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通讯》2013年第1期（总第9期）.pdf

1． 政策导览 (1) 政策文件 ■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 十八大报告》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提法 ( 原文选录) 五、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 形式。 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 多层、 制度化发 展。 通过国家政权机关、 政协组织、 党派团体等渠道, 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 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 广纳群言、 广集民智, 增进共识、 增 强合力。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充分发挥人民 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推进政治协商、 民 主监督、 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更好协调关系、 汇聚力量、 建言献策、 服务大局。 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 决策之中, 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 深入进行专题协商、 对口协商、 界别协商、 提 案办理协商。 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 (三) 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在城乡社区治理、 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 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 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的重要方式。 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以扩大有 序参与、 推进信息公开、 加强议事协商、 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 拓宽范围和途 径, 丰富内容和形式, 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 阶级, 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 保障职工参 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 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 主有机结合。 ■ 文化部印发《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13 年度地方资源建设方案》 一、 建设重点 ( 一) 地方特色文化专题资源 各省( 区、 市) 单独建设的地方特色文化专题资源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选 题着重在文化遗产、 戏剧戏曲、 音乐舞蹈、 历史地理、 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 文 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 发展中心” ) 拟统筹建设中国戏曲多媒体 资源库, 获中央财政立项后将联合各省( 区、 市) 按照统一的架构对中国戏曲进行 2013 年第 1 期 01 北京文化通讯 梳理整合, 预计分三期建设, 2013 年完成第一期。 ( 二) 红色历史文化多媒体资源 各省( 区、 市) 单独建设的红色历史文化多媒体资源项目主要建设党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事件、 人物、 地点、 历史资料等。 发展中心统拟统筹建设红色文艺作品 多媒体资源库, 获中央财政立项后将联合各省( 区、 市) 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将红 色历史文化生动地展示出来。 该资源库包括“ 红色戏剧库” 、 “ 红色影视库” 、 “ 红 色舞蹈” 、 “ 红色歌曲” 、 “ 红色文学” 、 “ 革命历史故事动漫” 等, 预计分三年建 设, 2013 年, 建设“ 红色戏剧” 、 “ 红色影视” 、 “ 红色舞蹈” 部分。 ( 三) 少数民族语言资源 自 2013 年开始, 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建设具体任务由各相关省( 区、 市) 开展, 发展中心负责总体规划与协调。 ( 四) “ 进村入户” 专项资源 “ 进村入户” 专项资源应选择适合通过有线 / 数字电视方式播放的贴近当地基 层群众需求的资源, 内容可涉及文化、 农业、 科技、 法律、 医疗等方面。 二、 实施步骤 2013 年度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 评审、 立项、 验收等工作按以下步骤进行: ( 一) 规划选题(2012 年 12 月底) 选题应突出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 体现惠民服务导向, “ 建” 、 “ 用” 结合; 应注重项目建设的整体性、 系统性和连续性, 新建资源库项目应注意与现有资源 库的有机结合。 ( 二) 项目申报(2013 年 1 月—2 月) 完成选题策划后, 各省( 区、 市) 应及时与发展中心沟通, 经发展中心预审 后, 编制完善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方案, 填写申报材料, 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 前提交发展中心进行评审。 ( 三) 项目评审立项(2013 年 3 月—7 月) 发展中心于 2013 年 3 月组织开展 2013 年地方资源建设项目评审立项工作, 并按照各地申报项目的评审情况、 结合上一年度项目完成情况, 制定《2013 年中 央转移支付文化共享工程资源建设补助经费分配方案》 ( 建议稿) , 报文化部、 财 政部审定后, 由中央财政将经费下拨至各省( 区、 市) 财政厅。 经费下拨后, 各省 (区、 市) 有关单位与发展中心签订《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13 年度地方资 源建设任务书》 , 项目正式立项。 ( 四) 项目实施(2013 年 7 月—2014 年 7 月) 在项目实施周期 1 年内, 多媒体资源库项目应按细化资源制作大纲、 明确数 据库结构、 准备素材、 专题库搭建、 数据加工与录入、 成品包装等流程进行; 视 02 2013 年第 1 期 频专题片制作项目应按细化资源制作大纲、 明确制作脚本、 准备素材、 拍摄素 材、 后期制作、 成品包装等流程进行; 征集成品资源应按细化项目需求内容、 公 开招标、 签署资源征集合同、 获取成品资源等流程进行。 ( 五) 项目验收(2014 年 7 月—9 月) 各省( 区、 市) 完成 2013 年度资源建设任务后, 应先组织省内验收。 通过省 内验收后, 报发展中心验收。 发展中心于 2014 年 9 月完成验收工作。 ( 六) 资源共享与结项(2014 年 11 月) 项目验收通过后, 各省( 区、 市) 将建设成果和相关资料加盖公章提交发展中 心, 并将元数据录入文化共享工程联合编目系统, 对象数据在本省( 区、 市) 平台 发布, 实现全国共享服务。 数据经发展中心审核后, 颁发《 资源收录证书》 。 各地 在 2014 年 11 月前结项。 (2) 政策解读 ■ 杨志今: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高服务效能, 到 2020 年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 坚持政府主导, 落实政府责任。 2． 坚持深化改革, 努力开拓创新。 3． 坚 持统筹协调, 推动科学发展。 4． 坚持依靠群众, 激发发展活力。 当前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工作如下: 1． 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水平, 实现公共文化设施的有效覆盖。 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 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加大地市级“ 两馆” 建设力度, 努力完善城乡基层文化设施网络, 加强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继续 支持面向边缘地区和边缘人口地区的文化服务建设。 2． 进一步统筹整合文化资源,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管理创新。 充分发挥公 益性文化单位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骨干作用; 继续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向社会免费 开放; 发挥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以各项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业 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努力把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从文化系统的“ 内循环” 转变 为市场的“ 大循环” 。 3． 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机制, 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 加强群众文艺创作规划和统筹, 探索建立群众文化需求的动态反馈机制; 鼓励国 家投资、 资助或拥有版权的文化产品无偿用于公共文化服务。 4． 进一步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 为基层群众提供多样化的 文化服务。 深入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在实现“ 村村通” 的基础上, 推 2013 年第 1 期 03 北京文化通讯 进数字服务进入家庭。 加快数字图书馆建设进度, 借助“ 三网融合” 工程, 实现全 国公共图书馆资源的无障碍共享; 推进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 以未成年人、 进城 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 5． 进一步加大公共文化建设经费、 人才和立法保障力度,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长效机制。 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 入增长幅度, 吸引优秀文化人才服务基层, 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 加快推进《 公 共图书馆法》 、 《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立法步伐, 争取早日形成比较健全的公共 文化法律法规体系。 ( 据《 中国文化报》 摘编, 2012 年 12 月 26 日) ■ 郭金龙: 深刻认识首都发展阶段性特征 12 月 2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北京市委十一届二次全 会上指出: 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进一步做好首都工作, 必须科学地审视我们所处的历史 方位, 准确地把握首都发展的五个阶段性特征: 经济发展, 进入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 阶段; 城市建设管理, 进入了实施精细化管理阶段; 社会建设和管理, 进入了加强服务 管理创新阶段; 文化建设, 进入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 生态文明建设, 进入 了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阶段。 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 北京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初步预计, 2012 年全年地区生产 总值达到 1． 75 万亿元, 增长 7． 7% 左右, 财政收入 3300 多亿元, 增长 10． 2% , 城乡居 民收入实际增长将分别超过 7． 2% 和 8% 。 经济发展的质量、 效益不断提高, 科技创新 能力不断增强, 以中关村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 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居 全国第一, 培育了一批在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 总体上说, 北京是资源输入型城市。 近十年来, 北京市常住人口每年大体增长 60 万人左右; 年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 100 多立方米; 100% 的石油、 天然气, 95% 的煤 炭、 64% 的电力、 60% 的成品油都要从外埠调入。 作为一个拥有 2000 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我们在城市管理的理念、 政策、 体制机 制、 方式方法等方面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 520 万 辆, 交通拥堵始终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城乡基础设施、 公共服 务设施的承载力与城市的公共需求还不适应, 应急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 总之, 近年来随着首都城市的快速发展, 我们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的挑战和压力越 来越大, 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精细化水平的任务越来越繁重。 防治污染、 加强 节能减排、 发展循环经济,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 展, 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 ( 据人民网摘编, 记者朱竞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04 2013 年第 1 期 2． 动态关注 ■ 文化部成立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库 12 月 5 日,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库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国内高 校、 科研机构和文化部门的 152 名公共文化专家, 受聘成为专家库成员。 至此, 文化部 形成了由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 专家库和各省专家组等有机组成的体 系化的专家队伍, 将为加快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科学发展, 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库是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的基 础上成立的, 其工作宗旨是充分发挥专家库“ 决策参考、 指导实践、 推动立法” 的作用, 搭建高层次公共文化人才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平台, 提升公共文化决策的专业 化、 民主化、 科学化水平。 专家库目前共有专家 152 人, 采取申报和推荐相结合的方式 产生, 由专家学者、 公共文化管理者和公共文化机构工作者按照“ 三三制” 原则组成, 分为公共政策、 公共图书馆事业、 文化馆站建设、 群众文化活动、 公共数字文化、 少数 民族文化 6 个工作组。 专家库成立当天, 文化部组织专家召开了国家公共文化制度设计研究课题评审验收 会议,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等高校和研究机 构, 以及 24 个省区市的文化厅( 局) 课题组进行了答辩。 ( 据《 中国文化报》 摘编, 记者王学思, 2012 年 12 月 10 日) ■ 北京首发文创产业投资指南 在昨日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项 目推介会上,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首次发布了《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投资指南 (2012) 》 ( 以下简称《 指南》 ) 。 《 指南》 整理并公布了《 北京市“ 十二五” 规划确定的重点文 化创意产业项目名单》 ( 以下简称《 名单》 ) , 涵盖了海淀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基地等 18 个文创项目, 为众多希望投资北京文创项目的金融资本提供参考。 《 名单》 综合了已公布的北京市“ 十二五” 规划以及即将公布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 “ 十二五” 规划整理而成, 既涵盖了 CBD - 定福庄传媒走廊、 中国动漫游戏城等项目, 又 有正在低调规划、 建设中的中国北京星光电视节目制作基地、 中华文化主题公园等项目。 据称, “ 在本届文博会中, 区县重点推介文创产业项目共有 74 个, 投资总额高达 1700 亿元。” 各金融机构就《 指南》 指导, 向全市 16 个区县以及其中的部分重点文创企业 予以了授信、 信贷支持。 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共捆绑授信 260 亿元, 西城区、 朝阳区等 10 区县分别获得授信 20 亿元, 门头沟区、 通州区等 6 区县分别获得授信 10 亿元。 业内人士评价, 本次《 指南》 的发布和《 名单》 的公布, 不仅为此前难寻投资的区县 和项目找到了资本, 更为手握资本却苦于发现“ 靠谱” 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的金融机构指 2013 年第 1 期 05 北京文化通讯 明了方向, 这也标志着区县文化创意产业与银行信用合作机制全面启动。 ( 据《 北京商报》 摘编, 记者蒋梦惟, 2012 年 12 月 20 日) ■ 2012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发布, 北京连续 3 年稳居综合指数首席 12 月 22 日至 23 日, 以“ 文化消费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 为主题, 由文化部文化产 业司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文化创意产业与品牌城市国际论坛在中国人民大 学举行。 论坛发布了 2012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及中国文化消费评价指标体系。 2012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发布, 包括综合、 生产力、 影响力、 驱动力 4 项指数, 这也是第 3 次发布该指数。 其中, 综合指数排名前 十位的省市为京、 沪、 津、 广、 浙、 苏、 川、 鲁、 闽、 辽; 生产力指数排名前十位的是 京、 广、 津、 沪、 浙、 鲁、 苏、 辽、 青、 川; 影响力指数排名前十位的是沪、 广、 京、 浙、 津、 苏、 皖、 渝、 闽、 冀; 驱动力指数排名前十位的是津、 京、 川、 蒙、 吉、 晋、 宁、 沪、 渝、 闽。 全国各省市综合指数( 综合发展水平) 较之以往排序变化不大, 北京连续 3 年保持头 名; 生产力指数和影响力指数方面, 东部沿海地区占据多数席位; 驱动力指数方面, 有 六成省区市出自中西部地区, 可见该地区产业发展环境在政府重视与支持下迅速优化。 发展指数整体呈现正增长态势, 年均增速达到 2． 47% 。 增长率最高的 10 个省市中, 有 7 个位于中西部, 反映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文化产业的强力支撑。 ( 据《 中国文化报》 摘编, 记者苏丹丹, 2012 年 12 月 24 日) ■ 《 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2) 》 发布 2012 年年末, 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 库” 项目负责人张西平教授主编的《 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2) 》 ( 以下简称《 报 告》 ) 正式问世。 作为“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 去协同创新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这是第一部由学者牵头, 突破行业部门限制, 全方位梳 理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 文化演艺、 汉语国际传播、 广播电影电视、 新闻出版等相关领 域走出去的基本成果、 经验以及问题与对策的专项研究报告。 《 报告》 分为“ 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导论” “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 “ 汉语国际传 播” “ 广播电影电视走出去” “ 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去” “ 中国新闻出版走出去”6 章, 在跨领 域、 跨部门、 跨行业、 跨地区的视角下, 内容覆盖面前所未有的广阔。 其中, 将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放入文化走出去的整体框架内, 堪称别具战略眼光的开创之举。 《 报告》 的面世, 标志着国内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正逐步由单纯的实践过渡到实践 尝试与理论探索齐步走的新阶段。 