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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及其对地区经济合作战略的影响 何英莺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回顾与总结了战后以来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历程；其次本 文认为无论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如何演变，但是始终体现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其“独自 性”，并且认为独自性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最后，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日本东亚 地区主义的这种特点给东亚经济合作战略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 词] 东亚地区主义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独自性 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东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在东亚地 区的经济合作方面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有过战争历史，这个国家与其他亚洲国家的 关系目前仍然不时地显得十分微妙。过去，日本曾经因为采取脱亚入欧的对外政策而使自己 迅速地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随着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以及东亚经济的繁荣，日本对 东亚的认识开始转变，其东亚经济战略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意识是发生了 根本性的转变呢？还是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的利益纠葛中犹疑不决呢？是继续脱亚入欧 呢？还是真正地回归东亚呢？是追求具有独自性的对外经济政策呢？还是继续在战略上依 赖美国呢？日本将在未来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起主导作用呢？还是被东亚经济一体化边缘 化？回答这等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有怎样的东亚地区主义 1 ，即日本对东亚在其全球以 及地区战略中如何定位的认识与态度，因此也是日本如何确立对东亚政治经济战略的基础。 下面本文试图在回顾二战后东亚地区主义演变的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其特点以及可能给日本 东亚经济合作战略产生的影响等。 一 战后初期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东亚地区主义—太平洋意识占绝对优势 战后初期，日本曾经一度被美国单独占领，处于战败国的无权地位。随着朝鲜战争以 及东西方冷战形势的逼迫，美国在确定日本在东亚的战略地位的同时，从政策上把日本纳入 美国的战略轨道。因此，在美国的操纵下，1951 年日本在恢复独立之后，随即与美国签订 了《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同盟正式成立，使日本在安全与经济方面都依赖美国。因此，在 战后初期，日本不仅在安全保障方面依靠日美同盟，而且对外经济战略重点也在美国，日本 的对外经济战略与安全保障战略是一致的。在美国的保护下，日本在其经济中心主义的路线 下，专心发展经济。1955 年，日本的农业生产超过了战前水平，并于该年加入了关贸总协 定。随后，以其高度经济增长为背景，于 1964 年加入了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 OECD， 于 1975 年开始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然而，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亚洲国家，日本又不 时地感到被排斥与疏远的感觉。这尤其体现在而后日趋严重的日美贸易摩擦中。在摩擦激化 的时候，“日本异质论”等甚嚣尘上。这也等于提醒日本，自己毕竟还是一个亚洲国家。于 是，日本也不断在外交蓝皮书中自称是“亚洲的一员”。但是，战前已有的日本是亚洲国家 中最优秀国家的优越意识还是一以贯之地存在着。另一方面，由于过去日本侵略战争的阴影， 亚洲国家与其说由于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而视其为亚洲领导，还不如说更对其在亚洲的动 向与举动抱有不同程度的怀疑与不安的心理。因此，无论在发达国家当中，还是在亚洲国家 当中，日本都未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地位与完全肯定的认可。这让日本多少有一些尴尬。 而后，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东亚在日本 海外经营事业中的份量也与日俱增，日本的对外经济战略重点又不得不往东亚转移，而日本 1 的安全保障却依然在走加强对美从属的战略，试图依靠美国使日本的军事力量走向国际的 “借船出海”战略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对外经济战略与安全保障战略之间的矛盾是 约束着日本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对外经济战略，也是影响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 应有作用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如何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协调的同时，也能获得东 亚地区的认同感，甚至能发挥日本独自的领导作用，始终是日本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其实，日本如何思考与面对这一课题的过程，也就是日本战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历程。 那么，下面首先来看一下战后初期日本对东亚经济政策与经济关系的发展。 战后日本对亚洲的经济参与是从赔偿与经济合作开始的，产生经济关系的对象主要在 南亚与东南亚。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吉田茂内阁对亚洲政策的内容主要就体现为“东南亚开 发”政策，主要是把美国的资金与日本的技术结合起来对东南亚进行经济开发。在这一政策 指导下，日本于 1954 年加入了科伦坡计划，预定提供 60 亿美元资金进行东南亚开发，其中 大部分由美国负担。虽然该计划是以地区开发为目标制定的，但从具体的内容看来则是援助 国与被援助国之间的具体合作项目的综合。而日本参加该计划的主要目的则是试图以此为跳 板，开展日本的海外经营事业。2 所以，日本这个政策的特色是以日美合作为基础，并借机 为日本重新参与亚洲经济提供基石。 当时，日本也积极谋求加盟成立于 1947 年的ECAFE(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日本在 1952 年是该组织的地区准成员，而 1955 年 6 月则成为正式成员。同 时，日本也积极参加于 1955 年举行的万隆会议。通过这些国际活动的参与，日本顺利地参 与到战后亚洲经济新秩序的建设中。而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 期开始，日本试图在亚洲地区的经济新秩序中谋求领导地位的意识也初见端倪。1957 年 5--6 月，日本首相岸信介作为战后首相第一次出访了东南亚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泰 国以及台湾地区，并提出了他的“亚洲开发基金构想”。内容大致如下： （1） 由亚洲各国以 及科伦坡计划的参与国组成开发基金。 （2）援助亚洲各国的经济开发，并通过调整亚洲各国 的供需关系，进行价格调整，以帮助这些国家实行长期的经济计划。（3） 将其命名为亚洲 开发基金构想。机构设置委员会，委员长或议长从亚洲国家选出。虽然原则上要求参与国提 供基金，但并不强制缴纳。3 同年，6 月，当岸信介访问美国的时候，向美国提出了合作的 要求。这个构想与前面提到的吉田茂时期的以日美合作为基础的东南亚开发构想之间存在的 最大不同在于表明了日本提供资金的意愿，以及显示了日本企图在亚洲发挥领导地位的野 心。结果遭到了美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反对而未能实现。由此可见，美国并不希望日本有在 亚洲自主发挥领导作用的意向出现。当时日本预备将 54 亿日元作为东南亚开发基金的出资 资金。这笔资金后来被用作于 1961 年成立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OECF）的出资资金。使 日本的这种野心受到打击的还有在争取亚洲开发银行总部的落选上。1966 年，在推进地区 经济合作的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之时，日本表现得十分积极。日本不仅积极地表明美国作为地 区外国家也应该参加的立场，同时也表示愿意与美国同比例地出资成为最大出资国的意向。 尽管如此，在银行总部所在地的竞选中，败于菲律宾。可见，亚洲各国对日本发挥领导作用 的意图还是抱有一定的怀疑。4 另外，从中也不难看出，美国虽然是日本的盟国，但在亚洲 战略上采取的却是既要利用日本，又要遏制日本的政治经济战略。 总之，在战后初期，日本在对外经济政策上追随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主义，如加入关 茂总协定以及 OECD 等， “脱亚入欧”意识明显。在对东亚的区域经济战略上，日本也以配 合美国的东亚战略为主，即“太平洋”意识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虽 然日本试图在东亚地区经济中谋取主导权的意识初见端倪，但是，因为受制于美国，日本的 一些地区经济合作的构想并未能实现。因此，美国因素成为战后长期以来日本在制订东亚经 济战略的时候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这也是导致日本长期以来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方面态度 比较消极的重要因素。另外，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怀疑与抵触，也是影响日本领导作用发挥的 2 重要因素。可见，美国因素对日本制定东亚经济战略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历史因素则是影响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二 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在太平洋意识与亚洲太平洋意识之间徘徊 日本正式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则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这时候的日本已经崛起 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个时期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在“日本中心论” 思维下推行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即以日本为雁头，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NIES）为雁身，以东盟国家（ASEAN）和中国等为雁尾等，以确立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 发展中的核心与先导地位。另一个特点则总是以“亚太一员”的身份自居，并以此为原则和 框架来推进地区合作。也就是说，日本希望建立的是包括其主要贸易伙伴与盟国美国在内的 亚太自由贸易区和经济一体化。因为战略依赖的关系，日本不想因为积极投入到排斥美国的 东亚经济集团而遭致美国的不满，并在安全保障方面失去美国的保护。正因为“雁行模式” 和“亚太一员”的战略思维的作用，日本更多地希望东亚成为以日本为中心的生产基地与出 口基地，而美欧则作为为其提供广阔出口市场、尖端科技资源以及各种战略资源的贸易伙伴， 因此日本对东亚区域的地区内经济合作长期以来总是处于相对消极的态度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日本提出的很多区域合作倡议都带有浓厚的“太平 洋”色彩。也就是说，日本在亚洲与太平洋之间的战略定位方面，偏重于太平洋。如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一方面是越南战争的背景，另一方面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展， 日本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圈”的构想开始浮现。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日本学界与新闻 媒体就开始讨论关于“亚洲太平洋经济圈”的话题。小岛清教授是日本学者在亚太经济问题 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在 1965 年发表的《太平洋共同市场与东南亚》的论文中指 出，如果太平洋沿岸的五个发达国家（美、加、日、澳、新）之间建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 话，则可以在依靠增加地区间贸易来增加收益的同时，扩大对东南亚各国的出口。为了具体 实现这一构想，小岛等还与一些有同样构想的人士组成了研究会。在 1968 年 1 月的日本经 济研究中心举办的“太平洋贸易开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论文， 指出了太平洋地区内贸易扩大的倾向以及相应的对策等。当时，政界格外关注亚洲太平洋构 想的是在 1966 年 12 月至 1968 年 10 月期间担任第一、二次佐藤内阁外务大臣的三木武夫。 1967 年他在多个演讲中都积极提倡他的亚洲太平洋外交构想。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培育 亚太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互相协作精神；（2） 应该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来考虑亚洲的 开发，这不仅需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合作，而且需要发达国家共同来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贫 困与发展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解决也直接关系到发达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3 ） 5 提出成立亚洲太平洋地区协作机构的构想。 甚至一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及 80 年代前半期，日本关于地区主义构想的提法更多的 也是只提“太平洋”。比如，1979 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了“环太平洋构想”以及以此为 基础在 1980 年举行了第一次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 ，并在会上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 6 的构想 。反映出当时日本在与亚洲与太平洋的合作方面，日本的经济外交的重点更主要地 是放在与太平洋各国的合作上。这与当时日本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等之间的经济摩擦日 益加深不无关系。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地区主义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亚洲意识有所 回归。主要原因是 1985 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迅速升值，日本为了增加竞争力对NIES、 ASEAN的直接投资大增，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深化了。加之，世界经济地区化的趋势更加取 得了发展，也促使日本更加重视亚洲。 1989 年 11 月，第一次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 会议在日本的积极倡导下召开了，这可以说是日本亚洲太平洋地区主义的一个现实的成果。 3 因为对日本来说，既可以借此调整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与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又可 以确保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是说使日本可以更好地处理长期以来为之苦恼的与美国 协调以及与亚洲发展中国家合作之间左右为难的课题。对此有识之士指出，虽然日本推行的 这个战略有利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经济合作的推进，但是，如果东亚经济合作必须严 格地限制在亚太经济合作的范围内，东亚经济合作的目标、深度不能超越亚太经济合作，特 别是东亚经济合作不能朝着排斥美国的经济集团的方向发展，那么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上的 推进是有限度的。而且，如果东亚经济合作如果超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规定的目标，那么日 本有可能重新回归消极和暧昧的立场。7 而后，日本对待东亚经济合作的态度和行动也正表 明如此。而且，APEC后来的发展也表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主义下的这一合作框架下 虽然是一个协调与沟通的组织，但是不可能带来类似于欧盟那样紧密的地区主义下的地区经 济合作。 综上所述，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日本在地区主义上一直在“亚洲太平洋”与“太平 洋”之间徘徊，且在提法上始终离不开太平洋，可见其重视太平洋的程度，或者说美国因素 对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影响程度之深。因此，日本对东亚地区内部的经济合作始终是比较消 极，反而更热衷于亚洲太平洋的跨地区合作，而“APEC”正是日本这一地区主义的具体体 现与现实成果。 三 冷战结束后--东亚意识有所回归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情况与东亚的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日本经济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处于发展停滞状态，同时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 下降趋势。进入 90 年代后，日本GDP实际增长率从 80 年代的 4％下降至l％，人均GDP增长 率从 3％下降到l％。90 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降至 80 年代的一半，仅为 1.3%。在 几个发达国家（日美英法德）中倒数第一。据日本经济中心统计，1990 年日本潜在竞争力 排名第 3（80 年代排名第 4），但到了 2000 年时，其排名降至第 16 位。 8 其次，以中国为 代表的东亚经济则出现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每年都能保持 7%至 8%的高增长率。 而且在中国加入WTO的良好预期下，中国有望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和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巨 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在成为亚洲最大的投资市场的基础上成为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随着 资本的扩张，企业实力的积聚和技术的积累，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原来 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结构向劳动、技术、资本密集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产业结构转变。随着 这种结构的深入，在东亚，中日韩之间的产业分工有从原来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趋势转 变。这给整个东亚的国际分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中国的发展也带动了整个东亚经济 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火车头。在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与日俱增。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东亚的经济版 图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来说，原来的以日本为中心的“雁行模式” 陷入了难以运行的困境。 总而言之，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停滞，国际竞争力下降，日本有摆脱经济发展困境 以及加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刻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合作与东亚经济飞 速发展的形势对日本提出了严峻的竞争与合作要求。如果日本不积极地融入东亚，那么日本 不仅会失去很多经济发展与获取市场的机会，更有可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被边缘化的危险。 而且，日本也深刻地认识到，出于摆脱经济困境的需要，加强日本在的东亚的海外事业是加 强日本企业竞争力以及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此外，从其一以贯之的谋求东亚主导 权的野心出发，日本也需要在战略上加强在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因此。进入 20 世 纪 90 年代以后，与之相对应的“东亚”地区主义就得到了提倡与响应，东亚意识升温了。 4 不仅有日本学者提出以东亚共同体为基础的发展思路，而且政府与企业也深刻地认识 到东亚对日本经济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方面的动向也相对积极起 来。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不仅成为日本，也成为许多其他亚洲国家的 一个构想。马来西亚政府的马哈蒂尔总理就提出过“东亚经济集团” （EAEG）的构想。1996 年 2 月，中日韩三国与 ASEAN 之间举行首次首脑会议。这是一次在没有美国参加情况下的 东亚各国首脑会议，对日本的对东亚的地区主义参与的历史中来看具有重大的意义。在 1996 年 11 月的 ASEAN 经济部长会议上，就资金调配、技术转移、人才培育等方面向日中韩提 出了合作的要求，从而浮现了东亚各国之间具体合作计划的草图。1997 年 1 月，日本首相 访问了 ASEAN 5 国的时候，提出了日本与 ASEAN 举行定期首脑会议的倡议，而 ASEAN 则反过来提出举行 ASEAN 与日中韩三国的定期首脑会晤。这是 ASEAN 各国试图不让日本 影响力过大的战略体现。不管怎样，这些动向都表明东亚地区的地区主义意识的显现。这也 是东亚地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地区依存度上升以及东亚经济活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1997 年发生的东亚货币危机，使日本与东亚国家更加认识到东亚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 关系与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借此机会，日本提出了AMF（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该 构想由于体现出日本试图主导亚洲的野心而遭到美国以及东亚一些国家的反对，最终未能成 功。虽然遭到了挫折，但是日本并没有因此放弃在东亚增加自己影响力的努力。1998 年， 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独自的资金援助构想，计划在 2 年内向亚洲国家提供 300 亿美元的资金 援助，即新宫泽构想。由于日本感到美国对排斥美国的多边形式比较反感，转而以双边援助 方式向亚洲国家提供日元借款。日本借助这种双边援助以及ASEAN10+3（日中韩）框架来 参与亚洲的经济事务。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日益繁荣，东亚地区在日本经济外交中的重要性也 越来越强了。 9 总之，日本的在地区主义方面，在战后 20 世纪的 50 多年中，经历了太平洋主义占绝对 优势、亚洲太平洋主义与太平洋主义并重以及东亚意识的回归的一个过程。以此为背景，东 亚也从配合美国战略的援助开发对象，发展为日本的对外出口的生产基地与直接投资基地， 再到生产基地与市场基地并重的相互依存的对象，东亚在日本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 四 21 世纪初期的东亚地区主义--亚洲太平洋意识再度升温 尽管日本日益认识到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东亚意识的 完全回归，由于美国因素与历史因素的作用，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上的消极与暧昧仍有显现 的可能，同时也可能为亚洲太平洋意识的再度升温创造有利的条件。 2005 年的亚洲峰会，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的亚洲太平洋意识的重新抬头。2005 年 12 月 14 日的首届东亚峰会在 10+3 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印度、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三个国家， 使东亚合作不仅在市场上，而且在合作机制上出现了开放性特征。“东亚峰会，顾名思义， 应是东亚各国首脑会议，但首届峰会就超出了东亚，包括了南亚的印度和大洋州的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显得名不正言不顺。这也无妨，因为东亚合作动一开始就持开放原则。但问题是， 这种成员扩大明显反映了某些大国在暗中角力”10 。这些大国包括美国、日本以及印度等等。 其中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愿意看到东亚出现一个排他性组织的出现，以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以 及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抬头都会受到其遏制。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日本的一系列试图在亚 洲增加其领导作用的想法加以否定的原因，比如对日本倡导的AMF的否定等。另一方面， 作为其盟国，日本也是美国用以制肘其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力量。因此，当东亚各国讨 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时候，美国就积极怂恿日本把他们的盟友澳大利亚、新西兰拉入进来。 目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密切以及影响力不断上升，日本为了平衡中国 5 的影响，也积极劝说东盟加纳澳新。而印度作为日本认为可以抑制中国的力量，是近年来日 本积极拉拢的对象，因此日本也积极支持印度的加入。11 如果日本以及其他一些非亚洲国家 不是出于合作与共赢为目的来参与东亚峰会或者其他东亚经济合作，而是玩弄国际关系的均 衡或者零和游戏，那么这样的东亚经济合作的未来是不容乐观的。而且，日本的这些做法， 归根结底是为了增强其自身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作用。问题在于一个从独自性出发，而不是 出于合作共赢的动机的国家，是否能最终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而发挥主导作用，是值得怀疑 的。 这次日本在东亚峰会前后的作为不仅深刻地表明了日本对“东亚共同体”的提倡与设想 其实无法摆脱“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的框架，而且也表明日本在继续“脱亚入欧”还是 回归东亚方面依然处于定位不清楚战略不清晰的状态，从而使日本虽然认识到东亚的与日俱 增的重要性，但是在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立即表现出消极与暧昧的立场。也就是说，日本 的东亚观依然是不明确的和摇摆不定的。而这种战略不清晰的东亚地区主义必然对日本的东 亚经济战略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一方面东亚在日本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有回归东亚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独自性思想的作用使其在对东亚开展经济活动的 过程中出现短视、保守以及利己主义等种种消极行为。其次，战略不清晰的东亚地区主义导 致日本在对待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上始终处于消极与暧昧的状态上，未能真正投入地参 与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而且在其他国家出现积极行动的时候则往往处于被动应付的局 面，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与时间安排。 五 特点极其影响 概括而言，本文认为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独自性。这 个独自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在对外政治经济战略上追随美国而试图与东亚保持距离的独自 性。在这一独自性的作用下，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上一直存在着较强的太平洋意识，以及有 别于东亚国家的“优越意识”，并因此长期以“亚太一员”自居。二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大， 日本不甘心永远屈服于美国的制约之下的，希望摆脱美国而发挥自己在东亚的独特政治经济 作用的独自性。在这一独自性的作用，日本不时提出独自性的支援政策，独自性的合作政策 等。三是谋求主导东亚并在东亚保持领先地位的一贯野心作用下的独自性，即“日本中心主 义”。这种独自性使日本在“后雁行时代”也依然固守着“雁行思维”。 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上的这种独自性对日本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战略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日本东亚地区主义演变的历程中，一方面为顾及与西方盟国的关系而采取在亚洲与太平洋 之间的平衡政策，对东亚地区内的经济合作持比较消极有时甚至是排斥的态度，而另一方面 则随着自己经济力量的不断强大以及东亚地区经济的繁荣，日本也有回归亚洲的形势之迫， 以及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新亚洲参与战略的需要，以期在东亚经济合作中追求独自的作用与贡 献。因此，日本政府会提出一些所谓的独自的亚洲支援政策、独自的亚洲资金合作方针等， 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加强日本产业竞争力，在东亚国际分工中继续充当领头雁，以及在东 亚地区经济合作中占据主导权。 然而，为了主导东亚，日本又不得不在战略上依赖美国，以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制衡自 认为在东亚有竞争的国家，以谋求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于日本来说， 如何既能摆脱美国，又能在东亚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因此，日本在东亚地区 主义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独自性有如一把双刃剑，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比如，日本 有试图摆脱美国的牵制而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方面做出独自的作用与贡献的意愿，这种独自 6 性的增强可以加强日本参与东亚经济的意识，促进其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积极性，以及更 好地为东亚经济发展做贡献；而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掌握主导权的独 自性，甚至试图借助地区外的力量来竞争主导权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包括在 地区主义上如何平衡亚洲与太平洋之间的矛盾，“雁行思维”的固守与飞速发展的东亚经济 一体化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处理不好势必将影响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领导作用 的发挥。因为，在东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紧密， 且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如果日本过分强调“日本中心主义”的独自性，那么 不仅可能影响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领导作用的发挥，甚至可能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 进程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总 结 总而言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秩序、经济格 局的变化影响着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而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变化又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东 亚经济战略的演变。日本的在地区主义方面，在战后 20 世纪的 50 多年中，经历了太平洋主 义占绝对优势、亚洲太平洋主义与太平洋主义并重、东亚意识有所回归以及亚洲太平洋意识 再次升温的一个过程。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如何演变，但是始 终体现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其“独自性”，而且这种独自性的影响具有正负双重效果。本 文认为，日本惟有多一些摆脱太平洋意识的独自性，而少一些在东亚地区主义上“日本中心 主义”的独自性，才能更好地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 易，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日本的传统政治文化背景，而且还关系到当代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志。 “日本中心主义”具有日本传统文化背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从近来日本的政治走向 来看，新保守主义占据潮流，日美同盟进一步加强。加上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以及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惟恐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超过日本，因此与中国争当领导人 的意识也不断抬头，并试图借助其盟国来制肘中国，从而使其亚洲太平洋意识的再一次抬头。 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方面仍然没有完全地回归东亚，这就决定了日本在东亚 地区的经济合作方面，仍然是保守的，缺乏足够的开放意识与合作意识，这必将影响其在东 亚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 1 本文中所谓的日本东亚地区主义，是指日本对东亚地区的认识、态度，这种认识与态度是 日本借以采取对东亚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与战略的基础。 2 所谓的科伦坡计划，就是指 1950 年 1 月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制定的对英国的自治领地和殖 民地的开发计划。初期计划于同年 9 月在伦敦发布。该计划的最初参与国有澳大利亚、家难 大、锡兰、印度、新西兰、巴基斯坦、英国、马来、新加坡、北婆罗洲和沙捞越（马来西亚 州名，Sarawak）等英联邦诸国。1951 年有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美国，1952 年有缅甸和尼 泊尔，1953 年有印度尼西亚，1954 年有日本和泰国先后加盟。 见[日] 小林英夫著， 《日本 企业档案》，第 3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9 月第一版。 3 [日] 小林英夫著，《日本企业档案》，第 5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9 月第一版。 4 [日]末广昭、山影进编，《亚洲政治经济论—亚洲中的日本》，第 263 页， NTT出版株式会 社 2001 年 2 月编。 5 [日] 小林英夫著， 《日本企业档案》，第 83--8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9 月第一版。 6 这里的太平洋的范围包括NIES、ASEAN，以及面向太平洋的中南美国家以及南太平洋等。 7 王力军，《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前途坎坷》，http://iis.cass.cn/files/xszl/wanglijun.html 8 陈峰君，《东亚经济谁执牛耳？》， http://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jp/pages/sino-jp190202a.html 7 9 [日]末广昭、山影进编， 《亚洲政治经济论—亚洲中的日本》，第 272--286 页， NTT出版株 式会社 2001 年 2 月编。 10 《双轨运行的东亚一体化》， 《瞭望》新闻周刊第 51 期（总第 1140 期） ，瞭望周刊社 2005 年 12 月 19 日出版。 11 《双轨运行的东亚一体化》， 《瞭望》新闻周刊第 51 期（总第 1140 期） ，瞭望周刊社 2005 年 12 月 19 日出版。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责任编辑 ） 8 东亚经济发展与政府干预的调整 周建勇 内容提要 从“东亚奇迹”、“东亚模式”到“东亚金融危机”，是二战以来对东 亚地区发展历程的基本概括。东亚发展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欧美经济模式，也 不同于拉美的经济模式。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1 。比 较一致的是，学界都认为东亚奇迹的取得，关键是政府的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 中发挥了独立的主导作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能认为是政府干预 的失败，相反提醒我们，在面临全球化和新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不仅是必须的， 而且需要在干预内容、干预强度和干预方式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和转变。 关键词 东亚发展模式 政府干预 一、 东亚经济发展与东亚发展模式 东亚，首先是个地域概念，就是亚洲的东部地区，包括中国（包括台湾省） 、 日本，韩国、朝鲜。广义的东亚地区，还包括了亚洲新兴经济体（ANIES，Asian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cs）和东盟国家（ASEAN）。近年来，随着这一 地区经济发展和与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密切的联系，东亚的概念逐步泛化。东亚各 国和地区在 20 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其辉煌的经济增长，据亚行统计，东亚地区 经济在过去的平均增长率为 8%，远高于发达国家年均 3%的增长水平和发展中国 家年均 4.3%的增长水平。世界银行指出，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记录令人瞩 目。在 1965——1990 年间，东亚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8 个经济高增长国家和地区（HPAES: 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cs——香 港、印尼、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是 5.5%（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2003，59），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在 2 1993 年把东亚奇迹归为经济奇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国受到 1 1993 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分析了八个高度经济增长体，提出了“东亚 奇迹”，最初主要指经济发展的奇迹。之后诸多学者强调了东亚奇迹的政治原因。 2 世界银行在 1993 年指出，HPAEs（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是唯一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均 1 极大影响，多数亚洲经济体在 1998 年经历了负增长，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 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五个危机国家的经济下降了 7.8%（其中分别下降为 13.7%、 5.8%、7.5%、0.5%、10.0%） 。不过到 1999 年已经复苏，韩国的表现超过了其他 四个国家，它在 1999 年的增长率超过了 10%（WB,2000） ，而且多数亚洲经济体 的增长在 2000 年表现强劲。 东亚模式最初指经济发展模式，但“把东亚模式仅仅限于经济方面显然是不 全面的，对于东亚模式的分析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广泛内容。” 3 按照Kanishka Jayasuriya的说法：“东亚的发展模式有三个显著的特征：第一， 国家大量涉入关键的经济部门，充当规制者（regulator）和控制者（controller）； 第二，东亚国家的经济是出口导向或外向型经济……国家在推动出口中扮演了关 键的角色，同时，限制国内进口；最后，东亚经济具有强调生产、压制消费的特 点。 ”4 陈峰君将东亚奇迹分为两个方面，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东亚经济模式的 特征图式是：经济优先主义+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分配 收入相对均等→高经济增长率；东亚政治模式的特征图式是：传统政治体制（强 政府+强人政治+一党独大+军人干政）+现代国家体制+（专家治国+健全法制+反 腐倡廉）+渐进民主化进程→经济发展 5 。李晓认为，“东亚的经济起飞突显为一 种典型的政治过程。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进程，几乎都是在专 制政体（或一党执政）条件下实现的，即是由“发展性导向”的“强政府”以超 常规的手段发动和推行的。政治上的非民主化，使政府有条件摆脱国内外各种利 益集团的干扰，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迅速地发动经济增长，并压制或 6 缓解了随之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压力。” 政治学者大都强调了 政府的主导作用。在东亚的发展中，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独立的主导性作用，这种 发展模式，既异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早在 1982 年出 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Chalmers Johnson）便是探讨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 作用的代表作。之后， 《东亚的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罗伯特·韦 现象递减，两者同步进行的一组经济实体。另外，东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即日本和“四小虎” 也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经济实体。这一方面表明了东亚经济增长的特点，部分也解释了原因。东亚发展模 式显然用来指称东亚近 50 年来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及其表现（WB,1993）。 3 陈峰君：《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1996 年第 2 期。 4 Kanishka Jayasuriya,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sation in East Asia, p146, Printed in ASIAN PERSEPECTIVE, Vol 18, No2,Fall-Winter1994,. 5 陈峰君：《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76、378 页。 6 李晓：《东亚模式与“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第 14 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 8 月。 2 德和戈登·怀特） 、 《驾驭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 （罗伯特·韦 德） 、 《东亚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选择》 （世界银行） 、北京大学现代化研究中心 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罗荣 渠著或主编）等一系列现代化研究丛书，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在东 亚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政府对东亚经济和市场领域的直 接或间接的干预成效，开始被人们看清了， “发展型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描述东 亚政府的一个新的词语。 二、 东亚各国的政府干预及其表现 古典自由主义提倡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亚当·斯密认为国家完全不要干 预经济生活。他认为，国家的各种活动应压缩到防御外国侵、执行法律和正义， 以及维护各种公共事业与设施等的最低限度，在经济活动领域和财政领域里，应 当限制国家，使国家成为一种“自由国家”或“夜警国家”。政府的开支是必要 的，但是其从事的是“不生产的劳动”，它的增加必然会牺牲生产的劳动，将会 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把国家“形骸化”（把国家挖 空）了。之后，大卫·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国家的行为是不生产的，而是消费性 的，因而应当尽量缩小政府行为范围和尽量减少租税负担。 古典自由主义提倡政府的“守夜人”角色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事实上，就是 在被称为“守夜人”的 17—18 世纪，政府的作用也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对外 贸易中。进入 20 世纪，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国家观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事实上， 垄断和其他的不完全竞争影响了竞争的完全性，加上某些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带来 了企业的外部成本和外部效益，造成了无效率或效率差。于是，政府干预经济成 为必要，这就是政府的经济责任。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资源配置的调整 （源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外部性存在以及不能有效供给公共品）；第二，收入的 再分配（源于市场的逐利性、垄断、私有制度）；第三，保持经济稳定（市场不 能导致稳定） ；第四，促进经济正常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建立，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经济活 动进行调整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程范围和程度远远不同于其他地区。 3 1、政府干预市场：几种观点 在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模式上，至少存在着新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的修正 学派、亲市场学派以及政府和市场相互结合的观点。他们分别侧重于从市场和政 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新古典学派在解释东亚成功时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市场处于主导地位，而 政府仅起次要的作用。如 Wolf(1988, p.27)……Chen（1979， PP183-184）也 认为在日本及“亚洲四小虎“（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区，政府 的干预总的来说是很少的。政府所做的主要是为企业家开展业务提供一个适当的 环境。（WB,1993， P.58） 由 Amsden（1989） ，Wade（1989，1990）和其他经济学家倡导的修正学派认 为严重的市场失效时的政府有理由在许多重要的领域进行干预，以引导市场的发 展。