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UCWP2023030论作为团体责任的企业社会责任(李萍).PDF.pdf
工作论文系列 Wo r k i n e rS e r i e s gPap 论作为团体责任的企业社会责任 李 萍 JRUCWP2023030 2023 .05 .15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 “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 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 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 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工作论文 论作为团体责任的企业社会责任 李 萍 [摘要]“团体责任”是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产物。团体不只是行动的发出者,同时也成为责 任的主体。关系契约证成了团体责任的道德性。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出现,其合 理性即在于企业由此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独立主体,从而成为社会的道德行为者。换句话说,企业社 会责任也是一种团体责任。企业社会责任首先落实在企业战略规划和日常经营活动,即内嵌于企业 结构之中,这可以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生成性,它有别于自然人个体的道德能动性。 [关键词]团体责任;关系契约论;企业社会责任;道德代理者;道德生成性 自企业社会责任 ( CSR)概念正式提出以来,相关的争议一直未绝。争议焦点有三:其一是企 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责任? 其二是企业向谁承担社会责任? 其三是企业应当以什么方式承 担社会责任? 虽然是三个问题,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其实都可以归结为第一个问题,换句话说, 只要完整、明确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另两个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如果仅仅将企业社会责任理解为经 济责任或法律责任,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并不难得到证明,而要证成企业社会责任属于一种道德责 任,相较之下要困难得多。已经有不少学者在之前的讨论中敏锐地指出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 同,企业承担法律责任的合理性并不自动成为企业承担道德责任的正当性;而且企业不是自然人, 因此,用来证明自然人道德责任的 “理性”“自由意志”“自主决定”等概念不能简单套用到企业之 上,成为证明企业承担道德责任的依据。本文接续这些讨论的问题意识,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 团体责任 ①,从如何证成团体责任入手阐述企业承担道德责任如何可能。 一、何谓团体责任? 现代社会内嵌着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它的社会主体是个体,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主 义,主张个性、权利、自由;另一方面它的社会结构却是以各类社会组织或者说团体为单元的,主 张社会团结、公共理性、交往共识。矛盾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彼此相依相生, “团体”及其行动 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存在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活力就在于人们结成各种团体进行 作者:李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p l i@r u c .e du .c n.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文化强国背景下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研究”( * 21&ZD060)阶段性成果。 ① 从文献来看,“团体责任”有两个不同的英文表达,一个是 c o l l e c t i v er e s s i b i l i t t h i e s e n、I s a a c s、Mc k e nna使用的都是 pon y,Ma 这个概念。另一个是c o r r a t er e s s i b i l i t e n c h、Ha s na s使用的是这个词,也有学者混合使用了这两个词,如 S i l v e r、Lu i s po pon y,Fr Che ng-Gu a a r do。为了区别,当两个词都出现时,我们将 c o r r a t er e s s i b i l i t o l l e c t i v er e s s i b i l i t j po pon y翻译成组织责任,将 c pon y翻 译成团体责任。深究词义的细微差别,不难发现,前者的焦点在 “共同的事业”,后者的重心是 “集合的意志”。本文采用的 “团 体责任”是前者。需要指出的是,“团体”不同于 “机构”( o r a n i s a t i on),也有别于 “群体”( r oup),“团体”作为整体包括了机 g g 构和群体,但又不能分解或化约为机构或群体。 — 1 — 李萍:论作为团体责任的企业社会责任 交涉、解决共同关心的事项。不只是日常生活世界,复杂的现代社会制度也是基于此产生,正如美 国法理学家富勒在谈到法律时所指出的: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通常是由团体行动 ( c o r r a t ea c po t i on)所创制。团体———比如议会———的行动只有借助采纳和遵循程序规则才有可能进行,这些规 则使得一群人得以合法地发出一种声音。”① 现代法律属于严格规范支配的领域,但它不是无数法 律人的理性叠加而成,相反,是法律自身内在的各个团体及其行动促成的。 “团体”的作用也促使人们对责任的理解发生了转变,即从以个人责任为主向个人责任与团体 责任并存的转变。