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典籍里的中国智慧《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阅读推广展.pdf

前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所孕育出的思想精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头活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进程中，广泛吸收、运用古代典籍中的智慧结晶，积极赋予其鲜活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类重要讲话、谈话、演讲、文章、书信、批示、贺信中，常常引用经典名句，为我们积极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树立了榜样。《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由中宣部委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所选典籍贯通古今，流芳百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典籍里的中国智慧——《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阅读推广展”，旨在通过解读典籍名句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核，引领公众走近名著，阅读经典，从中华文化中汲取力量。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以当代眼光审视和解读古代典籍，采取导读、原典、注释、点评相结合的编纂体例，力求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立足学术、面向大众的古代典籍普及读本。其中 10 种首批图书荣获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和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一至五批（40 种）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学术·面向大众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出自《周易》，是先秦时期古人总结世间万物运行规律而得出的真理，其大意是指，事物一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会发生变化，变化则能通达，能通达就能恒久。这一高度抽象的道理也表明，万物均有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到衰落阶段时，就必须勇于寻求变化，以谋出路。这句话对近代中周易九卷附周易略例一卷宋刻本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变法图强，就曾以《周易》中的这句古训为思想源头，提出“变者，古今之公理也”的口号，号召国人革旧立新，变法图存。《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是古代人民智慧与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在解释卦象立义中的《象传》中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的运行自有其规律，四时交替，昼夜更迭，岁岁年年不曾止息，无有差错，而君子就应效法不断运行的天道，从而自立自强，奋斗不辍。 1914 年，康有为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即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激励学子们不避艰险，自我勉励，自觉担负起周易注疏十三卷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历史的重任。《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战国以前仅有《易经》部分，是春秋时期经常被采用的占卜之书；战国时，又陆续出现解释经文的“十翼”，逐渐形成《易传》。《经》《传》的结合，使《周易》成为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尚书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是《尚书》教给我们的处事原则，其大意是说，对待别人，不能求全责备，应包容友爱，宽以待人；而对待自己，则要严格约束，坚守底线，严以律己。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尚书提出了很高的修身标准，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时刻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提升自身素养，“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尚书》即“上古之书”，主要记录上古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被誉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释音尚书注疏二十卷元刻明修本诗经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这首题名为《文王》的周代古诗是《诗经·大雅》的开篇之作。诗中赞美了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的历史功绩，追述了文王美好高尚的品德。诗中特别提到，希望能有更多优秀贤良的人才在这个国家降生。他们是周朝的栋梁之材，有了这些贤士，王国才得以发展壮大；众多贤才济济一堂，文王才会放心安宁。这首诗体现了周王朝开国之初诗集传二十卷宋刻本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时代风貌。《诗经》是儒家经典之一，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 11 世纪至前 6 世纪）的诗歌，分《风》《雅》《颂》三部分，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礼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中的《学记》是我国最早关于教育学的论著，这篇文章阐述了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包括错过最佳的学习时机、教学杂乱无章、不能循序渐进、亵慢老师等等，其中有一条，即是“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指缺乏同学间的相互切磋，只独自冥思苦想、闭门造车，这样就会导致学识浅薄、见闻不广。这句话强调了学习过程中交流切礼记正义七十卷宋元递修本磋、互相取益的重要性，只有多向他人学习，多接触外部世界，才能察觉和弥补自身的不足。我们熟知的成语“孤陋寡闻”正是源于这句箴言。《礼记》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儒家文献的辑录，书中描绘了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蓝图，是指导人们如何成为彬彬有礼之君子的百科全书。礼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礼记·中庸》中关于治学的名句。