他们认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经验表明，政府可以通过监督管理市场“有 意扭曲价格“和系统地干预生产激励机制以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从而促进发展。 也就是说，在单靠比较优势难以发展起来的工业部门，可以在政府的干预下建立 和发展。例如，Amsden（1989，p14）指出，所有经济的大幅度增长都有赖于国 家的干预，即制定扭曲的价格，从而使经济活动向更大规模的投资方向倾斜。因 为低工资水平是落后经济最重要的优势，但通常被其他不利因素来抵消，因此， 即使是在那些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中，政府的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 （WB,1993， P.59） 亲市场派（friendly market）介于新古典学派和修正学派之间，但倾向于 前者。认为政府不仅应减少在市场机制行之有效的部门的干预，如生产性部门， 而且在那些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部门应增加行使其职能。亲市场的战略为： 政府应起的作用是保证对人力资源的充足投资，为企业提供竞争的环境，开放对 外贸易和实行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超过了这些领域，政府的干预可能通常是弊 多于利。……简而言之，虽然市场的失效和政府政策的扭曲都是制约经济高速发 展的重要因素，但政府的失误会带来更大的损失（WB,1993， P.60）。 第四种观点即为政府和市场相互合作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和市场是 相互作用的，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势力范围，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推动了 东亚经济。如 Chalmers Johnson 的“发展型国家”。HPAEs 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这 4 些国家的政府在运用政策工具以达到经济目标时通常采取了非常务实的灵活性。 它们通过不同政策的混合使用——从“市场导向”到“国家引导”等等呢——实 现了这种结果，而这些政策在不同经济实体和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 把政府和市场作为变量的两端，按照政府作用由小到大，可得出如下图示： 学派 政府 市场 古典学派 减少干预 市场主导 亲市场派 市场失效时干预，总体上减少干预 市场主导 发展型国家 古典学派的修正学派 政府与市场应该合作，有管理的市场 政府主导，干预必不可少 应该说，东亚的成功，是政府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导作用实现 的；这种主导作用既遵循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也积极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 2、东亚政府干预的表现 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主导性作用。这既是东亚奇迹的 成因，也是东亚奇迹的结果。无论是公共政策的形成，还是反贫困的战略；无论 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高效率的官僚机构，都彰显了政府的作用。如果说西方 经济的增长主要体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胜利，东亚的奇迹则以政府干预主义见长 7 。东亚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强国家（或硬性国家） 强国家或者硬性国家（Hard State or Strong State） （Robert Wade，1991） ， 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角度讲的。由于国家的自主性和能力在不同社会中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因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千差万别。“大致说来有如下四种：第 一，强国家，弱社会；第二，强国家，强社会；第三，弱国家，弱社会；第四， 食利国家。 ” 8 强国家并不必然导致“弱社会” ，但是东亚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决定了 东亚的社会发育不成熟，私人企业与政府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斯科科 波尔表示法国革命前的社会（土地贵族的权力和中央行政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 7 在东亚，许多政府都通过不同形式和渠道干预以促进发展，在一些情况下还采取干预手段促进特定产业的 发展，这些因素包括：公共政策与增长、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和出口增长；加强机构建设，促进经济增长； 积累人力资源和有形资本、有效的资源配置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等。世界银行， 《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 共政策》199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8 详见郭定平著《韩国政治转型研究》第 17—1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9 月。 5 个“国家主义的社会”那样，东亚社会也是“国家主义的社会”，表现为私人资 本主义在国家中的弱势作用，以及社会的软弱和对国家的依附性。东亚国家和社 会的关系“强国家，弱社会”型的。 强国家的第二个特点是合作主义，政府与企业成立合作组织，从而使得国家 和社会各种集团相互依存，私人企业缺乏自主性。如日本的官民协同体制（又称 “官产复合”体制）包括：日本的通产省、大藏省、经济企划厅为主形成的政府 控制系统和“官、产、学三方相结合的审议会系统，它吸收了政界、财界、产业 界、学界的代表”，组成了咨询、协调和审议机构；以及同政府密切合作的行业 协会系统组成。在新加坡，政府本身就是地方企业。 东亚各国在世界体系和国内阶级结构中形成了一个强国家的结构，国家和资 本的联系几乎没有改变。在韩国，政府通过控制银行规范金融资本的流动；控制 着国外贷款的使用程度，政府有权力掩饰和监控跨国公司的活动；政府甚至干涉 企业制定投资、生产和价格的决策，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家能 力对经济政策的干涉达到这样的水平，从这个角度看，韩国是一个典型的“硬性 国家”。印尼政府不仅不从属于任何潜在的社会力量，而且所有的潜在的集团都 已经被融入官僚集团。 强国家还表现在东亚各国（地区）的威权主义政体。威权主义，是指二次大 战后出现的军人政权或有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 权。这种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强力统治、 一党独大） ，但又实行一些列具有实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特征（如议 9 会民主制、专家治国、重视法制、反对腐败等） ，简单界定为这种制度内核（政 府的主要官员通过由大多数人口参加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的缺乏。其主要形 式有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亨廷顿，1998，P139）。威权主义色彩保 证了国家的自主性，可以不受利益集团短期行为的影响，制定出符合国家长远利 益的发展目标。 第二、强政府与公共政策的平衡发展 强政府（李晓，1996）是从政治与行政、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的角度而 9 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74—175 页。在西方社会科学术语 里，人们习惯把政治制度分成三大类别：民主政体、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 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 6 言的，东亚的发展都是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进行的，罗伯特•韦德提出的“有管 理市场理论” （Governing Market theory）认为东亚国家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政府 不仅外在地管理市场，而且政府官僚机器自己就致身于市场运作之中，成为市场 中的一个枢纽，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参与、组织并最终驾驭市场的运作 10 。 强政府的特点是强行政、强人政治和高效行政。在东亚政府各组成部分中， 行政权力是最大的，而行政权力又往往集中到几个强人手中，从而政治强人可以 运用官僚系统把自己的意志迅速地贯彻下去。在韩国，从第一共和国到第六共和 国，行政权力一直处于政治权力结构的中心地位，在新加坡，行政易于影响立法 而立法很难影响行政；在泰国，“威权政治表现为‘威权为体，民主为用’ ，‘威 权为体’表现在行政权大于立法权，行政权制约监督权。”11 在行政体制内部，权 力集中于个人，具有强人政治的显著特点。如新加坡的成功和李光耀的名紧密联 系，也无人否认朴正熙以及其后的全斗焕、卢泰愚在创造“江汉奇迹”中的重要 领导作用，此外，印尼的苏哈托，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都是强人政治的代表。 与强行政相对的是立法机关的相对软弱。 强政府的另一个特点是强政党。由于东亚各国大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或者 是一党独大的国家。因此，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往往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 控制政府，从而减少少数派对政府的影响。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成立以来，就 一直掌握新加坡政权。 一个强大的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可以不受任何利益集团、任何社 会潜在势力的干预，从而实现了国家（社会）的高度自主性。“一般来说，东亚 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自主程度都比较高。这主要指政治体制不依赖于任何社会 12 集团、个人或家族，坚定不移地执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国家政策。” 这种自主 性主要体现为：（1）制定经济发展策略。如韩国政府分别在 1962 年到 1966 年， 1967—1971 年、1972—1976、1977—1981、1982—1986、1987—1991 年等连续 制定了五年计划。毫无疑问，韩国的五年计划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而且从历次实际增长率看，都远远超过了原计划的规定。（2）“在资源分配 上，政府起到了积极的和中心的作用……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可投资资源的三 10 见（美）罗伯特•韦德《驾驭市场》介评。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 年 5 月。 仁一雄《东亚政治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第 4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9 月 12 李路曲：《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第 28 页，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 月 11 7 分之二以上的分配权。” 13 （3）政府控制信贷。“在东亚各国（地区），由于政府 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信贷分配，因而便掌握了指导经济的重要杠杆。企业做出的 决策制由于政府确定的目标相一致，才能获得政府的信贷支持。” 14 第三、强官僚 强官僚主要是从官僚与企业（财团，韩国为chaebol，日本为zaibatsu）的 关系来讲的。国家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前提是在给定的领土上有一个稳定的行政 军事控制，此外，忠诚的、专业化的官僚和丰富的资源也是国家实现目标效能的 基本因素。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角色是国家的官僚，他们的中心任务是收 集信息，包括市场条件的信息分析，韩国，国家积极帮助企业获取国际市场的信 息。官僚化的服务帮助企业保护商标，在国际市场上开展竞争，提供科学技术方 面的支持等。正如国外的观察家经常指出的那样，东亚国家拥有一支受过良好训 练的、高效的、相对来说拒绝腐败的官僚。东亚经济奇迹的特殊历史、政治和文 化环境，塑造了一支称职的、高度实干的、中立的技术官僚，他们得以推行产业 政策，并因此而强化这种政策的合法性 15 。有力的官僚机构、政府与私营部门合 作的良好环境意味着：较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限制资本外流的努力更有成 效 16 。高薪、规范化的招聘和管理程序，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官僚队伍的质量，抑制了腐败，促进了公务员的凝聚力，有助于使政府机 构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 战后的日本，“政党和官僚一直是两个最重要的主导力量，也是政策决定的 主体，……官僚的主导地位则基于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 17 传统以及战后日本变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而确立。” 日本作为“东亚奇迹”的核 心，审议委员会（deliberative council）被视为有助于政府与私有部门间信息 交换的工具。在韩国，国家官僚主导经济发展，这段时期从 1960 年早期持续到 13 （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在探讨》第 451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年 5 月。 任晓：《从韩国道路看“东亚发展模式”的特征》，原文见《韩国研究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3 月。 15 既是政府的角色需要规范，国家能力还是值得提倡。尽管这个地区普遍出现了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军事 将领和官僚，但那些实干和尽责的技术官僚的贡献不应该被先入为主的偏见所忽视。见第 336 页。 16 HPAEs都为私营投资提供了可靠的投资环境，从而使高速增长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私人企业的发展。 HPAEs的公务员制度中，既有非常注重实绩，从不受外界干预，自主决策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 湾。但也有效率差的国家，不能完全自主决策的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但它们都拥有一支技术官僚的核心队 伍，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技术官僚的工作仅限于宏观经济管理，而称职能干的公务员队伍则在更大的政 策范围内进行管理。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第 242 页 17 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第 30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7 月 14 8 1987 年。虽然有反对党的存在，但是他们在政府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微乎其微。 朴正熙把内阁看成一个“技术专业工具”，内阁成员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的创造性 工作，这被称为科技治国论或专家政治（tecknocracy）。朴正熙时代还设立了新 的机构，如 1961 年 7 月 22 日成立组织协调管理和指导韩国经济活动的中枢机构 ——经济企划院。其基本职能是定期编制长短期经济计划和进行财政预算，最能 反映政府干预的特点。韩国虽然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培育了一批大的企 业财团，但总的来说那些企业是出于国家官僚的控制与保护之下的，以至于现代 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曾经哀叹自己的软弱无力和国家官僚的强大。 强国家、强政府、强官僚既是东亚政治发展的特征，也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 要原因。三方面的配合或重叠，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复苏。 三、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干预过时了吗？ 1、政府干预原因分析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曾说过：“撇开专横残暴的政府与主张自由的政府之间 的区别不说，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 市场的程度，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卡尔·马克思都懂得这一点。所以，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它对计划制度和市场制度来说同 18 样重要。” 林的观点告诉我们，一切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单纯地从一个 角度看问题，不仅不全面，而且不能解决问题。经济问题天生具有政治性。探讨 东亚发展中政府干预的原因，可以集中体现在下面几点： 第一，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赶超型战略（catch-up strategy），专 指运用政府的力量来加速经济发展，这在经济发掌中并不少见。如 19 世纪初的 德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诞生了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理论，他主张运用国家力 量，在国内实现政治统一以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实行保护主义。罗荣渠提 出：“历史表明，经济愈落后，现代会进程中的权力集中程度一般都更高，国家 18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 店，1998 年。他还说到，“不管是政治学或者经济学，从一定程度上讲，由于它们各自孤立地研究问题， 都已陷入了贫乏枯竭的状态，结果是两头落空。” 9 的支配和干预一般也更大。”19 西欧等内源型现代化国家，新兴的市民、商人、企 业家、制造上等分散的社会群体扮演中心角色，而东亚各国，现代民族国家、改 革政党等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扮演主导角色。早期现代化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变革 过程，经济因素的作用占主导地位；而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实际上 是一种自觉强制的定向发展战略，因为国家（包括现代政党）作为有组织的社会 力量在推动着一大变革过程中的作用，与早期现代化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 从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来看，革新创举大多来自社会和经济，政治 体系起到了一种推动作用。在欧洲大陆西部第二批发展的国家（譬如法国和德国） 中，政治体系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会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后来成功地 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如苏联和日本，政治的作用往往占了主导的地位。 ”20 同 样，结论是：虽然政治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交互影响，但从历史上看， 政治发展往往成为更大规模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心过程。 第二，市场经济不健全、资源有限的需要。政府积极介入经济活动，制定经 济发展政策，选择确定具有动态比较优势，以及示范效应的产业部门，并通过各 种政策，影响要素配置，提高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斯蒂格勒茨认为，政府 行使着重要的经济角色，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持这种观点。 第三，冷战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任何分析，都离不开冷战这一国际环境。 在东亚，美国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复苏，给东亚国家大量的财政、经济援助。朝 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对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与军事相关的民用产业起到了很 大的带动作用，此外，美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都成为刺激这地区经济 增长的重要因素。 美国市场对东亚新兴工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品的经济需求，以及美国 在这个地区对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为美国的东亚盟 友诸如日本、台湾、南朝鲜，以至在较小程度上还有香港和新加坡等的活动建立 了一个‘外在界限’ 。 ”巨大的外部市场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以美国市场 为例，1953 年，日本对美出口在其总出口中的比重达到 47%，到 1970 年仍然有 31%，韩国 1968 年度美出口比重为 51.7%。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外资，控制了大量 的资源，既可以减少国内各种力量的反对，又可以通过外资控制更多的国内资源， 19 2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 158 页，商务印书馆，2004 年。 （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第 419 页。 10 从而加强了国家的自主性。“东亚各政府无论是在同美国的外部联系上还是同地 方上层分子的内部联系上，相对来说是‘自主的’和‘坚强的’ ”、“在某种意义 上说，这种对外依附并没有减弱国家的自主性。相反，它在事实上提高了国家对 国内各阶级和上层分子的主动权。 21 最后，正如萧新煌认为的“复杂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在历史上一直相互作 用着，这样的相互作用导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其独 特的相对自主性” 。 22 第四，殖民地殖民统治的结果。东亚国家大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殖民 地统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国家自主性最高的政体之一。殖民地权力不 仅强调军事和警察的控制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在强国家的支持下得以发展。这在 1929 年经济危机中尤为明显，日本在韩国采取了国家组织、中央银行和财阀三 种力量聚集的统治方式。殖民化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取代了国内各阶级成 为工业化发展的领导力量。 独立后的“后发展国家”对这种专制统治产生了一种“路径依赖” ，结果新 兴的国家政权采取了一种类似“殖民地国家的”的统治，而且独立后形成的“民 族生存”的心理压力给这种政权带来了合理性，客观上促进了国家的高度自主。 第五，东亚文化传统的作用。东亚国家共处儒家文化圈，关于儒家文化与现 代化的关系，学界已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儒家有关国家的道德定 义，强调领导者或国家当局的仁政。东亚文化长期以来一直使人民社会化而尊重 “权威” ，而这种权威在现代的代表就是国家官僚体制。这样的政治文化，使得 东亚各国的官僚可以更加主动利用各种资源，而不会太多受到社会各方的反对。 第六，东亚政治传统的影响。东方国家一般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这种政体 的特点是存在大批专业化的官僚。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认为治水社会需 要治水的专业官僚，马克思也认为：“……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 员太大，不能产生资源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 23 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中央集权 化的国家和专业化的官僚管理，使得传统上的东方国家政府干预的内容和方式都 21 （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在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年，第 412 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在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年，第 413 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64 页。 22 11 是比较多的。 从如上的几点原因来看，政府干预的理论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具有合理性。 无论是从市场经济的不健全，还是从历史的路径依赖；无论是外部的影响，还是 内部的因素，都导致了东亚的政府干预不仅可能，而且可行。 2、危机后政府干预的调整 政府干预经济有其弊端，但政府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斯蒂格利茨 （J.E.Stiglitz）指出，市场失灵有八个主要根源，其中每个都被看作政府干预 市场的理由 24 。世界银行《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开篇认为，“市场与政府是相 辅相成的：在为市场建立适宜的机制性基础，国家（政府）是必不可少的。”这 是世界银行对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看待。简言之，政府的干 预是必须的，如果我们承认东亚的成功有政府的巨大作用，我们还要继续承认。 斯蒂格利茨和尤素福重新考虑了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官僚。他们认为，实际上 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有效地建立和使用技术官僚，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僚是很难 独立于上述压力之外的。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更为明显。随着民主化的进 程，很多腐败被揭发出来，短期政治考虑的严苛要求开始超越长期的战略性考虑。 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本地区主要政府机构的作为，充分反映了他们对强大利 益团体的压力是很敏感的。而且，东亚的官僚体系很难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人才。 此外，政治环境改变了，指望官僚体系的独立性是不现实的。 从体制上说，东亚的失败（金融危机）使市场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 的“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的具体表现。是东亚国家、地区没能适应市场经 济全球化、一体化，金融证券化、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大趋势而出现的市场与 政府二院调解机制由原来的优化组合转化为二者“双失灵”的劣势组合的结果 25 。 这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宏观分析。 不能说 1997 年危机是政府干预的失败，相反，危机提醒我们，在新的形势 24 前六个原因描述了市场有可能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后两个原因描述了这种情况，即使经济达到了帕累托 最优，政府也有进行干预的经济上正当的理由。他列举的六大原因是：第一，竞争的特点（主要是各种形 式的垄断）；第二，公共物品；第三，外部效应；第四，市场不完全（主要指保险市场、资本市场的不完全 和互补市场的问题）；第五，信息不完全；第六，失业、通货膨胀。后两个原因是收入在分配和优效品（merit goods）。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荷）阿诺德·赫特杰主编《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 经济中的角色》，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年，上篇。 25 刘力臻《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与“东亚模式”》前言，商务印书馆，2000 年。 12 下，政府干预的内容、方式和程度都应该做出一个较大的调整 26 。直接干预过时 了，干预的内容随着形势时刻在变，而对新旧领域的干预在程度上也要把握合适 的“度” 。危机国家的政府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以保护在市场环境中无法适应的 “老弱病残”。危机也揭露了市场经济的一个问题，就是增长本身并不能替代有 效的社会政策。这是基于如下几点原因：第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市场和国内 市场的一体化，金融和贸易的全球化，使得政府的作用越来越笨拙；第二，民主 化的转型，一党专政和军人政权的威权主义政体开始丧失合法性，公共债务的不 断增加、人民对政治权力的不断追求，已经将管制问题明确地提到下一步的议事 日程上来。而且，金融危机的发生给政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第三，各国面临的 具体问题。如老龄人口的增加、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要求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将弱势族群纳入增长的轨道、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都需要 政府作出更大的功能。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角色，将越来越趋于狭窄和间 接 27 。 弗朗西斯·福山将国家范围和国家力量进行了区分，对国家职能进行了重新 界定。他认为，在一些范围内，国家力量要增加；在另一些范围内，国家力量要 削弱。要增强国家力量，就需要相应的国家机构的增强；反之亦然。“真正的问 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但在其他领域却需要加强。”28 对于亚洲国家而 言，这就是关键。 Chales Boix指出，如果以欧洲公共部门的演进作为一个标准的话，那么东 亚公共部门的扩张在未来 20 年中还有充足的空间。如果欧洲经济体是一个向导， 那么东北亚国家将会见证自己公共部门规模的显著增加。“东亚的国家是一个适 29 度的公共部门（与类似国家相比还不完善），因而有充分的空间可以成长。” 关 键的问题是，公共部门如何增长，以及伴随着公共部门的增长，政府的干预应该 26 自以洛克为首的自由主义提出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以来，政府在一国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保护私产、 维护公共利益的角色，政府很少参与到经济的发展中来。但这一时期的政府仍然在国际舞台上以积极的姿 态干预贸易。进入 20 世纪，人们逐渐意识到“看不交的手”有其弊端，1929 年危机后，凯恩斯的干预主 义开始盛行，政府干预国内经济的理论已经成熟。事实上，纯粹的自由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政府的干 预是始终存在的。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在两百年中，权力极大扩张，有人认为美国“形为联邦，实质高 度中央集权”。任何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政府干预也是如此，切忌“因噎废食”。 27 世界银行《东亚的复苏与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31 页。 28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2007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5 页。 虽然福山有为华盛顿共识辩护的味道，但是其对国家能力的重新界定，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政府干预的内 容和范围。 29 尤素福等，《全球变革与东亚政策倡议》，世界银行，2005 年，第 216、258 页 13 如何转变。今后，东亚政府的改革和干预有如下建议： 第一，“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东亚国家需要进行公共政策改革——降 低商业成本、改进管理、改善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企业追求面向全球的目标——如 果它们想保持在世界市场中现存的优势，继续推动增长，它们必须提高生活标准， 消除贫困人口。” 30 第二，制度创新。东亚必须在以下三个领域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管理全球 化（特别是金融、贸易和投资一体化），重塑企业活力，构筑新的社会契约和转 变政府职能。“由债务负担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带来的财政压力以及全球化进程， 使东亚国家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在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事情的压力下，政府的 精力需要集中在支持市场发展的法规、限制市场的负面效应、帮助那些无法适应 市场的弱者；政府也需要在由自己主导的经济活动中引入私人投资。政府还需要 重新考虑国家机构的作用。并将权利和义务下放给下级政府。最后，政府正在改 善公共管理机构（如管理收入和支出的机构和部门）以及改善公务员的服务。” 第三，提高公务员素质。公务员的素质至关重要，一支良好的、具备奉献精 神的公务员队伍，要能够代表人民，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缺乏一个道 德良好的官僚群体，政府干预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31 。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 郭定平） 30 约瑟夫等《东亚创新、未来增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年，第 22 页 关于此点，可参考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年。如果官僚是为自己赢利而非为公共利益，将会促使民众走向政府的对立面，必然会带来不可预料的负 面影响。 31 14 战后日本的产业技术振兴中大学所起作用的研究 王惠贤 李宏舟 内容提要：关于二战后日本的产学联合，研究界普遍认为，由于受战后反战情绪及国内外政 治局势的影响，产学联合呈现低调，大学对产业技术振兴的贡献降至低谷，而对造成这一现 象的国家科研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却鲜有系统的论述。本文结合战后特有的政治经济及国 际国内环境的特征，明确战后日本整个国家科研体系的特征，具体分析在战后特有的技术引 进潮流以及特需人才培养等方面，大学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并明确产学联合对大 学的深刻意义。 关键词：战后 技术振兴 产学联合 产学分离 一 先行研究简介和本文的分析视点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日本战后（1980 年代初为止）产学联合的社会背景和产学联 合的具体形式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明确大学在产业技术振兴中所起的作用，澄清对战后产 学联合的一些误解，弥补先行研究的不足。 关于日本战后产学联合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说法就是，二战以后，大学 与产业界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产学联合进入“休眠时代” ，并最终形成了大学与产业界的两 相分离的局面。而这一论点所提及的论据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对战争时期的产学军联 合体制的抵触情绪，导致了战后“大学纷争运动”的高涨，产学联合被推上了批判的风口浪 尖。第二，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民间企业科研环境急速好转，导致企业的研究环境要远远 优于大学，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需要大学的帮助了。 严格地说，以上这些说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但却又是非常片面的， 没有系统地挖掘出这些现状背后的原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试举一例来 说，现今的研究普遍认为，战后民间企业研究环境的好转降低了产学之间的关联，但是事实 却并非完全如此。首先，战后企业科研环境的好转只是一种“物质方面的繁荣”，它不但没有 降低企业与大学进行联合的必要性，反而更加突出了企业在科研力量方面尤其是人力资源方 面的不足，而企业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寻求大学的帮助。另一方面，因为企业 优越的科研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大学科研环境的不足，反而吸引并促进了大学科研人员 1 与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活动。 另外，对于在战后产业技术振兴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很多间接的产学联合活动，现今的研 究却鲜有涉及。比如，二战以后，不仅仅日本，欧洲诸国与亚洲诸国也曾为从美国引进先进 技术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是，引进成功并且带来相应效益的只有日本。这主要应该归功于 日本独特的产学联合体系的存在（中山，1995） 。 本文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缺乏一个统一的视点来支撑。为了保 持分析的系统性与全面性，本文首先提供两个分析的视点，以此总揽全文。第一个视点是： 对于具有公共性格的大学，社会赋予了什么样的制约因素。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由于 二战之前广泛进行的产学联合被普遍认为对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产学联合被普遍视 为邪恶现象，再加上大学教员作为国家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产学联 合遭到了整个社会的批判。 本文所提供的第二个视点是：社会对大学寄予了什么样的期望。这是支撑大学持续存在 并且维持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大学作为联系学问、科学、技术的纽带，在不断变革的 历史长河中，正是因为完成了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要求，履行了大学的 “社会责任” ，才有了今天的繁荣。所以，本文把社会对大学的期望以及大学对社会的回报作 为研究产学联合问题的第二个视点。 以下，本文以上述两个视点为主线，首先对战后日本产学联合的社会背景进行系统地分 析，然后就大学在产业技术发展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进行分析。 二 战后日本产学联合的社会背景 1．反对产学联合的社会风潮 二战之后，反对产学联合的社会风潮不仅来自于国内，产学联合还遭到了来自国外力量 的封杀。二战结束后，日本从深刻的反省中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产学联合对战争的进行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邪恶现象。尤其是在 1960 年代末期达到高峰的“大学纷争”的时代， 大学的“自治”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产学联合遭到了整个社会的批判。日本宪法明 确规定：“国家公务员是全体国民的公仆，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公仆”。1947 年颁布的《国家公 务员法》也把“公务员和企业的隔离”作为了一项重要内容来强调。 除了来自日本国内的反对，产学联合也遭到了另一股来自国外的力量的抵制。1952 年， 以促进日本战后重建为目的的“联合军”进驻日本，日本的产学联合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 这些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在联合军的占领政策下制定的“新制大学制度”完全把 工学教育的特殊性抛掷在了脑后。战后的高等教育改革高度强调大学教育的自治性，把大学 的主要目标定位于“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领导者的训练和产出”，并且把大学和产业界进行分 离作为了重要指针。在这种情况下，工学教育的特殊性以及产业界对大学的需要根本就没有 得到考虑。 另外，在联合军的影响下，对产学联合持彻底反对态度的日本学术会议于 1949 年成立。 这可以说是来自联合军的第二个方面的主要影响。关于战后的产学联合，迄今为止的先行研 究所普遍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来自日本学术会议的影响。日本学术会议最终导致了大学 的学术研究与企业的技术研究两相分离的体制的形成，基本阻止了正规渠道下的产学联合的 进行。日本学术会议作为一个“学者的组织”，在联合军的“民主性的组织构造”的提案下， 由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多名科学家组成，解答政府的疑难，是政府的主要智囊团。日本学术 会议的这种作为学者的组织的性格，决定了它对纯粹的基础研究的重视，它强烈的反对战争， 对产学联合持谨慎的态度，并且于 1960 年发表公开声明，声明绝不参与任何可能对战争做出 贡献的科学研究。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学术界对产学联合的态度，而且还导致了 大学的学术研究与产业界的科技研究的两相分离（关于这一点，本文在以下第 2 小节进行探 讨）。 以上，本文从意识形态方面分析了战后日本的产学联合所处的社会背景。但是，战后日 本的产学联合不仅仅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特殊分工也造成了大 学与产业界的分离。以下，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2．学术研究与科技研究两相分离的构造 1956 年 5 月，作为科学技术行政的综合的推进机关，科学技术厅正式成立。但是，由于 日本学术会议的反对，大学被排除在了科学技术厅的权限之外。也就是说，大学不在科学技 术厅的管辖范围之内。还有，由于受到现有的各种行政机关的制约，这些机关的管辖区域科 1 学技术厅都不能涉足，科学技术厅被限定只能掌管宇宙、海洋、原子力、国策工程 等新兴领 域。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 年苏联卫星首次进入太空以及 1958 年美国“探险者号”卫星的成 功发射，都给了日本很大的冲击，日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振兴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并于 1959 年 2 月成立了科学技术会议，作为统揽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最高审议机关。科学技术会议以 1 除了原子力以及宇宙开发等项目，即使企业有能力承担但是很难盈利的项目，作为国策工程由科学技术厅 来进行资金等方面的支援。 3 首相为议长，采取了由上而下的任命制度。这是科学技术会议与日本学术会议的最主要的区 别之一。所以，科学技术会议的成立，也和科学技术厅的成立一样，遭到了日本学术会议的 反对。日本学术会议担心科学技术会议的管辖范围与自己的管辖范围互相重复，从而会导致 自己作为政府智囊团的力量的减弱。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科学技术会议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 “科学技术会议尊重大学里的学术研究的自由” 。也就是说，大学不在科学技术会议的管辖范 围之内。 被科学技术厅以及科学技术会议排除在外的纯学术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国立大学里所进 行的科学研究，主要由文部省来提供科研经费。还有，企业里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开发活动， 主要属于通产省所支援的范围。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如图 1 所示的三分天下的局面。正如中 山（1995）所归纳的一样：“基础研究与企业的研究开发两相分离的构造”形成了。 图 1 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分化格局 大学里的 企业里的 国 策 基础研究 技术研究 工 程 文 部 省 通 产 省 科学技术厅 这种基础研究与技术研究两相分离的构造， 直到 1981 年的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制度成立， 才被打破。这个制度打破了存在于各个省厅、大学，以及民间的隔阂，不仅仅是企业，大学 教师也可以申请使用该项经费。 如上所述，大学纷争，联合军的占领政策，大学和企业之间所存在的两相分离的构造， 以及我们要在第三节里讨论的企业的研究环境的改善等问题，对当时的产学联合的开展来说 都会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尤其是对大学来说，从大学所持有的公共性格来说，大学所受到 的限制要远远高于企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学联合活动的不存在。由于大学的研究环境 以及办学环境的恶化，在很多方面大学都要依赖企业的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学与 企业之间的非正式性的联系。以下，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4 ３．大学进行产学联合的必要性 迄今为止的关于产学联和的研究，往往都是以产业界的需求为主来判断进行联合的必要 性。但是，二战以后的日本，由于大学研究环境的恶化，对大学来说，为了维持正常的研究 进程，与企业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 如上所述，二战以后的日本，无论是从法律条文来看，还是国民的意识形态来看，还是 从整个国家的研究开发体制来看，形势都非常不利于产学联合的进行。可以说，对大学来说， 当时最为明哲保身的做法应该就是和企业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但是，事实上，当时的大 学却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借助于企业的帮助。比如由于大学研究环境的极度恶化以及企业研究 环境的快速好转，在设备的利用以及资金筹集等很多方面，如果没有企业的配合，大学的很 多研究甚至到了根本无法进行的地步。 战后，随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大多数的企业都重新认 识到了技术创新及研究开发对企业的作用，从而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方 面。随着企业研究环境的快速好转，很多的企业在内部设立自己的中央研究所，在完善设备 的同时，不惜重金从大学以及国立研究机关挖取人才。 但是，与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的研究环境却急剧恶化。这主要 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府预算的减少。与战前相比，战后的物价指数上升了 250 倍以上，但是大学的讲座研究费却仅仅上升了 50 到 100 倍之间。预算的大幅减少直接影响甚 至可以说阻碍了研究的进行。对当时电子工学领域的情况，曾有过如下的描述：“在现今的预 算情况下，想要维持正常的研究活动简直是无稽之谈。有些讲座一年所有的研究费只够买两 个最简单的测定仪器。一般说来，维持正常研究所需要的费用要在政府预算的 10 倍以上” （菊 池，1959）。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只有借助企业先进的研究设备以及企业所收集到的最新 情报。对于大学研究环境恶化这一现象，《科学技术白书》数次提出警告，称“基础研究落后 于国际水准将是短短几年之内的事情”。 导致大学研究环境恶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从企业到大学的资金流动的减少。由于企业研 究环境的好转以及研究能力的增强，企业对大学的委托研究等活动也非常低调，这直接导致 了大学的委托研究费等各项收入的减少。科学技术厅的统计数据表明，1957 年从企业流向大 学的委托研究费仅为 13 亿日元，只占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 3.7%。而且从这些委托研究的内容 来看，几乎没有涉及基础研究领域的，很大部分都是企业为了弥补自己的人手不足或者设备 不足所进行的应用研究。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委托研究不仅没能给大学带来相应的 收益，与大学的相乘效果也很小，很多场合反而妨碍了大学的基础研究。 