《 报告》 也存在有待改进之处: 如能统一年度, 阶段 性特征会更加明显, 结论会更加准确; 作为首例, 《 报告》 的理论提升、 案例分析方法、 数据统计等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如能进一步提高国内文化各界的资源共享度和整 06 2013 年第 1 期 合力度, 其完整度和整体质量将会更上一层楼。 ( 据《 中国文化报》 摘编, 记者郭瑶,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 全球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2) 》 和《 新媒体前沿(2012) 》 出版 12 月 21 日, 2012 年度《 全球传媒产业发展报告》 ( 全球传媒蓝皮书) 和《 新媒体前 沿》 在京出版发行。 《 全球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2) 》 以全面数字化、 网络化和全媒体化为主题, 共分 总报告、 国家篇和专题篇三大板块, 从总体发展概况、 行业与市场结构和发展趋势三个 层次分别梳理和分析了 2011—2012 年全球传媒产业,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美国等欧美 发达地区的 12 个国家的传媒产业, 并讨论了全球互联网运营管理、 全球视听新媒体产 业、 全球电视节目类型和模式以及国际传媒集团的上市与社会责任问题、 新闻集团和 TELEVISA 传媒集团的全球化和数字转型等 6 个专题。 报告指出, 2011 年全球传媒消费 和广告市场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拉美和亚太地区增幅最大, 中国首次超过德国成为全球 第三大娱乐与传媒消费和广告市场, 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市场; 全球电视广告稳步增 长、 市场份额稳居首位, 互联网广告增幅和市场份额均领跑全行业, 报刊广告继续下 降。 在 2012 年全球百名最具价值的品牌中, 基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品牌价 值位居前列且增幅强劲, 互联网、 移动通信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已步入纵深处。 《 新媒体前沿(2012) 》 回顾了全球新媒体产业 2011 年发展概况, 在专题与案例篇 里: 首先, 立足数字时代前沿, 探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 受众商品论” ; 第 二, 探讨移动大趋势带来的社会变迁、 传统媒体的新生, 以及移动通信技术从 3G 到 4G 的代际变迁, 并对 2012 年北京、 成都和广州的移动互联网视频使用情况进行了数据调 研和分析; 第三, 选取美国数字出版、 中国网络视频、 Facebook、 亚马逊电子供应链等 多个案例, 对其发展概况、 运营模式及发展趋势作了分析。 在国别篇中, 选取中、 日、 韩、 俄、 英、 法、 德、 美等国, 回顾各国 2011 年度的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以及数字 媒体和其他融合新媒体方面的发展概况、 发展特点以及相关政策要点。 ( 据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网站摘编, 记者唐晓芬, 2012 年 12 月 26 日) 3． 媒体聚焦 ■ 如何舞好网络这把双刃剑?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 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 。 《 人民日报》 头版 连发十文讨论网络与网络立法问题, 《 中国青年报》 、 《 光明日报》 、 《 法制晚报》 、 新华 网、 人民网等各路媒体相继跟进。 也有不少文章对网络立法及相关问题提出疑虑, 提出 期待。 12 月 28 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 护的决定。 2013 年第 1 期 07 北京文化通讯 针对网络以及网络立法问题, 《 人民日报》 等媒体发表的系列文章从虚拟空间与现 实世界的交融, 从网络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两手都要抓的客观需要, 从依法治网与网络 自身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有文章指出, 互联网作为一个崭新的平台, 给人们带来社交互动、 信息服务、 观点 交流等极大便利。 但同时也给带来诸如商业欺诈、 恶意攻击、 造谣传谣等许多困扰。 我 们应当意识到, 网络世界不是法外之地。 网上言行也会触犯法律。 开放的中国需要文 明、 法治、 健康的网络世界, 不管是监管部门还是广大网民, 都应该珍惜这个平台。 有 法治意识, 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是必需的, 这也是构建公序良俗的基础。 ( 据莫津津: 《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 《 人民日报》 , 2012 年 12 月 18 日) 网络虽然是虚拟空间, 但终归 是由人使用并且要服务于人的。 因此, 理应遵循文明法治的基本逻辑。 如果没有基本的 理性判断、 社会秩序和法治约束, 网络只会走上歧途, 不可能健康发展。 ( 据简满屯: 《 有底线, 才健康》 , 《 人民日报》 , 2012 年 12 月 23 日) 虽然中国互联网 20 多年的发展, 与网民的热情、 创意和参与密切相关, 但是在自 发状态下, 网络传播呈现出的一些特点也不容忽视。 比如很多网民只关注自己认同的观 点, 信息的过滤容易产生群体观点的极端化, 也容易产生不理性的讨论和不文明的行 为。 面对 5． 38 亿网民、 10 亿多手机用户组成的巨大网络平台, 仅靠自律显然很难做到 规范有序。 网络不仅需要“ 自我净化” , 也需要他律机制, 依法加以监督。 互联网要向 前发展, 法律必须跟进。 多一些独立思考、 理性判断, 少一点冲动偏激、 清新盲从, 是 网民的责任; 而在提供良好服务中依法监管, 是政府的责任。 只有社会各方面共同努 力, 网络舆论才会更健康, 网络生态才会更文明。 ( 据孔方斌: 《 网络需要依法运行》 , 《 人民日报》 , 2012 年 12 月 20 日; 于洋: 《 网络发展需要 “ 两手抓” 》 , 《 人民日报》 , 2012 年 12 月 22 日) 关于网络管理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有文章表示, 在现代社会, 任何法律的最终目 的, 都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 自由与尊严。 在这个意义上, 不应该将立法狭隘地理解 为某种“ 管控” , 更不应将网络立法与网络发展对立起来。 相反应该看到, 加强网络立 法, 不仅是对网络违法犯罪的震慑, 更是为网民自身权益提供了法律基础。 ( 据孔方斌: 《依法才能更安全更方便》 , 《 人民日报》 , 2012 年 12 月 21 日; 王兆雷: 《 以法治涵养网 络“ 正能量” 》 , 《 人民日报》2012 年 12 月 25 日) 网络空间拓展了表达空间, 让人们享受 到了更多的自由, 但自由也是有边界的。 倘若每个人都以“ 自由” 之名侵犯他人权利, 自由便不复存在。 网络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 也给予我们更大的责任。 建立和完善虚拟 空间的“ 现实规则” , 确立责任边界, 确立网络“ 合法边界” , 厘定“ 法” 与“ 非法” 的标 准, 才能更好地享受自由、 保护权利, 才能更好地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进步。 ( 据郭胜: 《网络言行应遵循法律底线》 , 《 人民日报》 , 2012 年 12 月 24 日; 江柳依: 《 虚拟空间离 不开“ 现实规则” 》 , 《 人民日报》 , 2012 年 12 月 27 日; 任芳: 《 开放平台不能没有“ 合法 边界” 》 , 《 人民日报》 , 2012 年 12 月 28 日) 《 人民日报》 评论员文章指出, 十一届全国 08 2013 年第 1 期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决定的核心内容和 立法宗旨是建立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保护制度。 这一决定的相关规定, 与宪法和其他法律的 规定是一致的。 决定既是对公民隐私权、 表达权、 民事权三大类权利进行保护的法律, 也 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建设网络时代新的管理方式的法律。 是非常必要且及时的。 (据 《人民日报》评论员: 《依法保障网络健康有序运行》, 《人民日报》, 2012 年 12 月 29 日) 在人们对网络信息安全立法达成初步共识的同时, 各路媒体纷纷响应时, 也有不少 文章对网络立法相关问题提出疑问, 提出更高的期待。 有文章提出, 网络信息安全立法, 意义不仅在于治理那些违法乱象, 更在于从制度 上确立行政部门的执法权限。 长期以来, 民间对网络立法很纠结: 基于自身遭遇网络违 法行为的伤害, 人们期待打造一方健康安全的网络世界; 但同时, 许多人又担心网络立 法会扩张政府管制的权力, 使公民的自由权利受到限制。 但是, 对任何领域乱象的治 理, 法律都是一个“ 最不坏” 的方案。 立法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配置过程, 需要最大程度 地关照和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与自由, 以一种可接受的方案寻求公民的合作与配合。 在 认识到立法限制部分自由正当性的同时, 我们还必须关注公共机构获得私权让渡后, 如 何最大程度地去实现秩序目的并有效保障公民的自由。 此外, 草案赋予了公民必要的监 督和举报、 控告的权利, 但这种权利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受理机构和执法程序。 因此, 除 了科学立法, 网络治理更需要关注执法的严格性。 在网络规则出台之后, 执法部门是否 严格, 将直接影响人们对网络法治的预期, 也决定着互联网法治秩序的形成。 ( 据兵临: 《 网络立法的共识与期待》 , 《 京华时报》 , 2012 年 12 月 25 日; 《 网络自由依赖于秩序安 定》 , 《 京华时报》 , 2012 年 12 月 26 日; 《 以严格网络执法保护公民权益》 , 《 京华时 报》 , 2012 年 12 月 27 日) 也有文章从时下持续升温并切实发挥了一定作用的网络反腐出发, 指出管理网民, 更要依法管理官员, 不但要依法打击网上犯罪分子, 更要依法保护网民的合法权利。 ( 据杨恒均: 《 依法治网, 不但打击坏人, 更要保护好人》 , 凤凰网博客, 2012 年 12 月 24 日) 有文章接着指出, 网络需要宽容, 过于严苛的规范可能会扼杀其活力。 自由的原 则和宽容的限度就在于遏制和严惩那些看得见的恶, 而对那些看不见的、 想象中的和可 能的恶, 要持保守态度, 宽容以待。 可能限制公民自由的, 需要非常慎重。 ( 据《 立法 规范网络要兼顾: 宽容的限度与自由的原则》 , http: / / hi． baidu． com / xunihost2 / item / bd- ed5cecc0f87606585dd8e2) 光明网社区网友程江河认为, 保护网民权益是网络立法的前提, 而言论自由是网络 立法的宗旨, 如何没有言论自由, 网络立法就会变成网络强制。 鉴于网络给人民提供了 参政议政的平台,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 为网民提供更加广阔的参政议政平台, 是网络立 法的方向, 也是我们实现中华崛起不可或缺的手段。 