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史资料选辑第三辑.pdf

2020 年整理版 1 2020 年整理版 民进会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编 2 2020 年整理版 《民进会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主 任：楚 庄 副主任：郑芳龙 委 员：陈益群 陈萃芳 刘 春 陈穗九 王炳舟 吴企尧 应中逸 毛启邠 徐德骁 范兴登 沈镜澄 2002·10 北京 3 2020 年整理版 目录 重要文献 写在政治协商会议以前…………………………………马叙伦 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马叙伦 结束一党专政与改选代表………………………………周建人 让人民站起来……………………………………………许广平 勖政治协商会议诸君……………………………………郑振铎 早期斗争 马叙伦避难遇英才………………………………………陈梦熊 吴贻芳拒绝宋美龄离宁之邀……………………………王正元 郑振铎追悼陈三才烈士…………………………………陈福康 叶圣陶在 1946—1948 年………………………………商金林 王绍鏊同志二三事………………………………………阎静逸 艰苦岁月中的团结战斗…………………………………王丰年 在上海局工作情况的回忆（摘录）……………………张执一 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周惠斌 4 2020 年整理版 香港成了左派大本营……………………………………郝在今 周公馆——上海的一座灯塔………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周恩来关怀国民党时期的上海文艺界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前辈业绩 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雷洁琼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工作的经过………高志芬 叶圣陶先生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王染野 与叶圣陶相处的往事……………………………………欧阳文彬 一棵高大的树 ——学习叶圣陶先生的为人品格………………………陈益群 李平心八论“生产力性质”……………………………史煦光 傅雷和我共事的日子………………荆梅丞 遗稿 沈楚 整理 巴金与柯灵的真情友谊…………………………………纪申 冰心老人爱的芬芳永注我心……………………………石楠 崇高译德昭世人 ——读《冰心译文集》自序有感………………………李景端 与陈慧大姐在政协会上的交往…………………………周汝昌 协商建国 马叙伦投身筹备新政协…………………………………邓伟志 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回忆……………钱之光 新中国的曙光——难忘的一九四九年…………………葛志成 5 2020 年整理版 民进人物 徐相任……………………………………………………明浩 徐福民……………………………………………………明浩 回忆郑振铎先生…………………………………………郭若愚 郑振铎的最后一次出国…………………………………陈福康 “赵朴老”之称从何而来………………………………王凡 怀念爸爸徐伯昕…………………………………徐星钊 徐敏 追思前辈励后生——缅怀徐伯昕同志…………………毛启邠 吴贻芳生平（摘编）……………………………周和平 吴友松 远东第一监狱的首位华籍典狱长——严景耀…………徐家俊 李平心传略………………………………………桂遵义 周朝民 我国著名教育家和科普作家——董纯才………………郑芳龙 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冯宾符………………………郑芳龙 怀念贾祖璋先生…………………………………………尤廉 顾颉刚在 1958 年………………………………………张锡金 顾颉刚讲史笔记的两次重新发现………………………郑一奇 回忆尊师刘震华…………………………………………贾汝梅 世纪学人桃李天下 ——记著名教育家潘承孝教授……………………杨佐钊 及娜 立会为公献身民主——陈秋安传略……………………郑耀泉 会史钩沉 民进的第一张选票和选举第一届理事会…………………研究室 徐伯昕同志在《几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上的签注………研究室 对“民进”与“民促”两组织合并史实的厘正…………沈镜澄 6 2020 年整理版 旧刊新读 马叙伦、郑振铎、唐弢等驳斥当局视《文萃》、《周报》、《民 主》等“触犯刑法”………………………………………研究室辑 我们抗议！………………………………………研究室辑 资料夹 为什么民进九大选举出的是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研究室 7 2020 年整理版 重要文献 写在政治协商会议以前 马叙伦 编者按：1946 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国 共双方在重庆谈判时商定的。会前国民党为孤立共产党， 操纵会议，在代表名额问题上大做文章。马叙伦等民进领 导人为尽可能使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采取了冷静积极的 慎重态度，会前撰文指出要取得会议成功，执政的国民党 应当首先无条件地还政于民，实现民主政治并呼吁参会的 无党无派者代表要同心协力，促进民主。 在有些早婚风俗的地方，三十五岁的人们便抱孙儿了。这们长 长地三十五年里，正可以建家立业造成自己一段好好的历史，但是 我们中华民国转眼三十五年要开始了，过去三十四年里怎样呢。 只要上五十岁的人们，对于过去三十四年里的情形，大概都不 会忘记光了，或者件件椿椿都还在心中目中。 我们也不愿费笔墨再来详细检讨一番，说个大概，中华民国这 块金字招牌，总算不会被什么皇帝啦、复辟啦、执政啦、大元帅啦 剔金换字；一辈军阀，群儿自王，敢作敢为，却不敢和他开一开玩 笑；为的袁皇帝费了很大的劲儿，还不会卸下这块牌子，已经证明 8 2020 年整理版 了民意所在。 至于说到政治，依然和满清是“鲁卫之政兄弟也”，虽则花样 翻新到也不少，总是人家说应该有这样，就来备这样，人家说这儿 缺那样，就去补那样，无非头痛救头，脚痛救脚，我们从来不会看 见像戏园子那样锣鼓儿未敲，先给人家晓得了从跳加官到压轴的一 套戏目，就是国民政府从广州到江宁和到重庆的作风，也不过改唱 京戏为文明戏，或者来一套话剧。这是什么原故呢。第一，当国者 除了新旧八股式或者对策式的一套自吹自唱以外，根本就不晓得政 治是什么。第二的确也没有像样的政治家可以帮助他，虽则有唱拿 事实来表现的，也不过如是如是。因此三十四年里政局到屡变而不 一变，总是大桀小桀大貉小貉，一言以弊之，官僚政治而已。 我们晓得满清同治中兴以后，政治上并无刷新，而贪污的风气 到日甚一日。练海军，经费先造颐和园了，造铁路，太后先受贿了， （道清铁路）办一切一切的新政，也无非给上自宫闱，下函末吏， 荷包里装得满满。试问中华民国三十五年里是否还是这样？不客气 的说不但是这样而且更利害呢。（并非瞎说） 满清时代的军队，到不是私人能把持的。中华民国特殊的成绩， 就是军队私人化，所以从袁世凯以来，衣钵相传，不外恃有部曲， 可以任所欲为，管什么民众不民众，有什么政治不政治，只是尽量 扩张自己的权力，剥削民众的皮肉，吸收民众的膏血，供一群官僚 的享受。（官僚和军阀本质相同，军阀是官僚的有武力者而已。） 从政治两个字面来讲，我们到不能不颂扬满清和袁世凯时代， 尽管什么不行，到是按班就部，还得表面政齐，甚而至于北方军阀 时代，也还有点范围。除了张作霖我太不晓得外，不常听见自居一 国的元首，却有一道一道的手谕下来，而一个行政的中枢，也可以 朝令夕改。至于这次接受投降表现的情形，除了一部分可以委托于 9 2020 年整理版 事出仓卒，预备不及，大部分情形，若叫医生来说，一定是病理的 变态。但是病理有细菌作用的，我们就要问这种细菌从何而来？ 一党专政，为的是要实现他的主义，推行他的政策，民众的允 许他专政，也是相信他的主义，让他推行他的政策，希望我们的生 活，可以得到愉快。如果违反他的主义，也没有什么利益到我们的 生活上，那末会什么还让他专政。 我们深深地觉得国民党专政以来，别的好滋味没有尝到，我们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真正老百姓，都骨瘦如柴了。党老爷是官僚政治 的代名词，党棍子是怎样解释，我们却不敢想像了，只要听到这两 个徵号，就表现了他的成绩。 二十年来国民党是拿民众的血输进去养活的，（党费全由国库 支出）他还想屯积大量的输血，他的不肯干脆地还政于民，就是因 为屯积的输血，还未达到最高峰，所以现在直接间接的拿财政机关， 拿生产机关，拿营业机关，大小不拒，一二三四的拿个不已。有人 说这不是党的政策，是私人罪恶，但是私人凭藉了什么可以这样干， 社鼠城狐，古人早有譬谕了。我们并不听到党里有对他们这辈私人 行动有什么制裁，岂不就是默认他们是当然的。 从上面所举三十四年来的一些状况，够我们兴奋了。我们要晓 得辛亥革命为什么只需四个月就推翻了满州的大清帝国，我们要晓 得为什么十五年国民革命军也只需不到一年就推翻了军阀政府，这 是完全军队的力量吗？无疑地是民众心理的向背关系，现在民众心 理的向背也极明朗化了。 我们拿过去三十四年里的状况，证明骗子太多了。从三十五年 起，我们要本着我们的觉悟，绝对不可相信任何骗术。我们要拿定 主意，自己实现我们的一切人权，我们要开放眼光，选择合于我们 生活的政治，我们要团结力量对付再来的骗子。 10 2020 年整理版 我们要实现我们的一切人权，我们必须立刻否认任何党派有专 政的权利，并且立刻撤销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制度，我们要选择合于 我们生活的政治，我们必须先提出我们的需要。我们要对付再来的 骗子，我们必须不受任何方面的指使和压迫或是引诱而凭着良心自 由选举。 撤销一党专政已成今日最高而普遍的呼声，国民党也声明还政 于民，但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 派的党派会议或其联合政府。我们要问所谓国民大会，是否指八年 前已经选举出代表而已流产了的？如果是的，这产生于国民党势力 下的御用品，虽则也由选举方式来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他可以代 表我们全体民众来接受国民党的还政。如果依时势的要求，重行选 举，而仍在国民党政府手里办理选举，那又何必多此一举。那末国 民党就此藉口拖延还政吗？无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 所组织成，如这次民众一致要求的政治协商会议，实不是无理由可 以接受国民党的还政，因为国民党的政权本不是得于国民大会，而 是以革命方式得于国民的默认。现在民众对于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 所组织成的政治协商会议，也默认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了。（但须 保留否决权）那末一党专政由这样地过渡到民主的实现，未见得绝 不合理；况且假定民众所承认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所组织成的政 治协商会议，竟决议另行组织一个政府，国民党有何权力阻止他们 执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政权，除非再用武力，如果再用武力，已 显明地为民众所反对。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限度很低，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百姓， 寒不得衣，饥不得饱，三十五年开始后的我们，不想就穿锦绸，而 必须有布帛来暖体，不想就吃鱼肉，而必须有粟麦来饱腹，至于耕 者有其田，工者得其业，也是我们急迫所需要的；但是我们仍须不 11 2020 年整理版 断地提高我们生活的水准，什么政府，我们不管，能够替我们解决 生活的困难而不加增我们的穷苦的，我们就拥护他。 限制的选举法出卖我们的选举——包办的选举都是我们所反对 的，指使，压迫，或是引诱，多谢你们，存点良心，尊重我们的人 格，就是尊重你们自己的人格。你们有能解决我们生活困难的政策 而适合我们愿望的，我们自然会投你们票，选举出你们来为我们服 务。 我们希望国民党深深地自省，为什么民众的向心力会变了离心 力，事态已到了不可转身的地步，不要强勉挣扎，反成自掘坟墓， 要聪明干脆，留得余地，在三十五年开始，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的时 候，立即正大光明地自动提出交还政权，由政治协商会议接受，改 组国民政府。那末不但大事化小事，简捷大事化无事，国家的幸福， 也是国民党的幸福，因为国民党终须退而和各党各派平等的。果能 这样一做，转给民众脑袋里留得个好印象，从此悔改前非，努力修 养，充分预备本着主义而筹定适合需要的方略，和各党各派作政治 上的竞争，未必就此不振，改过不吝，正是有前程的预兆。 至于从前在政治协商会议里不得解决的问题，都因国共关系。 现在我们把国家做前提，国民党如果自动的还政于民，前提已定， 如无任何阴谋，其他问题当然顺利解决。如果还有甘为戎首的，不 但国内睽睽地监督着，国际也睽睽地监督着，除了蠢如鹿豕不明利 害的决没有肯这样做的。 我们希望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在国民党自动的交还政权以 后，仍当感谢国民党领袖孙先生和国民党许多先烈缔造中华民国的 功绩，对于国民党许多耆旧许多忠实有志之士加以崇敬，树立政治 道德，造成政治风范，这也是建设民主政治基本条件之一。 我们还要忠告各党各派，这次你们认明民众的意识，代表民众 12 2020 年整理版 的呼声，同心协力，促进民主，取得了民众的同情，但当在这次最 后关头的政治协商会议里，从大体上先解决了撤销一党专政问题， 你们当毅然地一致代表全国民众向国民党收回政权，不可为谋自身 利益，先讲别的节目，如果先从节目上谈，会议必至短命，这次会 议如果短命恐怕续命无汤。就使因国际的监视，不容再有停顿，而 争持节目，拖延时日，酿成别种问题，因小失大，各党各派的责任 异常重大。 我们还要勉励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无党无派者，你们是各党各 派推举出来的，四万万多的老百姓都是无党无派者，为什么只你们 几个有资格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权利， 我们不是不能否认你们， 而是希望国是早日解决，保全国家无量的利益，我们一样地承认你 们做代表参加会议， 但是你们分明代表四万万多的无党无派的我们， 你们的责任所任何大党小派都来得重大。现在四万万多的我们，都 由心照不宣的形成一整个意识，就是我们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体， 我们要立刻取消一党专政，这样一个前提，是政治协商会议劈首第 一件须办的事。请你们要认清了，请你们莫忘怀了，请你们不要让 他再拖延了。 政治协商会议要有无党无派的你们去参加，因为各党各派的代 表，只能代表他们各党各派而不能代表各党各派以外的我们，各党 各派都有他们所标榜的是非，要我们去平平他们的是非，你们做了 四万万多无党无派的我们的代表，你们应该服从我们的意思，把我 们的意思，做你们应付的标准。切不可胡乱作左右袒，切不可作执 中无权的子莫。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立垒先生：你们寓址来信中写得不明，请你再给一个详细通讯 处，以便复信。 13 2020 年整理版 伦 三四，一二，二六 摘自《民主》1945 年第十二期 14 2020 年整理版 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 马叙伦 新年应带有新的气象，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或者就是这样的 象征。 政治协商会议是举国所期望着由他而结束三十四年间不民主的 中华民国，更由他而产生三十五年以后真民主的中华民国。 我们正在翘首企足地预备看他开幕后的一幕一幕喝彩戏的出场， 不仅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青年党曾琦先生的话），而且还得 加上两句：只许全国民众的成功，不许一党一派或各党各派的成功。 但是这样的成功，能否由政治协商会议制造出来，国内外一部 分人还不能完全抛弃怀疑的态度。 我们若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拘束任何方面的力量，或者协议 得美满无比，而结果可以如从前国难会议一样束之高阁，只是白费 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几千万老百姓血汗所变之钱。但是我们相信政府 决不致复如十年前一样。 我们对于政府所发表的政治协商会议办法想检讨一番，看看会 不会发生问题。据中央社重庆电：“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及 全体会员名单，经蒋主席核定，甲、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 法：一、国民政府为在宪政实施以前，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 共商国是起见，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二、本会议名额定为三十八 15 2020 年整理版 人；三、本会议协商之范围为（1）和平建国方案，（2）国民大会 召集有关事项；四、本会议开会时以国民政府主席为主席，主席因 事不能出席时，由主席指定会员为临时主席，本会议之集会由主席 召集之；五、本会议为审议案件草拟计划及工作报告等事项，于必 要时，得设分组委员会，前项分组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由主席临 时指定之；六、本会议商定事项，由本会议主席提请国民政府实施。 ” 我们读了这个报告，当然很明瞭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不过是由 于事实上需要协商而已，绝无何等权力可言；主体是国民党专政的 国民政府，代表是客人，客人尽管这样那样地说，主人唯唯诺诺， 结果听不听的权是在他的。 我们看，办法规定的协商范围：（一）和平建国方案，（二） 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事项。说到“和平建国方案”，如果在会议开幕 前已停止了内战， 那么和平两个字的意义仅可指军队的复员编制等， 因为战争形态已不存在，就和平了，不过善后问题的讨论而已。截 止到本日为止，报告的总说在开幕前停止开火令可以发出，那么国 共双方放下武器，和平即已实现，虽则或者只是初步，但究竟恐怕 再开火已不可能， 除非任何一方面有致于违背国内外环境的冒险性。 所以我们以为从字面上看，或者政府的意思，这个会议只是来解决 停战问题，如果会议以前已停了战，是否可算已和平了，而不需和 你们再议其他。 我们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因为“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事项”已明 明白白肯定了十年前选举出来的国民大会的组织和选举法，缺乏民 主精神；代表人选又几乎全数是国民党党员。加以死的死，奸的奸， 而且世界上绝无十年前选出的代表还可以代表十年后的民意的道理 和事例，政府却固执了这一点，这是不是诚意“还政于民”的表现？ 会议的范围只在这两项，照我们浅薄的看法，不过政府要这个 16 2020 年整理版 机构做他的猫脚爪，借此叫中共放下武器，和赶快召集原有的国民 大会，来替他捧场，再借宪政的招牌保持一党专政的实权，仍就是 挂羊头卖狗肉。 再看会议里关于审议案件、草拟计划及工作报告等事项所组织 之分组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都由主席指定，这固然也很通行的， 但我们觉得这个会议，如果真正为解决国是问题，既然国民政府主 席当了主席，连临时主席也得由主席指定，如把审议案件的委员也 由主席指定，可太不行了。因为我们晓得，会议的案件提交审议， 往往审议的结果是被不通过的，审议委员很可上下轻重；假使被指 定的委员是政府派，那么审议案出来，纵然大会仍有推翻他重新付 审之权，但是已多一场纠纷。 我们从这样看来，很可以窥见政府的用心，会议的结果，也可 以揣测了。但是我们深深地愿意认为这是我们的错觉，或是我们拘 牵文义的解释。 我们终究是太热心于政治协商会议。因为环境的关系，时机的 急迫，若是这个会议真如悲观者的看法，解决不了当前的困难，必 然地走向革命的路径，可能把中华民国闹成法兰西八十年革命的情 势，但是环境却不许可；那么只有挂了四强或五强之一的招牌而实 际是人家的殖民地，或是作资本主义者剥削对象的广大市场。 我们现在要正式提出，我们必须把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变客人 作主人，把他的性质也变做最高治权行使机构。这是很急迫的要求， 因为国际上已不但促使而且逼迫我们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 国家，虽则他们不是无条件的同情于我们。而我们自身也有民族生 存问题的促迫，使我们国家不许再停留于假民主的状态。但是国民 党高唱“还政于民”，而实际在留难着，说是袛能还政于国民大会， 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联合政府。他坚持着这样态 17 2020 年整理版 度，分明藉此作梗，因为原来的国民大会，断断不能为我们所承认。 那么就此僵掉。所以要打开难局，只有把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和性 质变更一下，才可以解决国是问题，这是顺理成章的。 国民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联合政府，理论上 相对的可以成立，但是政治协商会议并非完全是各党各派的会议。 代表中有所谓社会贤达，这明明白白是国民党拉来充无党无派的老 百姓的代表的。这些各党各派的代表各代表了他们党派里的群众， 这些社会贤达则代表了各党派外的群众，那么这个会议已不是各党 各派会议，而是全国性的代表会议，拿这个会议和十年前选举的国 民大会比较，显然还是此善于彼的。 有人说这个会议的名称是政治协商会议，从协商两个字来说， 便不可以解决国事了。我们以为这倒不然，因为协商的字义，正是 用众人的力量来商议的意思，没有什么不妥当。 有人说，如果给政治协商会议的权力太大了，没有法律的根据， 而且，或者他们的行动会违反民意。我们以为这又不然。因为我们 已然承认他是一个有力的解决国是的机构， 而且除了这个机构以外， 唯有正式普选出来的代表民意的机构， 但是这种机构从天落不下来， 从地涌不上来，那么是不是让国民党永远专政下去？不然的话，那 么只有把协商会议这个机构来做唯一的利用。 但是要利用这个机构， 必须把他的缺点补好。他的缺点最大的就是他的地位和性质，所以 我们很强调的承认他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向国民党索还政权并且接 受国民党还政的机构。换句话说，就是和国民大会同性质的一个临 时的机构。 我们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就揭出了索政的鲜明旗帜并即组 织全民政府，一面商讨建国方案，临时的如军队的调整、政府机构 的调整、宪草的修改、正式治权机构的组织和选举方法、金融的调 18 2020 年整理版 整、受降的完成、辞退盟军的协助等等，永久的如中央和地方权力 的分配、地方自治的组织、省制的改革、国防军区的分配、地方官 吏的选举法、全民经济的原则等等。凡永久性的或由议定而即见于 设施，或慎重草就方案备做正式治权机构讨论的蓝本。这样地一做， 举国的耳目一新，群众的心理也自然如水赴壑，民主的基础就奠定 了，也自己把机构的性质和地位都转移了。 我们以为这一手是政治协商会议无须客气且不容或缓而劈头就 要做的。但是我们为了使政治协商会议增加力量而且更加民主化， 我们以为政治协商会议应当自动地提议增加各党各派外的社会贤达 ——就是无党无派的老百姓的代表名额，至少要倍于各党各派的代 表的总数。这些代表的资格，积极的方面，必须社会知名而对于民 主有贡献的；消极的方面，要非现任政府直接间接的公务人员。这 些代表的产生，即由政治协商会议推定选出之。 在这会议开幕除揭出索政的鲜明旗帜——国民党立即撤销训政、 一党专政——之外同时宣布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全国人民 享有身体、居住、信仰、思想、言论、出版、通信、集会、结社等 的基本自由。如果这两件不能在开始办到，我们愿意政治协商会议 把事实宣告全国，立刻停止会议，使全国更明瞭国民党无还政的诚 意。也表示政治协商会议里国民党以外各党派的代表没有给自党自 派谋私利留妥协的余地。社会贤达——无党无派的老百姓的代表， 也可以表示不负群众的付托，更得老百姓的信仰。 我们这种主张并不是好为高论，也不是和国民党过不去。从老 百姓立场上看，决不能不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把多少年的纠葛一 朝而断。我们老百姓受了三十四年不民主的苦头，给他们寡头政治 家、独裁政治家、军阀、买办官僚资本主义、一切封建余孽，做了 三十四年的猫脚爪。这次不翻身，就得大流血，所以我们必须誓在 19 2020 年整理版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里争取到民主。 上面的一番话，是我们假设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内战已有 命令停止。假如还没有停止开火，这种一面打一面协商的态度，我 们根本反对，我们主张会议立刻停止。我们也不必组织什么火线上 调查团来替你们品这种不值得品的道理，我们唯一的自卫，是和你 们不合作，换句话说，罢课、罢市、罢工、罢税，是我们的武器。 我们忍耐又忍耐，愿不把这武器拿上手，愿你们不要来逼迫我们罢！ 如果我们把这些武器拿一件上手，总是和你没有好处的。 摘自《民主》1946 年第十四期 20 2020 年整理版 结束一党专政与改选代表 周建人 题目里说的改选代表便是指改选国民大会的代表。过去的代表 还是十年前以不民主的选举方法选出的，在这相隔的十年中间，已 经经过空前浩大惨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事已经有过非常巨大的 变化：直接或间接死亡于战争的中国人恐怕有几千万，新长大起来 成年的，新得到选举资格的人民也不知增加了多少。只要平心静气 的想一想，没有人能够说不必改用民主方法重选，十年前的代表还 可以有效的。这种主张是在与人类的进步性及民主主义开玩笑，也 是与主张者自己开玩笑。我十分坚决的相信，代表里面明白的人士， 不用别人说，自己就会不承认是国民代表，就会坚决主张重选的。 因为这种代表，并不是去谋个人私利的，并不是选举上了以后，便 可以出入衙门，包揽词讼，或卖官鬻爵，贩卖鸦片军火，或者可以 公报私仇，陷害良善等等的。正相反的，而是完全代表人民，替人 民说话，为人民争利益，谋幸福，及为人类社会谋进步的事情，为 人民大众谋利益而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的事情。不过因为自己与大 众打成一片，所以也就会这样做。这样的代表便是这次提出无效， 下次重选起来，只要真正公正民主地选举，自然仍会被选举上去。 因为人民对于真正与人民站在一起，真正可以代表人民的人，一定 被爱戴，不肯把他轻易放过，下趟仍会赞成他做代表的。这样说起 21 2020 年整理版 来，十年前选出的代表里面，公正的人士大概一定会自己声明前回 的选举无效，一定会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大会的代表。如果对于这种 不民主的方法选出的代表，到现在还是把住不放，自己硬承认是代 表，不赞成改选，也许是自知不大适合于当真正人民的代表的缘故。 我们应当全力反对认前次选举为有效。 有些人为什么反对选举，主张十年前选出的代表有效的呢？我 想这事情与不肯结束一党专政是相关连。不肯改选代表，实际上含 有不结束一党专政的意义。因为有些要人虽赞成结束训政，来行宪 政，但心目中不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却是希望由此国民党的政权还 可以更加巩固些。十年前的国民代表，既是不民主的选出的，执意 要承认这种代表有效，必然有这个用意在里面，还是要把住政权。 如果是真正民主化了，为什么一定要争执这一点呢？ 但是无论如何，国民党还得赶快结束一党专政，赶紧还政于民。 不但照建国方略讲起来是要还政于民的，蒋委员长也已经主张过要 还政于民了，如果再迟迟不还，继续做着一党专政的迷梦，也就违 背了包含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的意义。三民主义里的民族主义，总 算依靠了全国人民的努力，同盟国家的协助，已从几十年来的宿敌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铁蹄下解放了出来。在这次斗争中，一党专政的 党尽了多少力，且按下不说它，来说其他的，便是民生问题。老百 姓是已经苦到这样子了，有些大官吏大富豪却一径在发财，财产愈 积愈多，听说搜刮来的钱财存放在美国的数目有三万万元之多了， 若按照时价折合起法币来有三千万万元以上。还有搜刮的厉害，贪 污的多，真是笔难尽述。只要看看上海接收的情形，不成话的昏天 黑地，真是叫人无从说起。而一班老百姓则每日在贫穷里过生活， 有的简直生活不下去。这里哪里有民生，实在只有民死主义。或者 有人会说战前时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战争期中及战后的生活也当然 22 2020 年整理版 困苦的。但我们说的是一方面有这样的大富豪、大享受，一面却都 变成了穷鬼、饿鬼！如果大家都在束紧了裤带谋社会进步，自然没 有话说。 若说民权，是被剥夺得一点也没有了。便是人权也没有。这种 情形无须多说，都摆在眼睛前面，只要一想昆明惨案中的公然屠杀， 有许多人秘密被捕；最近如羊枣先生的不明不白的死于狱中。不是 最近上海已有六十一位记者具名提出抗议，“要求当局彻查羊枣先 生在狱中遭受虐待情形和致死原因，并严办非法下令逮捕的祸首” 了吗？浙大学生在要求释放教授费巩了， 他是以失踪的形式被捕的。 此外死得不明不白，而没人替他提抗议，失踪而没有人替他查究及 要求释放的还不知道有多少！真令人毛骨悚然。不禁令人想起日本 宪兵司令部捉人的情形。不知究竟是谁学谁。 这等黑暗事件的发生，都是不民主的一党专政的结果。现在唯 一救救人民的方法是赶紧结束这种一党专政。不然，这是三民主义 吗？国民革命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吗？ 从前汪逆是不肯还政于民的，他说：“训政工作一天不完成， 一天不能谈宪政。”结束训攻，尽管可以说而不做，便结束无期。 不过蒋委员长早已坚决提出还政于民的声明，主张还，人民也一致 要求还，要索还这个政治权。 既然一面已答应还了，一面也在坚决要求非还不可，岂不是已 可说妥了吗？为什么还要固执十年前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有效？这 种争执实在大可不必了，想表面上说还政于民，实际上无异于一党 专政，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为此，为什么要争执这一点？赶紧放 弃这种违背民主的坚持吧。 说到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是应当注意的，便是讲还政于民时， 可能有人把民字曲解的，所以我们必须确定民字的意义。 23 2020 年整理版 这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谈。最近报上曾登过一则消息：说重 庆政治协进会开会演讲时，有特务混进去，当场辱骂主席冯玉祥夫 人，并且肆行捣乱。哪里知道政府里有位先生听了竟说出这也是民 意的话来。倘若的确是这样说的，实在把民字曲解得可怕。普通所 谓人民实在与平民的意思相类似，“主要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 即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万万六千万的农民，数百万的产业工 人，数千万的手工工人与雇佣农民，其次是广大小有产者，自由资 产阶级”（苏若先生语）。如果说特务是人民，扰乱是民意，那么 还政于民便是交政权于特务，完全变成特务政治，东也失踪，西也 被捕变成民意了。这还了得吗？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力求结 束这种特务政治的一党专政，还政于真正的人民！ 摘自《民主》1946 年 1 月 26 日第十六期 24 2020 年整理版 让人民站起来 景宋（许广平） 政治协商会议定于一月二十三日就闭幕了，从十日起至作者执 笔的今天（一月二十日）止，十天内开会九次，分政治、军事、国 民大会、宪法草案四大问题讨论。政治项下又分（一）政府组织， 和（二）施政纲领。大会中辩论热烈，大概分开两大派，一是代表 政府即国民党派，二是代表各党和无党派的意见。这里很明显的看 出政府当局处处在吝啬他的已经拥有的政权，如第四次会议中的提 议扩大国府容纳各党，怎样扩大的呢？原来是就原有的三十六委员 中增加十二位，不过加上四分之一的人数，而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多 数永远操在政府手中，一毫没有开放政权的诚意。说到召开国民大 会问题，张历生的口头说得更是武断之极，他说本年五月五日国民 大会必如期举行，在已选出代表之外再合理增加。就这两点来看， 明明白白是紧紧把握住原有政权，再马马虎虎在五月间召开国民大 会，算是敷衍了人们的要求，实际是仍然保存我自己的实力。因为 十年前的国大代表，拆穿西洋镜大家谁不知道是国民党一部分独裁 政治的御用产品。老实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代表，这并不是说，里 面完全没有一个好的，但如果是好的，只要我们大家同意了，一样 会被选出来的。不过我总觉得可惜的是，他们仿佛十分胆怯，对于 重选一层，自量确没有把握似的，所以一定坚持不肯再选。 从这几天报上披露的消息，政治协商会议不是广泛意见交换就 25 2020 年整理版 是热烈辩论，当中似乎有一条鸿沟，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僵住了。 什么释放政治犯不是说在多少天之后，就是说分别查核，到今天已 经有十天了，还是不肯痛痛快快的宣布。会场里面，大家都斤斤讨 论某些问题，固然是好的，但是给会外的人民看起来，真是丈二和 尚摸不着边际。因此，让人民站起来说话吧，我们不要上那些法律 条文的当，更不要口惠而实不执行的诺言，今天大家不要客气了， 也更不是客气的时候。一退让，一妥协，会议之后，人民重新又在 水深火热之中，并没有真正改变多少，这是不行的。老实说，旧的 措施，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办法，已经拖累了这些年了。八年抗 战中，人民吃了许多不必要的冤枉苦头，旧账也不必多提起了。只 是胜利之后，接收人员所到之处，就像蝗虫飞过一样，有几个地方 能够保存不被吞食干净的呢？这大批的贪贼，任他存在；汗奸敌伪， 任他宽容；国家前途，任他把持；经济建设，任他凌乱；像这样子 的多拖延一天，人民的痛苦，国家的毁坏，就更多糟踏到不堪设想 的程度。致使市面甚至有一种流言，说是“人心思汉（汉奸）”， 这种谑而虐的话，明明是把汉奸来对照，大家都觉得更甚于彼了。 而最大的祸患是惩办汉奸的不力， 什么是地下工作？他们做的什么， 现在应该不妨一一说出来，让大家检讨，如果有一丝毫不实，应该 立刻反坐，以通敌论。像现在的样子，许多不甘心在敌伪下做事的 人反而失业，在敌伪时高高在上的倒仍然堂而皇之的高官厚禄，无 怪市面上又有一种流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孙子王八旦 绝不做汉奸。”这可见人民痛恨之极致了。 人民的头脑是简单的，不会玩弄手腕，不高兴看热烈的辩论， 只会直捷地问： 1、你们不是说还政于民吗？好，你们再不能坚持政府委员就原 有的继续下去了，最好全体向国民辞职，让我们另外选派。 26 2020 年整理版 2、蒋主席不是承认过四项诺言吗？那么，马上实行起来，不必 说什么“保证”，“分别实施”了，我们要立刻看看你们是否有诚 意来做。你们一天不做，我们一天对你们的政府不信任。既然不信 任了，在新的政府没有成立之前，你们的一切措施，法令，我们一 律视为无效。 3、就现在起，我们各学校、工厂、团体、行商、可以就相近的 组织连合起来，大家站起来说话，说我们自己要说的话。我们要怎 样的一种政治，怎样的一种人来替我们服务，我们有权建议。集合 大多数的意见，就是民意所在。我们尽管运用集会、结社、自论、 出版……等自由来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对于压迫我们走向民主的 障碍一定要推倒，而一切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不管是政党或个人，国 民党内的进步份子，……只要是觉悟的，愿意跳出这毒害人的火坑 的，我们都欢迎他站起来，说我们大家要说的话。 仅只是让政治协商会议这几个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广大 的人民作后盾。不能推他们这些人出来说话就算尽善尽美，如果我 们大伙的力量不够团结，不够坚持，不够反映，他们是会失败的。 眼看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实在太少，不够满足我们的希望，虽然我 们能够体谅这次的困难，不至发出“嘘，嘘……”之声，但是紧跟 着政治协商会议之后的，一定还应有什么布置，安排妥当了，总能 接着继续往前走。我们觉得今天，人民实在还太沉寂了，应该像美 国改选总统那么热闹，满街都挤满人，大家都发表议论。 凡是不自私，为公众人民谋福利的，我相信获得拥护。沙皇的 专制，世界有名的了，终于倒在人民的脚底下。希特勒的不可一世， 也败亡了。人民是会选择的，当选择好了的时候，任何力量也不能 阻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成功”。 摘自《民主》1946 年第十六期 27 2020 年整理版 勖政治协商会议诸君 郑振铎 我们对于即将开幕之政治协商会议，不能不有热烈的希望。在 现在看起来，政治协商会议的议期不过十三天；如果种种问题，特 别是实际上的种种问题，不在会外先行“协商”妥当，那末，在会 议上一定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这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要是失败了的话， 中国政治的前途恐怕要更加黯淡的。 我们所望于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军事上 的问题。 停战问题，国民政府与中共之间，各有建议，至今还没有良好 的解决方法。首先恢复铁路交通问题与热河问题是其症结之所在。 看起来，双方如果不诚意的愿意让步，问题永远还是问题。要求某 一方面单独退让，恐怕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有什么大的力量能够让 某一方面单独让步呢？民意究竟在那一边呢？是否能够发挥其巨大 的力量呢？国际上的压力呢？我们是不愿，也不想，他们会加什么 压力的。但问题必须解决，双方没有一部分的让步是不行的。 我们绝大多数的国民们，必须这样的喊：不许打，不许再打再 下去！是非曲直，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所要的便是立刻停 战！老百姓们实在不能再忍受这样的痛苦下去了！ 如果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时，双方还没有停战，政治协商会 议的诸君，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不停战，不开会。停了战，方才 28 2020 年整理版 开始会议。因为双方战事不停，在会议上说话有什么用处呢？ 停了战，那末军事问题便可以开始讨论了。共军应该如何编制 法？应该编为若干军？驻扎的地点问题也必须有一点公平的处置。 军火和军需的问题应该如何划一；其他国军应该如何编剌，如何移 防；这些，也必须提出讨论，而且必须有一个结果的。 将来的军队，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大改革。雇募之兵，当然绝对 的不适合于新的中国。而征兵制度，也必须以一种公正而普遍的办 法为先驱。兵役年龄须有严格的规定。不许有任何的逃避和顶替。 官僚们的子弟必须首先入伍以为“人民”倡。军队必须吃得饱；必 须过一个“人”的生活；必须有正当的娱乐；必须受教育，技术的 与道德的，必须有严格的军纪。 政治协商会议只要规定了一个原则，其他可以让政府和专家们 去处理。 其次，关于政治问题，我们所注意的是原则，是政府组织的根 本大法。至于“开放政权”云云，多加几名“不管部大臣”，或让 出几部来位置某党某派或某某无党无派的人等等分赃式的“协商” 或解决，那是我们所不愿知道，所不愿见到的。 政治协商会议的诸君应该明了绝大多数的国民们的要求。他们 要求全民政治的立即实现。蒋主席在今年元旦向全国广播时也说， “我们要尽速实现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造成全民的政治”。所以， 这责任，政治协商会议必须负担起来的。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如何 召集，是“全民政治”的实现的基本条件。在这问题上如果“协商” 错了，便“一子错满盘输”。最公正公平的选举法是依据职业团体 的单位来选举。其次是地方性的选举。地方性的选举，容易为“政 客”们所把持，本来不是善法。但在这第一次的国民大会的选举方 面，为求退一万步的“协商”成功起见，似不妨以地方的与职业的 29 2020 年整理版 代表双重并举。惟职业的代表的名额必须加多，且必须是真正的职 业代表，绝对不能冒名顶替。至于就从前的国民大会代表，而加以 名额的补充，就算了事的办法，那不是解决的一个方案。 关于经济和建设诸问题， 政治协商会议必须议定一个明确的 “大 政方针”。官僚资本的必须被摈斥，国外资本的如何运用得当，都 是极重要的当前的课题。什么事业是绝对的必须国营的，什么事业 是可以允许民间自由经营的，什么事业是可以由外国资本家参预其 间的，什么事业是仅能允许外国资本投入而不许参加其管理的，都 应该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方案，丝毫不能紊乱和本末倒置。这是有 关国脉民生的大计，各方面都须平心静气的为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 生活，为中华民国的百年生机，作一番研究，作一番精密的设计的。 至于黄河的如何疏治，长江水利的如何利用，港口的如何加闭， 铁路的如何增设，人民住宅的如何建造，这一切，都是需要延聘会 外许多专家们加以研究计划的。 最后，在目前，为求人民的生命，财产的确保与乎言论出版集 会的自由的实践，政治协商会议的诸君，必须立即有所行动，要求 政府立即取销一切对于这些自由与保障有所阻碍的法律和组织，并 严惩不遵守这个原则的压迫人民的地方官吏们。任何剥削人民，加 重人民负担的不法的捐税和征取，均须立即加以取缔。凡有贪污的 情事发现，应该要求加以最严历的处罚。至少，在原则上，应该由 政治协商会议议定官俸的提高，使其不至有灭馁，且能瞻家养老； 同时并规定一种惩治贪污的特种法律。 对于惩治汉奸的事，政治协商会议的诸君也应该说几句话。说 来痛心，胜利以来，已经四个多月了，许多大小汉奸们还多数逍遥 法外，或受某某的庇护，不依法惩办。如果确有受命加入伪组织， 做地下工作的人，应该要求政府立即公布这些人的名单，并据举事 30 2020 年整理版 实及其受命经过，工作情形等等，以免鱼龙混杂。 政治协商会议的诸君，应该为人民放胆说话。不要为分赃而“协 商”，不要为一时的苟安而“协商”。虽然是短短的十三天的会期， 但不要错过了这十三天的国民属望殷切的时间，必须有所建树，有 所明朗清白的表示出坚定的为人民而工作的立场来！那末，人民们 才会相信诸君所“协商”者确是为国为民的大事，而不是分赃的讨 论。 摘自《民主》1946 年第十三期 31 2020 年整理版 早期斗争 马叙伦避难遇英才 陈梦熊 马叙伦先生一生有过多次避难生涯，这是他投入民主革命斗争 中的小小曲折而已。这里所述，是 1927 年在福建集美一段鲜为人 知的避难经历。 马老在 1913 年后，主要服务于教育界。最初任教于北京医学专 门学校，以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浙江省教育厅长，并两度出任教 育部次长。“三·一八”惨案爆发，他为反对血腥镇压爱国学生的 执政府，毅然出席并被公举为天安门广场群众大会主席，遭到段祺 瑞政府通缉，被迫化装离开北京。他返抵杭州后，随即发表辞职书， 大骂段祺瑞，揭露其卖国罪行。当时浙江省长夏超系马老旧友，在 他动员下响应北伐，就任第十八军军长，并拟与蔡元培、沈钧儒及 马老等组织政务委员会。北洋军阀孙传芳得知此情，便调动大军攻 打浙江，进行镇压。结果夏超失败被害，马老与蔡元培均遭通缉， 两人漏夜乘小火轮到象山，改往临海，再乘带鱼船去福州。1927 年 初，他俩由福州到厦门、漳州，辗转集美，适逢集美学校爆发震惊 全省的第三次学潮，马老与蔡元培参与调解，获得全校师生的欢迎。 不久，获悉北伐军攻占杭州，浙江政局稳定，他们急需返回浙省， 32 2020 年整理版 继续筹划和召开浙江省政务会议，只是无船可乘，不能启程。幸得 集美学校校长叶渊相助，派“集美第二”渔轮专程送去温州。这艘 “集美第二”是实习渔轮，载重量大，主机功率高，是国内当时最 大的拖网渔轮，由陈嘉庚先生刚于去年从法国购入。著名电影演员 王人美主演获得国际荣誉奖的影片《渔光曲》，很多镜头就是在这 艘轮上拍摄的。该轮船长张君一，原名张柱尊，别号君一，江苏江 阴人。1917 年上海吴淞水产学校毕业，由陈嘉庚先生资助入日本东 京水产讲习所，即现在的东京水产大学留学。1921 年归国，入集美 学校水产科任教，是该校初创时期的三位骨干教师之一。他不仅教 学效果好，还自行设计“集美一号”并担任“集美二号”首任船长， 是当时颇负声望的英才。此次他专程远送马老和蔡元培去温州，尤 感高兴。他们在船上同餐同宿，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 月 18 日船抵永嘉，临别时马老和蔡元培欣然命笔，赋诗酬谢。马 老所赋如下： 《赠“集美第二”》 十六年二月，乘集美第二渔舟抵永嘉，率占断句。 谢君相送到温州，谢客岩前认归游； 他日西湖双履过，鱼羹纯菜一尊浮。 无边烟雨迷前路，不畏风波争上游； 此去江南好风景，鲈鱼美酒胜封侯。 这首酬谢诗，明白如话，情意深切，令人感动。首句“谢君相 送到温州”是记实，但“谢君”的“君”字却属双关，除了含有答 谢集美校长叶渊之意外，实指船长张君一。诗中热情地反映了马老 企盼张君有机会前来西湖一游，重聚友情的心情和愿望。事也凑巧， 当年 9 月，浙江省政府决定聘请张君一出任省水产学校校长，兼浙 江省立水产模型制造厂厂长。而张君一却因“集美第二”业务正在 33 2020 年整理版 展开，重任在身，坚辞不就。后经马老出面情商，张君始允兼职。 他便制定规划，参预筹建，实际校务、厂务暂委他人主持。直到翌 年 8 月，张君才离开集美到浙江就职。马老所以能为浙江聘得这位 水产航海界的英才，因缘在于这次专程送他去温州时结下的深厚友 谊。“他日西湖双履过，鱼羹纯菜一尊浮”，马老的心愿终于变为 现实，也就成为他们在杭州愉快地交往的真实写照了。这首遗诗无 意间记录了马老在避难之中有幸结识英才的经过，并为浙江省引进 了难得的高级技术人才，无疑为开创和发展浙江省的水产航海事业 助了一臂之力，这是不能为后人所忘怀的呢！ 摘自《世纪》1994 年第 6 期 34 2020 年整理版 吴贻芳拒绝宋美龄离宁之邀 王正元 解放军下达总攻击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直指国民党首都南 京。消息传到溪口，蒋介石等忙不迭地移驻杭州。上午 8 时许，南 京“重要军话台”接杭州发来特急长途电话：要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吴贻芳接电话。好久电话没人接，半小时后才叫通。发话：“要吴 校长接电话。”受话稍停，答：“吴校长不在。”“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受话答得干脆利落。 上午 11 时许，宋美龄又命秘书来电话要吴校长接电话，仍回不 在。女秘书改叫“军话专线台”负责人王正元接电话：“速设法转 告金陵女子大学吴校长，夫人已命空军武官夏××转命南京空军总 站衣复恩大队长，接吴校长迅即搭机离宁。” 其实，我辗转获知吴贻芳校长并未离开学校。她明知宋美龄用 意，所以拒接电话。 旋即我又获知，吴贻芳校长拒不离宁，她正考虑的是：在国民 党溃逃、解放军未进城的真空之际，人民生命安全、城市古迹文物， 必须有人出来维护，否则不堪设想。于是，她甘冒风险与有关方面 往返磋商。由于她向为众人景仰，威望卓著，所以，国民党代总统 李宗仁接受了她的请求，决定留一团人交其指挥，维持南京治安。 23 日，我在南京通衢要道上，看到张贴吴贻芳和马××的安定 民心的告示，一队队没有帽徽的武装士兵，举着临时治安会长吴贻 芳的令旗巡逻。所有这些，对处于真空时的南京城，确实起了安定 35 2020 年整理版 秩序的作用。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解放后逗留了一段时间。据悉， 宋美龄又通过在香港的国民党某要人，告知已与司徒雷登约定，要 吴贻芳校长与司徒雷登同行，又被吴校长拒绝了。吴贻芳校长热爱 解放事业和光明抉择，赢得了人民高度称赞：贻芳校长，百世贻芳。 摘自《世纪》1999 年第 5 期 36 2020 年整理版 郑振铎追悼陈三才烈士 陈福康 读《世纪》今年第 4 期陆宜泰先生《陈三才谋刺汪精卫》一文， 深受感动。陈三才先生毫无疑问是革命烈士，他的故乡和母校为他 立碑、纪念，是完全应该的。 陆先生的文章也有点美中不足，那就是他也许不知道，因而没 有提到著名爱国人士郑振铎先生纪念陈三才的一篇精采的文章。陈 三才壮烈牺牲的时候，郑振铎正在上海“孤岛”坚持艰苦的抗日救 亡工作，不便公开发表悼念文章。而抗战一胜利，郑先生立即在党 的支持下，紧张筹备《民主》周刊。《民主》于 1945 年 10 月 13 日创刊，第二天（14 日）郑先生在日记中写道：“精神很疲倦，写 了‘散记’一篇，写得很匆忙。”所谓“散记”，就是他那时回忆 自己在战时的秘密活动和艰苦生活的系列散文《蛰居散记》。而那 天写的，即题为《记陈三才》。郑先生在工作如此紧张、身体如此 疲乏之时还写这篇文章，足见他对陈先生怀念和钦佩之深。该文发 表于 20 日出版的《周报》第 7 期上。 郑先生这篇文章确实写得很匆忙，他甚至没有写到他是什么时 候、怎么认识陈先生的。文章的第一句话说：“像晴天的一个霹雳 似的，朋友们传说着陈三才先生被捕的消息。”可见他们是认识的 朋友。而郑先生文章最值得珍视的，是相当完整地引录了陈先生“在 37 2020 年整理版 就义的前两天写给他家属的一封长信，可以说是最后的一封，也可 以说是他的遗嘱。原信是英文，他的家属曾把它译出。”这封信似 乎没有发表过，原信不知保存下来否，如果没有的话，郑先生此文 就更加珍贵了。读陆先生大作的读者一定会想：像陈先生这样的“有 钱人”为什么会如此舍生忘死地投身于艰巨而危险的革命活动？他 的思想是怎么形成和转变的？郑先生文中引录的陈先生狱中遗信生 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长日的闲暇，迫我静心思索，对于过去生活，感觉无限 空虚，这种反省，固然在一年前就已开始，可是直到最近，才深切 领悟真理的全部。约近一年以前，决意创造我的新生命，那正是我 去香港之后。因为在那次旅行，得到机会遇见多年阔别的老朋友， 给我新的刺激。我可以清清楚楚把那些朋友，分为两派。一派只图 自己享乐，其他一派则生活有一定的目标，并且不辞劳作，以求达 到目的。前一派人，以外貌观之，无忧，无虑，快乐，友善。但是 他们的友善，总不免于虚伪。他们服装讲究，出入华贵之门，固然 常为纨袴子弟所称羡，但是他们的生命同岁月，不知所谓地流荡过 去，毫无成就。后一派人，外貌看来严肃，缺少生气，可是一旦得 到他们的友谊，就会持久不变。他们虽深藏不露，而识见极稳定。 这一派人似乎不及前一派那些人聪明，但是有毅力，终会很稳健的 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当第一派人向下坠落的时候，后一派人不停的 向前努力；这不用智者就会知道在生命竞走上是谁占先。我识别了 这两派不同的人，却在表面上保持着同样的友谊。……不待我认清 自己，众人早已这样认定，一直认定我是一个轻浮、没有思想的留 学生，只知道寻欢、作乐，不肯埋头苦干。噫，何种的认识，何种 的觉悟！ 我的朋友不见得全是错误。他们的判断，该是对的。我该是属 38 2020 年整理版 于第一派。仅仅这次在香港。我才发觉我不情愿属于第一派。只有 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许你已经留心到，我正在努力改变，不饮酒， 不吸烟，对于赌博，也是尽量减少。渐渐避免同我从前那样生活方 式的朋友们来往——使我大为惊奇的，自从和这一些人疏远以后， 我往来的朋友，简直没剩下几个。我素以为自己朋友很多，这一来， 我的虚荣心不免受了重大的打击。也正可以证实，我的朋友大半都 是属于这一流，而我自己也不能除外。既经觉悟，我不必太懊丧枉 费了多年的时力来结交这些朋友。从新开始还不为晚啊！ 最近两月，我得到反省的机会。思想的结晶，坚定我前者的决 心。而这一次的特点是加上了道德的信念。我自信过去的生活，自 私而无用。同时，我相信，将来惟一的幸福是建立在为他人服务的 生活上。我差不多费了十三年的工夫来了解：一个人的幸福不在乎 自己有所得，而在乎为别人服务。我愿上帝赐我恩惠，使我死心塌 地有坚决的信心。” 正如郑先生说的：“他的转变，在这信里，写得是那么恳挚而 真切。”香港之行，无疑是陈先生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他说的那些 指引他创造新生命“从新开始”的“朋友”们是谁呢？很可能是中 国共产党人吧？因此，我认为非常值得对陈烈士的生平、思想作深 入的调查和研究。 陆先生文中说，陈烈士临刑镇定自若，气壮山河，一个重要原 因“是由于他笃信基督教，深明教义的真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 一定对。陈先生遗信中写道：“《新约》我已读了好几遍，也学会 祈祷。虽然我还没有成一个真实信徒，至少已经接近基督的教义。” 可见，在狱中的二个多月以前，陈先生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基督教； 而在他就义前夕，也不算一个“信徒”，他说的“接近基督的教义” ， 就是一个人的幸福在于为他人服务。 39 2020 年整理版 陈先生的壮烈牺牲，是有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的。“朝闻道， 夕死可矣。”这一点非常值得后人学习。正如郑先生文中指出的： “他的见道之言，证实了这次的中日之战，虽然显现了自私自利的 卑鄙无耻的汉奸们的面目，同时也觉醒了无数的青年们，放弃了过 去的生活方式，而从事于祖国的解放战争。战争使我们分别出黑与 白，邪与正，忠与奸来。战争使社会的‘渣滓’们沉沦了下去，而 使清新的分子浮现了出来。虽然那些清新的分子们被牺牲，被杀害 了不少，而留下来的却都是建国之宝。可惜的是，陈三才先生却永 远不能参预这个建国的大业了！” 摘自《世纪》2001 年第 5 期，总第 50 期 陈三才（1902-1940） 40 2020 年整理版 叶圣陶在 1946—1948 年 商金林 乘木船东归 抗战胜利以后，叶圣陶归心似箭，想早日与阔别八年的留在上 海的亲友们会面。他在《东归江行日记》前言中说：“飞机、轮船、 汽车都没有我们的份，心头又急于东归，只好放大胆子冒一冒翻船 和遭劫的危险。” 知识分子纷纷东归，当时重庆的报纸上常有报道，标题很醒目， 如《作家去冒险，东下买木船》，说的就是叶圣陶等买不起飞机票、 轮船票的作家；《作家你往何处去，上海滩头乞丐多》，为回到故 乡而生活无落的作家担忧。叶圣陶“急于东归”，“东下”之心特 别坚定，请看几则日记： 1945 年 11 月 20 日“芷芬倡议，我店（开明书店重庆分店）雇 一木船，将应行东下之各人及家眷悉数载行。余赞其议。盖以目前 情形推之，从容乘轮而下殆难断其时日也。推芷芬作详细计画，果 得成行亦当在一个月之后。其事较冒险，水急一险，土匪二险，但 为事简便，一了百了，若安然到达，则比之分批成行省力多矣。” 1945 年 11 月 27 日“上海来信，于我们之将乘木船以归，亦喜 亦惧，意殊矛盾。” 1945 年 12 月 4 日“晓先来，谈木船东下，大须考虑。其意甚 41 2020 年整理版 殷。但今日除木船而外，无他种工具可供我店利用，亦惟有勉强一 用木船耳。” 1945 年 12 月 18 日“东润力言木船不可坐，劝余考虑，其意甚 殷。余甚感之，以‘吉人天相’之套语谢之。” 《东归江行日记》记载了“水波甚急”的“铁门槛”，“波浪 激荡”的兴隆滩，“中矗巨石”的空峡：记载了木船经过这许多急 流险滩的惊心动魄的情景；还记载了“损舵”，“折棹”、“撞船” 、 “搁礁”、“触石”种种磨难。而这时候，中国正处在“方生未死 之间”，政治斗争日趋剧烈，叶圣陶在日记中也如实地记载了他的 所见所闻。 弘扬“开明”风 回上海后，正赶上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开明人”朴质、 笃实，孜孜不倦地从事于学问研究，以教育家的态度来办书店，脚 踏实地，迅赴事机，勤奋从公，一句不苟，一字不偷，相濡以沫， 既能共患难，也能共安乐，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品格，这就是人 们常说的“开明风”与“开明人”。叶圣陶是开明书店的“灵魂”， 为了爱护开明，弘扬“开明风”，也为了爱护中国文化界，激励“开 明人”紧握着手前进，叶圣陶对“开明风”与“开明人”作了客观 而生动的描述。他在为开明同人组织“明社”撰写的“社歌”中说： 开明风，开明风， 好处在稳重，所惜太从容， 处常绰有余，应变有时穷。 我们要互助，合作加强阵容， 敏捷，活泼，增进事功。 42 2020 年整理版 开明风，开明风， 我们要创造新的开明风。 “社歌”点出“开明风”与“开明人”的主要长处是实笃、可 靠；缺点似乎是散漫、迂缓。补救之道在“互助合作”，“敏捷活 泼”。他在《题开明二十周年纪念碑》中说： 书林张一军，及今二十岁；欣兹初度辰，缕金联同辈。开明夙 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勿欲锐；唯愿文教敷，遑顾 心力瘁？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以是交勉焉，各致功一篑。堂 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 “唯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 期望；是对“开明人”的褒奖，也是对“开明人”的鞭策。当时， 国共谈判“已陷僵局”，“反动之高潮”“有增无已”；“前途颇 险恶”，“各方面均濒绝境”。就出版业而言，“成本奇昂，销路 奇窄”。民主的诺言化为幻影，内战的祸乱天天在扩大，甚至连反 对内战也几乎成了叛逆。国民党反动当局以“出版法”和“刑法” 箝制舆论，禁止《文萃》、《周报》、《民主》、《昌言》、《人 民世纪》等进步杂志，黄色书刊则泛滥成灾。叶圣陶在 1946 年 4 月 11 日日记中写道： 午后（在开明书店）开编审会议，决定《中国作家》予以接受。 并接受印行中国哲学会之《哲学评论》……目前黄色刊物极风行， 全上海多至四十馀种。此足以夺去正当刊物之销场，并移易观众之 视线，使不注意现实问题之真实意义。在反动派方面观之，实为可 以慰心之举。然于吾人，则大为可虑。如何与之奋斗，颇费周章，…… 叶圣陶和“开明人”采用多出“正当书刊”的办法，与“黄色 刊物”“奋斗”，向国民党反动当局示威。他率先示范，除了主编 《中学生》杂志，还和郭绍虞一起主编《国文月刊》（自 1946 年 3 43 2020 年整理版 月 20 日 41 期起，改由开明书店在沪出版），与文协同人一起主编 《中国作家》，当年一些颇有影响的书籍，如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 大型画册《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以及《闻一多全集》和茅盾的《苏 联见闻录》等，都是经叶圣陶之手编辑出版的。《抗战八年木刻选 集》从开始接洽到装订成书，只花了两个月多一点儿；如果从稿齐 算起，只有五十一天，进度之快，效率之高，质量之好，令人惊叹。 为了使这本大型画册赶在 9 月 15 日“抗战八年木刻展之预展”之 前出版，叶圣陶废寝忘食，精益求精。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修改 木刻协会的序文——《中国新兴木刻的发生和成长》——就花了三 天工夫；为木刻选集作者的小传润色，花了一天工夫。接着，他自 己也写了一篇序，并请人把这两篇序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他在 8 月 19 日日记中写道：“竟日排比木刻作者小传，致肝阳上升，颇 不舒服。”9 月 15 日日记中说：“至钱业公会，观抗战八年木刻展 之预展。我店所印《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今日始装成，即送至会中。 此集余为改稿，托人译为英文，锡光主持交排交印，用心用力至一 个月以上。今日一编入手，尚称可观，为之欣慰。”在抗日战争那 八个年头里，中国分成了三个天下：一个是敌占区，一个是国统区， 一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边区，包括各个敌后根据地。在这本木 刻选集中，敌占区一片凄惨景象，敌人烧杀掳掠，人民颠沛流离； 国统区贫穷，饥荒，劳役，抓丁的画幅触目惊心；共产党领导的边 区完全是一片兴旺的景象。生产，学习，练兵，歼敌，政府和人民 心心相应，军队和老百姓亲如一家人，处处给人以新的憧憬。请看 叶圣陶为这本木刻选集写的广告： 《抗战八年木刻选集》 是八年来木刻的精华 是抗战中艺苑的奇花 重磅米黄色道林纸单面精印（内有影色图数幅） 44 2020 年整理版 硬面精装一厚册；封面四色烫印，精雅美观。 我国木刻艺术，从倡导到如今，时间不满二十年，成绩已经相 当可观了，近似于传统而不承袭传统，受着外来的影响而不为影响 所拘束，土生土长，趋于创造。这本选集就是证明。这本选集包含 七十五位作家，一百幅作品。这些作品是从陈列在抗战八年木刻展 览会的几千幅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木刻作家把对于敌人的憎恨，对 于受苦难者的同感，对于大众生活的经验，对于自由中国的期望， 在这里表露无遗。我国人民以生命写了抗战的历史。而这本选集就 是那历史的缩影。 前有叶圣陶先生序及协会所撰《中国新兴木刻的发生与成长》， 后附七十五位作家简叙。（均附英译） 《抗战八年木刻选集》把“对于自由中国的期望” “表露无遗” ， 这就突出了这本画集的现实意义。叶圣陶为《闻一多全集》做的“技 术性的工作”尤其多。1947 年 9 月 12 日日记云：“一多全集之原 稿已由沫若处交来，尚缺一部分。其已来者将近七十万言。此书甚 富学术性，宜为仔细校镠。”9 月 22 日日记云：“写《闻集》之金 甲文字”。11 月 13 日日记云：“续写《闻集》金甲文字”。次日 日记云：“写《闻集》金甲文字”。10 月 18 日日记云：“点闻一 多所选之《唐诗大系》。”次日日记云：“续点《唐诗大系》”。 次日日记云：“续点《唐诗大系》。”次日日记云：“看《闻一多 全集》中之《近代诗抄》，为之校改误字，以免排植有误。”次日 日记云：“续校《近代诗抄》，毕。”次日日记云：“校阅《近代 诗抄》。”12 月 15 日日记云：“校闻一多之《周易义证类纂》， 竟日工夫，仅校三十余面耳。尚馀一半，他日续校。”次日日记云： “午后，续校《周易义证类纂》。”1948 年 1 月 16 日日记云：“校 读《闻集》原稿”。是年 8 月，《闻一多全集》精装四卷本由开明 45 2020 年整理版 书店出版，从交稿到出书只有十一个月。叶圣陶为《闻一多全集》 写的《重印后记》中说：“闻一多先生被反动派看作死敌，他当然 是咱们的英雄；反动派消灭了他的肉体，咱们就得拥护他的精神的 永生——包括他的道德和文章。给他编集子当然应该编全集，不编 全集就感到不满足，不够劲，不够给敌人一种威慑力量，不足以向 全世界控诉反动派竟杀害了这样一位正义的有成就的学者。”叶圣 陶做的是审读、编排、抄写、校对等琐碎的工作，进行的却是一场 特殊的战斗。因为闻一多是被反动当局杀害的。叶圣陶在这个时候 挺身而出，和朱自清、吴晗、郭沫若一起编辑《闻一多全集》，使 闻一多的精神业绩长驻人间，“令人神往”，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接替老舍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 叶圣陶在 1946 年 2 月 24 日日记中写道： “至蓬子之作家书屋， 文协上海分会于此开理监事会，而总会理事亦出席．老舍叙文协过 去情形，及将来之办法，甚详，听者动容。老舍本为总会之常务理 事，管总务。于其出国期间，推余为之代，云已在渝通过。余只得 应之。五时散会。至杏花楼，我店作东，为老舍、曹禺作饯，并宴 夏衍、祖光等文艺作家。饮甚欢。”叶圣陶担任全国文协常务理事 和总务部主任之后，在反内乱、争民主的斗争中做了许多切切实实 的工作。以 1946 年为例，叶圣陶做的工作主要有： （一）悼念民主文化战线上的老战士夏丏尊。1946 年 4 月 23 日，夏丏尊先生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对叶圣陶说：“胜利！到底啥 人胜利——无从说起！”这个话道出了夏先生对于践踏抗战胜利果 实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慨，对于创伤未复的祖国的系念。叶圣陶把 夏先生临终的话公之于众，激励“昨日的青年，今日的青年，以至 46 2020 年整理版 明日的青年，永远铭记夏先生这位最纯洁最诚挚的导师的话，实践 他的遗志，使胜利最终归于老百姓”。 （二）主持盛大的文艺欣赏会。1946 年 5 月 4 日，文协在辣斐 戏院举行文艺欣赏会庆祝胜利后第一届文艺节。上海《文汇报》、 《联合晚报》、《世界晨报》、《辛报》、《时代日报》、《时事 新报》、《新民报》、《立报》、《前线日报》、《大公报》都以 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叶圣陶向千余名青年作的“开会词”：“文艺 工作者必须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天，叶圣 陶还为《世界晨报》题词：“从五四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几经 锻炼，直到现在，已经成为一股大力量了，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三）欢送“人民代表”晋京请愿。1946 年 6 月 23 日，上海 五十三个人民团体，为了反对内乱，争取和平，欢送马叙伦、篑延 芳等十位代表晋京，向蒋介石和周恩来、马歇尔请愿。五万多群众 在北站集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历时六七小时以上。叶圣陶代表 文协到车站送行。翌日，马叙伦等在南京挨打，国民党报纸造谣说 马等“自称人民代表”。叶圣陶对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的行径极 为愤慨，当即致书《文汇报》，声明人民确曾推选马先生等，“我 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 （四）哀悼李公朴、闻一多。10 月 6 日，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公 祭李公朴、同一多，叶圣陶代表文协总会诵祭文： 呜呼二公，人间所亲，大盗所恨。 倡导民主，宣扬和平，乃以身殉。 凡我后死，不遑伤感，唯知振奋。 精诚赴之，锲而不舍，挫而不钝。 必有一朝，人乐安康，群求精进。 迄于彼时，告慰二公，灵其无闷。 47 2020 年整理版 叶圣陶还以他和傅彬然、郭绍虞、周予同、徐调孚的名义，敬 献了挽联： 生命何足重，妻子何足恋，刀锯何足畏，所争者真民主。