毫无疑问,责任 ( r e s s i b i l i t pon y)概念最初是一个哲学概念,早在希腊化时期就 引起了部分哲学家的关注,他们区分出 “责任的行为”和非责任行为,前者指有意识、自主做出的 行为,有灵魂的物体都可以做出责任行为,如人、动物、神等。应当注意的是,古代人对 “意识” “灵魂”的理解远比现代人更为宽泛。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芝诺注意到,人的有些行为是无意识 的,例如被路边的石头绊倒;有些行为则是出于当事人的自主意识,例如,折下树枝打人。为什么 要区分人的有意识行为和无意识行为呢? 这是为了更好地回答如何对人的行为做出合理评价的问 题。之前的人们可能会依据很多偶然的因素,例如某人的长相、他居住房子的方位、那天的天气等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毫无关联的方面来评价一个人做出的行为,这样的偶然因素还可能无限开列下 去,但这些偶然因素都很难让人相信它们与人们正在做出的行为有内在的关系。芝诺认为,有责任 的行为包括忠诚朋友、热爱城邦;不负责任的行为包括疏远朋友、冷淡父母;还有非责任的行为, 如拣一根枯枝、用不同的文体写作等。② 芝诺揭示了人的自主意志与其相应行为之间的必然关系。 那些出于人的可选择且自主意识支配做出的行为,就被认为是 “他的行为”,他是该行为的主体, 他可以承受该行为的评价。那些不是出于人的自主意识的行为,则表明他与这个行为是外在的、偶 然的关系,他不必承受该行为的评价。芝诺做出这样的区分并确立起道德评价与人的自主意志及其 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其所代表的斯多葛学派被视为德性主义的重要原因,也是从理性出发诠释道德 的路径的一个标志。清楚无误地区分人的不同行为类型,突出人的自主意识在人的行为及其相应道 德评价中的地位,这实际上成为西方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道德评价以及道德规范直接落脚于 人的自主意志,这就意味着 “道德行为”是一种属人的行为,无关人的意志的行为被排除在道德行 为之外,道德评价也不再被滥用到自然界或动植物。理性主义伦理思想的兴起表明人的主体性、理 性、自律等独特能力得到了充分肯定。 近代西方伦理思想基本上延续了上述观点,同时也对 “责任”的内涵做出了更为精致的严格限 定。典型的例子就是康德。康德将它规定为出于善良意志的主体性要素,即主体对为自己立法而形 成的准则的自觉服膺,“责任”同时标识了主体为人为己的特性,由此,责任不再是形容词,而被 定格为有特定内涵的名词,“有道德的人”与 “责任”成为同义词。康德的责任思想包括了如下鲜 明的观点:( 1)责任是主体性的。它不仅表明了主体在场,主体也正是因责任而成其主体的,二者 是可互释的。( 2)责任是准则的主观呈现。理性的存在者对准则的服从是基于理性思辨之后做出 的,换句话说,责任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就排除了感官任性或好恶,责任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 所提供的强制力和必然性。( 3)责任是个体式的。在康德看来,责任不同于义务,义务具有普遍规 约性,适用于一切场合、全部的理性存在者,因为义务直接来自不可置疑的、逻辑在先的绝对命 令。责任则因加入了主体的思虑而打上了 “他的”这一独特性,责任的承担者不是普遍主体,而是 与受到普遍性制约的个别主体有关。这就将自由意志的主体性转向了自由意志的个体性。人不只是 大写的人,更是独一无二的人。如果从责任角度理解 “人是目的”,那么,成为目的的不只是类的 ① ②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172页,商务印书馆,2005。 参见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608 60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 2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工作论文 人 (区别于自然界、动物界的 “我们人类”),同时也是个体、独立的人 (区别于群众、公众等的 “我自己”)。 韦伯作为现代社会学创始人敏锐意识到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全新的阶段,经济行为已经成为社会 延续的动力,权力分配左右着社会存在的结构型态,现代社会不得不转向通过后果确认责任。韦伯 将包括康德在内的西方伦理思想都视为前现代的传统伦理思想,他称之为 “意图伦理” ( Et h i c so f Conv i c t i on),这样的思想的核心是以当事人个人的信念、心志为原点,只求问心无愧,只在意自 身行为与既定规则的符合程度。韦伯认为,这样的伦理思想已经不适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工 业社会和城市文明,因为在高度流动性和匿名化的现代社会,行为效率、后果的重要性开始超过了 行为者的内在动机、意图,与之相应的新伦理就是 “责任伦理”( Et h i c so fRe s s i b i l i t pon y)。显然, 韦伯所理解的 “责任”完全有别于之前的哲学家们,他所关注的是现代人如何在社会中共处、如何 理解不得不身处其中的社会。“责任”不再是个体独处时叩问内心的独白,相反,成为人群互动的 识别标志以及维护共享秩序的考量指标,同时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价值 (客观、理性的价 值)维度。① 韦伯颠覆了西方思想史有关责任的基本见解,注入了全新的立场和视角。 以后出现的 “风险社会”学说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都活用了韦伯的责任概念。在现代行政学、 管理学、经济学、法学领域,韦伯的责任概念都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联合国以及众多国际组织也 对韦伯式责任概念做出了极大的扩充,例如在人权保护方面提出了一视同仁的共同标准,在劳工权 益维护上构建了包含全体缔约国最大公约数的行动准则,在全球环境保护和改善方面则提出了各国 间 “共同但有分别的责任”,等等。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1999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起了 《全球契约》,号召全世界各个国家、各种规模企业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支持开放、自由市场 可持续性的社会与环境体系,确保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可以获得分享全球经济带来的利益与机会。