网络上表现出来的不少愤怒, 是跟 社会现实分不开的。 所以, 政治清明是网络立法的根本。 ( 据程江河: 《 政治清明是网 络立法的根本》 , 光明社区, 2012 年 12 月 24 日) 2013 年第 1 期 09 北京文化通讯 ■ 我们“ 幸存” : 末日文化的省思 编者按: 虽然 12 月 21 日“ 世界末日” 说是对玛雅文化的误读, 但它所引发的相关迷 信、 谣言, 与消费文化、 大众文化一起, 杂糅成一个独特的现象。 除了烘托人类的无限 想象力, 折射人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与焦虑之外, 我们也需要用“幸存”的心态反思与警醒。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围绕“ 末日说” , 采访了不同领域的专家。 指出, 首先, 末日 观念是对玛雅文化的误读, 是现代研究学者把玛雅历法同传统基督教末日审判学说以及 阿兹特克神话混杂在一起的产物。 其次, 从人类的进化历史来看, 气候环境的变化曾使 得某些原始人种灭亡, 但基于目前人类进化的程度, 人类对环境变化的抵御能力已不可 同日而语。 再次, 除了神秘主义之外, 末日论还经常被某些邪教利用。 他们常常危言耸 听地宣称现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将在某个时刻被彻底摧毁, 以便利用极度的恐惧感抓住追 随者的心。 这事实上是对《 圣经》 的滥用。 第四, 也许人类在未来会面临生物学或天文 学意义上的终结, 但并不是因为“ 世界末日” 这一基于基督教信仰的语言的实现。 因为 它既没有历史依据, 也没有科学论证。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 人类的前途命运取决于人类 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然、 对待自身、 对待未来。 ( 据谢方、 薛倩、 李玉: 《 多学科学者 剖析世界末日论 无须杞人忧天 却须正视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 年 12 月 12 日) 真正吹响末日传言席卷全球冲锋号的, 是 2009 年热映的大片《2012》 , “ 世界末日” 的生意之门由此打开, 演变成一场充斥着金钱味道的全民狂欢。 中国科普研究所教授任 福君认为, 末日传言流行的背后, 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 有的是非理性地跟风, 有的 是对现实的焦虑和失望, 有的是调侃起哄( 据李钢、 张强、 杨洋: 《 “ 末日传说” 背后暗 藏生意经 消费大众娱乐心态》 , 《 广州日报》 , 2012 年 12 月 18 日) 。 有文章说, 末日说 的主要因为这个时代太过于无聊乏味, 于是许多人乐得去凑热闹, 乐得去发财。 大概只 是借着末日的名号找乐子, 做一场好像被骗、 但又没被骗的集体癫狂秀。 ( 据人民网— 台湾频道: 《 台媒刊登南方朔文章: 指大家都在消费“ 世界末日》 , 人民网, 2012 年 12 月 27 日) 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周葆华认为, 末日传言广泛扩散的主要原因是: 参与程度高、 历史渊源深、 娱乐功能强、 传播媒介新。 “ 末日说” 关乎全人类的命运, 具有广泛的共 享性, 每个人都是话题的主角, 因此每个人都愿意参与讨论; 人类对未知一直心存恐 惧, 末日传言拥有长期的民间心理基础; 同时, 末日传言经久不衰, 其中存在不少调 侃、 戏谑的娱乐成分, 已经成为一种末日情结和末日文化; 在当前的自媒体和新媒体环 境下, 借助现代社交化媒体, 传言流动的速度更快, 范围更大, 形式也更多样。 传言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社交需要, 成为人际关系的调节剂。 (徐东海: 《“末日说”何以 甚嚣尘上? ———传播学专家解释大众“末日情结” 》, 《新民晚报》, 2012 年 12 月 20 日) 事实上, 在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化和宗教文化中, 都很少见对末日的预警基因, 这从 中国人的时间词汇及其出现的历史顺序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 10 2013 年第 1 期 想象世界末日被视为一种荒唐的、 病态的、 与自然界运行规则相冲突的文化呓语。 长期 研究科幻文学的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吴岩认为, 尽管不相信“ 末日说” , 但是如果能 够借此严肃、 理性地反思人类当下的生活, 从根源上提高人们的科学认识能力, 未尝不 是一件好事。 ( 据张中江: 《 学者: 搞科幻的没人信“2012” 完全是商业炒作》 , 中国新闻 网, 2012 年 12 月 21 日) 《 光明日报》 评论说: “ 末日” 说只要能制造商机, 便是商人们眼 中的吉日。 但编造谣言牟取不义之财, 就是趁火打劫了。 “ 末日说” 的受骗者大有人在, 既因为有权威的科学解读宣传不够, 也有从众心理作祟。 将末日当作一种“ 黑色幽默” 式的文化消遣, 思考人生得失, 亦不失温情。 虽然物理学家霍金站出来解释了, 玛雅长 老皮克顿也出来辟谣了, 但仍没有驱散所有人心中的恐慌。 这恐慌一部分来自自然灾难 的不可知性, 一部分源于现代社会的生存焦虑。 在“ 末日说” 面前回望过去、 思考当下、 展望未来, 积极过好每一天, 也许是压倒“ 末日恐慌” 的一剂良方。 ( 赵玙: 《 相信科学, 消解“ 末日恐慌” 》 , 《 光明日报》 , 2012 年 12 月 12 日) 也有人从“ 末日说” 中看到希望, 认为末日文化是希望文化, 是乐观文化, 也是悲 剧文化。 不过, 这类文化是包装在悲剧的极端形态中的。 人类对自身前途的忧虑, 生产 了“ 末日心态” 。 这一心态既是对个体生命理解了生命本质与意义后的本能担心, 也是 整体人类萌发理性后的惴惴不安。 人类对自我生存愿望的呵护, 生成末日焦虑, 哲学意 义上的孤独, 加重了末日担忧, 这才导致了不断地居安思危。 折射到文化特别是文学 上, 就形成了永恒的末日文学和末日文化。 末日文化的发展有一规律, 即人类发展越顺 利, 末日文化就越发达。 以西方文学为例, 在 19 世纪前的近千年里, 除了描写“ 黑死 病” 的《 十日谈》 等少数作品外, 鲜有末日文学的力作。 进入 20 世纪, 此类作品大增。 但这些作品都会有光明的结尾, 那些违背了处理人类情结的辩证法的理性原则的末日文 化, 与谣言和恐吓并无二致。 文化理性要求末日文化的接触者, 末日文学的接收者, 必 须有吸收正能量的意识与能力。 ( 据刘铁: 《 末日文化———用审慎的悲剧敲击那希望的 钟声》 , 《 辽宁职工报》 , 2012 年 12 月 21 日) 4． 尖峰观点 ■ 《 旧制度与大革命》 讨论专题: 如何读? 为什么读? 编者按: 2012 年 11 月 30 日, 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座谈会上向专家们推荐: “ 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 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 希望大家看 一下《 就制度与大革命》 。” 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在一百多年后, 引发我们阅读和讨 论的热潮? 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本期栏目聚焦于围绕此书展开的各种观点。 由于对该书内容的概述多有重复, 所以本栏目对选取的部分文章进行了省略, 特作 此说明。 当然, 我们对各种观点不作价值判断, 仅供参考。 2013 年第 1 期 11 北京文化通讯 ■ 荣剑: 中国的制度与革命 《 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被译介到中国的, 恰好是中国经 历了一个巨大风波之后普遍的反思时期, 托克维尔对“ 后八九” 时期基于中国问题意识 而广泛传播开来的“ 告别革命” 的主流叙事有重要启示。 本书揭示出来的法国大革命的 真相是: 革命并未摧毁旧制度, 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更加专制和强大的中央 政权, 革命后的专制制度比旧的专制制度更合逻辑, 更加平等, 也更加全面, 在革命所 倡导的民主平等的主流价值后面, 其实还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那就是自由。 法国革命前的社会结构, 是从上倒下垂直型的制度安排, 国王在独享大权时, 也独 自承受巨大的社会风险。 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平民革命, 底层革命, 最后甚至演变 成暴民革命。 它不仅要冲垮中央集权专制, 废除就社会结构, 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 除去各种传统, 更新风俗, 荡涤人们头脑中一贯的服从思想。 这个看起来反对一切权力 和权威的革命, 最终还是重新建立起了一个更强大、 更专制的权力, 一个托克维尔称之 为“ 民主的或军事独裁的” 专制制度, 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 取消了以高昂的代价 换来的一切自由。 法国大革命的专制后果, 被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同认定为这次革命的最大原罪, 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普遍以自由来拷问民主, 以精英政治来质疑民粹政治, 以改 良来批判革命, 以渐进来取代激进。 但是这些在道德层面上的审判, 并没有认识到, 中 央集权专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 而是旧制度的遗产。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从保守主义者伯克那里获得重大启示, 是因为在欧洲范围 内, 法国在国体上是一个最接近中国的国家, 而近代以来法国在革命和专制之间的轮回 关系, 似乎又为认识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一面现成的镜子。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 中国 自由主义者希望从反思法国大革命开始, 彻底清理革命谱系, 重新思考革命的正当性, 重新总结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超越社会激进的变革方式, 为中国寻找一条 大致温和的渐进的社会发展路径。 这种反思是对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以“ 革命叙事” 来确 证权力合法性的做法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史界普遍形成了“ 告别革命” 的主基调, 多满足于对专制 制度和革命负面后果的道德批判, 回避或忽视了革命何以产生的制度分析。 任何一个社 会都是在给定的历史前提下发生变化的, 有制度决定的特质。 革命和制度的关系, 是观 察中国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 作为权力更替和改朝换代的主要方式, 主要特点就是由中国的 制度性质所决定。 秦以后的中央集权专制, 是纵向垂直的权力安排, 从中央政权到地方 郡县, 权力一以贯之。 这种社会结构, 和托克维尔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 皇 帝一人之下, 均是碎片化无组织化的社会成员。 