利益为趋向 的控制自然”[1] ，认定控制自然“仍然是一种合理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它来理解问题并制定解决方 案”[2]。这一建设性诠释将人与自然的交往理解为 “控制论的反馈循环” 。 控制论（cybernetics）是 20 世纪的伟大科学成就之一， “反馈”在控制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控 制系统中，控制者需要时刻关注被控对象反馈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及时调适以实现控制目标。 “控 制—反馈—调适—控制”的进程往复进行，构成反馈循环。就“控制自然”而言， “‘获得控制’是一种反 馈循环的速写，描述的是从‘社会（包括人类需要和利益）通过技术影响自然’到‘自然被社会感知’这 样一个复杂循环”[3]。这意味着，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 “恰当图景应该是一个控制论的反馈循环，而 非鲁莽的剥削者”[4]。 “人”与“自然”都既是控制者，又是反馈者，且在反馈循环中结成密不可分的共同 体。更重要的是，人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在反馈循环中主动谋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反 馈循环”开启了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诠释。 1. 反馈循环： 技术中介的必要性 为满足生存需要，人类必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由此构成人与自然的反馈循环。在反馈循环 过程中，技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人类凭借技术建构起日益坚实的生存基础。与 此同时，技术不仅成为人与自然的中介，而且技术的中介角色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失去技术中介的现 代生活是无法想象的。 “技术是一种中介实体，缺少了它，人类就无法确保与自然的交换。”[5]在人类凭 借技术与自然交换的现代社会，摒弃技术理性、在道德伦理层面“回归自然”，将无可避免地使人类应 对生存挑战的能力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把人类社会推向消极接受自然的被动境地。 在与自然的反馈循环中，人类追求技术理性，运用技术中介以实现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这一事实 并不必然引发生态危机。例如，科学家们发现核裂变、核聚变与核衰变的现象及原理，在此基础上产 生的技术手段可以应用于建设核电站，也可以应用于生产原子弹。核技术的应用对生态的污染产生 于原子弹爆炸和核泄漏之后，但我们不能将这个污染结果归因于核技术，而应该归因于人类以错误的 方式使用核技术，或者归因于人类对技术的掌握程度不足。无论是哪种原因，都不应导向“放弃核技 术”这一消极结论，而应该走向“增强对核技术的认识和控制”的积极道路，以便发挥核技术在开发清 洁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方面的作用，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能源保障。因此，从反馈循环角度来 看，人类不应抑制甚至抛弃技术理性，而应该增强对技术的控制，增强对生产劳动过程的控制，从而增 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 2. 反馈循环： 生态失衡必然性的破解 立足人与自然的反馈循环， “控制自然”与“生态失衡”之间的因果必然性得以解除，控制自然论从 正当性角度获得辩护。反对者将控制自然论固化在主体、客体二分的分析框架之下，认为人对自然的 控制必然导致自然失衡，引发生态问题，而要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达成自然平衡。这成为控制自然 论遭受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一旦从反馈循环角度认识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反馈循环取代二元 论分析方法，就可以发现，所谓平衡、美丽是人强加给自然的预设，自然并非必然是“平衡的”，自然的 [1]王雨辰、崔玉娟： 《格伦德曼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辩护及其生态意蕴》， 《学习与探索》2019 年第 3 期。 [2][3][4]Reiner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15, p.292, p.2. [5]徐水华：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 “控制自然”思想》，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 年第 5 期。 · 80 · 从 支 配 自 然 到 调 适 环 境 ：控 制 自 然 论 的 合 法 性 再 探 析 “和谐”与“平衡”，只是自然界生态系统的短暂状态，在更多的时候，自然环境给人类生存带来威胁与 挑战，而人类必须在变幻无常的自然界中通过控制自然谋得生存发展。实际上，人与自然一直处于持 续性的动态反馈循环过程中， “自然失衡”与“生态问题”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解除“自然失衡” 与 “生态问题”的因果联系，也就消弭了反对控制自然论的理由之一。 控制自然论并不必然引发生态问题，反过来理解，生态问题的存在证明了控制自然的缺失，控制 自然论甚至是应对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关键。正是由于人类没有充分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没有 在反馈循环中合理回应自然提出的生存挑战，才使得自然环境“失控”，爆发物种锐减、水土流失等种 种问题。因此，生态危机的出现可以归因为人类驾驭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还不够。对于已经出现的 生态问题，则更要通过控制一定范围的自然环境，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加大生态保护和 修复力度，实现生态改善。可以说，要解决生态问题，人类要及时发现和接收自然反馈的“信号”，有效 更新作用于自然的方式方法，提高理解和驾驭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 3. 反馈循环： 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新解 反对者为控制自然论设置道德上的障碍，认为控制自然论只关注人类的利益，造成对自然的奴 役。然而，关注人类利益并不必然走向奴役自然。例如，在一些缺少大面积平整耕地的丘陵地区，人 们将符合条件的丘陵改建为梯田，既能够生产粮食，又能够保持水土，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做到“在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一结果的实现，依靠的是人对一定范围的自然环境的控制，而不是单 方面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当然，如果不经科学勘测，不顾坡度、降水量、土壤质性等条件而强行建造 梯田，只能导致人与自然两败俱伤。