当 下国家层面和广泛社会层面的责任共担、责任追究等都大大超出了传统的主观、个体式责任概念。 作为现代思想家,韦伯借助 “责任”概念不仅清晰描绘了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功能特征, 而且也给出了向现代社会转换的可能路径,这就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方面的理性主义变革。正是韦 伯将 “责任”由哲学家的书斋带到了普通公众的生活世界,韦伯式责任概念不只是承担者范围的扩 大、事项的增加,主要的还在于概念内涵上的性质转变和重心调整,客观、可测量和可落实到位成 为韦伯式责任的主要特点。韦伯所赋予的新意涵使得 “责任”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可行的。显而易 见,韦伯的 “责任”有特殊所指,它强调的是责任的明确归属 (主体定位)、可见后果 (客观评 价)、内容具体可行 (程序透明、公开),与传统责任概念相比,它重视 “迹”而非 “心”、重视 “果”而非 “因”,这样,韦伯式责任之主体就可做扩展,人的集合体 (如政党、协会等)自不用 说,人造组织,例如企业、行政机关、教会等也可以成为责任的主体,因为它们的活动轨迹、造成 的现实状态以及实际关联各方等都是有迹可循、有案可查的,社会责任取代个体责任、客观责任取 代主观责任,以致成为现代社会责任的主流。韦伯承认现代社会建立在经济行动基础上,但他反对 将经济行动视为唯一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与机器同样重要的还包括资本、市场的大量需求、自 由劳动力和劳动纪律的出现等因素。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通过系统计算为一个大众市场而生产 成为可能;而现代工厂与其说是对某些独立产生的力量的回应,毋宁说是对这一整体发展的回 应。”② 虽然韦伯并未直接提出 “团体责任”概念,但他已经为这一概念的提出铺平了道路。 将 “责任”与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和集团活动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全新的构想,因为此时的 “责任”不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所在社会、组织、集团的使命提出的必然客观要求,这样的 ① ② 这一进程有时也被描述为 “工具理性”对 “价值理性”的取代。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24页,商务印书馆,2007。 — 3 — 李萍:论作为团体责任的企业社会责任 责任内容就可以落实为专业化的分工、行事程序、任务目标等,即始终以团体责任面目出现。团体 中的每个人只是追求团体目标的代理者,团体目标引导、约束每个人的行为。美国学者雷德 ( J ohn La dd)曾指出:“传统的责任概念是一种担保责任或过失责任,它以追究少数或惟一的过失者、责 任人为导向,因为它将责任很快划归为法律责任。……新的责任意识与旧的责任意识的区别在于: 旧的责任模式是聚合性的,以个体行为为导向;而新的责任模式则是发散性的,以许多行为者参与 的合作活动为导向。旧的责任模式代表着一种事后责任,它专注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是一种消极 性的责任追究。新的责任模式代表着一种事先责任,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导向,是一种积极性的行 为指导。”① 这是将韦伯区分的 “意图伦理”与 “责任伦理”从政治哲学领域扩大至整个人类社会 的存在状态,相关的议题主要涉及社会整体的作用、代际正义、人与环境的关系等,突出强调的是 通过合作达成的团体行动及其责任,这样的责任可以称为团体责任。以尤纳斯、雷德、伦克等为代 表的哲学家们公开倡导可以取代传统责任概念的 “团体责任”,这极大地推动了团体责任的普及, 从而为人们解决当下必须共同承担 、无法分解的团体责任提供了思想武器。 成瓜加多 ( Lu i sChe ng -Gua a r do)认为: “运用民俗生理学的功能主义术语来解释群体代理 j 性、组织代理性及其意图行为,团体主义就是正确的。这一模式对于我们理解日常生活中与组织 ( c o r r a t i on)的互动以及与其他人的人际互动都是重要的。在谈论组织与其他团体 ( c o l l e c t i v e) po 时,如果我们不能知晓组织代理性 ( c o r r a t eag en c po y)这一现实,我们就会失去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这些以如此方式存在的实体有助于维护我们生活中的价值。”② 成瓜加多严格区分了 “组织” 与 “组织代理性”、“组织”与 “团体”等的不同,一方面强调了 “组织”本身具有的独立自存的属 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团体与组织是一种结构-功能关系,我们的生活世界存在很多团体,每个团体 内都有特定的组织样态。人类的价值大量是通过团体、组织得到实现的。 从原理上说,团体是人的实践产物,人通过主体意志对象化行动结成了各种团体,团体包含了 机构、程序、制度等内部机理,这也是团体获得更大行动力的实体性条件,它通过普遍的客观规则 促成团体进行非人格化的共同行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在客观世界刻下团体行动的深刻印记。 相应的,团体责任就是指团体作为整体被视为责任的主体接受课责,此时团体因其为实践的发出 者,它是它自身行动的原因,由团体进行的实践活动不能分解、还原成团体中的具体个人,团体的 实践活动深刻介入人类社会生活,留下了现实化后果,团体责任之所以可能和必要都源于这些现实 化后果。 从目前学界讨论来看,人们对团体责任的理解有明显不同,团体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 是指一种一般社会意义上的责任,它鼓励用社会担当、代际正义来理解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逃避的时 代责任,广义的团体责任类似于 “社会担当”或 “时代使命”;后者是一种新责任观,主要表现在 各类组织、机构中,例如企业、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组织中的所有人共担责任,此时的团体责 任是不可分解的整体责任,它通过组织的决策机制、议事程序或奖惩制度等将整体责任贯彻下去。 