这句箴言把学习分解为五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告诉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广泛地吸收各种知识，详细地向别人询问请教，缜密地进行思考，明确地分辨是非，最后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礼记脚踏实地地去践行所知所学。只要坚持这种循序渐进、知行合一的学习方法，就能达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的效果。《礼记》中的很多篇章辞句都影响深远，其中《中庸》篇以 “中庸”作为最高道德标准，成为宋以后儒家伦理思想和人生哲学的核心。左传爱子，教之以义方。《左传》记载，卫庄公的爱子州吁恃宠而骄，性好杀伐，卫国大夫石碏认为若继续宠溺州吁，必将招致祸患，于是劝谏卫庄公道：“爱子，教之以义方”，意即要用正确的规矩和道理来教导孩子，不让其走上邪路，这才是真正的爱子。石碏认为，骄、奢、淫、逸这四种恶习是导致孩子走上邪路的开始，也是由于家长的溺爱才造成的。遗憾的是，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元刻本卫庄公并未听从劝告，最终州吁弑君篡位，自己也被人诛杀。这段历史警示后人，应重视家庭教育，从小培养孩子美好高尚的道德观念，自觉把握人生航向。《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也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中的一部。记载了东周前期鲁隐公元年（前 722 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 468 年）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奠基之作，全面展示了春秋时期，甚至是春秋之前的历史面貌，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论语君子义以为质。《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君子”的理想描述。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其大意是指，君子应该以“义”作为自己崇高追求的目标，如此一来，就会遵守礼节，言辞谦逊，为人诚信——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由小及大，这句箴言不仅适用于修身，对治国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在国际交往和合作中，一个国家应该践行正确的义利观，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元刻明修本不应该将财货作为主要追求对象，而是应该以“义”作为目标，以义为先、先义后利。《论语》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行，也记有少量孔子弟子如有子、曾子等的言论。《论语》不是一时一人所作，而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经过长期编纂而成。《论语》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是了解孔子思想、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典籍。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均”出自《论语·季氏》。孔子认为，不论是对诸侯国还是对家族而言，都不用担心财富、土地、人口等问题，而应该担心贫富是否均匀，人民生活是否安宁。如果财富均衡，就不必担心贫富过于悬殊；如人民果团结一心，就不会觉得人丁稀少；如果境内和平安乐，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如果不能做到均衡，恐怕最终就会祸起萧墙。这句话是孔子的税收思想之一，也是我们在逐渐实现共同论语集注十卷序说一卷宋刻本富裕道路上的思想指引。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创始人。自汉武帝后，儒家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中记载了一段孟子与景春之间关于“大丈夫”的对话。景春认为，像公孙衍、张仪这样的大纵横家有威震诸侯之能，可以称之为“大丈夫”。孟子则提出了自己心目中“大丈夫”的标准，即“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才是“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这句话的意思是，“大丈夫”应该住在天下孟子集注十四卷序说一卷宋刻本最宽广的住所里，站在天下最正中的位置上，走在天下最光明的大道中。只有这样站得直、行得正、为理想目标而不懈奋斗的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大丈夫”。《孟子》一书由孟子晚年与弟子万章等编著，约在战国时期形成并开始流传。其思想内容较为丰富，包含了性善论，义利之辨，王霸之辩，民本，仁政等诸多内容，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深远。孟子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农家学派主张将同种商品统一定价，以避免市场上尔虞我诈的种种乱象。孟子在批判这种观点时指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意思是，世间万物是千差万别的，这是由各自不同的属性决定的。孟子认为，不同的物品，有的价格相差一倍，有的价格相差五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孟子有的甚至相差十倍百倍，千倍万倍。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用同一标准看待，就是扰乱天下。孟子这段话强调了事物的差异性。同理，人的精神世界也是多元化的，应求同存异，和谐共存。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学于子思之门人”，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继承者和发扬者，被称为“亚圣”。孟子注疏解经十四卷宋刻本史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为明，自胜之谓强。据《史记》记载，商鞅变法后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这时，秦国公族赵良劝商鞅道：“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以此告诫商鞅，人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才能够称为“耳聪” ；要能够看到自身的问题，才能够叫作“目明”；人要能战胜自己，才能被视为“强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史记大”。这句箴言指导我们为人要虚心受教，善于自省，勇于改正。可惜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建议，继续施行严刑酷法，最后自己也成了牺牲品。《史记》，汉司马迁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五体结构”，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宋刻本国语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是《国语》中卫国大夫彪傒劝诫单穆公的一句谚语，其大意是说，依从善道犹如登山一样困难，而从事恶行则势如山崩、不可遏止。这句话比喻学好很难，学坏却很容易。嘉言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国语行大多需要节制、奉献、心怀坚定的意志；而堕落放纵，虽往往能获得一时的快感和享受，但一旦突破底线，就可能一泻千里。