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叶圣陶坚信人民一定能争到民主。他在《诗话》中说：闻一多 以身殉国，把他在新诗《一句话》里写到的“咱们的中国！”这人 人心中想说而没有说出的“一句话”，“爆”出来了，而且，“不 止是一个霹雳”，简直是“漫天漫空的雷阵”。“爆发的火山”是 “扑灭”不了的！在《多说没有用，只说几句》中说：“‘人生自 古谁无死’，今天，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呼号的人士，也没有一个 怕死的。”向国民党反动派郑重宣告：新兴的民主力量，决不为被 反动派的屠杀所震慑。呼吁大家“要用行动”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的暴行。 （五）慰问《文汇报》。1946 年 7 月 12 日，《文汇报》《读 者的话》一栏，刊登了两封警察的来信。一封署名“一群警察”， 他们批评南京警察没有负起责任，保护肩负政治使命的上海晋京请 愿的人民代表，致使他们到达下关时被所谓“苏北难民”殴打。一 封署名“本市一巡宫”，要求免费发给夏季制服。反动当局指斥《文 汇报》“捏造警察名义，离间上下感情，淆惑社会视听”，破坏公 共秩序”，勒令《文汇报》自 7 月 18 日起停刊一星期。第二天早 上，叶圣陶知道了《文汇报》挨整的“罪名”后，当即给《文汇报》 同人写了封信，现抄录于下： 文汇报诸位先生：被罚停刊，你们当然不颓丧。你们问心没有 错儿， 连那罚你们的也必然自知是借端生事， 你们为什么要颓丧呢？ 可是停刊的确吃了实实在在的亏，你们不能不考较个明白。人家借 端生事，成不成个理由？人家要你们停刊，手续上合不合？不能说 48 2020 年整理版 现在没有道理可讲，吃了亏就算了的。如果这么想，不尽的亏就等 在后头。我国弄到这么槽，一半固然要怪那些为非作歹的，一半也 要怪大多数人，大家存着吃了亏就算了的想头。这种想头对于为非 作歹的是很大的鼓励，鼓励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为非作歹。必 须考较，必须讲道理，除非他们正正式式，公开宣告，现在不讲道 理了。书生之见，也许很迂，不知你们以为如何。愿你们精进不懈， 继续努力，在许多种无可看的报纸之外，永远有一种像模样的报纸。 叶圣陶谨启 七月十九日 当天晚上，叶圣陶又给《读者的话》的主编柯灵写了这样一封 信： 柯灵兄：《文汇》停刊期满之日，弟以为宜出一特刊，至少两 版专载读者投函，表明读者需要此报纸，与此报纸有片刻不能相离 之情感。亦使反动家知所警惧，报纸后面原有如此大力为之支持。 急速发动，尚来得及，不知贵刊有此意与否？文字宜短不宜长，人 数愈多愈佳。作者不必拉知名之人，尤不宜专请习见于各种刊物之 作家，最好各界均有，署名之上，标明其职业地位。文字内容宜抒 实感，宜就最具体之方面言之，不作空洞之呼号。动员途径，似可 通过人民团体联合会及各业之联谊会。弟想只要贵刊透露此意，各 界必乐于效命。弟之店中同人均爱《文汇》，必可有七八篇呈上。 如何，乞与贵刊同人详酌之。专此，即颂大安。 弟叶绍钧顿首七月十九夜 今日《联合晚报》载有《周报》应予停刊之讯，如何应付，念 甚。又及。 这两封信，叶圣陶不仅表现了对《文汇报》被迫停刊的愤慨， 还为《文汇报》同人特别是柯灵出主意；既热情地鼓励他们要跟反 动派“考较个明白”，又对怎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提出了具 49 2020 年整理版 体建议。叶圣陶对敌斗争的胆识和策略，令人钦敬。 （六）挽《周报》和《民主》。叶圣陶在给柯灵的信末深表关 切的《周报》（唐弢和柯灵合编），不久就被迫停刊了。叶圣陶在 《周报》终刊号（第 49、50 期合刊，1946 年 8 月 24 日出版）“我 们控诉”专栏发表《什么道理？》一文，以示抗议。文章说：“《周 报》出版了一年，还不让它登记，什么道理？不让它登记也罢了， 还要叫它‘暂缓’，什么道理？”“不给登记，借此使报纸杂志不 得出版，那就是侵犯人民的自由，”“侵犯人民的自由，比起个人 侵犯他人的自由来，罪情更见严重。”10 月 18 日，叶圣陶得知郑 振铎主编的《民主》将要停刊的消息，在日记中写道： 艾寒松来，告以《民主》周刊为当局压迫，将出“终刊号”。 同其命运者有《文萃》与共党之《群众》。警局强令不许出版，且 使贩买头脑具结，如犯禁即受拘禁之罚。横逆之来，殆将有加而无 已，去年此际，以为我国当渐入坦途，真梦想矣。回家看报，意殊 颓唐。 于是写了《又来挽〈民主〉》一文，刊登在《民主》终刊号上。 文中写道：“我们挽《民主》，我们恨”；“我们决不肯说‘予欲 无言’，我们要呼喊‘记住这个恨’！”素以“温柔敦厚”著称的 叶圣陶这时已是怒目金刚了。 （七）纪念鲁迅。10 月 19 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假辣斐戏 院隆重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团由邵力子、郭沫若、 茅盾、沈钧儒、马叙伦、叶圣陶、翦伯赞组成。 叶圣陶在纪念大会上作的演说，就是收集在《叶圣陶集》第 6 卷里的《“相濡以沫”》。他说鲁迅爱用的一句话“相濡以沫”， 突出的是“‘生的意志’的强固和‘群的联系’的强固”；他说“鲁 迅先生影响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奉行那‘相濡以沫’的信念”；他 50 2020 年整理版 说鲁迅“所吐的口沫非常之多”，“他那明辨是非的态度，坚决奋 斗的精神，待人接物的诚恳与认真，全是他的口沫”；“相濡以沫 沫成海”，“人与人要是‘相濡以沫’”，“走鲁迅先生的道路”， “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中国社会就会有光明的前景。当时，抗 战胜利已经一年了，中国社会显露过的一线光明已经被国民党反动 派吞噬净尽了。叶圣陶在这个时候讲“相濡以沫”，呼唤“民族之 魂”，显然是为了激励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 抗争。 （八）抨击《中美商约》。1946 年 11 月 4 日，国民党政府外 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商约》 （即《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五天后，国民党立法院批准了 这个条约。这个条约确定了中美两国整个的关系，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通商、航海、移民、投资、教育、文化、宗教、慈善事业等等 的相互来往关系，而以经济关系做它的骨干。这个条约规定美国在 我国任何地方、领水都有通航之权；美国的国民、法人或团体，只 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便可以到中国任何地方来旅行、居住、经商， 并从事为中国法律所不禁的商务、制造、加工（即开设工厂）、科 学、教育、宗教及慈善等事业，并取得与我国国民、法人、团体享 受同等之待遇。在这样广泛的范围内，中国已无所不开放。而国民 党政府却说 “这是中国和外国签订条约以来第一次的互惠平等商约” ； “这个商约对于今后中美经济关系的增进，文化的交流，都是有裨 益的，可以作为中美经济合作的桥梁”。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的不 平等条约。凡是对美国有利的，中国无不慷慨地让与；凡是中国可 以占到一点便宜的，美国却仍靳而不予。也就是说：凡是我们所有 的，我们都给了，凡是美国所给的，我们得到的却是“镜花水月” 的互惠。历史上任何一个条约，对于主权之损害，都没有这个条约 51 2020 年整理版 之露骨与彻底。叶圣陶对这个条约痛心疾首。他在 11 月 7 日日记中 说： 近日报载中美签订商约，我国只待立法院通过。此约表面上甚 平等，而国力差异，实际上不大平等。根据此约，我国门户洞开， 美国经济势力无远弗届。……唯今日之买办政府，始与美国订如此 条约。诚宜发动广大运动，反对此有关百年命运之举措。并昭示于 世界，此等大事非经真正代表民意之议会批准，不生效力。…… 接着，叶圣陶写的《名与实》，予以抨击。1946 年 10 月 31 日， 叶圣陶接到参加蒋介石六十寿辰的请柬，非常气愤，他在这一天的 日记中写道： 今日为蒋氏之六十寿辰，各报一片祝寿声，有用“万寿无疆” 之语者。前此数日，见章行严撰一寿序，全以蒋拟帝王。又见戴季 陶所作《天下归顺歌》，举古圣贤标德义之目悉数归之。士之无耻， 有如是者。 当时，叶圣陶对蒋介石恨都恨不过来，怎么会去给蒋祝寿呢？！ 真是无巧不成书。l1 月 30 日，是朱德六十寿辰。叶圣陶出自对中 国共产党的敬仰之情，一定要去为朱德祝寿。11 月 29 日日记云： 夜间醒来，作一诗，寿朱德六十岁，录之。 止戈为武古之训，乃役于人耶墨心， 六十生涯龚革命，愿缘公义祝长春。 叶圣陶在 11 月 30 日日记中说： 午刻偕彬然至思南路，为朱德祝寿。到者六七十人，多熟友。 酒用烟台带来之陈白兰地，易于上口，而其力甚强，又兼诸人互相 干杯，余乃大醉。醉时自己失去统制，一时悲从中来，出声而哭， 所语为何，不自省记。乘车返店中，众人扶上楼，又发言哭泣。小 墨为购安神药一颗服之，始入睡，睡于洗公办事室中。 52 2020 年整理版 六时，明社开大会，为王亚南小姐与周君结婚致贺。……众人 欢叙，余乃偃卧如死。及会散，墨乃唤醒余，余神志仍未清。 叶圣陶爱喝酒，但他一向比较讲究节制，尤其是在像为朱德祝 寿这样正经的场合，是不会失态的。诚如叶至诚在《父亲醉酒》一 文中说的： 我总以为那天父亲并不一定喝过了量。 何至于一醉至此？ 只因为抗战结束以后牵心挂肚的无数大小事件，交织在他心里，一 个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这许多次大 兴奋和大失望的，开明却不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 幻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敬佩与期望，尽在那一醉之中，一哭之中。 摘自《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年 10 月版） 53 2020 年整理版 王绍鏊同志二三事 阎静逸 王绍鏊早年即投身于反封建的民主运动，是一位民主革命的斗 士。30 年代初期，他接受了马列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 又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由于王绍鏊有着特殊的身份和各种社会关系，中共党组织一直 安排他从事对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士的联络工作。他以开明爱国人 士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抗战初期，王绍鏊在八路军上海办 事处工作。当时吴江及太湖地区相继沦陷。太湖地区大片水乡变成 了各式各样游击队的孳生地，他们成份复杂，经常为争夺地盘而火 并，又向地方催粮索款，引起人民不满。 为了争取这些地方势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绍鏊利用吴 江名绅的身份，经常去霞飞路巴黎大戏院附近的冠乐茶室和斜桥弄 的吴江同乡会。这两处是吴江旅沪知名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通过 经常接触，王绍鏊得到毛啸岑和黄岳麓等人的协助。 毛啸岑是国民党左派，大革命时期同共产党人侯绍裘等一起在 吴江开展革命工作。“四一二”后受到国民党通缉，同共产党失去 了联系。毛在吴江颇有影响，在上海又主持吴江同乡会。王绍鏊通 过毛做了原国民党左派、战前的老区长和教育界一批人士的工作， 对中共在吴江路东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有很大帮助。 黄岳麓以开垦太湖湖田闻名，周围关系很多，是掌握地方实力 的人。他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思想开明，抗日热情高。经过 54 2020 年整理版 王绍鏊的开导，他积极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方针。并与留在 沦陷区的地方人士保持密切联系，给王绍鏊提供了许多信息。 1938 年，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派吴江人沈立群回乡出任 沦陷区县长，此人经过上海时拜访寓沪的地方人士，要求得到支持 合作。王绍鏊利用毛、黄两人与沈立群的旧谊去做工作，使他同意 吸收进步青年参加抗日工作，充实抗日力量。同年秋天，王绍鏊获 悉毛的表妹沈月珍来沪，反映家乡青年要到上海来找寻共产党的情 况，就找她详细谈话。了解到吴江东部条件比较好，可以在县政府 需要扩充力量时派去干部和青年。于是中共党组织先后派了丁秉仁 等二十几位同志进入国民党县政府工作，为中共在这一地区开展工 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太湖上人枪最多的一支游击队叫程万军部队，活动于湖滨 吴江各乡镇。王绍鏊通过关系，先派人参加该部队活动，暗中搞联 络。随后，中共党员丁秉仁等人进入程部活动，做争取工作。1939 年春，丁秉仁联系上在江浙边界活动的钱康民（钱系老同盟会员钱 涤根烈士之子）。在王和丁的工作下，钱从程万军部拉出了几十个 人，由钱任司令，丁任副司令，组织了吴江地区第一个由共产党独 立领导的抗日武装游击队。他们活跃在太湖南岸，经常出击日、伪 军，影响很大，并很快发展到二百人左右。后受到邻近国民党六十 二师的突然袭击，丁秉仁、钱康民等同志在突围中不幸牺牲，成立 才 3 个月的部队被打散了。 这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虽没坚持到抗战胜利，但对 推动吴江地区的抗日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了和 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和卖国的 政策。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广泛的爱国民 55 2020 年整理版 主运动。 王绍鏊和各界爱国人士有着广泛联系，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 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抗战期间，经常与陈巳生、谢仁 冰、刘树梅、张纪元等秘密集会，商谈抗日救国之道。抗战胜利后， 王绍鏊又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鸿翥、朱绍文等一大 批民主人士， 每星期一次在上海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 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共 产党的主张。针对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王绍鏊曾写文 章予以驳斥，并提出了“先民主而后统一”的主张。王绍鏊的观点 得到朋友们的一致赞同，他们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拿 出去征求签名，付报刊发表。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手中时，马老 立刻被这精辟的见解吸引了。他通过谢仁冰邀请王绍鏊前来面谈。 二人一见如故，从此便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当时，马叙伦也联系着不少文化、教育、出版界的朋友。抗战 胜利不久，柯灵、唐弢等办了一个政治刊物《周报》。接着，郑振 铎、徐伯昕、蒋天佐、罗稷南等创办了另一个政治性刊物《民主》 （马叙伦、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人 是这两份杂志的重要撰稿人）。 王绍鏊、马叙伦相识后，双方经常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及八仙 桥青年会等处举行联合座谈，并在《周报》、《民主》等刊物上联 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通过联合作战，大家一致认为 有必要建立永久性组织，以求更有效的进行斗争。经过双方交换意 见进行协商，决定成立一个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 织。1945 年 12 月 30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诞生了。马叙伦、 王绍鏊、陈巳生被选为常务理事，并通过了以王绍鏊的意见书为蓝 本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现阶段 56 2020 年整理版 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 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过去的不统一， 正是不民主的结果”。并提出了八点政治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强 烈的影响。 民进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经常在茶楼或私人住宅活 动，既不方便又不安全。为此，王绍鏊和张纪元、林汉达等在迈尔 西爱路创办了一所民本中学。王绍鏊担任校长，周建人、林汉达、 王绍鏊、许广平、冯少山、曹鸿翥、梅达君、沈强等为校董事会董 事。学校教员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学生也都是些有志青年，其中 不少人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民本中学的创办不但为组织提供了活 动场所，同时还为民主运动培养了人材。 1946 年年底，国民党不顾舆论的反对，悍然单方面召开了伪国 大，制定了伪宪法。这一倒行逆施，立刻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王绍鏊积极活动，联合了民进、民建、工商协会、九三学社等 11 个人民团体，在上海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坚决反对 伪国大、伪宪法。在一次会议上，王绍鏊用自己十年国会议员的亲 身经历，痛责国民党这次国民大会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告诫大家切 莫上当。讲到痛切之处，他不禁声泪俱下，大家深受感动。 在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王绍鏊与马叙伦、许广平、徐伯 昕等一起研究制定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 公约及政治纲领》的文件，这一文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的各项 政治主张。明确表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 及其党之领导。” 1949 年 6 月 15 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王绍鏊代 表民进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第二小组（起草中国人民协商 会议组织法）成员。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57 2020 年整理版 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王绍鏊作为民进的正式代表之一， 出席了这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大会。 摘自《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58 2020 年整理版 艰苦岁月中的团结战斗 王丰年 一 从本世纪 40 年代始，我即与陈其襄、张锡荣等合作共事。在那 艰苦的岁月中，我们甘苦与共，结下深厚友谊。 1941 年皖南事变后，经原生活分店职员张又新介绍，我认识了 陈其襄、张锡荣等人。当时为了立足谋生，我们与包氏兄弟（包述 传、包迪生）在上海贝勒路组织一家“德和公司”。1942 年，我所 崇拜的邹韬奋先生，从香港撤退到东江游击区梅县后，又由冯舒云 护送，化装来沪，准备去苏北前一度化名匿居。在“德和公司”楼 上亭子间里，韬奋先生治病期间，陈其襄对他的安全，采取了多种 掩护措施。后来陈得到消息说，日本人已知韬奋先生在沪治病，派 出密探四出侦察。一天，张又新突然通知我们暂时避避风头。由此， 我感到陈其襄等人不一般。 二 1943 年徐伯昕先生从大后方秘密回到上海。我们知道他是原生 活分店总经理，经营管理上有专长，就请他来领导我们的工作。 和伯昕先生见面后，他介绍了沦落在上海的文化人宁肯饿死， 59 2020 年整理版 也不为敌伪书刊写一个字的事情，并提出要想办法帮助他们。在伯 昕先生的策划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利华公司”。没有资金，大家 把个人积蓄、爱人的首饰，各尽所能地捐献出来，充作基金。这点 微薄资金为我们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不久，我们搞起“斗米千字”征稿活动。每月预付稿费给一些 文化人，他们可自选题目写稿。按米价计算预付稿酬，交稿时再结 帐。其实，张锡荣、陈其襄等早先就以生活书店的名义在做这件事。 不过资金难以为继。利华公司支持这项工作，也是杯水车薪帮不了 多大的忙。 为此，我们于 1944 年又筹备成立通惠印书馆，公开招募股金 1000 万元。我曾偕同伯昕先生访问了当时新华银行经理孙瑞璞，浙 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爱国工商业者姚惠泉，名会计师、律师 李先生（姓名记不清了）等劝募股金，这些朋友在日本铁蹄下不畏 强暴，很愿意为正义事业贡献力量。 文化人度过艰难的岁月。有些稿件征到后发表不了就“储存” 起来，等“天亮”后再出书。这项工作在团结进步文化人上起过不 小作用。当时，老作家罗稷南、董秋斯、李平心等生活都很清苦， 得到以米价计算的稿酬，很受感动。那时，主抓这一工作的实际上 是以经理身份出现的陈其襄。我担任副理搞些业务活动。包述传则 以土老板的身份担任总经理。 他曾用通惠赚的钱买进 “华生印刷厂” 。 解放后我才知道，这个印刷厂曾经为解放区翻印过不少书刊。 三 抗战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云集上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 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这时伯昕先生除筹备“生活书店”复业外， 60 2020 年整理版 还约请郑振铎等人筹办了一个进步刊物《民主》周刊，郑振铎任该 刊主编。我担任周刊发行人。当时，伯昕先生委托张锡荣与我协商 时，特别指出发行人是周刊对外代表人，负法律责任，发生问题要 负责应付。我虽知道负此责任风险很大，还是欣然允诺了。 按照“出版法”规定，1945 年 8 月我以发行人名义，向国民政 府内政部申请登记。内政部“准予登记出版”，并发下登记证（“京 沪警字第 68 号”），但却被上海地方当局扣留，没有发下来。这 样我们的刊物就成为半合法、半非法的了。 《民主》周刊的发行所公开在九江路 210 号我任总经理的利华 保险公司内；编辑部的秘密地点设在包迪生任总经理的福熙路中国 电工厂楼上。编委会每周一次在这里开会。参加者有郑振铎、周建 人、罗稷南、徐伯昕、张锡荣和我。有时马叙伦、许广平、董秋斯 也应邀参加，助理编辑先后有蒋天佐、郑森禹、艾寒松等。负责出 版工作的先为张锡荣，后是方学武等同志。 1945 年 9 月由郑振铎先生出面，约请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在一 家酒店里聚会，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并阐明本刊反对 内战、争取政治民主的宗旨。还请到会者提供稿件。大家情绪热烈， 都表示多多写稿，支持《民主》的出版。沈钧儒、沙千里、史良、 闵刚侯四位名律师慨然答应担任本刊的常年法律顾问。经过紧张的 筹备，《民主》周刊终于在 1945 年 10 月创刊了。 周刊于每星期六出版，发行数一般情况下为八千至一万份。而 第二期的发行数却一增再增。 这是为鲁迅逝世九周年出的纪念特辑。 作者阵容很有吸引力，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刊登了毛主席与美使 赫尔利由延安飞渝时的照片及毛主席与张治中由渝飞延安时的照片。 当时，上海人民都想一睹毛主席的风采，所以周刊销数激增，一版 不够再版，再版还不够，三版。发行数达二万多份。 61 2020 年整理版 由于我们继承了生活书店的传统，广泛赠送有关作家、广告户、 国内外著名图书馆等，影响越来越大。《华侨日报》曾专派飞机来 沪取书，每期 30 份。有一个时期本刊还有“北平版”、“重庆版” 和“香港版”，都是一些进步人士翻印的。刊物的深远影响，使国 民党反动派十分头痛。 后来，国民党社会局、市分部多次传讯我，提出“强硬命令”， 要先检查后出版。警察局甚至从“望平街”（刊物集中发行地）抢 走《民主》周刊。我曾数次交涉要回。在此期间我加入了民主促进 会和民主建国会。 《民主》周刊创刊后，对其所碰到的重大事件，都真实报导， 仗义直言。如对“重庆校场口事件”、“南通惨案”、“六二三下 关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事件”，以及国民党搞“假谈 真打”的行径等等，《民主》都及时作了宣传报导，说出了人民要 说的话。由此为反动派所不容。反动派为了封锁舆论，把《民主》 列为“明令查禁”的刊物。还出动大批警察向各报贩没收本刊。在 这种严重打击下，本刊无法再办下去。编委决定：把第 53、54 期 合刊，作为休刊号出版。在这期休刊号上编者和作者们以沉痛的心 情写出了一篇篇抗议的文章。有郑振铎、马叙伦、叶圣陶、郑森禹、 吴晗、柳亚子、田汉、艾寒松、余审之、许杰、罗稷南、周建人等 的文章。 1946 年春，我们又按陈其襄的提议办起一家钱庄。筹备处地点 就设在“利华保险公司”内。当年四、五月间，我们买进一家有登 记注册的“同庆钱庄”招牌。随后就在泗泾路“华生印刷厂”原址 开办了“同庆钱庄”。陈其襄拿来一笔投资，约占股份三分之一（解 放后得知是“华中银行”投的资）；蔡叔厚以赞助者身份投资约三 分之一，包述传和我招募工商界投资约三分之一。钱庄成立后，蔡 62 2020 年整理版 叔厚任董事长，包述传任总经理，陈其襄任经理，张又新任副理， 在营业室负责第一线工作。我任董事。同庆的业务活动除从事私营 钱庄存放外，主要为苏北解放区服务。秋季，解放区收获大批棉花、 生油后，运到上海等地销售，货款存入同庆拆放；一些在上海与苏 北有业务往来的大户，采购供应解放区物资时，缺少头寸（资金）， 也由同庆放款帮助。还有一些特殊业务，如 1948 年 11、12 月间， 一家苏北客户存入大量原封、全新的金圆券。这批钞票实际是解放 军在淮海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要求尽快处理，以免暴露和贬值， 并急需购买物资，运往苏北。为此，我们心中有数的几个人，通过 各自渠道，通知工商界朋友、大工厂、同业公会：“领现钞请到同 庆钱庄来。”经过我们的努力，很快将这笔巨款额钞票分散出去。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陈其襄脱离同庆参加“贸总”工作，公 开宣布自己是中共党员，并要我结束在利华保险公司等处的业务， 集中力量，办好同庆钱庄。当时张又新同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华东 区行的指示，着手扩大同庆钱庄，将其改为银行。区行为此增资二 万元，参与其事的人员有：张又新、包述传、王丰年、赵鹤九等。 改组后包述传任总经理，张又新任副总经理，我任信托部经理，赵 鹤九任总务处处长。我们这银行成为上海第一家党办的银行。 同庆银行在解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打击投机倒把，拘捕 银元贩子，稳定金融市场的斗争中，由于同庆熟悉上海证券大楼的 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使打击对象没有一个漏网的。 1950 年初，南五行（新华、中实、四明、通商、建业）宣布公 私合营。同庆银行完成了历史使命，与新华银行合并。从 1950 年 3 月 20 日起，同庆原址改为新华银行第一分行。张又新调总行任人 事室经理（公方代表），包述传任总经理，我任副理。后来公私合 营总管理处又调我到建业银行任经理。 63 2020 年整理版 多少年来，一想起那艰苦岁月中的斗争生活，我就感奋不已。 它使我深深体会到， 中国共产党是指引我们不断走向光明的领路人， 眼着它就无往而不胜。 摘自《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64 2020 年整理版 在上海局工作情况的回忆（摘录） 张执一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夜，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准备在上 海组织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为此，我和张承 宗、刘长胜等先后由解放区秘密来沪，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不久，接到党中央 8 月 21 日发出的停止举行武装起义的电令，起 义的准备工作就中止了。此后，我即在刘晓、刘长胜领导下从事上 海地下党的秘密工作，配合长胜同志负责进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 作，并从事联系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1947 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局，委员为刘晓、刘长胜、 钱瑛、刘少文，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上海局下设工作机 构有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由我任书记，沙文汉任副书记；外县工 作委员会，也由我任书记；策反工作委员会，以我为书记，1949 年 4 月，我离沪后，由沙文汉领导策反工作。现将我在上海局领导下 上述三个方面进行的工作作一个回顾。 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 在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中，我和沙的分工是：我着重从事工商 界与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沙着重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在这个 委员会下面，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有唐守愚、姚溱、李纯青（原在 《大公报》任编委，1946 年人党，对上海新闻界和台湾上层人士开 展工作起了很好作用）、董秋斯、蒯斯曛、杜国庠、姜椿芳、冯宾 65 2020 年整理版 符、吕复、刘厚生、陈虞孙、陈向平、吴小佩、王元化、王纪华、 曹未风、林淡秋等；工作关系有许广平、周建人（以后两人均入党） 、 宦乡（宦在任《文汇报》主笔时入党）、马叙伦、郑振铎、张志让、 沈体兰、吴耀宗、张明养、李国豪、孙起孟（李、孙以后均入共产 党）等。在我党推动下，－些进步教授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教授联 谊会”（简称“大教联”）。“大教联”的核心骨干是张志让、沈 体兰、蔡尚思（1947 年入党）、郑太朴、吴泽、曹未风、刘佛年、 潘震亚、马寅初等人。李正文因经常参加“大教联”的工作，而成 为该团体的骨干。该会活动方法除了在文教界广泛宣传党的政策， 还常用签名方式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声援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的 法西斯统治。唐守愚还以党的面目联系过吴有训（大夏大学教授）、 夏坚白（同济大学教授）、廖世承（光华大学教授）。当时党组织 还利用合法关系创办报刊。报纸有《联合日报》、《联合晚报》， 由王纪华（王文清）为发行人（可能是总经理），刘尊棋（可能是 总编辑）和陈翰伯为编辑方面负责人，郑森禹等参加编辑发行工作， 名记者陆诒参加采访工作。两报的经费都是我经手支出的。刊物有 《文萃》、《文摘》（由姚溱、陈虞孙、陈向平负责。孟秋江当时 是我党情报系统张唯一下面的党员，也曾参加过《文萃》和《文汇 报》的工作）、《消息半周刊》（编委有夏衍、梅益、金仲华、胡 绳、姚溱、方行等，经费由贾进者提供）、《现代妇女》（主编是 曹孟君，负责人是胡绣枫，实际编辑是陈惠瑛）、《真理与自由》 （陈乃昌主编，编委有李纯青、李正文，实际编辑是蔡仪）、《经 济周报》（由吴大琨、谢寿天、李正文、吴承禧等负责创办）、《新 文化半月刊》（创办人为方行，主编为周建人，实际编辑是方行、 李正文，继而是戈宝权，编辑有沈明钊，发行由方行、陈波涛两人 负责）。此外，接受我党领导或尊重我党意见的报纸有《文汇报》、 66 2020 年整理版 《时代日报》等，刊物有《时代周刊》。《时代日报》和《时代周 刊》是姜椿芳通过苏联商人名义办的。《时代周刊》以后改为《时 代半月刊》，姚溱协助撰稿，军事评论中署名“秦上校”、“萨利 根”、“马里宁”的均系姚溱。《中国建设》是黄炎培先生属下王 艮仲出资办的，高祖文为主编，姚溱参加编辑。《展望》亦属黄炎 培先生职教社系统办的进步刊物，杨卫玉任主编，实际编辑是王元 化。 从事工商界统战工作的，有李正文、谢寿天、方行、梅达君、 万景光、陈巳生、艾中全、张锡昌、金瓯卜、曹宝贞、张纪元、邝 日安、王伟才、陈邦织、范秉彝、罗俊、陈维稷等，工商界人士中 有一部分关系分工由唐守愚联系， 一些上层统战工作关系如黄炎培、 杨卫玉、吴觉农、严景耀、雷洁琼、王艮仲、丁贵堂（海关负责人） 等，有时也由唐守愚以党的面目去联系过。自抗战初期就一直同我 党有联系，对我党工作有过较大帮助的杨显东和孙耀华，当时我同 他们也有联系。从事上层统战工作还有蔡承祖、何康、田绥祥、史 林峰（当时名史近愚）、唐为平、冯文山、韩宏绰、杨修范等。此 外，在浙江省长期任国民党政府温州地区（后调丽水地区）行政专 员的余森文、诸暨县长祝更生以及海宁县长王某，都同我党有关系。 唐为平曾被派到浙江省温州专署和海宁县府去任联络员。上海市榆 林区长顾叔平是秘密党员，借其伯父青帮头子顾竹轩的青帮势力竞 选为区长。韩述之于 1942 年夏秋间撤退至淮南根据地，后去延安 中央党校学习，于 1946 年春返沪，因他与方行曾在公共租界法院 任过职，经组织上决定，先派方行打进伪上海高等法院临时任职， 探明伪法院人员对韩述之的真实行踪并不了解，即派韩打入任书记 官。韩述之毕业于上海法学院，之后转到台湾，取得检查官资格， 旋回上海，在上海高等法院任刑庭推事，对掩护我领导机关和进行 67 2020 年整理版 营救被捕同志，起过很好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组织上还派李正文参加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 育社并联系两团体的党员孙运仁和进步人士孙起孟（以后入党）等。 由于李参加了他们的领导核心，使两团体及其领导人黄炎培、杨卫 玉、盛丕华等基本上能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进行民主活动。李正文还 参加了上海工商界“双周聚餐会”，其中有陈叔通、盛丕华、陈巳 生（以后入党）、包达三、张絅伯等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开会经 常在包达三家。上海地下党通过这个会，同更多的上海工商界人士 发生了联系，在配合我党的政治主张以及支援进步学生运动和营救 工作等主面，起了－定的作用。 上层统战人士对党有重大贡献的，有王绍鏊、何遂、董竹君、 徐伯昕（秘密党员）和赵朴初等人，他们均与我党有较长的合作共 事关系，运用各自的社会身份，积极帮助我党开展工作。 以上关系主要是由我联系的，有时我因工作需要到台湾、香港 或杭州等地，则由沙文汉或唐守愚去联系。对于文化宣传方面的统 战工作，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由沙文汉负责的。 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所捐给解放区的衣物药品，是交 给我们代运到山东解放区的。当时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协助宋庆龄工 作的，有美国进步人士谭宁邦和德国进步人士安娜王（中共党员） 及廖梦醒、俞志英（廖、俞均系中共党员）等女同志。由于衣、药 等物品数量太大，次数又多，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是由 俞志英交给赵朴初居士主持的“佛教少年村”（收容贫苦无依的孤 儿组织）代收，然后分批交给我们。福利会也捐助过救济物品给“佛 教少年村”。这位我党多年的好朋友赵朴初居士公私分明，一丝不 苟。在解放后的“三反”运动中经过严密清查，赵一尘未染，获得 了周总理的多次称赞：“在旧社会从事救济工件的，如赵朴初这样 68 2020 年整理版 一尘不染，真是难得，可以重用，值得信任。” （下略） 摘自《上海文化界：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1 月版） 69 2020 年整理版 郑振铎的“最后一课” 周惠斌 郑振铎在花园中静读 1941 年，上海这一远东第一大城市的许多地方被日本帝国主义 占领了。 12 月 8 日上午，暨南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老校长怀着异常沉 痛的心情，主持着紧急而简短的校务会议。他噙着眼泪，用颤抖的 声音向到会的教师宣布：“据来自报社的最新消息说，今天早上， 日本兵占领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 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日本兵正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 始从虹口开进租界。”老校长低沉的语调中掩抑不住心头的愤懑， 70 2020 年整理版 “……课照常进行，但是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 门时，立刻停课，将这所大学关闭结束。”校长室里一片沉寂，教 师们个个神色黯然。文学院长、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更是紧蹙着浓 眉，他的眼里闪射着一种异样的光芒，忧愤、悲切、伤痛、仇恨…… 复杂而难以言喻。 上课的铃声敲响了，郑振铎像往常一样捧着厚厚的讲义夹，走 进教室，只是步履显得十分沉重。教室里依旧挤满了听课的学生， 他们仍然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摊开着笔记本，鸦雀无声地准备聆 听郑先生的讲课。郑振铎神情肃穆地环视着教室，鼻翼不由得抽噎 了一下，但还是忍住了眼泪。“今天的事，你们大概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已经决定，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 停课。” 郑振铎心理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他恨不得自己能变成 一个超人，可以把所有的知识凝聚在一堂课中，毫无保留地全部传 授给学生。这一堂课，他讲得格外的亲切，学生们也心无旁骛，不 停地作着笔记，即使连平时最不认真的学生，这时也开始用功起来。 10 点 30 分，不幸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隆隆的车鸣声从远处清 晰地传来，车轮沉重地滚动着，仿佛碾压在暨南大学所有师生的心 头，令人沉闷的喘不过气。不一会儿，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卡车慢 慢地逼近了校门。从学校底楼的窗口望去，可以清晰地看见，萧瑟 的北风中，“太阳旗”鼓满着嚣张的气焰，盛气凌人地招摇而至。 郑振铎停止了讲课，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紧张的神色。他挺 直了身体，作了个立正的姿势，毅然合上了讲义夹，严肃而又坚决 地宣布：“现在下课！”学生们随之站了起来，没有迟疑，没有踌 躇，没有伤感，没有悲哀，他们都已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走向哪 里。许久，教室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同学忍不住发出低 71 2020 年整理版 低的啜泣声。 暨南大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这天那样坚决、统一，从校长 到工役，从教师到学生，所有的人用热血铸就的身躯，迈着“可杀 而不可辱”的脚步，走出教室，集合在教学大楼前，赤热的心将他 们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从此，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使命。郑振铎在暨大所 上的“最后一课”，也成了他教书生涯中的“最后一课”。但郑振 铎先生在这最后一课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的爱国精神、报国壮志，却 深深地教育、影响着许许多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 摘自《中国政协报》2001 年 6 月 15 日 72 2020 年整理版 香港成了左派大本营 郝在今 中共“五一口号”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向世界，可是，在国民 党统治地区却没有声息。刚刚闭幕的“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 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临时”了四十四年，1992 年才在台湾 宣布取消），蒋介石严令戡平“共匪”，连中间派民盟都因为与共 产党的关系被解散，谁还敢公开响应中共？ 可是，蒋介石也有管不到的地方。 香港。 尽管这里的贸易倚重内地， 尽管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华人， 但是，由于香港处于英国管辖之下，因此，权力再大的中国当局， 对香港也是鞭长莫及。香港似乎成了中国政治的中立地带，也成了 在国内遭受迫害的人们的避难天堂。在这里，骂骂内地当局无人干 涉，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秩序，港英当局尽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 台政客在这里还会受到礼遇，兴许他不久又会回内地掌权。港英当 局也要长期投资。 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也是个政治舞台。 辛亥革命，孙中山在这里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袭取广州。 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党把香港作为秘密通道，领导广西起义的 邓小平五次经由香港。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投奔日本占领军经由香港，白求恩等外 国志愿者进内地支援抗战经由香港， 宋庆龄等海内外著名人士的 “保 73 2020 年整理版 卫中国同盟”设立在香港。 1946 年中国内战爆发，内地商贾纷纷逃避香港，许多民主人士 也避难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区，除国共两党以外， 各党派的领袖人物大多聚集于此。 因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特调潘汉年到香港工作。 潘汉年长期在中共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 的行家里手，时任中共上海局委员。上海局兼管香港分局，潘汉年 从上海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还成立了以连贯 为书记的统战委员会。 各党派政治人物聚集香港，香港很快出现许多报纸。这些报纸 都有不说出不道明的政治背景，圈内人知情：《香港时报》是国民 党办的，《华商报》是共产党办的，《光明报》是民盟办的，《文 汇报》是民革办的，还有些不左不右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 等等。 《华商报》五楼有个总是关闭的房间，主人杨乔躲在其中掌管 秘密电台。《华商报》通过这个空中渠道，获取河北传来的新华社 电讯，截获西方电台信息。后来，为了躲避港英警方的侦听，秘密 电台又搬迁到坚尼道何香凝的旧宅。 《华商报》通过电讯获得中共“五一口号”，立即在显著地位 刊登。虽然国民党的《香港时报》不登，中间立场的《大公报》、 《星岛日报》也视若无睹，但是，“五一口号”的重要信息，还是 在海外无胫而行…… 1948 年的香港远没有后来的繁华。山脚是贫民聚居区，简陋的 木屋凌乱交错，比内地的小镇还差。山腰有一种独特的建筑，三开 74 2020 年整理版 间、四层楼，虽然狭窄，却也是现代砖砌楼房，内地避难来人大多 住在这一带。 只有在山顶，才显出殖民城市的豪华风范。一幢幢欧式风格的 花园洋房，高居于贫民窟之上，俯瞰着蓝色的维多利亚湾。 可是，这里是不准华人居住的欧人区。 山腰的罗便臣道藏龙卧虎，111 号是著名将领蔡廷锴的住宅， 不远处的 92 号，一幢两开间三层高的小楼被称为“李公馆”，大 名鼎鼎的李济深就住在这里。 李公馆往来无白丁，与会者多为中国政坛名人。 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 周座谈会”，大家一起讨论内地政局。双周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操 持，往往是一周在天后庙道 4 号楼连贯家中举行，一周在罗便臣道 92 号李济深家中举行。 由于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双周座谈变成连日座谈，5 月 1 日、5 月 2 日，连续两天讨论，各党派领袖积极发言。 “‘五一口号’最重要的是第五条！”戴眼镜的郭沫若激动地 说，“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 主联合政府。啊！新中国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郭沫若却是中国政坛不可缺少的人物。国 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硬把他列入代表名单，郭沫若却与中共同步 拒绝与会。1947 年 2 月 9 日，郭沫若在南京出席爱用国货抵制美货 大会，国民党特务冲击主席台施暴，多亏群众掩护了郭沫若，可是 与会的永安公司店员梁仁达却被当场打死。为了郭沫若的安全，中 共特别派叶以群护送他到了香港。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声望显著，常 常在各党派之间穿针引线，被黄炎培戏称为“第三方面的第三方面 的第三者”。 75 2020 年整理版 “伪国大，伪总统，蒋介石是三民主义的叛徒！我们现在要挖 蒋根！”三缕胡须的谭平山一发言就激动。 谭平山是中国政坛宿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作为共产党 的重要干部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宣传部长，他是 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谭平山被中共中央的“左”倾领 导开除党籍，后加入国民党，曾受宋庆龄、邓演达委托组织反蒋团 体。1945 年谭平山又在重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联合国民党 内部的民主派反蒋。 蔡廷锴挺着职业军人的身板，坚决地说：“八年浴血抗战刚刚 胜利，蒋介石就把全国拖进内战的火海。我早就提议召开新政协， 共产党和我想到一处了！” 外号“高佬蔡”的蔡廷锴曾经违反蒋介石军令坚持淞沪抗战， 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始终是老蒋的眼中钉。1946 年，蔡廷锴与国 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被蒋介石查禁， 就迁到香港活动。他还出资支持香港民主党派的一些活动。 还有另一个“民主促进会”，1945 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 进会，成员多是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民进领导人马叙伦 曾率领上海和平请愿团，在下关事件中首当其冲。1947 年冬，中共 地下组织帮助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到达香港。 戴黑框眼镜的马叙伦庄重地说：“我们的想法老蒋不听。现在 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 民进的另一位领导人王绍鏊提醒：“我们现在召开的政协不是 过去那个旧政协，新政协不准反动分子参加！” 当年，多少民主人士怀着对和平民主的期望，热诚参加国民党 提议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承想，国民党连自己举起的民主招牌都要 丢弃，没多久就发动全国内战。绝大多数民主人士从此得到教训， 76 2020 年整理版 再也不受国民党假民主的愚弄！ 与会者还有一个特殊人物，门口的警卫都是他的手下。中国致 公党主席陈其尤出言豪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蒋朝！” 致公党是历史最久的政党之一，1925 年成立于美国旧金山。其 前身，是美洲旧金山致公堂，历史悠久的洪门团体。致公堂虽然是 带有封建色彩的帮会组织，却很早就支持祖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 曾加入致公堂，以洪门大哥的身份整顿组织，制定章程。1946 年初， 致公党总部在香港恢复活动，这个最早支持国民党的党派也投入反 蒋阵营。致公党组织不乏武林中人，在间谍横行的香港，主动充任 民主党派活动的护卫工作。 李章达发言出口成章：“封建独裁势力，纵使改头换面，必须 拒绝！帝国主义侵略，无论日本美国，必须铲除！中华民族该翻身 了！” 李章达代表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发起的初衷是动员人民抗日。 但是，蒋介石就是不准人民抗日，悍然逮捕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 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人。举国激愤，救国会 “七君子”闻名海内外。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之一。1927 年蒋介 石违背孙中山遗愿发动清共，遭到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1928 年， 在宋庆龄、陈友仁的支持下，邓演达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 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布《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反对 假托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号召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从 此，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先后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 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党派，1947 年改名为 中国农工民主党。 77 2020 年整理版 消瘦的彭泽民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他动情地说：“中国的农工 平民大众陷于死亡线上，蒋政权已经面临全面崩溃，解救民族危亡， 此其时矣！” 发言态度一致，与会人士把目光转向在座的一位老者。 个子不高的沈钧儒，高额头、长胡须，活脱脱一个寿星老！ 沈钧儒在晚清时代就请愿召开国会，中华民国成立时是浙江省 议员，又加入同盟会。沈钧儒反对袁世凯、反对曹琨、反对孙传芳， 沈钧儒参加北伐、参加中华民权保障同盟、发起救国会、参加国民 参政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之后，沈钧 儒潜赴香港，与章伯钧组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公开谴责南京 反动政府，决定恢复民盟组织和领导机构……沈钧儒堪称民主人士 的左派旗帜！ 沈钧儒认为：“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 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 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章伯钧随即建议：“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动新政协运动，号召 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这时，在座的共产党人潘汉年发言了。 提起英勇奋战的共产党人，香港人往往带有几分畏惧。可是， 这个潘汉年却有“富有魅力的共产党人”之誉。人们听说，高级间 谍潘汉年曾在日军控制之下的香港抢救许多文化名人；人们听说， 绰号“小开”的潘汉年娶了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的女儿；人们听说， 潘汉年既文雅风趣又豪侠仗义，既见识卓越又谦恭和气，他到哪里 哪里就满堂春风……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写道：“兹 托潘汉年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潘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较少出席公众场合，参加双周座谈会也 78 2020 年整理版 不多言。中共中央规定：共产党员在双周座谈会上只能以朋友身份 出席，多听少谈，绝不能给人以领导之感。潘汉年谦恭地说：“本 党主席毛泽东先生提议：政协会议地点设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 会议时间以今年秋天为宜，不知各位有何意见？” 在座的唯一女性何香凝十分爽快：“政协会议及早召开为好！ 我们要高举义旗，不给蒋介石喘息之机！” 何香凝与夫君廖仲恺，自创立兴中会起，就是孙中山倚重的肱 骨同志。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之后，何香凝与孙夫人宋庆龄一 起，始终坚持联合共产党，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是国民党 内著名的左派。内战爆发后，何香凝又支持李济深在香港创立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的政见，在民革内部极受尊重。 现在就看李济深的态度了。 民革主席李济深是个深沉稳重的人。李济深原本军人出身。黄 埔军校创立时，孙中山本来选中粤军名将李济深负责，后来又改由 蒋介石担任校长，李济深则任教育长。北伐军中，蒋介石任总司令， 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从北伐到抗战，李济深数次担任蒋介石的副手， 也数次举旗反蒋。国民党内，公认李济深是屈指可数的谋略家。可 是，在政界，李济深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反蒋派的色彩似乎比民主 派的色彩更重。 李济深十分重视吸取国民党压制民主的教训，他说： “中共‘五 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 意。本党同志应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阵营中来。” 与会十二人当即商定，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 策进完成大业！ 但是，关于政协会议的地点、时间，李济深则表示，尚须从长 计议…… 79 2020 年整理版 1948 年 5 月 5 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十二人响应 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与向全国的通电，同时发表。 一呼百应！ 一时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响应。 陈嘉庚动作更早，5 月 4 日就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 5 月 5 日致电的还有马来亚霹雳州侨团。 华侨不愧为革命之母，海外侨团相继发表通电响应中共“五一 口号”： 马来亚吉灵丹州侨团（5 月 7 日）、暹罗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 主联合会（5 月 16 日）、马来亚槟榔屿七十一个侨团“否认蒋介石 为中国总统大会”（5 月 18 日）、马来亚柔佛州东甲属华侨“促进 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5 月 19 日）、旅法参战华工总会（5 月）、 加拿大云高华华侨民众社（5 月）、古巴华侨拥护民主大同盟总干 部执委会（5 月）、中国民主同盟缅甸支部（5 月）…… 在港的人民团体也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郭沫若、马叙伦等声明（5 月）、在 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沈雁冰等一百二十五人声明（6 月 4 日）、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二百三十二人宣言（6 月）…… 任何独裁者总有权力不及的地方。蒋介石把反对派统统赶出国 统区，却使香港形成反蒋的民主大本营。 摘自《协商建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 1 月版） 80 2020 年整理版 周公馆——上海的一座灯塔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随着各界人士陆续集中到上海，上海逐渐成为争取和平、民主 运动的中心。在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往返奔波于京沪两地，与上 海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教、工商界爱国人士，及国民党 上层进步人士广泛接触。每逢周恩来抵沪，周公馆便宾客盈门，高 朋满座。有时，周恩来也登门拜访党外朋友。周恩来以其独具魅力 的统战艺术，同各界人士推心置腹，坦诚相待，阐述中国共产党的 主张，指明中国的出路和前途。他那超人的胆略，坦荡的襟怀，细 致人微的体贴，赢得了人们对他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爱戴、 尊重、信赖和支持。周公馆犹如一座灯塔，给上海各界人士指示着 光明和希望。 发动民主人士争取和平民主 周恩来几次指示上海地下党，全力以赴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 中间群众，使他们逐步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在斗争 中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行动，建立广泛的统一 战线。1946 年 5 月 5 日，上海地下党推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成 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有各党派、工会、学生、妇女、教 育、文艺等 53 个团体会员参加（后增至 91 个）。成立大会上通过 了致毛泽东、蒋介石的电文，呼吁和平，反对内战。6 月，百余所 81 2020 年整理版 大中学校组成了“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 美军撤出中国，永久停止内战。并在全市学生中开展反内战签名活 动。各业职工纷纷建立“反内战民主促进会”。妇女界 300 人联名 上书蒋介石，呼吁立即停止内战。与日俱增的反内战呼声，在申城 上空激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强烈呼声置 若罔闻，蒋介石部署 30 万军队包围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迫在眉 睫。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向周恩来提议，在上海人民已进 一步组织起来的条件下，由上海市人民推选代表赴南京请愿。周恩 来征求了上海工委其他成员的意见，斟酌再三后采纳了这一建议。 请愿活动的组织方案由上海工委、上海地下党分别在上层民主人士 和广大群众中分头落实，决定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 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推选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 前往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同时，发动工人、职员、学生、教师及各 界人士，举行示威游行。周恩来在紧张的谈判过程中，抽出时间与 民主促进会发起人马叙伦商谈，希望他出面推动其他上层人士。上 海工委委员许涤新，拜访了上海工商界有一定影响的盛丕华、篑延 芳、张絅伯、包达三等。在短短数日内，请愿团成员名单就定了下 来，他们是马叙伦、篑延芳、盛丕华、胡厥文、包达三、张絅伯、 阎宝航、雷洁琼、吴耀宗，以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以马叙 伦为团长，胡子婴、罗叔章分任代表团秘书长和秘书。他们中间有 的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在上海人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 号召力。周恩来将他们的政治倾向等基本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6 月 23 日，全市 5 万群众涌向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欢送上 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晋京请愿大会暨示威游行。请愿团带着上海人民 对停息战火的期待与和平的渴望，登车北上。各界群众按原计划举 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上海市欢送为呼吁和平入京代 82 2020 年整理版 表宣言》及标语，不断有群众自觉加入游行队伍。 当天傍晚，请愿代表抵达南京下关，遭到早已埋伏在车站的国 民党暴徒的围殴。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四位代表被打 成重伤。这起由国民党幕后操纵的“下关惨案”，震惊中外。毛泽 东、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向马叙伦等人表示慰问。全国各地人民 团体、知名人士也纷纷来电对代表们表示支持与慰问。周恩来得知 惨案发生后，当即派王炳南去现场查明真相，并同有关当局交涉， 把受伤代表送往医院救治。24 日凌晨，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 李维汉等赶赴医院，探望受伤代表。回到梅园新村后，他又伏案拟 写致三人会议美方代表马歇尔，政府代表徐永昌、俞大维备忘录， 就国民党当局放纵此次暴行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明令“惩办六 月二十三日南京下关车站凶殴上海和平请愿代表的祸首”；“追究 此次事变中地方警宪之责任，并予惩处”；“取消军统、中统等等 特务机构，并保证此种同类事件不再发生”；“保护人民团体及个 人有向政府请愿及声诉之权利”；“政府应负担受伤者医药费用及 各人所受损失之全部赔偿”；“政府应负责保护各代表在京期及今 ① 后之居住行动的安全。” 同日，周恩来再次来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 他握着马叙伦的手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马叙伦感慨道： 我过去总是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 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枝，子弹不能少一粒。“中国的希望只能寄 托在你们身上了”。② 代表团在南京逗留了 7 天。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南京局领导 成员两次接见并宴请了请愿代表，向他们详细介绍和谈近况，听取 代表们对和平、民主的建议和愿望。代表团秘书罗叔章向周恩来汇 报了上海工委、上海地下党协同组织发动和平请愿活动的概况。周 恩来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此次代表团来京反内战，要和平，对全国 83 2020 年整理版 产生了很大影响。