5 如上所述，由于大学研究环境的逐渐恶化以及企业研究环境的逐步完善，必然导致了大 学和企业间研究环境的逆转。大约从 1959 年起，无论是研究费支出总数、研究人员总数，还 是人均使用研究费方面，企业都逐渐显现出优势，并且这一优势不断加大，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虽说当时的国势民情都反对产学联合，但是对大学来说，为了得到企业的资金援助和技 术情报，为了更方便地利用企业的研究设备，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得不和企业保持千丝万缕的 联系。 三 大学的作用 这部分，本文从第二个视点，也就是“社会尤其是企业对大学的期待”这一视点出发， 看一看对企业来说，与大学进行产学联合有什么样的必要性，以及企业以何种方式与大学进 行联合，从而明确大学在企业技术振兴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 战后日本独特的社会背景出发，明确大学在技术引进以及技术的传播与改良中所发挥的枢纽 作用；第二，明确大学科研人员作为企业技术指导员的作用；第三，明确大学为企业量身订 制所需人才等方面的一些举措。 1．技术引进的促成者以及人际关系枢纽的作用 战后的日本企业，为了快速复兴经济，缩短与欧美之间的技术差距，最为快捷可行同时 也最为经济的做法就是技术引进。战后，不仅仅是日本，欧洲诸国与亚洲诸国也为了从美国 引进先进的技术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是，引进成功并且带来相应效益的只有日本。中山 （1995）认为，日本技术引进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日本得天独厚地拥有早在明治时 期就建立起来的产学联合体系。 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大学主要在两个方面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首先，大学的研究 人员作为新技术的发现者、传播者与改良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研究人员作为企 业的技术咨询员，对外国先进的技术具有独特的理解力，便于发现适合于企业的技术，并且 向企业进行介绍和说明。甚至可以根据国内产业与企业的需要对导入的技术进行加工与改良， 并对企业进行相应的技术指导。这方面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 NC 旋盘的导入。1950 年代初 期，美国人发明了 NC 旋盘，并且把有关这一技术的学术报告提交到了 MIT。当时在美国大学 任教的日本教授发现了这一技术，把它带回日本并且在自动制御研究会上作了介绍。以此为 契机，有关 NC 旋盘的情报在当时属于同一研究会的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通产省机械技 术研究所以及企业的研究人员之间得以快速传播，后来经过富士通、牧野、日立等企业的共 6 同研究开发，NC 旋盘于 1966 年正式投入市场，富士通还专门为此成立了分公司进行经营。 就如 NC 旋盘的例子一样，在促成技术引进方面，产学双方共同参加的研修会、学会以及 各种公开讲座等占了很重要的位置。还有，由企业界举办的各种技术讲座以及通产省为扩大 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所组织的研究工会等方式中，作为协调人员与组织者，超越了个别企业 利益关系的大学研究人员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大学在企业的技术引进过程中所发挥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导入的技术与企业的审查 和配对工作。在战后的技术引进中，为了节省有限的外币储备，1949 年的《外国货币以及外 国贸易管理法》与 1950 年的《外资法》规定，民间企业如果想要从国外引进技术，首先必须 向政府进行申请并且得到了外资审议会的许可才可以进行。对企业的申请所进行的审查工作， 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大学的研究人员担当的。任用大学研究人员担当审查任务的很大一个理由 就是，由于政府官僚的判断失误导致了很多的失败。比如，当索尼申请引进半导体技术时， 通产省的官僚却认为，刚刚成立的索尼公司没有引进的能力，从而导致该技术的引进被拖延 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的大学研究人员被任命为审查人员。因为相对于政府 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大学研究人员能够更为准确的判断出，什么样的技术最为紧缺最适合 导入，哪个企业最适合导入技术。 在产与学互相联合的技术引进方式中，大学所发挥的如上所述的两种典型的作用，早在 明治时期的技术引进初期就已经形成，并一直沿袭到二战以后。在明治时期，西洋的技术首 先被引进到国立大学、专门学校与国公立研究所等政府公共机关。在这些地方进行适当的改 良与加工以后，再转移到企业，投入生产。大学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大 学研究者在长年的教育与研究活动中，通过各种学术活动与各界的研究者进行广泛的交流， 而且因为曾经接受过他们指导的毕业生遍布各种各样的机构，所以哪个领域，哪位研究者， 拥有什么程度的知识与技术，各种研究开发项目中所需要的人才与技术都分别分布在什么机 构，大学研究者都有更为清楚的了解。加上大学研究者没有盈利目的，在众多的企业之间能 够以中立的立场进行交涉，所以容易得到企业的信赖，各种情报也容易入手，而且容易促成 各种机构之间的合作。 如上所述，在战后的技术引进中，大学研究人员由于其所处的独特的社会地位，在发现 技术、改良技术、促成技术引进等方面，充分发挥产与学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枢纽作 用，在导入技术与导入企业之间的审查、取舍、配对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2．企业的技术指导员的作用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大约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企业研究环境的好转，在企业内部 7 兴起了设立中央研究所的风潮，有的企业甚至断言，大学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但是， 事实并非如此。企业研究环境的改善，反而凸现了企业在研究开发体制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 缺陷，那就是优秀的研究人员的不足以及基础研究环节的薄弱。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 又不得不求助于大学，不得不与大学建立紧密协作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 因。 第一，虽然当时的企业在研究人员数量以及研究设备与预算等方面要远远优于大学，但 是当时企业的研究开发体制，根本不适合基础研究的进行，而且以基础研究为导向的课题所 占的比率也非常低，只占企业研究费用总数的 10%左右。而且，在企业内部进行的所谓的基础 研究，一直到 1980 年代初期，可以说几乎没有对企业的生产起到什么直接的作用。虽然很多 企业都有了自己的中央研究所，但是每当经济稍微有些不景气时，首先要削减的就是研究所 的预算。 还有，当时的中央研究所，基本上都是把制造工厂的研究开发部门综合在一起成立起来 的，它们基本的使命就是技术引进和改良。而且由于它们起源于生产制造部门，所以它们的 构造也都与生产制造部门非常的相似，并且也与生产制造部门保持紧密联系，直接为其服务。 这就意味着研究所非常容易被生产制造部门的短期的技术需求所左右而丧失研究所本来应该 具有的长远目标。 企业虽然有了优越的研究环境，但是却不得不依赖大学的第二个理由就是， 在基础性的、 独创性的研究的进行中，企业遇到了“人与组织”方面的障碍，压抑了研究人员的创造性与 研究能力。就象星野（1966）所主张的一样，“科学与技术的实质性的发展，资金与物质只是 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优秀的人才与合理的组织结构。如果缺少了人才 以及合理的组织结构，不管进行多大的投资，科学与技术都不可能得到预期的发展效果。” 而当时日本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却恰恰背上了组织结构不合理的包袱。各个部门的领 导，既是管理者同时又是研究指导者，既要负责日常的管理业务，又要负责研究开发管理业 务。而且，由于当时的论资排辈制度，即使没有突出的研究开发能力，只要有了足够的学历 与工龄，就可以坐上领导的位子。这种方式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研究人员丧失创造性与 进取精神，干部丧失研究指导的能力，最终导致研究开发部门有形无实。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企业主要从两个方面利用大学的存在。第一个方面就是人才的获得。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挖取大学教师等研究人员。其次就是争先获取优秀毕业生。为此，在产学 联合被危言耸听的时代，企业只有与大学建立某种非正式的而且长期安定的协作关系，比如 向大学提供奖学金或者人力物力方面的资助，才能优先获得优秀的人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 8 获得为本企业量身定做的人才。 第二种代表性的做法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从大学获得技术指导。首先最为普遍的 做法就是大学研究人员深入企业内部进行实地指导，或者在自己的讲座接收企业的工作人员， 对其进行培养。当然，共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还有，相对于欧美企业，日本企业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所属于各种学术团体的比率要 高的多，而且参加各种学会、公开演讲以及研究协会的频率也比欧美企业高（Westney & Sakakibara,1985）。日本企业把这些学术性的活动作为自己获取情报，与企业建立人际关系 的源头。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在这些场合，作为人际关系枢纽的大学研究者的作用至关重 要。比如造船业，当 6 万吨以上的超级货轮对溶接、铸造等各方面提出技术飞跃的要求时， 为了尽早地开发新技术，由造船公司、船主、学术机关以及政府首先成立了技术交流的平台 —日本船舶建造协会。经过 3 年的共同研究，技术难关被攻破，新技术的实用化取得成功， 而大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人才培养以及提供教育的作用 毋庸置疑，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人才，提供教育。但是，战后的日本大学更为 贴近企业的需求，在招生计划，学科配置，教育方式等多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及时有 效地满足了企业技术发展的要求。 在战后物资极度贫乏的时期，为了尽快地满足“大量消费”型的市场需求，企业必须营 造快速高效的“大量生产”的构造。所以，以技术引进以为重心的企业，为了节省有限的资 源，不得不在对技术进行彻底分工的基础上，把分工以后变得简单的单纯性的工作交给工人。 这样一来，人才不足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在 1950 年代逐渐台头的终身雇用制以及一揽子采用 制度就是为了克服人才不足现象的典型做法。比如终身雇用制首先从条件优越的大企业兴起， 目的就是吸引并且留住优秀人才。 人才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了两个方面。首先是“量的不足”，尤其是理工科尤为明显。科学 技术会议在 1960 年的政府报告中，推算在以后 10 年中，单是理工科就将要产生 61 万人的缺 口，呼吁大学扩大招生。人才不足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质的不足”，也就是说具有创新能力的 优秀的研究人员的不足。星野（1966）认为，这是战后技术引进体制的必然产物，是最为当 务之急的问题。 为了配合企业快速解决人才不足的难题，大学首先采取了扩招尤其是理工科学生扩招对 策。根据政府 1957 年发表的《科学技术者养成扩充计划》，在此后的 3 年之中理工科计划扩 招 8,000 人。在此基础上，政府又于 1960 年发布《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计划到 1967 年为止 9 扩招 16,000 人。实际上，大学在 1961 年到 1964 年的短短 4 年之中就超额完成了增员计划， 总共实现了 20,000 人的增员，产业界的人才紧缺状况也基本得到了缓解。 除了向社会直接输送人才，大学还采取了多种方式逐步完善后期中等教育。比如，1975 年成立的专修学校制度， 1981 年设立的放送大学学园以及此后成立的技术科技大学和教育大 学等教育机构，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后期中等教育的多样化，以便快速多样的满足来自企业 的多种多样的对技术以及对人才的需求。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硬件设备以及人才储备都 基本完善的企业中央研究所逐步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日本开始步入领先世界潮流的经济 盛世。 结语 如上所述，二战以后的日本，无论是法律条文、国民的意识形态，还是整个国家的研究 开发体制的构成，都非常不利于产学联合的进行，而企业经济效益的好转以及研究环境的完 善，给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也带来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好像企业已经不再需要产学联合似地。 然而，只配备有硬件设备的企业，无论是在高级技术人才方面还是在从事大量生产的普通工 人方面都凸现出严重的不足，作为当时企业首要任务的技术引进，无论是技术的寻找配对还 是对技术的改良与融合，都离不开大学的指导以及大学作为枢纽在产官学之间的周旋和融通。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研究环境急速恶化的大学，如果离开了来自企业的资金支 援以及企业所提供的设备利用等方面的方便，在很多方面根本就无法进行研究。所以，在这 种情况下，企业与大学只有通过非正式的、隐蔽的渠道，互相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满足 自己的要求。 这种来自产学双方的对产学联合的极度渴望，在当时并不乐观的社会环境下，造就了战 后产学之间隐蔽性的、互帮互助的、独特的产学联合方式。与二战后同是从废墟中起步的其 他亚欧国家相比，日本之所以能够领先崛起，踏上科学技术领航者的地位，可以说在很大程 度上应该归功于大学。 参考文献 後藤晃・若杉隆平「技術政策」『日本の産業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4.12 後藤晃『イノベーションと日本経済』岩波書店 2000.8.18 10 Gerald Hane(1999), “Comparing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dustrializing Knowledge. The MIT Press 星野芳郎（1966）『日本の技術革新 ((科学論・技術論双書８) ) 』勁草書房 Takehiko Hasimoto(1999), “The Hesitant Relationship Reconsidered: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in Postwar Japan”, Industrializing Knowledge. The MIT Press 松井隆幸(1997)『戦後日本産業政策の政策過程』九州大学出版会 中山茂(1995)『科学技術の戦後史』岩波新書 日本学術会議編『基礎科学白書』大蔵省印刷局 Hiroyuki Odagiri(1999),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 Japan: Facts and Interpretations”, Industrializing Knowledge. The MIT Press 菊池誠(1959)『トランジスタ』六月社 小田切宏之(2001)「日本の技術革新における大学の役割：明治から次世代まで」『大学改革 ―課題と争点―』東洋経済新報社 大沢勝(1982)『日本の大学改革』第 1 巻「現代社会と大学」青木書店 田畑茂次郎等(1970)『大学問題総資料集Ⅱ政府機関及び各団体の見解』有信堂 Westney and Sakakibara(1995)「日本企業の研究開発」『国際･学際研究―システムとしての 日本企業』NTT 出版 （作者王惠贤为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李宏舟为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 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 魏全平） 11 池田大作的亚太区域合作观 * 刘少华 内容提要：池田大作的亚太区域合作观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前瞻性。其构建框架包括三 个方面：亚太的崛起和亚太区域合作浪潮的出现为其形成背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 加速推进亚洲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是其基础和思路；以中日友好与合作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建 立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多层次合作体系，加强文化教育交流，建立亚太区域合作机制是其主 要内容。 关键词：池田大作 亚太区域合作 一、 池田大作亚太区域合作观的形成背景 池田大作亚太区域合作观形成的背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亚太各国政治、经济的 发展，亚太地区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显著增强；其二是 亚太区域合作浪潮的兴起和发展。 亚太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里有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亚太各国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亚太的崛起， 亚太地区在国际上的地位迅速上升，作用与影响明显增强，亚太地区成为亚太各国国家利益 分布的主要区域。 随着二战后亚太各国经济的发展，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亚太地区走向崛起。亚太 的崛起对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这种影 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打破了世界传统的五大中心学说：西方经济增长和主要动力中心 说、现代化西化说、欧洲战略中心说、发达国家中心说、西方文明中心说。这五个中心看起 来很相似，而且互相重叠、互相关联，但五者间有一定区别，内涵与外延均有不同。第一个 中心说是指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在欧洲和西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主要靠西方，西 方乃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第二个中心说是指世界现代化不仅发源于西方，而且世界各国 只能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就是西化或欧化，西化是现代化的唯一可行的模式：第三 个 中心说是指当代世界政治、军事战略重点而言，相对亚非拉大洋洲等地方，欧洲是战略 中心；第四个中心说是指世界中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哪类国家是经济发展的轴心，根据这 种学说，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心，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是外围；第五个中心说是指世界文化或文 明的中心而言，根据这种学说，西方文明是先进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东方文明则 * 本文是在作者提交给 2006 年 10 月日本创价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1 是落后的文明。这五个中心说可以说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一直占绝对统治地位，但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亚太的崛起对这五大传统的权威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并有以新的学 说取而代之之势，这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变革。第一，亚太的崛起打破了大西洋是 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和主要推动力的传统说法；第二，亚太的崛起打破了世界现代化“西化说”； 第三，亚太的崛起向传统的“欧洲战略中心说”提出了挑战；第四，亚太的崛起打破了“西 方发达中心说”；第五，亚太崛起对“西方文明中心说”进行了挑战。[1] 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经济上看，随着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亚太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在全世 界形成北美、亚太、欧洲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亚太地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 亚太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俄罗斯经济稳定恢复和发展，为世界经 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第二，从政治上看，多极化发展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东盟等 国家的实力不断增强，合作不断强化，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 界和平的斗争。亚太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相互合作，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在国际 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中国逐渐崛起。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实 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中国逐渐走向崛起。目前， 中国基本进入小康状态，到 21 世纪中期，中国力争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走向崛 起有力地提高了亚太地区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亚太政治经济的发展，亚太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开始提出和研究有关亚太区域合作问 题，并提出各自的观点和理论主张，产、学、官三位一体，共同合作建立有关亚太区域合作 机制，标志着亚太区域合作的浪潮逐渐兴起。 从现有资料分析，最早提出亚太区域合作主张的是日本学者、东京一桥大学小岛青教授。 1963 年，小岛青教授建议由日、美、澳、加、新（西兰）五国建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 建成类似于欧共体的自由贸易集团。这一建议在日本民间和产业界引起了建立“亚洲经济共 同体”的热潮，并得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这主要表现为 1967 年成立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是太平洋盆地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 组成的论坛式非官方经济合作组织，由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五国企业家 发起，1967 年 5 月在日本召开创立会议。该理事会的宗旨是，主张开放市场，提倡减少贸 易与投资壁垒、扩大贸易与投资，鼓励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区域经济合作，对影响亚太地区经 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和意见，以加强太平洋盆地的经济关系，促进该地区经济 和社会的进步。 7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府公开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圈”构想，1977 年，以日本野 村综合研究所为首的 20 多家政府“思想库”提出了一份题为《21 世纪的战略》研究报告。 报告认为，随着亚洲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重心地位的确立，日本作为一个亚太经济大国， 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在继续维持日美紧密合作体制的同时，联合澳、新（西兰）、东盟等太 2 平洋国家，建立一个“太平洋共同体”，以保证日本的安全和发展。1978 年底，大平正芳出 任首相后，根据上述报告，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建立“环太平洋合作圈”构想，并把这一构想 定为日本的基本政策，从此，亚太合作问题在日本政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1979 年， 大平首相的咨询机构——“环太平洋联盟研究小组”又提出一份较为详尽地阐述环太平洋联 盟实现的可能性的报告。报告指出，“太平洋地区富有发展的可能性。这个地区有当前世界 上经济力量最大的两个国家，有蓬勃发展的经济，有蕴藏着丰富资源的大陆和海洋。太平洋 地区又是各种文明的交汇之地。分割太平洋国家的广阔海洋已变成安全、高效、自由的交通 线。太平洋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具备了可能成为一个地区社会的前提条件。”1980 年初，大 平首相为落实“环太平洋合作圈”构想而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两国首脑进行了商讨。 访问澳大利亚时，大平首相同澳总理弗雷泽共同发表公报，声称太平洋合作设想“是一项长 期的目标，由学术性或类似的机构安排一系列非政府性的讨论，乃是发展这一设想的重要手 段。”双方达成协议，由澳政府资助澳国立大学在 1980 年 9 月召开一次广泛的国际学术讨论 会，讨论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合作问题。大平首相访问新西兰时，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也对“环 太平洋合作圈”构想表明了欢迎的态度，双方一致同意推进这一设想。大平首相去世后，新 首相铃木善幸一上任就表示，赞成大平正芳的“环太平洋合作圈”构想，并先后于 1980 年 9 月和 1982 年 6 月分别在堪培拉和曼谷发起了两次“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太平洋经济合 作会议是由工商企业界、政府和学术界三方人士组成、协商性的非政府的国际组织。1992 年改名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其宗旨是在自由和开放经济交流的基础上，本着伙伴关系、 公平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加强经济合作，以充分发挥太平洋盆地的潜力。 中曾根康弘执政以后，仍然继承了前任的“环太平洋合作圈”构想，加快了推进环太平 洋合作的步伐。1984 年 11 月，日本外务省成立“推进太平洋联合设想的联络调整委员会”。 竹下登内阁成立后，对环太平洋合作设想表现出了比历届政府更加浓厚的兴趣。1987 年 12 月，竹下登带着大量的贷款和援助资金出席第六次东盟国家首脑会议，准备以贷款和援助资 金将日本视为极为重要的东盟国家拉入日本的设想框架内，推进环太平洋合作进程。1988 年 1 月，日本通产省正式提出了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这个设想是日本“环太平 洋合作圈”构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是，以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 拿大等工业发达国家以及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中心，相互合作，尽可能消除关税等 贸易壁垒，搞活地区内的贸易、投资和生产。 日本关于建立环太平洋合作圈的建议和构想，得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积极响应和支 持。1981 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声称，建立具有共同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 益的“太平洋共同体”，是美国 80 年代刻不容缓的任务。1983 年 10 月，美国乔治城大学战 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关于“太平洋共同体设想”的国际讨论会，以美国国会的 “环太平洋设想研究小组”所汇总的报告为原案，从贸易、投资、技术以及政治安全的角度， 就太平洋共同体实现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探讨。1984 年 9 月，根据里根总统的指示，美国 3 成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的国内委员会，里根和布什副总统都出席了首次会议。同年 10 月，国务卿舒尔茨在洛杉矶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的展望》的演说，指出“太平洋共同 体这样一种意识正在产生”，并暗示为实现太平洋合作设想而开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美 国的意图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类似欧洲共同体的组织，凭美国的综合国力，在这一组织 中充当主角，从而顺理成章地应付来自日本和苏联的挑战，维护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领 导地位，确保并扩大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利益。[2] 20 世纪 80 年代末，冷战结束趋于结束，国际形势走向缓和，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 地位上升；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渐成潮流；欧洲经济一体 化进程加快，北美自由贸易区已显雏形；与此同时，亚太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高速增长， 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面对太亚的崛起，美国调整了其对外经济政策，提出了加强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设想，欲以亚太为依托抗衡欧洲并牵制日本；日本则欲凭借其经济实力， 确立自己在亚太的重要地位，与美欧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东盟对日渐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深 感忧虑，探求维护自身利益的途径。这样，加强合作、互相协调已成为各方共识，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应运而生。1989 年 1 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访问韩国，提出了“汉城倡议”，建议 召开部长级会议，讨论加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问题。经与有关国家磋商，首届有关亚太国家 部长会议于 1989 年 11 月在澳首都堪培拉举行，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 西兰和当时东盟六国的外交和经济部长参加了会议，亚太经合组织正式成立。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池田大作提出并形成了自己的亚太区域合作 观点与主张。 二、池田大作亚太区域合作观的构建基础和思路 构建池田大作亚太区域合作观的基础和思路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反对战争和侵略，加强各国的友好交往，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其二，是如何加速推进亚洲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20 世纪 70-80 年代正是美苏冷战、争夺世界霸权的高潮时期，国际形势异常紧张，核 战争威胁整个人类的安全和生存，如何避免战争、维持和平成为世界热爱和平的政府和人民 关注的主要问题。对此，池田大作指出：“战争与和平问题，无论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说， 还是对全人类来说，都是目前最重要最紧迫的课题。排除战争、选择和平，从未像现代这样 具有如此的重要性。” [3]“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尤其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一直是我心中 的主题。”[4]针对这些问题，在这种国际局势下，池田大作把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 特别是把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推进亚太时代的到来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和奋斗目标。他说， “争取无核武器无战争的世界和平运动，并迎接亚洲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我本人决心全力献 身于这一目标。”[5] 4 同时，池田大作也把实现这一目标作为国际创价学会的基本目标。国际创价学会是隶 属于联合国的世界著名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成立于 1975 年 1 月，池田大作任会长。1985 年 1 月，在国际创价学会成立十周年之际，池田大作重申国标创学会的一些基本政策； “1，国 际创学会的会员，作为优秀的公民，决心为我们各自的社会和国家的繁荣做出贡献，同时尊 重他们各自的文化、习俗和法律。2，决心致力于实现永久和平和人类文化与教育事业的繁 荣。3，决心献身于人类幸福和世界繁荣，同时坚决抵制战争和任何形式的暴力，支持联合 国宪章的精神，并采取积极步骤与联合国共同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以废除核武器、实现—个 没有战争的世界作为其伟大目的。”[6] 那么，怎样争取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呢?对此，池田大作认为必须做到五个方面： 第一，反对侵略政策，坚决废除核武器，裁减军备。为此，池田大作多次向联合国裁军特别 会议和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废除核武器和裁减军备的意见和建议。第二，以联合国为基础， 建立世界新秩序。如何维护世界和平，池田大作认为以增强联合国的职权为基础，“建立新 “超越主 世界秩序的统一化的组织体系。但并不是通过诉诸武力来实现这一点。 ”[7]他指出， 权范围的种种交流的兴起，必然导致与政治的相对待。因此考虑以某种形式实现世界统一化 的组织体系。这不是依靠武力，而是尽量依靠诸国民的统一意志。”[8]第三，尊重各国的独 立和主权。池田大作指出，“在国内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地区和地方的自主性和自立性。在国 际上最大限度地尊重各民族的自主性和自立性。没有这种广泛的民众的民主主义，谋求稳定 “在 的世界和平是不可能的。 ”[9]第四，加强南北合作，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池田大作认为， 思考今后世界和平时，绝对不能回避的是南北问题。”[10]必须解决像朝鲜半岛这样的问题， 他指出， “没有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繁荣，就不可能有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11] 第五，加强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池田大作强调，“真正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不同种族和文 化背景的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在人民的心灵之间缔结了一条和平的纽带”[12]，要维护世 界和地区和平， “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寻求和平的人民的心连在一起。”[3]在当前国际社会谋求 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池田大作特别强调文化交流与合作对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作用和影 响。他说，“人类正在寻求一套足以使世界合为一体，形成新世界秩序的制度。在建立这套 “若不用教育、哲学、宗教等陶冶半植根于人 制度的过程里，文化交流是不可或缺的”[14]， 们的潜意识层的民族意识，将其锻造成更开放、更普通的人类意识，则新的世界秩序希望便 会渺茫。”[15]同时，池田大作指出，文化交流要遵循互惠、对等和渐进的原则。“文化应该 如同连结起人们的心的琴弦，奏出和谐美妙的乐韵：因此，文化交流必须基于‘互惠’和‘对 等’的原则。单向的文化传导，只会在传播文化的国民心中播下傲慢的种子，同时在接受文 化的国民心中产生屈辱和仇恨的感情。”[16]另外，文化交流需要遵循“渐进”性原则，“急 速地将一个文化强加于另一个文化之上，必定会招致社会分裂，尤有甚者，更会演变为战争。” 所以文化交流“需要长时间，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以求互相理解，互取所长。只有这样，文 化交流才可以在和平的气氛下进行，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硕果。”[17] 5 对如何加速推进亚洲太平洋时代的到来这一问题，池田大作认为要跟随历史步伐，从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开始。他认为，“如果我们要正确地跟随历史的步伐，我们必 须把我们的目光集中于潜藏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动荡背后的潜能。”[18]他强调，“创造太平洋 或亚洲时代的道路绝不能太偏向于政治、军事和经济，而必须充分考虑东方的精神世界，这 一精神世界构成东方的智慧。”[19]他特别强调加强文化交流对推进亚洲太平洋时共到来的重 要作用。他说， “不同文化之间的人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尊重，是太平洋时代得以建立的基础” [20] ，“亚洲和太平洋时代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方面是它将放弃以权威和军事力量来控制的方 式，而代之以文化和人文来控制的方式。……把文化确定为把群众引向幸福而不使用权威和 武力的某种东西。是否有可能使全部思想观念在这一点上统一，是创造新的亚洲太平洋时代 的关键。那一时代的文明必定是‘人民的文明、人民创造的文明、为人民服务的文明。’”[21] 他告诫各国政府和人们，仅有经济联系不足以推进亚太时代的到来，“在这一地区加强经济 合作和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正如历史所示，当人们只考虑 经济因素的时候，利益的冲突就要在国家之间产生摩擦。如果发生这一情况，那末太平洋时 代的思想无异于一枕黄粱。”[22] 池田大作认识到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相信亚太时代必将到 来。他指出，“不只限于政治和经济的领域，从更广泛的文明史观来看，环太平洋地区的重 要性将与日俱增”[23]， “当 21 世纪宣告黎明时，东亚不仅在经济层面，甚至深入至精神 领域，定会为世人瞩目，成为导引人类历史的动力，被寄予极大的期待。”[24] 三、池田大作亚太区域合作观的主要内容 池田大作区域合作观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见解独特，富有前瞻性，这主要包括以下四 个方面：第一，以中国与日本的友好与合作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池田大作阐明，“在督促官 方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考虑的是中国和日本在 人类所取得的成就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我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中国和日本 必须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此后两国必须在亚洲建立和平的事业中充当先锋，并期望每一个 亚洲国家都参与这一事业。”[25]为此，池田大作为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1968 年 9 月 8 日，在当时日本佐藤荣作政府推行极端反华政策的形势下，池田大作 在给近两万的学生演讲中，强烈主张恢复日中邦交。他说，中国问题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 从日本的处境来说，中国问题是绝对不能避开的，从地球民族主义、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来 看，中国问题是非触及不可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演讲中，池田大作提出，要改变国际社会对 中国的“不承认”或敌对状况，为此必须做到三点：其一，正式承认中国的存在，使中日邦 交正常化；其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其三，开展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这一 演讲在中日关系史上被称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或“池田倡言”。[26] 池田主张以中日 6 友好为基础，通过加强和发展中日合作来带动和促进亚太区域合作，否则，亚太区域合作将 受到影响。池田大作的观点印证了目前亚太特别是东亚合作的现状。 第二，建立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多层次合作体系。经济合作是亚太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 是促进亚太各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池田大作认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有赖于传统的融 合和现代化，传统应当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明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要想使传统服务于实 现代化的目的，国际交流就极为重要。对此，池田大作指出，为了有效地促进经济合作，亚 太国家应该把经济合作与文化教育合作结合起来，构成多层次的合作体系，不能“仅限于经 济领域的合作和技术的交流及转让，相反，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自由、公开、多层次的合作体 系，直把这一合作延伸到文化教育领域，并集中精力培养适用的人材。这将使经济合作更为 有效。”[27]在这里，池田大作提出，应建立经济、技术、文化、教育等多层次的亚太区域合 作体系。 第三，建立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保障亚太区域合作顺利进行。池田大作建议在亚太地 区建立有关国际合作组织和国际会议等合作机制，以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为此，1986 年，池田大作提出建立“亚洲太平洋和平文化组织”， “以作为促进亚洲太平洋国家之间合作 的关键步骤，这种合作是根据平等互利原则的合作。”[28]池田大作指出，建立“亚洲太平洋 和平文化组织”的目的主要在于为国家之间在平等、长久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提供一个讲 坛，以使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能够讨论地区问题，维护和平，实现裁军和进一步发展他们 的经济。此外，池田大作提议，举行“亚洲太平洋地区最高首脑会议”。他认为举行亚洲太 平洋地区最高首脑会议，亚太国家的最高首脑举行会谈，总结经验，在这一基础上一个适合 于 21 世纪的亚太合作组织将最终建立。[29]同时，池田大作指出，发展亚太区域必须解决影 响合作的地区问题，从而为亚太区域合作奠定政治基础和安全环境。针对朝核问题及东北亚 地区安全问题，1994 年 1 月，在第十九届国际创价学会纪念会上，池田大作就提议由朝鲜、 韩国、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六国召开“东北亚和平会议”。 [30] 亚太地区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各异，文化传统多样，区域合作困难大。为此，池 田大作提议设立亚洲太平洋和平文化组织，就是从和平的互相依存观点，探索亚太合作的途 径和方式。就具体步骤而言，他认为，“在开始的时候，亚太地区各国，可以设立定期的会 议制度，商讨和平、裁军和文化等主要问题。如果环境许可及条件齐备，再把它转变为永久 的审议机构。……要发展这样的组织，最好采取弹性的做法，先从可以着手的地方开始，再 本着互相信赖的原则，逐渐建设起一个可供各国商讨问题的永久机构。 ”[31]而且，他认为， “亚洲太平洋和平文化组织，将为各有关国家提供一个讨论共同安全保障问题的场所，以期 防止战争，让各国和平共存，同享繁荣，这个议论机构的有无，对实现亚洲和平的缓速有重 大的影响力。 ”[32]池田指出，上述构想是想让亚洲太平洋诸国围绕地区性问题——维护和平 与人权、谋求裁军和经济发展、推进文化学术交流—─创造出能以平等的立场相互协商的永 久性场所。为了亚洲太平洋诸国间的平等互惠合作关系的发展而使之成为联合的支点，这是 7 非常必要的。在此之际，可以循序渐进地从可能之处着手，一步步地创建基于相互信赖的、 持久性的协商机构，以机动灵活的精神来推进之。最初它可以是宽松的“会议体”形式。[33] 第四，强调加强文化交流对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池田大作指出， “海 不是将人类及文明分开的‘割裂之渊’，相反，它是联结人类及文明的‘纽带’。……同样， 太平洋把南、北美洲大陆、大洋洲及亚洲的广大地区连接在一起，不断刺激着各种不同的文 明。”[34]池田大作分析，“东亚地区的文化，特别是构成其流脉的风土人情、精神思考，具 有什么特征呢?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可以笼统地一概而论的性格，但假如予以简单的描绘，那 么大概可以说这地区贯通着一种‘共生的ethos’（共生的道德气质）。在比较温和的气候、 风土里孕育出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取调和而舍对立、取结合而舍分裂、取‘大我’而舍‘小 我’。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共同生存，相互支撑，一道繁荣。而这种气质的重要源 头之一是儒教。”[35]他说，“在如此相互依存地前进着的世界中，只希望一国的繁荣，已是 不可能的。只有探求一条相互合作，共存共荣的道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不论是国与国之 间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讲，共同生活共同繁荣的‘共生’，是时代的关键 所在。现在需要的是全球性的‘有益于共生的总体革命’。为此，需要在人类的精神方面来 一个变革。我们所进行的‘人的革命运动’将成为其基础。 ”[36]这种共生精神是实现亚太区 域合作的重要基础。 四、尾论 目前，亚太区域合作发展迅速，合作机制逐渐建立和完善，这种机制主要是亚太经合 组织、东亚峰会等。亚太经合组织不仅召开部长会议，而且从 1993 年开始每年举行领导人 会议，并以领导人会议作为该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东亚峰会虽然名义上是东亚合作最高领 导人会议，但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只要符合相关条件，亚太地区各国 均可参加。为了解决朝核问题，维护亚太地区和平，2003 年，中、美、俄、日、朝、韩六 国开始举行六方会谈，建立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从这些亚太区域合机制来分析，我们 可以说，这些亚太区域合机制的组织形式、成立目的、主要职责和任务，都可以从池田大作 关于建立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的观点中一一找到相对应的思想基础和具体建议。1986 年池田 大作提出的建立“亚洲太平洋和平文化组织”和举行“亚洲太平洋地区最高首脑会议”的观 点和建议被现在的亚太经合组织及其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所印证，“亚洲太平洋和平文化 组织”与亚太经合组织相比较，两者只是合作的侧重点不同；1994 年池田大作提出的召开 “东北亚和平会议”的建议从现在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得到实现。这些说明，池田大作 关于亚太区域合作的观点与理论富有自身的见解，符合亚太地区的现实，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和前瞻性、 对当前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池田大作给予高度评价。1993 年 11 月，在西雅图亚太经 8 合组织会议期间，有关方提出并讨论构建亚太区域合作共同体设想，池田大作认为这是“本 世纪第一次亮出亚太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的旗帜。”[37] 2005 年 12 月，在东盟的主导下，召 开第一次东亚峰会，并取得积极成果。对此，池田大作称“其最大成果，就是为创设‘东亚 共同本’而开创了首脑间对话的先河。”对东亚峰会所确立的合作原则与合作内容，池田大 作认为这有利于“促进各国间建立和平合作关系”， “有可能开拓今后东亚‘不战制度化’的 道路。”[38] 注释： [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42-46 页 [2]参见李植木丹 、高明振、唐希中：《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当代分册），湖南出版社，1991 年，第 366-372 页。 [3]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年，第 54 页。 [4]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63 页。 [5]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63 页。 [6]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40—141 页。 [7]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57 页。 [8]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61 页。 [9]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97 页。 [10]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60 页。 [11]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70 页。 [12]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54 页。 [13]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74 页。 [14]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209-210 页。 [15]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 ，第 273 页。 [16]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20 页。 [17]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209 页。 [18]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63 页。 [19]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 ，第 148 页。 [20]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50 页。 [21]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51 页。 [22]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50 页。 [23]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92 页。 [24]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 ，第 314 页。 [25]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49 页。 [26]池田大作：《光荣归于战斗的学生部》， 《圣教新闻》1968 年 9 月 9 日，参见孔繁丰、纪亚光著《周 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91-92 页。 9 [27]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53 页。 [28]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165 页。 [29]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 ，第 167—168 页。 [30]池田大作：《和平世纪的倡言》，创价学会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 年，第 205 页。 [31]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216 页。 [32]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217 页。 [33]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 ，第 317 页。 [34]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263 页。 [35]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309 页。 [36]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第 315 页。 [37]池田大作：《和平世纪的倡言》，第 186-187 页。 [38]池田大作： 《通向新民众时代的和平大道》，2006 年国际创价学会日和平倡言，单行中文版，第 27-28 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05 级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湖南大学 池田大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 李振声） 10 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之于日本经济体制决定性影响说质疑 任文峰 内容提要 国内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战后美国占领当局推行的经济民主化改革对于日 本现代经济体制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日本经济体制在改革后焕然一新，与之前的历史 彻底切断了联系，踏上了新的历程。本文通过回顾考察历史，参考国外著名学者的理论，分 析日本战后经济改革与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关系，认为当今的日本经济体制仍然是战时经济 体制的延续，战后经济改革对日本经济体制并未产生过“决定性”影响。 关键词 日本现代经济体制 战后经济改革 1940 年体制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是当今多数高校采用的教材，在其《世界史• 1 现代编》（下卷）对于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改革 是这样评价的：“这项改革（指解散财阀等 经济改革）打破了财阀家族垄断的半封建经济格局，为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2 也为垄断资本主义创造了自由发展的条件。” “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是一 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制度方面较为彻底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完成了资产阶级 3 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南开大学日本经济史专家杨栋梁 也认为“战后日本的经济制度及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经济领域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 4 这应当说是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然而，笔者在研习日本政治经济 体制的过程中，对上述观点产生了以下的疑问：尽管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要求下在政治和 经济方面都进行了美式的民主化的改革，那么为什么现代日本在政治方面是欧美式的民主政 体，而经济方面却是与欧美风格迥异的“日本式经营”经济体制呢？美国占领当局的经济民 主化改革对于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的影响，究竟是不是“决定性”的呢？本文通过考察日本 经济体制的几大基本特征，参考当代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论述，分析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 与日本经济体制的关系，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当今日本经济体制其实仍是战时经济体制的延 1 续，因而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对于日本经济体制并没有产生过“决定性”影响。 一、 历史考察：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目标与结果 众所周知，日本的战后改革完全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占领当局 发布了两个文件，阐明了占领和改造日本的目标与政策。一个是美国政府于 1945 年 9 月 22 日公布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另一个是 1945 年 11 月 1 日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 向盟军司令官发布的《投降后初期对盟国最高司令官占领及管理日本的基本指令》。前者所 表述的占领目标有两条：即“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最终 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的目标 的和平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后一个文件所规定的占领目标是“尽可能确保日本不再对世界 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且要培养各种条件，使日本作为负责任的且是和平的一员参加国 际社会”。在经济方面，前者规定“日本军事力量现存的经济基础必须予以摧毁并且不允许 其重新复活”，“消除那些主要用来准备战争的指定的工业或生产部门”，“让渡”那些“不 是和平经济或为供应占领军所必须的产品的现有资本装备及设施”，作为对盟国的赔偿。同 5 时还要求日本“在着手重建物质生产的同时”，必须“彻底改革其经济活动及经济制度” 。 后者对前者进行了细化和补充，明确要求“拆除一切种类的武器、军需品及专门生产军用器 材的现存设施”、“破坏重新创造或者维持危及国际和平的军备的日本经济能力”、“实施 由适当的盟国当局所确定的某些赔偿及偿还计划”、“监督指导日本的经济组织的运营和操 作确实符合占领的一般目的，并且使日本最终得以回归和平的贸易国家之列”。 6 然而，像众多的国际条约一样，对于上述条文不能单单从字面上去理解。美国坚持对 日本单独占领而坚决不同意重蹈德国的覆辙，其背后隐藏了对于维护本国利益的打算。美国 的真实目的在于：“一、确保日本是美国的资本和商品出口的市场；二、将日本作为美国推 7 行亚洲政策的‘远东工厂’；三、竭力利用日本的力量”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主 导的改革在政治上比较严厉，而在经济方面却那么不彻底。 2 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总体目标之下，美国占领当局进行了众所周知的农地、解散财阀、 劳动三大改革。由于农地改革和劳动改革对于日本经济体制的影响是非直接性的，限于文章 篇幅，这里主要集中论述解散财阀的措施。 财阀是日本特有的垄断资本集团，是德川幕府时代封建特权商人与明治政权相结合而形 成的有势力的财团。不同于欧美各国的垄断资本，财阀以血缘和家族为轴心组成，与政权紧 密联系在一起，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战前和战争期间，它是支撑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 扩张的经济基础和对外侵略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充分认识到，要铲除日本的军国主义，使 之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仅仅解散日本的军队,废除军事机构是不够的,还必须摧毁其经济基 础。1945年10月20日,美国占领军总司令指令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15家财阀向其提交 有关经营内容和资本结构的报告书，并于同年11月2日冻结其资产。日本政府和财阀们虽然 抵制，但在总司令部的压力下，11月4日，日本政府还是发表了《关于解散控股公司的备忘 录》，同意解散财阀。于是，上述15家财阀的证券被冻结，财阀集团被解散，83 家控股公 司的股票，按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令,移归新设立的解散财阀的执行机构“控股公司整 理委员会”管理,并被公开拍卖。此后，财阀家族成员的公职被开除，他们的经济活动受到 限制。与解散财阀相联系，1947年，日本政府又广泛开展反垄断行动，制订了《禁止垄断和 保证公平交易法》, 同年12月18日又发布《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 以禁止垄断财团的 复活, 分散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企业。根据这一法律，325家公司被定为经济过度集中的企 业，予以解散。 然而，如果对所有财阀都严厉打击，那么日本经济势必在短时间内将难以恢复，这显然 不符合美国的占领目的。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特别是伴随着冷战的开始，解散财阀的工作, 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导致其执行的极不彻底。作为负责解散财阀事宜的执行机构“持股 公司整理委员会”仅仅解散了指定的83家公司中的32家，其余51家未被解散。《禁止垄断法》 也是多次修改，大大放宽了限制，结果受到削弱的日本垄断企业多是那些与美国垄断资本进 行直接竞争的部门和像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这样的世界市场上英、美强大的竞争对手。被 指定为排除对象的大垄断企业共有325家，但最后实际采取排除措施分割的企业只有11家。 3 美国在实施解散财阀的工作中，始终没有对垄断银行进行解散和改造, 这成为垄断财阀日后 迅速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所谓的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中的重大措施之一――解 散财阀，只是根据美国的国家战略解散了部分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或者与美国产业冲突的财 阀，而对日本旧的经济体制没有实质性触动，无怪乎著名史学家小林义雄称“‘解散财阀’ 8 这个措施，比实际更有耀眼的外观” 。 二、 断续还是连续？对日本经济体制的考察 关于现代日本的经济体制，一般认为， “终身雇用、年功工资、企业内工会等反映的‘日 本式劳使关系’，轻股东重职工的‘日本式经营’ ，以主银行为核心的‘银行系列’及互相持 股，承包等‘企业系列’，没有明确依据却深入到经营细节的政府对民间的‘行政指导’等 等，这些经济制度和经济习惯构成了‘现代日本经济体制’”。 9 具体讲，同欧美各国相比， 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在“企业内部关系”方面，由长期雇用、 年功工资序列（工资随工龄递增）、按企业而不是按行业组织工会为主要内容；第二，在“企 业与金融业的关系”方面，主要不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等“直接金融”的方 式融资，而是主要通过银行信贷，即采取“间接金融”的方式获取资金，以及与之相关的在 开展经营活动时，重视从业人员而非股东，第三，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方面，双方相互 依存，构成一种封闭的格局。 10 那么，这种经济体制到底是战前的遗产还是战后的创造呢？前文已经提到，传统观点认 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是战后经济改革的创造。然而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东京大 学和一桥大学的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等学者运用比较制度分析和计量经济史学研究方法得出 了不同结论： “构成这一体制（指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许多重要部分，是在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前期日本经济的重工业化和战时经济化的过程中诞生的。”11“现代日本的经济体制， 是战时创造的体制，是通过官僚制定的经济计划并以企业及企业集团为实行组织来实现的体 制。” 12 这向传统的“战后史学”提出了挑战。 4 1995 年一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野口悠纪雄的著作《1940 年体制――兼论“战时经济”》 出版，该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冈崎、奥野等人的观点。野口在序言中写道：“构成日本现 代经济的主要因素是战争期间形成的”， “我认为日本经济体制依然是战时体制，并为之命名 为 1940 年体制”。接着他阐述了立论的两条理由：其一，“这一时期日本产生了与以往不同 的制度，日本型企业、间接为主的金融体系、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 等日本经济的特点，在日本原本并不存在，而是根据战时经济的要求被人为的导入的”；其 二，经济体制的连续性问题，与战前、战后不连续的正统观点相反，战后的“人事和工作方 法全部是连续的”， “不仅制度上的连续性令人吃惊，更重要的还在于官僚及企业家意识的连 续性”。野口进一步指出， “这一体制的基本观念是生产优先主义和否定竞争，并且这一观念 直至现在仍发挥着重大影响。” 13 在具体论证上述观点时，野口悠纪雄以 1940 年为分界线，列举了经济体系变化的大量 事实：企业经营方面，日本型企业的雏形就形成于战时――股东权利的削弱，由“股东主权” 转变为“从业人员主权”，终身雇用制以及年功序列的工资体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劳资双 方参加的企业内工会的普及，制造业中的转包制度产生并盛行；金融体制方面，间接金融体 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而且日本现行的《日本银行法》就是以 1939 年纳粹德国 制定的银行法为蓝本，作为战时金融统制的总则于 1942 年制定的，直至今日依然是日本金 融制度的基本法；官僚体制方面，体现在行业统制会等组织的出现以及官僚思想的变化；财 政制度方面则发生了以直接税为中心和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转变；土地制度方面由于农地改革 地主的力量和权利受到极大削弱等等。14 野口悠纪雄以铁的事实证明了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不 是美军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成果，而是“战时经济”体制的延续，对传统史学观点提出了 更为严峻的挑战。 在日本国内，对传统的“断续”的观点提出异议的并非个别现象。除了冈崎哲二、奥野 正宽等人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和野口悠纪雄的《1940 年体制――兼论“战时经 济”》外，山之内靖、J.Victor .Koschmann、成田龙一编的《总体战和现代化》、粟田健的《日 本的劳动社会》、雨宫昭一的《战时战后体制论》 、小林英夫的《帝国日本和总体战》15 等也 5 是这方面著名的作品。可见，对长期居于日本史坛主流地位的传统的“战后史学”的挑战绝 非一两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已经成为当今日本史坛一股“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学术潮 流” 16 。 三、“成效卓著，体制延续”——对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再认识 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才得以一步一步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于 传统史学对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评价，无疑随着大量新史料的出现和新的史学方法的 应用应当给予再认识。 有目共睹，日本经济在战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1968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联 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到八十年代又超过苏联，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一度“日本威胁论”、 “黄祸论” 等甚嚣尘上，《日本名列第一》这样的书籍也开始热销。以此为背景，世界各国的政界和学 术界都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这样的“奇迹”，而最终独具特色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被视 为创造“日本奇迹”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一经济体制是如何形成的？何时产生的？这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而之所以 会出现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局限，除了新史料和新的史学方法的缺乏外，还与其他原因有关。 日本在战后长时间内处于美国的占领监督之下，学术界必然有所反映，很难发出否定美国战 后改革的声音，同时日本经济长期处于高速增长，在“景气”的环境中也就鲜有学者对日本 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国内史学界由于有着重视政治史的传统，在其影响下认为日本在战败 后处于美国占领下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破除了法西斯军人专政的政治体制，同时占 领当局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于是自然认为日本战时的经济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 是美国人建立的民主经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虽然批判了改革的不彻底性，却也没有注意 到经济体制这一“盲区”。直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人们才开始反思经济体制是不是有问题， “盲区”才被人们发现。 6 应当如何再认识战后的经济民主化改革呢？本文认为，可以用“成效卓著，体制延续” 八个字概括。首先，尽管改革存在不彻底性，但对于这场改革也没有理由完全否定，它确实 “成效卓著” ，对于日本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功不可没。1945 年日本战败，美国对日本 实行单独占领，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美国要对日本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造,铲除日本封建 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因素,一劳永逸地消除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将日本改造成一支和平力 量。 “这场民主改革，虽然是美国占领当局这一外来者做主角进行的，但从改革的内容上讲， 却不是美国强加到日本国民头上的不可接受的事物，美国占领当局帮助日本完成了日本社会 17 自身应该完成而无力完成的任务。所以，这场民主改革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另外，从改革的具体成效来看,农地改革和解散财阀等经济改革措施,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经济 民主,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长远发展。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最终消灭了长期无法铲除的封建主义、 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使得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且对战后日本经 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大批家族的、保守的财阀退出了财界，而具有实际经营能力的中上 18 层管理人员登上了财界的领导岗位，引发了“经营者革命”， 这场革命是企业领导层形成 年轻化、专业化的局面，为后来引进外国新技术，推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方式铺平了道路。一 批新企业家的崛起，成为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一大重要原因。 但是，对于改革的作用不应当过分夸大，“成效卓著”是在“体制延续”的范围内发生 的。为什么经过民主化改革，战时的经济体制却得以延续下来呢？“1940 年体制论”的倡 导者野口悠纪雄认为，“官僚机构未遭破坏得以存续的第一个原因，是占领军未采取军事管 制，而是通过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但是，仅这一理由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重要的原 因是，占领军的改革设想，就经济问题而言是很不系统的。占领军本没有对日本的经济体制 进行彻底变革的意图。”其次，他认为“就被称为战后三大经济改革的农地改革、解散财阀 以及劳动改革而言，均存在局限性。例如，解散财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达到‘心理的和制度 19 的非军事化’ ，具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色彩。” 再次，他强调“日本的官僚组织并非被动地 接受由占领军主导的改革。不仅如此，日本方面为了使旧体制得以延续，采取了巧妙的应付 办法。”第四，他断言“和官僚制度一起，40 年体制的主要成分得以留存，其中具有代表性 7 的，就是金融制度……以日本银行为顶点的金融界，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体制。”为什么会 出现上述情况？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就是“由于冷战的发生，导致了改革方向的转变。” 20 对于日本经济而言， “战时形成的 1940 年体制直至现在依然存在，并构成经济的核心”。 21 因为对于作为“构成了当今日本经济的中枢” 22 的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在战后改革中没有 被触及。“以官僚统制对民间经济活动广泛干预和在财政税收制度中存在中央集权体制为特 23 征的战时官僚机构” 得以保存下来，官僚的思想方法、官与民的关系以及财政税收制度等 也被大致地继承；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的原型存在战时就已经存在……这些最根本的要素 没有被触动，日本经济体制自然就保持了其历史的连续性；而正是这些最核心的东西再次受 到学者的关注，我们才从对传统观点的盲从中解脱出来。野口悠纪雄等人有关“1940 年体 制”的确立的论述，无疑为人们研究当今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确定了一个参照系，从而使人 们能够进一步对日本经济体制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综上所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乃是战时经济体制的延续，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没有像传 统史学论述的那样对于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战后改革“成效卓著”， 却只是在“体制延续”的范围内发生的，日本现代的经济体制在官僚制度、金融制度、企业 制度等各方面依然是战时体制的延续。显然，历史的联系和延续是客观存在且无处不在的， 至少在经济体制方面如此。 注释： 对于日本的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概念，出于比较的需要，在本文中与《世界史》保持一 致，指美国占领后的进行的农地、劳动、解散财阀等改革。有的学者，如杨栋梁在《论日本 战后型经济体制的形成——兼评“1940 年体制” 》一文中认为，日本经济民主化改革在美国 进行的民主改革后还是一直延续的。 2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编》 （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22 页 3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编》 （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23 页 4 杨栋梁、江瑞平： 《近代以来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88 页。 书中杨栋梁认为，日本战后经济改革是在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两个政策主体”的主导 下进行的。并且“战后经济改革并未因美国对日占领的政策的改变而告终结”，而是在日本 政府的主导下继续进行， “战后经济的制度性框架是在 1955 年前后固定下来的”，因此“战 后型经济体制也可以称为‘五五年体制’”。 1 8 大藏省財政史室編： 「昭和財政史——終戦から議和まで 17」資料 1、東洋経済新報社、1981 年、19 页 6 同上，第 26 页 7 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 18 页 8 同上，第 20 页 9 岡崎哲二、奥野正寛編：「現代日本経済システムの源流」、日本経済新聞社、1995 年、2 頁。 （转引自冯玮： 《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的形成――近年日本史坛新动向概 述》，《历史研究》2004 年第 5 期） 10 同上，第 2、3 頁。 11 同上，第 2 頁。 12 同上，第 4 頁。 13 野口悠紀雄：「1940 年体制――さらば戦時経済」 、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 年、第 3 頁。 14 对于这方面国内学者多有论述，可参见冯玮：《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的形 成》， 《历史研究》2004 年第 5 期；冯玮： 《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在战后的延续――“1940 年体 制论”解析》 ，《日本研究集林》2004 年第 1 期；冯玮：《“总体战”和现代日本间接金融体 制的形成》， 《史学集刊》2004 年第 4 期；冯玮： 《“总体战体制论”：当今日本史坛值得关注 的理论》， 《历史教学》2004 年第 6 期；杨栋梁： 《论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的形成——兼评“1940 年体制”》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 期。 15 可参见山之内靖、J.Victor Koschmann、成田龙一编： 《总体战和现代化》，柏书房，2000 年 版；栗田健： 《日本的劳动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 年版；雨宫昭一： 《战时战后体制 论》，岩波书店，2001 年版；小林英夫：《帝国日本と総力戦》 、有志舎，2004 年版 16 冯玮：《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在战后的延续――“1940 年体制论”解析》，《日本研究集林》 2004 年第 1 期 17 尹秀芝：《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革与日本现代化》，《北方论丛》1998 年第 4 期 18 所谓“经营者革命”，指的是资本和经营一体化的体制（又叫所有者资本主义）变成资本 与经营相对分立的新体制（又叫经营者资本主义）。参见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 （1945-199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版，第 65 页 19 野口悠紀雄：「1940 年体制――さらば戦時経済」 、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 年、第 80 頁。 （转引自冯玮： 《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在战后的延续――“1940 年体制论”解析》， 《日本研究 集林》2004 年第 1 期） 20 同上，第 80-88 页 21 同上，第 73 页 22 同上，第 5 页 23 同上，第 39 页 5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9 特约责任编辑 冯玮 ） 日本环保NGO的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朱 哲 莹 内容提要： 近几年，中国的环保NGO作为环境保护中的特殊群体，在环境保护方 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能否认其发展仍处于“婴儿阶段” 。在日本，环保NGO 在与“政府、企业、市民”这些特定环境互相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寻求和创造有 利于组织发展的条件，为日本成为环保强国贡献了力量。本文主要通过借鉴日本 环保NGO的活动情况，阐述中国环保NGO的未来发展和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日本环保NGO 中国环保NGO 活动机制 在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曾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不过随着国内多方的 努力和配合，日本已经走出了“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KC)[1]的临界点，成为了 环保强国，在这过程中，环保NGO功不可没。 近年，中国环保NGO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就。2003年的怒江保护战，2005年的 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等壮举，使得“绿家园”、“自然之友”等一大批环保 NGO成为公众的焦点。然而相关法律和政策的不完善、环保参与意识的欠缺，以 及为追求利润而破坏环境的盲目举动，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环保NGO的发展。 环保NGO在中日两国的各自发展情况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当然,更重要的是 能够通过分析和借鉴日本环保NGO的活动机制和发展，获得一些启示，从而促进 中国环保NGO的发展。 一、日 本 的 环 保 NGO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与企业之外 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第三部门，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性、公益性 [2] 等特点。 而环保NGO就是各种各样以环境保护为目标，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具 [3] 有行政权力，并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性服务的NGO。 一）日本环保NGO的总体情况 1 据日本环境协会最新（2006年）发布的《环境NGO总览》，截止到2006年， 有地址可查的环境NGO共有一万四千多家， 但由于存在很多尚未登记的环保NGO， 所以相信实际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日本环保NGO规模不一，会员人数在10 人到100人的组织占比例最大，达到53%以上，预算规模在100万日元以下的NGO 占了57%以上，超过1亿日元的只占3.9%。从活动领域来说，环保NGO的活动主要 集中于开展环境教育、自然保护、森林的保护和绿化、美化环境、推广环境友好 型生活方式等领域。[4] 二）日本环保 NGO 的活动 环境系统组织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系统与其外在环境都有一种密切的关 系，组织可以从环境中获得某些收益，以利组织发展；也可能被环境制约，抑制 进一步发展，甚至扼杀现有的组织。日本的环保NGO功能的发挥离不开与组织所 存在的环境之间的互动。 [6] 环保NGO活动的特定环境 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市民” （如图1） 。如何与 三者间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特定环境，是本文考察和借鉴的重 点。 图1：日本的环保NGO之活动机制 政 府 信息、分析 法律、政策制定 影响决策制定 营造政治空间 NGOs 参与 启发活动 支持 环保活动 市 民 参与 监督 支持 合作 合作 企 业 注：笔者制作 2 1、环保 NGO 与政府 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为环保 NGO 营造政治空间；环保 NGO 通过委 托研究等为政府部门提供相关信息，并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政策的制定。 1）日本的NGO的行政、法律环境变迁。1998 年通过的《非营利性组织法》， 在NGO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首先，以前公益组织的成立取决于政府部 门的自由裁量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现在，只要符合法律规定，NGO的认证 不再需要审批。其次，以前一个组织须有约 3 亿日元的资产才有申请资格；现在， 资产资格已完全取消。最后，以前申请手续烦琐，政府官员可以借此对申请久拖 不决；现在负责认证的部门必须在收到申请后两个月内做出决定，加快了认证的 速度。[6] 当然，这部组织法并不完善，对非营利组织减免税的分歧仍未化解，没 有对慈善捐款的减税规定，不利于鼓励人们向非营利组织捐款。而且，新法还规 定经过认证的组织要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所有会计报表，并拿出年度报告，有些 民间组织担心，一旦经过政府认证，就很可能丧失自主权。根据最新的统计，到 2006 年经过认证的环保NGO的比例占 40%左右，大多数的环保NGO尚属任意团体， 即没有取得法人资格的团体。 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的公益法人制度改革。2006 年 6 月 2 日公布了《关 于一般社团法人以及一般财团法人的法律》（简称一般法人法）、《关于公益社 团法人以及公益财团法人认定等法律》（简称公益法人法）、《伴随实施关于一 般社团法人以及一般财团法人的法律以及关于公益社团法人以及公益财团法人 [7] 认定等法律、有关相关法律完善等法律》（简称相关法完善法）三部法律。 同 时还进行了与公益法人新制度相配套的改革，主要包括税制改革和会计基准改 革。新法的实行将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进一步调整，改革前公益法人制度 赋予政府部门很大的权力，在非营利组织中形成了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关系 的“行政依存团体”或“外扩团体”。新法实施后，行政部门失去许多权力，非 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将进一步增强。 2）日本的环保NGO一般采取与政府合作的形式。通过对日本的环保NGO活动 形式的调查发现：环保NGO主要通过温和的活动形式来影响政府。如：在2005年，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先后四次接受林野厅关东森林管理局的委托，进行了“小笠原 诸岛森林生态保护地设立情况”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8] 又如“环境·持续社会” 3 中心（NPO法人）2005年的“可持续社会和税制·财政”项目，通过和政府官员 开办座谈会和学习会的方式向环境省提出改革税制的建议方案，为环境省在2006 [9] 年的税制改革会议上与政党和各省厅进行协商，提供信息和相关内容。 在日本，市民活动只是行政的补充这一观念深入人心，这种意识导致了环保 NGO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主要通过提交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的方式进行活 动。而且即使是存在着与政府唱反调的NGO，也屈服于政府的“大棒和胡萝卜” 政策之下，不是由于各种原因被政府解散了，就是通过一些优惠政策被政府拉拢， [10] 成为政府的附庸。 2、环保 NGO 与企业 企业积极支援环保 NGO 的活动；环保 NGO 在监督企业的同时，与企业合作， 推动建立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 1）日本的企业积极支持环保 NGO 的活动。企业充分认识到：良好的环保意 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如此强大的环保意识可以追溯到 1996 年 ISO14001 的实行，当时为了区别于其它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形成了一股获得 ISO14001 认 证和发行环境报告书的热潮。2002 年，发行环境报告书的企业有 650 家，占了 21.9%（如图 2） 。 图 2：发行环境报告书的企业数量 比例（%） 企业数量 700 650(22.1%) 579(20.0%) 600 发 表 500 报 告 400 的 企 300 业 200 数 量 25.0% 20.0%发 表 报 15.0% 告 的 10.0% 企 业 比 5.0% 例 430(16.0%) 270(9.8%) 197(7.4%) 169(6.5%) 100 0.0% 0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来源:环境省，2002年7月平成14年「環境にやさしい企業行動調査結果概要版」 4 日本企业注重环保的另一个原因：在日本，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所谓“社会责任投资”就是 投资企业把投资对象参与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社会活动的情况作为投资的评价 标准之一，投资企业将依据这些标准来确定对企业的投资。[11] 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日本的企业都纷纷制定措施，参与和支持环境保护活 动： ①通过设立企业财团[12]，在资金上支持环保NGO的活动。丰田、三菱、索尼 等企业都设立相应的财团，支援环保NGO进行有关环境方面的研究和调查、环境 教育的开展及环境保护运动的进行。有些企业则通过向环保基金组织捐款的形式 来支持环保NGO的活动，丰田汽车、三井物产、富士通等企业都是日本经济团体 联合会自然保护基金的企业会员，而这家自然保护基金组织支援的环保NGO有 39 家之多，从 1993 年到 2003 年，共计支援资金 1515 百万日元。[13] ②直接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发展的计划和目标中。如索尼公司，定义了“环 境效率=销售额/环境负荷（环境指标）” （称之为“Green Management” ）来 制定公司的环境中期目标。2005 年的目标是：环境效率要达到 2000 年度的 1.5 倍。另外还制定了针对温室效应、资源循环利用和化学产品的管理等相关具体措 施和指标。[14] 2）环保 NGO 对企业既监督又合作，促进企业推行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环保 NGO 对造成污染的企业一般采取 对立斗争的手段。例如,“新瀉水俣病受害者之会”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把 水俣病发生源企业——昭和电工鹿濑工场送上被告席。而目前,由于日本环境状 况的改善,企业环保意识的增强，日本环保目标的重点已从反公害转向通过建设 循环型社会,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日本环保 NGO 活动的目标和方式也随 之发生变化。 监督环境质量以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促进企业推行环境友好 型的生产方式是当今环保NGO经常采用的形式。例如,环境NGO通过对消费者有关 环保型产品认知程度的调查,向企业提供相关市场信息,为企业制定推广环保产 品的营销方案提供依据。同时,通过环保型产品的宣传和相关设计等,促进企业采 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和环保型产品的研究与开发。[15] 5 3、环保 NGO 与市民 市民积极参与环保 NGO 的活动；环保 NGO 通过教育普及等活动形式提高市民 的环保积极性。 1）NGO用实际行动获得了民众的重视和支持。直到 90 年代中叶，一般日本 人对本国的民间组织还是既不关心又知之甚少。在他们的理解中，日本只有两个 部门存在，即政府与市场营利性组织。[16] 这一切在 90 年代中期发生了巨变。90 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90 年代中期一系列政府丑闻的揭发，使得日本国 民对政府是否真能代表公共利益产生了怀疑，而 1995 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意 味着政府万能神话的破灭。与政府的消极态度相反，民间组织很快云集到灾区， 协调志愿者的救援工作，共募集善款 1600 亿日元，并为灾民的利益奔走疾呼。[17] 其在救灾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使“非政府组织”、 “非营利组织”一时间成了 家喻户晓的新名词。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组织的数目开始稳步上升，人们对参加志愿活动也越 来越踊跃。如 1997 年 1 月 2 日凌晨，航行在日本岛根县隐奇岛东北海域的俄罗 斯“纳霍德卡号”油轮断为两截，流出的原油对当地的海产资源和旅游胜地造成 大规模的公害。这一情况马上引起了日本各界的重视，环保 NGO 立即采取了相应 措施，组织志愿者进行清理。据统计，当时共有 27 万志愿者参加清理活动。 2）环保NGO通过教育普及、出版刊物等方式提高民众的环境参与意识，并加 强对自身的宣传。在日本的环保NGO的活动形式中，教育普及占第一位。如2006 年自然保护协会的教育活动包括：第一，自然观察指导员的培养，即专业环境人 才的培养，通过研讨会等方式来提高和统一自然观察指导员的能力水平；第二， 一般环境教育，主要通过开展讲座、组织调查研究方式进行。如2006年自然保护 协会分别在东京、名古屋、京都举办了面向学生的有关“自然保护工作”的讲座， 向学生传达了保护自然所涉及的工作内容。 [18] 除此之外环保 NGO 通过网络、出版物、会刊等途径对自身进行宣传。在对 4000 多家环保 NGO 的调查中发现，有一半以上的组织都拥有自己的定期发行刊 物，有 42%以上的 NGO 拥有自己的网站（如表 1） 。 表 1:环保 NGO 是否拥有自己的刊物和网站 6 定期刊物 组织数量 构成比率（%） 网站 组织数量 构成比率（%） 发行 2,276 51.00 有 1,918 42.98 未发行 2,187 49.00 无 2,545 57.08 注:通过对 4463 家环保 NGO 组织的调查所得。 来源: 日本環境協会編：《環境NGO綜覧（平成18年版）》 2006年。 二、对中国环保 NGO 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要为环保 NGO 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法律空间 1、加强和完善与 NGO 相关的法律制度。虽然从 1998 年以来陆续修订、颁布 了《社会团体管理条例》(1998)、 《基金会管理办法》(1998)、 《公益事业捐赠法》 (1999)等一系列关于 NGO 管理的法规性文件，但中国目前关于 NGO 的法律法规体 系还很不健全。政府需要尽快出台 NGO 基本法,并完善专项法规体系，把对 NGO 的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2、改革有关 NGO 登记方面的限制政策。国家对 NGO 的管理实施的是双重管 理体制：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 “业务主管单位” 的寻找是在中国成立 NGO 的第一重障碍。第二重障碍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 “在 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登记机 关不予批准。对注册资金的要求是第三重障碍，相关政策规定：成立一个全国性 社团至少需要 10 万元资金，而地方性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则需要 3 万元以 上的资金。这三重障碍造成了中国的 NGO 只有 10%是正式注册的局面。 3、加快对NGO的管理和监督政策的制定。与政府对NGO的严格控制相对照， 政府在针对NGO的具体管理措施上远远滞后于其发展。为了保障NGO的健康发展， 政府要尽快从监督评估的指标体系、监督机制、监督组织体系等方面加以改进， 完善对NGO的监管；要出台有关NGO员工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规政策,从人事 体制上保证NGO人力资源的政策保障；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的并有益于NGO参与 政治过程的参与机制。[19] 二）环保 NGO 在寻求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要保持其独立性 7 1、环保NGO寻求与政府合作。与政府的合作无论对NGO还是政府本身都会带 来双赢。一方面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讲，NGO与环保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另一方 面与政府的合作可以使NGO获得更多的资源，弥补自身合法性的不足，并获得政 府和社会的信任与认同。[20] 最近几年，中国的环保NGO与一些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地并肩作战。如在绿色 申奥运动中，政府寻求与环境NGO合作，建立了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环保 团体与民间组织、市民个人参与的“绿色奥运行动计划联席会议制度”，NGO组织 的负责人还随同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前往瑞士洛桑作申办城市的陈述。 [21] 2、环保 NGO 要保持独立性，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日本和中国面临一个共 同的问题，即环保 NGO 与政府合作的同时，能否保持其独立性。因为政府掌握了 不少资源，为了自身的发展，很多环保 NGO 竭力向政府靠拢，并把自己的使命定 位在政府工作的拾遗补漏上，这样 NGO 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在和权力 发生碰撞时，是引导权力改变，还是被权力所改变，NGO 必须清醒地做出选择。 今后，环保 NGO 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和政府建立并保持一种稳定的限制 性合作关系，即在合作的基础上对政府进行一定的制约。合作是主流，但是当环 保 NGO 和政府发生意见和利益不一致时，不能无限制地妥协，NGO 应该发挥其在 监督政府方面的功能。