本文所讲的正是狭义的团体责任。 二、关系契约与团体责任 如何证成团体责任是一种道德责任呢? 西方绝大多数学者都借用社会契约论来探讨这个问题。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社会契约论回答国家的诞生、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以及国民的政治地位 ① 转引自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11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② Lu i sChe ng -Gu a a r do .“ Re s s i b i l i t i n c o r r a t e d:Co r r a t eAg e n c ndMo r a lRe s s i b i l i t .Th ePh i l o s oph i c a lQua r t e r j pon yUn po po ya pon y” , , ( ) : l y 2019 69 275 294 314. — 4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工作论文 等政治哲学方面的重大问题。从西方思想演变的历程来看,社会契约论提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道德 正当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它使 “君权神授”说完全丧失了说服力,政治活动自此 被视为世俗世界的日常事件;第二,它开启了政权更迭的新模式,你死我活式的权力斗争逐渐失去 人心,“权利”最终取代了 “权力”,以司法、行政、公共舆论、公民抗议等和平方式解决国内各个 阶层的利益冲突;第三,它传播了平等、自由、正义等现代性社会价值。当然,古代社会也有思想 家提倡平等、自由、正义等道德理念,但在古代社会上述道德理念只是少数思想家对道德理想进行 逻辑推理的结果,当时的现实社会完全不具备实现的任何条件。 罗尔斯也可以被划入这一类社会契约论的倡导者之列,他提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 值”①,为了保证正义的观念是理性的,且为全体理性的人所接受,罗尔斯提出了 “原初状态”的 设想,每个人都被 “无知之幕”所遮挡,对自己的财产、能力、天赋、种族、社会地位、价值观等 一无所知,在此情境下,如果一个规则会造成一部分人获益而另外一部分人受损的局面,理性的存 在者担心自己不幸成为利益受损者,就会拒绝接受该规则。罗尔斯进一步试图将 “平等”与 “自 由”兼容,因为他无法忽视大量存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即他强调要对 “最少受惠者”进行保护, 并视为 “公平的正义”应有之义,但罗尔斯坚持只有经受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检视,契约中的当 事人表达的是最纯粹最抽象人性,即基于所有人都认可的共同立场缔结契约,才能得出关于社会正 义的普遍性理论。可见,罗尔斯尽管属于温和自由主义,但他总体上依然是老派社会契约论的维护 者,他所理解的企业主体还只是理性的个体。 传统社会契约论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中之一是虽然存在不同派别,但都预设了一个隐含的 主体,即自主自立的个人,这样的个人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完全理性的,他准确知道自己的需 求,也清楚如何去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样的个人面对国家会精明地算计出让渡部分权利后所获得的 益处远远大于因牺牲部分权利而造成的损失。由于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每个人基于自身利益做 出的行为会受到他人同等重要且合理的利益之限制,无处不在的社会契约就保证了人们不至于为所 欲为。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很多流派,如功利主义、情感论、义务论其实都是为这样的个人服务 的,道德判断、道德理由也主要来自对个人自足、理性的确认。 传统社会契约论的第二个不足是,它基于个人与国家关系做出了宏观性探讨,却未关注各类社 会组织或者具体社会生活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出现的新社会契约论则弥 补了这一不足,这尤其体现在对企业、行政等现代组织的研究上。将企业视为一种契约关系及其产 物,这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设定的藩篱。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存在自发秩序,通过供需关系和价 格体系达成动态平衡,市场主体,无论是买者还是卖者都是基于自愿进行了自由交换,就像不能干 涉买者买什么、怎么买一样,同样也不能介入卖者内部强制要求它生产什么、怎么生产。这样的市 场机制确实保证了经济自由,也促成了极高的经济效率,带来了财富的急剧增加。然而,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无法有效遏制那些受到营利冲动刺激的人们追求财富过程中犯下的种种恶。新社会 契约论试图对此予以纠偏,指出企业是社会存在物,企业经营活动是在社会大环境下进行,不只是 消费者,还有地方居民、供应商等都是契约的关联方,他们也一道参与结成广义的契约关系。企业 不仅要顾及消费者更要兼顾地方居民、供应商等多种契约主体。 新社会契约论的 “契约”通常被称为 “关系契约”。新社会契约论不同于传统社会契约论,它 在逻辑原点上将社会优先于个人,社会才是真正的实在,个人的生命都是以社会的形式展开,撇开 社会谈个人,不仅无法说明个人,也将导致社会的架空。法学界新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麦克尼尔 (曾指出,契约观念在双重含义上是社会性的:其一,所谓契约不再是法解释学中的个别的、孤立 ① 罗尔斯:《正义论》,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5 — 李萍:论作为团体责任的企业社会责任 的意思表示,而是包括当事人及其协议内容的内在性社会关系的社会经济概念;其二,为了准确把 握契约关系应当引入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涂尔干曾提出 “机械团结”和 “有机团 结”概念,前者指的是农业时代的社会关系,后者则指工业时代的社会关系。