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飞—缅怀导师吴征镒先生.pdf

IN MEMORY OF WU ZHENGYI 缅怀导师吴征镒先生 邓云飞 （1970～），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2002～2007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 在纪念导师吴征镒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将从我大学毕业后读吴先生论文，到后来成为他的 博士生与他交往的一些点滴事情回忆如下，以作为对他的深切缅怀。 （一） 我1992年从湖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新宁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工作。这个所是县林 业局的下属单位，最初是叫苗圃场，主要是为全县林业生产培育必要的苗木，后建设成开展林业基 础应用研究的一个县级林业科学机构。在1990年之前，该所有一个很重要的科研任务是开展全县的 植物资源调查研究。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罗毅波博士和他的父亲罗仲春先生经过20多年的调 查，基本摸清了该县的植物资源状况，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后来他们还出版了《新宁植物》一 书。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一个有近2万份的标本室，其中还有好几份王文采先生发表的苦苣苔 科的等模式标本，这在县级的研究单位是很难得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管理陷入困境，为使这些 标本得到妥善的保管，所有标本都转移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我进入该所时，是各类 科研机构转型时期，很多大型研究所都面临诸多困难，更何况一个县级的研究机构。即使如此，研 究所还是艰难维持着，并开展一些研究，但已不是主要的工作了。我进入该所后，主要是协助一些 苗木生产的管理工作，虽仍然经常能出去做一些植物调查工作，但与以前相比已经很少了。在这 纪 念 文 集 里，我开始对植物分类学有了一些懵懂的了解，也开始读一些植物分类与植物区系方面的文章，我 读了吴先生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知道吴先生是植物分类学的一位大师。由于单位 开始出现困难，而且我那时也很年轻，就有了读研究生的想法。当时的领导也很支持，考前还放我 假让我好好准备考试，后来我顺利通过了研究生 入学考试。 1995年进入南京林业大学开始硕士研究生 阶段的学习，当时植物区系研究在国内也正处于 高潮阶段。我也面临着研究课题的选择，我当时 的导师邹惠渝教授建议我做种群生态学方面的研 究，但我对此并无兴趣，还是希望做些与分类有 关的课题。我在工作时认识的湖南省武冈市武冈 林场的领导有意做云山自然保护区的植物调查， 因此我就向导师提出做云山植物区系研究，邹老 师同意了。因为论文研究的需要，我读了吴先生 所有的植物区系的文章，对植物区系的很多理论 也有了一知半解的理解。1996年吴先生80大寿 博士论文答辩前向吴老汇报工作（左邓云飞，右彭华） 11 时，在昆明召开了第一次东亚植物区系学术讨论会，我的老师之一向其柏教授参加了会议并带回了 先生最新的植物区系文章，我也借来学习。当时，我在学校里也是算对植物区系比较熟悉的人了， 很多老先生也没比我了解更多。后来论文答辩时，有些评委没有向我提问，答辩就很顺利地通过 了，在与我同时答辩的同学中，我被提问的问题是最少的。当时自己认为自己的论文做得很不错， 很多老师和同学也这么认为。但现在想来，我的论文也算不上植物区系的论文，只是一个植物名录 而已。像现在的许多论文一样，我当时对云山植物区系的分析只是把先生关于中国植物区系的特征 和分布区类型进行了简单的套用，有些还是用错了。这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到现在还没发表的 原因。如果不是后来进入科学院系统工作，这里严谨治学的态度熏陶了我，我恐怕会发表不少贻笑 大方的文章。但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使我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上得到了锻炼，尤其是对类群的了 解上有了基础，也算是我研究生论文最为成功的地方。 毕业前的一次偶然聊天，使我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时称华南植物研究所）。当时 我还为在几个大学和研究所中选择谁犹豫时，一天去学校植物学教研室碰到丁雨龙教授（现为南京 林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他问我找到单位没有，我和他开玩笑说还没有呢，他说给我推荐一 下，这就是我到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的缘由。 