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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支持对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朱文婷 王 梅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 本文分析了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支持现状及其对青年职业女性三 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青年职业女性在获取经济、时间、养育和 就业等支持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不足；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不高，但具 有明确的生育计划；不同职业类型的青年女性三孩生育意愿存在差异；生育 支持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据此，建议进一步 建立健全育儿补贴制度，完善落实生育假期制度，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营造生育友好就业环境，以此提高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 【关键词】 青年职业女性 三孩政策 生育支持 生育意愿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2.06.017 一、问题提出 为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维护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并指出： “经济负担、子 ［1］ 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2］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自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曾出现短暂的生育“小高潮”，此后，出生 人口数逐年回落，2019 年降至 1465 万人［3］，2020 年降至 1200 万人［4］，2021 年降至 1062 万人［5］。 生育意愿是个体关于生育的看法与态度，直接影响生育水平与人口变动状况［6］。在人口生育率 下降时期，出生人口规模主要受育龄妇女规模及其生育意愿影响。当前我国育龄妇女规模有 所下降， 生育意愿降低，在此情况下对三孩生育意愿的研究更为紧迫和必要。 长期以来，女性承担着更多的生育养育责任，引发了视家庭重于工作的“母职文化期待”和 视工作重于家庭的“人力资本期待”，两种期待因女性有限的时间精力难以调和，进而形成“性 ［7］ 别—母职双重税赋” 。对青年职业女性而言，生育行为会带来机会成本的增加。因生育造成 的职场中断和就业机会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反过来又固化了我国社 会的性别文化，同时，生育子女的边际效用也会随之递减［8］。女性更倾向于做出不生育的决策， 导致“就业—生育”呈相反的变动关系［9］。缺乏生育支持对生育成本的有效缓冲是“性别—母职 · 78 · 双重税赋”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服务资本，生育支持可为家庭缓解生育带来的巨大压力，并 可用于解释个人生育意愿的差异。若生育支持未能有效减轻青年职业女性在经济、时间、养 育、就业等方面的负担，将在一定程度上难以缓解生育成本对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负面影 响。在上述情况下，进一步加强生育支持成为落实三孩政策、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 重要举措之一。据此，必须从青年职业女性具体需求出发，构建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以 此强化青年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 当前已有研究对职业女性生育支持以及权益保障进行了学理探讨与政策分析［10］，调查了 生育支持对女性产后再就业的影响［11－12］及女性生育意愿的制约因素［13］等。然而，关于如何优 化生育支持以促进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在三孩政策背景下，青年 职业女性已获取的生育支持如何？各类生育支持对其三孩生育意愿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亟待 研究。基于此，本文从生育友好视角出发，旨在了解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支持获得情况与三孩生 育意愿现状，并探究生育支持对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而为完善生育支持政 策、激发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潜力提供建议。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于 2021 年 6 月至 7 月开展问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为保证样本代表性， 根据新生人口数和经济发展水平，从上海、河南及贵州各选取 3 个县区，每个县区选取 5 个社区， 邀请上述社区中的青年女性自愿参与调查。我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中将 青年年龄界定在 14－35 岁之间［14］，2017 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将青年年龄界定在 18－ 44 岁之间［15］，结合我国女性不低于 20 岁的法定结婚年龄，最终筛选出 3687 个 20－44 岁已育二 孩的青年职业女性作为调查对象。研究运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一）人口学变量 本研究调查的人口学变量包括女性学历（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及 以上）、年龄（35 岁以下、35 岁及以上）及家庭收入水平（低、中、高）。