这就意味着, 一旦来自社会底层的不满 酝酿了抗争和奇异, 会迅速形成对皇权的冲击, 引发改朝换代的革命。 中国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的革命, 其后果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 不是彻底粉碎 12 2013 年第 1 期 旧制度, 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 进一步建立起更加完善更加合理的专制制度, 是对以 前旧制度弊端的修复或矫正。 自秦以来, 至辛亥革命终结帝制, 建立共和制度, 经北洋 政府和国民政府, 最后到共产党统一大陆, 中央集权化的治理模式始终没有改变, 纵向 垂直的权力配置构成了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 中国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 并未涉 及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 国家权力过于集中高度垄断的现象依旧是主要的制度症候, 在 体制内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国家主义体制下, 革命的各种潜在因素依然存在, 革命和专制互为因果的制度基础以仍然还在发挥作用, 专制逻辑下的革命危机依然是中 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危险。 制度既是革命成长的土壤, 也是革命的葬身之地。 要彻底打破革命和专制循环的怪 圈, 彻底走出社会周期性震荡的发展轨道, 规避革命的破坏性后果, 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和制度改革。 其基本路径是: 彻底改变中央纵向垂直的权力配置体系, 改革国家主导的 社会发展模式, 建立宪政制度, 积极培育公民社会, 发展中间组织, 鼓励社会协商和对 话, 形成社会不同阶层的良性互动, 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民 主和法治, 是控制专制和革命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 据荣剑: 《 中国的制度与革命———读托克维尔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 》 , 共识网, 2012 年 5 月 21 日) ■ 王炼利: 中国要走自己的自由路 《 旧制度与大革命》 的核心观点是: 自由至上。 他要告诉我们的是: 改革( 包括革 命) 如果在社会普遍藐视自由的时候发动和进行, 改革( 包括革命) 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托克维尔指出, 路易十四亲政开始的中央集权统治, “ 柔性” 地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 ( 主要指贵族领地内的统治权) , 贵族剩下的特权不过是国王在剥夺其政治权力之后给 予的一点儿安慰。 贵族的自由精神因此湮没, 但是自由赖以存在的那些根基还在。 托克 维尔评价旧制度“ 有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自由: 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 时断时续的自 由” 。 这种自由是“ 不正规的、 病态的自由” , 是“ 少数人的自由” 。 它导致的直接后果 是, 使得“ 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 建立起和平与自 由的法治国家。” 这句话, 是托克维尔对整个法国大革命时代中, 法国为什么经历了从王 权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共和再到王权专制两个轮回的回答。 托克维尔把法兰西民族的“ 倒退” 归于三点: 没有真正的自由, 制衡力量不存在; 为了“ 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 , 放弃了自由; 在高喊自由时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 自由。 所以, 整部《 旧制度与大革命》 , 托克维尔反复强调的就是自由至上, 唯有自由 才是反专制的有力武器, “ 政治自由” 需要体现在对专制的监督制衡上。 法国式自由与英国式自由也不相同。 英国式自由尊重习惯, 尊重秩序, 这也是有地 位的英国贵族自尊自重的表现, 这种自由与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 英 国式的公民自由意味着一切要按照议会认为是正当的去做( 法律是议会制定的) , 或者 说, 英国式的公民自由意味着要遵守当局所解释的法律( 对法律的执行是由地方当局掌 2013 年第 1 期 13 北京文化通讯 管的) , 这两点决定了英国自由在议政上是受到约束的———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 但要 小心诽谤罪和煽动罪。 而对于法国式自由, 托克维尔这样总结: “ 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 之内, 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连在一起, 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 也准许人对抗专 横行为, 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 而对于踉跄着朝前走的中国来说, “ 习惯于不自由” 的中国人不习惯走自由路。 除 了辛亥革命后短暂的二十年外, 中国人没有见识过托克维尔主张的自由, 连“ 不正规的、 病态的自由” 都没有见识过。 “ 文革” 只能在国民“ 习惯于不自由” 的国家中发动。 这样的 国民对不屈服任何权贵但又自觉受法约束的那种自由, 是全然陌生的。 “ 唯一的、 拥有 无限权力的政府” 更是与个人自由势不两立, 因为政府权力要达到“ 无限” , 必定要有一 大批活生生的人牺牲自身自由来给予成全。 自由既然是“ 无限权力” 的天敌, 当权力达 到“ 无限” , 自由必败。 说到底, 中国人在“ 一个主子” 的专制皇权下生活的太久了, 习 惯于“ 不自由” 了。 现在中国人开始“ 维权” , 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进步。 生于上海的美 国政治学家裴宜理教授认为, 中国式维权的特点是: 只要求制订规则的政府自己不要破 坏规则, 而不是自己来重订规则,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的关键。 维权意味着中国 人意识到自己是有权利的, 意识到权利要靠自己争取而不是任何人“ 给” 的, 意识到争 取权利是有进有退的, 有时妥协是必须的。 事实上, 文明社会中无论哪个国家, 自由精神若要得到实质性的呼应, 总是在有产 者群体中发生的。 对于有产者, 失去自由的环境就意味着失去产业, 人的自由权是从保 卫财产开始的。 造反精神是与自由精神水火不容的。 造反是不负责任的, 对包括自己在 内的任何人都不负责任; 而自由是要负责任的。 那么, 若要真心让中国走自由民主道路, 就得学习哈维尔的政治智 慧。 法 国 在 1789—1805 年短短十六年间, 经历了绝对君主制、 君主立宪制(1791) 、 共和制(1792) 、 民主专政制(1795) 、 督政府制(1797) 、 执政府制(1799) 、 帝国制(1805) 七种政制体制 的历史, 重温 1805 年的拿破仑称帝和 1848 年的拿破仑之侄称帝, 都是选民投票投出来 的史实, 就可以知道, 一个不自由或自由不健全的民族, 公民意识不会成熟, 此时如果 要硬采取政治手段, 政制必然成为试验品, 人民必然要为试验政制而反复付出代价。 当 人民厌烦了这种试验, 他们宁愿回到没有自由没有选举但能维持温饱的“ 旧制度” , 法 国大革命时代的六十年就证实了这一点, 眼下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动乱, 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 在当今中国最需要的还是现代公民意识, 这有待于全民的道德重建。 全民的 道德重建是中国政改的前提。 但道德重建, 不是重建“ 顺民” 道德, 而是要从头建设公 民道德, 它的核心是“ 民主” 。 公民道德意味着要承担公民义务和公民责任, 在公民社 会里, “ 领导” 地位与你平等, “ 领导” 也要承担公民义务和公民责任。 公民社会的治理 是“ 管理” , 是建立在对人的尊重、 对人格的尊重之上的, 是一个或一群自由人对其他 自由人的治理; 管理讲究秩序, 讲究规则, 破坏秩序规则胡乱行事是不能容忍的。 归根 结底, “ 管理” 这种公民社会的治理方式, 中国人还是陌生的。 ( 据王炼利: 《 中国要走自己的自由路———我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 》 , 爱思想网, 2012 年 9 月 17 日) 14 2013 年第 1 期 ■ 朱学勤: 托克维尔线 《 旧制度与大革命》 最为精彩的章节第三编第一章, 谈不懂政治的文人为何在法国 担当社会动员, 乃至直接出任议会领袖, 以及“ 文学化” 的领袖集团给革命造成何种后 果, 都跟托克维尔在政界的阅历有关。 当然, 大革命的文学化政治性格首先应归咎于路 易十四时代的长期专制, 导致政治生活处于制度化程度低、 信息不对称、 社会大众包括 文人知情权都很不够的状态。 而要从根本上消除托克维尔所说的消极后果, 首先要根本 改变的就是政治生活的状态。 这似乎是托克维尔曾经看到, 也是当下很多人担心的地 方: 如果一个民族大多数人被隔绝于政治之外, 信息不对称, 一旦出现问题, 就会出现 报复性反弹, 造成大革命的局面。 托克维尔著述的初衷也在这里。 中国有史家断言, 五十年的历史不能写, 不可写。 这一说自有其无奈与合理性, 但 也有其局限性。 托克维尔恰恰认为, 五十年内外的历史是最值得写, 也最应该写的。 后 代人写历史, 史料占更多, 客观冷静也更强, 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短肋: 离时代过远, 已 经感觉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 没有现场感。 只根据书面史料写出来的东西, 哪怕再 丰富, 也会发生另一种主观和扭曲。 其实, 中国的史学传统并不排斥当代人写当代史, 甚至, 中国史学的伟大传统就是从司马迁写当代史开始。 司马迁和托克维尔的著述成 功, 都证明历史写作的最佳时间, 可能就是在距离那一时代五十年左右的间隔。 近了不 行, 激情与利害得失尚未过滤; 远了没有“ 在场感” 。 放在中国当下, 离我们五十年最 重大的历史事件即是“ 文革” , 那么“ 文革” 为什么发生? 制度性的原因是什么? “ 文革” 又怎么逼出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改革? “ 文革” 和改革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单元之 间有没有联系? 这就是托克维尔此书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 历史是以否定的方式, 将前后两个 貌似相反的时代焊接在一起。 大革命表面上摧毁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 但在托克维尔 看来, 官僚制度在大革命之前已经开始, 大革命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 这是一条奇 怪的历史曲线, 在其他国家其他时代也曾多次发生, 我们或可称之为“ 托克维尔线” 。 回首中国人自己经历的“ 文革” 、 改革, 可以检验“ 托克维尔线” 是否存在。 