在工业时代,不仅个 人更有自主决定权,同时他的自主决定充分体现在他与他人结成的各类社会组织中,这就表现为现 代社会发达的社会分工和职业道德。麦克尼尔主张以相互性和角色作用的团结机制作为社会基础, 他说:“虽然文化相对论相当流行,也许还有其他基于那种人们能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的普遍性之 上的规范。这些规范,比如某种最低限度的隐私权的规范,当然会影响契约关系。这里只需要强调 一点,即不论存在不存在普遍性,那些关于隐私权、自由、社会义务、意识形态以及许多其他问题 的规范,在任何社会都对契约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将契约关系与这些规范协调一致的必要 ”① 性是始终存在的。 斯坎伦提出的非自利契约论也超出了传统社会契约论,他关注了隐性的缔约者,如未来世代、 生态环境。斯坎伦对一个规则体系内行为合理与否的判断依据做了如下陈述: “在特定环境下,若 某一行为的发生不能为普遍行为规范的规则体系所允许,则该行为就是不当的,任何人都不能合理 地拒绝该行为规范的规则体系,它是明智的、非强迫的普遍一致协议的基础。”② 斯坎伦不只是强 调规则的普遍性,更肯定了人们达成共识具有前置性规约地位,这就使得斯坎伦的非自利契约论具 有更充分的现实意义和更高的可接受度。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代表人物卡罗尔也是基于关系契约论证利益相关者要求的道德正当性,他认 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寄望和重托,因此,企业必须履行全方位的社会性责任。③ 企业社 会责任的出处或来源是企业与各类利益相关者达成的各种社会契约。表面上看,是利益相关者的要 求构成了企业的团体责任或者说企业社会责任,然而,卡罗尔又指出,正是企业本质的新解释确认 了 “团体责任”,即团体责任内在于企业的自身结构之中,公众依据企业做出的特定行为确认企业 责任,这样的企业责任不过是企业内部专有结构表现于外的功能,可见,企业的团体责任既是客观 存在的,更是高度自成一体的。 还有学者从隐喻的立场肯定了团体责任就是一种道德责任。因其与人类存在的深度关联,若不 被同时视为道德责任,人们就无法对团体责任获得完整的理解。汉斯纳斯 ( J ohn Ha s na s)指出: “需要强调的是,重要之点在于:当人类要确认团体是道德责任的实体时,并不一定非要有团体道 德责任这个事实。为了道德说服的目的,人类可以利用这个表达上的隐喻形式,不管团体是否是道 德责任的实体。因此,团体道德责任的存在既不会增强也不会削弱公众劝导团体接受道德谴责的 能力。”④ 当然,也有不少明确反对团体责任属于道德责任的学者,例如阮克 ( Nan iL .Ranke n)认为: “团体本身只是制度,它们根本不能制度化任何东西。只能是人,团体内的人或者团体外的人,来 决定如何将事关道德责任的各个因素制度化。”⑤ 麦肯纳 (Mi c ha e lMc kenna)认为: “对于人格 ( e r s onhood)而言,单纯的主体性是一个必要但不是充分的条件;对道德责任的主体 ( a en t)而 p g ① 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5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托马斯·斯坎伦:《宽容之难》,144页,人民出版社,2008。 ③ B .Ca r r o l lAr e h i e .“ Th ePy r ami do fCo r r a t eSo c i a lRe s s i b i l i t r dt he Mo r a lMa na eme n to fOr an i z a t i on a lS t ake r po pon y:Towa g g ho l d e r s” .Bu s i n e s sHo r i z o n s,1991,34 ( 4):39 48. ② ④ J ohn Ha s n a s .“ Re f l e c t i on sonCo r r a t eMo r a lRe s s i b i l i t hePr ob l emSo l v i ngTe c hn i fAl e xa nd e rt heGr e a t”.Jo u r po pon yandt queo na lBu s i n e s sEt h i c s,2012,107:183 195. Nan iL .Ra nk e n .“ Co r r a t i on sa sPe r s on s:Ob e c t i on st oGoo dp a s t e r sPr i n c i l eo fMo r a lPr o e c t i on” .Jo u r na lofBu s i n e s sEt hpo j p j , ( ) : i c s 1987 6 633 637. ⑤ — 6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工作论文 言,人格是一个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为了让团体承担不可还原的团体责任从而成为道德责任 的主体,仅仅表明团体是不可还原的代理人、它们的行为具有不可还原的共享意图是不够的,还必 须首先表明团体是不可还原的人 ( e r s on)从而它们才是不可还原的道德责任主体。”① 因为团体 p 不过是创造出来的工具,用于服务人的目的,并不是人,也就无法成为道德主体,正如阮克所言: “当然,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这些内在价值表明人为了人自身的目的将人的生存和福利视为值得 追求的。然而,一个团体不过是一个人造制度,是一个没有内在价值、服务于人的工具。”② 这些 反对者关于团体、责任和道德主体仍然持有的是传统观念,他们还原主义式理解 “团体”,不承认 “团体”具有独立实存的地位,仅仅从个人、自主意识立场理解 “责任”和 “道德主体”,这样的认 识已经严重滞后于组织化时代,根本不能为今日的人类真实处境提供合理的建言。真正学术研究应 当深刻揭示重大现实问题,驻足于象牙塔编织精致的答案不过是一无所用的沙堡。今天的人类社会 早已告别了原子式个人时代,人们每日接触的是各类团体,具体个体都被包裹或现身于这些团体之 中,若弃团体于不顾,依然追究其中的某个人,责任就将化为乌有,道德性也被瓦解。正如上文的 分析,人类存在方式以及道德责任实施状态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我们的伦理思考必须做 出调整,才能给出有力的回答。 综上所述,如果从客观普遍化立场理解责任,那么,团体责任的道德性将来自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团体的授权—反馈机制所提出的回应性要求,这种回应性要求直接构成了团体的属性,促使 团体成为团体,因而是团体责任的内生机制;其二是团体与外界 (包括其他团体、所处社会环境 等)的关系生成的相互依存结构,这构成了团体责任的现实基础,促使团体在维护关系的动态平衡 中履行责任,即团体的道德生成性。