《国语》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史籍，所记内容以春秋史事为主，间及部分春秋前的史事，是我国语二十一卷宋元递修本国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也是最基本史学名著。战国策行百里者半九十。据《战国策》记载，一位谋士在游说秦王时曾引用过一句诗，“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意思是一百里路的行程，如果走完了九十里，其实只能算完成了一半。其言外之意是说最后十里是最困难的，事情越接近成功就越艰难，勉励人们善始善终，不可轻言放弃。北宋诗人黄庭坚在《赠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战国策元发弟放言》中将这句先秦古诗改写为“行百里者半九十”，千余年来广为流传，是当今人们耳熟能详的箴言警句。《战国策》既称战国“杂史”，又号“纵横家言”，是一部亦文亦史的杰作，主要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以纵横家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了这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战国策三十三卷宋绍兴刻本贞观政要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据《贞观政要》记载，唐贞观七年（633），外戚杨誉在皇宫禁地调戏宫女，都官郎中薛仁方知悉后将其扣押审问。唐太宗知道此事后，下旨免除薛仁方的官职，并处以杖刑。魏征劝谏太宗道：“薛仁方身为官吏，依法行事，岂能妄加处罚，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怎能因为洪水没有泛滥就自毁堤岸呢？”魏征言下之意是要未雨绸缪，事先对可能发生贞观政要集论十卷明刻本的意外做好防备，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做法。这句话也告诫我们做事应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记载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讨论国家治理、君臣关系等重大问题，客观反映了贞观时期治国理政大政方针尤其是谏诤制度的由来及发展变化，其中规范君臣思想道德的思想和理论尤为重要。《贞观政要》记载的贞观时期君臣相得的历史场景，客观说明了“贞观之治”盛世的由来，以及其后期因政策变化而导致盛世难以为继的历史面貌。贞观政要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九年，唐太宗在一次与侍臣的谈话中，对比了隋炀帝时期与唐贞观时期的不同。隋炀帝在位时，宫中充满了美女珍玩，可炀帝却仍不满足，东征西讨，穷兵黩武，使百姓苦不堪言；唐太宗执政后，夙兴夜寐，不兴徭役，百姓安居乐业，四海承平。因此，太宗得出“治国犹如栽树，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贞观政要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的结论，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就像栽种树木一样，只要根系牢固不动摇，树木就能枝繁叶茂。只要坚持立国之本，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就能不断推进，就能不断发展。《贞观政要》是研究唐初政治、分析贞观之治等历史问题的重要史料。约 9 世纪时，《贞观政要》传入朝鲜、日本，并引起执政者的重视，在历史上具有较大影响。荀子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是《荀子》中“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的化用。在荀子看来，学者很容易就可以转化为仕宦，尽管读书人不一定都要去当官，但为官者却必须像学者那样坚持不懈地读书学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还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荀子窃居高位，尸位素餐，则无异于盗窃。因此，为官者应当通过持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为国家、为百姓做实事，真正做到不负平生所学。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荀子》主要包括荀子所著，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荀子所整理、辑录的一些资料等。《荀子》以性伪之分、荀子二十卷宋刻本明分使群、隆礼重法、附民为本、天人之分等说最为出名。荀子民齐者强。 “民齐者强”出自《荀子·议兵》，是荀子关于军事问题的深刻思考。荀子认为，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使民众团结一致，万众归心。所谓“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大意是说，如果民众齐心协力，国力就会变得强大；如果民心不齐，一盘散沙，国力就会变得衰弱。在战场之外，人心向背也是决定国家盛衰、事业成败的根本因素，团结纂图互注荀子二十卷宋刻元明递修本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上下齐心，内外协同，才能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荀子是继孟子后的大儒，是战国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后世以“荀孟”并称。荀子在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总结了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创立了较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管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出自《管子·牧民》，其大意是指一个政权的兴废，其最终的决定因素在于民心。如果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心连心，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那么这个政权就会兴旺繁盛；相反，如果违背民情民意，这个政权也必将会走向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管子衰败和灭亡。这句箴言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是共产党执政为民、人民至上的思想源泉。《管子》作者托名管仲，是战国诸子中的重要著作，主要追寻、总结春秋早期政治家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历史经验，是管仲学派的长期发挥管仲思想的学术著作。管子二十四卷宋刻本管子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学派认为，维系国家有四项道德准则，“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四种德行不被推行，国家就极易走向灭亡。只有合乎节制，尊礼崇义，廉洁方正，自尊知耻，才可以使君位安定，民无巧诈、行为端正、奸邪不生。礼、义、廉、耻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追管子注二十四卷明刻本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和体现。