能不能、敢不敢真正监督政府，对政府提出实质性的批评 和建议，是独立 NGO 和由党政机关衍生出来的 NGO 的一个重要区别。 经费来源的单一容易使 NGO 受制于政府或企业，因此中国的环保 NGO 要保 持独立性，最关键的是实现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在日本，环保 NGO 可以通过多种 渠道获取资金，包括会费、捐款、政府委托金、外务省 NGO 事业辅助金等。（如 表 3）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一方面保证了环保 NGO 活动经费的充足性，另一方面也 能有效防止其依附于政府。所以，如何把政府、企业和民众等多方力量纳入到环 保活动中，在资金上得到他们的资助是环保 NGO 面临的又一大挑战。 表 2 2006 年组织 S 的财政收入 （%） 组织名称 S 总收入（100 万日元） 1227 会费 22.1 8 捐款 19.7 事业收入 6.5 政府委托金 5.4 民间委托金 8.1 相关机构委托金 6.3 民间辅助金 4.7 国际志愿金 0.6 外务省 NGO 辅助金 0.5 地球环境基金 0.7 另外的政府补助金 13.1 其它 12.1 合计 100 来源: 宮沢哲男《日本の環境NGO／NPOについて》2004年 三）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1、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有鉴于“企业社会责任”（CSR）和前文提到的社 会责任投资（SRI），中国的环保NGO要着重从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进行宣传 和教育。当民众都意识到社会责任对企业的重要性，投资商都用“社会责任”指 标来衡量一个企业，决定是否对其进行投资和合作，那么，企业也必然会将社会 责任当成是自身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当企业与环保NGO在环保上的利益一致时， 必将取得环境保护事业的进步。2003 年，由企业家群体发起的中国阿拉善SEE 生 态协会标志着中国企业家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22] 有理由相信随着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加，外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 入到环境保护中，支援中国环保NGO活动的开展。 2、改变企业的环保意识。企业与 NGO 的最大区别在于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 润的最大化，所以要使企业对环保采取支持的态度，除了唤醒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外，最主要的是让企业认识到进行环境保护、发展环保产业从长远来看，是有利 于企业效益提高的。 在日本， “环境”经营方面做得好的企业获得了公众的首肯，企业形象提升， 9 公众对其产品的偏好也会随之上升，结果，除了其中的拳头型环保产品，企业其 他类型的产品销售情况也大大好转，这是一种“爱屋及乌”的连带效应。如，丰 田汽车开发的“PRUS”环保节能车的销售额虽然在总的销售额中占的比率不大， 但是带来了公众对丰田产品整体环保形象的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后工业社 会，环保产品的普及是一个必然趋势，所以从长远看，收回企业的研发投入，获 得盈利是不成问题的。[23] 四）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 潘岳提到了环境保护中“群众行动主义”的观点，他指出“没有公众参与就 没有环境保护。”[24] 但是我国民众对环保的参与度和对环保NGO活动的支持度不 高，如环保NGO对怒江建坝的质疑，尽管NGO联合学者通过媒体发出了声音，但是 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怒江沿岸的民众并没有参与进来。这与两个因素有直接的 关系： 第一，与民众的环保意识有关。这里所涉及的民众环保意识，准确地说应该 是民众环保“参与”意识，也就是说我国公众在环境意识的“行”上水平较低， 多数公众在主观上建立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值观念,但是在行为上表现出环保 参与意识薄弱。 第二，与对环保NGO的重要性认识不深有关。通过对中日两国公众对环境问 题责任意识的调查，针对市民团体和环保团体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中国公 众的认识程度与日本公众有很大的落差。只有 2%的中国公众把环保团体视为环 境问题的解决者, 而有 27.6%的日本公众认为环保团体在保护环境方面起最重 要作用。 [25] 所以环保NGO要对症下药，一方面要用实际行动来获取和提高民众对环保团 体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则要把提高民众的环保“参与”能力作为目标来制定 组织的活动计划，如“北京地球村”以申奥为契机，在北京市积极推广绿色社区 的建设，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每年组织万人参与环境文化节等，这些类似的活动 值得提倡。“知行分离”是当今中国民众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而环 保NGO的主要任务应该从以往的对环境知识和理论的宣传转移到提高民众环保参 与程度、参与积极性上来，切实实现“知行合一”。 注 释： 10 [1] 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 50 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工具，倒 U 型的库兹涅茨曲线在很多 实践数据中得到验证。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陆续有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 曼(Gross man)等，提出了“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KC)，认为环境质量同经济增长一样 也呈倒 U 型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 趋高，到达某个临界点(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 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 [2] 王名 佟磊：《NGO 在环保领域内的发展及作用》，《环境保护》，2003 年，第 35-38 页。 [3] 江莹 郭华：《试论环保NGO 的发展方向》，《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3 期，第36页 。 [4] 日本環 境協 会編 ：《環 境NGO 綜 覧 （平成18年版）》，2006年。 [5] 所谓特定环境影响是与组织的一般环境影响相区分的概念，即直接与组织发生联系和作 用的环境。 [6] 王绍光： 《多元和统一 ——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14 页。 [7] 文国锋： 《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法律框架、制度改革和发展趋势——“日本 NPO 法律 制度研修”考察报告》， 《学会》，2006年10月，第6页。 [8]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网页。 http://www.nacsj.or.jp/nacsj/houkoku_kessan/houkoku2005.pdf [9] “环境·持续社会中心”网页。http://www.jacses.org/paco/explain1.html [10] 中村阳一・日本NPO中心編：『日本的NPO 2000』，日本評 論 社，1999年 。 http://nccs.urban.org/n_entities2.pdf [11] 山内直人编：『NPO白皮书 2004』，大阪大学大学院国際公共政策研究科NPO研究情報 センター ，2004年，第17-18页。 [12] 所谓企业财团就是由企业捐款设立的组织，日本的财团实际上是基金会的意思。不过 为了使企业利润的高低不影响财团的运作，为了使财团能比较稳定地从事公益事业， 其运作一般是独立于企业的。 [13]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自然保护基金会网页。http://www.keidanren.or.jp/kncf/ [14]http://www.sony.co.jp/SonyInfo/Environment/environment/management/green05/i ndex.html [15] 李冬：《日本的环境NGO》，《东北亚论坛》，2002年8月第3期，第82页。 [16] 王绍光：《多元和统一 ——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171页。 [17] 同上，第203-205页。 [18] 自然保护协会网。http://www.nacsj.or.jp/nacsj/houkoku_kessan/houkoku2005.pdf [19] 何晔 安建增：《论和谐社会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6年2月第24卷第1期，第18页 。 [20] 江莹 郭华：《试论环保NGO 的发展方向》，《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3 期，第38页 。 [21] 赵秀梅：《中国 NGO 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开放时代》，2004 年第 6 期， 第 9 页。 [22]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网页。http://see.sina.com.cn/ 11 [23] 陈云： 《日本环境过程政策过程和地方自治制度》，现代性与公共政策论文集，2004 年， 第 22 页。 [24] 陈泽伟 王强： 《潘岳：朝着和谐公平的社会前进》， 《商务周刊》，2004 年 10 月，第 52 页。 [25] 戴玉才：《公众环境意识的中日比较》，《林业经济》，2007 年第 2 期，第 79 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12 责任编辑 魏全平） 日本政党政治的走向 代小丹 [内容提要]本文对近年来各界学者对日本正走向两党制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用理论比较和案例 分析两种方法论证日本走向两党的非可能性。与英国的两党制的发展历史以及形成轨迹相比较，日 本尚不具备走向两党制政治体制的可能性，有事法案及小泉的政治豪赌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政 治制度不是独立于其它领域之外的，它与经济、文化等因素紧密相联，且不断发展，因而不能用推 测和想象来判断它的发展方向，更不能用静止眼光去看一个发展的事物。 [关键词]日本政党 两党制 政党的保守性 2003 年 11 月 10 日，日本第 43 届众议院选举揭晓，现任首相小泉所在的自民党失去 10 个议席， 只获得 237 席，靠执政三党中其他两党公明党、保守新党的支援，才勉强维持三党执政的尴尬局面。 而民主党则成了此次选举最大的赢家，获得 177 个议席，成了历史上最大在野党。为此，日本媒体 惊呼，日本进入了“两大政党时代”。虽然自民党执政联盟继续当政，但民主党大跃进，推动了日本 两党制的进一步发展，这使得日本的政治体制由两党制走向多党制成为可能。 对于这种看法，我持有不同的意见。虽然，长久以来，自民党连续执政，民主党尾随其后，尤 其是 2003 年的选举民主党虽败尤胜，而社民党及共产党等小党无法在政坛发挥作用，日本政治制 度已成定式，这一切都带给人们一种错觉，即日本的政治体制正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过 渡，但是，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首先不能以偏概全，政治体制形成需要经 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历史轨迹中截选一段去分析它的政治体制走向，本身方法是错误的，更 不要说只通过一个事件，一次选举来判断未来趋势。我认为日本由多党制向两党制过渡是不可能的， 至少，迄今为止，日本国内仍没有形成两党制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及社会根源，没有可以替代自民党 上台执政的政党阶级，而且，就最近几年来日本政坛的大事件来看，也可以解释这一看法。 一 、两党制的定义 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首先应该就两党制的含义及特点给予明确的说明，我们也可以从其中得 到较准确的信息，政治学上对两党制的定义是：“所谓‘两党制’也称‘二元政党体制’即，资本 1 主义国家中的两个主要资产阶级政治，操纵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轮流执政，互相对峙的政党制度。 ” 1 同时，两党制的特点对这个定义也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一方面是两党制国家中的两个政党要基 本上保持轮流执政的格局，执政时间大体相当，双方始终处于竞争对立的状态，其次，双方都享有 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力。 由此，我们再看日本的政局，虽然，就目前来看，民主党表面上可以被认为是可能有希望成为 轮流执政的政党，但我们都知道五五年体制期间自民党连续执政 38 年之后，在不到一年时间的非 自民党联合政府后，自民党把持的联合执政党再次上台执政至今。对比世界上典型的两党制国家英 国，英国是两党制的起源国家，100 多年来，主宰英国政坛的基本上一直是两个重要的政党，且就 战后半个世纪而言，两党交替执政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任期 工党 1945-1951 艾德礼 保守党 丘吉尔—…—霍姆 1951-1964 1964-1970 威尔逊 希思 1970-1974 1974-1979 威尔逊——卡拉汉 撒切尔——梅杰 1979-1997 1997-至今 布莱尔 资料来源：《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下）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主编，P1095-1100 由此表格，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典型的两党制国家的政党执政情况。日本政党政治发展是在二战 后逐渐趋于稳定成熟的，而我们纵观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日本政坛一直是自民党把持政权，而 1993-1994 年的非自民党的八党联合政府也是在自民党自身管理不完善的情况下，临时充当了一个 过度政府的角色，此后，日本步入了稳定的后自民党时代，走上了以自民党为首的多党联合执政道 路。 由此，从理论方面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日本两党轮流执政仍不具备其历史根源。即使在今后的 若干年，有民主党与自民党交替执政的可能，也仍需要一个长期的漫长的演变过程才能形成一个比 较稳定的交替执掌政权的局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两党各自是否会出现分化组合仍无法确定。 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我认为日本仍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自民党在各党 派中占据主流位置，其余各党无法与之分庭抗礼。 [1]杨祖功、顾俊礼：《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第 179 页。 2 二、两大政党的保守性 （一） 两党纲领一脉相承 从五五年体制开始，日本就一直处于“两大政党”的时代，不同是的，当时的两大政党是旗帜 鲜明、针锋相对的自民党和社会党，日人称之为“保（守）革（新）对峙的时代”，保守即指的是 自民党，革新指社会党，尽管社会党一直是在野党。而今日掌握日本政治命运的却是两个本是同根 生，基本政策没有什么差异的保守政党自民党和民主党。曾经的社会党还站在和平宪法的阵营中， 视“护宪”为立党的使命，是社会党的命根子，而如今，只有民主党中的一部分旧社会党人，才会 偶尔喊喊类似“中庸”，反对极右的口号，以示自己的存在，而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他们对战后 的和平宪法并没有丝毫的眷恋之情。早在离开社会党之前，他们就在提出“创宪”论。所谓的“创 宪”论，其实就是变相的“修宪”论。所以，自民党和民主党只不过是保守主义阵营的两个不同的 分枝，两党对立也绝对不是两个制衡力量的出现，而相反，是两股力量合力加速修宪的步伐，朝军 事大国迈进。 综上，两党纲领的本质都是右倾的，两党未来的发展趋势只有政策上的些许差异而没有本质上 的不同，自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同时，不会遇到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的挑战，民主 党在一个整体右倾化的大环境下，将长期作为自民党的尾随，除非它可以寻求第二条道路，树立旗 帜鲜明的政党纲领，即代表国家利益，体现人民的价值，而且在实力上又必须可以强大到足可以颠 覆自民党的政权。但是，就目前为止，我们从自民党的执政纲领中，仍找不出一点，可以让民主党 拿出来利用，作为颠覆执政党政权的法码，尤其在安倍上台后，在外交方面这做出的极大的努力， 也弥补了之前外交纲领的不足。 （二） 阶级基础 两党制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两党各自拥有自己的阶级基础，这也是两党轮流执政的必要条件。 就英国而言，工党崛起之前，保守党和自由党大致有着相同的阶级基础，它们都是社会中有产阶级 的代表。相反，工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极为密切，它是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建立的。工党早期的领 袖就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参加职工大会的工会有一半作为集体加入了工党，工会为工党提供了绝 大部分的活动经费。更重要的是，工会在工党领袖的选择和在工党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在工党的 决策上都拥有很大的权力。 1 [1]杨祖功、顾俊礼：《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第 231 页。 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迄今为止，英国工党及保守党分别拥有工人及有产阶级为两大阶级基础， 分成对立的两大阵营，在选举中对各自的政党阶级服务。 日本自民党的传统阶级基础是农民，是来自广大农林渔村中的保守势力，但上个世纪日本经济 起飞后，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自民党由此经历了一场“政党现代化”的变革，针对党的执政基 础转移到城市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 现今，自民党以雄厚的选举资金作为后盾，靠非保护农业政策 长期保住了广大农民作为自己的坚定支持群体，自民党的阶级基础是多层次的广泛的渗透到社会的 各个阶层，从而，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包括性政党” 。2 民主党是一个工会政党，五五年体制下工会对政党的支持，分为社会党和民社党两派，八十年 代末以后，日本工人运动先于政治得到统一。“联合”的成立就是民间工会所主导的工人运动的统 一。“联合”最初积极参与政党政治，在建立非自民联合政权时非常活跃。但是，后来在自民、社 会、先驱联合政权下，工会系统的议员分属于执政党和在野党，处于再分裂的状态，影响力下降。 3 此时，自民党趁虚而入，一方面争取到工人阶级为政党后盾，一方面为稳定政权打下良好的基础。 从阶级基础方面分析可知，目前为止，自民党拥有一个来自广大农林渔业的保守势力，一个庞 大的势力集团，同时在争取城市工人阶级方面也有显著的成绩，而且自民党内的领袖一直以来会充 分重视做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相对于自民党而言，民主党存在很大的问题，在不断地丧失自己原 始的阶级基础工会的同时，由于意识形态不断的右倾化，纲领自然也与自民党的异曲同工，这就如 同民主党的矛，始终无法对抗自民党的盾一样，本质上无法形成对等关系。 从两党的政治纲领，及阶级基础这两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民主党完全是自掘坟 墓，虽然也会因自民党一时的政治失误而有些政治转机的，但我们知道真正的政治机遇，完全不会 垂涎于一个没有特色与创新的政党。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个对比，现今，在国际格局中，单极与两 极都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而只有在一超多强的形势下，才能引领和构建一个和谐的国际 社会，而超级大国成为整个国际秩序的主体，虽无法任意规划整个世界，但仍可以在这个国际大家 庭中扮演家长的角色，可以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强国虽强，仍无法与超级大国对抗， 反而有时他们会结成同盟，共谋利益。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自民党在日本正是扮演了一个超级大 国的角色，它有坚实的执政根基，有可以被人民接受的执政纲领，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都决定了 它在日本的独一无二的超强的领导地位。而民主党的命运不得不像强国一样，虽然在不同的问题上 可以有自己的声音，但是仍然无法左右局势，同时实力的悬殊，使其很难翻身。 [2]高新民： 《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基础》，学习时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xxsb/704358.htm。 [3]金熙德：《日本政治结构的演变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4]王振锁：《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400 页。 4 三 、有事立法及 2005 年大选 （一）、有事立法 2003 年 6 月 6 日，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 《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 《自卫队法修正案》等三项法案。这使本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朝野对立状态的自民、公明、保守、 民主、自由五个党派在“国家有事”这一问题上形成一股合力。这也是自“1955 年体制”结束后的 十年中，自民党之外的政党统统汇集到自民党的麾下，这就清楚地标示出当前日本保守政治的基本 风向。从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治交易中，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不同保守政党争夺政权的表 象背后，掩盖着保守政治中朝野双方“貌离神合”的本质属性。举凡决定国家道路的原则问题，从 旧自民党派生出来的各种新党最终总要同自民党形成一股政治合力，驱策日本在既定的道路上前 行。 1 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治合作加深了在野党之间的裂痕，使民主党同社民党之间合作更加渺 茫。当然，保守政党在“有事立法”上的妥协、合作并未使双方争夺政权的斗争随之消失。但是， 民主党在争夺政权的道路上又为自已设定了无形障碍，在与自民党政策不断趋同的同时，不断地丧 失自身的立场，丧失自己争取政权的筹码。自民党是一个拥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大党，在日本拥有广 泛的阶级基础，长期以来，广大人民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政党领导人民的国家，仍然拥护他作为日本 的最高统治阶级为人民服务，五五年体制以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局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尤其在民 主党和自由党合并以后，民主党的力量不断壮大，日本政坛出现了两党对峙的趋势，但是，有事法 案让人们再一次认清了，两个政党之间关系的实质： 1、自民党与民主党完全没有摆脱貌合神离的本质，自民党对包括民主党在内的所有政党仍具 有压倒性的力量，及很强的制约作用。而且，民主党无法脱离保守主义路线，制订鲜明的政治方针， 树立明确的政治旗帜，这潜在的巩固了自民党政权的稳定性。 2、日本的传统文化在政治领域也是挥之不去的，在他们所谓的国家有事的情况下，不同政党 仍然可以放弃前嫌，可以统一思想。这里也反映日本的传统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日本人自古崇尚“大 和”的思想，崇尚“武士道”精神，在武士集团内部，绝对服从，上尊下卑，等级森严，成为武士 生命中的最高准则。2 日本人可以为了一个认为有益于民族和国家的目的而趋同求和，可以放弃小我 顾大家，而有事法案被认为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大事，求同存异是必然的结果。 可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自民党仍可以大行其道，在不严重地伤害民意的情况下，将仍然长 [1]高洪：《日本“有事立法”中的政治力学差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1] 李刚：《犁与刀-百年中日问题忧思录》， 中国三峡出版社，2006 年，第 65 页。 5 期把持政权。 （三） 小泉众议院选举 2005 年 9 月 11 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由于此次大选是在参议院 否决邮政民营化法案的大背景开始的，所以，日本内外观察家普遍看好在野的民主党，而一般预测 大选将进一步促成自民党和民主党势均力敌的局面，甚至可能出现政权交替。但是大选结果却出人 意料，自民党所获议席竟比众议院解散前的 212 席增加 84 席，单独超过众议院半数议席，与公明 党 31 席相加共获 327 席，而在野党的得票数是，民主党 113 席、共产党 9 席、社民党 7 席、其它 24 席。 此次大选的导火索是邮政民营化法案，而该法案对日本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来说是有害无益，尤 其在交通不发达的北海道等地区。所以，大选结果出乎人们意料，可见自民党政权的稳定性是可见 一斑的，日本国内很多学者将小泉的政治豪赌认为是自民党执政生涯的结束，“砸烂”自民党的一 个绝好的机会，但大选有力地证明了自民党在日本的影响力，仍不是哪一个在野政党可以匹敌的， 具体看来：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自民党与主要在野党的对立焦点已经脱离意识形态这一点上，也就是说 不是保守与革新的对立，而是保守与保守之间的不统一，在很多问题上可以很容易达成一致； 其次，自民党对执政联盟的依赖程度大为降低，单独过半的结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说法。它已 经可以在不依靠执政联盟政党的支持下单独掌握政权，所以自民党对日本政坛的影响丝毫没有减 弱，而是在第三条道路上不断增强。 1 最终，自民党也扫清了党内异已，自民党派阀和利益诱导政治的进一步瓦解。通过整治一批、 扶植一批，使党内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党内除了小泉所属的森派和新当选的 83 名“小泉宝 宝”议员外，其他派系都已经被严重削弱。 2 由此可见自民党在巩固稳定政权上又迈出一大步。 而再看刚刚过去的 2006 年大选，更让人深刻的体味到自民党作为执政联盟最大的党派，其总 裁已经顺理成章为首相。所以，有舆论称，在自民党把持政权的日本，自民党总裁的选举也就是日 本首相选举。 种种这些，我们可以知道，与其说日本走向两党制是可能并且已经萌芽的话，到不如说日本一 党优位制在不断强化，我们在不否认民主党在不断强大的同时，仍不得不承认自民党与社会党双方 势均力敌的对抗时代已经过去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平衡已经被打破。 [2] 这里我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意思是在不依靠执政联盟，以及脱离原来的竞选路线，在全新的环境下，全新的思 维下走出的一条新道路。 [1]金熙德： 《日本政治结构的演变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6 四、结论 冷战以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最大特点是联合政权与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初露倪端，任何一个国 家政党体制的转型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棘手的现实问题，而金权政治就成为 日本社会的政治隐患，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即“佐川事件”、 “金丸事件”，成为自民党倒戈的导火索。 而自民党夺回政权之迅速，也让人们认识到，非自民党联合政权只是充当了一个让自民党空出时间 来调整内部问题的一个临时的替代角色。现如今，日本政坛的右倾化被视为日本的另一个社会隐患， 虽然现在我们仍无法确定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但是这种情况如不加以转化，对日本乃至整个国 际社会造成影响是可以肯定的，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政治格局大转变的一个潜在因素。 进入后冷战时代的自民党，出现了一代新生政治家，及时地适应了不同国际政治格局的需要， 同时，日美同盟合作的进一步加强，这样的外部的有利因素也加强了自民党在日本的执政根基，强 化了一党优位制，南开大学的徐长胜副教授对于一党优位制的本质内涵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党 支配”与“多党竞存”辩证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即“一党支配”的前提是“多党并存”， “多党并存” 的结果或者其表现形式即“一党支配”。 这样可以很准确地诠释日本的政治格局，日本多党并存的 政党根源不断发展衍生出了一党优位制，而自民党一党独大的现实又必须是以多党制为基础，所以 我们说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两党制起源于英国，英国也是两党制发展最平稳的国家，英国具有适合两党制存在的历史渊源 及社会基础，也是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演变发展而来的。政党体制不断发展演变，是人类社会文明发 展的体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且多方面的因素会对其产生影响。日本也是 如此，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会成为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稳定 的内外局势必然也会带来稳定的国内政治局势。而从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个案例可以认识到，自民党 可以稳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以达到党内稳定发展，而这一切都使得民主党相形 见绌，政党体制的转变仍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民主党发展的步伐还远不及自民党前进的速度的时 候，日本多党体制下的一党优位制仍将长期、稳定地存在、发展。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人员 7 责任编辑 郭定平） 以日本司法判例为视角探析生命侵权中 间接财产损害赔偿之计算 陈 煜 内容摘要 徐振华 因死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其客体的多元化造成了赔偿计算的复杂化，既包含对直 接和间接的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对非财产即精神损害的赔偿。其中，直接财产损害赔偿因是对 已发生之损害进行赔偿，计算上并不困难；精神损害赔偿目的在于慰抚近亲属精神痛苦，主观因 素高，故其计算主要依靠法官结合各国实情予以酌定；而间接损害赔偿尤其是对死者未来收入损 失的赔偿，因被害人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使其在计算上颇为困难。鉴于日本判例相关研究甚为详尽，本 文将主要通过归纳日本各期判例对此部分之算定介绍其先进经验。 关键词 判例 间接财产损害赔偿 误工费 预期收入损失 为论述之方便，笔者先对侵犯生命权行为所致的各种可赔偿性损害项目予以明确：直接财产损害 主要是指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和交通费等财产损失；间接财产损害（这也是各赔偿项目计算中 的重点与难点）则是误工费及死者预期收入损失，其赔偿请求只能由受害人近亲属提出，殊值注意的 是，如受害人生前有被扶养人的，则同时还存在被扶养人对生活费的请求，两种请求权并行不悖，但 ① 在司法实践中应优先满足对扶养费的请求，残额作为可期继承财产 ；对于非财产损害赔偿，由于受 害人亲属与受害人业已存在的身份利益因侵权者的侵权行为而遭受侵害，导致该项利益丧失，其结果 就是侵犯了受害人近亲属的身份权，因此基于身份权侵权应对受害人的近亲属予以精神损害赔偿。身 份权侵权之精神损害赔偿，在日本民法中亦有明文规定，如日本《民法典》第 711 条规定： “侵害他人 ② 生命者，对于受害人的父母、配偶及子女，虽未害及财产，亦应赔偿损害” 。 以下，笔者将借鉴日本相关立法尤其是司法判例重点对生命侵权引发的间接财产损害赔偿之计算 进行探讨： 一、误工费的计算 1 误工费是指从受害人受伤到死亡这段时间内，因无法从事正常工作和劳动而失去或减少的工作、 劳动收入。赔偿误工减少的收入，要首先确定误工日期，对此应先按照医疗机构的证明或者法医鉴定 确定，如无法确定则根据受害人的实际损害程度、恢复状况等因素确定。 误工费是可得利益的损失，因此，原则上应按实际损失计算。但亦应分情况处理：(1)对于有固定 收入的，按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在中国，固定收入应包括工资、奖金和国家规定的补贴、津贴等； (2)对无固定收入的,可以考虑适用两种方法。一是确定固定的收入计算标准，例如以受诉法院所在地 ③ 的市、县上一年度或过去几个年度 的平均收入为标准进行计算，二是根据受害人的上一年度或过去 几个年度的平均收入计算，具体可参酌下面将要论及的收入损失之计算方法。 二、对预期收入损失的计算 未来可得收入是被害人如果继续生存将来可以取得的利益，可得利益在被害人死亡时尚不存在， 是法律上假定的利益。对未来可得收入的计算须斟酌受害人死亡前之境况，但因被害者生前的具体情 况可能千差万别，故计算上颇为困难。中国有关立法较为粗疏，司法实践对此研判亦不足，在当前日 益重视人权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极有必要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着先进经验的国家学习和借鉴，综观 各国立法及司法实务，日本判例对此研究甚为透彻，并发展出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算定方法，笔者在 ④ 此将主要通过综合日本各期判例对此问题加以分类阐述和剖析 。 1.被害人生前有固定的收入。对此类情形，在计算可得利益时，通常以被害人死亡时的收入 为基准，乘以被害人剩余的可劳动年限，计算出其如果生存可能获得的总收入，剩余可劳动年限 为 67 岁与被害人死亡时年龄之间的差额。但在进行这种计算时，仍有若干具体问题值得注意： （1）关于是否应扣除被害人的生活费，判例在经历了短暂的踌躇（大判大正 15 年 2 月 16 日判 决）后，自大判昭和 3 年 3 月 10 日判决以来作出了肯定回答并形成一项判例原则，至于扣除的 比例，以前为按前述方法计算出的总收入的 50%，因显得略高，最近的判例调整为 30-35%。至 于因死亡而免纳的可得利益部分的所得税以及其他可能的税赋，判例理论则确定不予扣除；（2） 在计算高龄被害人的剩余可劳动年限时，判例通常比较依简易生命表测定的估计剩余寿命的 1/2 与按前述方法计算出的剩余可劳动年限，择其长者为该高龄被害人的剩余可劳动年限，从而避免 出现高龄被害人剩余可劳动年限过低甚至为零的情况（东京地判平成 7 年 10 月 18 日判决（交民 2 集 28-5-1480）即认定 62 岁的公司职员尚余 9 年可劳动时间） ； （3）最判平成 5 年 3 月 24 日判决 （民集 47-4-3039）认为固定收入也包括养老金收入，但藤岛法官持反对意见，认为养老年金为 专属于本人的权利，系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保障，并不代表本人的劳动能力，本人的劳动能力的 有无与程度应按别的方法来判定。而且，由于养老金本就相当于生活费，若以其为计算可得利益 （4）在以工资作为可得利益计算基准时，是 的基准，则在扣除生活费时也会导致不少的困难 ⑤ ； 否应考虑被害人日后工资上调的可能性？最判昭和 43 年 8 月 27 日判决（民集 22-8-1704）认为， 若证据表明了成年被害人日后工资上涨的相当程度的确定性，在计算可得利益时应一并考虑。但 此后类似判决寥寥无几，最判昭和 58 年 2 月 18 日判决（判时 1073-65）甚至明确拒绝考虑通货 与工资上涨因素。就学说而言，在战后的经济高度增长期，主张考虑此等上涨因素的思想较为活 跃，但进入 1990 年代后，伴随“泡沫经济”之崩溃，日本经济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趋势，这 种主张也渐渐沉寂 ⑥ 。 2.被害人生前无固定收入时。如依据对财产损失赔偿普遍奉行的差额说，则受害人死亡时本 无收入，是否就没有可得利益了呢？若仍然认可可得利益，又按什么样的方法计算呢？ 受害人无收入的情况形形色色，主要包括一时的失业者、专职家庭主妇、尚未达到劳动年 龄的小孩、无意参加劳动的懒汉、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存在重大欠缺的先天障碍者等。针对 一时的失业者，学说在假定其重新就业可能性的基础上，主张以其失业前的收入为基准，计算可 得利益。但由于其何时重新就业并不确定，故在计算其剩余可劳动年限时颇费周折，学说的态度 也并不明 ⑦ ，目前也未见相关的判例出现。但就其他的无收入情形，都已形成了相应的判例理论。 关于家庭主妇的可得利益。自明治民法时代的判例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家庭主妇 无收入为理由，否定其可得利益。而且，考虑到很多女性结婚后不再工作，甚至也有判例否定女 孩（潜在的家庭主妇）的可得利益。在进入昭和 40 年代后，主张积极评价家务劳动的财产价值、 并在赔偿额中予以反映的下级审判例相继出现，而最判昭和 49 年 7 月 19 日判决（民集 28-5-872） 也明确指出， “结婚后专事家务的妻子，其所从事的家务虽不直接带来金钱收入，但在劳动社会， 家务劳动基本上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评价。若请他人打点家务，必然为此付出相当的对价，故妻子 自行料理家务，也能取得财产上的利益” ⑧ ，据此判决，以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基准， 计算专事家务的妻子的可得利益。该判决在承认家庭主妇劳动价值这一点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 义，但其以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计算家庭主妇（也包括潜在的家庭主妇即女孩）的可得利 3 益，也存在若干问题。一些下级审判例指出，认为男、女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之差别在未来也会 长期存在未必有其合理性，在小孩死亡时，由于其前途的全然不可知性，体现可得利益上的男女 差别更缺乏充分的说服力。而立足于男、女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差别之现实，按前述最高裁判决 将导致家庭主妇可得利益评价额的过度低下，基于男女平等的理念，在以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平均 收入计算（该判例中受害人为 8 岁女孩）可得利益时，还应加算对家务劳动部分的金钱评价（东 京高判昭和 55 年 11 月 25 日判タ 428-183）。但最判昭和 62 年 1 月 19 日判决（民集 41-1-1）却 认为，以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计算基准，已能充分反映女性受害人（该判例为 14 岁女 孩）将来的可得利益，若再加算家务劳动的价值，无异于对女性可得利益的二重评价，客观上有 失公允。何况，男、女雇佣劳动者评价收入之差别，是对现实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反映，很难期待 这种差别在短期内消失，若在计算女性可得利益时不反映这种现实差别，则侵害女性生命者将负 担超越现实损害的责任，同样不具有合理性。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即便在今日日本社会，即便 夫妻双方都是雇佣劳动者，家务劳动基本上仍由妻子包干，故只以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计 算女性可得利益，很难说已经充分地评价了女性劳动的价值，有鉴于此，也有下级审判例通过降 低女性生活费扣除比例的方式（例如，以前男性扣除生活费的比例为 50%，女性则为 30%），来 调节男、女雇佣劳动者在可得利益上的差别。 关于小孩的可得利益。判例也曾长期以其计算上极其困难为理由予以否定，而只认可慰抚 金方面的请求权。但最判昭和 39 年 6 月 24 日判决（民集 18-5-874）修正了此前的判例立场，认 为，“相对于一般的情形，在小孩死亡时请求可得利益赔偿的确伴随着一定的不正确性，尽管如 此，法院还是应基于受害人方面提出的所有证据资料，通过经验和智慧，尽可能努力地计算出盖 然性的赔偿额。在该盖然性特别有疑问时，可采用所谓的保守算法（例如对收入额有疑问时就低 估收入，对支出额有疑问时就高估支出，对遥远将来的收支有疑问时就缩短算定期间）。如此， 相对于仅依慰金之救济，计算出的赔偿额更为客观，且在更充分地保护被害方的同时，并未使侵 权行为人负担过当之责任，体现了公平分配损害这一损害赔偿制度的终极理念”，从而认可了小 孩的可得利益，并为后来的判例一体遵从。如前所述，对于男孩和女孩，在计算可得利益时所依 据的收入基数有别。抛开收入基数的男女差别，目前判例各自所选择的收入基数未尽统一，大体 上有三种：(1)以雇佣劳动者的全年龄平均收入为基础，并在可劳动期间内固定不变（东京地裁 方式）；(2)以初任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基础，并在可劳动期间内固定不变（大坂地裁方式）； 4 (3)从初任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开始，预计收入顺次上升，并将可劳动期间区分为不同的年龄段， 分别计算该年龄段的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最终求出总和的可得利益 ⑨ 。由于小孩可得利益固有 的高度盖然性，根据前述昭和 39 年最高裁判决“保守算法” ，收入基数不宜定得太高，否则，将 会出现小孩的可得利益超出低收入成年劳动者的情况，再加上一般不考虑收入上涨因素的判例立 场，以初任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计算基准，较为妥当 ⑩ 。至于小孩的可劳动期限，判例一般 不考虑其进大学读书的可能性 11 ，将 18 岁作为初任（就劳）年龄，也就是说，小孩的可劳动期 限通常为 49 年（67-18）。在按上述收入基数和可劳动年限计算出总收入后，应如同有收入的成 年人一样，从中扣除一定比例的生活费。小孩死亡到初任年龄间的养育费是否应当从赔偿额中扣 除？下级审曾意见不一，而学说也呈现出二分状态。分歧的根源在于对养育费性质认识的不同， 即是将其作为父母为使子女未来获取收入的必要投资呢，还是将其理解为父母生儿育女的固有意 义与价值 12 。最判昭和 53 年 10 月 20 日判决（民集 32-7-1500）不应扣除，理由是“养育费与未 来可得利益之间，并不存适用或类推适用损益相抵法理时所要求的损失与得利之关系”。在该判 决之后，判例的立场趋于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受害人有收入时，有时也以一定范围的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基数计算 可得利益。例如，考虑到刚被雇佣的年轻劳动者收入较低，有判例以全年龄平均收入计算其可得 利益（东京地判平成 7 年 9 月 19 日判决（交民集 28-5-1365））。在计算自由职业者可得利益时， 如果陷入其实际收入额举证上的困难，有判例参照与受害人同年龄段的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东 京地判平成 7 年 8 月 29 日判决（交民集 28-4-1182））。即使在计算可得利益时参照了某项平均收 入，也未必将该项平均收入原封不动地作为算定基准，相反，不少判例针对具体情况，按照所参 照的平均收入的一定折扣来完成可得利益之计算。例如，子女已独立的高龄的家庭主妇（名古屋 地判平成 8 年 7 月 19 日判决（纷争处理中心 5541）年龄别平均额 8 折）、就劳前景不明朗的打 工者（大坂地判平成 9 年 2 月 28 日判决（纷争处理中心 5953）年龄别平均额 5 折）、经营状况 不景气的自营业者（大坂地判平成 8 年 9 月 26 日判决（纷争处理中心 5668）年龄别平均额 8 折）。 对于先天智能障碍者，有的判例以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乘以一定折扣比例来计算其可得利益 （千叶地判昭和 62 年 8 月 7 日判决（交民集 20-4-1018），有的则参照该地区受雇智能障碍者的 平均收入（横滨地判平成 4 年 3 月 5 日判决（判时 1451-147） ），当智能障碍特别严重时，也有 判例直接否定其可得利益（东京地判平成 2 年 6 月 11 日判决（判时 1368-82））。 5 在无职者中，还有一类就是本无就劳愿望者，如放贷食利者、流浪者及其他游手好闲者、 职业犯罪人等。判例对这些人的可得利益普遍评价很低，最判昭和 44 年 12 月 23 日判决（判时 584-69）针对病弱、滥酒、没有就劳意愿又不能维持自身最低生活的受害人，认定其没有可得利 益。但即便这些人，也可能日后为生活所迫、或者翻然悔悟，奋发图强，所以视其可得利益为零 并不妥当。至于法律到底应如何评价这种微弱的可能性，实在是至为困难，只能期待今后一段时 间判例的蓄积 13 。 在计算出受害人可得纯益后，判例通常要求加害人一次性赔偿，这就涉及到如何扣除中间 利息的问题，从大审院时代以来，判例通常按复式霍夫曼算式计扣中间利息。但在计算小孩可得 利益时，由于存在东京地裁方式（全年龄平均收入基准）和大坂地裁方式（初任收入基准）的差 别，为避免按不同方式计算出的可得利益差别过大，在下级审判例渐渐出现了大坂方式+霍夫曼 式、东京方式+莱布尼兹式的两种组合 14 ，最高裁除肯定这两种组合的合理性外，同时认为，即 使是东京方式+霍夫曼式之组合，虽可能导致算定的赔偿额过大，但也不能断定其为不合理的计 算方法。 15 总而言之，赔偿死者间接财产损失的具体情形可谓千变万化，立法不可能对这些一览无遗、面面 16 俱到， 也正基于此，各国都试图以判例、判解的形式丰富和补充立法上的漏洞。 17 三、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 赔偿应当是直接受害人受害前所负担的那一部分实际的扶养费来源（即直接受害人生前负担多少， 18 就应当赔偿多少） ；但无法证明受害人生前给付之具体费用 时则可以按照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进 行计算。 对于给付扶养费年限的计算也是较为重要的，从各国包括日本立法普遍看来，一般对未成年包括 胎儿赔偿的时间是当其达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在中国即 18 岁） ；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被 扶养人（如老人、残疾人） ，一般应当为人口平均寿命与（受害人受侵害致死时）被扶养人年龄之间的 差额，但高龄的被扶养人（年龄已经超过人口平均寿命的） ，理论上应以其死亡为扶养终了的年限，但 因须先行计算并扣出被扶养人生活费才方便按继承法分割余下的财产，所以，对高龄被扶养人还是以 从死者未来收入损失赔偿中先行扣出其生活费为宜，可大致将其扶养年限在立法上定为 5-15 年不等， 6 19 具体应在案件中考虑被扶养人的身体状况，由法官裁定。 注释： ① 日本在司法中的认定亦是优先满足扶养请求，如东京地判昭和 61 年 5 月 27 日判决（判时 1206-56），另外对间 接财产损失请求理论持继承说的日本学者也赞同该判例之立场。 ② 虽然法条明确列举的范围仅限于父母、配偶、子女，但最判昭和 49 年 12 月 7 日判决也认可了被害人小姑的慰 抚金请求权，且日本学说上亦赞同对第 711 条作扩充解释。笔者以为，对于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还应视个案而 定，如有证据证明某亲属与死者关系一般甚至恶劣，司法实践中可以少赔甚至不赔，而死者近亲属以外但与其感 情甚笃且共同生活之利害关系人（如未婚妻或未婚夫等）有证据证明受有严重精神痛苦的，亦可作为权利主体， 此类第三人实际上可以拟制的方法视为死者之近亲属。 ③ 中国的立法普遍将其界定为最近三年，笔者以为这样规定是较合适的，因为三年的平均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变动不会过大。 ④ 在此，要特别感谢导师孙鹏教授，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相关的日文资料并帮助进行了部分翻译。 ⑤ [日]内田贵等：《民法判例集》（债权各论），日本有斐阁，2004 年版，第 236 页。 ⑥ [日]潮见佳男：《不法行为法》，日本信山社 2004 年版，第 254 页。 ⑦ [日]山口成树： 《人身损害赔偿与可得利益》 （总论）， [日]山田桌生： 《新现代损害赔偿法讲座》 （6），日本评 论社，1998 年版，第 169 页。 ⑧ 即使不雇佣替代劳动者，也可能产生商品、服务的追加购入费用；即使由其他家庭成员无偿地承担家务，对该 无偿承担仍可进行金钱评价；即使既不存在对被害人生前从事家务的有偿还或无偿地替代，又未产生商品和服务 的追加购入费用，虽不发生财产上的损害，但势必导致无人承担家务之不便，从而引发其他家庭成员的精神上的 损害。应当说，替代劳动支出（包括对无偿替代劳动的金钱评价）以及商品、服务的追加购入费用，性质上本为 积极损害，将其解释为可得利益难免牵强；而因无人承担家务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的不便与痛苦，性质上属于非 财产损害，解释为可得利益在理论上更不成立。尽管如此，最高裁仍坚持家庭主妇可得利益的构成，旨在实现赔 偿额计算上的方便并维持判例理论上的连贯性。 ⑨ [日]吉崎直弥：“幼儿、儿童的可得利益”，《判例时报》(第 268 号)，第 152 页。 ⑩ [日]吉崎直弥：“幼儿、儿童的可得利益”，《判例时报》(第 268 号)，第 155 页。 11 在小孩进大学的概率特别高时，也有判例予以考虑。如东京地判平成 6 年 10 月 6 日判决（交民集 27-5-1378）、 仙台地判平成 5 年 3 月 25 日判决（交民集 26-2-406）等。 12 [日]内田贵.《民法Ⅱ债权各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4 年版，第 390 页。 13 [日]楠本安雄：《人身损害赔偿论》，日本评论社 1984 年版，第 149 页。 14 霍夫曼单利计算法：为算定n年后之金额A之现在价额x，其利率为r，则可得下式： x+(x•r•n)=A x(1+rn)=A ∴x=A/(1+rn) 依莱布尼兹复利计算法：为算定 n 年后之金额 A 之现在价额 x，利率为 r，A 金额为加以复利 n 年后之金额。 x(1+r)n=A ∴x=A/(1+r)n n 年间每年应受领之金额 A 之现在的总计价额： x=A/(1+r)+A/(1+r)2+……+ A/(1+r)n 15 孙鹏：“生命的价值——日本死亡损害赔偿的判例与学说”，《甘肃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第 61-64 页。 16 “任何法律皆有漏洞，系今日判例学说公认之事实”， “因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变化而法律条文有限，欲以一次立 法而解决所有法律问题，实属不能。”更何况“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日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王泽鉴：《民法学说 与判例研究》第二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3 页）。 