鉴于南京政治空气相当严峻，请代表们完成预定 目标后马上返沪。在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离开南京的当天，周恩来、 董必武等分别致电马叙伦等代表团成员和两位学生代表，重申了中 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即在无条件停止内战，奠定长期和 平，实施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基 础上，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转达上海各界团体人士，中 共愿与全国人民一致继续为和平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休止。希 望上海同学再接再厉，发扬“五四”以来中国学生的光荣传统，为 实现和平民主而努力。 对于“六·二三”和平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上海工委和上海地下 党，周恩来同样极为关切。许涤新在他晚年撰写的《风狂霜峭录》 中回忆道：下关惨案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工委立刻派我乘火车到 南京梅园新村向周恩来同志和董老等负责同志汇报上海人民对下关 惨案的态度。周恩来指示我：‘上海人民的这种表现，证明民气是 压不住的，民气是不可侮的，这正是中国的希望；但要考虑到国民 党的法西斯统治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的。’他指示上海工委和上 海地下党要注意安全工作，凡是在这次运动中暴露的干部和朋友， ③ 都要设法撤离”。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也在《回顾 1946 年“六· 二 三”上海人民和平请愿运动》－文中写道：“他（指周恩来）通过 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转给我一张纸条，询问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有 没有暴露？如有暴露，应立即组织撤离。他还再次强调上海地下斗 争的长期性和坚韧性。告诫我们要注意组织隐蔽，注意积蓄力量， ④ 切忌犯急性病。” 许涤新回到上海，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又登门慰问了请愿团 代表盛丕华、篑延芳、张絅伯、包达三等，请他们多多保重。这些 下关惨案的亲历者，更加认清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区别， 84 2020 年整理版 从感情上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正如张絅伯在致周恩来的信中 所说：“中共原为前进革命政党。……外审大势，内察民情，适应 时代。……而顽固分子一党孤行，发动内战，加之官吏贪污，特务 ⑤ 横行，祸机四伏，险象环生。” “六·二三”上海人民和平请愿运动，揭开了上海各阶层人民 团结一致、反对美蒋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序幕，使上海的爱国民主人 士、包括与蒋介石比较接近的一些人员也投身到反内战要和平的行 列中来。 注释： ①《中共中央南京局》，第 79 页。 ②《不尽的思念》，第 144 页。 ③《风狂霜峭录》，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3I8 页。 ④《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58 页。 ⑤《中共中央南京局》，第 238 页。 摘自：《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2 月版） 85 2020 年整理版 周恩来在梅园新村 86 2020 年整理版 周恩来关怀国民党时期的上海文艺界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周恩来对结束了八年颠沛流离生活云集上海的文艺界进步人士 十分关怀。他曾对周公馆的同志说，要在生活上、思想上处处关心 文艺界的朋友。周信芳抗战时期坚持在上海工作，敢于与日寇周旋， 应该去拜望。上海的绍兴戏很有群众基础，袁雪芬这些姐妹也应该 去结识。上海是个大码头，眼光应该放大啊。周恩来几次到上海， 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仍抽出时间亲临剧院观看袁雪芬主演的越剧 《凄凉辽宫月》。并邀请上海的戏剧、电影、文学、音乐、美术界 的朋友们前来聚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想法、要求和建议，鼓励他们 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站稳脚跟，与国民党专制统治进行坚决斗争，斗 出一个新中国。 1946 年 9 月 21 日，周公馆的客厅里围坐着洪深、梅兰芳、周 信芳、巴金、郑振铎、唐弢、柯灵、黄佐临、丹尼、白杨、金焰、 赵丹、于伶、刘厚生等上海文艺界朋友和同志。周恩来和大家谈笑 风生。 他特别肯定抗战胜利一年来进步文艺运动获得的成绩和作用， 指出这是朋友们共同努力流血流汗的结果。文艺只要不脱离时代和 人民，就一定能生根和发展，一定有光明的前途。周恩来十分理解 大家因内战形势的严峻而流露出的焦虑与不安，希望大家一定要加 强团结，坚持进步，为争取明天的胜利多做工作。并要大家注意安 全，不作无谓的牺牲。周恩来的话，似缕缕清风，驱散了他们数月 来集结心头的乌云。会晤结束时，周恩来还一再叮咛朋友们分头离 开，以免被监视的特务暗中盯梢，引起麻烦。 这次座谈会给周信芳、黄佐临两位艺术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 87 2020 年整理版 们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深感民主无望，前景暗淡，曾有意出 国或赴香港。听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未来的展望以后，他们 决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周恩来在离开上海前两天， 出席了由上海文协等 12 个团体发起 的纪念鲁迅逝世 10 周年大会。这是抗战胜利后上海文化界人士的 一次盛大聚会，叶圣陶、郭沫若、茅盾等先后致词。电影演员白杨 朗诵了许广平撰写的《十年祭》：“残民以逞、必叫自败，坚定步 伐、决不懈怠，民主自由、是所信赖。”周恩来的演讲，把纪念大 会推向了高潮。他说：“内战乃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 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将解决中国 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 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 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 “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 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 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 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① 周恩来慷慨激昂的话语，在会场上空久久回荡，强烈震撼着每个与 会者的心田。次日，周恩来与各界人士一起前往万国公墓祭扫鲁迅 墓，在墓旁亲手种植了松柏树，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深切怀念与敬 仰之情。 摘自《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2 月版）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0—241 页。 88 2020 年整理版 前辈业绩 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雷洁琼参加 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的经过 高志芬 1990 年 2 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 委员时,与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握手。 89 2020 年整理版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将恢复在香港行使主 权。按照我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1985 年 4 月 10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成员是由各方面著名人士 和专家组成共五十九人，其中内地委员三十四人，香港委员二十五 人。同年 7 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985 年 7 月至 1990 年 2 月起草委员会共召开九次全体会议，时任 民进中央副主席的雷洁琼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出席了各次会议，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下设五个专题小组，雷洁琼是政治体制专题 小组成员之一，参加具体的起草工作，政治体制专题小组于 1986 年 9 月访问香港，进行实地调查，与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顾问进行交流，听取各界人士对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 香港访问的三个星期内， 雷洁琼委员参加各种座谈会一百一十多次， 广泛的听取了香港各界人士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雷洁琼参加了专题小组在北京、广州、深圳、厦门、昆明等地召开 的十九次会议，研究和讨论本专题小组的有关条文的草稿。 1987 年 7 月 15 日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评选委员 会，雷洁琼是评委会委员，参加了全部评选活动。 香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在香港和内地开展征 求意见活动，雷洁琼委员参加了在内地征求意见的活动。民进中央 举行宣传基本法的报告会，雷洁琼亲自做报告，讲解香港基本法的 内容和起草工作情况，并征求意见。 1990 年 2 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圆满完成基本法起草任务， 90 2020 年整理版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和颁布。 根据中葡联合声明说，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将恢复在澳门行 使主权。按照我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 1988 年9 月5 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决定成立澳门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成员四十八人，其中内地委员 二十六人，澳门委员二十二人。同年 10 月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任民进中央主席的雷洁琼是澳门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自 1988 年 10 月至 1993 年 1 月，在四年多时间里，参加了澳门基本法的全部起草工作。 从 1988 年 10 月至 1993 年 1 月起草委员会共召开九次全体会 议，雷洁琼副主任委员出席各次全体会议和主任委员会议、主任委 员扩大会议，参与组织领导全部起草工作，并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 和建议。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下设五个专题小组进行起草工作。 1991 年 9 月应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邀请，雷洁琼副主任委 员率起草委员会代表团访问澳门，在一周的访问期间，与咨询委员 会委员进行交流座谈，参加各界人士分别举行的十余次座谈会，广 泛听取澳门各界人士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并到东亚大学（澳门大学）、贺田工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参观访问。 澳门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参加了内地征求意见 的活动。如访问澳门回来后在珠海市、广州市召开座谈会，听取广 东省、广州市、珠海市负责人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在北京 出席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的座谈会，在民进中央举行了报告会和 座谈会。 1993 年 1 月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圆满完成基本法起草任务， 同年 3 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和颁布。 雷洁琼在参加香港和澳门两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和全体委员 91 2020 年整理版 一起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会见，全国人大 常委会颁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工作纪念牌、澳门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起草工作纪念牌各一个。 雷洁琼在参加香港和澳门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中付出了大量 的精力和时间，为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制订这两部具有历 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大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5 年 2 月） 1991 年 9 月，雷洁琼（前排左三）率澳门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代表团访问澳门。 92 2020 年整理版 叶圣陶先生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 王染野 1917 年，叶圣陶任教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时，与同事合 影于甪直鲁望祠。左起：殷康伯、叶圣陶、孙铿平、王伯 祥、朱韫石、吴宾若、沈君宜、徐毓才、董志尧、陈咏霓 93 2020 年整理版 1921 年 4 月，叶圣陶与沈雁冰（左坐）、郑振铎（右 坐）沈泽民（左站）合影于上海半淞园。 杰出的教育家、作家、语言学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 先生，祖籍吴县东山，其父辈早已定居苏州城中，我与他的儿子叶 至诚（作家）、儿媳妇姚澄（名演员），在一道搞戏曲改革工作时 结为朋友。早在 50 年代初，由他们介绍便已认识叶老了，因此了 解到叶老不少早年在家乡从事文学活动的情况。 94 2020 年整理版 叶老早年在甪直镇任吴县第五高小教师，其时尚在“五四”之 前，他就已开始了小说创作。在《礼拜六》周刊、《小说月报》上 分别发表了文言文的短篇小说《穷愁》、《玻璃窗内之画像》、《贫 女泪》等。此后又在《小说海》期刊上发表了《旅窗心影》、《倚 闾之思》，主编恽铁樵读后，颇受感动，立刻给叶老写了热情洋溢 的长信，和他认真地讨论这些作品的思想，认为其中所包含的高尚 的道德内容，对当时社会能产生良好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并且把它安排在刊物的重要位置上刊出了，这在当时给予叶老以极 大的鼓舞，从此他走上了从事文学的道路。 到了 1919 年，北京大学学生多人合作组成了“新潮文学社”， 叶老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顾颉刚先生，自北京寄信到甪直，邀请他 入社，并向他约稿，他当即写了篇小说，题目是《这也是一个人》， 很快在《新潮》一卷三期刊出（后来这篇作品收入他的文集并改题 目叫《一生》）。也就是从这时起，叶老改用白话文写稿了。文字 工具的改变，在当时应被视为是人的思想进步的飞跃。叶老是赶上 了新潮了。 到 1920 年，郑振铎先生发信到苏州，向叶老约稿，并在信上说： “《小说月报》为了跟上时代潮流，将请沈雁冰主编。望你多写稿 子来。”（引于《西谛书信》）到了当年 10 月，叶老为表示支持 郑先生，便给他发去了一短篇小说，题目《母》，是从苏州家乡获 得的题材。此稿刊出时，沈雁冰先生加了赞美的按语，此后沈、郑、 叶三位先生的彼此交往越来越密切。 1921 年，郑振铎先生到了北京，并在那里筹备成立重要的文学 社团——“文学研究会”，又写信到苏州约请叶老为该会的发起人 之一。该会当时的主旨是标榜为人生的文学路线，是从爱祖国、爱 人民的观点出发的，此一主张也正合叶老的心意，所以叶老很快回 95 2020 年整理版 信答应入会。此事非同小可，此后极大地推动了江苏乃至江南各省 某些文化重镇文艺的发展，也培植出许多文坛新人，创作出许多优 秀作品，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显示了这种新文学强大的生命活 力。 到了 1922 年秋天，叶老又同沈雁冰先生和郑振铎、俞伯平、朱 自清、王统照、郭绍虞、刘延陵、徐玉诺等著名作家和诗人，团结 了更为年轻一代的诗人，如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等所 谓“湖畔”诗人（当时，他们四位正在杭州师范求学，又因地处西 子湖畔，便结成“湖畔诗社”，也就是后来新文学史上所称说的“湖 畔派”）。在叶老等人的主持下，于 1922 年 1 月 15 日创办了中国 第一个诗刊——《诗》，编者是中国新诗社，实际负责人是叶圣陶、 朱自清、刘延陵，社址先设在甪直，后迁进苏州城中，在这诗刊的 第 3、4 两月号刊物的封二上，曾刊出《投稿诸君鉴》一文，注明： “今后诸君惠稿，请寄吴县甪直叶圣陶收。”到 31 卷 5 号，又改 为“寄苏州太平巷五十号叶圣陶收”。这个地址是叶老当时在苏州 城中的住址。中国第一个新诗刊社就是这样在吴县诞生了。 文学史上如此重要的大事，近几十年来几乎被人们遗忘了。此 事的经过，我于五十年代中期听叶老亲自讲过。为了不使此事湮没 无闻，也是为了补正现代文学史上的缺失，特叙述于此。作为我国 新诗歌艺术的奠基人，他们功不可没，让我们永远记住上述这一批 人辉煌的名字。他们是不落的星群，时至今日依然闪耀在我国诗坛 历史的蓝天之上，照耀着、指引着人们去探索诗歌艺术的奥秘，并 推动我们在诗歌道路上迅行。 综上所述，叶圣陶先生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的主要收获有以 下三个方面： 其一，由用文言文写小说，进步到用白话文写小说，摒弃了文 96 2020 年整理版 字旧工具，而熟练地掌握了文字新工具，并且是开风气之先的重要 人物。 其二，他创办并实际负责主持了第一个新诗刊，由此进而培养 了“湖畔派”诗人及其他许多青年诗人，推动了我国新诗艺术的发 展。 其三，参与并筹备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最早也是最大的文学社团 ——“文学研究会”。这对后来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发展起了 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学研究会”既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作家， 又推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而它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厚底蕴 和巨大影响，是我国其他文学流派所难以比骈的，叶老是该会的主 将之一。 以上所述的一切，我以为叶圣陶先生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工作者 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叶圣陶先生应是我们永远的导师。 摘自《民主》2002 年第 3 期 97 2020 年整理版 与叶圣陶相处的往事 欧阳文彬 重新在虹口安家 叶圣陶先生的编辑生涯是在上海开始的。他参与创建并长期惨 淡经营的开明书店和《中学生》杂志也是在上海诞生的。从二十年 代起他和上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举家入川，在艰苦的条 件下继续主持内迁的开明书店和《中学生》杂志。我于 1945 年在 重庆参加开明书店工作，复员回上海后调入《中学生》杂志社，并 和叶家一起住在虹口的开明宿舍里，有机会经常接触叶老，受到他 的直接领导与熏陶。 事情要从叶老决定乘木船出川讲起。抗战胜利后重庆的达官贵 人纷纷抢着回上海“接收”，交通十分拥挤。以叶老的声望和地位， 买几张票并不困难。但他不愿意托人情、看人的脸色，也不愿意利 用自己的声望。而是决定全家和开明同仁以及他们的家属共 50 余 人冒险乘两艘木船，于 1945 年 12 月 25 日启行，历尽艰险，直至 1946 年 2 月 9 日方才到达上海。叶老到达上海的当天上午，先去淮 海坊久别重逢的妹妹家吃了点心，连洗澡、更衣都顾不上，马上赶 去看望卧病的夏丏尊，以后接连好多天都忙着和亲友们见面。大家 久别重逢，虽然高兴，谈起胜利后的局势，又难免忧虑。 事后回想起来，叶老还说：“也亏得那时下了决心乘木船，要 98 2020 年整理版 是再延迟半年，就见不着夏丏尊先生了。我们到达上海后才两个半 月，丏尊先生就怀着满腔忧愤去世了。”夏丏尊临终对叶老说的最 后一句话竟是：“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 抗战前叶老在虹口景云里住过多年， 这次回沪又在虹口安了家。 因为上海沦陷时虹口是日本人居住的地区，抗战胜利后日方撤 退，空出来的房子较多。开明书店为了安置东归的同人，先在北四 川路虬江路口的永丰坊和祥经里（位于永丰坊后面，有一门隔开） 用顶费租下 6 幢弄堂房子，分租给大家。叶老一家 7 口，四世同堂， 分到的是祥经里一幢朝东的石库门房子二楼前、后套间和一个亭子 间。叶老夫妇和次子至诚住前间，叶老的 80 岁老母住后间，长子 至善夫妇和小孙子三午住亭子间。前间虽然稍大一点，摆上一床一 桌几把椅子也就差不多了。已经成人的次子至诚只能睡在书桌上。 而且这间房子既是卧室，又是书房，还兼作吃饭间和会客室。叶老 接待客人时，至诚待在一旁总不方便。好在我分到的永丰坊亭子 间．和叶家不过一墙之隔。至诚常来我这里，和我一起看书、聊天。 新建的开明新村像一个大家庭 上海沦陷后，开明书店的业务无法开展，福州路上的门市部收 缩成一间门面。旁边弄内的办事处也只有二、三两层。东归的同人 来了，实在容纳不下。临时加盖了一层四楼，仍然十分局促。而且 同人们从永丰坊乘电车来福州路上班，正值客流高峰，路上还要堵 车。几站路往往要开 20 几分钟，比步行还慢。为了不迟到，就得 提早出门。电车工人还不时要闹罢工。我们年轻人有时干脆走着去。 叶老一家有四个人（叶老夫妇和至善、至诚）在开明工作，往往要 分几批走。叶老和叶师母 7 点不到就出门了。我和至诚经常步行。 99 2020 年整理版 后来店里特地租了大客车接送同人上下班，叶老也和大家一起乘大 客车，又方便，又省时间。 后来随着业务的发展，工作人员的增加，开明又在祥经里后面 买了 6 亩多地，建造职工宿舍和办公楼。那就是许多出版文化界人 士熟悉的开明新村。1948 年宿舍楼建成后．为了接纳一些新住户， 原有住户的住房有所调整。我和部分同人从永丰坊、祥经里迁入新 村，某些居住条件差的上海同人也迁了进来，还备有集体宿舍供新 招收的练习生居住，另辟活动室，供同人开展业余活动。接着动工 的是编辑部办公楼，为了纪念夏丏尊，决定题名“怀夏楼”。楼名 由叶老用篆字书写，刻在石碑上、砌进二层楼的中间。不过此楼落 成时叶老已经离沪北上。新村大门朝着川公路，但人们习惯于穿过 永丰坊和祥经里进出。只有汽车才走大门。在内地时就成立的业余 组织“明社”，在叶老和其他老前辈的支持和参与下，空前地活跃 起来。歌咏组、舞蹈组、话剧组、昆剧组、读书会——应有尽有。 中青年同仁差不多都参加了。叶老带头参加了昆剧组。为了给大家 鼓劲，读书会每次活动，他都出席指导，有时还代为邀请导师；话 剧组排练，他除了请专家来导演和指点之外，自己也尽可能到场坐 在一旁观看。 到了节假日有些老师和师母们经常邀单身汉参加家宴。 整个新村像一个大家庭，又像一所大学校。叶老就好比家长兼校长。 同时挑几副担子 叶老的本职工作是负责开明书店编辑部。在那物价飞涨，百业 萧条的年头，出版业除了经济上的困难，还面临着反动派的压制和 黄色书刊的泛滥。一向以朴实严谨的作风和内容精辟的出版物著称 的开明书店，1946 年刚好届满 20 岁。叶老为了团结新老同人，总 100 2020 年整理版 结过去．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迎接新的考验，在他为“明社”撰 写的《社歌》中指出：“开明风，开明风，好处在稳重。所惜太从 容，处常绰有余，应变有时穷。”提出“我们要创造新的开明风”。 并在《题开明二十周年纪念碑》中语重心长地勉励“开明人”，发 扬“开明风”，努力做到“俯仰两无愧”。与此同时，他自己身体 力行，顶住压力，坚守岗位，带领同人．尽量多出好书，办好刊物。 举一个例子：闻一多被反动派杀害后，叶老和朱自清、吴晗、郭沫 若一起编辑《闻一多全集》，并决定在开明书店出版。这不仅要承 担风险，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对于开明这样一家没有背景的民 营书店，出版这部文集是很不容易的。但叶老毫不迟疑。因为，“闻 一多先生被反动派看作死敌，他当然是咱们的英雄；反动派消灭了 他的肉体，咱们就得拥护他的精神的永生包括他的道德和文章”。 还应当说明，叶老是一个实干家，他编《闻一多全集》，四大卷从 头到尾都要亲自校对。他主编《中学生》杂志，篇篇文章都要亲笔 改过。由他经手编发的书刊，连广告词都要亲手拟定。开明的出版 物，一向以内容精辟、文字严谨著称。这自然和叶老的倡导分不开。 可以说，在叶老主持下，开明出版的书籍和刊物，都是以质量取信 于读者的。在当时那种恶劣的环境中，更显得难能可贵。 四世同堂的幸福家庭 叶家四世同堂。叶老是一根顶梁柱。他上有八十高龄的老母， 下有子、媳妇和幼小的孙儿。那时候人的寿命没有现在长，七十就 算古来稀了，八十真的很少见。叶老事母极孝。老太太基本不下床， 饮食都要端到床前。叶老每天探望请安自不用说。老太太经常思念 战时留在上海、分别八年才得相见的女儿（即叶老的妹妹，住在淮 101 2020 年整理版 海坊），屡次提出要到女儿家去，叶老总是二话不说，叫了出租车 亲自陪送老母亲到妹妹家，让她们母女团聚一阵，而且自己再怎么 忙也要抽出时间前去看望。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叶老亲自动 手为老母亲剪脚趾甲。要知道，叶老本人也已年过半百，外边工作 又忙，回到家里往往累得够呛，他自己的生活还需要人家照顾呢。 再说，家里有的是小辈，难道没有人为老太太剪脚趾甲？叶老有三 个孩子。长子至善已经成家，在开明担任《开明少年》主编，工作 上、生活上都是叶老得力的助手。但是为了小孙子三午的教育问题， 叶老也没少操心。三午初上小学不能适应，叶老曾亲自和至善去学 校要求把他退回幼稚班，暂缓入学。老二是女儿至美，也已成家， 不住在家里。至诚是老幺，他虽然已经二十出头，各方面却单纯得 跟小孩一样。叶老操心较多的就数他了。他原在开明书店当校对， 来上海后看到有这么多好书可看，嫌业余时间不够用，想辞去工作 专心看书。我问他叶老会同意么，他说会的。还说父亲叫他当校对， 是为了让他养成认真和细心的习惯，并不指望他挣钱，他的工资也 不用交给家里，几乎全用来买书了。至诚向来不修边幅，唯有对书 十分爱护，加意保管。1946 年底，他果然辞了职。叶老见他爱书如 命，为他在晒台上搭了一间小屋，让他把自己的书和从苏州老家运 来的藏书一起搬上去。屋里四周都是书架，架上排满了书。至诚每 天在书堆中阅读、写作，很令人羡慕。他进校后，学习还是努力的。 后来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动起了结伴去解放区的念头，学习不免 有所松懈。有一次，他告诉我，校长（熊佛西）找他父亲谈过话了。 因为他准备去解放区，没有心思温课，放弃了几场考试，按学校规 定应予除名。父亲很生气，听他解释后才谅解了。其实叶老早知道 至诚想去解放区，虽然有点舍不得，可是眼见国统区的状况越来越 糟，感到与其把至诚留在身边，不如让他去解放区。1948 年腊月， 102 2020 年整理版 叶老送走至诚时，心里思忖着父子俩这一别不知何日才能见面。设 想到至诚走后不久，形势急转直下，反动派垂死挣扎，加紧对进步 人士的迫害，叶老也被列入黑名单，难以在上海立足，于 l949 年初， 接受共产党的邀请，经地下党安排，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绕道香 港进人解放区，转往新解放的北京。几个月后，至诚也随苏南文工 团到了新解放的南京。大家都生活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了。 欧阳文彬，女，l920 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6－1951 年任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编辑，离休前任上海学林出版社编审， 作品有：文学评论集《赏花集》，长篇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等。 摘自《世纪》1999 年第 6 期，总第 39 期 103 2020 年整理版 一棵高大的树 ——学习叶圣陶先生的为人品格 陈益群 圣陶先生谢世，倏忽已经十四全年头了。每当捧读《叶圣陶集》 ， 品味圣陶先生的谆谆教诲，在那宁静淡泊、平实精辟的文字中，处 处都能感受到先生的寥阔胸襟、宏观博识，这 25 卷书是先生几十 年辛勤耕耘的成果，是留给世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面对当今充 满诱惑、浮躁的社会现象，静下心来研读《叶圣陶集》，可以荡涤 自己的心灵。 叶至善先生曾告诉我们，父亲一生谦逊，他一直是反对出全集 的，子女亲友曾几次提起要出全集，都被圣陶先生否定了。1986 年 江苏教育出版社把出《叶圣陶全集》列为重大选题派人来京做工作， 先说服了子女叶至善等，再一起去向叶圣陶先生提出，圣陶先生仍 是不同意，“等我死了再说吧！”但是大家轮番说服他，述说了现 在出版有许多方便，有的问题可向他当面请教，请他指点，最后他 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定名为《叶圣陶集》，由圣陶先生的三位子女 来编，主要是由叶至善来承担。《叶圣陶集》在圣陶先生生前出版 了 1—4 卷。到 1994 年圣陶先生诞辰 100 周年时，才将 750 万余字 的 25 卷出齐，这是圣陶先生和他的子女以及江苏教育出版社对中 国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可谓功德无量。按照圣陶先生的遗愿，叶 104 2020 年整理版 家子女又将《叶圣陶集》的全部稿酬，悉数捐献给中国版协筹建“出 版者之家”，以期促进繁荣我国的出版事业。从出全集这件事中， 我们可以领略到圣陶先生那种“事事不过度、处处有节制”的为人 品格。 记得在 1982 年，教育界、语文学界的同行，酝酿要举办“纪念 叶圣陶从事教育工作七十周年”的活动，要在大会堂召开庆祝会。 圣陶先生闻讯后马上劝阻大家不要搞，并严肃地说，你们即使是开 的话，我也是不去的。大家只得作罢。圣陶先生谦虚地说“大家都 好心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我不是什么家，我只是普通的语文工 作者”。 圣陶先生早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就是新文学运动的“文学 研究会”重要成员，发表过不少小说、散文和诗篇，主编过《小说 月报》，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先驱者之一。1927 年在上海代郑振铎 先生主编《小说月报》时，他善于从来稿中发现文学新人，培养和 扶持年轻的作家；连老友沈雁冰的《幻灭》，也是在他的鼓动催促 下写成的，并建议将笔名“矛盾”改为“茅盾”。丁玲的处女作《梦 珂》，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都是经圣陶先生的指点修改后， 先后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也是 先在《小说月报》刊出，圣陶先生并为《灭亡》写了“内容预告”。 事隔五六十年以后，巴金写到：“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 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感谢叶圣老，因为 他给我指出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圣陶 先生在开明书店时，通过编辑《中学生》杂志，也培养了一批文坛 新秀，后来不少人成为有名的专家和作家。对于这些在新文学史上 为人称道的史实，圣陶先生自己却很少提到。他的这种真诚、谦逊 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105 2020 年整理版 圣陶先生在 1984 年至 1986 年担任民进中央主席，每次讲话常 以亲身实际的体会，来启发引导会员。党中央倡导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圣陶先生及时提醒会员，当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分子的时候，“咱 们知识分子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咱们将何以自 处？”他要求民进会员正确对待自己，不断充实自己，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1985 年纪念民进成立四十周年时，他勉励广大民进会 员要发扬老老实实的作风，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圣陶先生常对大 家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搞文学的、要有求实精神。要敢言天 下真。这也是做人的根本。”当年媒体盛传“耳朵认字”的特异功 能，他即著文指出这是违反科学的。他在《人民日报》刊出《我呼 吁》的文章，呼吁减轻学生负担，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1983 年四川省长寿县发生一起侮辱殴打女教师的事件，他和周建人先生 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写信，并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要求严肃处 理这一事件。这就是圣陶先生“要敢言天下真”的实际例子。 圣陶先生一向以工作、事业为重，正确对待个人的名誉、地位。 1987 年6 月召开民进全国代表会议， 圣陶先生由于身体条件的原因， 恳切要求辞去主席职务，当时已 93 岁高龄的他，在家人的搀扶下 突然来到代表会议的会场，作了意义深长的讲话，他感谢同志们对 他的谅解，同意他辞去主席职务，他说“我忽然记起两句话，‘有 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我愿意到死之前实践这两 句话，也希望我们民进的同志们能够广为宣传这两句话。”这是圣 陶先生在公众场合最后一次的讲话。会议的第二天，赵朴初先生写 来一张条子，说这是《礼记·大学》中的两句话，其意思是自己做 到的，才能够要求别人做到，自己没有这样的缺点，才能批评别人 类似的缺点。这两句话是圣陶先生一生遵循的做人准则，也是对广 106 2020 年整理版 大民进会员的殷切期望。 掩卷抚思，圣陶先生谦逊的一生，是一长篇耐读的散文，滋润 心灵，净化情操，教我懂得做人的道理。读着读着在我的心中涌现 出一个高大的形象，亲切、真诚、宽厚、谦逊，圣陶先生是我国老 一辈知识分子优秀的杰出代表！ 107 2020 年整理版 李平心八论“生产力性质” 史煦光 1959 年至 1960 年，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在影响极大的 《学术月刊》上发表了“论生产力性质”的一系列论文。李平心的 主要观点是：生产力具有物质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两重性：生产 力之所以被作为最活跃的因素是因为它自身内部的这两重性的矛盾， 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属于生产力范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不但体现在生产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生产力上，因此研究经济学 也要研究生产力，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观点的提出，引起了 学术界的关注，也引出了不同观点的争论。 这本应是正常的学术探讨，但在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柯庆 施以“正义”的面目提出要“寓批判于讨论”，在长达数月的讨论 中，尽管也有匡亚明、沈仲九等学者公开赞同李平心的观点，但基 本上是一边倒的言辞，名为争鸣，实为围剿。不少文章和发言都带 有火药味，认为李平心的“生产力论”的观点是否定社会主义优越 性，否认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否定总路线和大跃进，否定党的领 导等等，无端上纲上线。 铮铮铁骨的李平心在这场讨论中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连续撰 文，参加座谈会，在讨论时，李平心翻出德文版的《资本论》等马、 恩著作证实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表现出一个社会科学家的勇气 和品格。《学术月刊》也敢于提供阵地发表不同的观点，李平心的 “论生产力性质”在报刊上一共发表了“八论”。 108 2020 年整理版 1966 年“文革”刚开始，李平心再一次惨遭迫害，终以满腔悲 愤而开煤气自杀，直到 1978 年才被平反。 （摘自《世纪》1998 年第 6 期，总第 33 期） 109 2020 年整理版 傅雷和我共事的日子 荆梅丞 遗稿 沈楚 整理 傅雷在书房 “文革”狂飚初起，正直、善良、勤奋、嫉恶如仇的傅雷不堪 忍受林彪和“四人帮”的侮辱与践踏，夫妇双双愤然辞世。多年来， 青年时代的傅雷身影常在我眼前浮现，虽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但我 110 2020 年整理版 们在一起共事的种种情景历历在目。 初识傅雷同赴洛阳 三十年代中期，我在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蔡元培兼 任保管委员会主委。大约在 1936 年的一天，有位高个子、戴近视 眼镜的青年由腾固介绍来古物保管委员会报到，他就是刚从法国留 学归来的傅雷，年约二十多岁。由于在一起工作、年龄相仿，我们 很快就熟悉了。 不久，古物保管委员会设立洛阳办事处，我俩被任命为正副主 任，我与他朝夕相处，关系更密切了。洛阳办事处设立在河洛图书 馆，虽在市区中心，但高大的院墙隔开了闹市的喧嚣。院内正面有 一座假山，西边是一片牡丹园，我们初到洛阳时，正值春天，姹紫 嫣红的牡丹花竞放，美不胜收，衬以东边的葱郁林木和花草，景色 清幽宜人。 我们住定后，首先拜访了当地的老翰林林东郊。林与蔡元培、 沈钧儒同科殿试，是当地最有声望的宿儒，还拜会了名书法家郭东 林、商会会长白亮斋、驻军军长武庭麟。 洛阳是九朝古都、闻名中外的历史名城。我和傅雷都是慕名而 来此工作的，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管理这里的名胜古迹。洛阳及 周围的白马寺、周公庙、邙山岭上的九朝陵墓群、巩县石窟、宋陵、 登封嵩岳庙、少林寺等都归我们管辖。才来时，我们为有幸管理这 些中外闻名的文物古迹而自豪，可是不久，我们的热情就凉了下来。 在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并不重视文物，设古物保管委员会只是 装点门面。洛阳办事处除我和傅雷外，只在当地请了一名文书，雇 了一名炊事员，这就是我们的全部人马。“主任”是名副其实的光 111 2020 年整理版 杆司令。那时，洛阳地区连年灾荒，军队横行不法，土匪到处抢劫， 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不要说方圆几百里外的文物我们鞭长莫及，就 是眼皮底下的庙宇和龙门的石佛也不断被破坏，出土文物成批地被 盗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束手无策，找当地政府，政府不管； 找驻军，驻军不理，我们只能给南京政府写些汇报，傅雷不时写些 牢骚文章，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奔赴龙门考察 龙门是著名的艺术宝库，也是文物保护的重点。我们上任后， 首先到龙门察看。龙门原名伊阙，距洛阳城 25 华里，伊河由南向 北冲破山口，形成东西峭壁，在这长达 1000 多米的山峦峭壁上， 经北魏、隋唐 400 年无数艺术家辛勤劳动，雕刻出 10 万余尊大小 不同的佛像。它们形象各异，轻盈飘逸的飞天，数不清的名人题记， 使我们看得眼花缭乱，赞叹不已。 龙门最大的佛龛是奉先寺，据碑载，是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 贯”修建的，龛南北宽 36 米，东西深 41 米，正中主佛卢舍那高 17． 1 米，头高 4 米，耳长近 2 米，盘膝就坐，一手下垂，一手平放，造 形丰满庄重，神情慈祥和蔼，一双明眸宁静含蓄，仿佛在注视着从 四面八方前来顶礼膜拜的香客和游人。面对大佛，我们惊叹，这鬼 斧神工的艺术珍品是付出了多大的劳动和汗水啊！傅雷高兴得爬到 大佛的手掌上。要我给他拍照留念。“文革”中，可以坐十几个人 的大佛的手被砍掉了，保存几千年的文物被毁于一旦，令人痛心。 当时，大佛身旁还有弟子、力士、金刚等石刻站像，每个像也有好 几丈高，其中一座两腿分立的金刚，腿部的直径约二尺左右，据说， 能抱严金刚腿的人就能够得福，万事如意，当地称之“抱粗腿”。 112 2020 年整理版 前来进香和游览的人都想碰碰运气，千百年来经无数双手的搂抱， 金刚两腿早已被磨得明光可鉴。 性格活泼开朗的傅雷仗着身高臂长， 也去抱腿，自信地说：“我一定能抱严。”结果费了全身气力，满 脸涨得通红，也没能抱严。正当他扫兴地退下来时，无意中发现金 刚佛的石座上刻着一行小字，我也凑过去看，刻的是：吉安刘峙率 子××到此膜拜顶礼。看后，我俩都哈哈大笑，刘峙是国民党要员， 曾任河南省主席。傅雷风趣地说：“刘峙这个饭桶主席，官运亨通， 原来是惯会抱粗腿的呀！” 在少林寺担惊受怕 少林寺闻名中外，是我们久已向往的地方。那年深秋的一天， 我与傅雷联袂前往少林寺考察。我俩先乘火车到偃师，再换乘马车， 颠簸了整整一天，在夕阳西下时到达少林寺。 当时少林寺的当家是位年纪较轻的僧人，他对我们的来访非常 惊讶，他说：“这里很乱，到处有土匪，白天人们都不敢出外走， 你们来此干甚？”我们讲明身份和来意，他才把我们引到客厅，但 仍不住地打量我们。我们向他简单地问了寺院情况后，他主动陪我 们观览寺院。 眼前的少林寺荒芜破败，一片凄凉景象，寺内原有大殿大部分 被毁，残存的几座殿堂也因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庭院中蒿草遍地， 阴湿处布满青苔，后殿里据说原有唐吴道子的少林习武壁画，也已 面目全非。拙劣的修补、加色，一看就知道出自明清以来不很高明 的画匠手笔。保存较完好的要算寺西的塔林，杂草丛中黑压压的一 片。在阴暗的天气里，更增加几分凄凉。寺内的几名僧人大都年事 已高，一个个老态龙钟，面黄肌瘦，全无想象中的武林高手、少林 113 2020 年整理版 传人之态。傅雷和我都感到十分失望。 晚上，我们就在寺内客厅下榻。寺院里一片寂静、黑暗，呼啸 的山风吹得门窗格格直响， 山门外小河的哗哗流水声使人心惊肉跳， 不远处传来鸟兽的凄厉叫声，更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仿佛置身于渺 无人烟的荒岛，恐惧异常。这一夜我俩都未合眼。大约四更时分， 突然听到院内有响动，我俩从床上跳了下来，战战兢兢地戳破窗纸， 见几个僧人在习武练拳，一颗紧张的心才平静下来。当时，少林寺 僧人早已久不习武了，可能是由于我们的身份和使命，当家僧特意 找了几名僧人来弄棍使棒做给我们看。没想到他们的演戏，却使我 们受了一场虚惊。天一亮，我们就收拾行装匆匆下山了。 结识中国的“茶花女” 河洛图书馆内有一片很大的牡丹园，每年春天牡丹争芳吐艳的 季节，前来赏花者络绎不绝。一天，有几个十八九岁的女子前来赏 花，她们衣着入时，绰约多姿，引起了傅雷的注意。他以为这几个 女郎是华侨，就用法语上前问话。经交谈才知道这几个人都是洛阳 平康里的青楼女子，她们出身贫寒，因生活所迫，被家人卖到妓院。 其中一个叫段淑云的，是开封城东人，父亲是个读书人，因连年灾 荒，养不活众多儿女，在她十三四岁时被卖为娼。段淑云从小聪明， 虽没上过几天学，但能看懂《红楼梦》、《西厢记》，还会说几句 英语。心地善良的傅雷对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弱女子非常同情，此后 常不时去看望她们，有时还买些东西送给她们。 不久，傅雷这样做引起了周围一些人说长道短。可是傅雷对这 些闲言碎语只当是耳边风。一次，他和我谈起这件事时说，妓女也 是人，要不是社会制度不好，她们也会成为很有教养的人。他还说， 114 2020 年整理版 要以这些人的经历为素材，写一部中国的《茶花女》，其主人公就 是段淑云。 要把儿子培养成中国的贝多芬 好多文章把傅雷说成是严酷冷漠的人，特别是对待儿子近乎无 情。其实，傅雷对儿子很有深情。当时，刚出生的大儿子傅聪远在 上海，他非常怀念，把傅聪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时常拿出来看了 又看，还自豪地拿着照片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的儿子。”后 来他把照片放大，装进镜框，摆在桌子上，不时地拿起来看。他曾 对我说：“欧洲历史出了那么多举世闻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中国 也出过屈原、李白、杜甫等等，我要培养儿子从小学音乐，如果再 生一个儿子，就培养他学美术，不信培养不出中国的贝多芬、达·芬 奇！”果然，在傅雷的严格教育下，傅聪刻苦努力，终于成为世界 上第一流的钢琴家。 （摘自《世纪》2001 年第 2 期，总第 47 期） 115 2020 年整理版 巴金与柯灵的真情友谊 纪申 柯灵去东华医院看望巴金（1998 年 10 月） 日前往访黄裳，谈及柯灵兄的去逝，都觉得他走得匆促了一些， 出人意料，不胜惋惜之至。顷又闻我们共同的朋友潘际坰兄病危消 息，更痛故人多零落。他忍不住对我讲：“还是巴（金）先生挺得 住，97 岁高龄，不易啊！”归家后翻阅相册，见 1977 年冬末祁鸣 116 2020 年整理版 拍摄的“文革”后巴金与几位老友的重聚照，乃张乐平、师陀、罗 荪、王西彦、柯灵诸兄会聚于巴金寓所楼上书房内，斯时我也在座。 大家抚今追昔，笑谈生风，共庆经大劫而得幸存。眼下照片中人， 除我弟兄外，余皆先后去矣。真是友靡靡而愈索。睹照思人，能不 痛乎？前几天在《悲离别——送柯灵兄远行》文中的末尾曾写道： “柯灵老兄台，语难尽述啊！”限于篇幅，只能适可而止。但往事 难忘，年纪大了又特别容易怀旧。《世纪》编者一再索稿，情难却， 略述柯巴二兄间交往的某些侧面以应命，并补前文未尽之意。 同为舞文弄墨 说到柯灵与巴金的交往情谊，始于何年何月，在什么样的情境 下相识的，既从来没有向他们二位问起过，也根本没有从这方面起 过念头。回忆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出版的进步文艺刊物，可谓品类 繁多，集一时之盛。著名的就有《文学》、《光明》、《文季》、 《作家》、《中流》、《文丛》等等，数不胜数。他二位斯时既同 住上海又各自主编着期刊，过的正是“煮字生涯”，或同在一个刊 物上发表过文章，或因自己主编的刊物而相互约稿，或因有共同的 朋友早已神交了，也说不定。查阅《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内巴金 于 1938 年 8 月 19 日写给柯灵信中有这样的话：“信稿都收到，谢 谢你。我不去内地，不过日内要到汉口看看。《烽火》仍续出，但 因印刷关系，不能按期出版……”显然此前柯与巴已早相识而有往 还了，方有文稿的来去，且相互关心行止。正是抗战爆发的次年， 巴金为了《文学》与《烽火》两份刊物的印刷事而奔波着。柯也新 加入《文汇报》主编《世纪风》。文字因缘使得他们相识而相交自 不待言了。 117 2020 年整理版 上海沦为“孤岛”后，他二人都没有离开，各自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巴金早在草拟《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时就感受到：“－ 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 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面前。……”“八一三”日寇侵沪， 全面的抗日民族救亡战争开始了。他又说：“在这个时候提笔写文 章，我实在感到惭愧，别人贡献血，我们却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 怒。也许有一天我会用我的血洗去这个耻辱。”他为了两份刊物的 复刊与印刷奔波于沪、穗、桂等地。终因困难重重，刊物被迫停印 了。他重返“孤岛”后，仍一边埋头为文（赶写小说《秋》），一 边继续替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发书稿。直到 1940 年春末方迫于形势 不得不奔赴内地。在沪期间他先发了柯灵推荐的青年作者宋樾的集 子《鱼汛》（有柯写的《后记》），纳入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 六集内，继又把柯灵的一本散文集《晦明》编入“文学丛刊”的第 七集里发稿。 留下未走的柯灵日子过得更苦了。在他的回忆文章一开始就这 样说：“旧中国风雨如磐，我身临其境，未免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 心怀忧患，情切兴亡，参加了一些志在改变祖国命运的活动，主要 是舞文弄墨，摇旗呐喊，不涉及实际的政治，却落得二度人狱，两 遭通缉，几次隐匿逃亡。”还说：“主编《世纪风》的第一天就遇 上敌伪特务扔炸弹。”在《狱中诗记》里的回忆：“连日受刑，除 老虎凳外，还要灌水鞭打，面无复人状……”有诗叹曰：“谈兵纸 上曾何用，只为忧时啮寸心。剩有余生欠一死，更无只语可贻君。” 他总算没有死在敌人的魔爪下，而前一年（1942 年）他的朋友散文 家陆蠡（也是巴金的好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留守负责人）却遭日 本宪兵队酷刑惨杀。在残酷的敌人魔爪下，日子是十分地不好过。 118 2020 年整理版 对柯灵的愧疚 抗战胜利了，柯灵与巴金都返回了上海，又各自打理旧业。文 人嘛，手中只有一支笔啊！他们并没有因为日本投降带来胜利后的 欢欣和鼓舞。倒是黑暗依旧，国事日艰，知识分子还是忧国、忧民、 忧生活，日子依然故我地过得十分艰辛。 幸好解放了。人人欢呼，庆得新生。旧社会被翻底砸烂，新中 国巍然屹立，令人兴奋、目眩。生活大换面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 动多了起来，朋友见面的机会也随之而增。加上各自的住处又相近， 遂有闲时促膝之聚。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于巴金寓所与柯灵兄相识的， 逐渐地熟起来。“欣逢盛世，满以为从此霁月光风，天下澄清了。” 怎么也没有想到各样运动接踵不断，知识分子的苦难自此连绵。 “前 罪尚未赎净”，文化大革命开始，终于被赶“到现代《神曲》的炼 狱里去再受煎熬”。物极必反，黑暗到了尽头，清明再现。拨乱反 正，他们又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老友重会，庆得平安。各自经 历的甜、酸、苦、辣、咸也就不愿去多叙了。 痛定思痛，巴金重得握笔之机，在撰写《随想录之七·遵命文 学》时，作了如下的反思：“我的文章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一 类的文学，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 城》。那是 1965 年 6 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访前叶以群同志组织我 写的，当时被约写稿的人还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给。我一再推辞， 他有种种理由，我驳不倒，就答应了。后来我又打电话推辞，仍然 推不掉，说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我隐 隐约约感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难，似乎有些害怕。当时说好文章里不 提《不夜城》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文章写好交给以群，等不及在上 海《文汇报》上发表，我就动身赴京作去河内的准备了。上飞机的 119 2020 年整理版 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 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 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三个多月后我从 越南回来，知道我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 ， 张春桥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 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标题我至今还说不清楚。……在我靠边的时候， 在批判会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说我包庇柯灵，我自己也作过检查。 其实，正相反，我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替他辩护。”说到《不夜城》 ， 乃柯灵编写的一部电影，本是受党中央李维汉同志之托，奉宣传部、 文化部之命而写的。是为党对私营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革政策顺利 完成唱赞歌的。哪知资本家敲锣打鼓地献出自己的生产资料不过半 年多，1957 年就搞了“反右斗争”，口号正是“反击资产阶级右派 的猖狂进攻”。刚拍好的电影《不夜城》还来不及公开放映，就受 到了某些人的严厉指责，说是一颗“大毒草”，被禁映了。柯灵想 不通。到了 1958 年在“插白旗”的口号下，巴金的作品也遭到了 公开的批判，文痞姚文元就是始作俑者人中之一，大挥他的“棍子” 。 可谓无独有偶。到了 1965 年，电影界在江青、康生的主持下，先 是公开批判《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接下来 就开始批《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了。因之叶以群奉 命前来动员巴金写批判文章。《不夜城》也是在这时候作为毒草批 判才拿出来公开放映的。 巴金写了“遵命文学”后的两年多，柯灵在《我的人生旅行》 一文里也说：“巴金同志在《随想录》里谈到，他曾奉命写批判文 章，一再推辞都推不掉，文章发表前他特地来我家，告诉了我（那 时我家里真是门可罗雀，人们怕触电，绝迹不来了）。我当时没有 向他披沥我隐秘的心情。我是多么希望宅心敦厚而了解我的朋友来 120 2020 年整理版 参加口诛笔伐，因为他们不会对我无中生有，人人于罪。正因为此， 巴金同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多了一条对我‘假批判、真包庇’ 的罪名……”，真可谓往事系心，感叹至深！ 柯灵致巴金的信 不妨再看看柯灵 1978 年 12 月 22 日写给巴金的信吧：“巴公： 我又回到了西山，决心在此过冬了。但杂务也颇不少，因为这里有 邮政代办所。奈何！《怀傅》（指《怀傅雷》一文）打印稿随信附 给你，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什么‘作家回忆录’，来信要此文，我 决定将已删去的补入，你看行否？……写了篇《从〈秋瑾传〉说到 ‘赛金花’》，给‘赛金花’翻案，将刊《战地》（人民日报的刊 物），可惜无法请你看看。”1981 年 8 月 16 日柯的另一封信：“巴 公：最近想已从莫干山归，来信说近倾身体不大好，深以为念。下 个月又有远行，务希珍重，把身体休息好。健吾的剧选集序文，连 看剧本带写，忙了三个月，总算写好寄出。想尽力写好一些，实事 求是地肯定他在戏剧方面的贡献，但限于水平，未能如愿。现送上 复写稿，请你过目一下，你如觉得还可以，我想寄香港《大公报》 发表，如何？”巴金于收读后 8 月 I8 日即复信说：“柯灵兄：序昨 夜一口气读完，快到一点钟了。写得好！只有你写得出来。我赞成 你寄给香港《大公报》发表。……我的身体还是不大好，最不便的 是写字困难。你在病中能写出那样好的文章，值得羡慕，但希望你 注意身体。”仅从两三封简短的往来信函中，不难看出经历大劫后 他们之间的情感加深了，相知也更深了。 1985 年柯灵在《煮字生涯》自序里自述经历道：“我曾经长期 当报刊编辑，煮字烹文，一手伸向作家，一手伸向读者，借墨结缘， 121 2020 年整理版 弄云作雨，传播火种……”这跟巴金早年兴办出版社主编各种“丛 书”的情况颇相似。巴金就说过：“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 依靠两种人：作家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 编的书就无法编下去。”还常在朋友面前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 我的衣食父母。”萧乾曾为文赞扬巴金兴办出版社宁肯自己少写少 译，要让别人多写多译。柯与巴真是同道中的人，都是为了扩大新 文学阵地，培育新生力量不惜一切。 经历风雨之后 梅朵同志前些日子在银屏上不就诉说过柯灵怎样让他这样的青 年作者同自己列名同编《读者的话》的往事么？再说当今的散文家 徐开垒、何为、董鼎山弟兄不都是昔日柯灵主编的《世纪风》、《万 象》等刊物的青年作者？写至此不由使我记起了两件事，感情如潮， 不胜激动。 一是：前些日子受托替一家出版社选一本有关巴金的书，读到 早些时候《夜光杯》上发表过的一篇短文。作者讲他“文革”前期 出差路过上海，在街上见到华东师大造反派召开批斗巴金、吴强批 判大会海报，因而急急忙赶去现场，原意想乘机瞻仰大作家的风采。 看到的先是批斗吴强时，吴笑脸认下加在他头上的一切罪名，使得 造反派颇为尴尬，难展雄威；而白发苍苍的巴金却满面严肃，不啃 声，造反派强按他的头，一放手就昂然而起，－股强硬不屈的神色， 让他油然而生敬意。另在翻阅柯灵兄赐赠的作品时，读到他在 1976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从监牢里被提出，押赴到人民广场参加十万人 的批斗大会。而此时，他竟满不在乎，暗中口占一诗记事。诗曰： “此真人间不夜战，广场电炬烛天明。卅年一觉银坛梦（柯编写过 122 2020 年整理版 不少电影剧本），赢得千秋唾骂名。”他二人各自以蔑视的神态， 冷对那场大劫中的荒唐、愚昧丑行，颇为妙哉！同样体现出中国知 识分子的脊梁骨，正是鲁迅先生的遗风。 二是：何在《回看血泪相和流》的回忆文中，讲到在狱中他如 何思念国容嫂，又在何种情境下写下赠诗。而国容嫂在险恶的困境 下，实在忍受不住精神上的沉重负担曾数次企图自杀，幸而得救。 种种情境读时不禁潸然泪下。联想到巴金写的《怀念萧珊》一文， 两相比较，柯兄比巴兄还是幸福多了。他与国容嫂能共度大劫，相 濡以沫而白头偕老。可是巴兄得到的却是萧珊的骨灰盒，以伴晚年， 心里怎能不出血？ 在他们得以重握笔杆之后，为了抢回失去的十年时间，彼此笔 耕不辍。各自订下写作计划。相同的是二人皆有写作长篇小说的打 算，而且都开了个头，终因种种外因，以及心衰力竭未能完成。巴 金从 80 年代初即患上了各种疾病。终至手拿不稳笔、写不成字不 说，后来连语言表达也大受阻碍，说话发不出音，其内心之苦痛不 堪言状。柯兄长篇虽无法完成，短文精品却连篇累牍，让世人赞不 绝口。在此期间他一再为文向广大读者介绍巴金。诸如《巴金和我 在一起》、《喜见巴金光盘》、《天上有颗巴金星》等等，情厚谊 长。 巴金是中国笔会会长，柯灵乃上海笔会会长，他们共同参加国 际笔会的种种活动，同属世界文坛上的闻人。 友情天长地久 年事日长，体力趋衰，行动诸多不便，疾病又常常缠身，二人 相见之日少，促膝交谈之机稀；而心距愈近，相思之情弥深，友情 123 2020 年整理版 难忘啊！自 1999 年春初巴金住进重症监护病室之日起，遵医嘱谢 绝任何访客，朋友们已难以前往探望。柯灵兄常忧于心，屡屡向我 言及。转达相互的思念之情成了在下应尽之责了。巴金虽身在病房 却心系朋友。友情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冰心大姐萧乾老友相继去 世的消息至今未敢奉告。医生严禁，怕的是老人衰弱的心力经不起 感情上的激动。柯灵兄的远离，因亦未敢奉告。不过小林、小棠姐 弟得知柯叔叔的病危信息，立即赶到病榻前守候，他们代表爸爸前 来送行，执晚辈之礼，表通家情谊。 柯灵兄在《促膝闲话中书君》文中有云：“文字生涯，冷暖甜 酸，休咎得失，际遇千万。象牙塔、十字架、青云路、地狱门相隔 一纸。我最向往这样的境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清湛似水，不 动如山；什么疾风骤雨，嘻笑怒骂，桂冠荣名，一律处之泰然。” 柯灵兄之淡名薄利，洞悉人世，为人谨严，做事认真，是我几十年 交往中的实感，高山仰止，乏力评说。想想，他正如巴金说的，长 时期的折魔使他懂得生活的意义，更加热爱生活，是“掏一把出来 的”好人。记得他在我的求言簿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纷纭万口说灵 山，拜佛回来成佛难，留得寸心干净地，世间何处无伽篮。”颇似 佛家的偈语，为我指点人生迷津。当慎记之。 曹丕论文：“寄身于翰墨，冗意于篇幅；不假良史之词，不托 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柯自己在《长相思》一书的序中也 说：“一个人的历史，不是由旁人的笔墨所编造，而是由他自己毕 生的言行品性所构成。” 书至此应该终笔了。 动笔于抗日救国 64 周年之日，当勿忘国耻。酷热中停停写写， 笔止于 7 月 20 日。25 日改完。（本文小标题为《世纪》编者所加） 摘自《世纪》2000 年第 5 期 124 2020 年整理版 1997 年《家》重新获出版。巴金（右五）在寓所与老 友（右起）柯灵、王彦西、张乐平、孔罗荪、本文作者纪 申（李济生）及师陀相聚在一起。 125 2020 年整理版 崇高译德昭世人 ——读《冰心译文集》自序有感 李景端 冰心先生住院后已很长时间谢绝约稿了， 但就在香港回归前夕， 她在病榻之旁特意为她的译文集出版写了一篇短序，全文如下： 译林出版社李景端教授要出版我的译文全集，我十分感谢。这 本《译文集》的编选工作，我请我的二女婿陈恕来做。 1923 年我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时候，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李易 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论文中李易安（李清照）的 25 首词就 是我最早的中译英习作。我从英文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著作是纪伯伦 的诗集《先知》。这本书是我在 1927 年冬在一位美国朋友处读到 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给了我深刻的 印象。后来我又把它重读了一遍，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于是我着 手翻译了。这本译著从 1930 年 4 月 18 日起，陆续在天津《益世报》 文学副刊上连载，后来因副刊半途停办而中断。该书于 1931 年 9 月由上海《新月社》出版。我翻译的纪伯伦的另一部诗集是《沙与 沫》，部分译文先刊载在 1961 年 1 月号《世界文学》上，1982 年 7 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将我以前译的《先知》和《沙与沫》合集出 版。1950 年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还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 诗集《吉檀迦利：献歌》和《园丁集》。这些著作都是作者用英文 写的，而不是经过别人翻译成英语的，这样我才有把握了解作者的 126 2020 年整理版 原意，从而译起来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负责，我从来不敢重 译。我翻译的作品大部分是我喜欢的，我最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集 《吉檀迦利》，这本诗和《先知》有异曲同工之妙，充满了诗情画 意。泰戈尔的《飞鸟集》对我早期的诗歌创作就产生过影响。除了 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外，我还翻译了一些其他的诗文，也有是重译的， 那是给我的任务。我只好从英文中译过来，但我也尽了努力。 