总体上看,团体责任的道德是外向型的,这也是团体责任常常 受到经典道德轻视的原因所在,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在观念上实现转变,不再仅仅用个体责任、主 体道德观理解团体责任及其道德性,从而才能以更加开放、多元的立场认识团体责任。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生成性 现代社会又被称为风险社会,不仅有来自自然界给人类造成的风险,更多的是人类行为的负外 部性造成的风险,例如高科技的应用风险、工业产品的风险,不一而足,关注责任客观化在一定意 义上也是回应风险社会的有效策略,至少可以排除人自身的内在意识的不可捉摸或者主观判断的随 意性造成的不可控风险。同样,将责任团体化则可以防止个人代罪受过而让各类团体逃避责任的追 究,团体将继续犯错却无力被阻止。从行为的因果性而言,某人的一个行为造成了恶劣后果,例如 导致了严重的人身伤害后果,这一行为显然存在过失,受害者可以提起诉讼予以追责。但行为的主 体如果换成了企业这样的团体时,责任追究就变得比较麻烦,企业过失的因果链条很可能既不是直 接的也不是当下的,例如添加剂超标的食品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才会呈 现。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基于团体责任对企业做出审视,促成企业成为特定道德要求的承担 者。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在道德上的诉求与团体责任是一致的,因为将企业的责任视为团体责任才 可以避免仅仅指责某个员工、技术员或经理而忽视对企业内部的结构做出检讨,若让真正的责任主 体———企业———逃之夭夭,类似事件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最早是由芝加哥大学的克拉克 ( J .Mau r i c eC l a r k)发起的。1916 年, ① Mi c h a e lMc ke nn a .“ Co l l e c t i v eRe s s i b i l i t n Ag e n t Me a n i ngTh e o r .Mi dwe s tS t ud i e si nPh i l o s ophy,2006,30 ( 1): pon yanda y” 16 34. Nan iL .Ra nk e n .“ Co r r a t i on sa sPe r s on s:Ob e c t i on st oGoo dp a s t e r sPr i n c i l eo fMo r a lPr o e c t i on” .Jo u r na lofBu s i n e s sEt hpo j p j , ( ) : i c s 1987 6 633 637. ② — 7 — 李萍:论作为团体责任的企业社会责任 他在 《政治经济学刊》上发表了 《改变中的经济责任的基础》,文中指出:“迄今为止,大家并没有 认识到社会责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责任。”① 克拉克唤起人们要关注企业作为责任主体的问 题,但当时学界的主流仍然是将责任仅仅限定为理性的个人之行为或要求,克拉克的呼吁并未产生 足够的影响。 福瑞驰 ( Pe t e rA .Fr en c h)曾于1979年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论文,直言 “企业是一种 道德上的人”“企业能够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道德人,企业可以拥有与道德人相称、在事物的规范意 义上所具有的特权、权利和义务”。② 在这篇长 文 中,他 首 先 提 出 需 要 区 分 三 种 不 同 的 “人 格” ( e r s onhood):形而上学的、道德的和法律的。洛克对人的特性的解释是形而上学式的,他只承认 p 理性的个人才具有人格。福瑞驰认为,在关于企业具有怎样的人格问题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 个是虚构论 ( f i c t i ont he o r y),很多法学家,例如哈里斯依据罗马法的传统,认为企业人格只是一 种对人的模仿;一个是集合论 ( agg r e a t et he o r g y),罗尔斯可以算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他不仅具有 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且他在企业是否具有人格问题上的回答也是矛盾的;另一个是实在论 ( r e a l - i t he o r Ot t oFr i e d r i c hvonGi e r ke)认为企业是先于法律而存在 yt y),德国法学家、政治家基尔克 ( 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但福瑞驰指出:“将司法意义上的企业人格这一事实当做企业具有道德人格 问题的回答,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都是根本错误的。”③ 福瑞驰找到了两个线索来回答企业道德责 任的问题,一个是 “道德责任关系”,所有人都处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道德责任是通过这样的 关系完成的,“责任关系”具有实体性,不能还原为其中的任何个体,相反,个体的很多道德行为 和道德 要 求 的 完 成 都 要 借 助 关 系 的 形 式。另 一 个 是 “ CID 结 构 ( Co r r a t e sI n t e r na lDe c i s i on po S t r u c t u r e)”,这是企业内在意思决定的表达机制,其作用等同于人的大脑,所有的企业都有这样 的决策机制,例如企业的董事会、部门间协调机制、工会议事程序等。企业的任何行为都是在这类 决定作出后实施的,因而是 “有意识的行动”。福瑞驰的上述设想太大胆,引发了不少反驳意见, 为此,福瑞驰本人在之后发表的论文中做出了修正,他将 “企业行动”视为组织的协作机制做出决 策的产物。总之,福瑞驰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意图独立于企业代理人的意图,企业代理人只是协助 企业做出决策和行动,但福瑞驰并未对 “企业意图”做出专门的实质性解释,或许他认为这对企业 而言完全是 “不证自明”的。 