《管子》一书强调礼法兼用，其篇幅宏伟，内容丰赡，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法律、伦理、逻辑、教育、美学和军事等诸多学科门类，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理论宝库。韩非子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韩非子在谈论“王道”时，提出“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的主张，意思是说，宰相必须要从地方下层官员中提拔上来，猛将必须要从士兵队伍中挑选出来。在韩非子看来，无论文臣武将，尤其是高级官员和军队将领，一定要具备基层实际工作经验。只有来自基层，才能够了解百姓的疾苦和战场的形势，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韩非子也才能够更好地处理政务，领兵作战。相反，如果缺乏基层历练，就难免沦为纸上谈兵，误国误民。韩非是战国后期韩国的宗族公子、法家代表人物。他的学说受到秦王政的赞赏，为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君主专制的集权制国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韩非子二十卷清初钱曾家影宋钞本韩非子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韩非子》在《喻老》篇中曾做过一个比喻，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熛焚”，意思是说，千丈长的堤坝，会因蝼蚁蛀出的小洞而溃决；百尺高的广厦，会因烟囱裂缝迸出的火星而焚毁。这就是成语“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由来。韩非子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告诫人们应慎重地对韩非子二十卷明刻本待轻而易举的小事以避免造成困难；谨慎地处理细小的漏洞以远离更大的灾祸。只有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能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在细节之间显水平。《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之作，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是我国古代一部无与伦比的政治巨著。齐民要术韩非子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以播种谷物为例，解释该如何“顺天时，量地利”。贾思勰认为，土地的肥力有高低之分，如果耕种的是良田，就应该晚点播种；如果是薄田，就应该早点播种。同理，如果是山地，就应该种强苗；如果是泽田，则宜种弱苗。只要根据天时、地利合理安排农作物齐民要术十卷杂说一卷明刻本生产，就可以达到力半而功倍的效果；反之，如若违背自然规律，任意妄为，就会劳而无功，一无所获。这句话不仅是先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总结，也是充满智慧的处世哲学。《齐民要术》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农学专著，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全书共 10 卷，92 篇，记述的生产项目很多，众多农业生产技术对今天的农业生产活动仍然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黄帝内经韩非子智者求同，愚者求异。 “智者求同，愚者求异”是《黄帝内经》中“智者察同，愚者察异”的化用。在谈及养生之道时，《黄帝内经》认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方法，智者善于观察事物的共同规律，求同存异；而愚者只关注事物所具有的个性，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黄帝内经或执着于片面的成见，一叶障目，盲人摸象，因此无法臻至大同。这个道理在其他方面也同样适用，它指导我们在人际或国际交往中要相互包容，合作共赢，反对制造矛盾，失道寡助。《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两部分均大体以精气神、阴阳五行理论来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灵枢》重点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十二卷元刻本论述了经络腧穴及针灸疗法，也被称为《九卷》《黄帝针经》。墨子力，形之所以奋也。在先秦时期的著作中，《墨子》是十分独特的一部，它不仅包含许多哲学思想，还涉及大量物理学、数学、光学等科学技术知识。书中，墨子对 “力”这一物理学概念作出了非常朴素的界定，他认为：力，是使物体的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这个原理在物理学之外的范畴也同样适用。习近平总书记曾以这一原理强调科技墨子十五卷明铜活字蓝印本创新的重要性。在发展的道路上，创新是第一动力，是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和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抓住了创新，就相当于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墨子是战国初期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墨子》一书包含墨子之言行及其学派之著作，在逻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和建树。吕氏春秋韩非子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吕氏春秋》在讲到伯夷、叔齐两兄弟因坚守心中大义，最终不食周粟、饿死首阳时，评价“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其大意是说，石头虽然可以被打碎，但却无法改变其坚硬的质地；丹砂虽然可被磨成齑粉，但却不能改变其朱红的颜色。同理，仁人义士头可断，血可流，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吕氏春秋其名节和秉性却无法被玷污和更改。当今社会，这句话则激励我们培养自身浩然正气，坚定理想信念，追求崇高信仰。《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国相国吕不韦召集众宾客集体完成的一部大书。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大量地、全方位地吸纳百家思想中的有用成分，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它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学文化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遗产。吕氏春秋训解二十六卷明刻本淮南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是《淮南子》中的一句箴言，其大意是说，治理国家虽然有不变的法则，但最根本的是要让人民获利，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句话体现了先秦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利民为本”的思想亦为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是共产党从《淮南子》中汲取的宝贵经验。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明刻本《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门人宾客共同撰著的一部著作，成书于西汉初期的景帝时代。