我翻译的其他作品有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诗抄，马尔他总统 布蒂吉格的诗集《燃灯者》等。我想这些翻译作品都起到了促进国 际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好的作用。我希望青少年们，好好地 学习本国语言，再好好地学习一两种外国语言，把促进中外交流的 翻译工作担负起来。 冰心 1997 年 6 月香港回归前夕于北京医院 捧读冰心先生最新写的这篇短文，不禁为她那种崇高的译德而 肃然起敬。从数量讲，她的译作也许不算很多，但是凝聚在她译作 中的那种严肃态度和严谨学风，却是足以昭示世人的丰富的翻译财 富。联系当前译坛上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冰心先生的这篇短文， 至少可以给我们如下的启示： 启示之一，要翻译就必须是有价值的。冰心先生搞翻译，非常 重视它有无翻译价值。就连对待纪伯伦这样的名家，她也不是不做 了解拿来就译，而是先读一遍有了“深刻印象”，后来又“重读了 一遍”，直到“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这才“着手翻译”。相比 之下，时下译界有些人，或出于利益的驱动，或为了“评职称”的 需要，只要能发表或出版，极少甚至根本不考虑所译的是否确有价 值。在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以前，有一阵许多格调低下，甚至宣 127 2020 年整理版 扬暴力和色情的外国小说充斥街头书摊，就是某些译者淡忘了翻译 价值观的一种表现。直至今日，对外来文化不重视鉴别，造成翻译 选材不当的事例仍时有所见。冰心先生强调有价值的才去译，这一 点理应成为译界的一项共识。 启示之二，要翻译就必须对译文负责。翻译读物有个特点，就 是它面对的不少是不大懂外文又看不到原版外文书的读者，这就使 译者的某些错译、漏译无形中免受到追究。在这种情况下，对译文 是精益求精还是粗制滥造， 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译者的翻译态度， 也就是要看他译德的高低。在这一点上冰心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 良好的榜样。以前有的人误解，以为冰心先生译的泰戈尔的诗，是 经人由印地语转译成英语再译成汉语的。这次冰心先生说明，“都 是作者用英文写的、而不是经过别人翻译成英语的”，而且进一步 强调，她是在“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之后才译起来的。再看坊 间一些粗劣的译品，不仅谈不上“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而且 主观编造，不懂就跳译，不求甚解，凭自己想当然，甚至抄袭他人 等等，有的译者连真名都不敢公布，胡乱取个笔名叫你查都没处查。 冰心先生在短文中公开宣布：“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负责。” 这不仅是一种自信，更是对译德的自重。但愿所有的译者，都能做 到对自己的译文负责。 启示之三，要翻译应尽量译自己熟悉的。冰心先生是早年留美 硕士，她的中英文造诣自当无庸置疑。尽管如此，她仍然十分慎重 地表示：“我从来不敢重译。我翻译的作品大部分是我喜欢的。” 所谓喜欢，实际上就是熟悉，就是对作品的深入了解。有了这种“喜 欢”和熟悉，才能较好地取得翻译的自由，译作的质量才有保证。 与此对照，有些人以为学了一点外语，手捧一本词典就能搞翻译， 而且不论政经、文学乃至科技，什么都能译。因为既不熟悉，又未 128 2020 年整理版 必喜欢，结果译出来难免大走样。时下世界名著重复出版愈演愈烈，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对待“重译”的态度太轻率了。才如冰心先生， 尚且“从来不敢重译”，如此严肃的治学精神，无疑应该大力提倡 才是。 冰心先生在文末对青少年提出了希望， 其实这些语重心长的话， 绝不是仅仅对青少年有意义。 摘自《世纪》1998 年第 1 期 129 2020 年整理版 与陈慧大姐在政协会上的交往 周汝昌 陈慧大姐是陈叔通先生的令媛，洁身自爱，终身处于闺房，也 不喜交游名士，因我未见她与会中诸多艺家墨客在一处谈论。 也许只因知我是一个研《红》之人，故此颇蒙不弃，时常找到 我，清谈抒臆。她说：“我最愿意听你讲《红楼梦》！” 我的“红学观点”中大遭反对讥嘲的不少，其一是反高崇曹， 深恶后四十回伪续；二是“探佚学”之说，推考雪芹原书八十回后 的大致内涵概况何似。她极感兴趣，也十分赞成。 所以我感念她，是我的知音。 有一回，话及伪续的“掉包计”的庸俗与廉价，并且大写黛玉 恨恨而死，临咽气还直着嗓子喊骂“宝玉你好——！”陈大姐感叹 说了一句：“这多丑啊！” 因为倘若如此，林黛玉的人品心胸、精神世界就太低下了—— 也就不值得令宝玉性命投契、心灵通洽了。 我想，这就是大家闺秀读《红》与书中大家闺秀相知相赏的佳 例。这句话，后来说与家兄祜昌，他也极致击赏，十分折服。 1986 年开会时，她知我将有赴美旅居之行，临散会时她特来对 我诉说： 你有远行， 且非暂住， 等你回来， 恐怕我未必能再见你了……。 说时，其声呜咽，闻之令人感动不已。 这话真挚感人，似为永诀的不详之音。但次年之秋，我回国来， 未忘其言，立即邀她来便餐（包饺子）一叙。她高兴的惠临了，还 130 2020 年整理版 买来一盒文房四宝相赠。 大约就是 1986 年临散会分别的那次， 她还在一个纸条上写了七 个字：“相逢何必曾相识。” 大姐已做古人，小文略为传述。 摘自：《政协的盛况》，题目为编者后加 （《人民政协报》2001 年 6 月 15 日） 131 2020 年整理版 协商建国 马叙伦投身筹备新政协 邓伟志 我在哈尔滨市的马迪尔饭店住过多次，一直觉得马迪尔不过是 一家普通的宾馆而已，并无特别感觉。今年（1999 年）7 月又到哈 尔滨开会，未住在马迪尔，我却特地独自到马迪尔大厅里呆了很久， 迟迟不忍离去。怎么回事呢？因为我前不久才知道民进创始人马叙 伦、许广平与郭沫若 1948 年深冬从香港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 时住过马迪尔。获悉了这－历史，我同马迪尔的感情陡然增强。在 马迪尔的大厅里，我想过马叙伦住这里时白雪皑皑的风光，我想过 马叙伦住这里时参加联欢会、座谈会时的热闹场面，我想到马叙伦 当时参观访问时激动的情景。——我想：我应该以马叙伦投身于新 政协的政治热情，写一篇纪念政协 50 年的文章。 民进与政协的关系， 始于中国共产党 1948 年 4 月 30 日发布 《纪 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共在《“五－”口号》的第 5 条中提 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 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马叙伦在香 港从广播中听到后，兴奋地说：除反动派别以外，都延颈企踵，希 望即刻看到全文。当他读到全文以后，便立即在《群众》上发表了 132 2020 年整理版 《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他斩钉截铁地指出：《五一 口号》是对独裁政权下了另－个方式的讨伐令，是“一篇胜利的檄 文”，“是历史上的重要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5 月 5 日马叙 伦除了同各党派以及无党派联名致电中共以外，又以民进的名义在 香港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指出“‘五一’ 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 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 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新政协既是人民的，平等的， 必须有神圣的约束，必须有诚心诚意给老百姓作公仆的服务精神”。 这一《宣言》，是民进史上十分光辉的历史文献。它首次公开庄严 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 一战线。这是民进做出的正确历史选择，同时也是在各党派中第一 个做出这样的选择。此后，民进便开始同时承担在第二条战线上继 续同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和积极筹备新政协的双重任务。1948 年 9 月初，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民进驰电祝贺，称其为“中国民主史上 伟大标志，预示世界的新中国之即将诞生”。11 月 2 日辽沈战役胜 利结束。4 日民进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电贺捷。贺电说：“关外 三乘．定全局于盘基，遂使民主之光，焕若朝阳，独裁之焰，微同 爝火，全球为之刮目，美帝于焉坠心。” 为了实现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民进首先对政协的性质作了 阐述。1948 年 5 月马叙伦著文，在对新旧政协作了比较以后，认为 “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 领导者。”马叙伦的这些看法，现在听起来很平常，可在当时，却 是振聋发聩的高见。1948 年 7 月 31 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 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纲 领分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财政及经济、外交、教育、交 133 2020 年整理版 通、社会等九部分。这一文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新政协的各 项主张。事后看来，其基本精神同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一致的。1948 年 10 月初，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 作部邀请已在平山县李家庄的周建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商讨，提 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草案经毛 主席修改后，电发中共东北局，请他们征求已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 对草案的意见。10 月 21 日王绍鏊代表民进参加由东北局召开的第 一次座谈会。10 月 23 日王绍鏊又出席了第二次座谈会。王提出增 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新政协的筹备单位。11 月 3 日中共中 央答复，同意“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筹备单位。10 月 30 日中 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将经过哈尔滨两次讨论后的文件，转发 他们，并请他们将文件抄送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1949 年 1 月中旬，在燕大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在哈尔滨的马 叙伦的委托，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 在西柏坡，严、雷夫妇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 时的亲切接见。毛还同严、雷作了彻夜长谈。2 月中共中央特派林 伯渠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来北平。周恩来特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 写了信，委请林带交马、许。 毛主席到北平后， 于 5 月中旬邀请马叙伦等商谈政协筹备工作。 5 月 28 日，周恩来、林伯渠又同民进理事座谈。6 月 5 日民进理事 会讨论了将要提交新政协通过的一系列文件的草案。6 月 15 日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马叙伦、王 绍鏊、许广平、林汉达代表民进，民进成员郑振铎、周建人代表文 化界，民进成员雷洁琼、葛志成代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席了会 议。马叙伦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后，出席会议的民进成员被 分到各个筹备小组进行工作。马叙伦参加第一小组，拟定参加政协 134 2020 年整理版 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郑振铎、葛志成参加第二小组，起草政 协组织法；周建人、许广平参加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林汉达、 雷洁琼参加第四小组，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马叙伦、郑振铎 又同时参加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马叙伦任组长。 在马叙伦主持下，第六小组共收到全国各地和海外的国旗图案 1865 件（还有一说法，为 2992 件），国歌歌词 350 余件，国徽图案 1865 件。马叙伦与小组成员精心地审阅了每一件图案，经反复讨论，全 组一致认为五星红旗美丽大方，寓意深远。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 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小组又通过了以《义勇军进 行曲》为代国歌的方案。小组还提出了国徽方案。此外，我们每年 10 月 1 日的国庆节，也是马叙伦委托许广平提出来，经毛泽东提请 中央政府讨论决定的。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 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民进经过民主协商，推举马叙伦、许广平、 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 严景耀为候补代表，出席一届政协。另外，赵朴初作为宗教界代表， 郑振铎作为文联代表，葛志成作为教育界的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 工商界的候补代表也参加了大会。马叙伦被推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 员。民进首席代表马叙伦在大会上发言，表示要“用最大的努力， 从事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 政协热情呼唤民进，民进积极参与政协。民进老一辈领导人高 水平参与政协的业绩，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对政协所作的贡献，50 年 来一直在激励着民进广大会员团结奋进。今天，在庆祝政协 50 周 年之际，马叙伦为筹备政协，在由香港来北平，途经东北的时候， 乘兴所作的诗句还在耳边回响：“且从天半悬吾眼，五十年间清大 河。”50 年来，祖国的大好河山，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今朝更好看！ 135 2020 年整理版 1999 年 7 月 24 日于上海 （作者为著名社会学家、民进中央副主席，本文见于《世纪》 1999 年第 5 期，总第 38 期） 136 2020 年整理版 民进首席代表马叙伦在大会发言。他说，我们不但得 到了胜利，而且能够巩固这个胜利，开始建设新中国。这 是有保证的，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们。 137 2020 年整理版 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进代表合影。前排 左起：林汉达、周建人、马叙伦、许广平、王绍鏊；后排 左起：梅达君、雷洁琼、徐伯昕、严景耀（候补代表）。 138 2020 年整理版 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抗美援朝工作 的决议》，二排左起第一人为马叙伦。（1951 年 10 月） 139 2020 年整理版 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回忆 钱之光 1948 年，在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五一” 节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8 月以后，大批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协。我曾负 责接送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工作， 至今回忆起来，印象十分深刻。 （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同时加剧迫害民主进步 人士。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部分民主人士撤至香港。1948 年夏， 我在大连接恩来同志电示，要我作好准备，前往香港；大连的工作 由刘昂同志来接替。不久，刘从西柏坡到大连。她临行前，恩来同 志同她谈了话，交待了任务。于是，8 月初我从大连出发，经丹东、 跨过鸭绿江大桥到达朝鲜的平壤。在平壤，我同苏联的办事机构办 理了租船手续，然后便去罗津乘上“波尔塔瓦”号，开始了特殊使 命的远途航行。 恩来同志叫我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当 140 2020 年整理版 时与我同行南下的有祝华、徐德明和翻译陈兴华等同志。从罗津到 香港，要经过朝鲜海峡、东海和台湾海峡，航程漫长，随时可能遇 到国民党军舰。为了应付意外情况，我们事先商量好各自的身份， 确定了假姓名。并商定到了复杂地带，必要时还要装扮成船上的职 工。 在往香港的航行中，我们遇到过国民党海空军的监视，也遇到 过龙卷风。有时国民党飞机在我们船的上空盘旋，并不时呼啸而过； 有时还遇到国民党的军舰。也许因为我们的船挂的是苏联旗帜，他 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当我们的船颠簸地驶进台湾海峡时，又遇到 了强大的龙卷风。只见船的正前方忽然升起了擎天的水柱，海水激 烈地旋转着往上升。面对这样的惊涛骇浪，真是既惊异，又担心。 幸好这股龙卷风离我们的船只还远，同时船已改变了航向，因此避 开了它的袭击。 旅途的风险总算过去了，当我们的船快到香港时，就看到海面 上出现了许多轮船，船杆上飘着不同国籍的旗帜。香港当局的缉私 快艇，也来回穿梭。当时，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改扮成船上的锅 炉工，即使熟人见了，也很难识别。等海关人员上船检查后，我才 换装。我们终于安全地到了香港。 （二） 我们的船到达香港时，苏联方面就派人乘小船前来接头。他们 在香港设有办事机构，与船上有通讯联络，事前知道“波尔塔瓦” 号到达的时间，井通知了我们设在香港的“联和公司”。为了上岸 便利起见，我上了他们的小汽艇。行在半途中，遇到了先期到港的 袁超俊、刘恕同志也来接我们。上岸后，我们先到“联和公司”商 141 2020 年整理版 量卸货的事宜和布置今后的任务，接着就与华南分局取得联系。华 南分局当时由方方同志负责，潘汉年同志也是领导人之一，负责统 战工作。我到方方同志家里，汉年同志也在座。见了面，大家都很 高兴。我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他们 也已接到党中央的电报。 我们一起商量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问题。 大家都认为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很 好的筹划。为了尽快与中央和大连保持直接联系，我们还建立了电 台，随时可向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汇报，并通知大连方面。 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我们党组织保持着 联系。具体联系的，有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也有我们党其他方面 的同志。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我们是根据民 主人士的准备、货物的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 等等来决定的。这时，在“联和公司”工作的同志，象杨琳、袁超 俊、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负责接送了四批民主人士北上。每次都是由原来与民主人 士保持联系的人去联系好，等载货回解放区的船准备好以后，就由 他们负责，把民主人士护送上船。当时情况复杂，要保守秘密是一 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 知名人士上船，事先都作了比较周密的安排。要求负责联系的同志， 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事先 也做了调查了解，熟悉经过地段的情况，还事先约好，从哪条路走， 要经过哪些街道；什么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对付等等。由于民主 人士社交活动多，认识的人也多，为了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是安 排在黄昏以后上船的。 经过我们同志的努力和华南分局、香港工委的密切配合，在较 短的时间里，就作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党中央同 142 2020 年整理版 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指出这是第一批，要绝对秘密，保证安全， 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准备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很多，第一批不便安排太多。我记得 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沈老（沈钧儒）、谭老（谭平山）、蔡廷锴、 章伯钧等先生。由章汉夫同志陪同，我派了祝华和徐德明同志随船 护送。 那是 8 月下半月的一天下午，我事先赶到船上了解情况。到黄 昏时候，我在船上迎接了沈老等人。当时船停靠在离岸的浮筒处， 沈老等是坐小舢板上船的。那时沈老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比起在 重庆、上海时有些消瘦，但步履稳健。我和谭平山先生在重庆时有 过从，这时相见，彼此很高兴。我对谭老说：“可能没有想到吧， 在这里我们又见面了！”他紧握着我的手，连说：“是呀，是呀。” 我们谈了一些别后的情况。 当章伯钧先生攀扶着软梯上船来的时候， 他一抬头就惊奇地说：“老兄，你也来了！”由于工作关系，我到 香港后还没有与他见过面，突然相遇，他觉得出乎意外。 我下船回到住地后，立即向党中央和大连方面报告了这一批民 主人士出发的情况。以后，我一直焦急地等着船开出后的消息，直 到第八天接到大连刘昂同志的电报，说“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的罗津， 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这时，我才放了心。 （三） 在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刘昂同志等在大连又租了苏联 的货轮，装载解放区出口的物资来香港，以便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 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物资。 当时我们虽然主要是接送民主人士，但需要运用经济贸易工作 143 2020 年整理版 做掩护，也要从香港进口解放区缺乏的物资。因此，我们对设在香 港的“联和公司”进行了改组和扩大。在皇后大道毕大行另租了几 间大的写字间。我和同志们商量：“要重新取个名字，既要有意义， 又不能太暴露。”我提出：“叫华润公司。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 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办 的贸易公司”。于是便挂起了“华润公司”的牌子，由杨琳任经理。 以后，中央决定我任董事长。10 月中旬，大连方面租的船到了香港。 但是，在到达时，因与另一只船相碰，搁浅在海湾，要就地检修。 由于已与民主人士商量好行期，我们只好另租一艘挂挪威旗的船到 解放区。因此，到 10 月底才把第二批民主人士送走。这次走的， 我记得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 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人；连贯同志陪同，胡绳同志随行北上， 我派王华生同志随船护送。 这趟船，是在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抛锚下人的。郭沫若等 人就是在这里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派了负责同志去迎接。他们是 经丹东去哈尔滨的。后来听说，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爱好无线 电，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在船上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解放的消 息，大家都很兴奋，到娱乐室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郭沫若、曹 孟君出了节目。有的唱歌、有的跳舞，还有朗诵的、讲故事的，充 满了胜利的欢乐。 （四） 第三批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我们党内的同志，共有 30 多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就是在这一批北上的。 对此，党中央极为关心，周恩来同志的电示，更加具体、周密。他 144 2020 年整理版 事前给在大连的冯铉、刘昂同志的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 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这次一定 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 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 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指示。还说：北方 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 当时大连是苏军管辖区。靠船的码头，分军用和民用。军用码 头是深水泊位，可停靠万吨船只，但对外不开放，别国船只，一律 不准进港。我们虽然租用的是苏联船——“阿尔丹”号，但是不经 过他们允许，也不得在这里卸货下人。经过冯铉同志的交涉，得到 了苏方的允诺。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在轮船开离大连之前，刘昂同 志还特地宴请了船长、大副等人，对他们说：“我们这次来回除装 载货物外，还有不少人要乘船回来，请多加照顾。”船长边吃边说： “请放心，船已租给你们了，由你们安排，我们尽力协助你们的工 作。”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已经引起外界注意。10 月后，连 香港当局官员也以谈业务为名，来过“华润公司”。根据这些情况， 我们确定第三批走的人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深夜上船。因为香港受西 方的影响很大，每到圣诞节要放假，欢度节日。这是我们行动的有 利时机。 这一次北上的民主人士还有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 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 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李嘉仁同志陪同，龚饮冰、 卢绪章等同志随行，我派徐德明同志随船护送。 李济深先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士。我们与他有密切的联系，香 港当局与他经常有往来，美国方面同他接触也频繁。这时，眼看国 民党分崩离析，各种反动的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以此作为政治斗 145 2020 年整理版 争的资本。有人对李先生挑拨说：你不能去解放区，你到那里就身 不由己了。另一些人正策划“划江而治”，也想利用他的声望和影 响。像白崇禧就写了亲笔信，让一个国民党大员赶到香港，表面是 请任公（李先生字任潮）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上是妄图拉住 他，打他的旗号，由桂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在这种错综复杂 的情况下，李先生要顺利离开香港，确实是阻力重重的。原来我们 安排他第一批北上，但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未能实现。为这件事， 何香凝作了工作。1948 年冬，有一天，吴茂荪先生约请李济深、何 香凝、朱蕴山、梅龚彬、陈劭先、陈此生等人吃饭。饭后，何香凝 对李先生说：任公，你还是早走为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 了你自身的安全。我们为了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对他的家属作 了妥善安排，还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走。经过这些工作， 李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一同北上。李先生离港 十多天后，白崇禧派往香港的大员才到达，听说李先生走了，感到 大失所望。 这次上船，是按预定计划，在 12 月 26 日晚上。为了安全，避 人耳目，要走的人事前都不知道和谁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从家 里转到朋友家里再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 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由我们派人去搬上 船。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远行的迹象，到达了 约定地点，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上船。李济深先生动身的那天晚上， 为了迷惑外界，还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同时参加的，有朱蕴 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老人也到场作陪。 席后，他们便乘小艇上船。当时要直接上苏联的货船，也是易于惹 人注目的。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带了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 乘着小船在水面上游弋于一些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后才靠拢苏联 146 2020 年整理版 货船。上船后，李济深看到船上的熟人很多，有点惊异。我们特地 把他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 检查。这一次走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 袍马褂或普通衣着，装成商人，当作坐船到东北做买卖的，所以口 袋里还装一套货单，本家并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时的 盘问。 开航后的第 10 天，船还没有到达大连。我们都十分着急。通过 苏联办事机构，才知道船到青岛海面，遇到逆风，加上坏了一个引 擎，每小时只能走六海里。一连几天，我们焦急不安，直到轮船过 了青岛海域才放心。 船是在出发后的第 12 天， 即 1949 年 1 月 7 日上午到达大连的。 党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同志专程去迎接，他们还邀请朱学范先生 一同前往。同时去接的，还有大连市委的负责同志等。在大连期间， 安排他们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去哈尔滨。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 1949 年 3 月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的。 那时天津已经解放。北上的有黄炎培先生夫妇，盛丕华先生和他的 儿子盛康年，还有俞澄寰先生等人。是刘恕同志护送的。 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 著名进步爱国人士，主要是分这四批，从 1948 年 8 月到 1949 年 3 月，先后平安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另外，也有一些民主人士是 通过其他关系、经过其他路线进解放区的。 原来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准备在哈尔滨召开，后来由于形势发展 很快，我军接连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北平和 平解放。不久，我各路大军又横渡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了 南京，解放了长江以南大片地区，因此，在北平召开新政协会议的 条件成熟了。终于在 1949 年 6 月份，于北平召开了新政协的筹备 147 2020 年整理版 会议。9 月间召开了正式会议，通过《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国 家领导人。从此，新中国犹如初升的太阳，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原载 1983 年 8 月 14 日《人民日报》） 148 2020 年整理版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代表， 自 1948 年秋天起， 分批进入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共同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 1949 年 2 月，许广平（左一）与沈钧儒等人，由哈尔滨前 往北平，途经沈阳时在车站合影。 149 2020 年整理版 周恩来亲笔致信马叙伦、许广平，欢迎他们到北平共 商国家大计。 150 2020 年整理版 1949 年 2 月 25 日，马叙伦、李济深、沈钧儒、郭沫 若等民主人士在林伯渠等陪同下，由沈阳抵达北平，在车 站受到各界人士欢迎。 151 2020 年整理版 新中国的曙光 ——难忘的一九四九年 葛志成 葛志成 从国统区到解放区 鞭炮声震耳欲聋，我很难抑制住自己激动而兴奋的心情。1949 152 2020 年整理版 年的第一天，我是在解放不久的石家庄度过的。 我对石家庄的一切，都感到那样亲切，那样新鲜。我终于回到 了自己的家里——从国统区的上海辗转投入了解放区的怀抱。不久 前，我还生活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1948 年初冬的一天，一个 农妇出身的女交通员与我接上关系，她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消息。在 此之前地下党组织通知我，要我率领上海教育协会代表团，马上离 开上海，到解放区去商谈有关新政协的筹备事宜。后来得知，参加 新政协的筹备单位，增加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民主教授等团体 单位的代表。 我盼望多年、向往已久的去解放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解 放的土地上过新年，吃简简单单的菜饭，同志们感到格外可口、格 外开心。大家有说有笑，又说起了我们过敌人封锁线的事：我们一 行先乘火车到镇江下车，再乘小木船过江。在“犬牙交错”的拉锯 地带，那位机智勇敢的女交通员，带我们闯过了一个个危险的关卡。 在苏北，有时整天要“跑情况”，遇到敌人来时，我们就躲到另外 的林子里去。那时，同志间的关系很亲密。有位素不相识的同志， 他看我穿得很单薄，就脱下自己的一件新丝棉长袍，硬是给我穿上 了。他说：“你到北方去，这样单薄的衣服是不行的。” 当时白天“跑情况”，晚上赶夜路。我的眼睛近视，戴 700 度 眼镜。大家照顾我，我小心翼翼地过小独木桥，他们还告诉我：“发 亮的、白的地方是水……要当心……。” 新年过后的一些时候， 组织上通知我去平山县李家庄汇报工作。 那是中央统战部所在地，记得我是骑骡子去的。骑牲口行路对我是 平生第一次，生长在大城市上海的我，难免显得很狼狈。北方的风 的确是冷，我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我满怀激情详细汇报了上海教 师民主运动和统站工作方面的情况。在座听汇报的那位身着普通军 153 2020 年整理版 装的同志，文质彬彬的，他就是李维汉同志。 从中国到捷克斯洛伐克 从李家庄回到石家庄不久，我于 3 月初随着一批干部队伍，穿 着军装乘卡车进入刚刚解放了的古都——北平。到北平后，组织上 通知我以教师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到捷克斯洛伐克首 都布拉格，参加第一次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即巴黎——布拉格大会。 代表团经过哈尔滨的时候，参加了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欢送 大会。那次，我结识了教育家车向忱同志。 火车在苏联西伯利亚原野上飞驰。车窗外冰天雪地，车窗内春 意融融。中国代表团的几位老前辈、老战友、老同志，给我留下了 终生难忘的印象。郭沫若神采飞扬，他的演讲才能非凡，极富鼓动 性、文学性，令人崇敬。马寅初坦诚率直，乐观豁达，他每天冲凉 水澡，总是笑声朗朗的。钱俊瑞是代表团秘书长，他和蔼可亲，轻 声慢语，大事小事，事必躬亲。还有刘宁一、徐悲鸿、曹禺、郑振 锋、许广平、戴爱莲等各界名流，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美好愿望，驶向布拉格。 4 月 23 日下午 4 时在布拉格，那天大会正在进行当中，南京解 放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会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 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顿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 各国代表起立鼓掌，全场轰动，大家欢呼跳跃，热烈拥抱。欢 呼的高潮达数分钟之久，“中国万岁！毛择东！毛泽东！”的呼声 响彻会场。很多外国代表和我们一样，也兴奋得流下了眼泪。他们 说，中国人民解放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世界人民把新中国和 他们联系在一起了。进步人类的良知倾向新中国。 154 2020 年整理版 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中国代表团满怀喜悦踏上了归程。火车穿 过春天的欧洲大地，美丽的农舍，战后新建的城镇，田间辛勤劳作 的人们，伴随着春的温暖，从车窗外闪过去了。 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啊，我们恨不得一下子飞进你的怀抱。 勤政殿——难忘的会见 6 月 15 日，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隆重开 幕了。会场设在中南海的勤政殿。我作为教育界的一个青年代表参 加了这次筹备会议。 开幕那天晚上 7 时 40 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走进会 场，场内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毛主席身穿深灰色中山装，含笑向大家挥手答礼后，坐在主席 台右前排 101 号座位上。周恩来坐在毛主席右边，坐在毛主席左边 的是朱总司令。 周恩来同志担任大会临时主席。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讲话， 他总结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指出了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他说，召 开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 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 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 余势力，统一全中国，进行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应当这样做。毛主席那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宏亮声音，至今 还好似响在我的耳边…… 代表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庄严、朴素的会场里，弧形的会议席 上，坐着 130 多位代表，他们代表着中国的各个革命阶层。无论是 身着工人服和扎着白头巾的工农代表，穿着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代 155 2020 年整理版 表，还是穿着中山装、西装、长袍马褂的代表，还有兄弟民族的代 表，都显得那么团结友爱，喜气洋佯。大家踊跃发言，热烈讨论。 整个会议，贯穿着团结和谐、实事求是的精神。 会议休息的时候，毛主席走向代表席与同志们握手。毛主席走 近我的座位时，我起身迎步走上前去。毛主席微笑着与我握手，问 了我的姓名后，亲切地说：“噢，你是上海的教师代表，是从华东 来的吧！”接着，就坐下来同我谈话。毛主席对上海教师民主运动 的斗争情况很了解，他称赞上海教师工作做得好，是支援解放战争 的一支重要力量。并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嘛！”我回答说：“我 们的工作有一点成绩，是党和您领导的结果。”我还转达了上海教 师对毛主席的问候。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时，我曾经读过《新民 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受到很大教育和启迪。但那 是从书本主见到毛主席，现在亲眼见到毛主席，心情自然感到格外 兴奋。 周恩来同志是我在筹备会上见到的工作做得最多、最辛苦的一 位领导人。他不仅担负大会临时主席，还是《共同纲领》起草小组 的组长，他领导小组成员反复征求代表意见进行修改。他说，新政 协筹备会的工作是统战工作，新政协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在组织上的具体组成。并说，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后来，我 正是遵照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指示，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的。 筹备会期间，我参加了以谭平山同志为组长的第二小组。我们 小组负责起草新政协组织法。在 6 月 18 日举行的成立会上，推定 谭平山、周新民、王绍鏊、叶圣陶、沈兹九等同志起草讨论提纲。 这个组织法，后来成为新政协三大文件之－。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还讨论了制订国旗、国徽图案的工作。 从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 2992 幅国旗设计图案中，选定了五星红 156 2020 年整理版 旗作为新中国的国旗。记得，拟定国旗、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组长， 是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马叙伦同志。 我当时还是一个 29 岁的青年。 我的身份是上海小教联的理事长、 上海“教协”代表团团长。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代表，能够参加这 样的重要会议，能够见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我感到非常 兴奋，非常幸福！ 新中国的灿烂曙光 9 月21 日， 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了。这是标志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开端，是 新中国开基立业的盛典。 会场内外洋溢着热烈欢庆的气氛。我看到会场内主席台上金光 闪闪的会徽两边，并列着孙中山、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还有“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万岁”和“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的醒目标语。当晚 7 时，在上百盏光辉耀眼的宫灯、日光灯、水银灯高照的会场里， 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一时刻，会场 外响起了隆隆的礼炮声。从全国各地来到古都北平的政协代表，怀 着无比自豪喜悦的心情，欢聚在怀仁堂的大厅里，兴奋地聆听毛主 席的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掌声翻滚的会场里坐着 600 多位代表，他们包含了中国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各民族的代表人物。代表中年纪最大的 99 岁， 年轻的只有 20 岁。从代表身份上我看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如 此的广泛，充分显示了我国各族人民空前的大团结。 在这扬眉吐气、团结胜利的大会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 表马叙伦走上主席台发言时，声音稳重而又激昂。他说：“今天， 157 2020 年整理版 我们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形成了。从此，中国历 史展开了新的一页，我们开始建设新的中国……而中国人民政协的 意义是具有世界性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对保卫世界和平有着巨大的 贡献。”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现在人民革命胜利了，人民政协就 要宣告正式成立，但目前伟大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因此，在会议以后，我们还得认真地把中国人民政协的意义，《共 同纲领》的精神和内容向群众宣传，使之深入人心……。”马老的 讲话，真是具有远见卓识。 9 月 23 日，在庄严的主席台上，我们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 会议筹备委员会首席代表成仿吾同志，也满怀深情激动地发言。他 叙述了旧中国教育工作者在反动政权统治下，遭受摧残和压迫，教 育事业无从发展，个人才能无处发挥的境遇…… 而今天，我们大家坐在盛会的大厅里，在欢笑声中，每个人都 亲身感受到，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在《共同纲领》的指 引下，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愿望才实现了，我们的斗争已取得了辉煌 的胜利。 成仿吾同志代表我们教育界十七名代表郑重表示：我们对大会 筹备会议提出的三大历史文件——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 组织法、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热烈拥护，并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把《共 同纲领》贯彻到教育工作中去。 在小组会议上，我们热烈讨论三大文件的感人场面，至今仿佛 还在我的眼前。大家字斟句酌地认真讨论了《共同纲领草案》中关 于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中国教育方针。这 个方针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并肃 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 十七名教育工作者代表，一致庄严表示，决心用培养千百万新中国 158 2020 年整理版 的建设人才的实际行动，拥护这一伟大文献。 在十七名教育工作者代表中，除了我比较年轻外，大都是当时 教育界的老前辈。叶圣陶、陈鹤琴、江恒源三老是我在上海熟悉的。 俞庆棠先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代表中唯一的女代表，也是我在上海 就认识的。钱俊瑞同志是我一起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 的一位领导人。其余的代表都是在大会前或大会中相识的。经过一 起开会讨论、会下相互交往，大家都很熟悉了。他们当中有从解放 区来的，如晁哲甫、戴白韬、柳湜、江隆基、张如心，也有全国几 所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汤用彤是北京大学的负责人，竺可桢是浙 江大学的负责人，林砺儒是厦门大学教授。他们都是笃实正直的学 者，是忠诚勤恳的教育家。他们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出色的 贡献。 林砺儒在小组会发言谈教育工作时，我们小组的同志认为谈得 很好。后来大家推选他到大会上去发言，作为首席代表成仿吾发言 的补充。林砺儒讲了对《共同纲领》第五章的理解和今后教育工作 的重点。他说，今后我们的教育要无保留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 服务，他认为过去强调的那种超政治的教育是错误的，今后的教育 工作要以工农为主要对象，他们是今后建设国家的主力军，他们在 反动政权压迫下，与文化教育隔绝。如今，我的新建立的人民的国 家、人民政府就要迅速负责补偿他们的损失。《共同纲领》第四十 一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准，在目前主要应该是提高工农大众的文化 水平。他说，《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指明：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 际一致，这就要我们彻底改革旧教育。今后文化教育应成为进行革 命和建设国家的工具。因此，必须和人民的革命的需要结合起来， 必须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建设结合起来。 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解放区农民代表的发言，他的 159 2020 年整理版 话至今还响在我的耳边。他说，我们农民迫切要求用科学文化知识 来武装头脑。我们欢迎知识文化界发挥你们的天才，对我们农民进 行文化教育，帮助我们农民进一步开化脑筋。这感人的呼声，一直 激励着我为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国旗、国歌、国都和纪年那天，会场上第一 次隆重地升起了五星红旗，它庄严美丽，象征着我们人民的大团结， 象征着我们即将开国的美好前景。大会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那天，周恩来同志对纲领草案专门作了重要说明，没 等表决，他的讲话就获得满堂的掌声。及至表决时，会场上响起如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它深切地表达了全体代表的共同心愿和 希望，表达了全国人民建设祖国的共同意志。 9 月 30 日，大会热烈而严肃地完成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后，在全场沸腾的气氛中，胜利地举行了 闭幕式。 毛主席和其他六位副主席在热烈持久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 他宣布大会胜利闭幕。然后，朱德副主席走到麦克风前面致闭幕辞。 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 完成了。我们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当天下午 6 时，全体代表驱车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人民英雄 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副主席代表主席团致辞后，大家为先烈脱 帽静默致哀。毛主席宣读了至今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 碑碑文。这碑文是后来由周恩来同志亲笔书写的。我们默默地悼念 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先烈们，他们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革命和建设事 业而奋勇前进。 十月一日——新中国辉煌的第一页 160 2020 年整理版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庆祝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 典。这一天，首都人民整天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 我们全体政协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我 满怀喜悦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放眼望去，沸腾的天安门广场成了 红旗的海洋。从参加盛典的 30 万群众中，不断地爆发出暴风雨般 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下午 3 时，军乐队高奏《义勇军进行曲》， 五十四门礼炮齐鸣。这时，万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岁！庄严的时刻来到了，毛主席亲自按动电钮，冉冉升起了新中 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在这幸福激动的时刻，我想起了我们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多 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仆后继，为了追求祖国的独立、自由、 解放，曾经在战场上、监牢里，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抛头颅，洒 热血，才使我们有了今天的胜利！ 我在 1949 年，从上海到石家庄，从北平到布拉格，从勤政殿到 怀仁堂……伴随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步伐， 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年。 四十春秋，弹指一挥间， 几多壮志，永驻我心田。 （原载《纵横》1989 年第 2 期） 161 2020 年整理版 1949 年 3 月 24 日，许广平、葛志成作为中国代表团 正式成员，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代表团在布拉格机场 受到热烈欢迎。（右三为许广平、左三为葛志成。） 162 2020 年整理版 中国和平代表团在布拉格。（前排右二为葛志成，后 排左一为许广平） 163 2020 年整理版 民进人物 徐相任 明浩 编者按：徐相任、徐福民（即徐彻）系出席民进成立 大会并签到的 26 人中的两位。 徐相任（1881—1959 年），原字相宸，名尚志，晚号无私老人。 江苏吴县人。初习举子业，弱冠改行从随岳父费绳甫学医，壮年悬 壶沪上。1908 年夏秋间，上海时疫流行，以霍乱最甚，他受聘于上 海中国红十字会附设时疫医院，任顾问,开始了中西医结合，取得了 良好疗效,可谓祖国医学与现代医学最早的结合， 是中西医结合的最 早实践者。又曾任神州医药总会常务委员等职。在抗战前，还曾受 聘为南京中央国医馆馆员，上海市第一届中医考试试验委员等职。 1945 年 12 月 30 日，参与发起创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建国后，受聘 为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馆务委员。 徐氏治医，主张不拘于一家之言，通古淹今，择善而从。尝论 164 2020 年整理版 金元以来各家中，人只知朱丹溪之主凉润，张景岳之主温补，王孟 英之主清化，后之学者效之，或专于凉，或囿于清，或过于温，用 之一时，受益者固多，而其流弊亦非浅鲜。盖以各家之说，其能卓 绝古人者，亦各有师承，其因则或以地域之悬殊，禀赋之不同，气 质之互异，易言之，诸家独到之处，即其精微之旨。故徐氏主张， “师承不在于多学，要在于全面之领悟，取其长而纠其偏，力求合 于法度。”徐相任毕生治学以谨，立方有度。临证治疗内伤杂病以 养阴擅胜，如润肺开胃汤等方便是其例。对辨证属于阳虚者，也果 断应用温补之峻剂，但在补气补阳时，又注意兼顾补阴，俾使阴平 阳秘，不致偏颇为患。徐氏深得费氏医学心传，不失矩矱，但有变 通，堪为后学取法。徐氏对治疗时疫，见解有独到之处，尝谓：“无 湿不成霍乱，无寒霍乱不危险，命门阳气不失守，霍乱不至于死”。 又辨明霍乱是阴寒直中三阴，而三阴同病，必然吐利不止，澄澈清 冷，四肢厥冷，阳气暴脱，是其主症。他在治疗霍乱时，以回阳固 脱为急切要务，因自订脱疫方多首。徐氏临诊达 50 余年，既以治 疗时疫见称于世，亦擅理虚之长。尤为可贵者；他在从事社会活动 中，不自矜持，虚己乐闻。 徐氏曾编著印行《中国生理学补正》、《鼠疫良方汇编》、《徐 氏霍乱论》、《时病常识》、《急性险疫证治》、《在医言医》、 《中华列圣记》及《中华国医科目暨各科系统表草案》等。《闭疫 证治》书稿，已散佚。 哲嗣福民、利民，绍继其业。 165 2020 年整理版 徐福民 明浩 徐福民（1911.7-1995.11）少年时即从父徐相任习医，后又先 后在上海名医朱少鸿、徐小圃等门下学习。成年后即开业行医。曾 任神州国医学会理事。 1945 年，徐福民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参与发起创立中国民主 促进会。先后担任民进上海分会理事，民进上海市委委员、顾问。 1950 年，受党的委托筹建上海市中医学会，先后任该会总干事， 副理事长，顾问,上海市科协理事。 1951 年，徐福民参加筹建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直属中医门诊 所（后改为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现为岳阳医院门诊部），先后任 常务副所长、副主任、主任。兼任上海市公费医疗医院中医科主任， 后调龙华医院门诊部主任，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并担任过上海 166 2020 年整理版 市中心牙防所顾问，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建国后，徐福民先后担任老闸区人民代表，新成区人民代表， 新成区人民委员会委员，徐汇区政协委员。还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学 生健康委员会顾问，“三反”、“五反”时的人民法庭陪审员。 徐福民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虽然因为对党风问 题提出意见，长期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对待，仍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 路的信念。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积极参政议政。是 一位忍辱负重，追求进步，赤诚向党的爱国主义人士。 徐福民主张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祖国医学的研究。在中医治疗 中建立病史纪录制度，采用现代医学的检验技术，实验中药的剂型 改革，推行“双重诊断、综合治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用现 代医学的动物实验方法进行中药药理研究等工作中，身体力行，做 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在医疗内科疑病症和牙周病等方面有丰富的 经验。他是上海中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祖国医学与现代医学结 合，科学的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创造我国的新的医学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徐福民作风正派，平易近人，谦虚好学，团结同志，对工作认 真负责，对病人热心耐心。对自己廉洁奉公。其崇高的医德，精湛 的医技得到了广大病家和同仁的赞誉。 徐福民的著作有： 1、《中医学基础》，未出版，稿存上海科技出版社。 2、“补脑益髓强筋壮骨治疗两例”（上海中医杂志 1981 年第 一期） 3、“略论真元、阴阳与五行”（上海中医学会阴阳学说资料选 编 82 年 2 月） 167 2020 年整理版 4、“关于中医真元与邪恶论点的讨论”（摘要） 5、“中医既经济学说的初探”（摘要） 6、“以脑髓为脏的中医脏腑学说及其理论体系”（摘要） 7、“补脑益髓强筋壮骨治法的理论探讨及临床应用”（摘要） 8、“一纲九目的中医诊断方法”（摘要） 9、“从中医辨病西医辨症谈中西医结合（摘要）”（上海中医 学院科研论文汇编（1976--1979）） 10、“略论马列主义如何指导中医工作” 1l、“中医工作今后如何办” 168 2020 年整理版 回忆郑振铎先生 郭若愚 郑振铎先生（1898—1958），福建长乐人，在文学评论、中国 文学史、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都有突出的成就和贡献。新中国成 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 年 10 月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 这里就我所知关于他的二三件事，记叙作为纪念。 一、南来视察 我第一次遇见郑振铎先生是在 1947、1948 年之间，那时我每天 169 2020 年整理版 下班（时在上海光华大学）就去三马路汉学书店，店主郭石骐精通 版本目录。郑先生此时经常来汉学书店，他身穿蓝布大褂，头戴阔 沿呢帽，黑边大眼镜，手挟大皮包，身材高大，气势雄伟。石骐先 生为我介绍，郑先生欢迎我到他家玩。郑先生居处在静安寺庙弄， 他的一间书房内四周都放满了陶俑，地上也堆满了图书。郑先生和 蔼可亲，平易近人，给我印象极深。 郑先生刚正不阿，遇事认真。有一件事我至今不能忘怀。这是 一次我在陕西路延安路排队等候乘坐 24 路无轨电车，队伍很长， 忽然前面有一个人插入队伍。这时在我后面突然跳出一个人来，他 走上前去硬把此插队人拉了出来， 然后自己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排队。 我当时非常感动，一看此人，即是郑先生。 1951 年春天，郑先生时任中央文物局局长，他南来上海视察。 我当时在华东文化部文物处任职。随同郑先生和唐弢先生（华东文 化部常务副处长）同去杭州、绍兴、宁波等地。我们先到杭州，住 在浙江省政府招待所，地点是“柳浪闯莺”，郑先生当晚一人外出 到知味观饮酒，第二天又独自去湖滨旧书店访书。这事后来给招待 所负责同志知道了，他们找我，要我向郑先生说：不要随便出去， 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可以去办。 我们在杭州住了两天，接见了当地许多领导和著名人士。