塞尔维 ( Da v i dS i l v e r)注意到企业文化的作用,将它看作是企业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态度,从 而促使企业获得承担道德责任的能力:“我的观点是,企业反应方式具有内在的道德重要性,这取 决于如下的事实:企业反应是当下所讨论的企业基于企业文化的道德属性作出的反应。该反应能够 被正当地传递给企业本身 [通过组织 ( c o r r a t e)反应的方式],或者传递给企业中的成员 [通过 po 团体 ( c o l l e c t i v e)反应的方式]。”④ “企业文化”是企业愿景、使命和价值观方面的宣示,不仅具 有道德重要性,同时也形塑了企业的道德反应,这个观点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邓泼塞 ( J ame s Demp s e y)注意到,企业作为团体采取的是 “联合行动”,“联合行动”具有自身的独立实体意义和 价值指示,他说, “分析组织 ( o r an i s a t i on)情境中的道德责任之传统理论的核心是联合行动 g ( o i n ta c t i on)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表明了这样的观点:组织中的个人将他们的行动以特定的方式 j 聚合起来以便产生这样的行动 (至少在一些实例中如此),这样的行动在道德上不同于那些个人在 ① C l a r k,J .Ma u r i c e .“ Th eCh a ng i ngBa s i so fEc onomi cRe s s i b i l i t .Th eJou r na lofPo l i t i c a lEc o n omy,1916,24 ( 3):209 pon y” 229. ②③ Pe t e rA .Fr e n c h .“ TheCo r r a t i ona sa Mo r a lPe r s on” .Ame r i c anPh i l o s oph i c a lQua r t e r l 3):207 215、207 po y,1979,16 ( 215. ④ Da v i dS i l v e r .“ Co l l e c t i v eRe s s i b i l i t r r a t eRe s s i b i l i t nd Mo r a lTa i n t” .Mi dwe s tS t ud i e si nPh i l o s ophy,2006,30 pon y,Co po pon ya ( ) : 1 269 278. — 8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工作论文 组织之外的情境下进行的行动。”① 邓泼塞认为,“联合行动”是企业承担道德责任的前提,联合行 动是由企业的特定存在方式,即组织本身决定的。 作为第一个跻身发达国家、地处东亚的日本也倡导企业社会责任,但给出证明的理由则有别于 其他发达国家,因为日本的资本主义体系和企业-社会关系都保持了自身的特性。有日本学者将全 部资本主义分为三种类型:英美式个人主义、法德式法团主义、日本式集团主义。在企业经营的目 标和社会责任的对象设置等问题上,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英美资本主义主张股东至上,追求股 东投资的最大回报。法德资本主义主张兼顾股东-工会 (员工利益的代表)的利益,创设机制和平 台促成二者有效对话。日本则以员工为导向,即便是上市公司,相当部分当期利润以奖金或福利的 形式发放给内部员工;股东并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正式员工享受长期雇佣制;干部全部从 员工中选拔;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通常是在本企业服务三四十年以上的忠诚且能干的员工。日本 企业强调的就是 “团体责任”,因为 “一个人不可能成功地履行他的工作义务,如果他只是基于他 的责任范围和专业知识。他应当通过组织的层级结构 (例如金字塔式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去掌握一 ”② 结果就导致了 切相关的知识,而且他还应当通过所有相关的部门和科室去获知企业的状况。 “日本企业并不是基于工作的合作行为的信任而组织起来的,相反,它们是通过团队工作 ( t e am- wo r k)组织起来的,对此特点的另一个表达方式或许可以说是,日本企业是由人员为主而非工作 为主被组织起来的。”③ 可见,无论是经典的西方国家还是日本,都出现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调。证成企业社会责任 的前提是突破股东至上论,放弃完全市场导向的经济主义立场,转向以关系视角重新界定企业的存 在状态和基本属性。企业是追求收益权展开合作的共同体,由于权利实质上是对他人的要求,为了 保证权利得到实现,理性的当事人必然希望关系相涉各方分享共识以达成合理的权利要求,这些共 识以及权利要求也构成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主张之依据,企业借此检视是否存在显见的过失。企业 完全具备缔结社会契约并依照契约行事的能力,企业经理或任何当事人只是企业的代理人,他们不 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条件,相反,他们只有完全化身为企业,以企业代理人行事,才能做出称职 的专业行为。 伦理思想史上的思想家们主要是从人,特别是个体的人出发来谈论道德责任问题,然而,这样 的思考是基于简单的因果关系,在当代社会越来越难以通行。一方面,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当代社 会,当事人的初衷和意图与行为的结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一一对应;另一方面,在人类进入大 组织化时代,行为的主体越来越多是以企业这样的团体形式出现。完全拒绝将团体纳入道德领域, 恐怕无助于我们解决当下人类面临的棘手且迫切的问题。其实,越来越多的公众已经接受以团体责 任的方式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例如,2022年5月,奥迪公司委托的广告公司剽窃了 “北大小满” 的文案未经作者授权在电视广告中使用,受害者获悉后起诉了广告公司和奥迪公司,最后奥迪公司 出面道歉。 毫无疑问,理性的人具有独立的人格 ( r s onhood),具有一阶的反思能力和道德敏感性,因 pe 此是完整的道德责任主体 ( s ub e c t)。组织良好的企业这样的团体受到了包括习俗惯例和公序良俗 j 在内的社会理性的制约,成为社会理性的接受者,具有代理性 ( ag en c y),可以视为受限的道德责 任主体 (a en t),但它只具有二阶的反思能力和道德敏感性。