内容丰富，既保存了先秦以来的许多思想材料，又有汉初思想综合的时代风貌，显示了其作者试图“牢笼天地”的雄心。《淮南子》虽整体风格芜杂，充满思想矛盾，但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遥远的转型时代，并对我们理解当下的社会变化发展有启发。论衡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出自东汉王充的《论衡》。在王充看来，房屋是否漏雨，住在屋檐下的人是最清楚的；施政方针是否有过失，老百姓是最有发言权的。若想要得知政务得失，只在庙堂之上随意揣度是不行的，要深入民间，倾听民声，把群众的意见作为标尺。只有论衡三十卷明刻本贴近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来监督和评判，才能真正做到让群众满意。《论衡》是一部伟大的唯物主义论著。主旨在于解释世俗之疑，辨析是非之理，批判东汉儒学中“谶纬”等神秘主义，“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其无神论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理论运用了天文、物理、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知识，突破了旧思想的束缚，对于思想史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论衡》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堪称为中国学术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奇书。日知录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亲身经历明朝覆亡的历史剧变后，经过深刻反思，得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结论。在他看来，明末士大夫沉迷于空谈孔孟之学，而抛弃实学，荒废了关乎国体的政务，才造成最后“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惨剧。这句八字箴言深刻地表达了“只有真正脚踏实地做事才能使国家兴盛”的硬道理，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日知录三十二卷清刻本光荣传统——“撸起袖子加油干”正是我们当下避免清谈、顽强奋斗的现实路径。《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是一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学术、政治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世说新语韩非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桓玄、殷仲堪等士大夫闲谈，分别陈述了自认为最危险的几种境况，如“百岁老人攀枯枝”“井上辘轳卧婴儿”等，这时一位参军插嘴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句话也就成了极端危险处境的代名词。此外，这句话也世说新语八卷明凌瀛初四色套印本比喻，人在埋头苦行时也要记得抬头看路，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方向，知晓大势，否则，就会像盲人瞎马一般，面临坠入深池的危险。《世说新语》是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撰写（一说刘义庆组织门客编写）的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分类系事，篇幅短小，是我国笔记小说的典范之作，是对中国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部古典著作。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在论述“无为”思想时，曾指出“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从容易之处开始，成就大事的行动要从细微之处起步。天下所有的难事，必须都先从容易的事开始做起；天下所有的大事，也必须从小处开始着手。所谓“无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老子为”，并不是让人们无所作为，而是要顺应规律而为。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就是我们学习、生活中应当遵从的规律。《老子》又称《道德经》，共 81 章，共 5000 多字。《老子》一书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和精湛的“修身养性”“处世”艺术。老子道德经二卷明溪香馆刻本老子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出自《老子》，意思是要在事情还未发生之时就采取预防措施，在祸乱爆发之前就提早做好准备。这句话告诫人们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在险情发生之前就做好相应的预防。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具有强烈忧患老子道德经章句二卷宋虞氏家塾刻本意识的民族，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些箴言都旨在提醒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学会“下先手棋”。《老子》一书构建了一个以“道”为中心的哲学体系，认为在宇宙秩序中“无为”是“道”的运行方式，这一理论成为后世道家的根本信仰，也是道教教义的理论根据。庄子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庄子在《逍遥游》中作了一个十分精妙的比喻。如果在庭堂的低洼处倒一杯水，那么放一根小草就可以当船，但如果放一个杯子在水里，杯子就会沉底不动了，这正是因为水浅而船大的缘故。“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意思是水如果积蓄得不够深厚，没有能够负载大船的力量。这句话告诫人们，欲成大事，必南华真经十卷明顾春世德堂刻六子书本须先从基础做起。在学习上，必须重视知识的积累，否则就会因缺少扎实的功底而学识浅薄，能力僵化。《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庄子》约成书于先秦时期。分内、外、杂篇，共三十三篇，是庄子及其后学的作品。晋代郭象在注释过程中对《庄子》进行了编辑整理，删去部分文辞鄙薄、内容荒诞的篇章，形成了今本的面貌。抱朴子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抱朴子曾说，“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意思是，志同道合的人即使有千山万水阻隔，也不会觉得遥远；而志向不同的人，即使彼此近在咫尺，也不会觉得亲近。抱朴子的这句话指明，真正决定人际关系亲密程度的是心理上的距离，而非地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抱朴子上的远近。如果彼此心意相通、意趣相合，纵使远隔万里，也能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抱朴子》分《内篇》《外篇》，《内篇》阐述修身养生，《外篇》讨论经世济民，该书对于了解古人的心理行为、把握儒家道教的思想实质，具有普遍意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明刻本楚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是屈原《离骚》中的名句，其大意是说，前方的道路漫长又遥远，但我必将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去探索。