第三 天我们即去宁波，浙江省政府派专车护送，并有便衣警卫二人随行。 路经绍兴，绍兴地区专员设宴招待，郑先生喜欢跑旧货店，他在绍 兴一家旧货店买到一个打簧表，这表形式十分特别，大概是清代外 国进贡品，郑先生慧眼识宝，使我亦大开眼界。 我们到宁波后住在专员公署招待所，参观了天一阁藏书楼，郑 先生和范氏后人与当地主管部门座谈了一次，阐明天一阁在文化事 业中的重要性，要当地政府好好保护。第二天我们去了宁波市的一 170 2020 年整理版 家旧书店，这时店中买客甚多，我们亦各自翻书，但后来我们忽然 觉得买客渐渐少了，最后只剩我们三人。原来这些买客被两位警卫 同志劝走了。 我们这次外出回上海以后， 郑先生即提出两件事要我们去办理： 一是接收宁波萱荫楼李氏藏书；二是抢检这几年从外地运来上海的 废纸和废铜。 宁波萱荫楼藏书原为蔡氏墨海楼所藏，其中不乏珍本。华东文 化部当即给我这项任务， 我就随同李庆城先生和他老母亲同去宁波。 在宁波我们住在专员公署招待所，李家母子住在他的老家。我们把 书箱贴封、钉实，工作了三天，遂后雇车将书运到杭州。我又将郑 先生临行时所嘱要我先将《天工开物》、宋版《周礼》、苏过《斜 川集》等几种书先行带来上海交郑先生看过。但此时李庆城忽然被 宁波公安部门抓去，我费了一些周折，将人放出。但李家他们要整 理一些家中的杂物，还要留住几天。我只能独自回沪，说好过几天 我再来宁波接李氏母子回沪。我回上海后将几种郑先生要先过目的 图书交给了他，又将经过情况作了汇报。郑先生即写了一张信纸， 由我交给唐弢先生： 唐弢处长：顷与郭若愚兄谈过，并看过所带来的书。《周礼》 和《斜川集》均是伪本，非宋版也，殊失望。然《天工开物》却不 坏。有三事须请一办：（一）郭兄须再赴鄞一次，陪同李君母子出 来，以全信用。（二）李氏书系捐献给华东文化部者，是否全部拨 归浙江图书馆尚是问题，请他们不必立即盖印归库，静候与捐献者 协商解决。（三）附书单一张，系北京拟提之书，请做一公文给郭 兄带杭，交文教所一办。铎匆上，5／16 下午。 抢检废书废铜事，文化部文物处命我先拟一个计划。郑先生也 从中央拨来专款四亿元（四万元），此事分为两处进行工作，一在 171 2020 年整理版 废纸仓库，一在北票码头（废铜仓库），历时五个半月。1952 年初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抢检工作也就停办，工作人员全部投入运 动。检收到的图书和铜器等文物，华东文化部在武定路租了一座大 洋楼，堆放这些东西，还雇用了一批临时工作人员，无形中成立了 一个“文物仓库”。运动结束后，这个仓库连同上海地区的检铜任 务并仓库的全部工作人员，全都移交上海市文化局接管。 二、关于《陶俑图录》 《陶俑图录》正名《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这是一部十六开 本三大册，以宣纸珂罗版精印的图录，收录从汉到唐代的明器和陶 俑七百余件，其中有许多陶俑是以彩色珂罗套印的，在我国出版的 珂罗版画册中还是首创，图版十分精美。1947、1948 年间，郑先生 自编自印，已经完成图版部分，待说明文字写成，即能出版发行。 1952 年秋季，郑振铎先生将其所藏古代陶俑明器五百余件捐赠故宫 博物院，在上海家中装箱起运，此事由刘哲民先生操办。我认为这 是一个丈量泥俑高度尺寸的最好机会，一面搬运，一面丈量。此事 得刘先生同意后，我就去庙弄开始工作，并拟写成说明文字，请郑 先生过目。是年年底，我写成《陶俑图录》第一册说明初稿，由刘 哲民先生寄给郑先生。1953 年 3 月我又完成了《陶俑图录》第二册 说明初稿，4 月《陶俑图录》第三册说明稿亦完成。 《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于 1986 年 12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 式出版，线装三册，共 200 部，郑尔康先生在《后记》中详细回忆 了其父解放后捐献给国家的那批陶俑的艰辛收集历程，以及“图录” 出版的曲折过程。他还不忘感谢我对“图录”出版所做的工作。他 说：“多承郭若愚先生关切，当他了解到此书之所以迟迟不出版， 172 2020 年整理版 是由于‘说明’尚未能写就，便主动表示愿为先父代写。后来‘说 明’终于也成稿了，还请郭沫若先生题签了书名，全书完成有期了， 不料负责代管图页的刘哲民先生因陷入了五七年运动中，1958 年父 亲遭空难殉职，此书的出版乃告中断。” 后来经过十年“文革”，郑尔康先生知道《陶俑图录》尚在人 间，十分高兴。1985 年春天，郑尔康先生来沪，在上海图书馆见到 了这部《图录》，他在 1986 年的文章中说：“在去年（1985 年） 11 月，我再度南来沪上，在方行和顾老（编者注：系上海图书馆馆 长顾廷龙先生）支持下．上海图书馆把这批沉睡中的《图录》散页 全部发还给了我， 又承郭若愚先生慨然俯允重新为此书写目录说明， 同时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热心赞助下，此书的出版发行问题也得 到了圆满解决。”（均见郑尔康《陶俑图录》“后记”） 三、夏允彝墓 1957 年 5 月，郑振铎先生著文谈到了夏允彝墓（见《地下出土 的书籍》载 1957 年 5 月 27 日《人民日报》）：“还有一件要事， 至今未见下文。这也是有关地下的书籍的。明末的一位民族英雄夏 允彝的墓被盗掘了，松江地方的人立刻起来加以保护。他的尸身好 像也不曾腐烂。在墓中有一大堆的原稿，用绢或布包裹得很好，上 面铺了好几层布。那些布被盗走了，但原稿并没有动。江苏省文化 局和江苏省文管会派人去调查。我那时正在南方，就告诉他们，那 些原稿必须设法取出来，即使已经化成了泥浆。后来不知结果如何。 据说，那位调查的人，见到了那一堆原稿，泡在水里，却怕下水去 拿它，就依旧地用土封了起来．却谎报说：已经化成了泥浆，没法 取出。去年秋天，我又到了江南，又问起了这件事。他们才原原本 173 2020 年整理版 本的告诉我这个经过。夏允彝的原稿，这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其中 必有不少是有关明末史料的，如果完整地取了出来，乃是一个如何 重大的发现，将替我国历史增加多少重要的篇页，同时，也替我国 文学史增加多少重要的作品，却被损失在那个不负责任的‘懒汉’ 之手。江苏省文化局又在设法，看看是否还有挽救的余地，是否还 可保存若干页。但愿他们的工作成功！” 夏允彝字彝仲，别号瑗公。明末东林党人物，崇祯十年成进士。 甲申之变后，他走谒尚书史可法，与谋兴复，起兵松江，兵败，9 月自沉于松塘而死。其墓现在松江小昆山镇。 1957 年郑振铎先生南来，江苏文管会将盗墓事告之，并说棺中 有书籍原稿甚多。郑先生爱书成癖，得此消息，十分激动。他一定 要将此等书籍从墓中取出。江苏文管会就再次派员去荡湾将老者之 墓掘开，据回报说书籍均泡在水中，无法取得。郑先生得知后，认 为即使书籍泡在水中，也要设法取出。郑先生即命上海文管会万育 仁同志（万同志能修整破烂古书）前去开墓取书。这一次万同志去 荡湾开墓后却不见墓中有书籍。此事至此告一段落。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摘自《世纪》2001 年第 5 期 174 2020 年整理版 郑振铎的最后一次出国 陈福康 在报刊上，当我读到介绍我国赴国外的学者、干部在异国他乡 辛勤工作、奉公克己、努力学习的事迹，有时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已 故的郑振铎先生。因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情操，是十分相似的。 而当我在报刊上看到某些当官的或某些文人，为了出国不择手 段，丧失人格，或在外腐化堕落，出乖露丑，甚至背祖逆宗，这时 在愤怒之余更会想到郑先生。因为郑先生与这类人形成极鲜明的对 比。 郑振铎一生中多次出国。解放前，1927 年，他因参加了一些革 命工作，特别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公开发表抗议信，大革 命失败后，为避反动派白色恐怖的凶焰，曾赴法英诸国游学避难。 1949 年春，他作为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人民的代表，曾赴捷克 斯洛伐克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解放后，他成为国家文化部门的领导 干部，更是经常出国工作。1958 年 10 月，他率领一个中国文化代 表团出访阿富汗、阿联，不幸飞机途中出事，光荣献身。他的老友 叶圣陶，在悼诗中写道：“建国以来频远出，亚欧名都留行踪，论 学谈艺致互益，睦谊敦交亦一功。”郑振铎在国外的工作为中外文 化交流，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他在国外的一 举一动，无不显示了他既平凡又高尚的人格，不愧为一个真正的中 国知识分子和优秀干部，值得我们学习。 175 2020 年整理版 本文就只讲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国的故事。 一个很小的代表团 1957 年 9 月，中国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又率领一个中国文化代 表团去保加利亚。这个代表团很小，一共只有三个团员：文学家柯 灵、文物专家武伯纶（陕西省文化厅长）及外事干部王一达（我驻 保大使馆文化参赞），而王一达本来就在保工作。代表团的任务也 较简单：为纪念中保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五周年而访保。与他以前带 团出国的繁重工作相比，这一次确实是难得的轻松的“美差”。 柯灵是老作家，当然在文坛上“论资排辈”还是他的“晚辈”； 但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孤岛”及“孤岛”沦陷后的共同斗争中，在 抗战胜利后的民主运动中，他们早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武伯纶则 是郑振铎在解放后文物考古工作中结识的，是一位有水平的专家。 他们二位的专长，加起来，正好是郑振铎在文化事业上最主要的领 域。这个代表团，显然是他点名组建的。 9 月 3 日上午，他们从北京乘飞机出发，途中在莫斯科逗留一 二天，6 日中午到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9 日，便是保加利亚的国 庆节——解放十三周年纪念日。他们参加了在季米特洛夫墓前举行 的庆祝活动。接着，主要是参观索非亚的各个博物馆、图书馆和文 学研究所等，还去了其他城市及农村。郑振铎对保国的风俗文化、 文物古迹等等，都表示了浓烈的兴趣，并非常虚心地向主人请教有 关文化工作的经验等，他在访保期间写给国内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 鼐的信中，便提到保国的考古工作“很可供我们参考”。因为他抓 紧一切机会认真观察、学习，所以尽管任务本来比较“轻松”，但 仍然显得较紧张。他和保文化部详谈了今后两国间文化交流方面的 176 2020 年整理版 设想和计划等。最后，27 日，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接见了代表团， 还拍了电影。该片还保存着，也是珍贵的资料了。 我曾问过柯灵先生，在这次访保中，有没有关于郑先生的特别 有趣的故事？柯老微笑着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他在海边捡了几块 石头，想带回国留作纪念，不料郑先生却严肃地对他说：这是不可 以拿的。“你看，郑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我们都叫他‘老天真’，” 柯老笑着，继而又表情庄重地说：“只有郑先生，才会讲这样的话 啊。”过了这么多年，柯灵还记得这个小花絮。后来，我在他根据 当时日记写的《东欧山国忆旧游》中，也看到了一段记载：“我捡 了两块略具画意的石头，带回作为此游的纪念。这种石头，遍地皆 是，我当着东道主信手拈来，根本不以为意。事后西谛（按即郑振 铎）委婉批评说：‘这是不应拿的。’西谛耿介，一丝不苟，更视 历史文物一草一木如拱璧，我只有自惭粗忽而已。” 一肚皮学问 访保任务完成后，柯灵等回国，他一人却于 9 月 29 日又乘飞 机去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应捷科学院邀请，讲学一个月。与 访保相比，这个任务要辛苦得多。 来机场迎接的，是中国大使馆葛参赞和捷最著名的汉学家普实 克。普氏在三十年代来华研究时，他即认识。八年前他曾来捷出席 世界和平大会，如今旧地重游，当然十分兴奋。翌日上午，捷科学 院东方学研究所女汉学家米列娜又来带他去见普实克，谈讲课的安 排。其实，昨天从机场到旅馆的路上，他就已谈好了在布拉格讲学 和活动的计划。他准备作《中国小说八讲》，具体的课题及时间安 排是： 177 2020 年整理版 一、古代的神话与传说（10 月 3 日） 二、唐代传奇与变文（10 月 7 日） 三、宋元话本（10 月 8 日） 四、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10 月 14 日） 五、西游记、金瓶梅及其他（10 月 15 日） 六、三言、两拍及其他（10 月 17 日） 七、红楼梦、绿野仙踪与儒林外史（10 月 21 日） 八、晚清的小说（10 月 24 日） 这些，都是他已研究了几十年的东西，历历如数家珍。虽然如 此，他仍然认真地撰写讲课提纲。在国内时太忙，连写这些提纲的 时间也没有。在布拉格的旅馆里，虽然手头没有什么参考书，他却 写出了详尽的提纲（在他牺牲后，这份提纲在《光明日报》上连载 发表）。 他的讲座设在东方学研究所的最大的一间房间，但每次仍挤得 满满的。来听讲的人，不仅仅有该所的汉学家，还有查理士大学学 中文的学生及中国留捷学生。他只是偶尔看一眼那份提纲，便能滔 滔不绝地讲一下午。那里面包含着很多卓越而独到的见解，还有许 多外国专家从未听说过的资料。他的渊博学识和惊人的记忆力令听 课者叹服不已。每次讲课都超出了预定的时间。每次还有很多人提 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得到了他明确而详尽的答复。几十年后，我 有幸遇见一位当年听过他课的捷克大学生，他仍然用无限神往的口 气说：“啊，郑先生，一肚皮的学问！” 两份特急电报 除了讲学外，他一如既往，还要求参观各个博物馆、图书馆、 178 2020 年整理版 画院、古迹等等，还要看望中国留学生，日程安排得紧而又紧。然 而，在刚讲完第三讲时，他突然收到大使馆转来的中国科学院的两 份急电。原来，中国科学院本应派人来捷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有关 中国考古的学术报告，可是国内一时派不出合适的人来，问他能不 能再辛苦一下，捎带完成这个任务。电报完全是商量的口气，然而 国内其实又已通过大使馆与捷科学院也商量过了。捷科学院考古所 当然求之不得，因为他本是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所长、第一流 的大学者，由他来作报告必然是高水平的。可是，此事在他思想毫 无准备，而且现在的中国文学的讲学任务已经排得很紧张，一个月 的时间也不能延期，因为接下来他还有访苏讲学的任务。他完全可 以推辞。这是一个额外的工作，但他认为又是份内的；这是一个艰 巨的任务，而他认为又是光荣的。他二话没说，便答应了。这样， 他又须在 22 日、31 日增加两次在捷考古所的科学报告。而且，他 又是在手头毫无资料的情况下准备讲稿，其辛苦与难度自不待言。 好在中国的考古工作，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巧遇农家婚礼 就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他还由米列娜陪同，在 25 日乘飞机去 捷东部的斯洛伐克参观。他访问了斯洛伐克科学院和作家协会，巡 览了那里发现的著名古迹，并在捷最高的塔特拉山上作短暂休憩。 那里景色优美，空气清新，云雾缭绕，气氛肃静。26 日中午，他乘 车经过一个山村，听见那里飘扬着民间音乐，又有形状特别的木屋。 于是他便停下车来，微笑地鉴赏那富有民族风格的建筑。 他不知道，原来屋里正有一对新人在举办结婚仪式。一位参加 婚礼的人透过窗口发现了他，便以斯洛伐克人天赋的热情邀请他走 179 2020 年整理版 进这所宽敞而古老的房屋，并请他坐在新娘的对面一一那是他们认 为最尊贵的座位。所有这些朴实的山民并不知道他是一位世界知名 的大学者，他们表现出来的热情只因为他是从遥远国度来的客人。 主人们给他斟酒，大家齐唱传统民歌。他也一再向新郎新娘敬酒。 当米列娜说出他的高贵的身份时，大家更是喜出望外，新娘甚至流 出激动的泪。这时，屋外又响起动人心弦的音乐，舞会开始了。新 娘没有先请新郎，而是邀请他第一个和她跳舞。大家跳啊，唱啊， 充满了友爱的气氛。他的告别简直没法结束。按照当地礼节，新娘 从筵席上选出了礼物送给他，还有一瓶葡萄酒。每个参加婚礼的人 都把随身带的照片、手帕等物送到他的车里。新娘的父亲还送他一 根木手杖。可是他因毫无准备，没有合适的东西可回赠。汽车开走 时，农民们还在后面高喊：“欢迎你以后再来！” 他在 29 日晚返回布拉格，31 日作完最后一次考古报告，光荣 地完成了任务。捷科学院院长兹德涅克·尼耶德利院士紧紧地握住 他的手，深深感谢他如此辛苦地作了精采的学术报告。当天下午， 他便乘飞机去莫斯科了。临上机前，他还给远方小山村的那对新人 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和感谢信，还托米列娜转交他回赠给他们 的一份薄礼。 这封信， 现在仍应保存在斯洛伐克吧？这已是中捷 （斯） 人民友谊的珍贵历史文献啊！ 十月革命庆典 自 1949 年以来，莫斯科是他来过多次的地方了。然而这一次却 不同，因为正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大庆的前夕。市内 一片节日气氛。特别是他到后的第三天（11 月 2 日），毛泽东主席 也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这里。6 日，郑振铎作为贵宾，被邀请 180 2020 年整理版 列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下午，又在克林姆林宫聆听毛主席的讲 话。他兴奋之至。第二天，他出席了在红场上的纪念大典，观看了 阅兵式。还遇见了也来苏联参加庆祝活动的老舍、巴金、许广平、 艾芜、梅兰芳、钱俊瑞等文化界友人。中午，他出席苏联科学院举 办的宴会，并被邀讲话。当夜，他便给国内的妻子写了很多信，谈 自己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激动心情。 他是不可能不激动的。四十年前，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他与瞿秋白等朋友一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他在苏联科学院的讲学，仍然是《中国小说八讲》。他到莫斯 科后仅隔一天，便开始讲，而且提出一星期讲四次。他为的是尽量 挤出时间，还要办另外一份大事，详细下面再讲。虽然他不必花时 间拟订提纲了，但在两星期内讲完那么丰富的内容，其工作之紧张 可想而知。他在这里的讲学，同在布拉格一样，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苏联第一流的汉学家，如费德林、艾德林、索罗金、李福清等等， 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听讲。 当然也少不了一批大学生和中国留学生。 他在苏联科学院留下了极好的影响，加上他从五四时期起就为介绍 和研究俄苏文学作出过杰出贡献，因此我曾听苏联学者说，即使在 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的年头，苏联科学院的大厅里悬挂的世界著名 学者的照片中仍然一直有他。1968 年，郑振铎逝世十周年时，我们 国内正在闹“文革”，根本没有任何纪念活动，而苏联的费德林、 艾德林却都写了纪念和研究他的专文。 为祖国文物拼命 11 月 15 日，他在苏联科学院结束了最后一讲。当夜，便由艾 德林、索罗金陪同，匆匆乘火车去列宁格勒。因为他早就知道那里 181 2020 年整理版 藏有敦煌卷子和西夏文佛经等，都是沙皇时代的“探险队”从我国 西北地区攫去的文物。没有想到的是，数量竟是那么多，而且从未 公开过。他是中国的第一任文物局局长，他能不去吗？ 16 日上午到达列宁格勒后，他顾不上一夜疲累，中午便赶到东 方研究所，查阅敦煌卷子。他只匆匆翻阅了工作人员拿出来的几十 个卷子，就发现有两卷《维摩诘经变文》是以前国内的研究者从未 知道的。他还想再看别的东西，可是人家下班的时间到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东方研究所不开门，于是他便去冬宫博物馆。 谁知那里收藏的中国古文物更多。经过整整一天的初步调查，他认 为最惊人是三大宝库：一是帝俄时从敦煌劫去的壁画及塑像，数量 不下于伦敦所藏，而一直未为国人所知；二是从黑水城发掘劫去的 西夏文和汉文的经卷，佛教和道教的绘画、版画，以及家具、衣履 等等；三为从新疆劫去的壁画、塑像等等，数量也不下于英、德两 国所劫去者。在铜器群里，他发现有一只金银错的鼎，上面还嵌有 松绿宝石。馆方认为它是明代的仿古品，故陈列在明代文物中。他 一见大惊，心知这远是明以前之物。而馆方又说，在库房中还有不 少同样的呢。 他又惊，又喜，又悲，又愤，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表！这些明明 大多是从中国劫去的文物，理应归还真正的主人；但是，他又不好 将这话向热情的“老大哥”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版画史，早就知道 沙俄“探险队”在黑水城发掘劫去一幅金代版画《四美人图》，这 次果然看到了。那班姬、飞燕、昭君、绿珠四美人，刻得多么精致 工细而有神啊！可惜流落异国！而昭君当年出塞千里，也仍是在中 国版图内啊！他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又早就知道有一部《刘知远诸 宫调》，也是出土于黑水城，被沙俄分子拿到冬宫来了。早在二、 三十年代，他就曾托老友耿济之在彼邦寻访，后来看到了照片，现 182 2020 年整理版 在总算看到了原物。原书正在装裱，他就在装裱台上翻了又翻，看 了又看。这是中国最古的一部刻本诸宫调啊！在国内，这样的金刻 本也是极罕见的。他的心中既兴奋又惆怅。他的难以掩饰的表情， 肯定给“老大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一提的是，大概与他的 “面子”有关吧，第二年 4 月，这部伟大的民间文学的杰作，连同 另一部他也爱不释手的彩绘本《聊斋图说》，由苏联对外文化委员 会代表苏联政府，赠还给中国政府和人民。而代表中国文化部出面 接受的正是郑振铎，井由他转拨北京图书馆珍藏。他还为《刘知远 诸宫调》写了跋文，将此书影印出版。这是后话了。 且说第三天一早，他又赶到东方研究所，继续看敦煌卷子，上 午共看了二三百卷。因为又要为东方研究所及列宁格勒大学作《中 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的学术报告，讲完还要一起吃饭，所以下午 看书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其实他根本没心思吃饭。他放弃一 分一刻的休息，又拼命地看了二百来卷。这些，还都是对方事先挑 出来的。他想，未被选的里面还不知道有些什么宝贝呢。但仅就他 看过的卷子里，就有不少惊人的东西。他目不暇给，手不停抄，可 惜又到了人家下班之时，天色也暗了，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19 日， 他又抓紧时间去看了一天。当夜，不得不乘夜车赶回莫斯科。因为， 20 日又有其他活动安排。 他在列宁格勒如此拼命地、忘我地查阅、抄录敦煌文献，实在 是继 1910 年以后张元济、刘半农、胡适、向达、王重民、姜亮夫， 还有他自己，在欧洲访读敦煌文献之后的又一壮举！而且他是查阅 俄（苏）藏敦煌文献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当时还将所见情况写信 告诉国内有关人士．这就成了我国关于俄（苏）藏敦煌文献的最早 的具体报道。 183 2020 年整理版 时刻想着祖国建设 回到莫斯科后， 他在 20 日中午乘飞机去南方高加索访问。 下午， 到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23 日，又往南去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 还曾乘车去城东几十里外的赛凡湖游玩。湖水清澈见底，群山四绕， 山阴积雪甚厚，山南则一片碧绿的草木，衬以蓝天，色彩极为丰富。 他在湖旁的快餐店品味了湖中的鲜鱼。因为讲学和查访文献两件大 事都已完成，所以他如释重负，轻松了许多。然而，他又老是给自 己增加新的任务。他提出希望参观考古发掘地和古文化遗址，又提 出希望访问有关美术家，鉴赏和研究他们的藏画及创作。28 日，他 返回莫斯科。 在这离开莫斯科的两个多星期中， 艾德林和索罗金一直陪着他。 后来，艾德林回忆说：“郑振铎一分钟也不肯闲着。他参观博物馆 和研究所，提出无数总是重要和深刻的问题，……凡是我们所到的 地方，凡是他提供帮助的地方，他处处总是吸取能对他在祖国所从 事的工作有所裨益的经验。在列宁格勒，他观察怎样修复湿壁画， 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方法应用到敦煌石窟里去；在亚美尼亚，他探问 寺院的屋顶怎样防备上面长出树木来。 只要有机会能看到新的东西， 他都感到快乐。……他说，他希望在中国建立这样一所博物馆，里 面能搜集欧洲各个世纪全部优秀的绘画的摹本和雕刻的复制品，让 中国青年能够知道全世界的艺术……” 临上飞机写文章 就在他即将回国之际，忽得悉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将要出版俄文 版《瞿秋白选集》。他十分高兴，又十分怀念牺牲已二十多年的老 184 2020 年整理版 友秋白。于是，便在难以想象的忙碌紧张之中，为选集赶写了一篇 感情热烈的序文，称颂秋白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战士 和文学家”。第二天，12 月 1 日，他便登上图 104 飞机回国了。2 日晚，他回到离开已整三个月的北京。一到家，便与等在那里的何 其芳、罗大冈商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又与张葱玉等商 量了考古研究所的工作。第二天一早，放弃休息，即到文化部办公。 晚上，赴紫光阁，出席周总理招待各国工会代表的宴会，同时也抓 紧时间向总理简单汇报了三个月的国外工作。第三天上午，他便在 文学研究所作有关出国工作的报告了。他就是这样忘我地为祖国、 为人民、为世界进步文化事业工作的！ 一年以后，他再次肩负着祖国的重托，率领一个文化代表团出 访阿富汗、阿联。又是乘坐苏联的图 104 客机。可是，令人无比痛 心的是，这一次他还没来得及接受热切地等待着他的西亚和北非人 们献给他的鲜花，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摘自《世纪》1998 年第 6 期 185 2020 年整理版 文学研究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成立会时的合影。 右起，前排：易家钺、瞿世英、王统照、黄英、杨伟业、 郭梦良；中排：蒋百里、朱希祖、范用余、许光迪、白镛、 江小鹣；后排：孙伏园、耿济之、苏宗武、李亚晋、许地 山、宋介、郑振铎、王星汉。 186 2020 年整理版 1949 年，北上赴解放区途中，郑振铎与叶圣陶摄于香 港达德学院。 187 2020 年整理版 1949 年第一届文代会期，郑振铎与老友们在北海五龙 亭。前排左起：李健吾、曹禺、郑振铎、巴金、唐＊；后 排左为靳以。 188 2020 年整理版 1953 年 9 月 27 日，郑振铎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纪 念屈原、哥白尼、拉伯雷、马蒂等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大会 上作报告。 189 2020 年整理版 1958 年月 10 月 18 日，郑振铎奉命率领中国文化代表 团在出访阿联、阿富汗等国的途中，因飞机失事，全团 16 位同志全部壮烈殉职。图为 10 月 26 日，烈士遗骨抵达北 京时，夏衍手捧老友郑振铎骨灰盒，步出机场，心情无比 沉痛！ 190 2020 年整理版 1958 年 10 月 31 日，因飞机失事遇难的郑振铎、蔡树 藩等十六位同志追悼大会在首都剧场举行。陈毅、郭沫若、 沈雁冰、张奚若、彭真、薄一波、包尔汉、叶季壮、周扬、 廖承志、章汉夫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代表 和遇难同志生前友好等共一千四百多人参加。 191 2020 年整理版 “赵朴老”之称从何而来？ 王凡 这并不是什么纪念的日子， 仅仅是因为全国政协牵头拍一部 《赵 朴初》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摄制组拍摄朋友的追溯时，提到了我。 于是，摄制组又要我谈谈当年我几度采访赵朴老的情景和感受。我 想人家既然看得起我，通知了我，如果我不认真准备一下的话，那 就是既不尊重摄制者、又不尊重电视片将面对的观众，也对不住让 我景仰的赵朴老。 结识赵朴老 我得以和赵朴老结识，纯粹是托朋友的福。我有几位朋友，因 为父辈的情谊，是赵朴老家的“老客人”。他们知道我这几年在从 事《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系列的写作，就对我讲 过一些他们与赵朴老过往的旧事，甚至让我看了他们保存的部分同 赵朴老互通的函札。 从他们的叙述和函札的字里行间，我总能感觉到赵朴老以恬淡 之心观世事，以玩笑之言道哲理，举重若轻地飘逸于尘寰之上的神 采，更渴望与这位别具风采的长者晤谈。终于，经朋友引见，我见 到了赵朴老。 提起赵朴老，人们立即就想到他佛教协会主席的特殊身份，也 许是政协副主席比较多，而佛教协会主席只有一个。而一提起佛教， 人们立即就会反应出的，就是它的清规戒律，六根清净，它的剃度 192 2020 年整理版 等等，想到高深莫测的佛理禅机，一经高僧大师玄妙点化，便对人 生大彻大悟，对尘间世俗的享乐顿时索然无味。因而为了不枉难得 的参谒，则必定要从他那讨教一些点悟人生的玄妙，窃得几分人世 罕有的仙气。 然而，几年前我在写毛泽东与禅宗六祖惠能的神交文章时，曾 翻阅了些有关佛教和禅宗的书籍， 才知佛界敬奉的数位祖师们以为： 人人心中有佛，见性即可成佛，人们遍寻不得的深奥玄妙机理，其 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恰恰在自自然然、平平淡淡之间。非得不食人 间烟火，藏入与世隔绝的山林，才能参禅悟道，大概正与佛理禅机 的至旨背道而驰。同赵朴老见面后，我更坚信这一点。 当时引我去见赵朴老的朋友淮淮，带了一盒奇特的香，这种香 燃烧后香灰不散落，还会显现出佛像等图案和一句吉祥的文字。赵 朴老一听，就说：“啊，太有意思了，快点上，看看怎么回事。” 说着，就找出一只袖珍香炉，点燃了香。 大约闲聊了十几分钟，燃烧后的香柱显露出水的波纹，和“一 帆风顺”中的“一帆”两个字。赵朴老手握放大镜，仔细观看了香 柱后，朗声笑起来：“哈，好玩，好玩！”“好玩”，这是孩提的 语言，对我都已经生疏了二三十年了，想不到竟然从耄耋老人，全 国政协副主席的口中说出来，我当时确实感到惊异。 因为在谈话时，我听赵朴老讲话的声音很响亮，就对他说： “您 的精神很好，说话中气特别足。”他马上回答说：“咳，哪是中气 足，是我耳朵聋。我非得大声说话，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耳朵聋 的人的一个特征，就是说话声音大。不过，日本人认为，聋子能长 寿，若真如此，耳朵聋倒不是件坏事，哈哈……”他又朗声笑起来。 目睹赵朴老的言语神态，我发现跟朋友对我形容的那个赵朴老 恰恰是一致的。从“好玩，好玩”到“聋子长寿”的说笑，我感觉 193 2020 年整理版 到一种毫无文饰、自然质朴的赤子性情，一种恬淡功禄、无欲自在 的心态。进而想到若不是持有这种性情心态的人，怎么可能写出像 《某公三哭》那样独具神采而脍炙人口的佳作呢？ 《某公三哭》的故事 于是，我就把话题转到了《某公三哭》。还在上小学的时候， 我就知道《某公三哭》，但真正品嚼出这一不凡之作的魅力，已是 文化大革命中，我刚刚领略到古典文学的妙趣，稍具那么一点欣赏 能力。 受那个年代世风和教育的影响，我一直以为无产阶级的文学是 旗帜鲜明而富于战斗性的，对敌人要冷峻，像鲁迅说的那样“横眉 冷对千夫指”。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诗 是什么，是旗帜，是机关枪，是炸弹。”在细品赵朴老的《某公三 哭》后，我才发现，革命的、战斗的文学，还可以有另一付姿态； 波澜壮阔的历史，还可以用另一种笔法来记述。信马由缰，笑谈谑 说，便勾勒点染出时代大势、政治风云。非高屋建瓴的视点，娴熟 典故的功底，寓庄于谐的幽默，不能为也。 60 年代，有三尼之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一尼；苏共第一书记 尼基塔·赫鲁晓夫，一尼；印度总理尼赫鲁，一尼。那时的世界格 局，意识形态纷争的激烈，是现今的青年人没法体会的，正如毛主 席《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云：“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 风雷激。”亚、非、拉美反殖民的独立运动潮流汹涌，苏、美两国 则以世界两大阵营主宰自居，试图以两国间的交易支配世界。富有 挑战性格的毛主席特立独行，他认为苏共领导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与新老殖民主义同流合污，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更危险的 194 2020 年整理版 敌人，要同他们“斗一万年”，这就是《某公三哭》的大背景。 1963 年，肯尼迪遇刺身亡，赵朴老写了《尼哭尼》：“（秃厮 儿带过哭相思）我为你勤傍妆台，浓施粉黛，讨你笑颜开。我为你 赔折家财，抛离骨肉，卖掉祖宗牌。可怜我衣裳颠倒把相思害，才 盼得一些影儿来，又谁知命蹇事多乖。／真奇怪，明智人，马能赛， 狗能赛，为啥总统不能来个和平赛？你的灾压根是我的灾。上帝啊！ 教我三魂七魄飞天外。真是如丧考妣，昏迷苫块。我带头为你默哀， 我下令向你膜拜。血泪儿染不红你的坟台，黄金儿还不尽我的相思 债。我这一片痴情呵！且付与你的后来人，我这里打叠精神，再把 风流卖。” 其中“马能赛，狗能赛，为啥总统不能来个和平赛？”揭露的 就是美、苏勾结，充当国际领袖。没过多久，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 姚溱到赵朴老家，看了曲子，他说好就拿走了。当时姚溱正在由康 生牵头的中苏论战写作组，康生从姚溱处看到曲子，又要去送到毛 主席那里。毛主席一看很喜欢，说：“你别拿走了，这个曲子归我 了。” 半年后，尼赫鲁去世，赵朴老写了《尼又哭尼》：“（哭皇天 带过乌夜啼）掐指儿日子才过半年几，谁料到西尼哭罢哭东尼？上 帝啊！你不知俺攀亲花力气，交友不便宜，狠心肠一双拖去阴间里。 下本钱万万千，没捞到丝毫利。实指望有一天，有一天你争一口气。 谁知道你啊你，灰溜溜跟着那个尼去矣。教我暗地心惊，想到了自 己。／‘人生有情泪沾臆’。难怪我狐悲兔死，痛彻心脾。而今后 真无计！收拾我的米格飞机，排练你的喇嘛猴戏，还可以合伙儿做 一笔投机生意。你留下的破皮球，我将狠命地打气。伟大的、真挚 的朋友啊！你且安眠地下，看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呜呼噫嘻！” 巧的是又有半年的间隔，中国原子弹爆炸，苏联的勃列日涅夫 195 2020 年整理版 等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赵朴老又写了《尼自哭》：“（哭途穷） 孤好比白帝城里的刘先帝，哭老二，哭老三，如今轮到哭自己。上 帝啊！俺费了多少心机，才爬上这把交椅，忍叫我一筋斗翻进阴沟 里。哎哟啊咦！孤负了成百吨的黄金，一锦囊妙计。许多事儿还没 来得及：西柏林的交易，十二月的会议，太太的妇联主席，姑爷的 农业书记。实指望，卖一批，捞一批，算盘儿错不了千分一。哪料 到，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土豆儿垫不满沙锅底，伙伴儿演出了逼 宫戏。这真是从哪儿啊说起，从哪儿啊说起！／说起也希奇，接二 连三出问题。 四顾知心余几个？谁知同命有三尼？一声霹雳惊天地， 蘑菇云升起红戈壁。俺算是休矣啊休矣！眼泪儿望着取下像的宫墙， 嘶声儿喊着新当家的老弟，咱们本是同根，何苦相煎太急？分明是 招牌换记，硬说我寡人有疾。货色儿卖的还不是旧东西？俺这里尚 存一息，心有灵犀。同志们啊！努力加餐，加餐努力。指挥棒儿全 靠你、你、你，耍到底，没有我的我的主义。” 当时国际舆论认为苏联领导人虽有更迭，但其国际国内政策不 会有太大变化，所以曲中有：“货色儿卖的还不是旧东西”，“指 挥棒儿全靠你、你、你，耍到底，没有我的我的主义。” 这些散曲后来都经康生的手送到毛主席那里。1965 年初，苏联 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访华，毛主席说：柯西金来了，把这组散曲 公开发表，给他当见面礼。2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广播电 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全文朗诵，一个文学作品得如是待遇， 还是破天荒头一遭，一时影响颇大。公开发表时，三个曲子分别改 名《哭西尼》《哭东尼》《哭自己》，加了一个总题《某公三哭》。 但我听朋友说，这事背后还有连赵朴老也不知道的内幕。当年 康生将赵朴老的曲子呈送毛主席，并非出于对作品的推崇，而是要 以此为将严肃的反修斗争庸俗化的例证，好在毛主席面前表现他政 196 2020 年整理版 治嗅觉的灵敏。不料毛主席拍掌称好，康生这才一改初衷，转而投 毛主席所好。我想，有着慈悲心肠、自 30 年代就热衷难民救助事 业的赵朴老，当初怎么也不会把康生的用心往险恶上推想的。 朋友的披露，让我生出良多感慨，依康生的思路，一涉及政治 大事、国际纷争，就必须正襟危坐，一脸肃穆。这大概不是伟人风 范，恰恰说明以此格式框囿他人者的庸人化。“沧海横流，方显出 英雄本色”，“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时局严峻、常 人动魄的氛围中，依然从容潇洒，这才是真人杰。 “赵朴老”为何娴于散曲？ 毛主席是这样的人杰，面对美、苏的交易，各方面的压力，他 不是也有轻描淡写的“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土豆 烧熟了，再加牛肉”吗？这同赵朴老散曲中“西柏林的交易，十二 月的会议”，“土豆垫不满沙锅底”何其相近。这在毛主席，是政 治伟人履险自若的潇洒；在赵朴老，是三界外凌虚俯瞰的达观透彻， 他们在一个更高的界面灵犀相通，我想这正是毛主席对赵朴老的散 曲大为欣赏的原因。 在赵朴老的创作中，散曲这种形式是比较多见的。可中国传统 的散曲，大多反映的是消极、颓废、玩世不恭的情绪，像“枯藤老 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等，有些甚至涉嫌淫秽，以视野局促、 格调不高，向为儒雅之士所不齿。以赵朴老的家世渊源和人生环境， 怎么会娴于此道？ 我后来从和赵朴老的叙谈中得知了部分缘故。他说在五六十年 间，一次，有儒帅雅誉的陈毅请他到家里闲谈。他们有着共同的身 世和志趣，又有着多年相知和共事的渊源，诗词的创作欣赏，是逢 197 2020 年整理版 聚必及的话题。 议论中，陈毅说到了他所折服的政治伟人诗词大手笔毛主席对 诗词创作的一些见解。他说毛主席虽然自己写些旧体诗词，但他不 提倡现代人写旧体诗词，而希望对之进行改革。陈老总还告诉他毛 主席曾认为，诗词改革是非常之难的，起码要待 50 年，才可见其 变化端倪。 对毛主席的见解，赵朴老当然不好公开持异议，但他内心存有 疑问。于是就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进行改革的尝试，还写了一些白 话诗。经此尝试，他发现创作很不理想，以现代事物和通俗文字入 旧体诗词很不容易，总不那么浑然一体，这才感到毛主席的预言很 有见地。 由于心中常有此事牵绕，他发现散曲、套曲虽也是古时传下来 受格律押韵约束的文体，但其俗雅互渗、溶入白话的自由度大大高 于诗词而不失韵味。像他的曲中的“从哪儿啊说起” “说起也稀奇” ， 这等再直白不过的文字，放在曲中在形式和风格上没有什么不融洽 的感觉。赵朴老逐渐喜欢上了这种雅俗得体的曲子，并以此探索诗 词改革。摈弃其糟粕，赋予健康向上的格调，描写波澜壮阔的场面 和事件，同时保留散曲的戏剧效果、嬉笑怒骂、泼辣尖锐的特点， 以至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因一部书的写作，听陈毅元帅的女儿追溯 往事，她说起一次她父亲请赵朴老论诗吃饭。那是在《某公三哭》 公开发表后不久，她父亲偕赵朴老回到家中，就向她介绍说：这位 伯伯就是现在总在播送的《某公三哭》的作者。 那次，她父亲谈得兴致盎然，留赵朴老边吃饭边继续未完的话 题。饭菜端上来，她父亲还是那么亢奋，又吃又说互不影响。可再 看赵朴老，即便是不说话的时候，也不动碗筷，和她父亲形成鲜明 198 2020 年整理版 的对照。她正觉得纳闷，就听她父亲大叫一声：“哎呀，坏啦，坏 啦。我忘了赵朴老是居士，不沾荤腥的。珊珊快去找施师傅，让他 用素油炒两个素菜。” “赵朴老”之称从何而来？ 我和赵朴老接触时，他已在耄耋之龄，称赵朴老是很自然的， 所以觉得大家这样称他，也是他年长和对他尊敬的缘故。还是在邓 小平逝世后，我又去看他，他深有感触地谈起他一生中三次大的悲 痛时，顺便道出了“赵朴老”来历。我也才知道，这里边也有故事， 还十分感人。 其实“赵朴老”称谓缘起之际，他刚 30 出头。那是 1938 年， 在上海“慈善联合会”难民股当主任的赵朴初，与旨趣相投的几位 同志，倡办了个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常以娱乐活动、唱救亡 歌曲等形式，激励国民勿忘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为了做掩护，“益友社”请了几位年长的、属上海人望的社会 贤达来作理事，如当时在上海滩名气很大的佛教居士关絅之等等。 这些人当时都年事已高，都被称为某老，关絅之就被称作关絅老。 这些理事，都是赵朴初熟识和邀来的。他们每莅“益友社”， 均由赵朴初陪着，并一一做介绍，这个老、那个老地叙说一遍。没 几次，社友们便在诸老之后，新增一老，把刚步入而立的赵朴初“抬 举”到老的尊位。久而久之，“赵朴老”之称从社内叫到了社外。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赵朴初和廖承志一同到西花厅，周总理 在谈话间突然问廖承志：“人家都叫你‘廖公’，这是怎么一回事 呀？”赵朴初听周恩来的口气，似乎是对这种称呼不太以为然，心 想这大概是周恩来对廖承志“小廖、小廖”地叫惯了。 199 2020 年整理版 正想着，周恩来又转过脸问道：“你年纪不大，早早地就被人 称作‘赵朴老’，这是怎么回事呀？”赵朴初心想这被叫了 20 多 年了，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就随口答道：“咳，‘赵朴老’是我 的外号，人家跟我开玩笑哪。” 还有一次，周总理在同赵朴初见面时说：“赵朴老，您今年 60 几啦？”赵朴初当时才 40 多岁，而且周恩来对此一清二楚，赵朴 初知道总理是在同他开玩笑，便笑而未答，周恩来忍不住自己也随 之笑了起来。因此，在赵朴老的脑海里，形成了周总理不太赞同年 纪并不大的人，被称为什么公啊，老啊的印象。 1975 年四届人大召开的时候，“周恩来依然出任总理，那时周 总理患癌症，已经病重得很厉害了，可在人大会议上，他还是走到 我们中间，一个一个地跟代表握手。当他和我握手时，叫了一声： ‘赵朴老。’好像是开玩笑，又让我觉得别有一种亲切感。”赵朴 老这样向我叙述了最后一个相关的故事。 我想赵朴老生出这样的感觉，是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是 绝大多数人都感到严峻而沉重的日子。而且，赵朴老已经临届 70 岁，大概是有资格称“老”了。“赵朴老”，这是周总理跟他说的 最后一句话，简简单单一个称谓，他却能从中体味出许多尽在不言 中的意味。 我曾经干了很长时间的记者， 我记得在采访科学泰斗钱学森时， 得一重要启示：宇宙是由不同的层次构成的，谈论某一事物，要把 它置于某一个层次，而你视点要高于这个层次，就能更清晰地认识 它。在赵朴老这里，我又得新的启迪：事物是可以做多角度观察的， 可以正面看，可以反面看，还可以侧面看，看的面越多，获益也越 多，就会渐渐步入达观透彻的境界。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上下数千载，其间令吾辈仰止行止的高山 200 2020 年整理版 大道何止千百，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科学的、人格的……这 些高山大道，有许多重叠掩映之处；而赵朴老这座仰止高山，却是 极具特色的。 写到这里，赵朴老的神采又活现在我的眼前，与他相关的好几 件故事又从记忆中浮出……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2 年 2 月 27 日五版） 201 2020 年整理版 怀念爸爸徐伯昕 徐星钊 徐敏 骨灰洒故土精神传后辈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五年了。（本文写于 1989 年，编者注）回 忆五年前伴送先父骨灰回到家乡常州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犹如 昨日。 1984 年 4 月 10 日的夜晚，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捧着先父 的骨灰盒，乘坐北京开往常州的火车，离开了父亲一生工作时间最 长的首都。民进中央机关的同志，原生活书店的老同志和亲友们， 都到北京车站来送别。 晚间，火车徐徐开动，慢慢加速。我躺在卧铺上，先父的骨灰 盒就放在我的枕边。我想了许多许多，想到父亲的一生，想到父亲 为革命文化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想到他严以律己、一心为公的高 尚品德。整整一夜，几乎没有熟睡片刻。 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武进和常州度过的。他先在鸣凰小留我 祖父任老师的私塾里读书，后毕业于武进县立冠英小学（觅渡桥小 学前身），15 岁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珐琅专业，毕业后就职于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此，他踏上了社会。他和邹韬奋伯伯一起创办 了“生活书店”，曾出任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香港总管理处 202 2020 年整理版 第一任总经理。解放后，他担任过新华书店总店第一任总经理。较 长时间在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工作，他为革命文化出版事业和党的 统一战线工作，战斗了半个多世纪。我小时候是随祖父母在武进湖 塘桥生活的，解放后又在常州等地工作，一直没有在父亲的身边， 对他的经历，只有些很淡薄的印象，觉得父亲满脑子是工作，几乎 没有家庭，没有我们孩子们。他从来没有和我们谈过他自己的事， 自己的艰辛历程，自己的业绩。他对自己从不夸耀一句，处处严格， 事事认真。他对我们也一切按原则办事，不谋一点私利，不搞一点 特殊。 我这次护送先父骨灰乘的是硬席卧铺，没有乘坐软席包厢。骨 灰盒只是用一块普通的黑布包着，盒子不是木质的，而是一个自制 的硬纸盒，骨灰存放在父亲生前喜爱的一只绿色瓷花瓶里。这样， 既按照父亲丧事从简的遗愿，又完全符合他一生生活俭朴的精神。 解放后父亲从上海调到北京，30 多年就一直住在他解放初期在 出版总署工作时，单位里分配给他的一套小平房里，从来没有搬迁 过。他自己住的房间，是卧室、办公室、书房、会客室和饭堂兼用 的一个大间。直到住进医院前，机关才为他在院子里盖了每间仅六 七平方米的两间小平房，作为会客和办公之用，但就这样的房子， 刚刚盖好，他也没有用上。父亲自己睡的一张床，是十分陈旧、狭 窄的硬木板单人床，我几次去京，建议他调换一张宽阔些的棕床， 他原先不同意，后来接受了我的意见。我回苏州后已经在家具厂定 制了一张质量和款式比较好些的棕床，正在准备发运的时候，父亲 又来信说，他坚决不要调换，还是睡旧床舒服，嘱咐我千万不要运 新床去。我接信后，也只能作罢，把床退掉了。 火车在向着家乡常州前进。我想到父亲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 实在使人难以忘怀。我经常因公出差去北京，但我从来没有乘坐过 203 2020 年整理版 一次父亲用的小车，就是偶然搭一次便车，他也是不同意的。1953 年我出席全国团代大会，会议期间，有一次去看父亲，我离开他住 处时，要到怀仁堂去开会，恰巧和他同路，可以乘他的便车。但他 就是不同意，我只能乘公共汽车赶到会议住所，再和代表们一起去 参加会议。还有一次是 1974 年国庆，我和我的三个孩子都在北京， 父亲陪同我们去香山游览，他先和我们一起乘电车到动物园，然后 再乘出租汽车去香山。玩过香山后，也是乘出租汽车回来的。我和 孩子们说，过去我因公想搭乘爷爷的便车都是不行的，这次是游览， 不乘公车，是理所当然的啦！ 1971 年，我和我爱人陈慧君都在徐州工作，工作单位离家较远， 写信给父亲，请他设法代买一辆女式自行车。我满以为他一定会帮 助大媳妇克服困难的，谁知父亲却来信说：“更大的问题是，选购 自行车必须有北京本单位的证明，确实是本人工作上所必需。不能 随便购买。因此，北京即使有合适的，也无法代购。”父亲对于私 事，是何等的严格啊！ 父亲就是这样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他不仅解放后在北京工 作期间没有为家乡亲友和我们子女办一件私事，就是在生活书店长 期工作时期，书店规模最大时在全国设有 56 个分支店，人数达 360 多，他也没有介绍一个亲友到店里去工作，就是我的一位堂兄徐启 运，也是经过严格考试后才被录取进去的。 父亲朴实的作风，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 年国庆， 我出差北京在父亲处吃午饭，大家为十年大庆而非常高兴。父亲就 把周总理送给他并保存了多年的一瓶葡萄酒拿出来。他一面给大家 斟酒，一面和我说，这是外宾送给总理的，总理总是将这些礼品分 送给别人，我们都要学习总理这种处处想到别人的精神。父亲将周 总理的行动范例来教育我们，却没有半点显示自己之意。 204 2020 年整理版 1983 年 4、5 月间，父亲刚住进北京医院。我因苏州地、市合 并，从市政府退居二线到政协工作，由于做了一辈子经济工作，老 了要改行，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我去北京到医院里看父亲，他躺 在病床上告诉我，50 年代他从文化出版工作转到统一战线工作，也 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当时思想也有些转不过来。中央统战部部长 徐冰曾根据周总理指示，专门找他谈心。从那次起，他就专心致力 于党的统战工作。他说，周总理是我们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他自己 20 多年来的实践，深深感到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十分 重要。父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我认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要 我安心地努力做好政协工作。 父亲多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亲自聆听周总理的教诲，以及他自 己参加中共党组织的情况，他从来没有和我们讲过，只是在教育我 们要事事处处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时，告诉我们他很早就要求 入党的，但周总理和他说，根据蒋管区白色恐怖的情况，以及他在 生活书店工作的职务和身份，暂时不要人党，以便于工作，有利于 革命事业。他服从了组织上的需要。1942 年 8 月 10 日，父亲在重 庆见到周总理时，周总理和他说：“我们早已把你当作自己的人了， 可到苏北去进行入党手续，我可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父亲对这 件作为自己终身难忘的事，他生前也从未告诉过我们，我们还是从 别的同志处知道的。父亲这种纯朴的精神风貌，是我们永远要学习 的。 在火车上的这一夜，我回忆父亲过去很多很多事情。直到下半 夜，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11 日下午 3 时许，火车抵达常州。常州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府外 办的负责同志，和从苏州赶来的孩子们，都到车站来接迎先父的骨 灰。 205 2020 年整理版 先父骨灰的撒放，是遵照他生前所嘱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的 遗愿办的。在北京时，生活书店很多老同志提出父亲的骨灰应放在 八宝山公墓，可以让父亲的很多老同志和亲友，每逢清明时节去瞻 仰，而且全国政协办公厅已通知父亲骨灰可存放在八宝山公墓。但 是， 我们还是尊重父亲一贯不愿增添组织上和任何人的麻烦的心愿， 把他的骨灰撒到家乡，不再留下。撒放先父骨灰的地点，选在常州 东郊舣舟亭。这里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来常州时停靠船只之处。在 古运河畔。运河北通长江、北京，南达太湖、杭州。舣舟亭公园风 景优美，又有历史意义。 12 日下午，我们和常州图书馆商量赠送父亲藏书问题。父亲虽 然早年就离开了常州，但是他对家乡还是很有感情的。在十年动乱 时间里，他经常要下放在鸣凰老家的三个孙儿女写信告诉他家乡的 一些情况。他曾多次催促孩子们在老家办个小图书室，书由他提供， 让家乡的青年和老人借阅图书。这事虽未办成，但可以看出他关心 家乡的心情。把他的藏书全部赠给常州图书馆，是完全按照他生前 的遗愿办的。过去，我曾要求将其中一套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人是 徐伯昕的十二册《世界文库》送给我留作纪念，因为我自己原来保 存的一套，在“文革”中被抄家冲击时丢失了。但是，父亲没有同 意。虽然我十分喜欢这部刊载有多篇世界和中国名著的大型文库， 但我仍按父亲遗言，将他所有藏书全部交给常州图书馆。并和图书 馆同志商量整理、设立专柜以及打包寄运等问题，并商定在父亲逝 世一周年时开放借阅。 13 日上午，常州市、武进县、鸣凰乡的领导同志和家属亲友 40 余人，乘车护送先父骨灰和遗像到东郊舣舟亭公园。大家集体照相 留念，然后向安放在乾隆御笔“舣舟亭”石碑的亭内的先父骨灰和 遗像前致哀。随即，我捧着先父的骨灰盒，在舣舟亭南堍，大运河 206 2020 年整理版 沿岸，由东向西凭栏徐徐撒布先父的骨灰。最后将剩下的一部分骨 灰撒埋在公园西南部运河畔最高峰松柏丛中的土地里。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我也感到可以告慰先父。敬爱的爸爸， 你不是曾说过：“一个人怎么能够忘掉自己的家乡呢！”现在，安 息吧！你的大儿子已经陪同你回到了你的故乡。 父亲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 他没有留给我们兄妹四人任何遗产， 可是他留给我们的却有许多许多，是无价的，是难以忘怀的。正如 1984 年4 月6 日上午邓颖超妈妈到北京医院向父亲遗体告别时嘱咐 我们的：“要学习你们爸爸的革命精神”。 “你不能‘不学无术’要做人民的专家” 我幼年时期，与爸爸生活在一起，可那时我不懂什么；我的青 中年时期与爸爸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虽然经常有些接触，有时 也有畅怀的交谈，但不得不坦率说，我对爸爸的思想境界和事业精 神了解和认识很肤浅。随着近几年来，与爸爸工作有关的一些纪念 活动的展开，阅读先辈们和与爸爸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撰写的回忆 怀念文章， 更直接的是和爸爸见面时他对我的一些亲切指点和教诲， 加深了我对爸爸的认识和理解，他的革命意志和思想品德正在影响 着我，指导着我的学习和工作。 在追忆我与爸爸接触的很多往事中，他的勤奋好学精神，给我 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对我的教育也最大。爸爸学习党的文件非常 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勤奋。爸爸有个习惯，在阅读重要文件或 细读毛主席著作时，每学完一段、一章或是一篇之后，他喜欢自己 进行条理性的思索，领会文件内容或文章的主要思想和观点，然后 将经过自己思考所得，换句话说是体会与心得，先随手写在笔记本 207 2020 年整理版 上或书籍的空白处，然后写出读后感。他的字写得细细密密，并在 有些语句的下面划上道道，表示内容的要点，重点突出、观点清晰， 积累多了，就装订成册。爸爸的学习心得小本本是他最心爱的东西。 1965 年 5 月初，我因工作需要，经组织批准派去英国伦敦帝国 理工学院进修学习。当我赴京起程去莫斯科之际，爸爸在百忙中挤 出了一个小时，亲自到北京站送行。在候车室里，他与我亲切交谈， 寄予无限期望。记得当时爸爸对我出国注意事项，做了比较全面的 又有重点的指点（那时中英关系是临时代办级）。爸爸说，与外国 朋友相遇时，要注意礼貌，要“以礼相待”；与外国人接触时，要 注意维护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尊严，“不卑不亢”；出国以后要继续 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注意政治时事学习，知道 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单纯学习业务。又说，英国雾天多，气候潮湿， 夏天早晚有时阴冷，注意气候变化，……等等。爸爸特意专门提醒 我，为国家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年轻人不能“不学无术”，“国 家需要人民的专家”，“需要各行各业，又红又专的专家”，“你 去要好好学习，将来回国，为人民好好服务”！这正是我爸爸的一 贯思想，就像他自己向自己提出要求一样，为党为国家多做事、多 做贡献，一片忠心为着党！满腔热情为国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大学教育事业得到前所未有 的蓬勃发展。国家为了培养高级科技人才，有计划地开展现代科学 研究工作，在国家重点高等院校建立一批培养人才的基地和科学研 究中心。我为钻研业务、探索新学科、研究前沿科学分支等等，经 常到北京、到国内大城市，有时还去国外出席会议，进行研讨和考 察。这给我爸爸一个印象，做个大学教师，跑来跑去，进进出出， 而不是安静下来，多读读书。记得 1980 年我出差到北京时，向爸 爸报告我已晋升为上海交通大学动力工程系副教授的好消息，我满 208 2020 年整理版 以为可以得到一番表扬和鼓励，可他的反应很平淡，好似早经深思 熟虑似的对我说，“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开展科学研究，要有 真才实学，不能‘不学无术’；光是东奔西跑，你能完成教师的任 务吗？你要成为人民的专家，成为真正懂得本专业的专家才 行！……”。我听了，冷静下来，体会到爸爸这段谈话，与那次我 出国时送别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时隔 15 年，只是要求更高了。 爸爸第二次向我提出的要求，是防止我骄傲，要我继续前进，不能 满足一点成绩。爸爸对我是十分用心的，对我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爸爸是 1983 年春住进北京医院的。在与病魔斗争 11 个月多的 漫长日月中，爸爸的身体时好时坏，但是他的精神状态，一直是很 镇定和乐观的，与疾病作斗争从未气馁过。也许，这是爸爸不愿表 示在斗争中是个弱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使我们在心情上有任何 半点惆怅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爸爸卧在病床上与我畅心长谈， 先谈到如何发展我国教育事业， 谈到民进在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方面， 要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侧翼工作，比如小学教师的工作、中学教师的 工作，等等；也谈了很多其他有关方面工作的设想。慢慢地话题转 到我的身上了，我向爸爸报告，我已经学校资格审查通过，晋升为 振动冲击噪声专业教授了。当时我真想能让爸爸高兴高兴，让他老 人家心上有一点宽慰；同时，我向爸爸报告，我不久将去日本、英 国等地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宣读我的论文，并顺便访问几所 国际知名大学，到某些学校去做简短的学术报告。这时，爸爸微微 点头，脸部略显笑容，对我工作成绩给予肯定、勉励，并说，“升 职出国是好事，可我们不能‘不学无术’要真正成为一个专家，一 个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的人民专家！……”等等。当时，我很快意识 到这是爸爸第三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爸爸是诲人不倦的，对儿 子也是一样，即使在重病中！由于我与国外仪器仪表公司打交道比 209 2020 年整理版 较多，爸爸想了一想又补上一句，“与外商打交道，要多注意政治， 不能单纯只讲技术、只讲价钱，更不能崇洋媚外。”爸爸对我的教 诲很多，要求我有真才实学，做人民专家乃是思想的核心。爸爸自 己的一生，就是好学的一生，他学习鲁迅先生，他学习韬奋先生， 他学习周总理，他学习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爸爸学习是从不厌 倦的，即使是在重病期间，也是如此。他的学习劲道是来自为了党 的事业的崇高追求。他的毅力是非凡的，他在克服工作困难中是这 样，他在求知学习中也是这样。我将牢牢铭记爸爸的教诲：“你不 能‘不学无术’，要做人民的专家！” 1984 年 3 月 23 日，我因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科 研项目汇报工作，由上海赴杭州开会。会议才开了两天，突然接到 我妻茹光策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嘱告我赶快去北京，说爸爸病危。 我第二天下午即赶到北京，到北京机场已经是 26 日的晚上 9 时半 了，赶快进城再转往医院，时间已是深夜 11 时多了。医院大门已经 关闭，经一阵敲门呼喊，向警卫同志连说带求，总算跨进了医院大 门，我直冲三楼病区，闯进爸爸的病房。瞬刻间我眼前展现了我久 病的爸爸，他更消瘦了，病魔把他折磨得全身几乎没有一点肌肉。 那时病房灯光暗淡，靠窗床边站着我哥哥与一位值班护士，他们见 我赶到，十分喜悦。我连声叫着爸爸、爸爸，声音一声比一声高， 但是又不敢叫得太响，以免影响周围。我凝视着平静地躺着的爸爸， 只见他闭着眼睛，呼吸比较缓慢，我一边弯下腰，把嘴凑到爸爸耳 边，一边伸手握着爸爸骨瘦如柴的右手，继续连声再叫爸爸。我微 微感觉到，好像爸爸听到了我的呼唤声，他脸部显示出一点颤动的 表情，仿佛他想睁开双眼看我，但是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就在这 时，我的右手真正感觉到爸爸的右手在微微地移动，手指在微微地 弯曲，好像以此对我的到来做出表示。我哥哥在床边贴爸爸耳朵边 210 2020 年整理版 补上一句说：“爸爸，徐敏来了！您的二儿子来看您了！”我这时 又一次感到，爸爸的手指头在做第二次弯曲，这明明是一种感情上 的表示。我身上顿时一股暖流，驱散了初春深夜的寒意。这时，时 针已经指向零点多了，我请哥哥去中厅稍稍休息，因为他已经几个 夜晚没有合眼了，由我陪伴爸爸过夜，虽然爸爸不能与我对话，在 他身边多留片刻，乃是我的心愿。就在这时，我忽然觉察到爸爸是 用嘴在吐气，而吐出的比吸进的量多，节奏越来越慢，我集中全部 精力，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注视着我爸爸的呼吸，同时搭爸爸右 手的脉搏，监测爸爸心脏跳动的情况。到两点多一点时分，我只听 到爸爸一声特长的吐气，跟着没有吸气的动作，我心慌了，我意识 到这是一种不可逆反应和不连续过程循环的开始。我马上奔到护士 办公室和中厅，请值班医生和我哥哥快来紧急救治。经医生用听筒、 用心电图仪测听，爸爸的心脏跳动正在逐步减弱，节律变得更慢。 再经过片刻，爸爸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我们的请求下，医生采用 了多种抢救方法，但都已经不能奏效。爸爸于 3 时 27 分终于与我 们长辞了。我一阵心酸，与在旁的和赶来的亲属一起，泪珠自眼内 直滚下来。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牢牢铭记爸爸对我的教诲。只有 一种感觉，就像在我的耳边又在回荡着爸爸谆谆教诲的声音：“你 不能‘不学无术’，要做人民的专家！” 摘自《慈父遗爱——名人子女忆父亲》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年 1 月版） 211 2020 年整理版 212 2020 年整理版 追思前辈励后生 ——缅怀徐伯昕同志 毛启邠 已故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徐伯昕同志谢世已经 18 年了。 故人离 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业绩言行，往往在活着的友人记忆中逐渐 淡化，以至于忘却。但是，像伯昕同志这样非凡的人物，是令人难 以忘怀的。赵朴老生前挽伯昕同志的诗云：“其执事也敬，其与人 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伯昕同志确实是这样的人，他 对党的事业极其忠诚，处事极其认真，待人极其诚恳，律己极其严 格。他是深受人们爱戴和尊敬的一位民进第一代卓越领导人，仁慈 的长辈。 伯昕同志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50 年代中期以后，他 在民进中央长期担任秘书长、副主席等领导职务，同时兼任全国政 协副秘书长、主管政协工作组（以后改称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民进中 央。在民进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他作为常务副主席，主持会中央的 日常工作，直到 1984 年 3 月病逝。 我是在 1956 年民进召开“二代”大会时认识伯昕同志的，以后 与他有近 30 年的接触交往，彼此由相识到熟识，进而互相深入了 解，深切感到他具有共产党人的崇高美德和优良作风。现仅就自己 的亲身经历，谈几点感受，以表达对伯昕同志的怀念。 一、伯昕同志对开展新时期民主党派工作有大胆创新精神。十 213 2020 年整理版 年动乱时期，统一战线遭到极大的破坏，民主党派活动停顿组织散 伙，成员心灵受到严重创伤。1978 年民进恢复活动后，大家对民主 党派如何在新时期开展工作问题，心中无数。伯昕同志专心致志地 在考虑这个问题，那时他经常到会中央机关来，同中层专职干部一 起商谈如何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他认为民主党派已从 “闭 门改造”到面向社会，今后工作重点要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 思想政治工作仍是首要工作，但要深入实际，结合业务实践来进行， 多开展各种专业性活动。