不过,正如伊萨克斯 ( Tr a c s a a c s) g yI 所指出的,“道德代理人 ( ag en t)的行为是不同于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如飓风和地震,正是因为道 ① J ame sDemp s e .“Mo r a lRe s s i b i l i t h a r e d Va l ue s,a nd Co r r a t eCu l t u r e” .Bu s i n e s sEt h i c sQua r t e r l 3): y pon y,s po y,2015,25 ( 319 340. ②③ Ko iMa s t umo t o .Th er i s eoft h eJapan e s eCo rpo r a t eSy s t em.Ke a nPau lI n t e r n a t i on a lL t d.,1991,p .147,pp .154 155. j g — 9 — 李萍:论作为团体责任的企业社会责任 德代理人卷入了代理性 ( ag e n c y)。毫无疑问,代理性是极其难以定义的,但我们通常认为代理性 涉及意图 ( i n t e n t i on s)、行为的理由 ( r e a s on s)、做决定的能力,以及诸如此类。”① 与自然人个体 不同,组织只是道德代理者,它们通过将社会规范制度化、程序化来履行团体责任,组织责任的内 容来自对社会规范的不断回应,因此,团体责任是生成性的。 总之,企业作为独立的整体向受到企业行为影响者承担团体道德责任,受其影响的可能对象大 体是可以预先确定的,因此,企业就要在战略规划、日常经营等各个环节将此因素纳入其中,予以 充分考量,并落实为常规性考核、测量指标。基于 “关怀” ( c a r e)、追求共同福祉 ( c ommonwe l - f a r e)这样的道德期许,企业将自身的定位增加了道德维度,从而超出单纯经济目标和市场回报, 表达出企业向公众示好的善意,企业完成的团体责任就具有了道德性。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是在企业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规性团体之后提出的,法律主体是企业存在 及其行动的合法性前提,然而,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正规企业内在具有的组织/关系/意思结构/ 文化/联合行动等,这些方面的内容不再只是企业自身利益的表达,同时也是社会理性的贯彻,因 此,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团体责任,它肯定了企业可以获得道德属性,以独立的整体形式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作为团体的企业独具道德生成性,它使企业前瞻性地关注社会共识,敏感地回应社会规 范要求,在道德上是其所是,并行其当行。 OnCo r r a t eS o c i a lRe s s i b i l i t r omt h eapp r o a c ho f po pon yf Co r r a t i v eRe s s i b i l i t po pon y LIP i ng Ab s t r a c t: “ Co r r a t i v e Re s s i b i l i t st her e s u l to fh i l r an i z a t i oni n mod e r ns o c i e po pon y”i gh yo g , t .Co r r a t i oni sno ton l c t ua la c t o r bu ta l s oanag en to fi t sr e s s i b i l i t .The o r fr e l a t i v e y po yana pon y yo s o c i a lc on t r a c tha sj u s t i f i e di t smo r a l i t fc o r r a t i v er e s s i b i l i t .Co r r a t eSo c i a lRe s s i b i l i t yo po pon y po pon y ha sb e e nr a i s e ds i n c et hef i r s tha l fo f20c en t u r i c hha sr a t i ona l i z e dt hev i ewpo i n tt ha tc o r r a y,wh po t i oni sr e a r d e da sas o c i a lmo r a l i t sag en tanda sawho l eb e a ri t ss o c i a lr e s s i b i l i t .I nawo r d, g y pon y Co r r a t eSo c i a lRe s s i b i l i t sc o r r a t i v er e s s i b i l i t owh i c hc anbef u l f i l l e ddownt oc o r po pon yi po pon y,s r a t es t r a t e v e r a emen ta c t i v i t i e s,andwec anc a l li tg en e r a t i v emo r a l i t fc o r po gyande yd ymanag yo po r a t es o c i a lr e s s i b i l i t r omi n e n t l i f f e r en tf r oma c t i v emo r a l i t ft hena t u r a li nd i v i dua l. pon y,p yd yo Ke r d s:Co r r a t er e s s i b i l i t o r fr e l a t i v es o c i a lc on t r a c t;Co r r a t eSo c i a lRe s s i po pon y;The yo po pon ywo b i l i t e n to fmo r a l i t ene r a t i v emo r a l i t y;ag y;g y ① Tr a c s a a c s .“ Co l l e c t i v e Mo r a lRe s s i b i l i t ndCo l l e c t i v eI n t e n t i on” .Mi dwe s tS t ud i e si nPh i l o s ophy,2006,30 ( 1):59 yI pon ya 73. —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