屈原在追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不断遭到保守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压，在创作《离骚》时，屈原已经被楚怀王疏远，自感已经到了救国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宋刻本无门的地步。这句诗既表达了屈原遭遇陷害、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也道出了诗人 “虽九死其犹未悔”，誓将上下求索的坚定决心。楚辞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原”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是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李白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行路难》中的名句。李白在仕途受挫，被贬出京后，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迷茫感慨。尽管彷徨无措，但李白还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坚定自己中国传统文化百部经李白集的人生理想和信念，相信总有一天能长风破浪，高挂云帆，在沧海中勇往直前！李白是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飘然不群，在中国文化及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李白擅长各种诗体，尤其以惝恍莫测，擅奇古今的乐府诗和自然天成、妙绝古今的绝句为世人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宋刻本所艳称。杜甫集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杜甫在返回成都草堂途中，创作了一组诗歌，在其《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中，杜甫描写了自己栽种小松树时的心情，“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指恨不得小树苗能够迅速长为千尺高树，而对那些随处乱生、妨碍新松生长的恶竹，纵然有万中国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杜甫集竿之多，也应当尽数斩断。诗中的“松” “竹” 在杜甫笔下另有寓意，前者代表了国家栋梁之材，而后者则暗指阻挠社会进步的丑恶势力。因此，这句诗也表达了诗人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愤慨与决心。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作为古典诗歌“集大成”的诗人，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宋刻本韩愈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力作《师说》。在这篇文章中，韩愈为纠正当时轻视求师问学的不良之风，开宗明义地指出，古人求学必有老师，而老师的基本职责就是传道、授业和解惑。其中“传道”指传授儒家的道统；“授业” 音注韩文公文集四十卷外集十二卷宋刻本指教授儒家“五经”“六艺”等具体知识技能；“解惑”则指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道”“业”两方面的疑惑。老师是教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老师更要重视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不仅培养其为专才，更塑造其为人才。韩愈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韩愈在文学方面，领导了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古文运动”，开创了“以议论入诗”、以散文为诗的独特诗歌风格，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欧阳修集韩非子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 “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出自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为好友尹洙所写的一篇墓志铭《尹师鲁墓志铭》。欧阳修称赞尹洙遇到事情，无论难易，都勇于直面问题，采取行动。这句话与谚语“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含义相似，它告诉我们，遇见问题后，中国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欧阳修集贵在克服困难，坚持到底。一旦有了敢作敢为、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恒心，复杂艰巨的问题也就变得简单起来了。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宋代诗文革新当之无愧的政治领袖，留下了颇为丰硕的创作成果。其思想、著作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宋刻本王安石集韩非子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弊端，领导了著名的“熙宁变法”。王安石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缺少明确的“法度”，因此，他在《周公》一文中，借评价周公而提出自己的政见，即“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以说明法治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这一箴言也告诫我们，王荆文公诗笺注五十卷目录三卷元刻本只有制定符合国情、民情的“善法”，才能把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纳入正确的轨道，从而实现国家治、天下治的法治社会。以倡导变法而闻名的王安石不仅是宋代著名政治家，也是一位文学巨匠。王安石擅长议论、说理之文，其文观点鲜明，分析深刻。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王安石的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结语中华典籍浩如烟海，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阅读经典，可以使我们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亦可以使我们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习近平总书记对古代经典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既能帮助我们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典籍中蕴含的修身、处世和治国精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希望此次展览能够拉近古籍文献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启发读者从传世经典中汲取智慧结晶，引领阅读风尚，共建书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