所以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开辟工作的 新路子。1979 年春，在伯昕同志主持下，民进中央召开全国工作座 谈会。会议结束前，他准备作总结性讲话，拟就了几条发言提纲， 要我结合会上讨论的实际，帮他整理成文。并要我想几句带有指导 性的简明的语言，经过共同研究，确定为“胸怀四化，思想领先， 深入实际，昂首向前”这四句话，他在讲话中作了具体解释，作为 讲话结论。伯昕同志很强调“昂首向前”这句话，认为很多民进会 员在“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整得抬不起头，灰溜溜的， 至今还心有余悸。现在要站得高，看得远，团结起来向前看，理直 气壮地开展工作，昂首阔步前进。他归纳总结的四句话，实际成为 当时的工作方针，这次讲话很有启发性，对推动民进各地工作和鼓 舞士气有很大指导意义。 在落实为四化建设服务，面向社会这个中心上，伯昕同志深思 熟虑，大胆设想，提出好些新点子。他主张民进要扎实工作，办实 事，讲实效，也要少而精。1980 年至 1981 年间，他竭力倡议发动 全体会员的力量，开展群众性的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民进中央和 地方组织将其共同作为大事来抓，最后集中归纳大家意见，先后形 成两份书面建议，一份是关于教育改革的，另一份是关于出版工作 的，送呈党中央书记处，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赞赏。1980 年， 214 2020 年整理版 民进中央召开全国性的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这也是伯昕同 志首先提出来的。会上表彰先进会员的事迹，交流先进经验，使大 家学有榜样，干有方向。这次会议影响很大，对调动积极性起了很 大作用。后来，其他兄弟党派也纷纷召开这样的会议。 面向社会，献计献策，办校讲学，智力支边，这些都是民主党 派工作的新领域。在这方面民进可说是先走一步。1981 年，伯昕同 志还提出要发挥民进的优势，组织一些特级教师、专家学者到西北 去讲学，传授教育经验，帮助教育落后的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教师提 高教育质量和业务水平，深受当地群众欢迎，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82 年，他又积极推动和支持各地方组织广开学路，多方办学，努 力培养建设人才。伯昕同志曾说，民进工作要急会员之所急，想会 员之所想，做会员的贴心人。民进组织要成为会员的后勤部，尽可 能帮助会员解决实际困难，办几件实事。例如当时中小学教师搜集 教学资料和购买图书还有困难，伯昕同志就倡议在会中央机关开办 流通图书馆为会员服务，不但提供大批图书供会员借阅，还编印油 印小报交流信息和读书心得，很受会员欢迎。又是在伯昕同志倡导 下，从 1981 年起，组织各地优秀中小学教师会员暑假期间来京参 观学习活动。通过游览参观和交流教学经验，使许多从未到过首都 的会员获得思想和业务的双丰收，反映极好。这每年一次的暑期活 动，一直坚持到现在。在民进恢复活动的头几年，伯昕同志为打开 民进工作的新局面，倾注了全部心血，贯穿了求实创新的精神。今 天，民进在参政议政上“巩固老阵地，开拓新领域”不断取得更多 更新的成就，我们不能忘记伯昕同志实是奠基人，他是当时民进的 “主心骨”，是功不可没的。 二、伯昕同志善于团结同志，发现人才，搞“五湖四海”，非 常重视党外人士。他应说是擅长做民主党派工作的统战专家，经常 215 2020 年整理版 要求民进干部做工作一定要有统战观点，要广交朋友，热情待人。 特别是共产党员决不能颐指气使，固执己见，要虚心听取党外同志 意见，协商处理事情。他与社会上各界人士有广泛的联系，许多知 名人士就是经他联系介绍入会的，有些人还被推荐安排为全国政协 委员和担任民进中央部门领导人。据我所知，叶老圣陶原是无党派 民主人士，早在“文革”前，伯昕同志就想请叶老参加民进，他亲 自陪同叶老参与政协委员的外地视察，利用这个机会，诚心诚意做 叶老的工作，后来终于如愿以偿。对担任民进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 他非常尊重，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去访问一些党外领导同志，向他 们沟通情况，交流思想，他待人诚恳，虚怀若谷，别人也就乐于和 他说知心话，合作共事，关系甚为融洽。 为了解决民进领导班子老化问题，伯昕同志具有战略眼光，较 早考虑引进新人的问题。那时民进中央需要物色比较年富力强的领 导干部，他亲自选定对象，多方奔走联系，花了很大力气，终于从 外地调来一位同志进入最高领导层。记得 1983 年民进召开“五代” 大会前，伯昕同志已重病住院，当我去探望他时，他说：这次好不 容易从外地调来一位新人，安排他为专职副主席。你在机关工作多 年，情况较熟悉，要全力支持这位新的领导人，辅助他主持好会中 央工作。并对他考虑到的执行局人选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合适。 他还对我说，自己年恃八旬，不要再选他当副主席，应该退居二线， 当个顾问就行了。可见他重病在身，还在为民进工作操心。 伯昕同志十分注重领导工作主要应由民进非党同志来做的原则。 很多重要会议或政治活动，他总是尽量让非党领导人多出面，他不 愿自己出头露面。开会要他讲话，也总是以一个与会者身份发言， 从不以领导人自居。记得有一次报上发表民进活动的消息，他看到 报道民进领导人只有几位党员同志的名字，曾对我说，党派的会议 216 2020 年整理版 消息应当多报道党外同志的名字，为什么只登党员领导人名字呢? 连这样的细节，他也注意从政治影响的高度来考虑问题。 三、伯昕同志很重视对党派专职干部的培养教育，从政治到生 活关怀备至。由于民主党派的特殊性，担任机关领导职务的同志多 半是兼职的，实际工作却依靠专职的秘书负责。过去某些民进领导 认为，专职干部就是干实事的，他们在社会上没有知名度和代表性， 因而很少考虑政治上的安排，也很难提拔到部门负责人的领导岗位 上。但是，伯昕同志却认为，专职干部既是党派工作的依靠力量， 就应当从各方面关心他们，要放手使用，大胆提拔，发挥所长，各 得其所，在实际锻炼中培养提高。八十年代初，伯昕同志打破成规， 提拔一批工作时间较长的专职干部担任各部门副职，有些人后来还 安排为中央委员。伯昕同志有一时期经常来机关办公，接触群众， 找人谈心，具体指示工作。他批阅文件，从不只画圈圈，而是用蝇 头小楷，写得密密麻麻，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布置的工作，经常督 促催询，检查落实情况。那时，民主党派协助政府落实政策是一项 重要任务。他认为这件事要抓紧，不能只是反映情况，还要提出具 体建议，尽量做到件件有着落有交代，还亲自出马奔走，为落实民 进在京的几位中央常委的政策，他多次跑统战部，找有关部门负责 人，并访问了解被落实政策的本人有什么要求，表现出对工作极端 负责，对同志极其热忱的优良作风。 伯昕同志关心机关干部的事例很多。他平易近人，毫无官架子， 尽力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例如一位机关女同志与爱人夫妻长期 两地分居，他亲自向有关方面联系，把她爱人调到北京，使一家人 得以团聚。他听到机关干部很多人住房困难，亲自过问，向政协交 涉，使机关干部的宿舍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他还认为机关不要死气 沉沉，要多开展文娱活动，活跃机关生活。记得 1979 年秋，他兴 217 2020 年整理版 致勃勃地同机关干部一起游香山，赏红叶。那天他不乘专车，跑到 机关和大家一起坐大巴同往，沿途与大家亲切攀谈，问长问短，与 群众打成一片。我曾对他说，年逾古稀，工作不要太操劳。他笑着 回答：正因为自己年龄大了，还能有多少工作时间，非抓紧不可啊。 那年他已 75 岁，仍精神奕奕。到香山后，还和大家一起登山爬高， 仍是一路谈着他的工作设想。以后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机关派青年 同志去值班照料时， 他还亲切地嘱咐大家要认识党派工作的重要性， 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团结一致，做好工作，使听者十分感动。 伯昕同志曾经说过：“我是民进的常务副主席，如果我不能在民进 培养出一批好的干部，这是我的耻辱。”机关干部普遍认为，他能 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对人真诚，表里如一，和蔼可亲，对他都有 深厚的感情。难怪在他病逝时，机关干部无不伤心痛哭。 四、伯昕同志办事公正，自奉俭约，生活非常简朴。他用人坚 持按组织原则办事，不开后门，主张择优采用，从来不介绍亲友安 排到机关来。对机关干部都一视同仁，不凭个人喜恶，原则性很强。 伯昕同志住在东总布胡同里的苍松巷，那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在 两间只有 30 多平米的正屋里，既是他的会客室，又放了一张单人 床和书桌成为办公室和卧室，室内陈设简单，家具陈旧。有一年春 节我去拜年时，他正在翻旧信封粘贴，准备再次使用，见面后又谈 论到工作问题。他平时批阅公文，常用旧开会通知或文件的背面书 写。很少因私事而用公家汽车，有时陪家人看病乘车，坚持要付汽 油费。司机去接他开会办公时，他总是准时站在大门口等候。有的 朋友送给他土产食品，他还拿到机关与大家分享。“于细微处见精 神”，这些小事也可看出他公私分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 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在他逝世前两年，还把积蓄的 3000 元捐给民 进作为文教基金，这种克己奉公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218 2020 年整理版 伯昕同志可以说是体现民进优良传统的楷模，是民进中央和地 方领导人的表率。他以实际行动切实做到“以党为师，立会为公”。 今天，民进作为新世纪的参政党，正在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发扬优 良传统。我以为民进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以伯昕同志为学习 榜样，以身作则，加强民进的作风建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伯 昕同志的音容笑貌和历历往事将长留我的记忆之中，永不消逝。 （2002 年于北京） 219 2020 年整理版 吴贻芳生平（摘编） 周和平 吴友松 一 吴贻芳，号冬生，曾用名 Constance。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生于湖北武昌市。祖籍江苏泰兴县，幼年在武昌度过。 一九○四年的春天， 十一岁的吴贻芳和大姊一起来到外祖母家， 进了公立杭州女子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冲破 封建礼教，由维新人士举办的一所女子学校。学校提倡女子要读书， 女子也能救国的爱国思想。就在这所学校里，她受到爱国思想的启 蒙。一次，一位老师带她参加了一个群众集会，会上，一位记者声 泪俱下地控诉美国资本家迫害华工的罪行， 在听讲群众的啜泣声中， 她不由攥紧了小小的拳头。 一九○六年，吴贻芳又随大姊到了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后来， 姐妹俩考上了景海女校。 二 金陵女子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一所大学，成立于一九一三年， 于一九一五年九月正式开学，当时，只招收了十一名女学生，教职 员也只有六人，其中中国籍的二人，美国籍四人。一九一六年二月， 吴贻芳作为特别生插入了金陵女子大学一年级。学校成立学生自治 220 2020 年整理版 会，吴贻芳以她的优秀的学习成绩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了大家的 信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会长。同年六月六日，袁世凯在讨伐声 中死去，金女大的同学们欢欣鼓舞，学生会召开了庆祝会。在会上， 吴贻芳讲了话，她以平静沉稳的语调，历数袁世凯的罪状，她讲得 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斗争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各 地，金女大的学生被爱国热情所激动，学生自治会作出了决议，参 加罢课。吴贻芳带领学生走上了街头，投身到这一伟大的历史洪流 中去。北洋军阀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在六月十日 下令免去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中国代表拒绝在“巴 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吴贻芳和同学们复课了， 她们又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不久，吴贻芳等五位女生以优异的 成绩毕业了，成为在中国的女子大学里获得学士学位的第一批女大 学生。 毕业以后，吴贻芳应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方还先生的聘 请，担任该校英文教员兼英语部主任。 一九二一年冬，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校长到北京女高师来 参观并讲演，由吴贻芳担任她的翻译。吴贻芳那流利的英语口语和 翻译的准确性引起了她的惊奇，她询问了吴贻芳的一些情况，问吴 贻芳是否愿意去美国留学。吴贻芳略加思索，回答只要有机会，愿 意去。翌年五月，她接到了大西洋彼岸美国密执安大学的来信。信 中告诉她，经过蒙校校长的推荐，决定给吴贻芳以巴氏奖学金，接 受她去该校留学。 吴贻芳来到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读生物系专业，她来到这里， 很快就熟悉和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凡是和她接触过的人，都对她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也很快赢得了这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们的好感， 221 2020 年整理版 当年，她被推举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一九二五年，又被 推举为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她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一九二五年，国内爆发了“五卅”运动。当时，美国的各大报 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吴贻芳在紧张的学习中，仍然注视着事态的 发展，她对日本和英国的残暴，非常痛恨，她是多么希望祖国能够 强大起来，不再受人欺侮。但是，祖国的贫穷落后，常使海外儿女 受人歧视和污辱。那是一九二六年的某天，一位澳大利亚的总理应 邀来校演讲，听讲的师生有四千多人。演讲中，这位总理傲慢无礼 地声称：“中国不能算一个独立的近代国家”。在场的中国留学生 闻之哗然，群情激愤。吴贻芳更是气愤：“这是对中国人的诬蔑”。 这天，她晚饭也没吃，连夜挥笔写了一篇批驳文章，刊登在学生自 己编辑出版的《密执安日报》上，中国同学觉得解气，美国同学和 其他外国留学生见了她，也翘起拇指表示赞许。但这一切，并没使 她的痛楚减少，她知道，如果祖国不强大起来，这种事情还会发生。 一九二七年，吴贻芳即将毕业，正在加紧博士论文的准备，她 的论文题目是《黑蝇生活史》。这时她又接到了设在纽约的金女大 创办委员会转寄来的聘书，聘请她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三 北伐战争以后的中国，各地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斗争。当时规 定教会大学中，中国人在校董会中必须有三分之二的比例，校长必 须由中国人担任。这时，金女大的校董会经过讨论，决定推选正在 美国留学的吴贻芳担任校长。 金女大的教育方式曾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主要的，她想 通过办教育来振兴祖国，因此，她很快接受了聘书。为了尽快回国， 222 2020 年整理版 她加紧准备，完成了毕业论文和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她还 到美国几所大学进行了考察，一九二八年八月，她回到金女大任职， 成为金女大第一任的中国人校长。 时隔九年，吴贻芳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来执掌校务，她怀着教育 救国的思想，担负了这一重任。她心情激动，充满了信心。新的一 届的同学入学了，她向大家介绍了校史，在讲到校训“厚生”时， 她说：“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 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 命也因之而更丰富。”她还谈了办学宗旨，是想把学生培养成：“具 有高尚的理想，不图个人的私利，掌握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对工 作认真负责，对同学互助合作，对社会有至诚服务的态度，对国家 从爱国主义出发，在各自岗位上，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由于吴 贻芳和她的同事们的共同努力， 使金女大在国内外享有较好的声誉。 这所学校的学士学位得到了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认可。它的一些学 生到国外去深造，常得好评。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这段时间里，吴贻芳主要是埋头于 教育，不大涉足社会，但当时，她在国际国内已经颇有声望，经常 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并在国际性的组织里担任职务。 一九三七年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使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 的转折。就在这年的七月初，蒋介石邀请著名教授和社会名人在庐 山商谈国事，吴贻芳也在被请之列。座谈会一结束，吴贻芳就急忙 赶回了南京。从一九三七年的八月十五日开始，日本飞机每天轰炸 南京，正常的教学已经中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赤裸裸的侵略暴行， 使这些被称之为闺秀的女大学生们发出了正义的怒吼，她们在全民 族的反抗与斗争中，尽着自己的绵薄之力。到上海去借读的学生， 在“八·一三”事件以后，不少学员参加募捐，到医院、难民所服 223 2020 年整理版 务；去武昌借读的学生为伤兵服务，有的甚至干起了抬担架的工作。 吴贻芳为自己的学生感到高兴，同时，她又在思考，如何在战争环 境中让学生能继续学业。在这种情况下，吴贻芳和校务委员会进行 了商量，决定全校师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西迁成都。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 成立，由宋美龄任主任委员，唐国桢为总干事，吴贻芳当选为执行 委员。吴贻芳还参加了宋美龄女士在庐山举行的妇女领袖会议，讨 论抗战时的妇女工作。参加会议的还有邓颖超、刘清扬、沈慧莲、 刘蘅静、唐国桢、沈兹九、曹孟君、张蔼真等。会议经过讨论，认 为应当有一个总的机构，计划安排工作，大家建议把由宋美龄女士 任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进行扩大改组，领导各 种妇女工作。改组后的“妇指会”由宋美龄的英文秘书张蔼真任总 干事，吴贻芳担任执行委员。这个组织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妇女界 的统一战线组织，对推动国统区妇女团结抗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三月，由包括邓颖超、何香凝在内的各方面知名人士一 百八十三人发起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负责抚养遭受战火灾 难、流落街头的儿童，吴贻芳任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做了许多工作。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在汉口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 会。根据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 议，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 秦邦宪、邓颖超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吴贻芳也被聘为参政员。 在这次会上，邓颖超作了《论女参政员的责任》的讲话，她认为女 参政员虽然只有百分之五，“但却开了我国妇女参政的新纪录”。 在七月七日，吴贻芳和邓颖超、史良等还提出了临时动议，为纪念 “七·七”抗战一周年，全体参政员一律献金。这项动议获得了通 过。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副议长张伯苓先生提请女参政员中最年长 224 2020 年整理版 的吴贻芳女士致词。她在简短的讲话中，认为“要在抗战期间，养 成民主政治习惯，永久团结，使民族永久生存，国运日臻强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吴贻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到印度马德拉 斯，出席了国际基督教协进会。国际基督教协进会是一个宣教工作 组织，它是美国人穆德在三十年代创办的，目的是把各国类似的组 织联系起来，以便控制。第一次会议是一九二八年在耶路撒冷举行， 会上决定十年召开一次大会。一九三八的大会原打算在中国的杭州 举行，因为战争，改在印度举行。吴贻芳作为教育组的召集人，在 会上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情况，获得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同情和 支持。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开 幕。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使这次会议一开始就笼罩着阴影。 在此之前，中共七位参政员曾向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了“皖南事 变”后处理办法十二条，但被国民党拒绝了，因此，中共参政员没 有出席这次会议。从这次会议开始，国民参政会实行了主席团制， 吴贻芳当选为五人主席团之一。她对于中共参政员未能出席会议， 表示了深深的遗憾，因为她对邓颖超等中共参政员，留下了很深刻 的印象。“皖南事变”的发生，她是痛心的，认为大敌当前，却是 兄弟阋于墙，不利于御外侮。在五位主席中，唯有她是个女性，但 却又是很有威信的，她的组织才干和社会活动能力，引起社会各界 的注意。 一九四三年三月，吴贻芳参加了由晏阳初、桂质廷、吴景超、 李卓敏、陈源等人组成的“六人教授团”前往美国，利用他们在国 内外的声誉，去宣传敦促美国赶快开辟第二战场。在美国期间，除 了集体活动以外，她还应邀出席了长老会全国大会、圣公会妇女部 大会，还列席了其他一些会议。在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召集的特别 225 2020 年整理版 会议上，吴贻芳应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内容是抗战中的中国妇女， 抗战中的金女大。她的讲话，虽然简短，但情真意切，扣人心弦。 六教授的美国之行，使美国各阶层的人们了解了灾难深重的中国， 看到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坚决抗击的决心。 一九四五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大会。国民党政府派代 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为首席代表。 代表中除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外， 还有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 霖，施肇基为高等顾问。吴贻芳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重庆 妇女界在国民外交协会的礼堂欢送她，她在即席讲话中说：“我对 于和平有一个希望，就是觉得第一次的国际联盟太重理想，此次第 二次的世界和平的建立当靠武力；但最高的理想是民族互相谅解为 重要的鹄的，即所谓世界大同。在两次大战中，由于血泪的经验， 我们知道精神与道德是不可忽略的，不再使武力胜于正义，我们要 维护世界永久的和平”。讲话博得了一片掌声。 四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旧金山隆重开幕。共有五十 个国家的二百八十二名代表参加，各国代表讨论了联合国宪章。当 时，中国和英、美、苏分在第四组，在一次讨论时，英、美、苏都 有代表发了言，轮到中国代表时，吴贻芳站了起来，她沉着地走上 主席台，发表了即席讲话，她从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讲起， 讲到了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人们望着这位侃侃而谈的女代表， 被她的精彩讲演吸引住了，最后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吴贻芳参加联合国大会，在美国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美国 各妇女团体联合大会上，担任会议主席的旧金山市市长立坎夫人邀 请她演讲，她演讲的内容是抗战中的妇女，她的演讲博得了大家的 好评。她还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圣约翰长老会教堂，对美国妇女进行 了演讲，还参加了华侨捐献给祖国的飞机的命名典礼。会议期间， 226 2020 年整理版 旧金山米尔斯学院在其八十八届毕业典礼上，授予吴贻芳哲学博士 学位。 联合国大会在六月二十六日闭幕，但吴贻芳没有随中国代表团 回国。她接着参加了美国联托部召开的讨论战后教会大学有关事项 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她又因病去医院作手术，并在美国乡下疗养， 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从纽约飞回上海。 四 她回到上海后，顾不上休息，马上赶到了南京，来到了她日夜 思念着的金女大。为了尽快地把学校迁回南京，一九四六年二月， 吴贻芳又赶到了成都。经过重庆时，宋美龄女士约见了她，建议吴 贻芳出任教育部长，但吴贻芳拒绝接受。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 “下关惨案” 。 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愤怒，作为教会大学的校长 和知名人士，吴贻芳也被新闻界作为重点采访的对象，人们很想听 听她的见解。一位女记者访问了她，她在谈话中指出：国共两党是 “自家人”，一切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不必“出之以打”，“下关 事件侵犯了人身自由”，应该“严惩凶手”。此言一出，一片震惊， 有的国民党人士甚至提出：“吴贻芳意欲何为？”因为在某些人眼 中，吴贻芳一直是谨慎言行的，对如此敏感的问题，竟出如此尖锐 之言，能不引来一片惊讶、愤怒吗？！但没有等人们从惊讶中回味 过来，她又作出了更令人不解的举动，在这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的 “国大”上，她辞去了主席团的候选人。这次“国大”，国民党是 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党派的一片反对声中单独召开的，蒋介 石政府为了实行自己的独裁统治，加紧反共，违背政协决议和全国 227 2020 年整理版 的民意，在进攻延安的炮声中召开这样的“国大”，当然是极不光 彩的。当时，全体参政员都转为“国大”的“当然代表”，参政会 的执行主席当然应加入主席团。 吴贻芳的举动深得有识之士的赞扬。 吴贻芳拒任教育部长，对下关事件发表看法，到辞去“国大” 主席团的候选人，想回金女大专心搞教育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 是，更主要的是，她对国民党官场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行径， “产生了十分的厌恶”。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时时感到一种 压迫感。在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们揭发出来的一些官场腐败的事 例，令她吃惊。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陈叔通先生对她 的影响。当时，陈叔通先生在上海，投身到反内战、反独裁，争取 民主的行列。吴贻芳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去看望一下叔老。从陈先 生那里，吴贻芳听到了国民党那些“劫收”大员，骄横暴戾、贪污 腐败的内幕，这些，都使她坚定了不入官场，少与当局来往的想法。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二○惨 案”。国民党军警、特务在珠江路对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了疯狂的 镇压，当场被打伤者五十余人，重伤三人，失踪者四十余人。就在 这一天，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会议在南京举行。在蒋介石邀请参政 员出席的午餐上，吴贻芳和蒋介石坐在一桌，在交谈中，吴贻芳提 出，应该将南京市的警察局长调走，蒋介石反问何故，吴贻芳说： 那些警察名曰维持秩序，实际上却对学生大打出手，有的学生已经 逃进了水果店里，警察还是紧追不放，追进去揪出来殴打，这难道 不是警察局长的责任吗？谁知这席话却大大触怒了蒋介石。这引起 了她的深思，她想不通，为什么蒋介石连她这温和的劝谕都听不进 呢？ 一九四八年五月在金女大的历史上是不平常的一页。金女大的 部分同学走出了校门，参加了南京大中学生举行的诸如“五四纪念 228 2020 年整理版 会”等许多纪念活动：这年是“五·二○”一周年，十九日，吴贻 芳在周会上委婉地劝告学生，不要参加外校学生的示威游行，她苦 口婆心，但又觉得自己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二十二日，金女大学生 举行了金女大历史上第一次示威游行。为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暴 行，数十名女大同学高举着“还我人来”的大旗，汇入了兄弟学校 千名同学的洪流。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国共谈判在即，南京学校 又爆发了争自由、争生存、争真和平的“四·一”大游行。事前， 吴贻芳风闻国民党当局将下毒手，便进行了劝阻，但不奏效。这天 下午，发生了血案，吴贻芳亲自去鼓楼医院慰问受伤者。金女大的 校长的到来，使学生感到突然，接着是深深的感动，在她亲切的目 光中，人们理解了她。 是的，她也需要理解。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以后，她得 知同是教会大学的齐鲁大学并未因此停办，所以，在一九四八年底 的校董会议上，有一部分人提出将学校迁往台湾，她断然拒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蒋介石因战局失利，被迫“引退”， 李宗仁上台任“总统”，张治中推荐由吴贻芳担任教育部长，此时 此刻，吴贻芳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了。 炮声隆隆，解放大军进逼南京。国民党大员们仓惶辞庙而去， 一些学者名流也被裹挟而走，吴贻芳当然不会被遗忘。四月二十二 日，某要人通过军用电台要吴贻芳接电话，要她赶紧离宁，吴贻芳 托故未接。这天下午四五点钟，又有人送来机票。机票留下了，她 人也留下了。她说：“我静静而又不安地等待着光明的到来。” 五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 229 2020 年整理版 在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的行列里，吴贻芳用陌生、疑惑的目光 打量着带着战争的硝烟，雄赳赳的士兵们，她感到这群人身上带着 一种在国民党军队身上全无的凛然正气、刚健之风，她为此感到高 兴。五月十六日下午，中共南京市委、军管会、市人民政府邀请南 京文化、教育、科学界的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刘伯承、宋任穷和 大家见面并倾听了意见。吴贻芳在发言中，表示了对南京解放的欢 欣和对人民解放军的感谢。她说：“金女大愿在信仰自由的原则下， 为人民服务，在中共领导下，继续为社会培养人才。”九月，她作 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十月 一日，她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她站在巍峨的观礼台上，望着那 人、那花组成的欢乐的海洋，亲眼看见毛泽东主席升起了第一面五 星红旗，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目睹这一历史性的场面， 她激动得热泪盈眶，一种从未有过的民族自豪感从心底升腾。事后 她对人说，自从一九四九年冬天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就感到共产 党是为祖国的。 在一九五二年纪念“七·一”的座谈会上，吴贻芳在发言中， 说了几句令满座为之动容的话：“去年，我还说纪念贵党的生日， 今天我要说纪念我们党的生日”。寥寥几句，使不少人为之愕然。 因为直到不久前的一些场合，凡是提到中国共产党之处，她一律称 之为“贵党”，虽然让人听了微微的有些不顺耳，然而反映了这位 名人的不矫饰。从“贵党”到“我们党”，反映出了她思想上的一 段变化过程。她悟出了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她真挚自然地将共产党称为“我们党” ， 这是她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也标志着她思想上的一个飞跃和转折。 一九五三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吴贻芳担任省教育厅厅长。 此时她已是一个六旬老人了，但人们发现她仿佛又焕发了青春，她 230 2020 年整理版 又把自己的满腔热忱倾注到教育领导工作中去。她在省人民代表大 会上要求各方面、各阶层尊重教师、重视教育，让教师更好地担负 起培养下一代的重任。 一九五四年八月，吴贻芳当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 月，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月十五日，她和其他一千 二百多位人大代表聚集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为 这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她感到了人民对她的信任，吴贻芳感动极了。 散会了，她还沉浸在激动中。这时，中央领导同志从主席台上走下 来，吴贻芳礼貌地让到了一边，走到她面前的毛泽东主席朝她伸出 手来，说：“请问大名？”吴贻芳随即回答：“我叫吴贻芳。”毛 泽东主席和蔼地一笑：“嗬，你就是吴贻芳，金女大的，久仰大名， 未见其人，今天总算见到了。”吴贻芳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毛泽 东又问：“您现在在哪里工作？”吴贻芳回答：“在江苏省教育厅。 ” “好啊！”毛泽东同志颔首微笑。望着那朝门口走去的高大背影， 她的心情难以平静。 一九五五年一月，吴贻芳当选为江苏省民主妇联第一届执行委 员会副主席，二月，又担任了中国人民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 委员会委员。夏天，她作为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成员去芬 兰赫尔辛基出席了大会。七月五日回国以后，她参加了在北京召开 的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 的人民代表团的执行委员，最后，因种种原因，中国没有参加这次 会议。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江苏省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吴 贻芳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她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加重大。在这 期间，她工作十分繁忙，但她仍然在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中贡献着 力量。省教育厅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她总是争取参加，并发表自己 231 2020 年整理版 的意见。这些讲话里，贯穿着她的一个基本教育思想，就是要重视 加强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一九五八年，江苏省创办 农业中学，这是个新事物，它对于解决当时大量小学毕业生的出路， 为农村培养各方面的技术人才，起了积极的作用。如何使已经发展 起来的农业中学巩固起来，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以及省教育厅的 同志花费了巨大的心血，这当然包括吴贻芳所起的作用。 吴贻芳于一九五五年三月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一九五七年 三月，任民进南京市主委，四月，任民进江苏省筹备委员会主委， 后来又当选为民进全国执委会常委，一九六一年起任民进江苏省委 员会主任委员。几十年来，吴贻芳在民主党派工作中倾注了极大的 心血，为团结广大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做了许多工作。一九五六年一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的报告，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并对他们的进步作了充分的肯定。四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 出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一九 五七年上半年，又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这一年的五 月十三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南京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吴贻 芳在会上作了发言，她对部分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不够信任、不够 尊重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她以肝胆相照的精神，直抒己见。一九五 八年，她对“大跃进”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那种“只怕想不 到，不怕做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做得到”的口号，“太过火了， 不切实际”。那种大炼钢铁是“一种浪费”。从这些意见，这些见 解中，我们可以窥见一颗赤诚的心。 一九六五年一月，她到北京去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当选大 会主席团成员，主持了会议。十月，她担任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 232 2020 年整理版 辰筹备委员会委员。就在这一年，她崇敬的陈叔通先生病重，她几 次赴京看望护理。次年二月十七日，叔老去世。这位给她力量，胜 过慈父的老人的逝世，她深感悲痛。 六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 革命”。同许多善良、诚实的中国人一样，吴贻芳一开始对这场运 动表现出了不理解，但又总是竭力说服自己。 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当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的江苏省委的 负责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吴贻芳采取了保护措施，使她在 风暴下得到了片刻的安宁。但以后，这些负责同志自己也遭到冲击。 吴贻芳在傅厚岗的住所曾几次被抄，这些“红卫兵”来势汹汹，到 处乱翻，说是要破“四旧”，吴贻芳的一些首饰、衣服、用具等被 这些人拿走了。她的住所也几次被“红卫兵”占住，一九六六年九 月下旬，南京某中学的“红卫兵”住了几天，到十二月中旬，又有 一群“红卫兵”要来住。吴贻芳被迫从楼上卧室搬了出来，到楼下 和保姆同住。她家成了“红卫兵”的一个“司令部”。每天，这些 人将从各处抄来的财物集中在这里。身处逆境的吴贻芳，看着这些 不久前还是挺听话的学生变成了如此模样，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 她，那痛苦是不堪形容的。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吴贻芳和江苏省的 其他知名人士一起，被疏散到江苏句容县的石山头茶场。到茶场后， 除了一些轻微的劳动，她平时就是看书学习。这一段生活虽然很苦， 但总算有保姆的照顾，还算平静。到了次年二月，她们又回到了南 京。 一九七一年，吴贻芳的处境得到了一些改善。她以全国人民代 233 2020 年整理版 表的身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接待外宾。在那非常时期，国外和 港澳等地的学生、友人纷纷给她写信，问候她，有的回国来看望她。 周围的同志的关怀照顾，这使她十分感动。在同她的学生和外宾、 友人谈话时，她那一颗受到创伤的心，仍然迸发出热爱祖国的火花。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她接待了当时还滞留在美国的缪云台先生。 两人在解放前就相识了，缪云台先生也曾是“国大代表”。事后缪 先生感慨地说，吴老精神很好，很健谈，记忆力也强，吴老的谈话 对我教育启发很大。在与外宾接触时，她仍然是那种让人敬仰的风 度。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召开。吴贻芳参加了会议。当她又一次踏进这熟悉的大会堂 时，心情十分激动，特别是当她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她和其 他代表一起热烈鼓掌，表达对他的崇敬。当大会宣布周恩来再次当 选为总理时，会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但吴贻芳万万没有料到，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去世的 消息传来，吴贻芳简直不敢相信。这位坚强的女性，平生绝不轻易 落泪，此时，她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那几天，她几夜都睡不好。 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她和其他老人一起，回忆起总理的不朽功绩， 这些老人都哭了。她在发言时说：“总理是真正的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是无我的。”但在当时“四人帮”的淫威下，她和全国人民 一样，对总理的感情并没有得到尽情的表达。 不久，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 七 粉碎“四人帮”以后，吴贻芳已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了。但 234 2020 年整理版 她仍继续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为她一生所系的教育事业不息地工作 着。 一九七八年，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她当选为全国政协 常委，同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也就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妇女代 表大会期间，她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妇 联副主席。 一九七八年以后，她已是耄耋之年，又担任了江苏省副省长， 并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还担任了其他许多社会职务。繁重的 公务，频繁的社会活动，并未使她减少对教育的关心。而是抓紧有 生之年，利用一切机会，或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阐明自己的教 育观点和主张，为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吴贻芳一生著述不多， 但她的言论和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践， 她在教育事业中的卓著建树， 使她无愧于著名教育家的光荣称号。 八 一九七九年二月，吴贻芳收到了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妇女 校友会的来函：通知她荣膺“智慧女神奖”，并邀请她去美国领奖。 “智慧女神奖”，由密大妇女校友会授予那些终生致力于某种专业， 有杰出成绩，并对社会服务事业，对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为 母校争取了荣誉的密大女毕业生。 四月二十一日晚，八十六岁高龄的吴贻芳在学生——南京师范 学院副教授黄续汉陪同下，启程开始她的美国之行。四月二十七日 中午，吴贻芳参加了隆重的授奖仪式，四十五桌宴席都坐满了人， 当密执安大学校长阿·史密斯先生宣布授奖仪式开始时，会场立即 沸腾起来了。 235 2020 年整理版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吴贻芳从史密斯先生手里接过了象征智 慧与和平的银质奖品。史密斯先生在致词中，赞扬吴贻芳：“是一 位杰出的教育家和进步的女政治家。”吴贻芳用流畅的英语，作了 二十多分钟的答词。她深情地说：“这不仅是给予我个人的荣誉， 也是给予我的祖国、我国人民，特别是我们中国妇女的荣誉。”她 还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多次来美国的不同心情。重点介绍了中国妇女 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重大贡献，博得了在座人们的热烈赞赏。 这一年，恰逢在美金女大校友的双周年会。在美国一共有一百 五十多位金女大毕业生。她们听说自己敬仰的校长来了，都想来见 见校长，还有的特地从加拿大、马来西亚以及台湾等地赶来。当大 家看到阔别几十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校长身体健康、思维敏捷、 精神饱满，都兴奋极了，不少人热泪盈眶。看着这些学生，吴贻芳 十分激动，岁月给这些学生头上的青丝染上了白霜，但彼此间师生 情谊却愈加炽烈。她乐呵呵地拉着她们的手，叫着她们的名字。一 个学生站了起来说：“校长，我们想听听您的教导。”学生们鼓掌 赞同。老人一笑：“好啊，那我今天就‘教导’一下你们吧。”她 激动地说：“为什么你们现在在国外受到人们的尊重，这和祖国的 兴旺发达是分不开的，因为背后有祖国这个坚强的靠山啊，这一点， 你们一定有深深的体会。饮水思源，怎叫人不眷恋自己的祖国啊！” 句句真挚的话语叩着这些海外游子的心。大家为老人对祖国的，－ 片深情所感动。在第二天密执安大学的校刊上，校友们写道：“吴 校长一如三十年前，仍以她那温雅清馨的声调，告诉我们她内心的 激动和快慰。吴校长思想之敏锐不减当年，言词是温柔中包含着无 比刚强的教诲。” 吴贻芳在美国逗留了两个月，一共走了八个城市。于同年六月 二十五日回到北京，受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的亲切接见。回南京 236 2020 年整理版 以后，她不顾旅途劳顿，先后在南京师范学院、金女大校友会、江 苏妇女界和民进组织的会上作了多次访美报告。她给大家介绍了这 样一件事：在参观美国的“世界贸易中心”时，陪同的向导指着窗 外告诉她们：“这里既有美丽的东西，也有丑恶的东西，既有好的 东西，也有坏的东西，一切决定于你想看什么。”吴贻芳谆谆告诫 着青年人：“不要以为资本主义什么都好，不要光羡慕人家。儿不 嫌母穷，起码要爱你的祖国。现在建设四化，同样是每个热血青年 的责任。” 九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初，吴贻芳邀请在美国的金女大校友二十六 人回母校参加校庆和参观访问。看到这些学生远涉重洋归来，老人 无比欣慰。她在讲话中，亲切地嘱咐大家要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 献。这些在海外生活了几十年的校友，心同祖国贴得更紧。 送走海外学生不久，吴贻芳就到北京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民进中央副主席。会议期间，她因病 在首都医院进行了检查，发现痰中有绿脓杆菌，需要进行疗治，回 到南京以后，在江苏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关心下，住院治疗。 在病中的吴贻芳，时时感受到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一九八四 年一月二十六日，是吴贻芳九十一岁寿辰，江苏省委领导人前往医 院祝贺生日，并送上了中共江苏省委给她的致敬信。信中对吴贻芳 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这几十年的奋斗中，您以卓越的社会活 动才能和在教育事业上的建树，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 女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对于您这样一位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积极 贡献的老同志，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您的 237 2020 年整理版 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 代表大会提出的宏伟目标， 为振兴中华，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 《新华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先后发表长篇文章， 介绍了吴贻芳的事迹。 吴贻芳听完中共江苏省委的致敬信，心潮难平，连连说：“党 对我评价太高了，我是受之有愧啊！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也是对 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的关怀。”老人说：“党对我是太关心了， 在我有生之年，我还要尽我的力量，为党为人民再作贡献。”老人 真挚的话语，使在场的人都激动得难以自已。 吴贻老的病情牵动着许许多多颗心。邓颖超、康克清从北京打 来电话，向她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请江苏省政协代她们送了一束鲜 花，指示要派专人负责，精心治疗。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平杰三、 全国妇联党组第一书记张帼英等先后去医院亲切慰问，民进中央派 常委陈慧专程来宁探望。一些国际友人、海外学生也来函来电慰问。 鼓楼医院由院长和主任医师组成抢救小组，特级护理由三人增为四 人，并特地进口了一些抢救用的仪器和设备。所有这一切，终于使 吴贻芳的病情稳定了下来。 一九八三年，在她的多次请求下，吴贻芳终于辞去了副省长的 职务，她说：“我年龄大了，应该把位置让出来，为年富力强的同 志创造条件。”从此，她把更大的精力放到政协、民主党派工作上。 病中的吴贻芳仍然念念不忘教育。她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世界 科学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要培养人才，自己也要不断更新知 识。她了解学校教育改革的情况，要大家勇于实践。在她的直接关 心和过问下，民进江苏省委会幼儿家庭教育咨询服务部在江苏《幼 儿教育》上开办了“家庭教育咨询”的专栏，编辑部的同志恳请她 题词。以前，每当有人请她题词，她总是婉言谢绝，这一次，她却 238 2020 年整理版 同意了：“这可是为孩子们写啊，就破一回例吧！”她一连写了几 张，总不太满意，休息了一会，又接着写了几张，终于挑出其中一 张。上面是十二个清秀遒劲的大字：一切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一九八五年，新中国的教师有了自己的节日——教师节。吴贻 芳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节前，她几次讲：“定这么一个节日， 不容易啊，这是党和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对教育的关心。”她还说， 如果身体好，一定要参加庆祝教师节的活动。当金女大的学生来向 她祝贺教师节时，老人很是兴奋，这些毕业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和五十年代初期的学生，今天大部分都在教育战线工作。她们向自 己的校长鞠躬致敬，吴老风趣地说：“谢谢你们，你们也都是老师， 让我这个老老师向各位老师祝贺节日。”她谈着自己当老师时的经 历，宁静的病房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江苏省暨 南京市民进在南京北极会堂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 吴贻芳不顾劝阻， 坚持坐着轮椅参加了大会。当她出现在会场时，老师们都想不到正 在病中的吴老会来，大家起立向她鼓掌致意。许多老师走到她跟前 向她问候，吴老同大家亲切握手，祝贺节日。在大会上，播放了她 的录音讲话，她讲话中引用了民进中央副主席赵朴初的《金缕曲》 的下阕献给广大教师：“幼苗茁壮，园丁喜，几人知，平时辛苦。 晚眠早起，燥湿寒温荣与悴，都在心头眼底。费尽了千方百计，他 日良材承大厦，赖今朝血汗番番滴，光和热，无穷际。”如雷的掌 声响彻会场，老人望着这些辛勤的园丁，欣慰地微笑着。录音播完 以后，参加会议的负责同志几次走到她跟前，关切地请她先走。她 说：“不要紧的，我坐惯了。我还要听听老师们的讲话呢！”老人 坚持听完了大会发言。这是吴贻芳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会议，这怎 么不激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深切怀念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日，江苏省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成立，吴 239 2020 年整理版 贻芳当选为会长。她在病床上听取了基金会的工作汇报，提出了指 导性意见。 她还动员金女大的海内外校友支持和关心基金会的工作。 一次，她从病危中清醒过来，急忙把一位工作人员找来，要这位同 志替她将一笔钱捐给基金会。这位同志知道，老人的意思是不能违 拗的。她不禁回忆起老人那清贫的生活：那简朴的卧室，普通的床， 一具老式梳妆台，布置得一如其人，雅致素净；简单的饭菜，平常 的衣着……。几十年来，尽管她身居高位，但节俭、清廉的本色， 一如既往。谁也记不清她一生捐献了多少钱，记不清有多少人得到 过她的资助。她的克勤克俭，廉洁奉公，每个熟悉她的人都交口赞 誉。 吴贻芳生前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希望祖国能尽快统一，住进医 院以后，她这种心情更为迫切了。她常常念叨在台湾的金女大的学 生的名字，盼望她们能回来看看。一九八四年十月，她邀请的第二 批海外学生回来了，其中有一位是从台湾去美国的金陵女子中学的 毕业生，她来到吴贻芳的床前，亲切地叫吴奶奶，老人紧紧地拉着 她的手，亲切地嘱咐：“祖国统一也要靠你们年轻一代的努力啊！” 每当海外学生回来，她总是叮咛她们要不忘祖国，要为祖国强盛多 做些事，为祖国统一出力。学生们感动地说，从吴校长身上，我们 体会到了祖国人民的爱和关心，它永远温暖着海外游子的心。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吴贻芳的病又一次恶化，这位历经九 十三年沧桑的老人， 只能借助药物和医疗器械来支撑起生命的大厦。 她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和江苏省的领导人分别到医院看望她。 也就在这一天，她邀请回国参加金女大建校七十周年的来自美国和 祖国各地的校友代表来到了医院。老人静静地躺着，冬日温暖和煦 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校友们多么希望校长能象以前一样，和大家 240 2020 年整理版 一起说啊笑啊，一起度过那美好的时光……。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吴贻芳走完了她九十 三年的风风雨雨的人生历程，静静地离开了人间。 摘自《吴贻芳纪念集》 241 2020 年整理版 1945 年 6 月 26 日，在联合国制宪大会上，吴贻芳代 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242 2020 年整理版 1978 年，在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颖超与吴 贻芳亲切交谈。 243 2020 年整理版 1983 年 11 月，在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 吴贻芳与叶圣陶亲切握手。 244 2020 年整理版 远东第一监狱的首位华籍典狱长——严景耀 徐家俊 招聘条件苛刻 应聘人才济济 旧提篮桥监狱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它是外国殖民主义侵犯中 国司法主权的产物，该监狱自 1903 年 5 月 18 日正式启用。典狱长 （有一时期称狱务监督）大多由英国人出任，其中也有一个叫息姆 斯的美国人任典狱长。随着监狱规模不断扩大，在押犯人数剧增， 加上原先看守人员均是印度人，从 1930 年起始有华籍看守。为了 便于管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决定监狱聘任一名华籍副典狱长。 在 1935 年 12 月 14 日的《申报》上还专门刊发一条消息，进行公 开招聘，其条件是“年龄须在 28～40 岁之间，最好尚未结婚，须 具有陆海军、警务或狱务之经验，惟年龄在 25 岁以上者非有特别 资格毋庸陈请……欲知一切任用条件及服务详情者，可向福州路警 务处处长询问一切，凡询问函件亦可致处长”。这在当时的上海摊 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经过多方面角逐，刚过 30 岁尚未结婚 的严景耀先生于次年 9 月出任此职，成了提篮桥监狱历史上第一任 华籍典狱长。 贫困书生志高 一马当先领衔 245 2020 年整理版 严景耀，浙江余姚人，生于 1905 年。家境贫苦，但他勤奋学习， 1924 年考上北京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1927 年他利用学校放暑假 的时机，来到北京陶然亭附近的京师第一监狱，进行调查。他的调 查方式让人难以接受，放下大学生的架子，当一名志愿“犯人”， 深入监狱第一线，自讨苦吃，穿上囚服，与刑事犯人同吃囚饭，同 住牢房，同去干活，亲尝铁窗生活，写下了《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 、 《中国监狱问题》等多篇极有价值的论文。 1928 年大学毕业后，严景耀留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兼任助教， 继续研究犯罪学。有次他曾率领学生对国内 20 个城市的犯人进行 调查，搜集 300 余种个案资料。1930 年他被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 聘为研究助理。经该院总干事杨杏佛推荐，他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 在捷克举行的国际监狱会议。利用这次国际会议之机，严景耀顺道 访问了苏联、法国、英国。后来又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1934 年获“犯罪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犯罪问题与 社会变迁的关系》。 1935 年 6 月严景耀回国，仍在燕京大学任教。同年 12 月，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他积极鼓励和支 持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逼迫下，严景耀 离开了大学讲台，来到上海。当时正逢提篮桥监狱公开招聘副典狱 长，对犯罪学素有造诣又有监狱直接体验的严景耀对这个职务颇有 兴趣。从管理体系上看，提篮桥监狱为英国模式，京师第一监狱为 日本模式。严景耀在他的老师又是大同乡郭云观先生（郭原是燕京 大学法律系主任，浙江省玉环人，时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 的推荐下，1936 年 9 月，严景耀出任提篮桥监狱的副典狱长。他主 要分管狱内少年犯的教育管理。严景耀在提篮桥监狱任职 5 年多， 1942 年离开监狱。 246 2020 年整理版 培养“法学”后人 潜心研究学术 1945 年严景耀和马叙伦、雷洁琼等共同倡议成立中国民主促进 会，为反内战争取民主运动，做出积极贡献。1947 年初，他重返燕 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严景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次会议，参与国家政治活动。1954 年以后他又当选为一、二、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并被选为民进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央委员 会常务委员。严景耀参加了筹备北京政法学院工作，任政法学院教 授。为培养我国法学人才教书育人，做了大量工作。晚年，他又调 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从事研究国际政治问题。 严景耀治学严谨，功底扎实，又不断探索求新，在学术上能突 破原有框架和模式，把社会问题、文化环境和犯罪现象综合起来进 行考察研究。他一生写下了较多的论文，用中文、英文发表于《社 会学界》、《公论丛书》、《民主》、《中建》、《新建设》、《新 观察》以及其他外文报刊上。内容涉及到社会学、犯罪学、监狱学 等。著有《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18 万字），《严景耀论文集》（开明出版社 30 万字）。1957 年 5 月 6 日、7 日严景耀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视察了上海提篮桥监 狱和位于浦东高桥镇上的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严景耀仔细观看了狱 内的监舍、工场和有关设施，并同工作人员进行座谈。回到北京后， 他很有感触地写下了《中国新监狱制度》一文，发表在当年的英文 版的《中国建设》上。 1976 年 1 月 12 日，严景耀不幸患脑溢血在北京病逝，终年 72 岁。严景耀夫人系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雷洁琼女士。 247 2020 年整理版 摘自《世纪》2000 年第 5 期 248 2020 年整理版 李平心传略 桂遵义 周朝民 李平心，1907 年 3 月 4 日生，江西南昌人。原名循钺，又名圣 悦。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历史学家。 1914 年，李平心到南昌市千家后巷的私塾读书。1916 年，转 到南昌市模范小学读书。1922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昌市心远中学。 