199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我来到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当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持了科学 院的项目“薄弱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华南植物所是参加单位。当年10月，项目组要组织 一次云南省麻栗坡县的植物调查，我们所派我去参加了。也正是这次野外考察，结识了彭华、王印 政等教授，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考察队中，我也算认识不少植物的，彭老师对我的印象 还算不错。我与他也交谈了自己研究生阶段的工作，他建议我以后考吴先生的博士，这或许是我成 为吴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的重要原因吧。 啰唆这么多介绍我的学习工作过程是因为没有这段经历，也就没有机会成为先生的学生。先生 是大师，在此之前，我心中的先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能在文字上学习先生的理论，从来没敢想 纪 念 文 集 过去报考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篇植物区系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我不可能到华南 植物研究所工作，也就不会报考吴先生的博士生并最终成为先生的学生。 （二） 2001年冬，我打算报考博士研究生。此时想起彭老师麻栗坡野外考察时给我的建议，于是请 彭老师向吴先生咨询一下是否还可以报考他的研究生。先生很快就同意了。这样，2002年，我和钱 子刚成为先生的最后一批博士生。面试是其他导师进行的，没有能见到先生。当时先生已是86岁高 龄，据说先生要求所里安排一位副导师协助，也就有了彭华老师做我的副导师。很多事情也先由彭 老师与先生先行沟通，我再去拜访，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交流，另一方面也减少对先生的打搅。 2003年1月，我完成在成都的课程学习，回到昆明。之前，彭老师已与先生讨论了我的研究课 题，并约我去拜访先生的时间。当时华南植物所给了我一个10万元的所长青年基金开展马蓝属的研 究，因此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也就选择了国产马蓝属的分类学研究。马蓝属被认为是一个研究起来比 较困难的属，而且存在广义与狭义概念的争论，先生是主张狭义概念的，而我是主张广义概念的。 当时我刚开始研究爵床科一年，标本也没看多少，野外也只去广西采集过几次，对其中的许多问题 也不了解，只是跟随当时国际上的一些主要潮流而接受大属的概念，对其中的理由也说不出一个所 以然。记得当时彭老师带我去见吴先生时，他正在花园散步。秘书杨云珊告诉他彭老师和我到了， 12 他就回到自己的书房，接待了我们。彭老师把我介绍给先生后也就离开了。他首先指出做这个属的 分类是很难的，有很多困难，对我选择马蓝属做研究也感到很高兴。然后他建议我该从哪些方面开 展研究，怎么样应用形态-地理的方法开展研究，并说按照Bremekamp狭义分属的概念，在我国西 南地区石灰岩有一类植物应该是新属。后来的研究也表明确实如此，如果要将马蓝属像Bremekamp 那样细分，我国的种类应该再描述2～3个新属。我们在一起谈了20分钟左右，我也没说上几句话， 主要是听他说。说完之后，他把手一挥，说“好好去做吧”，我就告辞离开了。 因为我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在昆明的时间也不多，只是每次去云南出差时向他汇报一下研究 进展情况。有几次我因为广州与昆明天气差异太大而感冒了，而在昆明的时间也比较短，因担心影 响先生身体而就没有去拜访先生。 2003年，我打算以国产马蓝属的分类学研究为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按照规定，在职攻读 研究生申请的需要导师的推荐意见，而且我当时是中级职称，也需要两位具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 推荐。于是，我通过彭老师和秘书杨云珊与先生联系，想请他写个推荐意见。先生很快将推荐意见 写好签字后，让杨云珊快递给我。当年，我也很顺利地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在当时， 中级职称的研究人员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资助的也不多，我也算是很幸运的，先生的推荐意 见应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所长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我的研究也开展得很顺利。 经过一年的野外考察、查阅文献和标本，我对马蓝属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理解，许多问题也 更清楚了。记得一年后再去向先生汇报时，他再次问我马蓝属是采用广义概念好还是采用狭义概念 好。