可见， “关注人类的利益”本身并非生态问题的原因，生态问题的 产生， 原因在于人类在控制自然过程中使用了错误方法。 实际上， “关注人类的利益”是推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生共荣的重要理由之一。人既是自然 的存在物又是社会的存在物，依赖自然生存而又必须通过与自然抗争获得生存。从根本上说，人类只 能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而且人本来就是在自然界中诞生和演化的，在此意义 上，自然界控制着整个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而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类具有独特的 能动性，能够创造性地改造自然使其适应人类生存发展。在此意义上，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对自然 的控制。人与自然从来不是简单的顺从或者对立关系，而是持续进行反馈循环的辩证关系。人并非 自然的剥削者，而是反馈循环中的一员；控制自然不是单向度的奴役行为，而是使人更适应自然、使自 然环境更适宜人类生存的互动演化。正是在这样的辩证关系中，人与自然通过反馈循环结成密不可 分的共同体。要实现人类的繁荣发展， 必须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现共同体的共生共荣。 总体而言，我们应该重新发掘建设性的控制自然论，通过反馈循环理解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认 识控制自然概念的辩证色彩，即“控制自然概念既强调利用技术改造自然的需要，也强调评价这些改 造的需要。控制自然因此成为一个反身（reflexive）的概念”[1]。这意味着，人在控制自然过程中必须秉 持反思意识，及时调整控制方法以使人与自然相互适应，有效调适环境以应对自然提出的生存挑战， 促进人与自然反馈循环的良性发展，主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上述 要求就体现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调节、共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达到“人终于成为自己的 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2]，实现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命运 的掌握， 减少现实社会的生态问题。 [1]Reiner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26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566 页。 · 81 · 江 苏 社 会 科 学 2023 年 第 1 期 四、调适环境：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建构 20 世纪以来，学界在“支配自然”意义上对控制自然论展开深入批判，强调控制自然传统引发了 生态危机，强调人不可能控制自然。但是，控制自然论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即自然对人类生 存发展提出种种挑战，而人必须不断克服挑战，才能赢得生存发展空间。面对生态危机，对控制自然 论的批判性解读没能弥合道德理想和生存现实之间的鸿沟，对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辩护则可以提供 新的理论启发，启发我们辩证认识控制自然论， 在调适环境层面实现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建构。 1. 控制自然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调适环境 控制自然的积极意义在于，人通过调适自身生存的自然环境，直面并克服自然提出的生存挑战。 这种直面和克服不是为了创设抹消一切矛盾和斗争的“乐园”。就人的理性的有限性来说，这样的乐 园或许不可能实现。在调适环境意义上控制自然，是为了依靠人类自身的力量更好地解决包括生态 危机在内的生存问题。这是因为，自然的挑战是现实存在的，不会因某种抽象浪漫的主观愿望就自动 消失，而只会在人调适环境的广度和深度持续进步中被逐渐克服。随着调适环境能力的不断提高， 人 类应对高温、 严寒、 洪涝、 病毒等生存挑战的能力不断提高， 应对生态危机的能力也不断提高。 人不能支配自然，但是，人可以借助技术调适有限的自然环境。消除天花病毒危害的案例，就是 人借助技术调适环境的一个典范。人与天花病毒的斗争由来已久，但是，在漫长历史中，人类没能发 展出应对病毒的高效方法。直到 1796 年免疫学之父爱德华·詹纳发明“牛痘接种”这一关键技术，消 除天花才具备了条件。通过运用和改进牛痘接种技术，人类逐步建立和扩展针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屏 障，同时不断压缩天花病毒生存和传播的环境条件。通过与天花病毒的艰辛抗争，20 世纪 70 年代末，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被根除。此后，天花这种死亡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不再困扰人类。如果没有 疫苗技术的进步，这一成就不可能实现。 [1] “技术的介入改变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 ， 然而 “文明与现实的不适应情况时有发生” ， 这种“不适应”的表现之一，就是人调适环境的实践过程曲折发展。人调适环境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一直面临层出不穷的问题和挑战。克服这些问题和挑战的过程，就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过 程。调适环境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这意味着解决问题和应对危机同样是一个渐进过程。气 候变化与新冠感染疫情是人类社会当前面对的艰巨问题和严峻挑战。对此，人类社会应遵循科学的、 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对挑战，而不是盲目采取反科学、非理性的激进路线，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 试图通过片面放大人对自然的依赖、主观抹消人与其他自然物的斗争来解决问题，发展到极端就会走 向生态恐怖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前者的主要代表有动物解放阵线、地球优先、地球解放阵线等组 织，其以恫吓、胁迫、非法侵占等方式开展激进环保行动，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后者的口号之一是“人类 是地球之癌”，据此逻辑，人应该放弃对自然灾害的抵抗，遵循“减少人类、保护地球”的“自然规律”。 实质上，生态恐怖主义者和生态法西斯主义者彻底否定了人的价值和意义。 面对当今气候变化与新冠感染疫情，人类社会的有效行动实际上是朝着“调适环境”这个方向努 力的。