17 在此，不得不提及的是对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的计算，虽然它已包含在对死者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之中，但因 为在分割死者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金时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因此，笔者在此仍将其单列出来加 以探析。 18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胎儿等将来应给付之扶养费在当前无法准确确定的情况。 19 另外，对死者的间接财产损失赔偿因采一次性支付方式，故包含其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当然也是一次性计付， 7 故要以相同方式（即霍夫曼算式或莱布尼兹式）扣除赔偿金额的中间利息。 （作者陈煜任职于云南省司法厅，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徐振华任职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主要从事民法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臧志军 ） 8 《德川宗教》 ：应用帕森斯理论研究历史的个案 刘 军 内容摘要 贝拉《德川宗教》一书，借助帕森斯化了的韦伯有关宗教与社会变化之关系 的理论框架，探讨了日本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关系。本文不仅思考了贝拉的问题意识和该 书的理论背景，逐章分析考察了该书的重点，并且指出，由于其对帕森斯理论的高度依赖， 因而帕森斯理论本身所带有的缺陷，也导致了该书的不足。 关键词 德川宗教 贝拉 帕森斯理论 中心价值 理性化 贝拉(Robert N. Bellah)《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Tokugawa Religion)一书是 现代化研究的早期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有关这一问题的名著。再读该书对于反思现代化研究 不无必要。 笔者的讨论主要围绕王晓山、戴茸的汉译本展开。该版本的内容十分广泛，除正文外还 包括英文版前言、日文版前言与术语说明、汉文版序言、丸山真男对该书的评论以及参考文 献。这就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贝拉关于书中主题的整个思考过程。 本文分四个部分来介绍并评论该书：思考贝拉的问题意识和该书的理论背景；分别考察 他应用帕森斯理论研究韦伯命题的两个方面；总括全书，加以评论。 一、问题意识与理论背景 要理解该书，首先就应抓住作者的问题意识及其思考的理论背景。而阅读 1957 年英文 初版前言、1962 年日文版前言及术语说明和第一章的意义正在于此。英文初版前言主要表 明了两点：该书是历史学与社会学在方法和研究人员的培养上进行合作的产物（正是因为这 ① 一点，其被归入了以历史为基础的社会理论 ）；该书在方法论上高度依赖帕森斯理论。这 两点为理解该书指明了基本方向，即它是一个应用帕森斯理论研究历史的个案，而要深入理 解其意义就应考察帕森斯理论本身。 在日文版前言中，贝拉一方面批判了与该书研究主题相关的既往研究。他认为关于日本 1 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关系有两种基本的解释类型，其一是唯心论解释；其二是唯物论解释； 由于作为其解释基础的社会学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因此，它们歪曲了历史发展过程。他进而 指出，与唯物论解释认为阶级斗争是理解日本历史的关键不同，帕森斯理论“仅仅是以明显 地作用于现实社会进程的行动来思考价值的重要性……政治体制在其自身的功能和进程的 框架中发生作用，它受到经济或阶级斗争的影响，但绝非由它们所决定，并且它容易反映在 ② 诸如价值和社会制度等诸多要素里” 。 另一方面，阐明了他的问题意识和写作目的。书中提到： “我以为，近代日本史的显著事实在于：在非西欧国家中，只有日本是在传统领导权下 着手进行传统社会的急剧改革的，并能够全力以赴地开始那无法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依我看， 这一进程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靠社会的革命因素的引导和促进的。因此，现代化的进程 是不能用那样的革命因素来阐释的，而必须用传统社会本身的结构来阐明。在本书中，我打 算阐明一下在任何非西欧式的传统社会里不能形成的、亦即日本自身能够完成其现代化进程 的那种传统社会的因素。与此同时，我还特别地强调了存在于日本传统社会中的许多理性化 倾向（用马克斯·韦伯的意思）。” ③ 第一章“日本的宗教与工业社会”，则进一步表明他的问题意识延续了马克斯·韦伯的 思路。书中提到： “在关于宗教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关系，尤其是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那些受到过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伟大著作影响的社会学家，自然会疑问：日本的实例中是否 也可能蕴涵着宗教的因素呢？坦率地说，问题在于日本的宗教中是否存在与新教伦理相似的 功能。这一问题因此将成为贯穿本书的尤富兴味的线索。我们将尽可能清晰地了解日本宗教 对普通国民实际上具有什么意义，同时将特别注意可能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兴起有关的任何因 素。” ④ 然而他是在帕森斯理论的框架内来展开韦伯命题的。在日文版术语说明中他交代了书中 援用帕森斯理论的基本情况：在五对类型变量中抽取了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和资质——表 ⑤ 现这两对来引出帕森斯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价值问题 ；该书最重要的理论背景包括结合了类 型变量与行动维度的图式、结合了行动维度与社会系统的功能亚系统的图式，以及社会系统 ⑥ 的功能亚系统之间的界限互换，即它们之间的“输入”、 “输出”关系这一图式 ；说明了书 中应用到的帕森斯理论的“结构单位”（structural units）的性质，指出价值（values）、规范 (norms)、集体(collectivities)和角色(roles)这四个单位是按从一般到具体排列的。 第一章则阐明了“现代工业社会”和“宗教”这两个概念。他指出，帕森斯理论认为以 2 美国为典型的现代工业社会以经济价值为中心价值，但是，并非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都以经 济价值为主导，因为政治理性化的过程具有足以与经济理性化的过程相比拟的作用。他认定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实例，并以此作为解释日本从非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基本假设。 他还借用了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宗教概念，把它和韦伯的宗教理性化思想用 帕森斯理论重新做了阐释。他指出在传统主义社会里的宗教主要起禁锢的作用，而对“神圣” 的再定义产生了具有高度理性化的世界宗教或者“拯救宗教”（salvation religions） ，其对普 遍的行为理性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正如他所说： “简而言之，我们关注的是‘神圣’的定义及人对神圣的义务如何有利于经济理性化的 价值和动机的，以及政治理性化作为一个媒介过程所可能具有的重要作用。” ⑦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贝拉如何将帕森斯理论用于研究韦伯命题。 二、日本传统社会结构与“德川宗教” 贝拉应用帕森斯理论研究韦伯命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说明了德川时代日本的社会结 构与价值类型，论证了“德川宗教”对中心价值的强化作用。第二章“德川时代的日本社会 结构概观”，分析了德川时代日本的价值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功能亚系统，说明了作为社会具 体结构单位的土地单位、家族、商家和宗教组织等概念的实际所指。 他认为在日本达到目标在价值系统中具有首要性，并指出其表现与作用，以及其对适应、 整合和文化三个价值维度的支配性影响。关于中心价值的表现与作用，他这样指出： “在日本忠诚的巨大重要性就是我们设定为占首要位置的价值的具体表现。……重要之 点在于它与政治理性化相关联。……因此，这种一般化的特殊主义在权力理性化和扩大的过 程中，或许在某些方面具有普遍主义的同等功能。” ⑧ “日本的忠诚意味的并不仅仅是被动的献身，而是能动的服务与表现。 ” ⑨ 他还指出日本的家族与国家受同一价值结构的支配。 他主张在社会系统的功能亚系统之政治系统方面，诸藩的存在和天皇的神授魔力是德川 时代权力普遍化和一元化的主要障碍；导致德川幕府统治崩溃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维 护和平的政策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效用逐渐降低了，二是结构性的财政难题致使幕藩统治集团 对经济和收入的控制力越来越差，身份等级与收入之间愈来愈缺乏一致性。在经济系统方面， 以特殊主义为特征的日本经济关系起到了普遍主义的效果。在整合系统方面，日本的“机械 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发达，“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薄弱，而家庭和国家 3 作为宗教集体有利于强化前者。在动机系统方面，动机调节保持家庭教育中纵容和训练的平 衡；保持生产与消费行为的平衡；保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而日本人特有的特殊主 义的、审美的、对事物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对秩序的注重，则反映着其人格系统中存在着普遍 的紧张和焦虑。在此基础上才引出宗教与中心价值的关联和宗教越出这一范围产生的影响等 问题。 第三章“日本的宗教”，则从日本主要的宗教中抽象出单数的“德川宗教”来论述。他 在指出了德川时代日本宗教发展的类型，即在紧张状态中旧的宗教系统得以强化，其影响遍 及各方面之后，说明了日本的宗教中得到强化的共通的关于神、自然、人和时间的基本概念。 关于神的两个基本概念，书中提到： “第一个概念是，施予食物、关心与爱的高级存在的神。” ⑩ “它[关于神的第二个概念]可以描述为存在之基础或实在的内在本质。” ⑪ 他指出了德川时代以前神道、佛教和儒教的发展都体现出从巫术到形而上学的理性化倾向。 在此基础上贝拉分析了与关于神的两个基本概念相关的宗教行动的两种基本类型：其 一，为报答高级存在之神赐予的恩惠而采取的宗教行动；其二，寻求与第二种神合一的两个 分类型宗教行动，特别是“试图通过伦理行为或‘爱的实践’之积累，通过入世而非出世来 ⑫ 达到与神的合一”的第二个主要分类型 。他指出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它们都强调“行动主 义”（activism）。于是，问题被引向探讨上述两种宗教行动与世俗世界的关联。他主张： “宗教行动，无论是报恩或是要求个人醒悟，首先采取履行自己在世俗中之义务的形式。 仪式、祈祷或冥想对于首要的伦理义务来说，均居于其次。而似乎强调得最为具体的义务是 对政治权贵的义务以及对家庭的义务。” ⑬ 贝拉还进而以江户时代的孝子标准为依据，即孝子非但不应顾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拒绝为 主君做战，更应在父母反叛主君的情况下抛弃父母而追随主君，证明了“忠”才是“最高之 孝”，而“孝”则强化了“忠”。总之，贝拉认为“德川宗教”强化了中心价值。 三、德川诸宗教运动与日本传统社会的理性化 贝拉应用帕森斯理论研究韦伯命题的另一方面，是论证了德川时代诸宗教运动对日本传 统社会的政治理性化和经济理性化产生的作用。第四章“宗教与政治”论述了宗教与日本的 政治理性化的关系。 贝拉指出神道、儒教和佛教早期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对天皇的忠诚可以压倒宗教的其 4 它世俗义务的观念，认为武士道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通过对武士道的宗教基础与由武士 道衍生出并理性化了的宗教特性的分析，他确认“德川宗教”与武士道具有同一性，即： “实际上，就一般的宗派和伦理运动而言，所有可获得的证据均表明，它们都传授了一 个本质上同一的伦理。它们都强调忠与孝、服从与正直、节俭与勤勉。它们都要求对上级的 无私奉献、最低限度的个人消费以及严格履行日常的工作义务。在作为‘伦理的行动主义者 （ethically activist）’和‘世俗内的禁欲主义者（inner worldly ascetic）’方面，他们与武士道 是一致的。” ⑭ 他还认定了接受国学运动的“尊王”主张和水户学的“国体”观念都意味着所谓“理性 化”的宗教行动，主张其招致了突破幕藩体制和以天皇为中心形成统一的现代国家的所谓“理 性化”的政治行动。当然，贝拉也指出了“国体”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构造同一性导致了 权力理性化倾向不断膨胀，并强调这就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第五章“宗教与经济”，则探讨了各阶级的宗教——伦理对经济理性化的影响。他从日 本化了的儒家思想的角度指出，武士的经济伦理和政治价值具有同一性；由儒家有机的社会 理论发展而来的职业观（“职分”或“天职”）与政治价值是融合的。他认为这两点都意味着 “以政治价值渗透经济” ，都促进了经济理性化的发展。 关于商人的经济伦理，贝拉指出部分商人的职业观受到了净土真宗的影响。书中提到： “现世的伦理行为既是对阿弥陀所赐恩惠的回报，又是自己内心信念的反映。勤奋努力 于自己的职业开始在前述所要求的伦理义务中占据中心位置。” ⑮ 他还认为宗师们通过自利利他的教旨使商业利润正当化了。由于净土真宗的伦理在某种程度 上与对领主的报恩是疏远的，于是，贝拉确认它最类似于西方的新教伦理。 他还一般性地探讨了商人的家庭伦理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通过分析商人的家规与店规， 他指出“奉公”或服务意味着报效国恩、关心社会福利、视劳动为对国家和社会最好的回报； 不仅如此，奉公也是商家内部的观念，它与家族宗教相结合后使商人阶级的经济动机表现为 “家族利润主义”，而对家总名誉的尊重与维护又有助于商家之间产生诚实信赖的关系。此 外，他还通过论述二宫尊德的报德运动反映了农民伦理的一些侧面。 第六章“心学与它的创始人石田梅岩”，研究了梅岩的经历和思想，指出了心学对经济 理性化的影响是始终一贯的。他强调了梅岩的社会教义最初由其宗教关怀激发这一点，阐释 了梅岩思想的逻辑过程，引出了梅岩思想中的“现世的神秘主义”与伦理教义的关系这一问 题。他一方面指出梅岩神秘主义的结果是合乎道德的行动，另一方面认为梅岩观察社会的基 本结构是国体和国恩观念，梅岩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强调无私奉献的精神，主张四民都是臣， 5 在为共同的目的献身这一点上是共通的。这正如书中指出的： “不过，梅岩的要求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商人体现了类似武士的伦理即臣之道。梅岩是 商人阶级的热烈拥护者，但他的主张完全根基于强烈地肯定社会的支配价值，而非否定甚或 批判。” ⑯ 由此商人的职业以及商业利益获得了道德合法性。 在此基础上贝拉阐明了梅岩思想中的普遍主义因素，指出“正直”意味着获得正当的利 益、抵制不正当的利益、支付债务、尊重财产和保持节俭，断定梅岩视尽职尽业为体现忠诚 孝行的第一手段。最后，他总结了心学对日本的政治理性化和经济理性化的作用。 总之，他力图表明上述诸宗教运动最初产生于宗教关怀，它们强化了德川时代日本的中 心价值，从而助长了德川时代日本的政治理性化和经济理性化的倾向。 四、结论或评论 贝拉还补充说明了日本的价值系统的形成过程，探讨了伦理与明治及现代发展之间的关 系。他断定维新的责任承担者只能是武士，而不是商人或者其他阶级，延续到近代的德川时 代的身份伦理则有利于各个阶级承担新的经济责任。全书总的结论则在于：日本的经验表明， 以政治价值为主导的、强有力的政治系统是促进后发国家工业化的有利条件，但它同时也带 有危险的极权主义倾向；不管积极或消极，宗教对政治理性化和经济理性化的过程产生了重 要的作用。而若要解决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中固有的问题就应当诉诸坚持宗教的本真。 评论这本理论色彩如此浓厚的著作是一项相当艰难的任务，丸山真男等人的评论和贝拉 在 1985 年序言中的反思为笔者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丸山的评论是从贝拉如何将帕森斯理论 用于研究历史研究这一角度切入的。他这样写道： “在此的问题是，与其说在叙述个别事实的正确度和引用史料的多寡上，不如说首先在 作者对基本问题的关心究竟对阐明该历史的对象是否具有意义，其次是作者所用的概念图式 对其课题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作为研究手段的适用性，最后则是将该手段‘运用’于历史 素材究竟或在多大程度上又可以验证作者构筑的假说。” ⑰ 丸山指出以美国的社会结构为范型形成的帕森斯理论不适用于日本传统社会，声称即使应用 帕森斯理论也会得出与贝拉不同的结论，因为贝拉片面化地理解韦伯的“理性化”概念造成 了混乱。他还批判贝拉简单化地处理了日本的价值系统中审美——情感价值与中心价值的复 杂关系。丸山的结论在于： 6 “也就是说作者总的基于强调‘现代化’的类型在世界史上的多元性这一极为正确的观 点上，认为在现代化的承担者与推进现代化的思想形态或心理动机方面主要有其日本的特殊 性，但同时又忽视了作为结果的‘理性化’或‘工业化’本身的内在结构上怎样被刻上了这 种特性，因而，正好陷入了将结果的普遍性当作当然的前提而专注于原因的特殊性这样的片 面性。这样，全面地理解日本近代的‘跃进’和‘挫折’的途径便被堵死了。” ⑱ 丸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公正。然而几 乎与贝拉同时代的、现代化论色彩浓厚的丸山，在评论该书时也有他一定的局限。与丸山真 男不同，当代历史学家雷迅马则批判了应用帕森斯理论进行比较分析的不当。他认为： “……这种模式表面上允许进行广泛的比较分析。由于假定全人类都有一种相似的基本 需求，而这些基本需求又必须由社会结构的功能运作来加以满足，故而各系统就可以在这个 基础上进行比较，而不必考虑其历史的和环境的差异。” ⑲ 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斯特则从更深刻的角度说明了帕森斯理论在解释“行动” （Action） 方面的不力。他指出： “他其实是在搭建一座概念架构，把人类行动者与终极价值的理念王国连接在一起。它 力图调和自愿选择与君临万物的决定性意义体系。AGIL图式似乎将模式变量中那些奉为神 明的选择重新构建为结构必备项，尽管如此，此后帕森斯实质上不愿使用该图式去解释行动， 只拿它用于分类。” ⑳ 人文学者陈来则以为该书的分析“不仅不应遮掩从政治民主化方面对前现代宗教的批 判，也不能代替从价值合理性方面对前现代宗教意义的深入挖掘与汲取”，不但批判了贝拉 21。笔者则认为，帕森斯理论本身就是高度概 而且指出了丸山基于现代化论所做批判的不足○ 念化的，这一特点在该理论的中后期愈加明显。帕森斯用以类分一般社会现象的划分标准， 不能直接应用于历史研究。而社会系统的功能亚系统之间的图式化的均衡与社会历史的实际 是两回事，无视这些就夸大了该理论的及物性（Transitivity）。 尽管该书有诸多不如意处，但其优点也十分突出。作者不仅问题意识清晰，思考方法有 力，而且方法自我约束意识也相当清醒，这使读者在感受其方法的逻辑说理力量的同时，也 不忘记当下分析的有效性边界。这突出地体现在各章节的开头和结尾，以及全书结论部分。 贝拉还是一个富于宗教关怀、勇于不断反思的学者。他在 1962 年日文版的序言中坦然承认 自己“犯了只过分强调传统日本社会的肯定性侧面的错误”，并说明了帕森斯理论本身的不 足。他在 1985 年再版前言中以极大的诚实指出,“本书最大的弱点与日本无关，而是因为我 7 所应用的现代化理论中也存在着不足：即我未看到财富和权力无止境的积累不仅不会导致一 22。这表明贝 个完善社会的诞生，而且会从根本上逐渐破坏每一个现实社会所必需的条件”○ 拉对其早期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反思。他还就日本宗教的作用提出了新的看法，特别指出了日 23。 本宗教难以真正表达社会的最终目的○ 总之，《德川宗教》是一个应用帕森斯理论研究历史的个案，该书对该理论的高度依赖 致使该理论本身的不足成了该书的不足。即便如此，该书对理解近世以来日本的宗教与社会 变化的关联仍然大有裨益。值得强调的是，把社会科学理论用于历史研究应慎重，问题意识 之清晰和思考方法之有力固然重要，但是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及物性的把握和对理论分析有效 性的自我约束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1 布赖恩•特纳著 李康译： ○ 《社会理论指南》 （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475 页。 2 贝拉 著 王晓山、戴茸 译： ○ 《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98 年 8 月第一版，第 252 页。 3 同上，第 253－254 页。 ○ 4 同上，第 3－4 页。 ○ 5 帕森斯曾指出过： ○ “在我们所确定的五对两分法中，有两对，即普遍性与特殊性和先赋性 与自致性与事物范畴化的标准有关……”塔尔科特•帕森斯 尼尔•斯梅尔瑟 著 刘进、林午、 李新、吴予 译 林地 校： 《经济与社会》，198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4 页。 6 《德川宗教》 ○ ，第 5 页。 7 同上，第 14 页。 ○ 8 同上，第 19 页。 ○ 9 同上，第 20 页。 ○ 10 同上，第 76 页。 ○ 11 同上，第 77 页。 ○ 12 同上，第 93 页。 ○ 13 同上，第 98－99 页。 ○ 14 同上，第 129 页。 ○ 1○5 同上，第 145 页。 1○6 同上，第 194 页。 1○7 同上，第 262 页。 1○8 同上，第 295 页。 1○9 雷迅马 著 牛可 译：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55 页。 2○0 马尔科姆·沃斯特著 杨善华等译校： 《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24－125 页。 21 陈来：“现代理论视野中的东亚传统”，《读书》1997 年 3 月刊，第 11 页。 ○ 2○2《德川宗教》平装版前言，第 14 页。 8 23 贝拉对日本宗教的作用的新认识包含这样一点： ○ “与其说是要确定生活的目标，不如说是 将同情怜悯的舞蹈型式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有利于把个人活动社会化为易受集 团需要影响的群体活动，并让个人从成就和忠诚于集团的压力中获得一种情感上的解脱。” 《德川宗教》平装版前言，第 16 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振声） 9 解读日本方法论初探：认识“反思文化”与构筑“文化环境”① 俞纯麟 戴建方 内容提要 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中国 未来的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前景。就目前现状而言，中日两国之间在相互认识方面依然存在 不少问题。为此，本文将着重探讨“文化反思”和“文化环境”，将之上升到方法论层面， 以求重新认识处于转变期中的日本。 关键词 解读日本 “反思文化” “文化环境” 方法论 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国家 战略和经济发展前景。总的来说，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美国是重点，欧盟是另一重点，而日 本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角色也相当重要，不可低估。对此日本有论者认为，日本目前已 经将中日关系明确定位在相当高度的一种关系②。这种见解是否真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观察③。上述看法的共同点是中日双方都认识到了对方存在的重要，尽管彼此在认同对方 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众所周知，就目前现状而言，中日两国之间在相互认识方面依 然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本文将着重探讨以何种方法论去重新认识处于转变期中的日本。 目前，中国和日本这两各国家都面临着结构性转变。在这一转变期，中国如何正确解读 日本走向普通国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④，本文拟就此提出某种方法论上的探讨，并认 为只有对以往的方法论做出某种修正，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对方，把握方向。 本文主张，应重视一种理解“反思文化”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作为一种方法论去把握 ① 本文前半部分内容（论述“反思文化”）的初稿写于 2002 年 6 月，后半部分内容（论述“文化环境”） 源自作者在“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 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 年 11 月 23～24 日）上的主题发言，由于两部分内 容均与方法论有关，后合二为一，完稿于 2004 年 7 月。该论文原系应同济大学亚太研究论丛稿约而撰， 后因故自行撤回，近日有幸列入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在此谨致谢忱。 ② 冈本行夫（曾担任小泉内阁顾问）指出：“日本在当前外交重点取向上，首位是美国，其次是中国，第 三位才是欧洲，这是从日本政府到民间的一种共识。”[“日本外交的课题” （特别演讲会，同济大学亚太 研究中心主办），2004 年 6 月 17 日] ③ 安倍晋三出任首相（2006.9）后随即访华（2006.10），改变了历来首相出访第一站为美国的惯例，若 仅仅解释为修复低谷的中日关系似乎还不够，其象征意义显然值得思考。2007 年 1 月 24 日日本防卫大 臣久间章生指责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错误”，导致美国副总统切尼以日程安排已满为由，拒绝在访日 期间与其会晤。 ④ 笔者（戴）曾接受《东方了望杂志》实习记者章原的采访，就日本如何变成普通国家的问题作了回答[章 原： 《美日联手布阵东亚》，载《瞭望东方周刊》2004 年第 15 期，59 页]。 “普通国家论”出自 1993 年小 泽一郎所提出的，国家强大就必须取消“专守防卫”原则的“修宪论”。1998 年，龟井静香也公开主张 “普通国家论”。有人认为，“普通国家论”最早可以上溯到中曾根康弘的“再现国家论”。但是，这些 “普通国家论”中的“普通国家”是作为狭义词，在特殊范围内使用的，主要针对修改日本宪法第 9 条 而言，本文的“普通国家”一词则作为广义词使用。 1 事实，即在“反思文化”的观点和方法下，分析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机制，把握其实质；其 二，本文强调，构筑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历史的“文化环境”，即重建我们现在认 识和理解日本的“环境”。本文试图通过这两个层面的分析和操作，找出某种化解中日关系 中的疑惑的可能性。 影响中日关系的变数：日本的“反思文化”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 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如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 中日关系“三十而立”，不过，站是站了起来，但总有点“摇摇晃晃”，这是因为身体的重心 偏于“右”侧，是由于冷战结束以后，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等接连不断，结果越来越向“右” 脚用力①。对此，如何看待和理解日本社会所出现的某些右翼抬头新动向，显然是构筑中 日关系时需要时刻把握的一个基点。中国学者倾向于把中日两国不断产生的磨擦，甚至对立， 主要应归咎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及其言论②。 鉴于上述理由，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日关系是“政治冷，经济热”，但应该指出，这 仅仅是两者比较而言的。实际上，尽管历史问题是困扰着中日双方在政治领域中的合作的一 个重要因素，但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已经取得了飞跃的发展，经贸和人员交流的规 模之大足以说明中日彼此已经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关系。中日关系正在突破 双边范畴，走出地区，面向世界，在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区域化的进程中，已经迈 出了实质性步伐。特别是 2003 年 10 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盟与 中日韩（“10+3”）峰会期间签署的，旨在推进三方合作的联合宣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 证③。 但是，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 化，中日两国国内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日关系的背景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结构性重 大变化，也就是说，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而日本正在走向普通国家④。因此，中国从国际 ① 中江要介（前日本驻华大使、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基调报告：[“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 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 年 11 月 23～24 日] ② 刘学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我们同日本学者在有些问题上有分歧。我们讲日本侵略战 争主要归结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实质上是日本军国主义”。郑励志（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理 事长）认为， “日本文化涉及日本政治。日本不承认侵略是与日本文化有很大关系。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天 皇是绝对不犯错误的，这一思想在旧宪法第一条就已经充分表述出来了”。[以上言论均出自“中日关系 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 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 年 11 月 23～24 日] 这里尽管只是引用的一次研讨会上的言论，但基本 上代表正统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其人数显然不在少数，而且同一调子在相关话题的学术研讨会上基本上 是重复的。 ③ 小泉在 2001（第 87 届），2003（第 88 届），2005（第 89 届）任内阁总理大臣，中日关系严重倒退，走 入低谷，至 2006 年 10 月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并访华以后，中日两国才开始修复关系。2007 年 1 月温家宝 总理出席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领导人会议（菲律宾宿务），发表重要讲话，并同安倍晋三 首相举行会谈，由此，中日双方重新确认了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各自的责任和目标。 ④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主题发言主旨：[“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 2 政治战略角度讲，必须重视日本国内因经济衰退而出现的“政治强势”①，也就是说，在 中国和平崛起的时候，要清醒把握日本。那么，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方法去把握呢？本文 在开头部分已经点明了，即以一种“反思文化”的解释去评价日本国内出现的“政治强势”。 尽管出现了上述日本政治上的“强势”，但日本经济依然不明朗，还未从泡沫经济的阴 ，而一般中国人恐 影中挣脱出来②。有的日本人把 20 世纪最后十年称之为“失去的十年” 怕也有同感。这些论调的主要依据，无疑是以经济景气与否来作为判断或解释社会和政治状 态的基准，但这种解释并不一定能反映出政治的实态，有时反而会使人误入歧途。 如何解释“社会事实” 事实上，所谓“失去的十年”仅仅是经济学上有意义，并非政治学或者“文化论”上有 意义。也就是说，过去的十年间，日本的综合国力从经济统计学来说，意义不大或没有意义， 但从政治的或文化的角度来看，却可能相反，是大有意义的。日本在这十年里比前一个十年， 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大大加强了，尽管正处于挑战中③。特别是文化上出现了一股少有的 “反思”(reflexive)思潮。在这个过程里，日本文化趋于“回归”，当然这里所说的回归并 非是回到原点，而是有创意的和诠释性的“回归”。就一个国家而言，经济虽遭遇停滞或衰 退，政治却可以呈“强势”，文化也可以出现活跃状态，其结果是，经济学上的负面意义可 以从政治和文化上的正面意义那里得到补偿。对于这样的新经验和新情况，恐怕难于用迄今 为止的“社会变迁论”来作出解释。 原先的经验假设是，经济不景气会导致政治上极端势力的抬头和得势，导致社会风气的 恶化，或文化上的颓废和衰败。而日本最近十年的情况则相当复杂，并非马上可以依据这一 假说来判断出是与非，更多的情况或许是一种“多义的选择”(ambiguity)。这里的关键是对 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 年 11 月 23～24 日] ① “小泉旋风”（2001 年 4 月首次当选首相）的出现标志着这种“政治强势”。“9.11”事件突发，反恐战 略使得日美关系大为加强。这些都为日本参加后来的“朝核六方会谈”奠定了基础。小泉两度（2002 年 9 月，2004 年 5 月）突访平壤足以说明日本外交政治的“强势”。 ② 林华生（早稻田大学中华经济研究所所长）认为，“日本经济复苏与亚洲关系密切，两者不可分离。就 目前而言，日本经济在短期内不能达到全面复苏而进入稳步发展的轨道，因此可以说，亚洲经济中，尤 其是东南亚经济仍然无法摆脱日本经济的影响。但是，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逐步取 代日本，带动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复苏和亚洲区域合作” （专题演讲会，同济大学亚太研 究中心主办），2004 年 2 月]。 ③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挑战国家。山田辰雄（原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指出：“日本和中国作为亚洲两个重 要的大国，相互之间肯定有竞争的和对立的方面，这方面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像这样既有相互依存的一 面，又有相互竞争的一面，这种关系我称之为‘竞存’关系。这样来看，过去 50 年中，中日关系中有侵 略的一个侧面，也有相互依存，也有相互竞争，这三者相互发生关联而形成中日关系。这不仅是过去的 问题，也是现在和将来的问题。”依田憙家（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在谈到中国与“文化大国”时认为， “从历史看中国一直是文化大国。周边国家吸收中国文化确立自己国家的文化。鸦片战争以后，非常不 幸，中国文化强国地位丢失。在当今恢复文化大国是一个课题。周边国家对中国有忧虑的并不是日本， 如果中国仅是经济发展，世界不会表扬中国，只有以文化大国为目标，才会消除中国威胁论。”[以上言 论均出自“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 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 年 11 月 23～24 日] 3 某种现象所作的实质性判断的基准应如何确立。选择某些现象，而不选择另外一些现象来判 断和分析事物的本质特征，这绝不是一件随意为之的事。 就日本的现状而言，若从消极的一面看，存在着以下问题。政治上的不稳定：首相更迭 频繁①、党派重组过多、经济政策不到位，还有右翼势力的扩大等；社会风气日趋恶化： 中小学生中“欺侮事件”(bullying)有增无减，女中学生流行“援助交际”，拦路抢劫和上门 撬窃等犯罪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文化方面：最大的丑闻，莫过于伪造地质考古年代②。 若把以上各个方面的“事实”归拢起来，作为本质性的东西加以判断和解释，得出类似 经济意义上的“失去的十年”的结论的话，则显然是误读了“社会事实”(fait social) 。 “社 会 事 实 ” (fait social) 是 不 可 还 原 为 个 人 的 一 种 独 特 的 (sui generics) 实 在 [Durkheim,E.,1895,1919]。将“社会事实”作简单化处理，其背后恰恰反映出对日本最近十 年的“社会事实”缺乏一种理性的解释，而仅仅停留于一种经验解释中。而一旦这种经验性 的解释通过新闻媒体加以一般化， “社会事实”就有可能变成“政治事实”，导致政治上相互 难以沟通。 在解释“社会事实”(fait social)的过程中，Geertz,C. [1973]的文化诠释论似乎可资参考。 这并非是排除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解释，也不是随意把这种解释扩大化，而是一种文化解释。 在文化解释中，对一个“社会事实”，不是像政治学或意识形态那样区作出鲜明的、排他性 的价值取舍，也不是像经济学那样由数据多少来判断其价值或优劣，而是先对其作出描述性 的理解(verstehen)③，然后才有可能进行解释。简单地说，对一个一个的“社会事实”尽可 能多地作出具体描述，只有这种描述才有可能达到理解(verstehen)，然后再在这种理解上加 以解释，而整个解释过程则始终容许存在多元的价值取向。由此，文化解释留给解释者理解 -解释的空间是很大的，情况颇类似于思想史研究中，主体（思想研究者）对客体（思想） 的解释，并非只是对客体的一种重复，对客体的解释是多重和多种的，主体需从中加以选择。 而这种“文化诠释论”与本文所提出的全球化中的“反思文化”之间，可以说存在着某种关 联。 ① 中曾根康弘 3 届连任后至小泉纯一郎上台（2001.4,其后连任两届 2003，2005）之间，首相更迭情况如 下：竹下登（1987.11.6～1989.6.3／576 日）、宇野宗佑（1989.6.3～8.10／69 日）、海部俊树(1) （1989.8.10～1990.2.28／203 日）、海部俊树(2) （1990.2.28～1991.11.5 616 日）、宮泽喜一 （1991.11.5～1993.8.9／644 日）、細川护煕（1993.8.9～1994.4.28／263 日）、羽田孜（1994.4.28～ 6.30／64 日）、村山富市（1994.6.30～1996.1.11／561 日）、桥本龙太郎(1) （1996.1.11～11.7／302 日）、桥本龙太郎(2) （1996.11.7～1998.7.30／631 日）、小渊恵三（1998.7.30～2000.4.5／616 日）、 森喜朗(1)（2000.4.5～7.4／91 日）、森喜朗(2)（2000.7.4～2001.4.26／297 日）。 ② 指 2000 年 11 月 5 日，藤村新一被发现在“上高森遗迹”、“总进不动坂遗迹”的调查中有伪造嫌疑， 即“神之手”事件（旧石器遗迹伪造事件）。为此，日本考古学协会委员会于 2000 年 11 月 12 日发表《就 上高森遗迹问题等的见解》致歉，并声明开除藤村新一会员资格。 ③ 理解(verstehen)源自 Weber,M.的概念，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原义，因为汉语中的“理解”只是 verstehen 的近义词。Weber,M.认为，人的行动与其他各种现象一样，在其过程中显示规则性和关联，而其中以行 动者自身的主观的“动机 motiv” (行动的“意义 sinn”上的根据)为基础， （只有这样行动就等同于行为 handeln），观察者也可以解明 deuten-理解 verstehe 其“动机 motiv” [Weber,M.1913,1950]。 4 “全球化–地方化”中的“反思文化” 首先，在把握作为全球一体化特征之一的“反思性”(reflexivity)的一般特征的基础上， 解释日本文化在“全球化-地方化” (glocalization:globalization-localization)中的“反思性” ①。第二，这种“反思性”是文化的内在机制之一，需要精英层有选择地去操作，只有在 这种操作下才有可能解释出“个别化”中的“反思性”。第三，经过操作和解释的“反思性” 还原为文化构造时， “反思文化”(reflexive culture)便得以确立。这里不作理论上的详细 分析，而是将上述的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解释“社会事实”(fait social)。现在需要 回到主题来探讨全球化-地方化中的“反思文化”，并以此作为日本经济衰退中的最为重要的 文化特征之一加以把握。 “反思文化”是源自现代性（modernity），还是出自“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是个 要点。关于现代性(modernity)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孰先孰后的争论，Giddens,A. [1990] 主张“从现代性到全球化” ，强调“现代性与前近代的非连续性” ；针对此论，Robertson,R [1992] 认为，“从现代性到全球化”的说法实际上暗示了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类型的现代性，他则主 张“现代性源自全球化” ，强调“现代性与前近代的连续性”，强调多数的和不同类型的现代 性。因此，将“反思文化”看作是“全球化”的结果的话，一是提示“反思文化”也存在着 多样性和个别性，二是放宽“反思性”一词所指的时间范围，即“反思性”不仅仅是最近十 年来的一种文化特性②。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反思文化”与“传统”和“本土化”(indigenizaion) 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第一，是“反思文化”与“传统”的关系。传统通常是由再构而持续， 既 是 旧 的 东 西 ， 同 时 也 是 被 更 新 了 的 新 东 西 [Hobsbawn,Eric and Terencer Ranger (eds),1983]。 “现代”可理解为出自于“传统”的自行更新机制，即随着“现代”的出现， “传 统”中的缺点和弱点会被弥补[Huntington,S.P.,1976]。从上述解释中，可以看出，“传统-现 代”是一个层面的不可割裂的两个部分，而“反思性”就像另一个层面上的“全球化-地方 化”一样，是穿梭于其间的东西。第二， “反思文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本土化”本来 也是“传统-现代”中的一种形式，其机制主要还是从“传统”中来解释“现代”，或者将“现 代”化作“传统”来解释。而“反思性”的机制则是在“全球化-地方化”中，以“全球化” ① Giddens,A. [1990,1991]较早提出“反思性”的概念。后来 Beck,U.,Giddens,A., Lash,S. [1994]三人作为一 个共有的分析概念的词就是“反思性”， 他们以“反思性的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 一词来超越 或调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而 Bourdieu,P. [1992]也使用“反思性”一词，但意思上不相同，有差异。 反思（性）的(reflexive)、反思性(reflexivity)等词尽管释义上有差异，但以此为分析概念，可用于解释全 球化中的文化现象。此外，将 reflexive 和 reflexivity 分别译为“反思（性）的”和“反思（性）”未必妥帖。 reflexive 的词源：ML reflexivus reflected,turn back,fr.L reflexus (past part. of reflectere to reflect [英汉辞 海，1988]。Reflexive 译作①可以折回的；②a 反省的 b.能反射的；③〈逻辑学指关系〉存在于一实体与 其本身之间的（下略），而 Reflexivity 可译为反射，反省[同上]。 ② 随着二战结束，对日本文化的“现代性”重新检讨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文化重建运动。丸山真男[1952] 的“现代主义”就是日本现代性的一种“反思性”的行为。鶴见和子[1977]提出了一种本土化的和“反 思性”的社会理论，这一社会理论标志着日本现代性解释体系的成熟化。 5 为准则，以“地方化”来加以实践。由此，“本土化”和“反思性”都是一种调和或协调的 手段，但其机制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 “反思文化”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 依照上述的概念分梳，以下就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或还没有提到过的“社会事实”进行分析 和解释。就政治上的敏感问题而言，最早由教科书问题，较近则有“有事法案①”、修改“宪 法第 9 条”、从PKO（联合国维和机构）到PKF（联合国维和部队）、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②， 以及内阁成员包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对这些问题，日本舆论的普遍看法可能与我们 的估计截然相反，或者差异较大。面对这些“社会事实”， 若仅仅嗅出右翼势力的抬头和扩 大，恐怕远远没有把“社会事实”解释清楚。如果右翼势力的观点与一般舆论是大致相吻合 或接近的，那就需要我们去重新解释“社会事实”。这并不是要否定右翼势力的抬头和扩大 这一事实，而是在一种文化解释中去找出新答案。这样做要比纯粹的政治化解释更有意义。 第一，政治学的解释离不开文化解释，只有这样，政治解释才更有深度和广度。第二，文化 解释不带有鲜明的、排他的价值取向，但这并非无价值基准，而是基于理性意义上的一种“真 实性”(ture)来完成的。第三，文化解释不但可以解释政治，而且可以预测政治的“走势”③。 本文认为，扶桑社历史教科书引起轰动④，“有事法案”出笼，修宪论成强势，从PKO 到PKF、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国会议员及政要正式或非正式、个别或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等， 问题的背后是一种“反思性”的文化机制在起作用。这种“反思性”的文化机制在日本经济 起飞时期或者在经济成长期和顶峰期则表现得较为微弱和隐蔽，而到了泡沫经济出现时，则 开始转强和日趋明显。或许可以把“反思性”的文化机制比作周期性出现的东西，比如战败 后的一段时期，也有过以丸山真男[1952]为代表的“反思性”的文化行为，后来也出现过鶴 见和子[1977]的“反思性”的社会理论。但是，这不是“全球化-地方化”框架里的“反思 ①“有事法制”的提出和研究起源于 1977 年的福田内阁。2003 年 6 月 6 日，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应对武 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自卫队法修正案》等 3 项“有事法案”。2004 年 5 月 15 日，在自民党、公明党、保守新党三执政党和民主党的赞同下，该法案又获得日本众议院的通过。 ② 2007 年 1 月原防卫厅已经翻牌成为防卫省，标志着日本政治结构与军事体制的重大转变，为修改战后 宪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③ 冷战以后，Huntington,S.P. [1996] 指出，政治上的“走势”将以文明-文化之间的冲突为主轴来展开， 并警告伊斯兰社会是当今世界中正在崛起的一种具有挑战实力的文明-文化之一。若从“9.11”事件的结 果来看，似乎验证了 Huntington,S.P.的政治学解释中文化解释的合理性。Huntington,S.P.解释中所应用 的几个关键词是文明-文化、冲突等。而本文在解释日本经济衰退中的“社会事实”时，提出以“反思性”、 “反思文化”、 “全球化-地方化”等概念来构筑解释体系。当然，这就需要对大量的“社会事实”做出实 证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证实“反思文化”的存在。但这里最重要的不是数据的一般分析，而是从理论上 大胆提出一种假设。 ④ 山田辰雄（原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就历史教科书问题谈了以下看法：我一直认为中日双方在讨论历 史问题是首先有必要依据历史事实冷静地讨论。此时要求日本人持以一种坦率的态度，承认过去的历史。 我认为，中国的研究者在谈论历史问题时，同样也需要有一种对等的态度。为过去侵略过中国而感到痛 心的日本人也为数不少，一个证据就是有问题的历史教科书采用率不到 1%，我认为中国研究者在批判侵 略战争时，也须对此有所考虑。[“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 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 年 11 月 23～24 日] 6 性”，而是“传统-现代”意义上的“反思性”。“全球化-地方化”框架里的“反思性”严 格地说是最近十年来的产物。“反思性”作为一种“风险意识”，对个体或国家无时不在起 着作用。 日本在转变为普通国家的过程中，上述的政治行为有可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在“全球 化”的大环境下，通过“解释”、“参与”、“规范”、“程序”，重新确认“地方化”。 所谓“解释”便是重新解释历史，修改教科书；所谓“参与”就是从 PKO 到 PKF；所谓“规 范”便是将参拜靖国神社制度化，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所谓“程序”，就是修改宪法第 9 条，提出“有事法案”等等，重新确认和强化这种“地方化（个别化）”。这些从根本上说 就是日本诸邻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反思文化”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 最近十年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与这种“反思文化”有一定的关联。 重新确认“地方化”过程，不仅“反思性”的机制在起作用，它同时也是主体操作的结 果。一方面，“反思文化”机制在体制、制度、组织、个体各个层面上运作，另一方面，“反 思文化”机制要求主体（在组织的场合为国家领袖和政党、国家公务员，大学、公司、企业、 团体中的精英层，在个体的场合就是每一个人）去选择和操作，重新修正行为模式，确立战 略目标，以期化解“全球化-地方化”下的各种风险。这就意味着正在形成一种“反思文 化”。“反思文化”被认可的一个理由便是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反 思文化”尽管被认可，被实践，但作为一种主流文化依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毛病，即难以摆 脱被夸大，甚至被歪曲地利用的命运。为此，在使用“反思文化”的概念来分析和研究日本 问题时，需要把握其中的区别和差异。 以上仅是围绕着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来说明“反思性”。然而，也可以举出其它方面的 许多例子来阐明“反思性”。比如，“反思文化”在日本的企业中已经出现，以取代长期以 来被推崇的“日本式的经营理念”。日本企业里的“年功序列制”(the seniority system) 正 在被打破。企业会抛弃以往的“终身雇佣制”来避免风险，提高竞争力。而企业中的个人的 “反思性”也促使员工重新给自己定位，有风险，但也有机遇。虽说企业组织本身在面对市 场波动时已具备一种适应-调整的反应装置，但这并非是一种从构造上可以解决问题的反应 装置，而“反思文化”则根本不同。“反思文化”反映在企业行为中，将会在组织和个人的 结构和内容上，形成一种重组结构，提高效力，避免风险的强大力量。 