这次我对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回答先生说在目前采用广义概念好，马蓝属植物虽然可以像 Bremekamp那样分成很多小属，但是如果那样细分，我国的种类近2/3需要进行新组合，并发表几 个新属。马蓝属的形态变异复杂，尤其是在爵床科广泛用来划分属的花粉形态特征变异更大，与传 统的分类也存在许多不吻合之处。即使采用广义的概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属下分类系统。 目前对马蓝属的系统发育关系不清楚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做过多的名称变动，且用广义的概念名称变 纪 念 文 集 化最少。我还向他简单汇报了这一年多的研究进展，先生听后不时表示赞成。虽然我的观点与先生 的观点不一样，先生还是表示支持和鼓励，说明了先生对待不同学术观点的宽广胸怀。也就是在这 次汇报后，先生得知我对《中国植物志》的处理有一些不同意见后，很是高兴。他说，《中国植物 志》只是阶段性的成果，还存在不少问题没有解决，希望我能协助胡嘉琪老师在《Flora of China》 的编写中做些工作，之后，我也成为《Flora of China》爵床科的合作者之一，虽然对此做了很多努 力，但还是有一些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有愧于先生的厚爱和期望。 当时，牛津大学的Robert Scotland博士及他的团队在开展爵床科植物分类研究，他们当时对一 些地区（如斯里兰卡、菲律宾和喜马拉雅地区）的马蓝属开展研究，借了许多标本馆的马蓝属模式 标本。2004年9～11月，我去英国访问了2个月，其中一个月在牛津大学，另一个月去了邱园、爱丁 堡植物园和历史自然博物馆。这样，我几乎查阅了马蓝属90%的模式标本，对马蓝属植物的分类有 了更深认识。John Wood和我后来都还成为《Flora of China》马蓝属的合作者，我们一起对马蓝属 做了比较大的修订。这次访问，我除了查阅马蓝属的标本外，还查阅了保存在上述三大标本馆所有 采自中国的标本及采自亚洲的爵床科模式标本，对我国爵床科植物分类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在去英国之前，发现太平山壳骨与山壳骨属的其他种类的差别很大，不应为山壳骨属的种 类，但与《中国植物志》中记载的所有属都不同，难以确定到底该属于何属。在查阅文献时，发现 先生在1984年出版的《云南种子植物名录》中已经指出太平山壳骨不应为山壳骨属的种类，而应属 13 于Odontonemella，但没有做出正式的分类处理。而Odontonemella则已经被归并到Mackaya中，间断 分布于南部非洲与喜马拉雅地区，这种分布区类型的属在我国是很少的。这次英国之行，确认了太 平山壳骨应属于太平爵床属Machaya的观点，并与M. indica关系密切。先生虽然没有发表过爵床科 的研究论文，但对爵床科的分类还是有比较深的认识，他虽然不是《中国植物志》爵床科的作者， 但其中的很多处理都反映了先生的意见。对太平山壳骨新的分类处理是建立在先生的工作基础上， 我想请先生做论文的合作者。当我从英国回来后向他汇报时提出了合作署名的请求时，他开始是拒 绝了，在我向他解释了必须请他做合作者的理由后，他才同意。但他又指出他以后很难再对我的研 究工作有什么实质性的意见了，其他的论文就不要再署他的名了。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Novon》 上，这也是我唯一一篇与先生合作发表的论文。在听完我的汇报后，说想把这个属收录到他当时正 在编写的《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与演化》一书中。但由于这篇论文直到2007年才发表，在 该书中没有收录。先生对论文署名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既然在论文中署名就应该对论文有贡献， 不要仅仅挂个虚名。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也于2004年被聘为副研究员，并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我本应于 2005年毕业，由于各种原因，我推迟到2007年才准备论文答辩。答辩前，向先生进行了一次汇报。 汇报后，先生问我他是否需要参加论文答辩会。考虑到先生已是90多岁高龄，让他去听我近两个小 时的论文答辩会太辛苦，我说先生可以不去了。彭老师也向先生承诺我们会做好。虽然先生没有参 加我的论文答辩会，但还是很关心我的答辩，要求向他汇报论文评阅人及各位评委提的意见和建 议。回顾自己的博士论文，先生建议做的许多工作也没有完成，离先生当初对我的期望还有很大的 距离，只有在以后的工作中再去努力了。 （三） 吴先生不仅在植物系统学、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学上具有丰硕的成就，对我国的自然保护区 纪 念 文 集 建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一些自然保护区留下不少佳话。 吴先生1983年曾到湖南湘西进行考察，对当地的几个保护区的设立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当地的 林业部门的许多老同志对此印象深刻。