其中，家庭收入水平划分参 考我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下限［16］，其 2.5 倍为上限［17］，在此区间的为中等收入家庭，再按照每个家庭平均 1.49 人就业的家庭结构［18］， 计算出家庭月收入水平区间。此外，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对职业类型也进 行了划分。从工作性质、工作稳定性和时间充足性角度，并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 ［19］ 典（2015 年版）》 ，将职业女性划分为公务员、教师、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企事业普 通职员、服务业人员、工人或进城务工人员、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等 9 个群体。 （二）生育支持变量 根据莱宾斯坦的成本效用理论，生育行为是家庭在成本和效用之间理性选择的结果［20］。 生育给青年职业女性带来了养育过程中产生的显性和隐性成本，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育 儿成本、退出劳动市场以及职业生涯受损等［21］。当生育成本上升、生育效用不变时，成本与效 用间的旧平衡被打破，女性做出生育决策的概率就会降低。基于成本效用理论，并结合对已有 文献的梳理［22－25］，本研究认为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支持应包括缓解生育成本的经济支持（生育津 贴、育儿补贴）、时间支持（产假、配偶陪产假）、就业支持（弹性工作方式、就业指导与培训）和扩 大生育效用的养育支持（托育服务、家庭育儿指导）。由此，本研究构建了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支 持的调查框架（见图 1），用以分析青年职业女性获得不同类别生育支持的具体情况。例如，您 是否享有生育津贴？ · 79 · ·生育津贴 ·育儿补贴 ·产假 ·配偶陪产假 经济支持 时间支持 养育支持 就业支持 ·托育服务 ·家庭育儿指导 图1 ·弹性工作方式 ·就业指导与培训 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支持调查框架 （三）三孩生育意愿变量 生育意愿一般包括生育意向、数量和时间等指标［26］。相比理想子女数，生育意向会更接近 实际生育行为。为此，本研究选取的生育意愿指标主要包括生育三孩意向（是否想生三孩？选 项为“是” “否”及“没想好” ）和三孩生育计划（具体生育时间？选项包括“1 年内” “3 年内” “5 年 内” 及“5 年以后” ）。 表1 人口学变量 生育支持变量 生育意愿变量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N=3687)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学历 3.07 1.16 1 5 年龄 0.32 0.47 0 1 家庭收入 1.77 0.78 1 3 职业类别 5.34 2.29 1 9 生育津贴 0.36 0.48 0 1 育儿补贴 0.14 0.40 0 1 产假 0.72 0.45 0 1 配偶陪产假 0.47 0.49 0 1 托育服务 0.12 0.32 0 1 家庭育儿指导 0.39 0.48 0 1 弹性工作方式 0.41 0.49 0 1 就业指导与培训 0.09 0.28 0 1 生育三孩意向 2.06 0.46 1 3 生育三孩计划 1.96 0.81 1 4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在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支持的获得情况与三孩生育意愿现状分析基础上，本部分深入探究 了生育支持对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以为更好地完善积极的生育支持配套措施、 · 80 · 切实缓解青年职业女性生育压力等提供参考借鉴。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一）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支持的获得情况分析 数据分析显示，当前青年职业女性在获取不同的生育支持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 经济支持方面，仅仅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青年职业女性享有生育经济支持。其中享有生育 津贴的为 36.1%，享有育儿补贴的为 14.2%。其次，时间支持方面，产假等相关政策规定在一 定程度上尚未全面落实，配偶陪产假覆盖率较低。超过四分之一（28.4%）的青年职业女性 未能享受产假，52.7%的青年职业女性未享受配偶陪产假。再次，养育支持方面，托育服务 和家庭育儿指导均存在不足。养育问题是调查对象反映的较为突出的问题，特别是 0－3 岁孩子的托育问题及入园前的照料等问题。然而，当前无论是在托育服务还是家庭育儿 指导方面的支持都较为匮乏。其中，仅有 13.0%的青年职业女性表示曾享受过托育服务。 另外，家庭育儿指导（38.8%）的享有率也有待提高。最后，就业支持方面，仅有三分之一左 右的青年职业女性表示在生育期间单位会允许弹性工作（35.5%）。此外，还有个别青年职 业女性能够享受到就业指导与培训（7.3%）。然而对于大多数调查对象而言，尚未享受到相 关的就业支持。 （二）青年职业女性的三孩生育意愿及差异分析 数据分析显示，7.8%的青年职业女性有意向生育三孩，13.4%的青年职业女性表示还未想 好，78.8%的青年职业女性明确表示不想生三孩。在想生三孩的青年职业女性中，生育计划为 3 年内的占比最多（50.3%），计划 1 年内生育的占比为 29.3%，15.2%的计划在 5 年内生育，还 有少数人（5.2%）表示 5 年后才会考虑。此外，不同职业人群生育意愿存在一定差异，想生三 孩的比例从高到低的群体依次为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者、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服 务业人员、企事业普通职员、工人或进城务工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具体见图 2。 