这是一所私立重点中学，有不少进步教员和青年学生，对李平心的 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1925 年 2 月，他离家赴南京，自修英语，准 备投考大学。 五卅运动爆发后，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他来到上海，就读于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时，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瞿秋白、恽代英等 同志先后在上海大学任教，并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活动。在先进思 249 2020 年整理版 想熏陶下，李平心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 析社会问题，并用于社会学的研究。入学不到半年，他就写了《现 代妇女与现代家庭制度》一文，从社会思想、道德观念、家庭婚姻 等方面，对封建旧思想大张挞伐，启发妇女觉悟，以努力谋取自身 的解放。 1927 年 1 月，李平心根据党的安排，肄业离校，赴浙江第六师 范学校任社会学和哲学教员；并与曹亮同志编辑出版《世界月刊》， 宣传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同年 2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为建立一个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献 身。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 国。李平心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后，由临海转道上海，在中共上海 沪东区委从事宣传工作。6 月 2 日，他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惨 雾〉的描写方法及其作风》一文，呼吁文艺工作者“打起精神来描 写一般被压迫的人类”。他力图在革命低潮时期，从文学战线上鼓 舞革命士气，激励广大劳苦大众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1928 年 2 月，李平心加入蒋光赤、钱杏邨等同志领导的太阳社。 他响应创造社、太阳社提倡的撰写革命文学的号召，在《太阳月刊》 上发表了小说《巴里亚的胜利》。小说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题材， 歌颂了无产阶级英勇善战的革命精神，从而教育无产者认识到只有 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1928 年 1 至 3 月，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土 地问题与土地革命》，对中国农业经济和土地关系的特点及农村的 阶级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近时的中国农业经济和土 地关系虽然还保持着它主要的历史特点”，可是“资本主义的侵入 中国和国内都会工商业的发达，破坏了农业经济的均势，使农村的 经济组织和土地关系成为畸形的状态，地主豪绅对于农民的压迫只 250 2020 年整理版 有一天一天的加紧，农民所受的经济痛苦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 农业资本的集中，利贷资本的发达，只有一天一天的增加。”他指 出，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阶级与他们的总代表——军阀官僚，像铁 链一样结成一条联合战线。因此，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应结成巩固 的联盟去锤碎这条铁链。他在文章中宣传了我党发动农民运动，进 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苏维埃的主张，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原则及其 具体方案的设想。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 经验的总结和对革命道路的探索，表现了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 1928 年 5 月，因叛徒出卖，李平心在上海被捕入狱。10 月， 经保释回南昌。在故乡，他翻译了《政治思想史大纲》一书（1930 年 5 月出版）。1929 年 6 月，重返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7 月， 他与光华书局订约译《资本论》第一卷。后因光华书局毁约未能出 版。1930 年 6 月，他根据《资本论》的理论，并参引《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经典著作， 编写出版了《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一书，对社会学的性质、对象、 范围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表现了可贵的探索精神。 1930 年，李平心在上海经恽代英同志推荐，在党中央领导的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担任秘书工作。其间，他在周恩来、 瞿秋白、邓中夏、林育南等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下，参加了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土地改革法》、《教育改革法》、《苏维埃选举 法》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后因苏准会遭到破坏，李平心等同志与党 中断了组织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 府积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根 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为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 响下，平心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知识凝聚在笔端上，办进步刊物， 251 2020 年整理版 著书立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思想。 1931 年秋，李平心参预发起现实周刊社，负责《现实周刊》的 编辑校订工作，撰文宣传抗日救亡，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 年，他参加了我党领导的社会科学联盟的活动。1932 年以后，主要 为《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大众生活》等刊物撰稿，相继 发表了六、七十篇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 和青年修养等方面。其中，《现代学生与经济思想》、《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论形式逻辑》、《论真理》、《论思想》、《论道 德》、《论文明》等文章，不仅对旧的社会思想、研究方法、道德 观念等一一进行了批判，而且启示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 社会科学。他的文章在当时颇有影响，正如韬奋所说：“平心先生 的文字，结构细密，婉转曲达，最擅长于说理，无论怎样艰深的理 论或复杂的内容，经他的笔端以后，总使人感到豁然贯通，条理分 ① 明。” 1933 年，正当中国文化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诸问题激烈论争 的时候，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正式出版。它在中国现代史学史 上是有一定影响的。平心在“绪论”中说：“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的 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 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 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特别指出： 中国近代史并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 ① 落霞：《社会科学研究法》，载 1936 年 6 月 7 日香港《生活日报》。 252 2020 年整理版 的历史，“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 义破坏的历史，这部编年史是用血与火来写成的。”该书从鸦片战 争讲起，一直叙到 1933 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为止，创造性地提 出了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阐明了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社会性质，总结了近百年来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可以 说，这是我国较早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 作。它问世以后连续再版，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曾被解放区翻印 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教材。这对当时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 运动起了一定的教育宣传作用。 1934 年开始，李平心又致力于传播和推广无产阶级大众文化。 是年，他编辑出版了《现代语辞典》。次年 5 月，又负责编辑《读 书与出版》刊物。他在“创刊漫谈”中说，“如果说我们出版这刊 物有什么宗旨，那只有两点值得宣布一下的：头一是要替读者和出 版界做一个老实的媒婆，一面叫出版界好的货色不至搁在灰尘满布 的深闺中做老处女，一面叫读者不必化冤枉钱讨进一只白鸽或杨梅 毒；还有一点，我们很愿尽力告诉读者一点读书的‘门槛’，报告 一些新书或出版消息”，将“读书由少数人书斋里的游戏奇迹变成 为众多人所必需的粗衣淡饭”。《读书与出版》作为无产阶级大众 文化的播音者，深受广大读者欢迎。1935 年 11 月，生活书店刊行 了李平心编辑的《全国总书目》。这是我国现代目录学史上较早而 有影响的一部全国总书目，收录了 1921 至 1935 年间出版的书籍约 二万种。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了当时流行的杜威分 类法，尽可能按照学术与知识系统建立图书分类法。而且，其所收 书目不论学派，惟以内容严正为尚，对黑幕书、诲淫书、低级趣味 的读物以及宣传宗教迷信之书概不收入。该书目的出版是当时文化 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 253 2020 年整理版 文化状况，填补了我国缺乏较完整的全国总书目这一空白，对读者 和图书馆工作均有极大帮助。 1936 年，李平心参加了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等同志主办的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并为会刊《中国农村》撰文，探讨乡 村救亡运动的方针和路线。同时，他又连续为《世界知识》杂志主 办的《国际问题基础知识讲座》撰稿，所发表的文章后汇编成《国 际问题研究法》一书。是年，他还编写出版了一部介绍和指导读者 学习社会科学的通俗读物《社会科学研究法》。书中阐述了理论联 系实际的科学思想，指出：“学习和实用，理论与实践，不是机械 地可以隔开截断的，它们必须要统一起来，唯一面努力学习理论， 一面随时参加实践，才能够使社会科学成为有用的知识。”其用意 是反对那种夸夸其谈、脱离实际的“理论家”和否定理论的所谓“实 干家”，从而启发读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以便能够适应 时代的需要而生存，不致背反或乖离现实”；培养和锻炼读者“变 革现实的能力，以便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创造新生活而努力”。因此， 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列为重点查禁之书。 李平心很注意青年的智能训练和意志培养，发表了许多关于青 年修养的论著和文章。其中《青年的修养与训练》一书，在当时颇 有影响。它以青年的自我教育与自我训练为目的，力避“说教布道” 的写法，而采用启发、商榷的方式，以提高青年理解和分析问题的 能力，同时还选引了很多古今中外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 革命家的奋斗事迹。作为青年自我修养与生活言行的范例，以鼓励 他们百折不挠，积极向上。可以说，这是一部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系统地讨论青年自我教育和自我训练的书。三十年代徬 徨迷路的青年，曾或多或少地在这部书里得到教益和启发。 1936 年秋，随着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 254 2020 年整理版 展，李平心又着手主编了《自修大学》，第一期于次年 1 月发行。 该刊内容翔实，体例新颖。刊首为“一叶评论”，阐述编者对时局 的看法，宣传抗日救亡；下分“时论专辑”、“两周漫谈”、“百 科全书知识速修班”、“文学研究”、“知识往来”、“书刊介绍” 、 “问题解答”等专栏。它既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思想的通 俗读物，又是传授科学基础知识的自修读本。不久，《自修大学》 就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遭到查封。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平心的学术活动与中华民 族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为民族解放而呐喊，先后编写出 版了《抗敌战略论》、《民族统一战线论以》、《战时的青年运动 及青年工作》等著作，在理论上就如何开展抗日民族运动进行探讨 和阐发。同时，又结合民族救亡运动研究历史，对人民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他编写出版的《各国革命史讲话》（再版后改名《各国革 命史》），特点就是因史作鉴，为抗日斗争服务。他在“序言”中 指出：“革命史是过去革命斗争的总结，它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发被 压迫大众为变革人类历史及改造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贯通丰富的经 验与战斗教训，使革命指导者与革命大众有所借鉴。目前我们是在 进行神圣的民族义战，根据‘抗战即革命’的真理，我们自然有取 法革命的必要。固然我们要研究中国的革命传统，但是外国革命历 史同样也能给我们以许多珍贵的启示和教训。”该书反映了近百年 来世界历史变革的政治风云，总结了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和无 产阶级革命成败的经验与教训。这对于学习和研究世界史，借鉴各 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启发和教育本国人民，推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 起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 1938 年，上海沦为“孤岛”。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 就地组办“抗大”培训干部的指示，以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简称“四 255 2020 年整理版 补校”）的名义出面，举办了《现代知识讲座》，聘请陈望道、周 谷城、李平心等进步教授、学者担任教师。李平心主要负责哲学部 分。他的哲学讲座深入浅出，长于说理，深受广大青年欢迎。四补 校的《现代知识讲座》实际上是党办的干部训练班，当时有“上海 抗大”之称。它使许多青年开始学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 原理和抗日救亡的道理，提高了政治觉悟，为轰轰烈烈的抗日民族 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 1939 至 1942 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对陕甘 宁边区实行武装封锁，并发动皖南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在这期间，李平心为《民族公论》、《学习半月刊》、《上海周报》 、 《求知文丛》等刊物撰稿，无情地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 主、危害团结、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罪状，驳斥反动派对中国共 产党的种种诬蔑，抨击当时流行的各种反动政治说教。为了“有助 于大众对于祖国进步的认识”，他挥笔疾书，又相继编写出版了《中 国现代史初编》（原名《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和《论新中国》 （又名《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与反民主斗争》）。在这两部著作中， 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近百年中国民主革命运动 的历史事实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新中国成长的道路。他说： “‘新民主主义’口号的提出，在今天显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在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 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 不禁喜狂，因为在简短的提要中，已经闪耀了演讲者天才的光辉， 发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我曾搜集了一些材料加以研究， 在拙著《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及两篇论文中，把新民主主义的问 256 2020 年整理版 ② 题作了一些粗浅的发挥。” 这本书的主旨是“总结中国近百年的民 主宪政运动，描写民族自觉的生长与中国人民的进步”，使读者看 到“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争取民族解放与民主过程中所创造的业绩， 所积蓄的经验和所遗留的教训。”《论新中国》既是一部为民族解 放斗争服务的政治论文集，也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它除了对当时中 国革命发展的新特点、旧中国的没落与新中国的兴起以及争取新中 国全面胜利的方针与方法等问题作了解说和推论外，还“就新中国 的生长过程，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来研究中国的现状与前途”； 并着重论述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批驳了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 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证明了抗日的重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 放区。 1941 年，李平心所著的《论鲁迅思想》（再版后改名《人民文 豪鲁迅》）出版。这是鲁迅逝世后第一部最有系统、最精辟的研究 鲁迅思想的专著。他首先从社会的战斗意义上去认识鲁迅，通过对 其作品和思想的研究、总结，反映中华民族的面貌和精神，以激励 人们向鲁迅学习，发扬革命的战斗精神。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简要地刻划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即从受进化论、尼采主义的思 想影响到成为确信“惟有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社会主义者，并 以鲁迅的这一思想发展反映中国现代史的转变与进展。他还介绍和 颂扬了鲁迅对于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 再现了鲁迅的光辉形象。 1956 年，许广平同志曾推荐这本书，认为这是了解鲁迅、研究鲁迅的第 ② 万流：《新民主主义溯源和新启蒙运动重估》，见《上海周报》第3 卷第 11 期。 257 2020 年整理版 一本著作。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李平心被捕 入狱。他在日寇监狱中遭受各种酷刑，以致留下了宿疾（头昏病）。 经地下党和朋友们的营救，他被保释出狱。后住上海法藏寺，大量 阅读和整理经史资料；并完成了《中国通史》初稿百余万字，后散 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顽固地推行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 上海人民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 李平心等进步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 1945 年 12 月 30 日 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经常在《民主》、《周报》、《文 萃》、《时代》、《文汇报》、《联合晚报》等进步报刊上撰文， 或通过学联、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联谊会 等群众团体集会演说，严厉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和内战阴谋， 坚决主张实现和平、民主和统一。这一时期，李平心先后写了《战 后的萧条与安定民主》、《以团结克服分裂》、《论党争与统一》 等十余篇文章，后汇辑成《从胜利到民主》一书，以实际行动投入 了当时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6 年，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和谈，悍然向解放区大举进攻。 一些“幼稚病患者”仍然对美蒋反动派存有幻想，企图以“第三种 人”自居，在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独裁、正义与邪恶之间搞折衷。 为此，平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 剖析了“第三方面”的社会性质、政治地位、特点与弱点、任务与 前途等问题，批评中间路线的幼稚和糊涂，呼吁广大人民为争取一 个光明、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上海解放后，李平心以火热的激情、绚丽的文采，写下了《上 海解放的意义》、《把胜利的欢喜化为建国的力量》等文章，满腔 258 2020 年整理版 热忱地歌颂新中国，并表示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事业。在担任《文汇报》编辑时，他配合全国解放的新形势、新 任务，在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 1952 年 8 月，李平心受华东师范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从 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整理积年考史资料，对中国古代史、甲骨、 金文进行研究，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文汇报》、《学 术月刊》和《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了《伊尹迟任老彭新 考》、《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从姺妚与商国的 关系看殷代社会性质》、《周伐商唐新证》和《商代彗星的发现》 等数十篇文章，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1955 年，李平心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全国政协 委员和上海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他在继续从事史学研究的同时， 还为《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撰写政论文章，歌 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各民族的团结。 1958 年前后，国民经济建设在“左”的思想干扰下，出现了违 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冒进现象，遭到很大损失。为了总结经验教训， 把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纳入正轨，1959 年六月至 1961 年八月，李平 心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设》、《文汇报》等刊物上发表了 十余篇研究生产力的理论文章。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阐 述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仍然是最革命、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 生产力内部存在着矛盾，生产力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生产关系不 能超越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范围来推动生产力前进等观点。然而，这 一理论探讨在当时遭到了“棍子”、“帽子”的打击。有些人说他 是“唯生产力论者”，犯了雅罗申科用生产力取消生产关系的错误， （李平心自1947 年起，连续当选民进第二届理事会、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 1956 年当选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进会史资料选辑》编者注） 259 2020 年整理版 等等。面对那些蛮横无理的攻击，李平心坦然地说：“学术讨论是 严肃的、细致的思想劳动。惟有崇尚事实，坚持真理，诚意助人， 虚怀纳善，才有益于学问，有利于争鸣。”这番话说明了他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我们饱 尝了林彪、“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而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 破坏的痛苦教训后， 平心论生产力的理论文章更显示出它的科学性。 1965 年 11 月 10 日，在江青、张春桥的直接策划下，反动文痞 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抛出了一篇臭名昭著的黑文——《评新编历 史剧〈海瑞罢官〉》。李平心对姚文元歪曲历史、牵强附会、乱打 棍子的恶劣手法极为愤慨。针对姚文元“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 他从历史实际出发，相继写了《漫谈清官》、《“循吏”、“清官” 、 “良吏”的历史评价法》及《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 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等文章，与姚文元之流进行了针 锋相对的斗争。他不仅揭穿了姚文元歪曲历史的文痞面目，而且尖 锐地指出，姚文元“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痛斥姚 文元是“新黑帮分子”，“同老黑帮渊源互接”，“披戴着纸糊的 ‘革命’铠甲，一手挥舞有形的刀枪，一手抡动无形的板斧，并且 善于浓装艳抹，长于辩辞巧说，对照老黑帮来说，他们的确是青出 于蓝，后来居上”，有力戳穿了姚氏父子一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 老底。姚文元伙同张春桥，利用窃取的职权和控制的舆论工具，组 织整版的文章批判李平心，对其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姚文 元化名“劲松”、“伍丁”，接连抛出《欢迎“破门而出”》、《自 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等黑文，诬陷李平心“反党反社会主义”， 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赫鲁晓夫的应声虫”，等等。 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李平心于 1966 年 6 月 15 日含愤 去世，终年五十九岁。临逝世前，他曾对华东师大历史系主任吴泽 260 2020 年整理版 教授说，“吴泽同志，我们多年在一起工作、战斗，你是了解我的 啦！我热爱新中国，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把一生献给党 的文化科学事业，我写的文章和书，白纸黑字，谁都知道！他们诬 陷我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我死也不能瞑目……”这些话，既 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控诉，也是无愧的自我总结。 李平心一生尽管经历那样艰难坎坷，但始终在党的领导和影响 下挺立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为真理与胜利而呐喊，而宣传，而歌 唱”。他的学术成果丰富多彩，建树卓著，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 的文化遗产；他那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和严 谨的治学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摘自《平心文集》（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 8 月版） 261 2020 年整理版 我国著名教育家和科普作家——董纯才 郑芳龙 董纯才，湖北大冶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 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中国 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 《教育卷》主编。 1952 年初，董老经车向忱同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他积 极协助车老创建民进沈阳市分会筹委会的建立，还与车老一起争取 段洛夫（后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邵凯（时任沈阳市长）以及一 批先进教师加入民进。在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董老长期担任政协 262 2020 年整理版 教育组组长，（担任教育组副组长的有方明、徐楚波、霍懋征等同 志，都是民进会员。）粉碎“四人帮”后，民进多次组织各地特级 教师到老、少、边、穷地区讲学和传播先进经验，深受董老的赞赏 和支持。董老长期担任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 董老 1920 年进上海浦东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先后入南方大 学、国民大学、光华大学教育系学习。1928 年，由于家贫和赞同陶 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国的主张，转到南京晓庄乡村师范试验学校， （就 在这年改名为晓庄学校），被分配为该校生活指导员的助手，协助 管理全校的教育活动。入学不久，陶行知校长嘱他组建生物研究室， 从事生物学研究，编写和翻译一些生物研究的短文。1930 年 4 月， 因中共晓庄地下支部发动并率领全校同学支持下关工人的罢工运动 和游行示威，暴露出了晓庄有共产党。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闭晓庄， 并通缉了陶行知校长。陶即避难上海。1930 年春，陶行知在上海创 办自然科园，董纯才被邀请编写科普读物，他陆续编写了《攀缘的 动物》、《游泳的动物》、《爬行的动物》、《行走的动物》、《田 螺》、《虾蟹》、《蚯蚓》、《动物漫话》和《凤蝶外传》等十多 种儿童科学丛书。 接着他首次翻译了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 《几点钟》 、 《不夜天》、《人和山》、《白纸黑字》、《十万个为什么》和法 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的《科学的故事》等多种脍炙人口的作品， 启迪和教育了一大批青少年。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董纯才参加了上海高等学校学 生的示威游行，并参加上海文化救国会成立大会。积极投入进步文 化活动。这时董纯才逐渐认识到：单靠教育，不能救国；要救国， 只有革命；要改革，只有找共产党。因此，他下定决心找党，经过 半年多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党的关系。他接受党的分配，参加鲁迅 的治丧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做地下工作。1937 年，董纯才在党的安 263 2020 年整理版 排下到延安。1938 年春，他经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他 的《八十行》一诗有这样的诗句，描述了他当年的心情： 摸黑路，路难行，有谁知我个中情。 抬望眼，北辰明，极星指引踏征程。 千山万水风涛险，惨节严霜跋涉行。 1938 年 10 月，董纯才到达延安不久，中央组织部分配他在陕 甘宁边区教育厅工作，徐老（徐特立同志）当时担任厅长，叫董老 同住一起，徐老和他的警卫员、董老三人同住一个炕上，同在一起 吃饭。他们经常聊天，徐老讲长征的故事，讲教育问题，徐老讲话 中有很多真知灼见，使董老很受教益。有一天，毛主席亲自到教育 厅看董纯才，使他感到非常兴奋和光荣。就在徐老的房间，毛主席 同他、徐老、陈正人同志一起谈话。这是董老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也是他终身难忘的有意的事。1938 年 12 月，党中央派徐老回湖南， 任驻湖办事处主要负责人。陈正人继任边区教育厅厅长。任命柯柏 年、董老为编审科正副科长。小学语文课本没有编，董自告奋勇承 担这个任务。1938 年初，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文协，董被选为常委， 分工负责管科学工作，发起组织了延安国防科社。编完语文后，又 接着编写农民识字课本。 1938 年上半年，董老又与刘御同志编了《边区儿童》和《边区 教师》小报，他先后写信给毛主席，请他题辞。毛主席立即为这两 个小报亲笔题辞，前者是“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 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 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后者题辞是：“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 1939 年 7 月，董老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副校长。周扬 同志兼校长。到边师后，他首先为学校拟定了规章制度，明确规定 了边师的任务、课程设置、学校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等。同时响 264 2020 年整理版 应毛主席的号召，边师开展了生产运动、开荒四百亩。 1941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材编辑处，由董老负责，继续编写小 学语文课本。不久，中央研究室任命董老为研究员，编写《边师的 一年》。 1942 年 2 月，董老被任命为中宣部国民教育科副科长（科长由 副部长李维汉同志兼任）。这时党中央已决定整风。董老联系实际， 写了《儿童教育中的主观主义》、《儿童节随笔》、《论国民教育 的改造》、《怎样以反对党八股的精神编教材》和《论学生自治问 题》等文章，先后都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1943 年，董老被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国民教育科科长，写了 《介绍初级文化课》。 1942 年至 1943 年，董老应《解放日报》约稿，先后写了科学 小品《一碗生水的故事》、《马兰纸》、《栓谷虫》、《人和鼠疫 的战争》、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944 年，董老花了一年时间编 写成《陕甘宁边区简史》，由于写得深，改为干部读物。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董老响应党中央“让开大路， 占领两厢”的战略号召，报名去东北开展革命。11 月担任赴东北第 五大队总支书记，率队离开延安，1946 年６月到达哈尔滨，担任东 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兼教材编审委员主任。后任东北教育 委员会代副主任、东北人民教育部副部长（部长为车向忱同志）、 党组书记、东北教育行政学院院长等职。董老在东北工作期间，深 入调查研究，亲自编写语文课教材。曾先后四次参加或主持召开教 育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他提出教育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消除伪 满时期遗留下来的影响；教育必须为革命战争、生产建设服务；及 时纠正了在学校里排斥地富子弟师生的“左”的倾向。1948 年东北 全境解放，他提出教育要转向学文化，办新型正规化学校。培养建 265 2020 年整理版 设人才。1951 年，董老参加赴东欧六国教育考察团，历时半年。 1952 年，董老调北京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中央 教育行政学院院长。他遵照中央领导对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 制订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方针、政策，整顿小学教育；研究中学 教育培养目标，确定中学为高等学校培养合格生源和供应国家生产 建设新生力量的双重任务；提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改进教学工作 与改进体育卫生三个方面来提高质量。1954 年董老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题为《为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成员而努力》的文章， 在教育战线上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董老 的主持下，教育部于 1961 年起草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 “文革”期间，董老受到摧残和迫害。 董老是我国老一辈科普作家。他始终把科学普及工作当作教育 工作的重要环节。他不仅是科学文艺的倡导者，而且也是创作科学 文艺作品的带头人，50 多年来，他的科普著译作品达二百多万字。 他大力倡导科普作者要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一要写我国自 己的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创造到现代的科学技 术的成就，都可以写，特别是建国后我国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方 面的许多辉煌成就，如治水、治山、治碱、造桥、人造卫星等等， 都是很好的题材。二要用民族的形式写作。这不仅是指用本民族的 语言，更重要的是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 文学体裁来创作。科学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就是人民群众要求 的科普文艺作品。这样的作品才有艺术感染力，这就要以辩证唯物 主义思想指导写作，把科学与文艺结合起来，用民族形式写作现代 先进科学技术，用以武装工农大众和青少年，促进生产现代化。 粉碎“四人帮”后，董老继续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教育部 266 2020 年整理版 顾问。1978 年 7 月，中央科学研究所成立，他担任所长，他亲自到 辽宁、上海等省、市农村调查，写出《发展农村教育的建议》，根 据实验的结果，又写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一书。 董老在晚年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组织教育专家编写《中国革命 根据地教育史》，亲自担任主编和撰写。他逝世前三天，还写信给 有关同志，对如何写好这部书稿提出意见和嘱托。 1990 年 5 月 22 日，董老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 85 岁。 （2002 年月于北京） 267 2020 年整理版 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冯宾符 郑芳龙 1946 年 7 月,冯宾符（左）、郑森禹、乔冠华在上海。 冯宾符，又名仲足，浙江诸暨人。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最早成 员之一，是国际问题专家，曾任民进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北 京市委会主任委员，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 次出国访问、参加人民外交方面的活动，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 少年时代冯宾符在进步亲友的启发下，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敬仰 感情。后来他在上海澄衷中学上学时，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遭到开 除处分。1932 年，他从宁波到上海，进《东方杂志》编辑部工作。 在这里，他遇上了我国进步出版事业奠基人之一的胡愈之。胡愈之 268 2020 年整理版 是《东方杂志》主编，他不仅教育冯宾符如何做好编辑出版工作， 而且身体力行指引青年人走正确的人生道路。在这个岗位上，冯宾 符有机会向鲁迅求教，还接触到不少文化界进步人士。（解放初期 我在宾符同志的寓所见到过鲁迅先生亲笔书写给宾符同志的书法作 品。） 1934 年，胡愈之等人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冯宾符毫不迟 疑地跨入这个园地，从写些小文章起步，在实践中积累有关知识和 锻炼分析形势的能力，写出了一篇篇有分量的政治论文，成为《世 界知识》的得力骨干。 三十年代是国际风云突变、我国人民救亡图存的伟大时代。冯 宾符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活动。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 《世界知识》杂志被迫撤离上海，先后迁到武汉、广州、香港出版。 冯宾符留在上海，参与了地下党领导的一些报刊的编辑工作。这些 报刊千方百计冲破敌人的新闻封锁，从侧面报道形势真相，鼓舞人 民对抗战的信心。他也是埃德加·斯诺著作《西行漫记》的译者之 一。当时，冯宾符还先后在上海麦伦中学和储能中学任教师，他着 重启发青年学生的爱国思想。对一些要求进步的学生，他用个别交 谈和介绍阅读进步书籍等方式，引导他们走革命的道路。1944 年， 他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被日寇宪兵队逮捕。他坚贞不屈，保持 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冯宾符身处沦陷区，过着艰难的日子，但没有 停止过战斗。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 政策，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从 1945 年 9 月到 1947 年 5 月，冯宾符先后担任上海《联合日报》总编辑和《联 合晚报》主笔，他和其他同志一起，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巧妙地 报导时局真相，撰写了大量立场鲜明、文字精练的文章，揭露了国 269 2020 年整理版 民党伪和平、真独裁的阴谋，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经过冯宾符 和金仲华、王德鹏等同志的共同努力，1945 年 12 月，《世界知识》 复刊，由冯宾符主持编辑工作。他以惊人的意志的坚强的事业心克 服重重困难，埋头苦干。他上午在《联合晚报》写社论，下午到《世 界知识》社编辑稿件，还要挤出时间参加争取民主等社会活动。特 别是民进的活动他总是积极参加，经常陪同周建人同志参加集会， 有时会上作出决定发表声明或宣言，他经常被推为撰稿者或文件起 草参与者。他十分重视民进的创建和发展，像著名翻译家董秋斯和 张明养等同志，都是他介绍加入民进的。 冯宾符是 194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后，他更自觉地为团 结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 线作出了贡献，他主编的《世界知识》也越办越好。上海解放前夕， 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事业，1949 年 3 月，《世界知识》 被“勒令永久停刊”。冯宾符迅速转入地下，联系一批进步的文化 界人士，准备迎接解放。1949 年 5 月，在人民解放军刚解放上海的 时刻，市民们争相传阅一份欢庆解放和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的《上海 人民报》，就是地下党把主编这份临时报纸的任务交给冯宾符的。 解放后，《世界知识》在冯宾符的主持下迅速复刊。1949 年， 适逢《世界知识》创刊 15 周年，周恩来总理亲笔为之题词，这对 冯宾符和广大读者、作者、编者都是极大的鼓舞。1950 年，《世界 知识》迁北京出版，冯宾符继续担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 编辑。在他的领导下，《世界知识》发展很快，编辑力量不断充实， 编辑水平不断提高。除定期出版《世界知识》外，还出版各种国际 问题书刊和年鉴、辞典等工具书。此外，冯宾符除定期在外交部上 班外，还担任一些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社会活动频繁。在民进中央， 他具体主管重要文件的审稿工作和宣传部门的工作，一度兼任民进 270 2020 年整理版 北京市委会主委后，活动更加繁忙，但他总是兢兢业业，工作认真 负责，一丝不苟，谦虚谨慎，经常日以继夜，力争完成任务。 “文革”期间，《世界知识》遭到诬蔑和诽谤，冯宾符衰弱的 身躯也遭到残酷的精神折磨，病危时宦乡同志代表外交部党组特地 到医院去看望他，当众宣布冯宾符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是好同志。 这使冯宾符和他的亲友们感到莫大的欣慰。 1966 年 11 月 30 日，年仅 52 岁的冯宾符同志病逝在北京医院。 （2002 年月于北京） 271 2020 年整理版 怀念贾祖璋先生 尤廉 题记：2001 年 9 月 24 日是我国著名科普作家、福建省民进组 织的创建者贾祖璋先生诞辰 100 周年。是日，福建省科协特召开了 纪念会暨《贾祖璋全集》首发式。我作为《全集》的编者之一、作 为民进的一名老会员（80 年代初，贾老就是我的入会介绍人），心 情无比激动，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贾祖璋”这名字很早就印入我的脑海里。记得解放初期（1950 年），我在初中时，读的《生物学》课本编著者就是贾祖璋。那时， 自然不会想到三十年后（1980 年），我有机会亲聆他的教诲，能作 272 2020 年整理版 为他的作品的责任编辑。所以，当我第一次同黄岑同志一道去登门 拜访，在我面前出现这位心仪已久的慈祥的长者时，令人感到非常 亲切，非常高兴。 1980 年，我刚到福建科技出版社工作不久，就参与筹办《科学 与文化》杂志。贾祖璋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科普作家，又是一位老编 辑家，我们要办科普杂志，他自然是最好的顾问、导师。从选定刊 名、刊物的编辑方针，到策划创刊号，设定栏目……都去请教贾老， 也都是在贾老的细心指导下，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刊物创办后，贾 老不但经常给我们写稿、帮我们组稿，还每期为刊物终审。在人们 的印象中，贾老平时似乎言语不多，但我每次送稿件到他家时，谈 起刊物，谈起稿件，他的话就会多起来。情绪也特别好，有时谈着 谈着都过了吃饭时间，贾老往往留我坐下浅饮两小杯白酒，边饮边 谈，他就更加神采飞扬了。 1984 年春，福建科技出版社又创办了一个新刊物《花鸟世界》， 让我当主编。其实在这方面我是门外汉，既不会种花养鸟，连这方 面的基本知识也缺乏。我之所以很乐意揽下这份活来干，主要是因 为有贾老做我的“坚强后盾”，我的胆子就壮起来了。创刊时，我 原是请贾老写一篇“发刊辞”，他客气地推辞了，老是说：“还是 你写好，你写好。”没办法，后来我请天津的一位当记者的朋友代 表编辑部到冰心先生家作一次专访，把专访录音带整理了一篇《冰 心谈〈花鸟世界〉》，作为“代发刊辞”发表了。贾老看了很满意。 在创刊号上，我们还组了一批文学界、科普界名家——秦牧、郭风、 高士其等的佳作发表，并给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辟个专栏《红楼 花卉谈》，贾老看了连连鼓励我：“第一炮就打响了，很好!”他的 话使我信心倍增。 从创刊号开始，贾老几乎每期都给我们刊物写文章。1985 年初， 273 2020 年整理版 他写了篇《紫花齐哆（chǐ）迎朝爽》交给我，这篇文章是写牵牛花 的，文题原来是叶圣陶先生的一句诗。文章开头写道：“1971 年叶 圣翁来信，附《小庭花事》诗五首，其中一首是吟牵牛花的：‘卷 蔓缘升日逾尺，层层密叶失西墙。紫花齐哆迎朝爽，贻我牵牛怀祖 璋。’”1971 年是“文革”时期，贾老被迫离开北京，投奔下放到 平和山区坂仔乡的长子贾柏松处。世情险恶，身处逆境，但他仍然 坚持读书、观察大自然，还寄了牵牛花籽给叶圣翁。1975 年，叶圣 翁回寄了一种“粉红色牵牛花种子”给贾老，他载种后，“所见的 花，花冠皱褶，有的分裂成二三瓣，呈复瓣状，极美丽，原来是一 个优良品种”。那天，贾老交给我文稿时，也送了几颗“优良品种” 给我。我回家后立即种在阳台的花盆里，果然不久，就出现了“卷 蔓缘升日逾尺，层层密叶失西墙”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观。牵牛花 本是野生的，在乡村篱落间常见，但野生牵牛花小，色彩单调。而 贾老送我的是大牵牛花，且一株会开出几种不同色彩的花，实在漂 亮。过了几天，贾老又复印一篇梅兰芳回忆他养牵牛花的文章给我， 据说梅先生特别喜爱牵牛花那种色彩，常常参照其花色来设计京剧 的某种服装色调。十多年来，我搬了三次家，阳台上的花变来变去， 惟独贾老送我的牵牛花是“保留品种”（每年都有留种），直到今 天，它仍然“层层密叶失西墙”，仍然“紫花齐哆迎朝爽”。 1987 年秋，贾老把近年撰写的有关花卉题材的文章和少数同类 旧作，编成一集，交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书 稿，作者以科学小品的体裁，描绘了绚丽多彩的花的世界，特别对 我国十大名花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把丰富的科学知识、历史知识 和文学知识融为一体，其中不少作品不但是公认的科普名篇佳作，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例如在《兰和兰花》一文中，他说： 一般讲到兰花，总要引用《易经》“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离 274 2020 年整理版 骚》“纫秋兰以为佩”、“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以 及“国香”、“王者香”等等旧记载来称誉它，并用以说明兰花观 赏栽培历史的悠久。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是把现在“兰花”与古代 所说的“兰”混为一谈了。古代的兰，有兰草、蕙草和泽兰三种， 都是菊科植物，并不是现在普遍栽培的兰科植物的兰花。在《葵和 向日葵》一篇中，作者又指出：现在说的向日葵也不是我国古代所 说的葵。葵是锦葵科植物，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蔬菜，习称葵菜； 而向日葵是菊科植物，原产美洲，17 世纪初期才输入我国，在此之 前，有关葵的种种记载，可以说都与它无关。但是，在旧《辞源》 以及《现代汉语辞典》、《辞海》等工具书中对葵和向日葵都存在 解释错误或不全面的地方。 贾老做学问的态度是极为认真的。我在责编这部书稿时，读到 他在《银花香雪海》一文中考订古今玉兰、木兰、木笔、辛夷等植 物的名实异同，他提到：“木兰究竟是一种什么植物，尚难确指。 如果中药铺里尚有木兰这一味中药，那就可以依据实物或调查产地 来确定它的名称。”据我了解，中药铺里没有“木兰”这味药，我 查了《中华大辞典》，“木兰”条下的注释，指的就是辛夷，也就 是木笔，花和皮均可入药。我和贾老谈起这个情况，他说：“那很 可能木兰只是一个植物科属的总名称（玉兰和木笔都是木兰科木兰 属植物），并没有实指某一种具体的植物。” 贾老，这样一位著名学者，却从来不摆什么架子，和他交谈， 真有如坐春风之感。编他的稿子，可以说一点精神压力都没有，你 随时可以向他求教，他总孜孜不倦地回答这个问题，探讨那个问题， 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增长了许多许多知识。 贾老道德文章，人所共仰。但他却常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就 是靠读点书。这当然是过谦之辞，但也是实话。即使在他病重住院， 275 2020 年整理版 炎夏酷暑天气，一个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仍然手不释卷，病榻上 总放着一大叠书报，其中有一本厚厚的书，是黄寿祺教授编的周易 论文集，他从来不把读书当作消闲，而是时时刻刻在做学问。记得 那天我顺便谈起在书店见到叶灵凤的三卷《读书随笔》，贾老兴奋 起来，嘱我帮他买来，并说：“叶灵凤是学美术的，但大家还是把 他看作文学家。”过了两天，也就是星期三晚上，我就买了这三本 书给贾老送去。我见他面朝窗口侧身躺着休息，本来不敢惊动他， 不料他已经坐了起来，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接过书端详着，脸上 绽开了满意的笑容（我听柏松说，贾老直到病危之日——即星期六， 仍在看这三本书）。但我觉得这一天贾老气色不太好，脸上颇有倦 意，便说了声：“贾老，您休息吧，我过几天再来看您!”就离开了 病房，不料这次竟成了我和贾老的永别! 作为一位“创龄”长达六十年的老科普作家，贾老一生写下的 作品不算太多，但质量是上乘的。大家都知道，他的不少名篇佳作 一直被作为科普创作的经典范文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或大学教材，哺 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在贾老辞世之后，我们想到对他的最好的 纪念，便是编一部能够反映他创作全貌的文集。1992 年，在福建教 育出版社的支持下，我和贾柏松、韩仁煦先生一起编了一套三卷本 的《贾祖璋科普文集》。1997 年，我在策划编辑“中国科学小品名 家名作丛书”时，也为贾老编一册小品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算是对他逝世十周年的纪念。2001 年是贾祖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福建科技出版社又及时出版了五卷本的《贾祖璋全集》，这实在是 一桩让逝者与生者同感欣慰、让广大读者受益不浅的事。我作为《全 集》编者之一，在参加省科协举办的纪念会和首发式时，心情无比 激动，凑成四句以志之： 花鸟鱼虫著鸿篇， 276 2020 年整理版 留与后人仔细研。 愧我才疏叨雅爱， 三生有幸结忘年。 摘自《民主》2002 年月第 3 期 277 2020 年整理版 顾颉刚在 1958 年 张锡金 顾颉刚 1893 年生于江苏苏州一个读书人家。1920 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后留校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生涯。 278 2020 年整理版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 了极大的解放。1923 年初，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之一的钱玄同写信 给顾颉刚，希望读到“离经叛道”、“非圣无法”方面的文章。这 封信促使顾颉刚在同年 5 月的《读书杂志》第 9 期上发表了《与钱 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 的中国古史”这一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假说。顾颉刚在写给钱玄同 的信中，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作了初步的论述。“层 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顾颉刚在研究实践中对古史的思考与见 解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化的表述，也是他从事古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思 想。 1926 年顾颉刚以《古史辩》第一册为题，结集出版了辨论古史 方面的论文，这也是对自己治学方面“疑辨”特点的肯定。后来， 他又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主持、编辑出版了《古史辨》第二、 三、四、五、六、七册。这些著作的出版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重要的地位。1948 年 3 月在中 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上，顾颉刚当选为人文组的院士。 解放初，顾颉刚在上海诚明文学皖、上海学院和复旦大学等高 校工作。 运动初期写检讨约 10 万言 新中国的诞生给千百万知识分子命运揭开了新的一页。从旧社 会过来的一大批学者无不欢呼。 他们从切身的现实生活中感到国家、 民族的兴旺有了希望，纷纷对新政权表示认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 党的号召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2 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运动，顾颉刚在上海参加运动。正当顾颉刚响应号召在做自我 279 2020 年整理版 批判的时候，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 3 期发表了古史辨派的两 位成员写的两篇批判他的文章。文章发表后，顾颉刚在日记中说： 对于他“均给予无情之打击”。但是，胸襟宽阔的顾颉刚对于批判 他的行为表示能够理解， “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 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顾 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2 页） 解放后，北京有关方面多次邀请顾颉刚来京工作。1954 年 8 月 他离开上海赴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一所研究员。 1957 年，顾颉刚约有 9 个月时间是在病中度过的。科学院内的 反右派斗争激烈，“官不扰病人”，这也许是他能在反右派运动中 没再蒙受多大苦难原因之一。但是，中国的政治运动并没有终止。 这年初，全国就敲响了拔白旗、插红旗的锣鼓。 1958 年 2 月上旬，顾颉刚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 和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他被推选为成员之一。3 月 10 日，陈伯达 在科学规划会议上发表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这个讲 话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有多大，至今还难以做 出恰当的评估。陈伯达说：“在全国解放后，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想逃避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活，把自己藏到‘三代’ 的角落中去，把‘三代’当作‘象牙之塔’。这当然不是无产阶级 的风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风气。”顾颉刚搞的是古代历史，既然 要“薄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批学者进 行批判了，迫使他们转向研究现代史，这样顾颉刚自然在劫难逃。 从 2 月起，顾颉刚参加整风运动，一面是任职单位的历史所， 一面是民进组织。在整风期间，大会小会接连不断，逢会必须联系 自己的历史，挖掘思想根源。3 月初，顾颉刚在民进北京市委全体 委员自我改造与跃进大会上发言。顾颉刚在民进会议期间写出的交 280 2020 年整理版 心资料及检讨书约 10 万言，这还并不包括在历史所写的大字报和 检讨书。在拔白旗运动中，说话的自由是受一定的规则制约的。你 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这是你的权利，但是，这一点 没法做到。如果你不发言，被认为是故作镇定，是用沉默表示不满 意，是对运动的抗拒，也是一种对抗运动的方式。这让顾颉刚左右 为难。 自称“兴趣主义” 拔白旗的形势迫使每一个人表示自己的立场、态度，是属于红 旗还是白旗之列？顾颉刚也像一些老学者一样，不得不在一些会议 上发表讲话、文章，表示对运动的拥护。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待我辈自旧社会来，不能无旧社会之习气，非施改革则步伐不齐， 是以不惜用严厉之手段以为教育。”在“交心”会上，顾颉刚对自 己的个人主义做了检查，“予自谓平生谨小慎微，道德甚好，且尽 量帮助别人，自己生活并不要求享受，亦说不上个人主义”，经过 与会者的启发，他思想发生斗争，内心非常痛苦。这种难言之痛苦， 只能在日记中宣泄。他在 4 月 28 日日记中写道：“我想出我有甚 大之名心，即不欲出小风头而要出大风头，不欲一时出风头而要永 久出风头，成若干不朽著作。然谓予有利心，则尚未挖出。”他在 交心材料《我和党的关系》中说：“说我个人主义，也对，因为我 一生的工作目标是研究学问，而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爱好，即是兴 趣主义。我要不受任何人的管束，藏在一处清静地方独个儿干，或 组织了一批同道的人一块儿干。有人了解我，有人需要我，我是这 样做；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需要我，我还是这样做；因为我知道 科学的范围远远广大于实际应用的需要，所以我从来不问我所工作 281 2020 年整理版 的有没有市场。