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引起关注, 从康梁上书就已经形成热点。 从晚清到民国, 每一次 社会危机出现, 有识、 有忧之士都会想起法国大革命, 激进者为之辩护, 自称“ 革命 派” , 保守者为之警示, 被称为“ 保皇派” , 两种对立的历史叙述都很早进入中国。 如此 极端的革命引进史、 复述史, 无不从侧面反映了百年中国始终处于两级摆荡, 找不到一 个长治久安的中点。 “ 文革” 中, 也曾以法国革命前后的极端事件比附当时群众运动, 流 风所及, 以致 1966 年群众运动分裂, 也出现过“ 保皇派” 这一法国大革命史特有的贬称。 而事实上, 在革命与保皇两级之间, 还有托克维尔这样的独立思想。 托克维尔的思想贡献当然有可以商量讨论的盲点, 但他确实占有近代思想史上很多 个第一: 第一次揭示如巴黎那样的将一国首都建成超大模式的三中心叠加的危险; 第一 次揭示专制制度要么造成公众冷漠, 要么造成文学化广场政治; 第一次警示改革和革命 2013 年第 1 期 15 北京文化通讯 的不解之缘, 改革一旦启动, 万不能中途停顿; 甚至第一次论述共和与民主的紧张, 民 主与自由的冲突等等。 ( 据朱学勤: 《 托克维尔线———朱学勤谈〈 旧制度与大革命〉 之二》 , 《 南方周末》 , 2012 年 12 月 27 日) ■ 高毅: 从民主政治到“ 多数人暴政” 托克维尔著作的一个中心的问题意识就是, 如何面对正在席卷全球的政治民主化浪 潮, 或者说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个人的自由。 《 旧制度与大革命》 , 其实 就是托克维尔对 1848 年法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历史原因的一种追根寻源的考察。 托克维尔想说的是, 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 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 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 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 旧制度” 政治文化中 蜕变出来的。 由此, 他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开辟了大革命研究 的新思路。 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 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尖锐, 社会不平等的状 况严重, 而且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 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 渴望。 法国在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国家, 贵族势力浩大, 封建割据的状态极为严重。 法 国贵族只承认暴力的逻辑, 不屑于以理性的方式来斗争, 这就导致了法国没有能够培养 出自由主义的法治传统。 这种情况下法国国家统一的任务就只能用暴力方式来完成。 而 暴力征服之后形成的绝对王权, 成为欧洲最典型、 专制程度最高的君主制, 为后来法国 革命增添了许多困难。 革命前的法国特权等级, 位高权重, 享有各种优惠, 但到了 18 世纪末, 法国的平民等级, 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 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 程度, 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 被推上政治舞台, 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就在所难 免。 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 民主的革命。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托氏, 最珍视的还是“ 自由” 的价值。 他一方面承认民主是世界 潮流, 另一方面也担心, 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 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导致“ 多数人的暴 政” 。 他在《 回忆录: 1848 年法国革命》 中坦言: “ 在思想上, 我倾向民主制度, 但由于 本能, 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 我蔑视和惧怕群众。 自由、 法制、 尊重权利, 对 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 ……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这便是真相。” 在 《 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书中, 他明确表达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情绪, 认为法国大革命 没有处理好自由与民主平等的关系。 在他看来, 大革命本来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个人 自由的平等社会的( 这也是“ 民主政治” 的真谛) , 但人们很快忘记了自由, 甘当独裁者 拿破仑统治下的“ 平等的奴隶” 。 尽管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 但是却并没有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 主化的理想模板。 法国大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和“ 民族再生” 、 “ 人尽尧舜” 的道德狂想。 强劲的贵族社会传统使得整个民族的革命, 自觉不自觉地要诉诸专制的、 专横的暴力手段, 最终导致了民主实验的失败。 虽然法国大革命不是搞“ 议会专制” , 16 2013 年第 1 期 就是搞“ 群众专制” , 后来还滑向了拿破仑的个人独裁, 但它的激进性也是不容抹杀的 历史功绩: 即通过对平等价值的追求, 为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 在世界历 史层面上, 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人民民主的正当性。 英美式革命的短处在于片面倡扬了自 由的价值, 法国式革命的短处在于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 也许只有将两者的思想原则有 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建成比较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 而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 《 旧制度与大革命》 为我们提供如下启示: 第一, 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 而物质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腐败的旧制度下 的经济繁荣成为了大革命的催生婆。 第二, 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 主要表现为中世纪以 来的社会统治阶级随着王朝集权的发展已经失去了社会管理职能, 却依然享有各种特 权, 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 这也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第三, 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 很大程度上缘起于法国特有的“ 文学政治” , 即一帮在旧制度 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权柄, 他们更相信个人的理性。 造成这一局 面的根本原因是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 ( 王尔德: 《 高毅: 从民主政治到“ 多数人暴政” 》 , 《21 世纪经济报道》 , 2012 年 12 月 25 日) ■ 陶东风: 如何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据新华社报道: 2012 年我国出口手机预计将突破 10 亿部。 然而, 虽然出口手机占 全球市场的比重接近八成, 但众多中国企业还赚不到 1% 的利润。 出口一部 300 到 400 元人民币的手机, 获取的纯利润大约在 2 至 3 元。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秘书长刘春 介绍, 目前全球手机市场 99% 的利润都被苹果、 三星两家公司赚去。 专家称, 大部分 中国手机企业还处于拼装、 贴牌和修改 UI 界面的层次。 上游研发被国外巨头把持, 生 产得越多, 交的专利费就越多, 就是在替别人辛苦。 要改变“ 增产不增收” 的局面, 中 国手机就不能再抱着“ 代工思维” 继续走低价之路。 这个消息令人吃惊, 但也在意料之中。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 依靠低报 酬、 高污染、 高能耗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赚钱。 这个世界工厂生产了不计其数的产品, 到自己腰包的钱却寥寥可数。 因此中央英明地决策: 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依靠创新驱 动, 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变粗放型发展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但怎么才能实现这种转变? 包括手机在内的整个中国产业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 实际上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不是政府加大对于教育和科研的资金投入, 倡导文化产业, 大 搞文化产业实验区, 通过合并打造文化航母、 科技航母等等手段就可以解决的。 道理很 简单: 在创新能力最强的美国, 政府没有多少对于科研的资金投入, 美国大学、 科研单 位、 公司企业的硬件设施, 包括精密仪器, 不见得比中国好多少( 即使有差距也不是根 本性的) 。 在我看来, 科技创新能力是整个文化创造力的一部分, 它是依托于整个民族 的文化创造力的。 一个缺乏文化创造力的民族, 不可能只在科技方面有畸形突出的创造 2013 年第 1 期 17 北京文化通讯 力; 而一个文化创造力充沛的国家, 一定同时是一个文学、 艺术、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等 等都充满活力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不是一个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 这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不是创新驱动的, 它的发展方式也不可能不符合“ 科学发 展观。” 