76.1% 78.7% 75.5% 78.9% 77.4% 79.2% 82.9% 82.2% 9.5% 9.0% 8.3% 8.0% 7.8% 7.0% 6.6% 6.6% 6.4% 企 事 业 管 务 工 进 城 76.3% 工 人 或 普 通 员 事 业 业 人 企 专 业 技 服 务 不生 术 人 公 务 经 营 个 体 职 业 自 由 生 17.3% 员 11.2% 理 人 10.5% 人 员 13.8% 职 员 14.8% 教 师 13.1% 员 16.2% 员 12.3% 者 14.4% 者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图2 没想好 不同职业类型青年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差异分析 一方面，本研究发现， “ 时间自由型” “ 工作稳定型”的青年职业女性相对想生三孩。时 间相对自由的自由职业者（9.5%）和个体经营者（9.0%）的三孩生育意愿最高。此外，工作相 对稳定的青年职业女性，例如，公务员（8.3%）、专业技术人员（8.0%）和教师（7.8%）的三孩生 育意愿相对较高。 · 81 · 另一方面，本文研究发现， “薪酬高工作忙型” “收入低无精力型”的青年职业女性比较不想 生三孩。薪酬较高且工作较忙的企事业管理人员最不想生三孩（6.4%）。这类人群具有“三高” 特点，即“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业压力”。与此同时，收入相对低且没有精力的群体不愿意生三 孩。服务业人员（7.0%）、企事业普通职员（6.6%）和工人或进城务工人员（6.6%）的三孩生育意 愿相对较低。 （三）生育支持对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以三孩生育意愿（是否想生三孩）为因变量，以生育支持中经济支持（生育津贴、 育儿补贴）、时间支持（产假、配偶陪产假）、养育支持（托育服务、家庭育儿指导）、就业支持 （弹性工作方式、就业指导与培训）为自变量，同时控制与三孩生育意愿相关的人口学特征 变量（年龄、学历和家庭收入）进行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首先将控制变量纳入模型，随后 将自变量纳入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加入自变量后，模型的对数似然值变大，解释 率达到 21.4%（Cox & Snell R2=0.214），表明生育支持对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 影响。经济支持方面，有育儿补贴的青年职业女性更愿意生育三孩（OR =2.64，p <0 .05）；时 间支持方面，产假会显著影响青年职业女性的三孩生育意愿（OR =4.59, p < 0.01），而配偶陪 产假的作用并不显著；养育支持方面，享有托育服务的青年职业女性更愿意生三孩（OR = 4.53, p < 0.01）；就 业 支 持 方 面 ，弹 性 工 作 方 式 会 显 著 影 响 青 年 职 业 女 性 的 三 孩 生 育 意 愿 （OR =3.15, p < 0.05）。 表2 生育支持对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影响的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B SE OR B SE OR 年龄（35 岁以上=1） －1.25* 0.66 0.29 －1.67* 0.79 0.19 学历（本科及以上=1） －0.61 0.36 0.54 －0.93* 0.43 0.39 家庭收入 1.35 0.78 3.84 1.87* 0.93 6.49 生育津贴（有=1） 0.45 0.44 1.57 育儿补贴（有=1） 0.97* 0.47 2.64 产假（有=1） 1.52** 0.62 4.59 配偶陪产假（有=1） 0.45 0.45 1.57 托育服务（有=1） 1.51** 0.52 4.53 家庭育儿指导（有=1） 0.51 0.47 1.67 弹性工作方式（有=1） 1.15* 0.46 3.15 就业指导与培训（有=1） 0.75 0.54 2.13 控制变量 核心变量 经济支持 时间支持 养育支持 就业支持 Log likelihood 181.87 154.14 Chi－square/df 6.69/3 34.41***/11 注：*p <0.05；**p < 0.01。 · 82 · 四、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当前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不高。作为三孩生育意愿的重 要影响因素，生育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青年职业女性的需求。围绕上述研究发现进行 深入探讨， 本文尝试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激发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潜力提供对策建议。 在社会性别趋于平等的现实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面临着较为沉 ［27］ 重的“税赋” 。价值意识假说认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家庭为本的社会价值观弱化 以及以自我实现为本的个人价值观的强化会导致较低的生育意愿［28］。多国经验表明，生育支 持政策能有效缓解女性的家庭工作冲突，减轻生养负担，提高生育水平［29－30］。然而，如今生 育供给与抚养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31］，各类生育支持尚未实施。此外，不同职业青年女性的 三孩生育意愿存在一定差异。薪酬较高且工作较忙的群体最具生育和养育的经济优势［32］， 但却成了“最不想生”的群体。而收入较低且没有精力的群体不仅面临经济负担，还要顾虑时 间精力的压力［33］，面临着想生不敢生的困境。促进生育政策有效性的关键是要切实缓解女 性生育压力，逐步推动生育成本社会化［34］。在低生育率背景下，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 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多样，其中经济压力、时间压力、养育压力以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 势地位成为制约三孩生育意愿的现实因素［35］。根据成本效用理论，再生育造成的职业发展 成本对女性的生育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36］，应当通过提供精准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以强化 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37］。