2006年，我去湖南省桑植县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采集奇瓣马 蓝Strobilanthes cognata。这个种分布于湖南、湖北和贵州交界的武陵山地区，但最近的标本只是在 桑植县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的顶坪附近采到过。曾陪同过吴先生当年考察的原桑植县林业科学研究 所所长黄宏权高级工程师得知我到张家界，专门陪同我去八大公山考察。到桑植县后，受到了保护 区的领导同志热情地接待。顶坪是保护区管理局在迁往县城前的所在地，离县城80多公里，有良好 的接待设施，也对游客开放。这里以前是天平山林场，现在是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之一。 我在这里住了两天，黄工以前在桑植县工作时，与这里的很多老同志都很熟悉。这考察的途中，见 到几位老同志，当年吴先生考察八大公山时见过先生，有些还带过路，或者做过后勤服务工作。得 知我是先生的学生，不少同志与我谈起了先生在这里考察时的情形。在他们心中，先生虽然是一位 著名的大学者，但在普通工人面前没有丝毫架子，也教给他们不少植物学知识。先生在八大公山考 察时对保护区建设提出过不少建议，对该地的保护价值有很高的评价，对八大公山后来成为国家级 的自然保护区有很大贡献。一到顶坪，就可以在保护区的介绍中见到吴先生在考察时为八大公山所 做诗句：天平山顶岂平平，澧水源高溪水清。万木萧森自然起，人间从此绝烟尘。 由此可见，先生在当地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在八大公山的考察非常顺利，一方面有中南林业 14 科技大学的朋友在我去之前与他们上级主管部门张家界市林业局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当地的林业 部门的同志对先生的敬仰之情是分不开的。考察结束后， 黄工还将他珍藏20多年的吴先生在张家界黄石寨考察时的 照片扫描后送给我。我后来将这张照片交给了先生的秘书 杨云珊。 第二年，我要到永顺县小溪自然保护区去考察， 并到张家界和沅陵县调查刚发现的一个新种湖南马蓝 Strobilanthes biocullata。永顺县现在属于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在张家界时，黄工与曾任湘西自治州林业局局长 的唐世裔先生联系，说吴先生的学生要到小溪考察，请他 帮忙联系一下。当年吴先生考察湘西时，唐先生是州林业 局接待吴先生的主要人员之一，现在已70多岁了。第二 天，唐先生让州林业局安排了一辆越野车，带着一个科长 从州府所在地吉首赶到去小溪的岔路口等我和黄工，并陪 我在小溪自然保护区考察了两天。在小溪自然保护区的一 些老同志也与我谈起了吴先生在小溪考察时的一些情形， 也说先生对当地的保护区建设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对当地有 很大的帮助。他们对我在当地考察的帮助也与当年先生在 吴征镒院士1983年考察湖南省桑植县八大公 山自然保护区时题词，现存八大公山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 那的考察是分不开的。 这两次考察，我领会到了当地林业部门的老同志对吴先生的湘西考察充满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我也着实沾了下先生的光。 （四） 纪 念 文 集 2007年6月，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顺利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因为到昆明的机会也比较 少，去拜访先生的次数也少了，但先生还惦记着学生。 2009年，我跟随夏念和研究员组织的考察队到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和迈利开江 进行了为期近4个月的野外考察，采集了植物标本6000多号。这次考察也是近50年来对该地区较大 的一次野外考察。在考察结束回到国内前的几天，在昆明植物所召开了一次关于先生八纲系统的学 术讨论会。由于未能及时回国，我非常遗憾地没能参加这次会议。夏念和研究员也是先生的博士生 之一，在会议期间，他向先生汇报了我们在缅甸的考察，先生非常高兴。 直到2012年，我才有机会去见先生。那年9月，我在结束云南昭通等地的野外考察回广州之 前，彭老师陪我一起去医院拜访吴先生。那天，我是下午的航班，中午去的医院。先生本来中午是 要午睡的，得知我们要去，一直靠在床头等着我们而没有睡。大姐和先生说我们到了，和先生打过 招呼，我们就靠在床边与先生交谈。先生就问我在缅甸考察的情况。他还一直记着我去缅甸考察的 事，我却一直未能及时向先生汇报，深感惭愧。这次是我与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们脑海中，他的教诲我们永远忘不了！永远 怀念我们尊敬的导师！ （致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校喻勋林教授，及湖南省桑植县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协助提供吴 先生于1983年考察八大公山时题词照片。）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