面对气候变化，全球许多国家从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开展行动：一方面力争以新能源技术、减碳 技术、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新兴技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通过改进基础设施、增加技术和资 金投入等增强对灾害或极端气候事件的预警预防能力、应急响应能力和抵御恢复能力。值得注意的 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策略中，适应策略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以至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1]于川： 《技术介入下的生态关系改变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启示》，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 年第 5 期。 · 82 · 从 支 配 自 然 到 调 适 环 境 ：控 制 自 然 论 的 合 法 性 再 探 析 门委员会（IPCC）于 2022 年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特别强调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指出要调整现有 系统来降低气候风险和脆弱性[1]。面对新冠感染疫情，中国利用技术手段和社会动员控制局部自然环 境，最大限度控制病毒传播途径及病毒传播的空间和时间范围，从而将它对民众生命健康的危害降到 最低。同时，中国积极研究病毒原理，迅速开发和接种疫苗，构建应对病毒的全民免疫屏障。疫苗在 人体内起效的过程，也是从特定方面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使其逐步适应病毒、对抗病毒、消灭病毒的过 程，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调适人的内部身体环境的过程。事实证明，遵循上述行动方案的中国在抗击新 冠感染方面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可见，为应对气候变化、瘟疫流行等问题的过程中，人类依靠科学技 术和社会动员可以实现对自然环境的调适。 2. 在调适环境层面实现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建构 在“支配自然”之外， “调适环境”提供了理解控制自然论的另一种理论可能，彰显了控制自然论的 合理性。从支配自然走向调适环境，实现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建构，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包括生态危机 在内的生存挑战，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要求我们追求“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 的全面内在统一”[2]，具体而言， 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基于反馈循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如果不积极调适环境，人类就无法应对自然提 出的生存挑战，更加无法繁荣发展；如果不能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的互主体性”[3]，不及时回应自然的 反馈，人类就无法守护好作为共同体繁荣发展基础的自然。为此，我们既要直面自然对人类提出的 生存挑战，承认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又要认识到人与自然界其他物种在矛盾运动中走向和谐共生 的可能性，通过改进作用于自然的方式方法及时回应自然的反馈，在持续的反馈循环中建设可持续 发展的绿色社会，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第二，基于共同体利益回应自然的生存挑战。通过开 展“一种真正的生态革命”，从而“结束资本主义破坏性新陈代谢，取而代之以一种包括所有人类和地 球在内的新型的、共同的新陈代谢”[4]，探寻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道路，以共同体的良性持 存为原则控制自然，科学合理地调整控制自然的方式方法，调适环境以回应自然提出的生存挑战。 第三，基于生存发展需要为技术的发展与运用设定限度。人必须在限度之内运用技术调适环境，这 个限度就是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不是资本的增殖需要。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决定了， 围绕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关系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技术发展服务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 大量浪费的资本增殖需要。在资本增殖需要的驱动下，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特殊利益，利用技术对自 然和人进行双重压迫与剥削，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新陈代谢断裂，引发生态危机。 与压迫、剥削式支配自然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人民当家作主为基础的社会主 义社会，其技术发展能够摆脱资本增殖需要的束缚，服务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真正需要。因此，在中国 我们能够在“生态生存论”[5]的生态哲学视域中谋求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共生共荣，努力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责任编辑： 洪 峰〕 [1]"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2/. [2]曹顺仙：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三维化”诠释——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问题理论为例》，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研究》2015 年第 6 期。 [3]黄明理：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互主体性思想及其意义研究》， 《理论与评论》2020 年第 3 期。 [4]约·贝·福斯特： 《生态革命： 与地球和平相处》，刘仁胜、李晶、董慧译，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28 页。 [5]刘福森、 梁镇玺： 《论 “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 的建构——兼论生态哲学的生存论转向》， 《理论探讨》2021 年第 6 期。 ·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