产假、育儿补贴、托育服务、弹性工作方式等生育支持，均是显著影 响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已有学者通过自然实验证实了产假对育龄女性 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38］，育儿补贴政策能够缓解因机会成本带来的经济压力，保障人力资源的 持续累积［39］。普惠托育服务的供给有助于增强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40］，同时，弹性工作制度也 是育龄女性期待的有效措施［41］。 为更好地推动三孩政策的进一步落地，亟待构建一套以需求为导向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促进生育政策与生育主体选择之间协调相容。为此，本研究提出要充分考虑青年职业女性的 实际需求，从降低生育养育成本、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多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分类支持， 打好政策“组合拳” 。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建立健全育儿补贴制度，切实降低青年职业女性生育压力。鼓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 实际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探索建立生育奖励、育儿津贴、育儿消费券、生育保险等形式的经济 支持政策措施，为青年职业女性提供“真金白银”的补助，释放鼓励生育的正向信号。同时，细 化并落实育儿补贴政策，以兜底线、扶弱势为导向，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家庭收入水 平、不同青年职业女性需求，选取对应的补贴形式，准确测算补贴标准，制定差别化的育儿津 贴标准。 第二，进一步完善生育假期制度，有效落实女性产假制度。将全面落实产假制度作为维护 女职工合法权益的重点任务之一，采取有力措施，落实落细。加强对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产假 规定的监督检查，尤其关注弱势就业女性的权益保障。面对用人单位不按规定落实女职工产 假情况，及时对上述单位进行教育劝导并责令改正。适当增加产假灵活性，允许新生儿母亲视 情况分散休假。保证青年职业女性带薪休假，并且休生育假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及计算工龄 等， 从而使女性的职业生涯不因受到生育事件的影响而中断。 第三，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解决子女照料和科学养育难题。一方面，鼓励社会参与，发 挥政府财力、民间资源的共同作用，扩大普惠托育资源供给。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发展托幼一 · 83 · 体化服务，支持企事业单位运用现有场地提供托育服务，为单位员工解决子女照护问题，保障 不因婴幼儿养育问题中断或影响青年职业女性的职业发展。另一方面，科学研判青年职业女 性托育服务需求，提高多元服务供给的精准性。开展托育服务供需匹配度调查研究，让育儿服 务不仅从经济上“可负担”，还能够实现“精准匹配”和“可获得”，从而使广大青年职业女性可以 根据需要灵活选择托育服务。 第四，营造生育友好就业环境，积极探索建立弹性工作制度，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青年职业 女性生育支持与就业保障政策。一方面，要加强相关研究，进一步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判断标 准。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建立弹性工作制度。支持用人单位在保证每天或每周上班总时长的 基础上，允许员工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实施远程办公等。 第五，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针对不同职业人群提供针对性支持。一方面，在推行生育补 贴和育儿津贴等的基础上，以兜底线、扶弱势为基本导向，切实通过补贴或相关服务免税等措 施，减轻低收入群体的生育负担；同时提高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保障有意愿生三孩的相 对弱势群体“生得起也养得起”。另一方面，针对高学历、高收入人群，充分考虑其面临的生育 选择与职业发展的冲突，通过鼓励市场力量提供多样化的育儿服务等，减少生育对青年女性职 业生涯的影响，有针对性地解决该类群体的生育困境和难题。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0/content_ 5626190.htm ［2］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求是》，2022 年第 21 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 html ［4］童玉芬： 《中国人口的最新动态与趋势——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1 年第 4 期。 ［5］《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2/t20220228_ 1827971.html ［6］仲长远： 《当代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初探——对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社区两代人生育意愿的对比调查》，载《青年研 究》，2001 年第 7 期。 ［7］［27］杨菊华 孙 超： 《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母职双重税赋” 》，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 年第 1 期。 ［8］邱幼云： 《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与内在机制——一项计量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载《浙 江社会科学》，2022 年第 9 期。 ［9］任慧玲 周庆元： 《 “就业—生育”平衡视角下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研究——基于发达国家实践的考察》，载《内蒙古社 会科学》，2022 年第 5 期。 ［10］余秀兰： 《女性就业：政策保护与现实歧视的困境及出路》，载《山东社会科学》，2014 年第 3 期。 ［11］朱 荟： 《生育支持体系对青年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载《青年研究》，2019 年第 2 期。 ［12］刘金华 彭 敬 等： 《城镇女职工再生育后的职业发展支持及其效用》，载《经济体制改革》，2017 年第 3 期。 ［13］张永梅： 《职业女性的两孩生育意愿及其政策启示——基于“知识女性”与“其他女性”比较的视角》，载《浙江社会 科学》，2018 年第 2 期。 ［14］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 《中 长 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2016—2025 年）》，http://www.gov.cn/xinwen/2017-04/13/content_5185555. htm#1 ［15］UN Task Force on NCDs：Scaling－up Its Efforts to Reduce the Catastrophic Number of Premature Deaths，https://www.who.int/ news/item/11－05－2017－un－task－force－on－ncds－scaling－up－its－efforts－to－reduce－the－catastrophic－number－of－premature－deaths ［16］《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2020 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2/ · 84 · t20210228_1814159.html ［17］李培林 张 翼：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载《社会》，2008 年第 2 期。 ［18］王红茹： 《专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 3 亿人，到 2050 年有望达到 9 亿人以上》，载《中 国经济周刊》，2018 年第 15 期。 ［19］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 社 2015 年版，第 13 页。 ［20］Leibenstein，H..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Promising Path or Blind All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4，( 2 ) . ［21］邱幼云：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载《中国青年研 究》，2022 年第 3 期。 ［22］［30］房莉杰 陈慧玲： 《平衡工作与家庭：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载《人口学刊》，2021 年第 2 期。 ［23］［33］洪秀敏 朱文婷： 《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1 期。 ［24］鲁 全： 《中国的家庭结构变迁与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研究》，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5 期。 ［25］张樨樨 杜玉帆： 《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生育对城镇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研究》，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 ［26］Miller，W. B.，Pasta，D. J.. Behavioral Intentions: Which Ones Predict Fertility Behavior in Married Coupl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10，( 6 ). ［28］臧 微： 《生育二孩与家庭成本：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分析》，载《人口与发展》，2022 年第 5 期。 ［29］杨菊华 杜声红： 《部分国家生育支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探索》，2017 年第 2 期。 ［31］周立群 周晓波： 《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来自养老社会化的解释》，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科版)》，2016 年第 11 期。 ［32］王晓娟 石智雷： 《从收入到资产：财富不平等与居民生育意愿》，载《经济评论》，2022 年第 1 期。 ［34］杨华磊 张文超： 《生育红利、生育意愿与生育支持》，载《上海经济研究》，2019 年第 7 期。 ［35］田宏杰 孙宏艳 等： 《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现实束缚与文化观念制约》，载《青年探索》，2022 年第 4 期。 ［36］李静雅： 《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的实证分析》，载《妇女研究 论丛》，2017 年第 3 期。 ［37］王 军 王广州：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研究及其政策意涵》，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38］刘 畅 靳永爱： 《产假政策与生育意愿》，载《世界经济文汇》，2022 年第 2 期。 ［39］张 昭 杨澄宇 等： 《育儿补贴、经济增长与代际不平等：理论模型与政策模拟》，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1 年 第 12 期。 ［40］侯佳伟 周 博 等： 《三孩政策实施初期广东女性的生育意愿与托育服务、育儿假》，载《南方人口》，2022 年第 3 期。 ［41］胡春艳： 《三孩生育政策需哪些配套支持》，载《中国青年报》，2022 年 1 月 27 日。 （责任编辑：刘 · 85 ·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