科技创新能力是文化创造力的一种, 它不是孤立存在的神秘能力, 也不是可以独 自发展的孤立能力, 它需要社会文化环境的涵养和培育, 它离不开包括文学艺术创新能 力等在内的其他文化创造力的陪伴。 难以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文学 艺术创造力极度萎缩,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极度萎缩, 而它的科技创新能力却一枝独秀、 领先世界。 激活文化创造力的关键是激活社会、 包括个人和企业的创造力。 政府不能通过计划 体制的方式“ 重视” 文化, 发展文化。 科技领域同样如此。 有一些重大的科技发明当然 需要国家政府直接投资, 但更重要的是: 在一个市场竞争空前激烈、 而竞争的首要手段 又是科技创新、 是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时代, 企业要生存发展, 必然会重视科技方面的 投入, 它们自己会投资进行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 只有把社会的创新能力激发, 把企 业的竞争活力激活, 让企业热衷于投资新技术, 这样才能把全民族全社会的科技创新活 力激活, 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不是一个充满文化创造力、 包括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 为我 们所津津乐道的微软公司、 苹果公司, 其为公司创下巨额利润的新产品, 哪个是依靠政 府投资研发和生产的? 这难道不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吗? ( 据陶东风: 《 如何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 《 北京晨报》 , 2012 年 12 月 20 日) ■ 周其仁: 民众权利的城市化比建楼更重要 城市化的维度是多重的, 既包含物理外观上的维度, 又包括非常抽象的社会权利方 面的维度。 城市化必须冲破原有的社会成员权利的障碍。 如果地缘、 血缘、 依附关系等 充斥社会, 不可能有城市化。 整体看,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但是从 全球范围来看, 还处在很落后的水平。 我们作为后来者, 可以看着前面国家走过的步 子, 但也容易看错重点, 容易从物理外观来看城市化问题, 而不容易从社会层面的权利 的界定、 权利的协调来看城市化。 这样在城市化建设中, 就可能出现偏差。 而实际上,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中, 这种苗头已经出现。 为了更好地审视城 市化问题, 下面将结合我国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展开思考。 工业化曾经是我们经济建设的一个主导型口号。 但是, 工业非常容易注意它的物理 外观, 比如所有工业中, 钢是最重要的, 我们有一段时期就把钢产量放到了至高无上的 地位。 然而, 用执政党的力量制定一个大跃进当中的事情, 制定脱离实际的高目标, 达 不到就开始搞群众运动。 虽然主观意图没有错, 但是不注意钢的需求和别的需求之间的 协调关系, 不注意炼钢与各种要素的供给之间的协调关系, 只管一点, 并用政府强力去 推动, 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我们国家工业化的阶段, 因为是后发, 政府就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但政府的作用 18 2013 年第 1 期 究竟该放在哪里? 我们过去制定了工业化, 而且也基本建立了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 两 弹一星上天了, 国防建设也起来了, 但代价投入太大, 老百姓的实惠太少。 我们现在的 行政主导, 就在权利方面, 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加速的经验就是权利的变化, 80 年代最 早的城镇化就是允许农民进城, 经济自由。 另一方面, 这个经济自由发育的极不健全: 人可以流动, 但跟人的流动相配套的各种制度却没有跟上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来 说, 国家承诺有义务教育, 有一定的医疗和养老保障, 可是现在这个保障第一水平很 低, 第二不能流动, 这就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扭曲。 工业化是一个追赶, 后发优势就是可 以把这个路线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不能忽略权利方面, 人和人的关系方面, 体制机制关 系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工业化是通过再工业化形成新的工业竞争的竞争力的, 这个过程 现在还在进行。 那么我们的城市化将来会不会再城市化呢? 我们能否不再投入出错再纠 错? 能否从改革以后的再工业化当中吸取营养, 从而让正在展开的城市化健康一点? 在再工业化过程中, 民营工业崛起, 整个工业的面貌焕然一新。 那么, 城市化当中 民间力量能起到什么作用? 能否有民办的城市? 我们现在确定一个城市, 没有一套公开 透明的体系, 没有一组客观的指标, 是行政审批的结果。 在中国今天的体制下谈这个问 题太窄了, 但是, 在中国的城市化下一步的展开中, 能否在城市的设立、 规划、 建设当 中, 除了行政力量之外, 增加民办的自发力量的参与? 展望未来十年, 这种设想就应该 提上议事日程。 从现在的工业园区的市场开发模式实践中, 是可以提炼出城市化的政策和立法元素 的。 即, 从增加所谓的物理外观的城市化维度, 转到体制、 机制, 转到扩大公民的自由 权利, 转到用法制来维护这些自由权利的维度上来。 政府不要侵犯这种自由, 让这种自 由尽可能地扩大, 增加城市化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正。 现在政府主导 的城市化, 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根源就是权利设置太多, 应该从基本 产权入手应对之。 我们在展望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状况时, 要从过去国家工业化高度注重物理外观、 轻视权利中吸取教训, 来保证我们未来展开的城市化会促进现代化的发展, 优化资源配 置, 调节收入分配, 提高人民共同富裕的水平。 ( 据新浪财经摘编, 记者梁斌, 2012 年 12 月 19 日) ■ 卢春龙: 我国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观评价————基于四个地区的 实证调研 为了了解当下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际情况, 作者先后在北京市海淀区、 江 苏省常熟市、 山西省朔州市和甘肃省平凉市展开调查, 获取了可贵的经验材料。 在四个地区, 大约一半的受访者对于当前所进行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表示 满意, 42． 4% 的受访者对当前所进行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表示还可以接受, 只 有 3． 4% 和 4． 3% 的民众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当前所进行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2013 年第 1 期 19 北京文化通讯 对于文化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履行, 被调查地区中 25． 1% 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经常组 织集体性公共文化活动、 64． 4% 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偶尔组织集体性公共文化活动、 8． 6% 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没有组织过集体性公共文化活动; 重大节日时, 29． 2% 的 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经常组织庆祝活动、 63． 5% 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在有些节日中会 组织庆祝活动、 5． 8% 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从未组织过庆祝活动。 文化服务产品的满意度状况调查中大约一半的受访者对于当前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 务产品表示满意, 39． 7% 的受访者对当前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表示还可以接受, 只有 5． 5% 和 2． 7% 的民众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当前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在非常重要的公众文化参与调查中, 12． 5%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参加所有社区( 村) 组织的基层公共文化活动、 16． 8% 的受访者经常参加社区( 村) 组织的基层公共文化活 动、 50． 4% 的受访者偶尔参加社区( 村) 组织的基层公共文化活动、 18． 7% 的受访者从不 参加社区( 村) 组织的基层公共文化活动。 ( 据卢春龙: 我国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观评价摘编, 《 中国行政管理》 , 2012 年第 9 期) 5． 机构动态 ■ “ 人文北京建设与城市空间研究” 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2 年 12 月 10 日,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举办“ 人文北京建设与城市空 间研究” 学术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人文北京研究中心主任冯惠玲向与会专家介绍了人文北 京研究中心的发展和变化。 近年来, 北京市城市发展由“ 人文奥运” 逐步向“ 人文北京” 转变, 并相继提出了建设“ 世界城市” 、 弘扬“ 北京精神” 、 建设“ 中国特色世界城市” 等 发展目标, 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变化, 研究中心一方面保留“ 人文奥运” 的研究成果, 延续着在奥林匹克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影响, 另一方面逐步向“ 人文北京” 发展方向过渡, 培育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北京市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崔新建教授认为, 奥林匹克文化并不止是体育领域需要进 行研究的学术课题, 更与人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北京城市发展、 文化发展 是学科交叉的研究主题, 需要一批跨学科研究人员进行基础研究, 并提出战略发展建议。 ( 据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摘编, 2012 年 12 月 17 日) ■ “ 新媒体与文化转型: 影视、 游戏与数字传播” 国际会议召开 2012 年 12 月 8—9 日,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和上海纽约大学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国际 会议中心成功举办了“ 新媒体与文化转型: 影视、 游戏与数字传播” 国际会议。 来自世 界各地的 70 余位知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的主题发言环节中, 来自于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 Steven Shaviro 教授、 美国 20 2013 年第 1 期 纽约大学的 Marita Sturken 教授、 台湾实践大学的李天铎教授、 厦门大学的黄鸣奋教授 和上海大学的吴信训教授分别就新媒体与文化转型中的核心议题作出了精彩论述。 此后 的 会议紧紧围绕着“ 中国的黑客、 山寨与草根创造力” 、 “ 微电影与数字呈现” 、 “ 社交 媒体、 移动技术与自我传播” 、 “ 虚拟空间中的欲望、 性和宗教” 、 “ 创造力与数字经 济” 、 “ 数字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 、 “ 用户创造内容与新媒体文化生产” 、 “ 跨媒体参 与: 游戏与游戏文化” 、 “ 新旧媒体的对话” 、 “ 互动性与主体性: 参与式文化与参与式 社会” 、 “ 数字与动画影像” 等十几个主题展开, 并以“ 新媒体、 新动向、 新词汇” 的主题 作为闭幕研讨单元而结束。 ( 据上海大学网站摘编, 影视学院稿) ■ 复旦大学主办“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可沟通城市: 理论建构与中国实践” 2012 年 12 月 14 日, 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第 六届“ 传播与中国” 复旦论坛正式开幕。 来自国内外二十多所高校的近六十名专家和青 年研究者在为期两天的会议将就“ 可沟通城市” 、 新传播生态受众、 信息化城市、 影像 与城市空间等多个议题展开跨学科的交流和研讨。 本届论坛将围绕“ 可沟通城市” 这一核心概念, 在城市公共传播系统的政策理念和 制度安排、 中国情境下的“ 可沟通城市” 指标评估体系的构建、 城市传播研究的理论构 建等研究维度展开。 研究者们力图搭建城市实体空间与想象空间研究的桥梁, 重新认识 城市与媒体的意义和关系, 并对城市传播内涵进行探索性的拓展。 在上午的圆桌论坛中, 复旦大学的李天纲、 孙玮, 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映芳, 同济大 学的王晓渔、 黄怡, 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等多位学者集中探讨了可沟通城市的理念目 标, 这也是国内传播学第一次跨学科从哲学、 社会学、 传播学、 建筑学多个领域共同探 讨传播与城市的关系。 ( 据上海教育新闻网摘编, 记者刘晓晶, 2012 年 12 月 14 日) 6． 海外视野 ■ 美国: “ 个人媒体” 视角下的社交网络 当前的美国社会, 网络发展已经基本促成了“ 自媒体” 时代的来临。 每个人都可以 在社交网络里自由发挥, 对外制造、 传播信息, 同时也通过个人的网络社交关系接收着 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 这种情况深深影响了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准则。 美国政府早已意识到社交网络的威力并开始采取措施, 对其加强疏导和管控。 一是 主动利用社交网络与民众交流。 二是执法机构将社交网络作为办案的“ 辅助工具” 。 三是 加强对社交网络上危害社会安全行为的管控。 四是强化立法, 依法对互联网进行管控。 社交网络的便捷开放是双刃剑, 引发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 目前, 社交网络普遍 开放自身平台, 供其他互联网设计厂商推出应用, 带来聚合共赢的新理念, 进而带动了 2013 年第 1 期 21 北京文化通讯 软件开发、 硬件制造等多个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由于绝大多数社交网络均要求用户采取 实名注册, 而且不少用户还上传了大量个人信息, 社交网络自诞生以来就因为对用户资 料的保护不力而备受指责。 为此, 各大社交网络一方面不断提高技术防范能力, 另一方 面也时刻提醒用户加强隐私保密意识。 各大站点都在不断改进, 想方设法为用户带来一 个更加真实的社交世界, 帮助用户在个性化社交中回归主流价值, 引导大家健康地使用 社交网络。 现在, 社交网络已成为美国传统传媒找寻新闻题材的好地方, 不少成熟的主流媒体 已经开始懂得运用社交网络里的“ 个人媒体” 来助力自身发展, 但同时传统媒体也迅速 意识到这一巨大公共舆论平台存在的不确定、 不全面、 甚至不真实的现实问题。 早在 2009 年, 美国许多主流媒体就已经对员工使用社交网络的行为做出规范。 ( 据李乾清: 《 个人媒体视角下的美国社交网络》 , 《 中国文化报》 , 2012 年 12 月 12 日) ■ 澳大利亚《 文化研究评论》 杂志策划“ 论噪音” 专辑 澳大利亚《 文化研究评论》 杂志在 2012 年 12 月出版的第三期上策划了“ 论噪音” 研 究专辑。 在现代文明的身体建构中, 听觉被视为低于听觉的感官形式。 19 世纪以后, 听觉 在现代性建构中意义, 逐渐受到现代思想家的重视。 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 加拿大音 乐教育家穆雷·谢弗尔( Murray Schafer) , 在他以《 声音景观》 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 提出了研究噪音对听觉之影响的重要性, 并由此引发了文化批评、 文学和电影研究以及 人类学领域对此议题的关注。 本辑专题共编选论文十篇, 除导言外, 涉及噪音与文明的关系, 噪音的违法性与安 静的合法地位, 政治哲学中的噪音, 声音景观和殖民时期文化、 建筑中的声音和静谧 等。 如玛丽·汤普森( Marie Thompson) 的《 能产的寄生虫: 思考噪音的效用》 一文, 借助 米歇尔·塞尔的“ 寄生虫” 概念, 对噪音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释, 从而跟将噪音视为不 想要或破坏性的声音之类负面的流行叙述区别开来。 皮特·丹尼( Peter Denney) 的《 如画 的劳作: 殖民地澳大利亚的“ 快乐大不列颠” 之声》 , 检讨了英国风景画传统对殖民地澳 大利亚感知声音、 噪音和宁静的方式影响 ． 他认为, 这种影响尤其集中在艺术和文学对 乡村声音景观的表现。 ( 据《 文化研究评论》 网站摘编) 7． 研究院之声 ■ 盖琪: 中华文化走出去急需确立“ 全球细分战略” 当前, 严重制约中华文化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一个瓶颈因素在于: 只是笼统地提“ 文 化走出去” , 但实际上从理念到操作都还停留在“ 粗放” 水平; 无论是手段还是产品一直 都难以摆脱高度同质化的倾向, 远未能树立起分众化传播、 差异化传播的重要观念。 这 22 2013 年第 1 期 导致我们的文化产品难以在海外形成切实的市场竞争力, 一般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引发 暂短的文化惊奇, 而不具备真正走进其他不同民族受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力, 从而也就无 法在国外民众的内心激发长效的价值认同。 而要改变这一现状, 就要从根本上更新传播 理念和操作方法, 制定出中华文化传播的“ 全球细分战略” 。 在此, 笔者初步提出四个 要点: 要点一: “ 全球细分战略” 应该体现出针对不同文化语境的策略差异性。 首先, 针 对不同文化语境的产品在价值取向和尺度上可以有所差别, 比如针对欧美基督教文化 圈、 亚洲儒家文化圈, 或者穆斯林文化圈的产品应该在深层价值观念上体现出较大的差 异处理; 其次, 针对不同文化语境的产品在美学形式、 题材类型上也可以有所不同, 比 如可以考虑适当地引入目标地区的地域美学元素,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中国人自身习惯的 美学修辞上, 同时也可以针对东西方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接受旨趣, 有偏重地生产并投放 伦理类叙事、 悬疑类叙事或奇观化叙事等。 要点二: “ 全球细分战略” 应该体现出地缘上的层次与侧重。 客观地讲, 美国、 英 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创意经济十分发达, 其国内生产出的文化产品质量和普通民 众对于本国文化产品的认同度都很高。 在这种形势下, 中华文化产品要想在走出去的起 步阶段就打入这些国家的一线城市显然是困难重重。 因此, 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首先应 该力争在更大范围内巧妙布局, 扬长避短。 不“ 强攻” 文化产品选择极为丰富、 文化竞 争极为激烈的大城市, 不非以走进百老汇或金色大厅作为衡量走出去成效的标准, 而是 将眼光更多地投向国外那些文化生活相对单调、 文化竞争相对温和的二三线城市甚至小 城镇; 更多地投向那些因为严重经济危机而陷入文化生产低谷、 文化心理出现振荡、 文 化趣味亟待重整的国家和地区; 更多地投向广大的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 惟其如此, 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国家才能更多体现出文化品位上的优势, 从 而在愈演愈烈的全球文化竞争中谋得成长空间。 要点三: “ 全球细分战略” 应该对国外的受众进行年龄、 阶层、 文化程度上的细分, 要有耐心、 有步骤地培养国际受众, 制定对外传播的五年甚至十年计划。 韩国对于以中 国、 日本为主的亚洲少女受众的培养就已布局近十年, 而美国电视剧也是用了大概十年 的时间, 逐渐从一种“ 小众文化” 成长为统领中国大城市白领 - 精英阶层视觉叙事口味 的“ 都市大众文化” 。 因此, 我们的文化产品也应该树立这种培养受众的耐心和信念, 尤其要重视对国际年轻受众的争取, 生产在形式与内容上适应国际年轻受众口味的流行 文化产品。 要点四: “ 全球细分战略” 要重视当代大众文化———尤其是后现代视觉文化产品的 传播能量, 同时更要重视新媒体平台的建设, 学会更多地利用新的文化传播媒介走向世 界。 最近十年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兴盛, 一种介于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之间的“散点”传播格局初见雏形。 在这种新的情势下, 文化走出去工作也必须紧跟时代, 重视对新媒体平台的开发利用, 力争在“虚拟地球”上率先实现文化传播的重大突围。 ( 作者简介: 盖琪,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 2013 年第 1 期 23 主 办: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 编: 陶东风 执行编辑: 符 邱运华 鹏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 100089 电子信箱: wenhuazhanlue@ gmail． com 联系电话: (010)68903449、 68903576 ( 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