总而言之，“反思文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正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 扩大和渗透。“反思文化”能否把日本从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这并不是笔者想预测或看重 的，笔者的初衷，则是在日本经济衰退中，从行为的象征意义上作文化解释。正是基于这一 点，本文才以“反思文化”这一分析概念去把握日本是如何转变为普通国家的，解释这一过 程的内在机制以及文化特征。“反思文化”是日本文化的现时态，在“反思文化”的分析中 可以再解释或再构日本文化的一般特征，若能真正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 重要课题了。 7 “文化环境”的操作可能性 把握和理解上述的“反思文化”与改变我们所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环境” ，尽管处 于两个不同层面，但是并不是完全相互脱离的，而是存在着一定内在机制。通过改变我们所 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环境”，会有助于把握和理解“反思文化”。当然，即使不存在“反 思文化”这一概念，也会出现其他类似概念，这就意味着改变我们所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的 “环境”这一行为本身已经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这里的经验假设只是作为一个步骤或方法， 试图证明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所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环境”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是可以 操作的。而且，这种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要构筑一种温和与开放的“文化环境”。 如前所述，“文化环境”与“反思文化”本身并非是同一层面的概念，但是作为一种分 析概念，一旦重叠以后，就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操作，即可以付诸实践，作为文化或政治 战略的手段。因此，使用“文化环境”这一概念与“反思文化”一样，本身目的在于重新认 识日本，正确解释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内在机制，并预测其基本走势。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 “文化环境” ，恐怕很难解释日本接二连三出现的“反思文化”。这里不难想象，不健全的“文 化环境”容易诱发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目前国内的“文化环境”令人堪忧。 为此，本文认为，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思考问题时，“文化视点”不可缺少，并以这种 文化视点为基础，构筑“文化环境”。作为“文化视点”，其本身不是情绪化的东西，而是 理性的东西。本文认为，以往贸易摩擦主要靠政治手段来解决，但在政治上缺乏一定信赖关 系的前提下，政治手段完全可能失效，由此，防范于未然，在政治和经济手段之外，以“文 化视点”来考虑政治和经济问题，或许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论。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营 造一种正常的“文化环境”。 所谓“文化环境”就是，在理解不同文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场合，作为其 主体的人要具有对不同文化的知识和柔软性，由此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理解不同文化的环境， 而这同时又可视为理解不同文化中的一种认识框架。 从一些统计数据来看，中日关系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文化环境”的滞后现象①。 由此，本文认为，影响“文化环境”的因素虽然有许多，但其中与如何理解不同文化有着密 不可分的两个因素在于：教科书如何“记载”对方国家②，媒体如何“报道”对方。就目 ① 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2002 年度）赞助，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现代中日两国青年相互认识的比较 研究》课题组已于 2003 年上半年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实施了《中日大学生相互认识的调查》 （简称“问卷 调查”）。相关的分析数据均出自“问卷调查”，以下不一一注明出处。就“中日关系的现状评价”，“问 卷调查”中回答“一般”和“比较好”的占到 7 成。 ② 石田锭二（前丸红驻京代表）的看法如下：中日年轻人之间对对方不喜欢的人很多。对于摩擦原因， 经常在说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不够。摩擦是否全部是历史问题而引起，还是有其他原因，我们应该探讨。 要讲的很多，这里仅讲一点，即中国学校教育中有关日本人形象极坏。这数十年来日本教科书的问题是 普遍议论的话题，但是中国教科书中的问题，是否应该考虑一下呢？在中国教科书中，对日本描写是侵 略者，惨无人道的，这样一种印象。在各个地方还有许多战争纪念馆，我不是否认战争，而是觉得过分 8 前而言，这两个方面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本文将“教科书”和“媒体”作为影响“文化 环境”的基本变数。 本文认为，“文化环境”可以有助于解释和分析一些具体问题，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 对对方国家的印象，多大程度上是比较完整的，而不是割裂的①？既不是将对方丑化，也 不是美化，而是比较公正地再现出来？显然，这些问题都与上述的“文化环境”完善与否有 着一定关系。 如上所述，中日关系上缺少这种“文化环境”。这是不是言过其实呢？其实，对日本的 “一举一动” ，我们十分敏感，与其说是出自文化因素，不如说是“政治觉悟”。换言之，改 变千篇一律的“日本形象”很大程度在于这种“文化环境”的建立。这里并不只是针对中国 而言，日本也同样存在“文化环境”问题。在日本， “中国形象”有时会被描绘成非常可怕， 即“中国威胁论”，有时则又会被看作一个“摇摇欲坠的弱国”，等等。 另外，在“构筑未来中日两国关系主要基于哪种途径”（设有“首脑交流”、“民间交 流”、“经济交流”、“科学技术合作”、“文化交流”、“年轻人交流”、“其他”和“不 知道”8 种选择，可复数回答）的问题上，彼此还存在不少差异。但是在“文化交流”这一 点上似乎可以找到共同点。这样，创建“文化环境”就成为中日双方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 “文化环境”的变数之一：教科书。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日之间产生纠葛和误会，有 些纯粹是由于对对方缺乏起码的了解而引起的。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中日两国大学 生都存在不关心对方国家政治的倾向。即使对对方国家有兴趣，但由于历史、社会、文化方 面的认识和知识贫乏，结果导致这些大学生对对方国家不了解或了解不全面。因此，本文认 为学校教育是“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教科书又是基本之基本。 文化作为理解对方的一种手段，很有必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 简单地归结为文化问题而加以解决，“特别是像靖国神社之类的历史问题，还有涉及中国统 一大业的台湾问题”②这是一条底线。如果有了这条原则，那么就理应在文化理解方面多 强调和教育，给孩子们带来的日本形象只会是侵略者和残忍者，这对中日关系是否有好处？诚如山田的 发言，指出前 50 年有合作的一面，而战争已经过去 50 年，冷战关系结束，中国和日本已处于一种相互 依存的国家关系。日本政府的基调是与中国友好的，有时的确有些愚蠢的政治家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 但是民间，像我们这样，积极增进两国交流的人也是不少的。中国教科书应该在这方面加以反映，而不 是像原来那样，只把日本描绘成侵略者和残忍者，没有综合地看日本，需要平衡一下。[“中日关系中人 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 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 年 11 月 23～24 日] ① “最近一二十年来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小，日本动画、日本服饰、日本饮食和日本音乐正在 我们日常生活方面中频频出现。但是，一提到日本，平时对日本流行文化还算了解的人，却只能描绘出 一个刻板单调的或千篇一律的日本（形象）。在同一个人身上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日本（形象） 呢？是什么东西在割裂日本（形象）呢？是观念在起作用，有时是舆论。当然，舆论与观念是不可分离 的，又是相互影响的。”[戴建方《知己知彼，互通有无，构筑未来——郭嵩焘等使西日记日本论中得到 的启示》，载《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同济大学亚太研究论丛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358 页， 2003 年] ② 徐敦信（前中国驻日大使）：中日文化的水乳交融与差异（基调报告）[“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 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 9 加强交往。而且，文化又是通过人员交往来实现的，尤其应该加强中日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这是中日关系未来所在。如何为年轻人创造一个文化交流的前提环境呢？这显然是与教科书 在记载对方国家时，如何把握历史事实的同时，又不失公允的立场相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问卷调查”中，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中日两国大学生的认识差异十分明显，现阶段在历史 认识上较难找到共同点，这似乎也与教科书对对方国家的记载和介绍有很大关系。 日本教科书问题一直是引起中国方面关注的一个问题。但也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日 本近年来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在有关战争记载部分，也听取过周边国家有关学者的意见。 这一事例说明，尽管“文化环境”并非一日即可构建，或许要花上多年时间，但通过一些方 式方法是肯定可以构筑起来的。 通过“问卷调查”，还可以发现以下情况：两国文化之间的“同一性”依然存在，但是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减少，这种“同一性”的减少并不是“全球化”结果所致，而是中 日两国之间缺乏文化上的交流所致。总的来说，中日大学生都缺乏对对方国家的历史的了解。 这可能是由于中日双方在介绍对方国家方面投入精力甚少，导致青年一代对对方国家的认识 浅薄化，或多或少带有偏见，结果导致中日在文化上疏远，缺乏亲近感。 “文化环境”的变数之二：媒体。作为“文化环境”的第二个变数是“媒体”。媒体如 何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扮演角色，这是现在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如同教科书问题一样，缺 少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和“文化理解”，当然会生成一些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报道。 对“问卷调查”中的一些数据加以比较，就可以验证以上论点。在“中国媒体在报道日 本问题上，你认为如何？”（设定为“客观公正”、“一般”、“导向性比较明显”、“不公正” 和“不知道”5 种选择）这一问题上，竟然有 4 成中国学生认为“导向性比较明显”，仅有 四分之一人认为“客观公正”。而日本学生对于“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上，你认为如何？” 的提问，回答是“客观公正”几乎没有， “一般”的 4 成，而“导向性比较明显”的仅 1 成。 由此来看，媒体在报道中日关系中还存在较多问题，不能令人满意。为此，如何通过媒体使 “文化环境”朝着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方向发展，依然是一项中日双方亟待关注的问题，不可 等闲视之。 日本学者指出，随着中国加入WTO,必然会放开媒体上的新闻报道，中国媒体的客观公正 性问题将会有所改善①。但笔者以为这只是媒体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外部条件，并不意味着 “文化环境”的确立。媒体如何在“文化环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在于媒体工作者 自身行为，即与是否“实事求是”地报道发生于中日两国的事件和事实有关。从现状看，首 先就是要做到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让中日双方彼此了解真实的对方。众所周知，目前媒体 在报道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比如夸大事实，或者断章取义，哗众取宠。尽管这些问题也不 助），2003 年 11 月 23～24 日] ① 藤村幸义（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开发学部教授）：大众传媒的作用（主题发言）[“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 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 流基金会资助），2003 年 11 月 23～24 日] 10 是短时间可以消除和避免的，但这也说明了“文化环境”重建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媒体“不真实”这一问题同样也在“问卷调查”中反映了出来，可以发现大学生的一些 看法或多或少是受到“媒体”影响的，尽管他们知道媒体报道有“倾向性”，但还是处于一 种“被动选择”。比如，在一些政治方面的提问中，大学生对对方国家的政治改革“关心程 度一般”。中国大学生中有一半人不知道日本国内修改宪法之事，却对一些问题特别关心， 很敏感，比如有 7 成对“日本欲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持坚决反对态度，8 成以上对日本政 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表示不满。既然一半学生对对方国家的政治并不感兴趣，却又有那么 多人作出了上述回答，这颇令人费解。显然，这与媒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左右我们的价值 判断有关。当然，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日本，比如有将近 4 成的日本学生对中国军事力量的 强大感到某种程度的威胁。但是，与中国学生对近年来日本欲成为“政治大国”所持的反对 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将近 3 成的日本学生积极评价中国在国际舞台日益发挥的作用。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前述调查相吻合：认为日本媒体“导向性比较明显”的日本学生仅 1 成。 诚然，本文在这里并不认为所有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因素都是来自媒体，更不是让媒体 有意去营造一种虚拟环境而误导舆论①。这里只想表明这层意思，即媒体作为一种手段， 应该实事求是地报道对方，这样做对推进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以上仅就影响“文化环境”的两个基本变数作了一些分析，如前所述，实际影响到“文 化环境”的因素还有许多，因此，只有完成这一部分概念分析，才有可能对“文化环境”作 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而本文只是对“文化环境”研究的初步构思，实为今后进 一步的研究寻求一种“链接”。必须指出，媒体对“文化环境”的是有利与不利，必然与政 治和经济的指向与结果相关。 “文化环境”作为假说，还有几点需要说明：在研究“文化环境”的场合，有必要论证 “文化环境”的动态及其过程。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将“文化环境”与政治和经济层面相 ① 川村范行（《东京新闻》和《中日新闻》评论员）一直关注中日关系中媒体对舆论导向的问题，指出中 日双方媒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日中媒体间的相互理解》，载《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 关系》 （同济大学亚太论丛）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林晓光（原日本金泽学院大学副教 授），对日本媒体的倾向性问题有过批判[《东亚地缘政治的变动与日本传媒的舆论导向》，同上]。2002 年以后中国国内出现所谓“对日新思维派”，受到日本一些媒体或机构的高度重视，并受邀在日本宣讲， 一时颇具影响力，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媒体操纵的事例。这里也必须注意另一种倾向：一些在日华侨 社团的个别成员，为迎合日本媒体，自以为懂得中国国内民众情绪，不顾事实，不负责任地向日本民众 散布错误信息，其结果往往会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产生不合时宜的看法。比如，有人在电视节目上告诉 日本人说“中国国内年轻人，对日本普遍怀有好感，没人反日，反日的原因是国内政治问题引起的”。事 实果真如此，又如何解释 2005 年 4 月所发生的连续性涉日示威事件呢？谷口诚（前日本驻联合国大使， 原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副秘书长，曾任早稻田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现任岩手县立大学校长） 于 2005 年 9 月出席同济大学《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传播交流》研讨会时，因为一直怀疑这些言论，所以 就这一问题向笔者（戴）谈了自己的看法。谷口认为，这些人（在日新华侨华人）的论点有时比起他们 这些日本人的言论或许更具有媒体价值，至少是满足了某些媒体的需求。问题是如果他们的言论中的确 具有某些建设性意义的话，当然另当别论，若纯粹是出于个人某些动机而迎合媒体的话，那么对中日关 系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对此，笔者（戴）完全赞同谷口的论点，并认为的确有人是纯粹出于个人动机， 迎合媒体，说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这些人虽然很容易被普通日本人认作对中国情况最为了解，实际上 他们中的相当部分早已“归化”，不管是申请加入日本国籍的，还是保留中国国籍的，都已远离中国本土， 成了名副其实的 Diaspora。是否真了解中国现状？是否具有使命感？都是值得怀疑的。 11 重叠的同时，也就有可能作为一般手段加以运作。“文化环境”的构筑和操作，不仅要诉诸 其手段，手段本身的合理性和实际操作可能性也必须加以考虑。 “文化理解”是构筑未来中日关系的关键 “问卷调查”表明：文化方面，三分之一的中国大学生喜欢日本流行文化，而日本学生 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反应则比较冷淡，显示出中日两国年轻人在文化交流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 障碍。笔者以为，就目前而言，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所谓民间交流主要还是限定在留 学、旅游、贸易等范围。一般来说，除了留学以外，大多数民间交流方式时间较短，且不稳 定。有几种情况可以证明年轻人交流不容乐观。中日年轻人交流中，一般是日本人来的多， 我们去得少；年纪大的多，年轻人少。加上现在日本的年轻一代，似乎“沉默寡言”者居多。 一般说来，留学生可以与所在国国民进行最为直接的交流，但实际上在国际交流中，日本年 轻人似乎对欧美圈里来的留学生表示出较大的兴趣。日本也有一些民间友好团体有时与留学 生学友会一起举办一些联谊活动，但这些团体多以老人和家庭主妇为主，有些留学生参加交 流只是为了尽快学会日语，并不一定对文化交流本身感兴趣。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对方国家的文化。就中国人而言，有个如何重新将日 本文化定位的问题。只有在观念上有了明确定位，在肯定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这一基础上，才 有可能理解日本文化，仅仅停留在以往那种“同文同种”旧观念上，已无助于对日本文化独 特性的充分理解。 目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趋势，中日两国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以相互信任 和理解为基础的关系，关键的前提是要确立以“文化理解”为主的“文化环境”。 “文化理解” 虽然不是万能钥匙，但或许可以说是一把可以打开中日关系未来之钥匙。如果说，这种“文 化环境”是可操作的和可实践的，那么一旦这种“文化环境”得以构筑之时，便是中日关系 可以大大改善之日。当然，就现阶段而言，有关“文化环境”的概念、构造和机制等问题有 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但是，在解读日本的时候， “文化环境”作为一种可操作的手段， 尚需不断的研究和实践，加以完善。只有在不断构建“文化环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不 同层次上达成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解”，以使中日关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文献 Beck,U.,Giddens,A.& Lash,S.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Politics,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Polity Press. Bourdieu,P.(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Polity Press. Durkheim, E.(1895,1919) Les règles de la méthde sociologique,Librairie félix Alcan,Paris.（狄 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95 年） Geertz,C.(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Basic Books,Inc. Giddens,A.(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orig.) Polity Press,(1990) Modernity and Utopia,Statesman & N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2 Giddens,A.(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Polity Press.（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 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Hobsbawn,Eric and Terencer Ranger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S.P. (1976) “The Change tochange:Modernization,Development,and Politics” in Cyril E.Black ed,.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A Reader,The Free Press,New York. Huntington,S.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Simon & Schuster. Roberson,R.(1992) 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Sage Publication. Weber,M.(1913) Über einige Kategorien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1950)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2 Aufl. 丸山真男(1952)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鶴见和子(1977) 『漂泊和定居——柳田国男的社会变动论』筑摩書房 《英汉辞海》 （王同忆主编译），国防工业出版社，1988 年 （作者任职单位：俞纯麟，复旦大学外事办公室；戴建方，同济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李振声） 13 译后记 关于消费的“私”文学 ――《老师的提包》散论 施小炜 内容提要 夜晚坐在酒馆里倾杯畅饮之类，则是在尽过了社会义务之后，人们暂时从“公”的约束之下 退回相对自然的个我之中，回归于“个人”的私生活状态。如是， “白天”对“夜晚”的构图，就直截了 当地等同于“公”对“私” ， “社会”对“个人”的构图。因而在这层意义上， “夜晚”小说《老师的提包》 ， 无疑又可被视为纯系从“私”的层面来表现人和人生的小说。 关键词 日本当代小说 川上弘美 “私”文学 消费 《老师的提包》 ，不妨说是一部饮酒小说。 关于饮酒，地理上不论海之内外洋之东西，时间上则不问前朝后世古往今来，我们人类似乎始终不 乏对其妙用不吝赞词者。且不提“李白一斗诗千篇” ，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之类无人不 晓的名句，更早，先贤陶渊明就每每“衔觞赋诗，以乐其志” ，他的“脱然有怀” ，去做彭泽县令，也是 因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的缘故。无独有偶，在东国日本的奈良时代，也曾经出了一个著名歌人叫作 大伴旅人的，写过一十三首《赞酒歌》 ，礼赞“酒の名を聖と負ほせし古への大き聖の言のよろしさ” ， 大意约可译为“古来大圣贤，呼酒名圣人。圣贤不我欺，妙哉此言真。 ”而英文里更有句谚语，称颂 Wine is a whetstone to wit，非要将葡萄酒说成是磨砺智慧的砥石。这一看法，便颇有些近似断言美酒是催 生李太白千古名篇之催化剂的杜工部了。而十八世纪的法国人 P.－J. Le Roux 也宣称“Au fond des pots sont bons mots” ，留在酒瓶底处的，才是绝妙好辞，――而并非什么“福根儿” 。此句也许不妨译作“瓶 底有佳句”？固然，对于专以寻辞章觅句为天职的诗人们来说，那瓶底之佳句毋宁恰恰便就是“福根儿” 、 甚而至于胜过“福根儿”亦未可知。至于浪漫的意大利人，则更是夸张酒的实用功能，认准了 Boun vino fa boun sangue，好酒造好血。大概是强调喝酒有益于健康的意思吧，仿佛是拗着劲儿要跟现代医学常 识唱反调，不知道是否有充足服人的科学根据为其撑腰。 巾帼小说家川上弘美氏，虽无缘亲睹芳容，然端详其照片，似乎体态娴雅面容端庄，称作美女作家 1 译后记 似亦当之无愧，而且这位才媛竟然还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爱酒家，善饮异常，不让须眉。现已年届四十有 九的她，出身于东京的杉并区，故自称是“生于东京长于东京” ，然而其实幼年时（好象是四岁至六岁间） 曾随父母在美国生活过数年。考入国立的御茶水女子大学后，学的本是生物学专业，毕业之后还曾做过 四年的中学生物教师。据其本人称，那四年期间便跟一位女同事一道，公务之余常常于晚间光顾各类小 酒馆， “委实喝掉了不少的酒” 。这种飞觞醉月的生活样态似乎一直延续至今，即便是在“之子于归”结 婚成亲之后。白日里工作，为稻粱，非也，为酒肴谋，晚上下班之后便去小酒馆小酌两杯――这样的生 活形态简直与她自己笔下的人物月子一般无二，只不过现今的她白天似乎不必再外出上班了，身为职业 作家大体是蛰居家中爬格子(或者是敲击 PC 的键盘？实情如何，吾不得而知也） ，然而“为酒肴谋”的性 质却是一成不变的。酒，也许当真给予了她以小说的灵感亦未可知，虽然至今尚未曾见到她就此撰文自 白。 作为饮酒小说， 《老师的提包》的女主人公月子和男主人公老师，两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凭靠着酒 为媒介而获得确立并得以维系的。而小说的主要舞台，也基本上设定为“阿悟的小酒馆”――阿悟是该 酒馆主人的名字。月子与老师的邂逅相逢，便发生在这家车站近前的小酒馆里；两人之间的风风雨雨恩 恩怨怨，你进我退虚虚实实地使心眼耍心计（好象主要是老师在使在耍） ，直至最后曲曲折折地终成好事， 都与这家小酒店不无瓜葛。小说开篇，写的便是月子和老师因偶然同在这家酒馆喝酒而重逢，甚至到了 终篇的最末几行，还要言及“水煮豆腐”的制法，而这正是月子平生最为喜爱的佐酒菜，真所谓始于酒 而终于酒，一部饮酒小说，于是便堪称是有始有终了，――对此，日文表达在习惯上，喜欢称之为“有 终之美” 。 月子和老师饮酒活动，都是在晚间进行的。月子是个上班族，白日里在公司工作，晚上下班以后， 乘坐电车（按此电车乃是电气火车，并非上海北京街头行驶的“无轨电车” ）回家，下车后径直走进站前 阿悟的酒馆小酌，在那里与老师合流，于是一天的真正故事便从此时开始，而这时其实已是黑夜降临之 后了。因此， 《老师的提包》实质上是一部专门讲述夜晚故事的小说，在这里，白天被弃如敝屣完全略去。 但凡与白日有关的，统统都无关紧要∶读者在通读了一遍小说之后，甚至对于月子所供职的公司，月子 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其它一切细节，依然一无所知。因为小说并不曾提供与之相关的任何信息。至于老 2 译后记 师，则是一位退了休的年金生活者，白天没有，也无须，去工作。在两个人的世界里，白天是毫无意义 的。月子也罢老师也罢，其整个的人生、其人生的全部意义，都集中于夜晚，体现于夜晚。 然而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在白日里的营生，譬如在公司上班在田间劳动抑或是去学校念书，其实 便是在对社会做贡献；而同时也是个人被收编进入组织、社会和国家的体制之中去，不然就是为了这种 编制而接受训练和进行准备的行为，因而具有鲜明的“公”的性格。而与之相对，夜晚坐在阿悟的酒馆 里倾杯畅饮之类，则是在尽过了社会义务之后，人们暂时从“公”的约束之下退回相对自然的个我之中， 回归于“个人”的私生活状态。如是， “白天”对“夜晚”的构图，就直截了当地等同于“公”对“私” ， “社会”对“个人”的构图。因而在这层意义上， “夜晚”小说《老师的提包》 ，则无疑又可被视为纯系 从“私”的层面来表现人和人生的小说。 白天的尽社会义务，换言之，其实也就是从事生产活动（教师教书育人，外交官折冲樽俎，政客从 政，商人行商，等等等等，无一不是“生产活动” ） ，而在人类目下所处的按劳取酬这一进化阶段，理所 当然地是要获取代偿的。月子因为这种生产活动而领取工资，并且靠着这份工资来支撑着夜晚的饮酒行 为。亦即是说，白日里的生产行为，在此完全可以定义为为夜晚消费行为筹谋经费的活动。于是“白天” 自然就成了支承“夜晚”的经济基础。至于就职于什么公司从事何种职业，均无关紧要，重要的只在于 用劳动换取薪水，即获取供夜晚消费的资金而已。设若白天拥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恐怕便无 非仅在于此而已――亦即前面已然述及的“为酒肴谋” ，而对于不喝酒的人来说则自然就是“为稻粱谋” 了。于是乎， “白天”对“夜晚”的构图，又与“生产”对“消费”的构图两相重合，而《老师的提包》 一味地纯粹凸显“消费”活动，几乎不曾有片言只语具体地提及“生产” ，则显而易见，我们又可以呼之 为“消费小说”了。 固然， 《老师的提包》中的确并非没有数处详细描状白天活动的场面，依次分别为进山里采蘑菇、去 河堤赏樱花、同老师结伴去海岛旅行，但这些也都是发生在星期六或者星期日的工余个人“休闲活动” ， 就性质而言应当与“公”毫无关系，完全属于“私”的范畴。因而在这层意义上，周末和周日在属性上 是完全等同于“夜晚”的，即原本理当归属于“私”的时间――当然，倘是休息日里还要去公司加班加 点的“猛烈社员” （此词大致相当于我们说的“工作积极分子”吧）的话，则无疑另当别论了。还有一处 3 译后记 写到月子青天白日里去合羽桥，那倒真的是“因为工作关系” ，亦即因公出差是也，并且这当是书中唯一 一次有可能言及女主人公从事生产行为的场面了，然而便是在此，故事却也是从“工作完成之后”开始 叙述的，对月子出公差的内容信息悉数略去，未作只字的说明，倒是不遗余力地详尽描绘了她如何为老 师选购“礤床儿” 。这样的叙述方法显然表明了，作者的关注所在明白无误地就是消费行为，而绝非生产 活动。消费小说的真面目可谓跃然纸上，昭然若揭。 而相对于月子和小岛孝，老师一生的全部生产活动业已宣告终了，――退休非他，它意味着彻底的 退出“公”而回归“私”的状态。亦即是说，在老师而言，他的“白天”已告终结，一日的二十四个小 时实质上全部都等同于“夜晚” ，他已由一个“公人”完全变成了一介“私人” 。因此，如若从这个角度 出发去看待月子的选择的话，那么她的舍弃小岛孝而倾斜于老师，不妨说便径直象征着“夜晚”战胜了 “白天” ，意味着“消费”取“生产”而代之，标志着否定“公”的体制束缚而注重个人“私”的侧面这 一价值取向，似乎颇符合后现代社会的特征。 同为爱酒家，小岛孝与老师的口味喜好却泾渭分明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老 师偏爱的是坐在日本式的“居酒屋”内，就着“金枪鱼纳豆” “水煮豆腐”之类纯正日本风味的菜肴，在 喝上两杯啤酒之后品味烫得热乎乎的日本清酒；而小岛孝则钟情于在轻轻流淌着“正宗爵士乐”的“酒 吧前田”里，一面喝着葡萄酒或是兑了苏打的波本威士忌，一面品尝“奶酪蛋包饭”和“熏制牡蛎” 。一 言以蔽之，年老的老师代表的是传统的日本饮食文化，而年轻的小岛孝则体现了强势文化经济背景之下 欧美口味的东渐。然而面对认定“无懈可击”的“酒吧前田”却决非自己安居之处的月子，洋酒洋菜西 洋口味便注定只能甘受败北的运命了，于是，在争夺月子的恋爱角斗上小岛孝的败在老师的手下，便同 时也意味着“洋食”的臣服于“和食”――尽管月子身外的几乎整个日本社会，似乎都在麦当劳美式快 餐、帕斯它意式面食、宝珠丽法国新酒的强劲攻势前望风披靡。但在实际生活里，人类的适应能力却不 容低估∶月子自己就由最初的觉得碳酸水难以下咽，进化到了后来的主动在冰箱里储备多瓶“威尔金森 碳酸水” ，以备不时之需，表现出容受幅度的柔韧与宽广。更何况但只味美，珍馐嘉肴理应是多多益善才 对，又何必多此一举，非得无谓地在饮料、食物和烹调术上设置文化壁垒，硬去追究酒肴之类的国籍问 题不可呢？ 4 译后记 白日放歌须纵酒。然而月子们白日里肩负着庄严的社会使命，断乎不可尽情纵酒，故而在白日里她 们是清醒的；纵酒只可限定于夜晚。如果说白日象征清醒，而夜晚则标志醉意的话，那么专写夜晚与饮 酒的《老师的提包》 ，自然而然地就化做了一部通篇飘溢着微醺的别具一格的小说。而偏爱夜晚偏爱微醺 的作者也就似乎难逃但愿长醉不愿醒的嫌疑了。然而偏爱醉意并不等于容易酩酊大醉。如前所述，川上 弘美本是个不让须眉的酒豪。另一位美女作家、川上的好友江国香织也是位脂粉红妆的高阳酒徒，但在 酒量上却坦言甘拜后尘。她惊叹从未见到川上弘美醉过，羡慕她“体内有着藏酒专用的内脏” ， “将酒类 犹如图书室的藏书一般，静静地整齐地收藏于内。 ”亦即，便是在飞觥献爵众人皆醉的夜晚，川上弘美也 总是能够保持着那份白日的清醒。 概而言之， 《老师的提包》的叙事，通篇回避、省略、剔除了“白日” 、 “生产” 、与“公”的要素， 整个故事都展开于“夜晚” ，并不即不离地照准饮酒即“消费” 。这样一部“饮酒小说” 、 “夜晚小说” 、 “消 费小说” ，一言以蔽之，也就是不折不扣的“私”文学。而且它竟是如此之彻底、完全、纯粹地执着、拘 泥、固守于“私” ，以至于称其为“私”文学的标本，恐怕它也受之无愧。而这“私”文学，应当说恰恰 便形成了整个一部日本文学史的主流，形成了与历来注重、强调“公”文学，推崇、鼓励“公”文学的 我国文学传统迥然相异的东洋特色。 川上弘美大器晚成，三十六岁才开始写小说，而初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处女作《神》一举夺得首 届帕斯卡尔短篇文学新人奖，时在 1994 年。此后便渐渐地暴露出获奖专业户的原形来了∶她曾获得过芥 川龙之介奖、紫式部文学奖、伊藤整文学奖、女流文学奖、谷崎润一郎奖等等多种奖项，将日本的重要 文学大奖几乎来了个悉数“通吃” ，此外还得到过不少其它相对较小的奖项，包括最初的那个“帕斯卡尔” 。 而借以摘取谷崎润一郎奖桂冠的，就是这本《老师的提包》 。因为畅销，不久前出版巨子文艺春秋社还不 失时机地推出了文库本（便携袖珍版） 。而如今，川上弘美自己也做上了几项文学奖的评委，而这非他， 其实就意味着日本社会对她创作成就的评价和肯定。 《老师的提包》的叙述飘忽轻灵，行文似散而实凝，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情节的展开每每出人意料 而又在情理之中；语言色彩幽隐而清丽，回避大红大紫的浓妆重彩，却于淡泊之中见出至味，耐得细细 咀嚼，回味无穷――这其实不妨说是川上文学一以贯之的风格。小说中还随处引用松尾芭蕉的俳句和伊 5 译后记 良子清白的文语定型诗，更为作品平添了一抹高雅脱俗的韵味。 二○○四年十一月四日于呷奔国暗疏乡 二○○七年五月五日改于杉达园安得堂 6 赤川次郎的创作意识 ――作者经历及其与作品间的关系 周萌 内容提要：本文对赤川次郎最初十年间的作品与作者自身经历之间的关系，从电 影爱好者、读书爱好者、生活环境等方面，对赤川次郎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电影特 性、幽默感、创作手法特点等作了探讨。 关键词：日本当代小说 赤川次郎 赤川次郎，1948 年 2 月 29 日生于日本福冈县。小学时随父亲工作调动转学 东京。经历了初中、高中时的学生生活，以及工薪阶层的生活之后，于 1976 年 凭借《幽灵列车》获得第 15 届“ALL 读物推理新人奖”，并从此以作家身份出道。 赤川次郎至今已出版 450 余本作品，属于高产作家。其中，《三毛猫福尔摩斯系 列》 、 《幽灵系列》尤为出名。中岛河太郎（文艺评论家）曾经对赤川次郎作过高 度评价： “以其惊人的执笔量获得了年青一代的绝对的支持。其作品与电影有着 相辅相成的效果，并且充满着幽默而轻快的节奏以及健康的爱情关系等要素，这 一点非常符合喜爱动漫的一代人的口味。” （注①） 那么，赤川次郎是如何写出如此巨量的作品的呢？他的人生经历与他的作品 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本文将针对赤川次郎创作生涯中，最初十年间所写作品与他的人生经历之间 的关系进行研究，以论证赤川次郎的创作意识与此有着深层的关系。 首先将镜头对准作为电影爱好者，特别是作为西方电影爱好者的赤川次郎， 以探求这种兴趣给赤川次郎作品所带来的是怎样一些影响；其次，着手从赤川次 郎对侦探小说所特有的爱好及兴趣，确认这一兴趣对他作品的影响；最后，将探 讨赤川次郎的生活环境是如何孕育出他现有的性格以及思考方式，以及这种性格 和思维方式又是以何种方式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的。 一， 作为电影爱好者的赤川次郎 赤川次郎幼年时期，父亲在日本博多东映九州支社工作。支社的二楼住着 赤川一家，楼下即为公司所在地。赤川次郎曾经这样说过： “从两三岁的时候， 我就在试映室里玩了。 ” （注②）根据他年幼时的这段经历来看，赤川次郎作为 电影迷的‘新芽’应该是在此时便开始萌发于心底的吧？ 1 “我因为很喜欢电影，所以在创作的时候，会在大脑中先大致把想要写的故事‘电影化’ 的。因为电影这种东西是能够具体地看见背景、天气、服装等等一切事物的，所以我养 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先把故事变成电影再写下来。这样的话，就能写出带有比较清晰印 象的场面了。 ”（注③） 赤川次郎在写小说时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在写作前，先得将第一幕的场景变成 图画。以下是赤川次郎作品开头的文字。先看具有远景画面印象描写的： 浓厚的雾气飘流在多佛尔海峡。 （《红色蝙蝠伞》） 雾气游荡在平缓的山坡斜面上。 （《黑色森林的记忆》） 就在五分钟之前，还没有丝毫下雨的前兆。 （《行踪不明的哈姆雷特》 ） 再看带有人物动作的： “看，是雪呢！”说着把手伸向了前方。 （《爱在幽灵》） “手术刀”外科医生的声音简直就像是机械所发出的信号音一般。 （《普罗米修斯 的少女》） “说出你的要求吧”警车背后响起了扩音器的声音。 （ 《起承转合杀人事件》） 最后，来看一下以第一人称向读者提出幽默的虚拟对话的作品： 请问，你有没有私奔过？没有吗，那是当然的吧。 早上八点四十分左右，你去过东京地铁站吗？ （《孤单名侦探》 ） （ 《我们的课外辅导》） 从以上三种“第一幕”的表现方式来看，作者并不是先将事件的经过告诉读 者，而是先把最初的影像极其声音传递给读者，引起读者的兴趣后，才渐渐展开 故事。而这种手法则恰恰是电影中常常使用到的手法。也就是说这种手法是，先 以‘第一幕’引发读者的注意与兴趣，进而利用画面的剪切、镜头的角度、蒙太 奇的运用等方法将这“第一幕”填充扩大，然后再展开故事的叙述。 乡原宏（文艺评论家·诗人）曾把赤川次郎的文章称为“会话体” 。（注④） 这是因为，赤川次郎的小说中的台词的使用量与其他作者相比较，显得特别的多。 其理由，除了上述的“第一幕”之外，故事的展开以及场面的转换、时间的说明 等情况下赤川次郎也是频频使用大量台词的。赤川次郎的大部分青春推理小说， 都是以这种“会话体”方式开始的。当然，在他其他体裁的小说中，也必定会含 有相类似的与读者之间的虚拟对话。像上述这些以第一人称向读者提出虚拟对话 2 的作品，站在读者的立场上突然被作者这么一问，不论是谁都会禁不住稍稍思索 一下该如何作答的吧？而读者在考虑回答内容的时候，其实便已陷入了作者所设 下的“看故事”的陷阱中了。而作者正是在读者陷入这陷阱的时候，才终于开始 以类似“话说 XXX”的形式展开故事。这种叙事的手法，其实经常能在电影、电 视节目特别是谈话类节目中看到。与小说不同，电影或是电视节目在一开始就已 经规定了播出时间的长短，因此为了能最大程度地提高故事的表现效果，就必须 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招数。例如，为了能一开始就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就会采取新 奇的开场画面，而为了能持续保持这份注意力，就得不断且快速地转换画面场景、 省去不必要的说明而只以人物的对话来表述主题或是故事的内容。这种编剧手法 以及故事的快速展开方式等等就是最好的例子。此类电影式的特征，在赤川次郎 的文体表现中也是比比皆是。他的作品的特点之一就是，文体平易近人，而且因 为省去了不必要的复述，因此重复阅读的时间就会相对减少，读起来也就不会太 累。当然了，赤川次郎不但在文体上显得简练，更在小说表现的特有记录性以及 论理性、影像的构建力等方面见长。宗肖之介（评论家·作家）曾对此做过以下 论述：“善于捕捉人生的微妙，对于男女关系的描写不带有色情的一面，而是带 有淡泊的表现。这就是‘赤川美学’所一贯追求的东西吧。 ”（注⑤） 不过既然是小说，就不可能像剧本那样单纯以台词叙述故事。我们接下来再 看看台词以外的部分。除了与读者对话的部分以外，几乎都是以第三人称来书写 的，而以第一人称形式创作的作品则是少之又少的。关于这点，恐怕是因为，比 起“跟着一件案件或人物的行动而连续追赶”的这种写作手法，以赤川次郎的个 性更适合表现为“让各种出场人物各自带有自己的想法，在行动中不断产生新剧 情”的这种多元构成法。其原因在于，电影虽然也有以第一人称形式发展的情况， 但是更多情况是以第三人称开展故事的。例如，要描写一段主人公在鲜花盛开的 庭院中散布的场景。以第三人称描写的话，就会变成“他走在庭院之中。院子中 开满了玫瑰、郁金香、康乃馨等花朵。”这样，一定要把花名写出来才行。而如 果是用第一人称来述说的话，则是“我走在院子里。院子中盛开着许多我连名字 也叫不出的花朵。 ”如此，即使不了解花名也不用担心会浮现不出这种花的样子， 这样就能随便应付过去了。作为电影迷的赤川次郎，如果不能在画面中把背景清 楚地表现出来，那会是无法容忍的吧。同时，另一个理由则是，在第一人称下， 读者只有通过故事主角的眼睛才能看见案件和人物。这样就很难获得比较完全的 线索了。一切都是由“我”这个人物的主观观察来推进故事的发展，那么故事中 对于出场人物的内心描写就会显得很不客观。而如果用第三人称的话，场面的转 换就会显得更为轻妙。而只有巧妙地对场面进行转换，才能支持上述‘会话体’ 能快速地展开故事。同时，赤川次郎还善于使用纵向持续场面以及横向并列场面 3 的转换。持续场面的转换是指将连续的时间突然切断，并且在下一幅画面中表现 出衔接出意外的镜头。这种手法就像是在某些电影中，原本抱着花束的手中突然 握着一把手枪，那样富有场面性的震撼。而并列场面的转换则是，将故事以并列 发生的形式展开，以使得悬疑要素出现多元化，复合型的发展。这些赤川次郎在 创作方面所使用的技法，皆可以归纳为电影式的手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 解为作者是从画面中得到线索与灵感，从而创作出了带有属于他的电影风格的作 品。 赤川次郎作为一个电影迷，不单单是在文章的写作方法和表现方式上受到了电 影的影响，在主题于构思方面也深深受到了电影的启发。赤川次郎曾经这样说道： “在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正流行着美国的西部剧。 《拉拉蜜牧场》 、 《罗海维德》 等等，我可是看得很带劲的。而且我还买了模型手枪，练习了快速拔枪以及手指 转枪的动作。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叫人非常怀念啊。” （注⑥）或许是这股‘西部剧 热潮’给赤川次郎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在他之后的作品《决斗》中就出现了相类 似的快速拔枪，互相射击等镜头，但场面却被转移到了近代的日本。与这种情况 相类似的情况还有，1979 年秋至 80 年元旦这段时间内，日本电影院引进并公开 了三部吸血鬼影片。受到“吸血鬼热潮”影响，并且本身也是一个吸血鬼迷的赤 川次郎开始创作以吸血鬼为主角的侦探推理小说。而其代表就是销量仅次于《三 毛猫福尔摩斯》系列的《妙龄吸血鬼》系列。当然，这故事的舞台也同样是转移 到了日本，并以赤川次郎所具有的，“日本人眼中的西洋人物”的视角来进行观 察和创作。 “现在虽然只是一个电影迷罢了，但我年青时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电影 导演，所以当时是满怀着激情看电影的。 ” （注⑦）当然，据赤川次郎自称是由于 不擅长对人指手画脚，因此最后成为了小说家。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也成为了 自己小说的导演，按照自己的意志设定角色和场景，从而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为什么赤川次郎会被称为幽默侦探小说作家，这当然不是抖点笑料就能够实 现的。那么他是不是受到什么作品的启发，而变成现在这种风格的呢？“除了继 承正规的侦探小说套路的同时，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电视上正好有部热播的美国 侦探电影《落日 77》 ，而其中的模式正是我所借鉴的。除了主人公之外，还会出 现几个滑稽的配角以调节气氛、制造笑料。我有很多技巧就是从这一系列中学到 的。 ”（注⑧）由此可见，赤川次郎作为日本 40 年代出生的‘电视机的一代人’ ， 他们的感受方式是与江户川乱步或是横沟正史这些老一辈侦探小说作家是不同 的，是更倾向于接受成为画面，映入视野的作品的。正因此，他的作品才会具有 动态的印象而浮现。 二，作为文学爱好者的赤川次郎 4 在赤川次郎开始着手于推理小说之前，他曾将热情倾注在漫画与电影上面， 而且还非常热衷于亲自执笔撰写剧本。因此，本章将从赤川次郎对于漫画的热情 转为对于文学的热情的过程进行研究，并论证其与作者作品间的关系。 “我之前很喜欢漫画的。而且在我小学的时候非常盛行那种拥有完整故事情 节的长篇漫画。” （注⑨）赤川次郎小学的时候，也就是 1950 年代～60 年代的时 期，当时日本正盛行着‘漫画热’，像至今闻名遐迩的手冢治虫就是从那个时期 作为新生代漫画家开始活跃的。在此之前，所谓的漫画都只是些连载在报纸上的 四格漫画或者是单幅讽刺漫画而已。但是，随着漫画热潮的推进，漫画的格数逐 渐增加，并形成了具有漫长故事情节的厚页书本。当时并不像现在的日本拥有如 此多的漫画杂志，但仍然有着 7、8 种的漫画杂志月刊。(注⑩)快节奏的场景转 换、起重要作用的台词、以及富有自由想像空间的世界，这些对于小孩子来说， 是极佳的娱乐项目。 “从那时候开始，就喜欢用那种方式创作故事了。最初只是 模仿着自己画而不给别人看，所以故事情节都是没有条理的。但是不知不觉中习 惯画画之后，开始注意起如何创作剧情了。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就把自己 创作的剧情讲给同学听作为课间的娱乐。” （注⑨）赤川次郎的小说中频繁运用的 台词、第三人称式的描写、以及画面剪切的方式，这些特征都可以从中窥视一二， 并且与前述的电影式表现有着相似之处。可见这些爱好都对赤川次郎的作品带来 了很大的影响。 “进入初中后，和小学时的情况不同，就算画惯了漫画也还是需要学习绘画 技巧才行，可是我的手却不够巧，实在没法徒手画出细线，所以只好放弃了。这 个时期正好读到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小说，便打算模仿小说的情节来写作。因此 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开始从画漫画变成学文学，从而开始写起小说来了。” （注⑨） 赤川次郎喜欢侦探小说，并且开始向侦探小说家发展，应该就是在这个时期。当 然，就算是喜欢侦探小说而开始写作，也并不就意味着能够成为作家，而且也不 代表能够写出带有幽默风格的作品。“我很喜欢历史，特别是喜欢西洋中世纪历 史。当时除了侦探小说之外，就在阅读诸如《中世纪之窗》 、 《中世纪城堡》之类 的书本。” （注⑪）热衷于西洋文化的读书兴趣、以及作为西洋电影迷所具有的素 养、这些正是他有别于其他侦探小说家的地方。原本，所谓的侦探小说就应该是 充满着娱乐性的东西。但日本的正统侦探小说却只重视推理部分，而忽视了其作 为游乐而存在的事实，所以就会缺少一份信手拈来的幽默感。侦探小说并不是一 个侦探的单人剧，而是需要以轻快的俏皮话来增进诙谐感的。这并不是单指普通 的侦探小说，即使是一流的正统小说也是如此。就比如歇洛克·福尔摩斯（注⑫）， 由于其观察力总是超出常人，因此换个角度来看待，他的装酷表现就会带有一种 5 滑稽的色彩。再例如玛普尔（注⑬）也是，自称是在观察野鸟，却利用望远镜观 察着小鸟之外的各种事物，然后在茶余饭后开始讲述： “话说，今天村子鱼店里 的虾子…” 之类不着边际的开场白，也可以算是家庭幽默的典型吧。之所以将 这两部小说作为例子，是因为它们是赤川次郎所喜爱的经典作品，同时在赤川作 品中能够找到其相似的幽默共性。赤川小说之所以能有别于其他日本侦探小说作 家，并且始一出道就被业界称为幽默侦探小说作家，也是由于受到了这些世界闻 名的小说的影响。赤川次郎曾表示：“我之所以喜欢读侦探小说，是因为两个原 因。一个是犯罪手法以及意外性所带来的乐趣。但是这份乐趣是短暂性的，是无 法反复品尝的。另一点则是，滑稽的角色所带来的乐趣。这份乐趣则是能够反复 品味的地方，同时也是判定作品是否具有魅力的一个标准。越是好的侦探小说， 其中所塑造的角色形象也就越丰富。最好的例子就是《小熊温尼浦》的作者 A·A·米尔恩所写的《红房子的秘密》了吧。犯罪手法以及谜团都不是非常难解， 但是贯穿全篇的幽默气氛却是百看不厌的。” （注⑭）因此，赤川次郎也是成功抓 住了小说以及电影中令人百看不厌的的部分――人物的幽默感，才使得他能在日 本侦探小说界独树一帜。 三，生活环境中的赤川次郎 正如前述，赤川次郎所遇各种契机，导致了他的兴趣指向，因此，他的作品 其实是受到了各种事物的影响而反映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他的 非主观兴趣因素的，即他的生活环境，给他以及他的作品带来怎样的影响。 首先，赤川次郎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他的作品中登场的第一主角，一般都 是女性，都以年青少女为主，并且这些少女所担当的是“福尔摩斯似”的角色。 相对的，作品中的男性角色，特别是刑警们则大多是担当着“华生般”的角色。 （注⑮）关于这点赤川次郎分别回答了三个理由。“其实也没有特别有意识地去 这么安排，但是如果是由‘既存权力机构’一方的人来担当主角还是有些抵触的。 可能这是经历了‘学园斗争’的一代人所具有的反抗意识吧。”（注⑯）“如果把 主人公设定为男性的话，很容易就会将作者自身的印象显现出来，而使用女性主 人公的话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创造角色了。 ”（注⑰）“可能是因为我是男性，所以 将女孩子作为主人公的话，我创作的时候也会写得很愉快。因为如果写的是男性 的话，就会拿来和自己作比较，然后会显出自己的性格什么的，很容易会被读者 误认为是作者的原型。而一旦写出了太过帅气的男性的话，就会被误解为我就是 这样的人，那样会很麻烦。在这点上，由于女孩子可以按照想像去塑造，所以也 不用顾及太多的。 ” （注⑱）赤川次郎的这三个理由粗看并没有什么关联点，但其 6 实都集中在一个关键词上，那就是‘婴儿潮’ 。赤川次郎是在日本出生率出现峰 值的第一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这一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由于同年龄段的孩子 非常多，因此虽然谁都希望比其他人优秀，却又不愿意成为太过招摇的存在。这 样的矛盾心理正是日本出生于婴儿潮的一代人所具有的共性。因此，这些人都有 着很强烈的反抗心理，但是实际上却又不愿被单独地拿出来被看作特殊体。正是 这种心理因素，合理解释了赤川次郎为何在作品中习惯性地将男性作为第一主人 公。而将男性放置于第二主人公的位置上的这种角色安排。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赤川次郎小说中所体现出的日常性。尽管构思新颖， 但其中的犯罪手法却没有超越生活的常识，场景总是出现在读者所熟知的环境 中。赤川次郎作为作家出道之前，已经在住宅小区中度过了十二年的工薪族的生 活，因此对于工薪族以及小区生活的认知度，相比其他住在独户住宅内的作家来 说就会来得深入些。他也常常将此当作其作品的题材。例如： 《工薪族 胸怀恶意 吧》、《上司不在的星期一》等一系列的工薪族题材侦探小说；《这里是小区侦探 团》 、 《住宅小区事件簿》等等的小区题材侦探小说。但是，工薪族题材的侦探小 说虽然在其出道初期前十年间发表过数篇，之后却显著地减少了，原因就在于赤 川次郎成为专职作家后，脱离了工薪族环境很长一段时间，因而再也无法接触到 新鲜的话题的缘故。说到日常性特征，还有一点是不得不提到的，那就是案件发 生率，也就是犯罪手法的难易程度。根据侦探小说研究家，佐藤绢子所作的研究， 可以总结出如下的结果。 （注⑲） 3% 3% 3% 6% 7% 32% 6% 8% 8% 12% 12% 刺杀 自杀 绞杀 扑杀 枪杀 受打击致死 毒杀 事故 坠落 轹死 其他 7 这张图表所显示的是《三毛猫福尔摩斯》系列中的“被杀方式的比例”的调查结 果。刺杀占 32％，较其他杀人手段而言，其发生率要明显高出许多，而排在第 二位的则是绞杀。凶杀案件原本就应该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因此枪杀或是毒杀 这种复杂而难以入手的杀人方法是不符合日常规律的。而与这些相比，刺杀或是 绞杀案列则在厨房或是浴室中就能获得必要的凶器，因此也更接近现实。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赤川次郎与他父亲的关系。按照赤川次郎自己的述说， 有过这么一段记录： “赤川的少年时代并不幸福。在‘满洲’参与电影制作的父 亲，随着战争结束而回到日本，却由于无法适应世间的变化，而终日沉迷于酒色 之中，极少回家，赤川与母亲以及姐兄四人，是从心底厌恶着那个偶尔才会散发 着酒气回家一趟的父亲的。” （注⑳）这样一个喜欢小说的少年，怀着对父亲的厌 恶而成长，并在二十七岁作为作家出道，却从不沾染烟酒，对家庭对工作都非常 专注。从这样的反差中我们可以看到，赤川次郎是将抛弃了家庭的他的父亲作为 反面教材而从相反的方向走上了人生道路的。正因为少年时代的精神形成期没有 出现偏差，才培养出了相对纯真的性格。而正是这种从痛苦中萌发的坦率性格造 就了其作品世界的风格。正如法国幽默作家，皮埃尔·德普罗日曾经对幽默下过 以下定义： “幽默……即是悲伤的讽刺。”即以纯真之心观察无奈的人生时，自然 而然产生的滑稽感，才是所谓的幽默。赤川次郎正是经历过这样的少年时代后， 才成为了现如今具有丰富幽默细胞的作家。 结论 以上本文对赤川次郎最初十年间的作品与作者自身经历之间的关系，从电影 爱好者、读书爱好者、生活环境三方面所作的探讨，对赤川次郎作品中所表现出 的电影特性、幽默感、创作手法特点等所作的论证，大致可以归结如下： （I）作为电影迷的赤川次郎，在创作小说之前，有个习惯就是在大脑中先 把第一幕印象化。因此他的作品也是以电影形式构成的，而其故事的推进也是 以电影式表现展开的。并且，与他的电影式表现同时运用的还有剧本式“会话 体”手法。这个剧本式的“会话体”几乎都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的。这是因为 以第三人称推进故事的发展，更能巧妙地进行场景的转换。作为看电视长大的 一代人，赤川次郎从电影中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并且在主题、构思、幽默感 等方面也受到了相当多的启发。 （II）作为文学爱好者的赤川次郎，在其小学期间开始盛行漫画潮流。从此 他开始对漫画感兴趣，并开始练习作画以及故事的构建。快速的场景展开、起 重要作用的台词、异想天开的幻想世界等等的漫画要素，对之后他的作品起到 8 了相当大的影响。进入初中后，把兴趣爱好从漫画转移到文学的赤川次郎，成 为了西方文学的爱好者。西方主题的小说以及中世纪历史读物方面的素养，构 成了赤川次郎小说的世界观以及侦探风格的基础。 （III）赤川次郎作品中出场的主角几乎都是女性，且是以侦探或类似的身 份出现的，而男性则常常处于助手的地位。这是因为赤川次郎带有非常明显的 “生于婴儿潮的一代人”所特有的想要优于他人却又不愿引人注目的这种特 性。而他的作品正是反映了这种矛盾的特殊心理。同时，赤川次郎的小说充满 着日常性这一点，也是因为他的工薪族经历以及住在住宅小区内的经验所得出 的结论。最后，赤川次郎的父亲在其看来即扮演着通往电影世界的领路人的角 色，同时作为一家之主却又是个不合格的家庭角色。因此赤川次郎将其父亲作 为反例，而向着好的方向掌握着人生之舵。这正是赤川次郎小说中所流露出的， 面对他人坦诚相对的性格的根源。 然而，赤川次郎对于古典音乐的喜好，以及赤川次郎作品的独特标题与其生 活经历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笔者虽深感兴趣，却碍于篇幅，此处无法作详细展开。 《赤川次郎与古典音乐之间深厚的关系》、 《赤川次郎与其作品标题间的关系》等 课题，笔者将留待今后再作讨论。 注释 （注①）：中岛河太郎 『日本推理小说辞典』 （注②） ：赤川次郎 『赤川次郎 东京堂（1985.9）P5～6 ワンダーランド』 徳間書店（1983.10） P204 （注③）：赤川次郎 『ぼくのミステリ作法』 角川書店（1986.2）P70 （注④）：赤川次郎 『僕らの課外授業』 （注⑤）：赤川次郎 『幻の四重奏』 （注⑥） ：赤川次郎 『三毛猫ホームズの映画館』 角川書店（1989.6）P30 （注⑦） ：赤川次郎 『三毛猫ホームズの映画館』 角川書店（1989.6）P15 （注⑧）：赤川次郎 『ぼくのミステリ作法』 （注⑨） ：赤川次郎 『マザコン刑事の事件簿』 角川書店（1984.12）P242 角川書店（1985.4）P269 角川書店（1986.2）P25 徳間書店（1984.9）P315 ～316 （注⑩） ：竹内オサム 『戦後マンガ 50 年史』 筑摩書房（1995.3）P199～213 （注⑪）：赤川次郎 『赤川次郎 ワンダーランド』 徳間書店（1983.10） 9 P197 （注⑫）：柯南·道尔所著系列侦探推理小说中的主人公，私家侦探。 （注⑬）：阿加莎·克里斯蒂所著系列短篇侦探推理小说的主人公，喜爱推理的老 妇人。 （注⑭）：赤川次郎 『昼下がりの恋人達』 角川書店（1982.5）P308 （注⑮） ：福尔摩斯似的角色在侦探小说中特指担当侦探角色的人物；而华生般 的人物则在侦探小说中充当助手的责任。 （注⑯）：赤川次郎 『ぼくのミステリ作法』 角川書店（1986.2）P24 （注⑰）：赤川次郎 『ぼくのミステリ作法』 角川書店（1986.2）P63 （注⑱）：赤川次郎 『マザコン刑事の事件簿』 （注⑲） ：赤川次郎 『三毛猫ホームズの登山電車』 光文社（1987.11）P308 （注⑳） ：赤川次郎 『子子家庭は危機一髪』 新潮社（1987.7）P336～337 徳間書店（1984.9）P314 参考文献 ① 『日本推理小说辞典』 ② 『赤川次郎 东京堂 中岛河太郎（1985.9） ワンダーランド』 ③ 『ぼくのミステリ作法』 ④ 『僕らの課外授業』 徳間書店 赤川次郎（1983.10） 角川書店 赤川次郎（1986.2） 角川書店 赤川次郎（1984.12） ⑤ 『幻の四重奏』 角川書店 赤川次郎（1985.4） ⑥ 『三毛猫ホームズの映画館』 ⑦ 『マザコン刑事の事件簿』 角川書店 赤川次郎（1989.6） 徳間書店 赤川次郎（1984.9） ⑧ 『戦後マンガ 50 年史』 筑摩書房 竹内オサム（1995.3） ⑨ 『昼下がりの恋人達』 角川書店 赤川次郎（1982.5） ⑩ 『三毛猫ホームズの登山電車』 ⑪ 『子子家庭は危機一髪』 光文社 赤川次郎（1987.11） 新潮社 赤川次郎（1987.7） （作者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05 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徐静波） 10 中日“家”之比较 杨卓婧 内容提要：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日本的文化大多来源于中国，两 国人民的生活习性、思考方式本应大致相同；但近几年来，中日关系日见疏远，2005 年更 是进入了“严冬期”，表明中日两国在理解对方时相互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我们该如何理解 两国在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呢？ 关键词：家、亲属、继承制 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最小的单位。家族制度是社会各种制度中最基本的一种制 度，它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各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道德，都 能追根溯源到家庭和家族。因此对家族制度的探讨是理解一种社会文化的有效切入点。本文 将对中日家族制度从家族结构、亲属关系、家庭继承制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借此加深对中 日文化异同的理解，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一、中日传统中“家”的定义 “家族”和“家”虽然在汉语和日语中都是同样的汉字，都代表实质性的家族，但是其 社会、文化意义是不同的。中日的"家"，狭义上是指共同生活、财产共有的家计生活单位， 即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具体家庭、房屋或者相同家族成员的集团，是户籍上的家，这一点 中日是相同的。但是日本的“家”还有家产、家名、门第等持续继承的观念，与此相对比， 中国人的家多数是指自己出生和生长的地方，由血缘关系而连接的感情或伦理上的命运共同 体。“家族”对日本人来说是以婚姻血缘形成的近亲者的小集团，而中国的“家族”则多数 是指同姓的父系血缘者的分家集团，这相当于日语中的同族。也就是说日语中的“家族”对 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庭”，或者说是“家”。广义上，中国传统的“家”是指出自同一祖先 的一族、宗族、家族、同宗。日本传统的"家"，是指通过血缘、模拟血缘结合起来的、生活 在同一地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利益共同体，如家族集团、氏族集团、武士团、同族集团等 ① 。 姓氏可谓“家”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中日两国对姓氏的看法可谓大相径庭。中国人从古 至今一般是不改姓，所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也常用姓来打赌、发誓：要是…… 我的名字就倒过来念…等等，但皇帝赐姓，或触犯法律逃亡等极个别情况除外。同“姓”就 意味着同祖先，同父系社会。对于一些熟知中国历史的人，可以通过姓氏看出其祖先、民族。 中国从西周开始就有法律规定：同一姓氏的人禁止结婚，即“同性不婚”。并且按照周礼的 规定，“娶妻不娶同姓”，其目的是为了后代繁衍，有利于人口质量的提高，还有利于达到 “附远厚别”的政治目的，即通过联姻与血缘关系远的异性贵族建立姻亲关系，并严格防止 同宗内伦常上的紊乱。后来历代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而日本对姓氏则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变化的过程。从对“姓氏”，“名字”的解释来 看，就和中国不同。 日本氏姓制度（大化以前以“氏”和“姓”为核心的制度被称为氏姓 制度。氏指类似于大伴、物部、苏我、中臣这样的氏族名称。这些氏族的族长都是一定数量 的土地和人民的支配者。姓是指像臣，连，伴造，国造这样表示地位的称号。氏与姓如“大 ② 伴连”这样连起来用，两者结合起来叫做“氏姓”） 是在公元五世纪左右确立的，通过天 皇向不同等级、各个氏族赐"姓"的方式，目的是固定各氏身份、官阶的制度。明治维新之前 ③ 只有公家、武家阶级有“姓” ，普通的老百姓是没有“姓”（日语为苗字（みょうじ））， 称呼时一般直接称呼其名字或者其行业。明治维新以后，在法律的强制下平民百姓才有了具 有家名意义的姓。明治三年(公元 1870 年)日本政府作出“凡国民，均可起姓”，但响应人 数寥寥无几，于是，政府又在明治八年(1875 年)颂布了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规定了 “凡国民，必须起姓”。所以日本人有姓不过才一百多年的事，并且多为自创的姓，多以地 名、住址、田地名为姓。住在大山下面的就叫“山下”，住在村庄前面的就叫“村前”。有 些甚至直接采用古代武士名作姓用，如“酒井”、“本多”、“上杉”等，所以日本人的“同 姓”，大多数情况下和“同族”没有必然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日本人的姓名读法之 复杂，连日本人自己都感到头痛，听到名字后，究竟如何写也是一大难题。根据调查显示， 日本一天交换的名片高达 400 万张，就是说每一秒钟就有 231 组人在交换名片。 对中国人来说，姓氏是极其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性命攸关的东西，妇女结婚之后是不 会改夫姓的，仍然随原来的父亲的姓。甚至夫妻离婚之后，为争取孩子的姓氏而互不让步。 日本民法第七百五十条规定：“夫妇婚姻之际，按照规定，须以夫方或妻方氏名为姓”，按 照这个规定，日本国民婚后，有一方必须改姓。法律虽然说改姓的是“夫方或者妻方”，但 实际根据法务省的统计，98%的是女方婚后随夫姓。日本妇女一结婚就入籍改为夫姓（当然， 入赘的女婿改女方姓氏）。由此，日本妇女一旦结婚成家，首先要办的事就是通知亲朋好友， 表示自己从某月某日起易姓，成为人妻（一般正式的场合，附以“旧姓某某”。目前日本的 一些女权主义者力主修改宪法，以允许夫妇别姓）。古代中国王朝更替之时，众多末代皇帝 们念念不忘的也是“对不起某氏祖先，无颜以对某家人”。而在日本，天皇自身甚至没有姓， 虽然最初之时这是为了表示与其他氏族间的区别，将其地位的优越性表现在赐予其他氏族氏 ④ 姓上，天皇不是人，是神，神是无姓的 。但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给 子孙起名字时，也不可能像日本那样父亲和儿子有重复的字。像足利义诠与足利义满父子， 德川家康与德川信康父子。日本人认为儿子是父亲的传承和继承，而对中国人而言这似乎是 大逆不道之事。 二、中日传统"家"的亲属关系 中国"家"的形成是以父系的血缘关系为中心的，所以自然把父系血缘关系看得特别重 要。在封建家族法里将亲属分为宗亲（父系亲属）和姻亲（母系亲属），对父系血缘的重视， 使中国人对亲属称谓严格按父系和母系加以区分。而在日本传统家族法里，亲属分为血族和 ⑤ 姻族，血族包括父系血族和母系血族，两者并没有区分 。中国的父系兄弟及其妻子称为伯 父伯母、叔父叔母，父的姐妹称为姑，而对母系兄弟及其妻称为舅舅、舅妈，母系姐妹称为 姨妈。而日语不分父系母系亲属，都称おじさん、おばさん(父母的兄弟姐妹)，这一点和西 方相似。伯父、叔夫、姑妈的小孩叫做堂兄弟姐妹，舅舅和姨妈的小孩叫做表兄弟姐妹（甚 至还分为舅表和姨表），而日语都叫いとこ(父母兄弟姐妹的子女)。《红楼梦》里贾宝玉为 了向林黛玉表示与薛宝钗的关系疏远，其中一条就是，贾与林是堂兄妹，而与薛是表兄妹， 父系亲属比母系亲属关系更近一些。父母的父母叫祖父、祖母，而母亲的父母就要在前面加 一个"外"字，而日语都叫おじいさん、おばあさん(祖父母)。儿子的小孩叫内孙，而女儿的 小孩叫外孙，而日语都叫做まご(孙子)。可见日本不像中国那样重视父系的血缘关系，在亲 属称谓上不分父系和母系。日剧《女系家族》中，雷厉风行，骄横无礼的三姐妹对入赘父亲 视若旁人的态度让中国观众惊叹不已，因为在中国的家庭观念中“父亲”就是天。 “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家”中亲属关系的重要一环。中国自古推崇“兄弟如手足”。 曹植痛诉曹丕兄弟相残的诗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流传古今,而刘备，关羽，张飞 的“桃园结义”则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日本却有“兄弟は他人のはじめ”（兄弟 是认识的第一个陌生人）的说法。这样的天壤之别，追其根底与日本独特的家族继承制度有 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家庭中同胞兄弟的地位基本平等，家和万事兴，同胞和睦相处，则家庭 幸福；兄弟相争，则对家族破坏力极大。而在日本同胞兄弟之间则存在着明显的上下尊卑之 别。这种不平等，使亲兄弟关系可能变成主从关系。 中日两国都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在家庭内部父亲、儿子的地位无用多说。但母亲和女 儿在两国的作用和地位却是有所不同的。在封建的中国社会，女性的位置只是在家庭，她们 的身份不外三种：未嫁为女，既嫁为妻，生子为母。“女子无才便是德”，“唯女子与小人 难养也”，男尊女卑的思想一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贤妻良母”便是一个女人一 生最高的目标。约束女人行为规范的《女诫》、《列女传》甚至都出自女人之手。女子的教 育从来不受重视。女德往往胜过女才。在这种观念下，大多数劳动妇女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 《红楼梦》中玲珑八面、心计无数的风姐也识不得几个字。李清照、朱淑贞这样的才女历史 上可谓屈指可数。也许林黛玉、薛宝钗那种旷世奇女子也只会出现在像《红楼梦》这样的奇 书中吧。 日本虽然接受了中国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妇女也受被压迫，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观念却没有在日本生根发芽。17 世纪的《女式目》中就写到：“女人不分地位高低，各有 所爱，然首先应学艺，写文章，如不谙此道，则一生中不识善事也不辩恶事，亦没有乐趣， 无有慰藉。”类似这样的女训多是男性所写，这也与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奈良、平安时 代起，日本妇女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贵族社会内形成了让女孩子从小受教育的传统，也造 就出了才华横溢的女性。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是出自女子之手，就连假名 这种日本特有的文字也是由女子所创造和发展的。平安时代的日记文学可谓是女性文学，清 少纳言、道纲母、泉氏部、紫氏部等众多女性作家对日本文化的贡献不用多说。近代启蒙思 想家森有礼提出了“女子教育比之男子教育更为重要”和“良妻贤母”的口号。现在的日本 妇女有“教育妈妈”的美称，意味着女性在知识，教育水平等方面的进一步提高。 中国文字里，妻子用“妇”表示，也就是拿着扫帚的女子。女子拿着扫帚，不是防御性 武器，也不会有类似哈里波特的神奇巫术，只是用来打扫屋子。妻子的活动范围，只在家里。 所以缠足，这种酷刑似乎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足不出户的女性，可以把主要的运动器 官变成男人掌中玩赏的三寸金莲！像佘太君、杨家姐妹、花木兰那样驰骋沙场的女中豪杰， 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寥寥无几。德川时期的日本少女到了成年之后，会有一把称之为“怀剑” 的短刀，专供发生意外时保护自己和家人之用。当时女性习武也是为了教育子女和保护子女。 宜家宜室的女子和女中豪杰从表面看来是互相矛盾的，但在日本的武士道眼中，两者却可同 时存在。 ⑥ 日本历史上曾有八位（十代）女帝 ，其掌权时期被赞誉为“女帝的世纪”，日本女帝 的出现要比中国的大周武则天的称帝时间(公元 690 年)早 98 年。日本的杰出女帝是人们赞 美、讴歌的对象，是日本妇女的骄傲。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位女皇武则天，与掌握过大权的吕 后、慈禧太后一起，似乎都格外受贬。关于她们的书籍，电视剧也大多描述其如何篡权、谋 位、多妒狠毒，似乎只是为了验证“最毒莫过妇人心”！ 三、“家”的继承 “家”的继承，包括爵位继承和财产继承。中国从西周起就确定了嫡长继承制，就是王 位和爵位由正妻所生的长子继承的制度。此制度开始于商朝末期，西周初期正式确立。在财 产继承方面，从有历史记载至今，其形式可以说没有很大的变化。中国财产的继承和分割（分 家）实行诸子均分的原则。唐律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唐律疏议·户 婚》），此后历代法律都基本沿袭这一原则。如《大清律例》规定：“嫡庶子男，不问妻妾 婢生，止以子数均分”。女子基本被排除在继承之外，或只有极少的份额（某种程度上说， 嫁妆也是原来生家财产的一部分）。 日本由于受到外界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其继承制度并非一成不 变的。经历了数次的变化： ⑦ （1） 律令时代-镰仓幕府 ，实行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 （2） 镰仓幕府-战国时期，逐渐实行长子单独继承。 ⑧ （3） 江户时期 ，确立长子单独继承家业、家产的"家督继承"制度（此制度一般是在 武士阶层实行，平民百姓不一定都按此继承）。 家产的继承在武士阶层就是领地、俸禄、职位的继承，这些是不可分割的（必须避免领 地的缩小，职位也无法分割），因此武士家庭实行单子继承制。与次相对，农民的家产是农 地，商人家庭的家产是实物资本和商号，这些都是可以分割的。而采用分割继承制时，只要 一代人没有增加财富，家产就会越分越少。这种继承方法属于传统的继承方法，而且其平等 性受到了各个阶层的欢迎，影响也相当大，以至后来为明治民法所采用。只是需要注意的是 长女也有"家督"继承权，即所谓"姊家督"（这在中国古代也是不能想象的）。 日语里，有这样一句谚语：“兄弟は他人の始めり”。当然这一般是站在长子的角度。 如果不是中产家庭，当长子继承时，次子和三子就会得不到丝毫的土地、财产，或者独立为 家族的旁支（即旁系），许多家庭的次子和三子只好离家出走。他们或者到没有儿子的家里 做养子，或者住进需要人手的大户人家或商人家当奉公人（没有工资只提供三餐的雇工）， 或者去寺院当和尚以谋求生计（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生时可爱无比，但因为不 是长子，母亲只好说：“长大了可以去寺院做和尚”）。因此日本的养子非常盛行，而且也 相当普遍。近代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文学巨匠夏目漱石和鬼才芥川龙之介也都是养子。 此外，在日本不但无子可以收养异姓为养子，而且（在明治维新前）有子也可以收养。 幕府时期收养养子更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法律也有明文条例加以保护。如镰仓幕府时期颁 布的《贞永式目》明文规定："如亲生子嗣无才，不足以继承家业，例如手工艺工匠，可以 收养他人之子，以充继业的养子"。而在中国从西周起就有异姓不养的宗法制度，异姓不养 就是禁止收养不同姓的人作为养子或嗣子（继承祭祀权和身分的人），养子只能在同宗或同 姓中按亲疏关系选择。历代法律将它作为收养原则加以维护。如《唐律疏议·户婚》、《宋 刑统·户婚律》中都规定：“养异姓男者，徒一年。”《大明律·户婚》也规定：“养异姓 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 日本继承制度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十分重视对家业（包括家产）和家名的整体的 “家”的继承，从德川幕府开始基本确立了长子单独继承的"家督继承"制度，女子和养子、 婿养子也可以作为继承人。日本的家长在选择继承人时，有时并不以性别为决定因素，而主 要考虑有无继承家业的能力，对男嗣继承的要求比较灵活。如果女儿比儿子更有能力光宗耀 祖的话，女儿完全可以成为家族的继承人。女性在娘家得到的财产，婚后并不归丈夫管辖， 其所有权、处分权仍在女性本人，甚至到了镰仓时代，女子能继承的份额仍相当于次子的一 半。可以说，日本的继承制度不像中国的重男轻女那么极端。在日本家族中根本不存在所谓 断了香火的顾虑。由此可见，中国人重视自然的血缘关系，而日本人虽也重视血缘，但更重 视能力。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有很多有很悠久历史的企业，比如三井，住友。这些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企业，其继承人并非完全是本系家族成员。 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家庭数量最多和幸福家庭数目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家庭是重亲 情的，“落叶归根，衣锦还乡”一直是中国历代士大夫所追求的最佳晚年。日本的家不像中 国的家那样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而是有明显的离心倾向，许多非家业继承人都是义无返顾 地离开家，去社会上闯荡，以谋求生计和自己的社会地位。 总结 中根千枝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指出：日本是重视“场所”的社会，人际关系自 然是纵式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把家庭比做大树的话，中国的“家庭”是一棵枝叶繁茂、纵 向横向全面发展的大树，而日本的“家庭”之树只见其主干，而很少见其旁支。 以上，就“家庭”方面，谈了一些我的看法。总之，日本在充分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 始终没有忘记固有的传统,中日两国封建家族在亲属关系、收养和继承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制 度，采取不同的形式，就是很好的例证。如笔者前面所述的那样，中国"家"的形成是以父系 血缘关系为中心的，所以血脉的正统性和持续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思；而日本的"家"是以模 拟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团体（比如古代的武士，近代的日本企业），带 有明显的政治性和经济性。 家是最小的社会单位，也是构成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两国家族制度的不同，家庭观念 的不同，肯定会影响两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甚至还将影响到今天两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这 也是我以后想要考察的论题之一。 注释： ① 黄秋生： 《浅论中日传统“家”的形成原理与封建家族法的差异》，深圳大学学报，2003 年 第 6 期，P.103。 ② 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P118。 日语写为“名字”“苗字”、读作“みょうじ”。 ④ 天皇无姓，皇子、皇孙、皇女、皇弟、皇姑自然也是无姓的。一般女子出嫁后要改用夫姓， 但是平民嫁到皇家却仍然用娘家的姓。皇子文仁妻子川岛纪子，姓的川岛，就是娘家的姓。 ⑤ 黄秋生： 《浅论中日传统“家”的形成原理与封建家族法的差异》，深圳大学学报 2003 年第 6 期，P.101。 ⑥ 从公元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一千年中,曾经有十代、八位女帝出现在日本的历史舞台上,她们 是 33 代推古天皇,35 代皇极天皇,41 代持统天皇,43 代元明天皇,44 代元正天皇,46 代孝谦(後 改称德)天皇,109 代明正天皇,117 代後樱天皇。 ⑦ 镰仓幕府（1192 年—1333 年），是日本幕府政权的开始，其建立者是武将源赖朝。 ⑧ 江户幕府（1603 年—1867 年），建立者是德川家康。 ③ 参考文献： 李卓：《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 依田熹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1990 年。 张万新：《日本武士道》，南方出饭社，1998 年。 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 穗积重远、中川善之助： 『家族制度全集』，河出书房，1937、38 年。 范作中：《中日育儿比较》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年。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 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商务印书馆，2002 年。 （作者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徐静波） 忆吴杰先生 ① 姜克实 著 任钧华 译 内容提要：二战后归国、长年在复旦大学执教的吴杰教授，是复旦大学日本史研究的重 镇，亦是中国的日本史学界的先驱人物。本文从亲受其教的后学立场，追忆吴氏的为人、 经历和学问，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日本学研究乃至整个学术史图像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日本史研究 复旦大学 学术史 去年八月，八十岁的吴杰先生去世了。在平均寿命尚短的中国，八十岁逝世可谓「得 享天年」，何况是平时身体就虚弱的先生。其实，十五年前初见先生时，他看上去已像 个「老人」似地白发苍苍、拄着拐杖走路了。先生在之前的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巨大不幸， 不仅精神受到打击，连身体也弄坏，还切除了一个肾脏。 不希望惊动世间，或许是其本人的意思吧！海外弟子的我，始终无法获知这噩耗。 过了很久，我才从自中国归来、早稻田大学的依田憙家先生那儿，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 我虽自夸为先生的「弟子」，实际上却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入室弟子。一九八二年， 包含我在内的三位学生，仰慕先生的学问而进入复旦大学的研究所（专攻日本史）就读。 文革后，我们三位成为最早拜入先生门下的弟子（现在在关西大学执教、专攻日本近世 思想史的陶德民先生，也是其中一人）。其中，我同时还取得公费留学的资格，因而在 复旦接受先生的指导，尚不满一年。 入名门复旦，成为中国的日本史学权威吴杰先生的门生，让我倍感光荣。但同时心 中七上八下、坐立难安的窘境，也是事实。因为，像我这样的学问「投机」者，不只害 1 怕自己的肤浅立即被识破，初次见到「大师」的不安，也是理由之一。 文革后不久，各大学的院系里，也只有几位先生才具「教授」的头衔。他们之于学 生，可说是云端的存在。这些先生的年龄，皆在七十前后，平日不担任授课工作（负责 授课的，大抵是讲师阵容以下的年轻先生），因此一年也只能看到他们几次而已（我就 读历史学系的时候，那位有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1898-1996)也在，但我终究没见过他 就先离开复旦了）。 不过，吴杰先生不一样。或许是先生年纪稍轻，所以根本没有那么伟大的感觉，只 觉是非常亲切且易亲近的人。和其它难以亲近的教授不同，先生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日本 史研究室和学系的资料室里，而且课堂上也见得到面。先生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用浓 重的上海口音（上海附近的松江县为其出生地）缓缓讲起话来。有时候，还会用流畅的 日语讲课。而且，不限于学问，像结婚、就业、家人等每位学生身边的琐事，先生也会 关心，并给我们建议。先生还常常在假日或夜晚，走到宿舍来看我们。 先生年轻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求学，专攻日本经济史。因为直接受堀江英一 ② （1913-1981） 等先生的启蒙，所以不待「思想改造」，在归国之前就已习得马克思主 ③ ④ 义经济学了。先生授课或闲聊的时候，喜欢讲当时学院的秘闻、讲座派 和劳农派 所进 ⑤ 行资本主义论争 的插曲等等。先生自京大毕业后，进入东京大学的法学研究科就读。 取得了硕士学位，便在二战后回国。当时中国的日本史学界拥有数百名会员，其中具留 日经验的人也不在少数，但留学期间真正修习学问且专攻日本「史」学的前辈，听说只 有吴杰先生和东北师范大学的邹有恒先生。 解放后的大学里，存在着凭借政治立场而握有权势的教员。先生不是这样的教员， 而是专心研究学问的传统知识分子，清廉之士。违背自己良心的发言或表明非出自本心 的政治立场，先生都尽可能避免。先生为人原本就温和且富宽容精神，和实际掌权派的 教员之间的关系，也绝不致生恶。然而，二次大战期间，先生过着与「抗日」活动无关 的生活，待在日本潜心于学问，结果却被当成通敌的行为，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遭 到严厉的追究。在政治而非学问的立场优先的时代，此种「经历」的问题，对往后留下 不好的影响，先生遂一生不得志。姑且不论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众人指责之苦，即使 2 后来回到研究室，或是升等为教授，或是博士指导教授的资格认定（在中国，用以表示 教授的身分），都比后进、弟子们来得晚。我在复旦的时候，已过六十五岁的先生，头 衔上仍挂着「副」字。就算在替我给日本的研究者写介绍信时， 「会不会对我带来不便」， 先生的脸上也露出如此担心的神情。虽拥有这样的大师，复旦大学的日本研究仍较其它 大学为迟，乃与先生的不得志关系密切。 但是，除了写给日本方面的介绍信外，先生丝毫不在意此种不得志的情况，甘于当 个次要的人物。先生默默从事辞典的编纂和文献的翻译等无法出名的工作，还把提出的 成果，不问年龄、经历，平分给共同工作的全体人员（也包含我们研究生）。而且，连 起稿都没把握的研究生时代，先生竟让我担任《吉田茂传》一部分的翻译工作。初稿完 成后，我就不再理睬原译文，但先生仍把稿费分文不差地寄给身在海外的我。或许是过 去反复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痛苦体验，先生在年轻人及干部的面前低声下气惯了。 「那家伙未免也…」，感到愤慨的，往往是我们这些门生。从我在日本取得大学助教的 职位时开始，先生的来信里，还称我为「先生」。这让我很难为情。 先生博学多才，具有与传统学者「饱学」相称的风范。专攻虽是日本经济史，却也 通晓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授课时，从邪马台国、大化革新一路旁征博引，直讲到日 本资本主义论争和战后改革为止。而且，对日本的时事政治，也表现出强烈的关心。政 治上若生变动，先生就在课堂上让大家热烈讨论。一直到晚年，仍保持着这种对政治的 敏感。几年前，我前往冈山出任新教职。先生在给我的信里，就这么告诉我说：「当地 是桥本龙太郎的势力范围，自民党保守势力强盛」。此外，先生的中国史造诣也深。文 革时期，因为不能研究自己的学问，就帮忙历史地理学大家谭其骧（1911-1992）先生 的工作，尽力于地方志的校注。 先生颇擅长毛笔字，书法写得极好。自宅的桌上经常摆着毛笔、砚台，信几乎都用 毛笔写。而且特别喜爱中国古典，自己也会作诗。此文起稿前，我有机会吟诵到《日本 亚洲语言文化》 （大阪教育大学日本‧亚洲语言文化中心）上介绍的《吴杰先生汉诗六首》， 再次佩服其造诣之深。 先生是思考十分灵活的人。我在复旦的时候，历史学界还拭不去御用学问的污垢。 3 当时除了要求学者表明阶级和政治的立场外，若不引用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 、 列宁（Vladimir Il'ich Lenin, 1870-1924） 、毛泽东（1893-1976）的语录，论文就不 能成立。不过，先生完全排除了此种死板的要求和学风，使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 略和日本近代思想文化的进步等多重方法讲课，而且和文革刚过后以政治上的立场、立 论为先的学风不同，先生坚持当时罕见的以史料为中心的实证方法。这不是要我们随便 引用或是靠着翻译，而是教导我们日文原始史料的重要性。另外，先生也能听反对的意 见和后辈的意见，只要有少许合理处，就会谦虚地接受。先生在担任中国的日本史学会 副会长时，为了给学会带来新风气，先生经常热心地将日本史学界的最新动向，用客观、 善意的态度介绍到中国来。 先生这种学风，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当时中国的日本史学会，「明治维新」是 近现代史里最受关切的课题，将之视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算是主流。在靠着一次 ⑥ 「革命」的成功和由国家带动的近代化论受到高度评价的背后， 「自由民权运动」 和「大 ⑦ 正民主」 等民众方面的动向完全被忽视，甚至很难在中国国内的历史教科书里发现这 些专有名词。在这样的风气中，我敢于选择大正民主为研究的课题，乃是受到先生以多 重方法观察近代日本的启发。 最后见到先生，是在一九九三年夏天随早稻田大学深谷克己先生为代表的亚洲民众 史研究会一行人造访复旦大学的时候。当时，听说先生已过着坐轮椅的日子。「让我们 到病床前来看您吧！」尽管我们再三希望，先生还是特意坐轮椅到会场来。见面的时间 虽然很短，先生仍亲切地和我们畅谈。这时候的先生，根本不像是病人，提出准确且敏 锐的意见，让离开日本约一周而看不到报章杂志的我们同感惊讶。当时先生把十年苦心 ⑧ 编纂的《日本史辞典》 亲手交给了我。但是，我因为担任该研究会人员的向导，便无 法和先生单独谈话。后来，时常想： 「去探望先生吧」 ，却为工作繁忙所迫。最后，竟无 法见到先生，而先生就这么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我留学日本前，先生特地在大学附近的餐厅，为我开设送别之宴。席间，先生在我 的杯里倒了酒，说：「希望你能和我们一样，不仅是中国国内的知名学者，在日本史学 界，也是被认可的研究者」。先生这番话，对于当时连日本的研究所入学考试都感到不 4 安的我来说，正如梦一般，是个严苛的要求。 之后十几年，身在异国土地的我，一步步在日本史研究的道路上迈进。对朝夕的研 究生活感到疲惫而想寻求安逸的微弱声音，时常在心底响起。此时，想起先生这句话， 就能警惕自己。按先生的期许，要走的路程还长还远。今后，先生的话也将不断鼓励着 我吧！ 先生，愿您安息。 （一九九七年清明） 译注‧译按 译自：姜克实， 《吴杰先生を忆う》，载《近きに在りて》1997 年 6 月第 31 号，第 125-127 页。本文承 蒙姜克实教授授权中文翻译，特此致谢。 ② 堀江英一（1913-1981），昭和时期的经济史研究者。德岛县人。昭和十二年（1937），自京都帝国大学经 济学部毕业，旋即进入该校研究所，专攻经济史。昭和十四年（1939），成为京都帝国大学助教。隔年，成 为该校经济学部讲师。昭和二十二年（1947），升为副教授。昭和二十四年（1949），担任民主主义科学者 协会京都支部书记长。昭和三十一年（1956），以论文《明治维新的社会构造》获京都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隔年成为该校教授。昭和五十一年（1976）自京大退休，之后转任名城大学商学部教授。毕生的研究，集 中在欧洲和日本近代经济史的领域。着有《近代产业史研究》 （1948）、 《封建社会中资本的存在型态》 （1949）、 《西洋经济史》 （1950）、 《从经济学到历史学》 （1957）、 《近代欧洲经济史》 （1960）、 《产业资本主义的构造 理论》 （1960）、 《明治维新的社会构造》 （1968）、 《经济史入门》 （1971）等书。东京的青木书店在昭和五十 年（1975）和五十一年（1976），挑选其代表论着而出版《堀江英一著作集》共四卷。 ③ 讲座派，指在昭和初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与「劳农派」对立的学派。此派是山田盛太郎 （1897-1980） 、平野义太郎（1897-1980）、野吕荣太郎（1900-1934）、服部之总（1901-1956）、羽仁五郎 （1901-1983）等学者构成的团体，主张明治维新即绝对主义成立说，并且阐明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性质。 因此派学者担任《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编辑和执笔工作，故称「讲座派」。 ④ 劳农派，指昭和初期「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与「讲座派」进行论战且与日本共产党对立的学派。为了 反对「福本主义」，昭和二年（1927）十二月，山川均（1880-1958）、荒畑寒村（1887-1981）、猪俣津南雄 （1889-1942）、铃木茂三郎（1893-1970）等人创刊《劳农》杂志。与《劳农》相关的人物，就被称为「劳 农派」。此派论客除山川、荒畑、猪俣、铃木外，尚包括栉田民藏（1885-1934）、大内兵卫（1888-1980）、 有泽广已（1896-1988）、土屋乔雄（1896-1988）、向坂逸郎（1897-1985）等学者。他们主要在理论上与「讲 座派」对立，认为明治维新即资产阶级革命、当前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并从日本资本主义成立过程的 特质来说明近代日本农村的传统诸要素，而主张地主和佃农关系的非封建制。 ⑤ 资本主义论争，全名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指昭和二年（1927）至十二年（1937）之间，马克思主义 的经济学者、历史学者对于日本资本主义和明治维新的性质认定而进行的激烈论战。到昭和七年（1932） 为止的第一期里，主要进行日本资本主义之现状认定和有关革命战略的论战。在这过程中，野吕荣太郎 （1900-1934）痛感综合分析日本资本主义之历史和现状的必要性，遂集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同执笔、 编辑、出版《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对此，在《劳农》杂志上活动的「劳农派」人士则提出批判和反 驳，开启第二期的论战。此期论战围绕着地租、经济外的强制、新地主、工厂制手工制造业（manufacture） 和明治维新等评价而展开。 「讲座派」重视封建遗制，强调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性质；而「劳农派」认为 封建遗制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已解体。论战最后虽因两派遭检举而止息，却给往后日本社会科学 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⑥ 自由民权运动，为明治初期反对藩阀专制政治且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租、修改不平等条约、 实行地方自治等等的政治运动。明治七年（1874），板垣退助（1837-1919）等人要求设立「民撰议院」 （国 会），运动因此展开，并以「国会期成同盟」为中心，向全国扩散开来。明治十四年（1881），提出在十年 后开设国会的诏敕，之后，运动便朝向自由党及立宪改进党等政党的组成进行。但由于政府加强镇压以及 ① 5 运动内部的对立，运动在福岛事件、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等激烈化事件迭出之中，就衰弱下来。然而， 开设国会的日子逐渐逼近，于是旧自由党的星亨（1850-1901）等人于明治十九年（1886）号召民权派再次 团结（即「大同团结运动」）。翌年， 「三大事件建白运动」发起，全国各地的自由民权家纷纷到了东京。对 此，明治政府祭出「保安条例」，将身在东京的民权派人士驱逐出东京，运动遂遭到镇压。 ⑦ 大正民主，指日俄战争至大正末年政治、社会、文化上所兴起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风潮及其运动。日 俄战争胜利后，过去因国家利益而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受到压制的各种要求，纷纷浮现出来。藉明治三十八 年（1905）日俄讲和运动之时机，否定军阀和官僚独占政治的民主主义运动，以报界人士、记者、律师为 领导者且以市民为推动者而兴起。此外，都市中无产民众也加入其中，因而时生暴动。最初，运动在内政 上倡导立宪主义，在外交上主张帝国主义，但从第一次大战末期后，开始提倡国际协调主义。大正前半期 的主导思想为吉野作造（1878-1933）的民本主义，而美浓部达吉（1873-1948）的天皇机关说，则从宪法 学的角度加以支持。俄国革命、米骚动、第一次大战终结等内外变动，也给运动带来影响，促成工会、农 会等组织性运动的发展。至于「水平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等废除人身差别的运动，也获得进展。但 除普通选举制外，民主主义的制度化并没有充分实现。是故，已实现的政党政治，就无法破除与官僚勾结、 保守政党政治之框架。文化上，民众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也有进展。就全体来说，此一运动 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人格主义等所谓内省式教养主义的倾向。 ⑧ 吴杰主编的《日本史辞典》，一九九二年由上海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第一本由中国学者编成的日本 历史辞典。 （作者为日本冈山大学文学部教授，译者为台湾中央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任编辑 李振声） 6 责 中 心 大 事 记 2007 年上半年 1月6日 神户大学研究生院王珂教授来访，并作题为“安倍晋三政权与中日关系”演 讲。 1月9日 上海三共制药有限公司土桥总经理、井村部长来访。 1 月 11 日 中心与兼职研究员举办“新年特别演讲晚餐会”，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 教授作“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演讲。 1 月 13 日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冠名讲座，国际通货研究所经济调查部部长绢川直良作“日 美政府间日元委员会与制度改革”演讲。 1 月 18 日 乐气分王俊总经理等 2 人来访。 1 月 20 日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执行董事上海分行行长本冈真来访。 1 月 25 日-2 月 1 日 中心魏全平副教授等 5 人赴日本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大学访问。 1 月 31 日 以日本经济评论家、原国务大臣经济企画厅长官堺屋太一为团长的日本企业 界考察团一行 24 人来中心访问。 2月2日 日本外务省广报文化部 3 人来访。 2 月 3-9 日 沈浩老师带领本校 8 名师生访问日本中央大学。 2 月 15 日 三田会土桥干事长来访。 3月1日 日本大学大学院全国贸易研究科主任亀谷祥治教授来访。 3月5日 复旦·三井物产冠名课程“日本社会与文化”第二回开讲仪式。 3 月 3-9 日 日本中央大学师生代表团一行 10 余人来访。 3 月 8-10 日 魏全平副教授赴日本京都大学参加研讨会。 3 月 12 日 中心举办吴杰教授捐赠藏书仪式。已故吴杰教授为复旦大学中日关系研究领 域的开拓者。校领导燕爽书记、吴杰教授在沪家属及日本研究中心全体老师、 学生参加捐书仪式。 3 月 12 日 中心特聘著名旅日学者叶千荣为海外研究员，是日叶氏为复旦本科生百余人 作题为“中日关系最新动向”的演讲。 3 月 12-16 日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专家讲学”项目启动。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教授堀江正弘主讲。第一讲：“日本的统治机构”；第二讲：“中央政府与地 方政府”；第三讲： “国家公务员制度与公务员管理”；第四讲： “财政制度”； 第五讲：“行政改革”。 3 月 23-26 日 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主任沈丁立教授、法律系龚柏华教授、日本研究中 心张浩川副教授赴日本参加第三届中日能源会议；张浩川作题为“中日能源 环保合作不可或缺”报告，并撰写会议简报刊登于国际问题研究院简讯。 3 月 12 日 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末木文美来访。 3 月 15 日 日本振兴贸易会上海中心松原哲郎来访。 3 月 16 日 日本扎幌学院大学大学院藤永弘教授来访。 3 月 22 日 日本圣学院大学石部公男教授等 3 人来访。 3 月 22 日 日本明治大学校长纳谷广美一行访问复旦大学，中心主任樊勇明教授参加接 待。 3 月 23 日 日本读卖新闻社上海支局局长加藤隆则、支局长助理王镇来中心，捐赠《读 卖新闻》缩印本。 3 月 28 日 复旦·三井物产“日本社会与文化”系列讲座之一：山口和夫（三井物产 上海贸易公司总经理）“日本的企业文化”。 3 月 29 日 小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子光等五人来访。 4月1日 名古屋市立大学杉浦教授来访。 4月7日 中心与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联合举办研讨会：“现状、趋势与国际反应—中 日东海权益争端与对策”；前外交部副部长、前驻日大使徐敦信及国家海洋 局东海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房建孟等 20 余人出席。 4 月 11 日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理事长小仓和夫来访，随同来访的还有日本国际交流基 金会北京事务所所长藤田安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中交流中心事务局长 堀俊雄、日本驻沪领馆文化领事横田有纪。 4 月 13 日 庆应大学常任理事（常务副校长）坂本达哉来访。 4 月 14-20 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日本文化周： 1、赏樱植树联欢大会 中心与日本庆应大学三田会上海分会在复旦江湾新校区举办“庆祝中日建交 35 周年赏樱赠樱联欢会”。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与日本驻沪总领事隈丸优 次先生共同为象征中日美好友谊的樱树林纪念牌揭幕。 2、“日本文化系列讲座” 第一讲：“日本园林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由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许 金生副教授主讲；第二讲：“正仓院与中日文化交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 授韩昇主讲；第三讲：“日本的饮食文化”，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徐静波主讲。第四讲：“日本现当代小说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中文系副教 授李振声主讲。 4 月 16 日 JETRO 岩田次长等 2 人来访。 4 月 19 日 三菱商事竹本总经理助理来访。日本文部省大臣官房会计科管理班岩元秀 壮来访。 4 月 27 日 三田会横河干事等 2 人来访。 5月9日 上海锦江国际JTB会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坪井泰博、株式会社JTB上 海事务所刘厚彬、新藤健一郎访问中心。 5 月 11-18 日 复旦“日本高校行政管理改革考察团”一行 9 人（中心副主任郭定平教授参 加）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考察，并在大阪和东京等地 与学习和工作在当地的复旦校友作座谈交流。 5 月 14-16 日 复旦·瑞穗证券讲座（2007）。第一讲：杉浦秀德“日本资本市场的构造 变化对企业行动的影响”；第二讲：熊谷五郎“失去的 10 年和股票市场的 构造变化”；第三讲：漆畑春彦“日本的投资家和中国市场”。 5 月 17 日 复旦·三井物产“日本社会与文化”系列讲座之三：泉健一（日本三井物产 派遣讲师）“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与行为意识”。 5 月 18-20 日 樊勇明教授、魏全平副教授赴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出席“日本语 教学及日本学研究” 研讨会。 5 月 26 日 日本国众议员山崎拓氏由樊勇明主任陪同访问中心；复旦大学副校长王卫平 为山崎拓氏颁发了国际问题研究院海外研究员、日本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聘 书；后由江湾校区管委会办公室徐国辉主任陪同，参观江湾新校区。27 日 中午，山崎氏在锦江饭店上海论坛午餐会上做主旨演讲。 5 月 31 日 原日本三井化学公司常务副董事、驻华总代表吉田浩二先生来访。 5 月 31 日 中心与 JTB 冠名课程“公共外交与国际旅游”举行协议签字仪式，并聘请 坪井泰博、吉村久夫为冠名课程特别讲师。 6月4日 日本户田和平研究所代表团访问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心张浩川副教授、徐 静波副教授参加接待。 6 月 4-10 日 沈浩老师带领复旦学生赴日、韩访问、交流。 6 月 13-15 日 樊勇明主任赴日本出席 “中国经济论坛”。 6 月 20 日 复旦·三井物产“日本社会与文化”系列讲座之四：徐静波（日本研究中心 副教授）“从饮食来考察日本文化的特征—以中日比较的角度”。 （中心办公室 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