为了有这样的欲望，所以一生所希求的只是充裕的 时间和最低限度的经济力量。如果衣食不成问题，时间又可自由支 配，那就一切满足。”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强调应该把一切“白旗” 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这个文件把全国的拔 白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拔白旗的一派声浪中，顾颉刚又成了众 矢之的。吴泽、袁英光在《历史教学问题》第 10 期上发表的《古 史辨派史学思想批判》文章中，提出历史学界要拔掉顾颉刚这面白 旗，认为：古史辨派“对当时的史学界起过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 一直到今天在史学界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影响不清除，史学 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白旗不拔掉，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的红旗是无 法插上的。”文章从古史辨派的思想来源分析入手，批判的锋芒直 指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这一主要的古史观点。文 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贯彻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包 括整理史料和考订古书真伪在内，唯心主义历史观是不可能整理好 资料的”。古史辨派“主张整理史料用实验主义方法和所谓层累地 造成的古史演变观点，研究思想制度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极端荒 谬的说法”，是反对唯物史观的表现。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古史辨派 发生了由“疑古”向“信古”的转变，这“不是进步，而是一个倒 退”。文章作出政治性结论，“曾在中国古史研究阵地上活跃一时 的‘古史辨派’，虽然也替当时的历史研究做了一些整理史料的工 作，但他们所宣扬的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史学思想，是极端反 动的”。尤其是吴、袁文章还认为，古史辨派虽承受了传统的疑古 辨伪精神，但主要是接受“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 法”，“承受了买办资产阶级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史学方法”。 282 2020 年整理版 与胡适关系非同一般 须要提及的是，许多批判文章都提到了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 把顾颉刚与胡适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目的在于从政治上将顾颉刚 划入白旗的范围。当然，顾与胡适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不应回避 的历史。在顾颉刚的治学道路上，胡适确实起到了－定的作用。 1917 年，胡适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为北大颇 为年轻的教授。顾颉刚是哲学系学生。胡、顾两人在年龄上相差不 大，但在讨论学术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教学相长的师友关系。顾颉刚 从北大毕业后，生活比较困难，胡适曾给予接济，使顾颉刚能够集 中精力研究学问。他在“《古史辨》·自序”中说：如不是亲从适 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亲近的学问 乃是史学，如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 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 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快速。 1926 年 9 月胡适在《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中，在论及顾颉刚的《古 史辨》一书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 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 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 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现 代评论》第 4 卷第 92 期） 1955 年春，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起的批判唯心主义 运动，再次把批判胡适运动引向深入。3 月初，顾颉刚在中科院历 史组会议上发了言。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近来批判胡适历史 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 会上说个明白。”但他认为，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 283 2020 年整理版 它以书籍为主体，要彻底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要 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离不开考据学。考据的目的在于求真，纵使从 事这种工作的人无反封建之主观愿望，而其工作之客观效果必使封 建统治者篡改历史的目的暴露出来，无以实现。因而可以说考据学 是反封建的。早在 1951 年，顾颉刚在“自传”中就说，我们所做 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 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 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近 人常常扬彼抑此，其实，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自能彼此释 然。但是，在这次历史组会议上与会者认为考据学是为封建统治者 服务的。会后，顾颉刚因为“发言不当”，他被迫作了检讨。同时， 还因这样的观点在 3 月的统战部批判会上受到更为激烈的批判。 来自学术性以外的压力 中国学术界发生的一些事，并非是从学术角度可以说清楚的。 其间夹杂着许多非学术的东西。顾颉刚被作为一面白旗受到批判， 也与历史所的某领导有一定的关系。建国前，北京是顾颉刚工作多 年的地方，一些朋友、学生都在文化界工作。但是，政治形势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使他心情始终不能畅快。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一所 所长为郭沫若，郭由于兼职很多，公务缠身，无时间顾及历史所这 一边工作，因此，所里的具体工作，实际上由这位领导全面主持。 1954 年 9 月顾颉刚拟出了“顾颉刚工作计划”，分为编辑考订、 研究专著与论文、笔记三部分，交给这位领导审查。9 月下旬至 10 月，顾颉刚又将整理出的积稿，亦交与这位领导看，均不见回答。 到了 11 月下旬，顾颉刚到这位领导办公室取回，才知道这位领导竟 284 2020 年整理版 连看也没有看。相反，他对顾颉刚以往几十年的工作只评为“大而 无当”，因而使顾颉刚感到郁郁不乐。顾颉刚在 1958 年 12 月写的 自我批判中说：“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 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屋子安放，我非常感激政府对我的 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这位领导“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 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 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 科学院历史所在批判个人主义的时候，会上许多人为这位领导 与顾颉刚之间的不和问题向顾颉刚提意见，他无奈地说：“我是立 场有问题，他是作风有问题，我不该用了原封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来反对他的无产阶级的有问题的作风。”（《我和党的关系》）“我 当时只用了旧社会的排挤倾轧的眼光来看他，以为他损伤了学术研 究的尊严，因此要和他拼一下，这是我的觉悟程度的不够。”（《从 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 一篇发言稿写了四次 1958 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顾颉刚出席民进四届三中全会 及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作了大会发言。现实的形 势就摆在面前，他为自己的发言内容颇为踌躇。在 l2 月 4 日的日记 中他写道： “一篇发言稿写了四次，今日略定，甚矣江郎之才尽也。 ” l2 月 18 日，《光明日报》登出了顾颉刚在大会上发言摘要，题为 《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出，名义上是他自 由地发言，实际上是迫使他作检讨。在这份检讨里，可以读到下面 的话：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旧知识分子。说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 285 2020 年整理版 子’其实是高看了我，应该称我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才 合适。我生在一个陈旧的家庭，又进了十几年的私塾，规行矩步， 四书五经，封建思想的根基打得既深且透。后来读了梁启超的《新 民丛报》才孕育了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进了北京大学，又接受了 胡适的所谓‘科学方法’（实际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庸俗化）来整理 国故；于是我才部分转化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现在分析我 自己的思想，封建主义表现在我的立身行事上，资本主义表现在我 的学术研究上。几十年来老是以为学术工作和政治工作必当分之， 否则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结果方和圆都画不好。我自省绝没有政 治的才能而却有极高的学术兴趣，所以自己订了计划，集中精力向 脱离实际的纸上学问钻研进去。人家笑我是‘书呆子’，‘钻牛角 尖’，我一点不动心。” 这一年，顾颉刚 66 岁。 作为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历史学家， 即使是在被拔白旗的时候， 顾颉刚也不忘自己的使命，要为继承发扬中国的文化事业献出自己 的力量。因此，顾颉刚在受到不停顿的政治批判的时候，仍然坚持 研究学术问题。据资料记载，他 1 月下旬，作《“史记”校证工作 提纲》。8 月下旬，作《标点“史记”凡例》，12 月底，校点毕。 他在 12 月 29 日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今日《史记》三家注校点 毕工。四年工作，一旦完成，肩负为之一轻。”他从学术研究中获 得了一份乐趣，在强大的政治批判的阴影下，使那颗颤抖的心灵得 到了一点快慰。 陈毅说“想不到你有这种境遇” 社会在曲折中前进，时间对拔白旗运动作出了检验。1962 年 3 286 2020 年整理版 月，顾颉刚出席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他在小组 会上发言时，对历史所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说：“到京 8 年，历 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不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陈毅 听了他的发言后同情地说：“想不到你有这种境遇。”后来，在这 次会议上，顾颉刚听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 深受感动。在 3 月份日记中写道：“知我辈已脱‘资产阶级’之帽， 而将加‘无产阶级’之冕，数年来所受歧视当可随以解决矣。”又 说：“政府如此开诚，知识分子自可安心发挥所长，以裨于建设社 会主义……” “白旗”的帽子终于无声落地了，至此，顾颉刚总算能够松一 口气，可以把精力全部用于学术研究。 （本文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摘自《世纪》2001 年第 5 期 287 2020 年整理版 顾颉刚讲史笔记的两次重新发现 郑一奇 1993 年 5 月 7 日，在江南景色秀丽的苏州大学内正在召开“纪 念史学家顾颉刚诞生 100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 这位一辈子勤勤恳恳在史学园地上耕耘的史学大师受到了与会 者的高度评价。费孝通、钱伟长、雷洁琼、胡绳都作了很动情的讲 话。许多史学家回顾了顾老六十七年前，在“五四”时期民主与科 学思潮的推动下，以编集《古史辨》为发端，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史 学流派——古史辨派，在“五四”以后的史学论坛上起到了振聋发 288 2020 年整理版 聩的划时代作用。许多与会者还赞扬了顾老在古代史等方面的开拓 性功绩，讲述了他对许多后学者的提挈和教诲。海外的学者还报告 了顾老学术成就在海外的广泛影响和巨大声誉。 但是与会者也谈到一些憾事：顾老的著作还有许多未及整理出 版，顾老的故居仍未整理，更未陈列。许多当地年轻人围观参观者， 竟不知道顾颉刚是何许人了！ 一代史学大师，真的会被人们遗忘吗？历史的岁月，会不会磨 灭一位在史学园地上耕耘者的业绩呢？下面，我仅从顾老的讲史笔 记的两次重新发现和整理出版，来谈谈顾老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 顾老讲史笔记第一次被发现 1982 年秋，我正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室看稿子，突 然接到老社长朱语今打来的电话，说他的老战友何启君处，有一本 听顾颉刚先生讲史的笔记，让我们去看看，是否有整理出版的可能。 何启君是一位老干部，是创建青年团的前辈之一。1965 年冬至 1966 年春何启君曾在香山疗养，正巧顾老也在那儿养病，同住枫林 村。何启君年轻时酷爱史学，久仰顾老的学问、为人，这次他“没 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天天去向顾老“恭恭敬敬地请教”。于 是两人忘掉了“养病”的任务，把每天上午作为体育治疗的山间散 步，改为室内谈史，一直谈了近 20 天，记录下来，竟有 10 多万字。 两人还商定，以后把记录的笔记整理成一个小册子。但是不久史无 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被搁置起来。后 来这本笔记本还被当作“罪证”查抄走了，所幸的是，由于查抄者 看不懂其中的内容，只是在笔记本上划了不少问号，又退了回来。 到了 1982 年，也就是事隔 16 年之后，何启君在一位老朋友的 289 2020 年整理版 敦促下，动手把笔记整理出来。他想起他的老战友朱语今在出版社， 于是找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我仔细阅读这蓝皮笔记本时，看到 记述内容十分丰富，条理也很清楚，涉及到中国史学的许多方面和 相关学科。何启君回忆说：顾老讲时不用讲稿，也不用翻书，娓娓 道来，如数家珍。顾老是苏州人，他的北京话带有少许苏州乡音。 何启君听不清楚时，就请问顾老，顾老把听不清的字句，写在本子 上。 我看完后，建议何启君基本按讲史原貌整理，可用日记体记明 每次讲史的时间，并由何启君写点每次听讲时的情景。并提出整理 后送交一位老史学家审看一下，以免有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 本《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第一版终于在 1983 年，顾 老诞生 90 周年之际出版了。1983 年 11 月 14 日，我在《北京晚报》 上撰文首次报道了这本讲史笔记的发现和正式出版。不久《天津日 报》等报刊也先后发表书评予以评介。上海《文汇报》发表的顾云 深撰写的《学史指径》一文指出，这本书中涉及的问题“大都是学 习中国历史所应该了解的最基本问题，而同时也是最难以用简单通 俗的语言表达清楚的问题。然而顾先生凭仗其深厚扎实的学问功底 和高屋建瓴的雄阔气度，逐一论述，畅晓明白，浅显易懂。尽管不 是通俗读物，但全书处处闪烁着作者经年累月所形成的真知灼见。” “读此书使人涌起在读《歌德谈话录》时所具有那种感情，仿佛有 位年长的智者，正与你侃侃长谈。”这本书初版印行 15 万册，出 版不久，就售完了，读者反应是强烈的。香港三联书店得知本书出 版后，很快来信联系，要求同意在香港重印此书“以应急需”。1984 年 9 月香港重印了此书，并发行了 5000 册。香港版的封底上印上 了这样的话：“本书深入浅出，确实是一本史学入门书，嘉惠青年 学子不少。” 290 2020 年整理版 讲史笔记修订本的缘由 《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出版后，我收到了顾老的 助手王煦华的来信。他在信中说：这本书的出版对“编辑顾颉刚先 生的遗著和编写他的传记、年谱都有一定帮助”。信中还说，在他 们珍藏的顾老日记中，有多次提到这次讲史。据王煦华说，记录稿 中还有少量误记之处。他希望我抽空去看看《颉刚日程》，并商议 对这本讲史记录稿作些订正的工作。 在东四干面胡同顾老旧居的一间书房中，我第一次见到了王煦 华。书房四壁堆满了顾老留下的图书、手稿。我们在一张简陋的书 桌旁开始了谈话。王煦华当时 50 多岁了，早年是顾老的学生、助 手，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人员。他高兴地说，他们最 近又从顾老的遗物中找到了顾老在香山讲史的提纲。他说着拿出一 本小横格练习册，只见上面顾老用苍劲有力的钢笔字密密麻麻地写 下了这次讲史的大小标题。接着他又让我翻看了顾老用毛笔记下的 十几篇与这次讲史有关的日记。 看完这些材料后，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顾老这次讲史是有明 确的立意的。从这篇日记中，我看到这位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海内 外知名的老史学专家，是很重视这次讲史的。他虽然在北京医院动 手术不久，仍放弃了休息。他决心改变自己素有的观察分析问题的 方式，从对历史作“微观”的解剖，改作“宏观”的概述。在这次 讲史中，他要对自己的史学作一系统的概论，以达到为大众服务的 目的。顾老讲史非常认真，以致他有一天觉得“精神紧张，终日不 释。至夜竟服药三次”。顾老在这长的日记中还说：“我到此间， 竟似进一大学为历史讲师矣。”他是用很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 291 2020 年整理版 次讲史的。 王煦华同我交谈时，还谈到顾老生前一直非常重视史学普及。 特别是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先生为了反抗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曾表示“宁可迟几年发表” 学术成果，在北京创办了通俗读物编刊社。专门介绍了我国历史上 的民族英雄苏武等，还介绍了当时的抗战事迹如《二十九军大战喜 峰口》等，这些小册子一时影响很大。 王煦华指出第一版中错误不少，我当即商请王煦华对这本讲史 录作些订正的工作。1983 年 11 月顾老的夫人给何启君打了电话， 告知将有二位同志去看望他，不多时便来了两位素未谋面的客人。 一位是文文静静的顾潮，她是顾老的女儿；一位便是王煦华同志。 他们把抄得字迹工工整整的顾老日记的有关部分送给了何启君。 自 1966 年 1 月香山讲史后，何启君再未能见到顾老。仅过了 7 个月，“文革”就开始了，何启君被批斗，74 岁高龄的顾老在这年 8 月也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斗，还被抄 家。当时家人受惊吓，烧了三天信札、照片。顾老一生“所得他人 信札均不废弃”，“思保留一点论学者”。可惜的是这次劫难使得 民国以来与诸学者的通信也毁于烈火了。顾老还被迫去参加劳动， 写大量的交代材料，多次累得病倒了。1971 年是周恩来点将，毛泽 东批准，请顾老主持点校《二十四史》，顾老才得以解脱。1980 年 顾老不幸病逝，享年 87 岁。 王煦华以严谨治学态度和丰富的学识，投入了对这本书的订正 工作，他为了一个人名、书名多次查书核对，纠正了一些误记之处， 他还为本书增写了一些注释、按语。工作极为认真细致。在校订后 记中，王煦华抄录了《颉刚日程》中顾先生关于这次讲史的 26 处 日记，使这次讲史的时序有了可靠、准确的依据。他还为修订本提 292 2020 年整理版 供了 4 页插画，首次发表了顾老 1966 年在香山的照片，顾老讲史 的两段日记手迹，讲北京史的提纲手迹，讲哲学史时手写的篇目和 手绘的太极图。还发表了《左史辨自序》手稿一面，1925 年“五卅” 运动时编写的传单《伤心歌》的影印件。这些珍贵史料表明：顾老 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还是一位十分重视史学普及工作和对祖国、 民族兴亡有强烈责任感的爱国者。 1986 年 5 月《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修订本出版， 共印两次，达 76600 册。 这期间日本京都大学小仓芳彦和小岛晋治教授又与王煦华联系， 提议在日本出版日文译本。经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意，1987 年 1 月 20 日日本研文出版社出版了《顾颉刚口述：中国史学入门》。 顾老讲史笔记的第二次发现 自 1982 年发现顾老讲史笔记（一个蓝皮笔记本）后，时光又过 去了 10 年。到了 1992 年 7 月，这时何启君同志已 73 岁了。这年 夏天，北京特热，何老要去北戴河避暑，在收拾行装之时，顺便整 理了自己保存多年的一些老笔记本。忽然发现在一个褐色封皮的笔 记本中，有 95 页记录着 1965 年顾老讲史的内容。查看日期，这正 是顾颉刚日记中开始谈史的时间。这 95 页第一面记着“中华民族 来源，要打破两个错的概念……”即是顾颉刚日记中谈“中国民族 史概要”的开场白。这 95 页中，顾老讲了中国民族史概要，经书、 子书和战国古书等内容。这一发现使何启君老人兴奋极了，他立刻 打电话告诉我和王煦华，让我们分享这份喜悦，并打算在北戴河休 养期间，把这 95 页笔记整理出来。何老说：“为什么出了这些事？ 和‘文革’有关。我是 1965 年单独听讲的，1980 年才着手整理蓝 293 2020 年整理版 色笔记本，那时已忘记十多年前原是把听讲笔记先后录写在二个本 子上。是‘文革’之前所听所录，到‘文革’之后，才单单发现了 蓝皮本。又过了十多年，才新发现了褐色本。这一发现，就像偶然 看见了新宝藏。”我社又约请何启君整理、王煦华校订这一部分新 发现的讲史记录。终又为这本书增加了三万字的内容，全书达到 15 万字。1993 年在顾老诞生 100 周年之际这本《中国史学入门——顾 颉刚讲史录（增订本）》又付印了。两本笔记合璧生辉，反映了顾 老 1965 年 12 月至 1966 年 1 月讲史的全貌。台湾某出版公司得知 此新版出版，又与中青社联系，在台湾出版这本新书的繁体字本。 结语 在苏州大学召开的纪念会小组会上，我向与会者和顾老的亲人 报告了这本书的出版情况。何老因年事已高未去赴会。何老一生好 作日记、笔记，他说他有三本“难以忘却的珍贵的日记本”。一是 40 年代他在重庆红岩南方局工作时，周恩来讲党史的笔记本；二是 他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记叙延安亲历亲闻的笔记本；三是顾老香 山讲史的笔记本。前两个笔记可惜已经失去，唯有顾老香山讲史的 两个本子居然从“造反派”的手里又退还回来，“并且在我于‘文 革’之难死而复生之后”，又先后得以让它复活，“这是万分的侥 幸”。 这两个笔记本，分别在纪念顾老诞生 90 周年、100 周年先后出 版，也是十分地巧合。其实，它正好证明了一个必然：只要为中国 历史文化研究作过卓越贡献的人，后人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业绩的。 摘自《世纪》1994 年第 6 期 294 2020 年整理版 回忆尊师——刘震华 贾汝梅 尊敬的刘震华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的音容笑貌经常回 映在我的脑海中。 40 年前，我从河北医学院毕业后与同班 22 名同学一起留校分 到二院报到，当时分在外科 7 名学生中只有我一名是女生，而且二 院外科自 1958 年后五年没有收过女外科医生。我不喜欢干外科， 但是深知那个年代不服分配的严重后果，只好自认“倒霉”，硬着 头皮报到了。刘震华的名字早已闻名，但是真正与他见面还是在刘 老给留校学生开会时，我记得最清楚是刘老说：“在教学医院工作 打好基本功非常重要，要求你们五年内不要结婚，如果结了婚的五 年内不许生小孩……”那次会上是我第一次领教了刘老的严厉。刘 老啊！您可知道您的教诲既给了我勇气也给了我巨大的压力。使我 感到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责任的重大。生性好强的我，毕业后六年内 和男医生一样干，扎扎实实打好了外科基本功。记得当时正值开展 “门脉高压症”急症分流手术，我亲眼目睹了刘老不分昼夜地工作， 50 岁的人，充满活力。尤其是每周一次的查房，我们既盼又怕，由 于刘老要求得很严格，我们除了把病历和病人的各种检查准备好以 外，医生的仪表也非常注意，男医生必须把胡子刮干净，白大衣也 必须干净、整齐。由于刘老为人师表，大家都非常尊敬他。在那些 日子里，不分男女医生，都在刻苦钻研医术，谁也不甘落后。 1966 年，那场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之间大字报铺 295 2020 年整理版 天盖地而来，以刘老为首的学者们都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牛 鬼蛇神”、“反革命”等帽子，关进了“牛棚”。因为刘老是当时 最著名的学术权威，被批斗的次数也就最多、最凶，吃的苦受的罪 也最大。前臂被扭成骨折，天天挂牌劳动，昔日堂堂大教授却被罚 扫楼道、扫厕所。可是刘老还是那样认真地干活。在那种苦难的日 子里，有些学者忍受不了这种非人道的折磨而自杀。对于一个外科 医生，走自尽这条路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刘老对共产党坚信不移， 相信党会为他平反昭雪，所以他不但不那样做，而且还鼓励“牛棚” 中的同屋难友要坚强，要相信党。使这些难友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直到被“解放”，恢复了原来的工作。他们非常感激刘老，说如果 没有刘老，他们哪能看到今天。这是多么感人的事呀！在我心中油 然而生崇敬之心。可是那场浩劫中，对不起刘老的是我也参加过对 刘老的批判。作为“出身不好”的我，被污蔑为是刘老培养的“资 产阶级臭小姐”，批判不批判刘老被视为阶级立场问题、能否划清 界限的问题。我不能不违心地去发言批判刘老。每每想到此，我心 如刀割。 “四人帮”被粉碎后，刘老又出来主持外科工作，从来没有看 到他有一点埋怨和消极情绪，仍是那么积极、认真地工作。他首先 引进人才，重建心脏外科，创建河北省心脑血管研究所，并任所长， 1979 年他首次在河北省开展了心脏瓣膜置换术，在短短的 20 年里 成功地施行了 2260 例心脏外科手术，在河北省心脏外科史上创造 了新的记录。随着他出色的工作，荣誉桂冠也接踵而来，他又肩起 繁重的社会工作。可是刘老没有忘记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 要做好统战工作必须发展会员，创建支部。记得 1985 年 3 月的一 天下午，他亲自到门诊找我，建议我参加民进组织，并介绍了民进 的会史，让我考虑考虑。当时我对十年浩劫中民主党派成员大部分 296 2020 年整理版 被打成“牛鬼蛇神”挨批尚心有余悸，可是刘震华教授亲自推荐， 我怎敢驳老师的面子呢。真的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加入民进组 织。当年刘老就创建了二院支部，我被选为支部副主任。我认为人 生旅途中埋伏着许许多多的转折点， 加入民进是我人生中的大转折。 由于刘老的关心和支持，我们支部成员紧紧依靠院党委的领导，团 结、协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通过丰富 多彩的活动，支部生机勃勃，充满生机和凝聚力。从 1985 年二院 仅有刘老一名民进会员发展到今年已经拥有 56 名会员的大支部， 其中有高级职称的 38 名，占 67%。我们支部多次被民进中央、民 进省委、民进市委评为先进支部。1999 年 11 月 5 日，全国人大副 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来石家庄亲自参加了二院支部活动， 我代表支部向许主席作了汇报，当时刘老身体不好，拄着拐杖也来 参加这个会。 他听到许主席对我支部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非常高兴。 多年来，我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以满腔热情和奉献精神尽力 做好支部工作。因此，我深深体会到加入民进组织温暖了我孤独的 心，修复了多年来自卑感带来的精神创伤。了解我的人都说：“加 入民进后你人生之路走顺了……”的确是这样。民进组织给了我一 个可发展的空间，这能不感谢我的老师刘老吗？ 记得刘老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找我做过手术，这是刘老对我外科 技术的信任和肯定。在刘老最后住院的几个月里，我也是医院领导 专门为他成立的“专家治疗组”成员之一，专门负责他的营养支持 治疗。每次在病床前看望刘老时，他总是紧紧拉着我的手。从他的 眼睛里看到他对生活充满希望，渴望早日恢复健康。虽经专家组精 心研究，制定治疗方案，终因他的肌体多个脏器功能受损而于 2001 年 2 月 6 日与世长辞了。他的逝世使我痛失了一位尊重的师长。一 年之后，伴随着我对尊师的思念，写下这篇拙文寄托我的哀思。我 297 2020 年整理版 一定不辜负恩师对我的期望，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尊师的功德永 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尊敬的刘震华教授，安息吧！ 摘自《河北民进》2002 年第１期 298 2020 年整理版 立会为公 献身民主 ——陈秋安传略 郑耀泉 陈秋安（1889－1969），广东省南海市九江镇人。 陈秋安幼年依靠祖父母为生，4 岁进私塾就学，不久舍弃私塾 转考入九江小学，后又考入广州岭南中学，历 4 年后因美籍教员虐 待同学而参加罢课浪潮退学。退学后自费赴美入密歇根州立大学， 学政治经济，1915 年毕业返回祖国。 回国后，陈秋安组织广利洋行及广钜安矿务公司，经营进出口 贸易，在国内收集钨矿，直接运销欧美各国，经营了十年。最后不 堪外国商行操纵，在上海联合业内同行筹组合群公司，统一钨矿之 运销以对抗外商。 1928 年，当陈秋安尚未完全脱离广利洋行之时，便由该洋行副 总经理胡继贤介绍到南京铁道部，担任部购科委员会常务委员。历 半年，因不堪官长亲信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欺压而辞职。辞职居家不 久，胡继贤任广东省建设厅厅长，便邀请陈秋安担任建设厅主任秘 书。一年后，再度由胡继贤介绍，并应李宗仁的要求到广西任省财 厅主任秘书。后又担任广西政府顾问兼经济委员会总务组长。在此 期间，陈秋安致力于发展广西的对外贸易，担任广西贸易处驻香港 经理、广西贸易处副总经理。旋又应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之聘，参加 抗战时期的对外贸易工作，担任该委员会驻广西办事处主任职务， 负责由广西至越南经海防出口的国际运输及收购广西桐油。在广西 任职这段时间里，陈秋安目睹国民党政府内部日趋腐化，公务人员 悉染贪污，生活放纵，不禁大失所望。由于不满国民党政府机构的 299 2020 年整理版 污浊，愤然辞职后寄居香港。 香港沦陷一个月之后，陈秋安举家离去，经广州避难于广西梧 州，经营商业。抗战胜利后，他又携家眷返回广州，应岭南大学校 长李应霖之邀任岭南大学教授，讲授近代经济史。他对“红灰慈父” 钟荣光老校长非常景仰。他早年就阅读进步书刊，思想倾向进步， 其间更是激发起他的民主热情。美国善后救济总署曾多次邀请他任 职，均被他拒绝，后应越南华侨之聘，任益华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 一年后，辞去该职，与中山大学教授区其伟一起，创建其安化学工 业社。“其安”是以区其伟的“其”，陈秋安的“安”而命名的。 这间工厂生产冰片，据说当时中国生产冰片的厂家极少，只有两家。 1947 年，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群众运动，并对各民主党派公 开进行迫害，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民进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共产 党的帮助下，由上海到达香港。在此其间，陈秋安通过别人介绍， 先后认识了马叙伦、王绍鏊等人，并经常与马叙伦、王绍鏊、许涤 新、陈芦荻等往来。在他们的影响下，1948 年初，陈秋安加入中国 民主促进会。 广东是民进早期建立地方组织的省份之一。1948 年 6 月筹备建 立民进港九分会，孟秋江、司马文森、陈秋安、林伯子、王幸生、 梁园、梁纯夫、徐力衡（胡明树）、谢加因为第一届理事。民进港 九分会成立后，正值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 治摇摇欲坠，于是抓紧了对各地爱国民主运动的猖狂镇压。1948 年 底，马叙伦、王绍鏊离开香港，港九分会交由陈秋安负责。陈秋安 负责期间，香港局势非常紧张，他把港九分会成员名单和档案转移 到九龙牛池湾其安化学工业社内。在这段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民进总 部交给陈秋安五项任务：密切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在香港配 合各民主党派开展工作；团结、争取港穗两地文化、工商界自由职 300 2020 年整理版 业者及各阶层人士，开展各项反蒋爱国活动；利用香港建中商业学 校，争取进步学生；组织知识份子配合华南解放运动。为此，陈秋 安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 年 2 月 1 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发表告各地会员书， 他们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以虚伪的和平，蒙蔽伪统治区人民，造 成政治进攻之势，冀得片时喘息之机”，号召大家为全部实现毛主 席的八项和平条件而奋斗。2 月 25 日，陈秋安代表港九分会向民进 总部复函，汇报了港九分会的情况，并表示会员“均能了解〈真相〉 ， 不受蒙蔽”。1949 年 4 月，民进港九分会改称为民进华南分会。 广州解放不久，陈秋安即把其安化学工业社搬回广州，在丛桂 路开业，并改名为其安化工厂。家属也随之到了广州。而在香港的 部分华南分会的理事和会员陈芦荻、谢加因、梁纯夫、范兴登、胡 明树等也先后到达广州，继续以民进华南分会的名义开展工作。这 些同志经常到陈秋安家聚会，开展活动。 解放初期，陈秋安动员了不少人（包括他的两个儿子）从香港、 美国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来这些认错被划成“右派”，对陈 不免有所埋怨。但陈秋安认为动员他们回来是为党做了一件好事， 不计较亲友一时的误解。 1950 年 4 月，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陈秋安等 4 人代表民进华南分会出席了大会。陈秋安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在这 次大会上，陈秋安被推选为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1950 年 6 月，根据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会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在大 城市适当发展的决议精神，经民进中央同意，华南分会改为广州市 分会，并即进行筹备工作。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的积极支持 和帮助下，于同年 8 月 17 日，成立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 301 2020 年整理版 陈秋安任主任委员。陈秋安积极贯彻民进中央的决定，开展筹备工 作，到 1957 年间，已发展了工商界、教育界会员六七十人。在筹 备工作期间，陈秋安除了积极搞好组织建设之外，还组织会员学习 《共同纲领》，发动会员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 带动会员踊跃捐资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运动。1952 年 2 月，华南分会筹委会进行了改组，许崇清为筹委会主任委员，陈秋 安、陆向苍、李燮华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1953 年 2 月，民进广州 市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广州市第一届理事会，许崇 清任主任理事，陈秋安、李燮华为副主任理事。1955 年，广州市召 开第一届政协会议，陈秋安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1957 年 1 月，民 进广州市委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陈秋安当选为民进广州市委会 副主任委员。1958 年 12 月，民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 陈秋安为中央常委。1955－1962 年，陈秋安连任一、二、三届广州 市政协副主席。1962 年起，陈秋安担任广州市副市长。陈秋安还当 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工商 联主任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 陈秋安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经常说：共产党做事很 踏实，很细心，是真正做事情的，不像国民党那样马马虎虎。他认 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的 领导。紧跟共产党走是没有错的。 陈秋安很注意关怀和培养年轻的后辈， 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 他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他“以党为师，立会为公”思想十分明 确。他负责民进工作是兼职的，但对会务工作却十分认真。他参加 会务活动，交通费是自己掏腰包，他出差的差旅费也是由其安化工 厂支付。直到他去世，他都没有用过民进的一分钱。 陈秋安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利益。 302 2020 年整理版 他对中国共产党披肝沥胆，忠心耿耿，不愧是我们的楷模。 303 2020 年整理版 会史钩沉 民进的第一张选票和选举第一届理事会 304 2020 年整理版 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选举票 马叙伦 周煦良 唐 弢 宓逸群 林汉达 张纪元 徐相任 张凤举 徐伯昕 郑振铎 周建人 严景耀 王绍鏊 谢仁冰 高柯灵 冯少山 徐 彻 李玄伯 陈 慧 李平心 刘大杰 许广平 曹吉荪 赵朴初 雷洁琼 章蟾华 胡国城 曹梁厦 周予同 吴文祺 梅达君 陈巳生 朱绍文 姚文达 曹鸿翥 马木轩 杨心德 蒋天佐 金仲华 董秋斯 吴大琨 俞寰澄 万景光 傅 雷 兹选举右列名单中十一人（以△为记）为本会理事 选举人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月 日 305 2020 年整理版 在《民进会史展览》陈列室的展柜中，有一件珍贵的文物，就 是民进成立后的第一张选票，虽然纸已残破变色，但油印的候选人 姓名依然十分清晰，实际上就是民进第一批会员的名单。 1945 年 12 月 30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出 席会议的有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 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 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 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蟾华、胡国城等 26 人。大会做出四项 重要决议。其中第一项为“一致决议本此集会为本会的成立大会”； 第四项为“决定在理事会未选举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 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 三日以后，即 1946 年 1 月 2 日，民进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员 大会。出席会议 33 人，许广平、傅雷、曹鸿翥、董秋斯、蒋天佐、 朱绍文、张凤举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从第一张选票所列名单看，当 时共有会员 44 人，除了参加两次大会的 33 人之外，因故未参加会 议的还有周煦良、唐弢、郑振铎、曹吉荪、周予同、吴文祺、姚文 达、杨心德、金仲华、吴大琨、俞寰澄等 11 人。会议选举产生了由 马叙伦、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未出席会议）、曹梁 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少山、柯灵等 11 位理事，傅雷、 许广平、张凤举 3 位候补理事组成的民进第一届理事会。1 月 4 日， 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常 务理事。 一个月后，即 1946 年 2 月 3 日，民进在上海召开第三次会员 大会。建会一个多月，民进又增加了 24 名会员。大会未对理事会 做调整、补充，决定在理事会下设一处（秘书）三部（研究、联络、 出版）和若干委员会。 306 2020 年整理版 1946 年 3 月 17 日，民进召开第四次会员大会。大会决定理事 会由原来的 11 人增加到 15 人，增选许广平、梅达君、徐伯昕、谢 仁冰为理事，杨志义、宓逸群、雷洁琼、朱绍文为候补理事。3 月 22 日，改选后的理事会举行会议，推举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 林汉达、许广平为常务理事。决定理事会的下设机构为三处（秘书、 联络、宣传）三委员会（经济、出版、研究）。 至此，从民进成立到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完 善和补充，民进第一届理事会最后确定为常务理事五人：马叙伦、 王绍鏊、陈巳生、林汉达、许广平；理事 15 人：马叙伦、严景耀、 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 少山、柯灵、许广平、梅达君、徐伯昕、谢仁冰；候补理事 6 人： 傅雷、张凤举、杨志义、宓逸群、雷洁琼、朱绍文。 （民进中央研究室） 307 2020 年整理版 徐伯昕同志在《几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上的签注 编者按：1983 年 1 月 16 日，民进中央宣传部就《民 进会史（解放前部分）》初稿中尚不清楚的部分问题， 汇集成《几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请会中央领导审阅，民 进中央副主席在病榻上仔细审阅并批注了此份文件，给 民进组织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依据。编发这份文件， 即是对徐伯老的怀念，也是落实会中央领导关于“抢救 会史、研究会史”的指示精神，希望引起更多的会员开 展对民进会史的学习和研究。 就我所能记忆的签注在上面，供你们参考。有些不太具体，可 以进一步调查，如港九分会可向梁园了解，或请广州的同志写专题 材料。 徐 83、1、19、 几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关于“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即“自由保障会”） 据民进 46 年 2 月—3 月的理事会记录，理事会曾多次讨论参加 “自由保障会”的问题。46 年 3 月 17 日，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做 出了参加“自由保障会”的决议。可以肯定民进确是参加该组织了， 但现有以下几点不清楚： 1、“自由保障会”是谁组建的，性质如何？ 308 2020 年整理版 据《文汇报》46 年 2 月 12 日报道，自由保障会是由民进、民 建、民盟、救国会等决议筹建并由民进为召集人；但民进理事会记 录称该会是由陶百川筹建的，并说我会要与陶协商参加该会并成立 “自由保障会上海分会”事宜。“自由保障会”究竟是谁筹建的， 陶百川是什么样人，我们和他关系如何？ 2、“自由保障会”是否正式成立或仅是拟议中事？ 据《文汇报》46 年 5 月 6 日报道上海人民团体会成立的消息时 称，“大会另行组织成立了上海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但同报 5 月 13 日又报道“决定自由保障委员会另行成立，应慎重考虑后再 行决定，并推王却尘、沈志远、闵刚侯、彭文应、沙千里五人负责 计划及筹备”，这两条消息互相矛盾，究竟成立了没有？ 3、 该组织成立后有过什么活动？其作用表现在何处？应作如何 评价？ 徐伯昕同志签注（以下简称徐）： 陶百川是国民党人， 我们如何会和他协商并参加陶建立的组织。 这个会的筹建可能有上述过程，最后决定应慎重考虑，并推王、 沈、闵、彭、沙五人负责，但没有成立，可能接近事实。 二、关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1、发起者问题：据当时《文汇报》和我民进理事会记录看，该 组织最原始的发起单位是民进、民建、职教社、救国会、民盟等六 党社团，具体负责是我民进，马叙伦为该组织筹备委员会召集人。 而据周建老回忆，该组织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和筹组的。当时的关 系和内幕究竟如何？该组织的发起者如何表达？该团体的具体组织 者民进的作用该如何表达？作何种恰当评价？ 309 2020 年整理版 2、成立情况：据理事会 46 年 3 月-4 月会议记录，上海人民团 体联合会的成立大会曾几次推迟，最早定于四月十四日召开，后推 至四月二十一日，最后在五月五日召开，两次推迟的原因是什么？ 又：在成立大会时参加联合会的团体单位究竟有多少？有回忆 四十七个，有说六十八个，而当天《文汇报》则说五十二个。孰是？ 徐：上海人团联的成立，应该说是在党的领导或推动下成立的， 至于参加团体可能成立时和后来的数字有所增加。 三、据 46 年 1 月 25 日民进理事会第六次会议记录，该会议曾 做出两项提案：①关于在教育界成立民进外围组织问题； ②原则通过建立翻译委员会； 这两项提案的后来执行情况如何？外围组织指哪些组织？ 四、据 46 年 8 月 25 日理事会议记录：“由于环境关系，全体 大会召集不易，故拟分小组活动，共策会务。决议分为六组，由理 事两人负责召集之。”自此之后直至 47 年 2 月止，民进理事会记 录中断，小组记录也无存（共五个多月）。 1、这次决议分六个小组，可否认为这是我民进第一次建立了基 层组织？ 2、 这六个小组的具体情况如何？负责人？如何活动？跟总部如 何联系？ 3、46 年 8 月-47 年 2 月，这五个月间我民进（总部或小组）活 动的情况需进一步查找，或请老同志提供线索。 徐：当时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民主运动，这是我会工作转入 地下活动的一种方法。如果说这是第一次建立基层组织，我看也可 以。 310 2020 年整理版 五、据 47 年 3 月 31 日理事会记录记载：“决议进行程序办法： A、由促进会先行表示主张；B、由促进会联合各人民团体作行动。” 另还有“向政协建议要点六项”。查同时期其他记载，无法确定上 述会议记录中所载事项的具体内容。请知情者回忆这段情况。 六、1947 年 5 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悍然发布“勘乱总动员令”。 白色恐怖严重，民进被迫转入地下。理事会记录亦自 47 年 6 月 30 日后中断一年，到 48 年 6 月 26 日才复见。在这段时间内材料几乎 空白。现想向经历这段历史的同志回忆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1、当时民进组织是如何布置转入地下的？有无会议记录、决议 或书面、口头通知之类的东西？ 2、 在转入地下后还有无具体活动？如何进行这些活动？转入地 下后组织联系如何维系？当时有无规定特别的组织纪律？ 3、在民进几位主要领导人转赴香港后，上海的组织情况如何？ 谁是负责人？如何进行活动？与香港方面如何联系？ 4、 据说马老等一批民主人士由沪到香港是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 年同志负责安排的，具体情况如何？ 徐：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不可能再搞会议纪录，活动都是个 别联系。 马老、王却老、许大姐从香港转往解决区就是由香港地下党安 排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潘汉年。我这时在香港。 七、关于民进在香港的活动情况 1、47 年 4 月有一份《粤、沪中国民主促进会合并宣言（草案） 》 ， 这里的粤、沪中国民主促进会是否即是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 中国民主促进会？ 311 2020 年整理版 2、我民进主要领导人赴香港前，香港有无我民进会员？有无活 动基础？ 3、 我民进主要领导人到达香港后是如何开展活动的？当时与上 海的联系如何进行？ 4、港九分会何时筹建、何时成立？它与总部的关系如何？为何 在 48 年 6 月 26 日-48 年 9 月 4 日期间，总部理事会与港九分会合 并开会讨策会务？此时总部是否已停止活动？ 徐：马老到达香港后，和先后来港的民进会员并发展了一些新 会员进行组织活动，座谈形势等问题。王却老到港后，上海已没有 总部。香港参加活动的有陈秋安、梁纯夫、司马文森、梁园、谢加 因、王幸生等。 八、并于如何叙述中国共产党在我民进成立、发展中所起的作 用问题 民进的成立、发展和所组织的重大活动，实际上都是在中共华 东局的领导下进行的。据周建老回忆，当时中共曾派艾寒松同志与 有关民主人士联系（建老入党就是艾寒松同志介绍的）；张执一同 志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六二三”反内战大会是由华东局刘晓同志决 定，由他指挥并联系的，甚至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也是党具体组织 的。例如这些问题在民主党派史中是否需要写清楚？（张执一同志 的回忆与甘田同志的回忆情况也有出入，所以目前我们还难于写清 楚。）党的领导组织作用如何表达为恰当？什么措辞比较合适？ 徐：民进在上海发起组织时，都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和 推动下开展起来的。主要负责人是刘晓、刘长胜同志，直接出面和 我会联系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执一同志。但简史上不一定要写出具体 人名。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手稿） 312 2020 年整理版 对“民进”与“民促”两组织合并史实的 厘正 沈镜澄 目前，在一些研究民主党派历史的文章包括一些大专院校的教 育参考书中，对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与中国国民党民 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因历史上有过称该两组织进行过“合并” 1 的一段文字而确认其为事实，有的还渲染有加 。实际这是一种浮于 表面、没有经过深入研究考证的不正确看法和对史实不负责任的做 2 法。由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编写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 ， 3 民革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 ，以 及目前最具权威、由各民主党派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编纂的 4 《中国民主党派史》 等书，均在对这一段史料进行慎重严谨的考证 和认真的甄别后，作了淡化处理——即在民进中央和民革中央自己 编撰的史书中都不正面提及此事。这样做并不是无视史料，故意回 避历史，而恰恰相反，是为了尊重史实，尊重历史，因为这两个党 派在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实现合并。 事情的起因，源于 1947 年 7 月 1 日香港《华商报》第一版刊 登了一篇题为《粤沪民主促进会合并发表宣言重申反独裁反卖国主 1 如王秉默：《李济深曾任几个党派的主席》，《中国政协》，71 页，2002 年第 1 期，等等。 2 开明出版社，1995 年10 月出版。 3 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 4 月出版。 4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出版。 313 2020 年整理版 张》的文章，称 1945 年 12 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 “民进”）与 1946 年 4 月在广州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对 外也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两个组织，“从民国 36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宣布合并为一”。文章说：“我们之所以决定 在组织上合并，不仅仅是由于名称完全一致，尤其因为彼此的目标 与任务基本上若合符节，我们既然为促进民主统一与民族独立而奋 斗，又同样是不属于任何政党的独立性组织，真所谓‘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为了加强民主团结，增大人民力量，双方经过恳切的 交换意见，获得会员的热烈赞许，我们就在民主的呼应团结，走向 更进一步的正式合作，这就是两大民主团体联为一体的由来。”文 章同时申明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合并后共同的政治主张。第二天（7 月 2 日）该报继续刊登报道，在第四版有《民主促进会负责人昨招 待记者宣布五项行动纲领李济深痛斥国民党反动分子盗用三民主义 之名而行专制独裁之实》的文章，说“沪粤两地民主促进会合并后， 该会港九总支部昨日下午在茶会招待会上，由负责人李济深报告两 会并经过”，并宣布了合并后两组织的五项行动纲领；文章还援引 李济深话称：“‘民进’不是一个党，他是一个促进民主运动的群 众组织”，并宣布，合并后总部仍在上海，港九总支部则设立于本 港皇后道中四十号二楼。上述两篇文章的公开发表，自然会在社会 尤其是民主阵营产生很大影响，人们都以为这两个民主运动的中坚 团体组织已经真的合并了。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 这里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两个“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简单历史。 1945 年 12 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以 上海文化、教育界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民主人士为主、有一部分爱 国的工商界民主人士参加的民主团体，其宗旨是“以发扬民主精神 314 2020 年整理版 5 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 。主要发起人是马叙伦、王绍鏊、郑振 铎、许广平、林汉达、周建人、陈巳生、徐伯昕等；马叙伦为首席 常务理事。1946 年 1 月 4 日，民进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全面 阐述了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指出抗日战争结束后，“整个 世界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目前国家面临着内战独裁分裂 与和平民主统一两种命运的抉择，我们要一致反对“战争的遗烬死 灰复燃”，“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要在首先实现民主的基础上实 现真正的统一，为此，《宣言》提出了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国民 党立即无条件还政于民、外国军队从速从华撤退、自主改革政权等 八点政治主张。之后，民进主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民主运动。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是 1946 年 4 月 14 日在 广州宣告正式成立的（公开称呼时也用“中国民主促进会”）。其 主要成员是在广州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主要发起人是李济深、 何香凝、蔡廷锴等；李济深为民促中央主席。5 月 15 日，香港《华 商报》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即“民促”——编者注）成立宣言》 ， 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以“民有、民治、民享” 为最高准则，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独裁政策，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 6 山“天下为公”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 ；该《宣言》 同时宣称，民促的宗旨“无非欲团结海内外志同道合之同志，齐一 步伐，集中力量，以促进中国之政治运动，共同完成建国大业，使 和平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得以雄立于世界”，并提出了国民党必 须立即结束从事内战的错误政策、自动结束党治、保障人民的基本 7 自由权利、保证国家主权之完整建立联合政府等七项主张 。之后， 《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第 15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10 月。 《中国民主党派史》第 45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 7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第466—467 页，华夏出版社 5 6 315 2020 年整理版 民促主要在广州、香港一带活动。 从上述简单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民进、民促两个组织在 政治旨趣上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为了推动和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 现，在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上也基本相仿，都采取以和平民主方式、 唤醒民众觉悟为主要手段进行斗争。但是两组织的差异和不同也显 见：民进的主要成员是在上海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部分工商界的爱 国民主人士，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大都留居上海，抗战胜利后，他们 又自觉积极投身反对蒋介石、 国民党内战独裁卖国的爱国民主运动， 他们中许多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促进中国民主之实现的共同目 标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民促则是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其成员大都是 8 当时集居在华南广州、香港一带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 1946 年 7 月，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纵容下，悍然发动全面 内战。为制止内战，全国各民主力量积极行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内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当时的形势，加强民主力量间 的团结与合作乃至集分散的民主力量为一体，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 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进与民促两个组织产生了拟合并为一 的想法，双方并在一段时间内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进行认真 的筹备，并由民进理事会理事李平心起草了两组织宣布合并宣言。 但是，由于后来国内形势不断恶化，尤其在上海，白色恐怖异常严 重，特别 1947 年 5 月国民党当局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 后，民进在沪已不能再开展公开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特殊 情况下，民进理事会于 1947 年 6 月 30 日做出了“唯因环境关系， 1989 年 8 月。 8 《中国民主党派史》第 45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第466—470 页，华夏出版社 1989 年 8 月 316 2020 年整理版 （与港民进）具体合并（事宜）暂从缓，致函港民进婉复保留合并 9 之故。请马（叙伦）理事主稿” 的决定，但由于当时沪粤两地的联 系不能畅通，信息不能及时传达。结果，当时已从广州转移至香港 的“民促”在不知沪民进做出决议的情况下，于 7 月 1 日（即沪民 进做出决议的第二天）在《华商报》提早发表了两组织合并的《宣 言》（根据报纸的编辑程序和当时的排版印刷技术，《宣言》原稿 至迟也必须在 6 月 30 日前交报社，甚或更早——作者注），并在 当天举行茶会招待会，宣布对时局的看法和五项行动纲领等，给人 以民进、民促两组织已经合并的感觉。其实这一切都是在民进毫不 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真是一个不小的玩笑。这也因此给后人研 究这段历史造成了一种假象。 不过可以首先肯定的是，民进、民促关于两个民主促进会合并 的动议及为此目标而进行一系列准备（筹备）工作的过程都是真实 的，有案可稽。1947 年 1 月 31 日，民进理事会讨论（1947 年 2 月 9 日）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的有关事宜，其中会议议程中的第 6 项 内容为：“与香港民主促进会合并洽谈经过，由马（叙伦）先生报 10 告” 。在民进第五次会员大会报告中，关于与香港民进合并事宜 有以下一段文字：“兹有两事要求同意者，（一）为李济琛（深）、 蔡廷锴、何香凝诸先生领导在香港组织之中国民主促进会，名义既 同宗旨亦合，近由理事会公推王绍鏊、马叙伦两理事与李蔡两先生 商洽联络，以期共进。结果认为不如径行合并，不仅可以免名同体 异、混淆观听之弊，亦可收通力合作、增加声势之利。除仍由理事 会详密研究合并办法外，事关本会根本问题，理合提出，听取公意。 中国民主促进会1947 年 6 月 30 日理事会记录，案卷原记为“第四次会员大会”， 误，应为第五次会员大会，以下亦同。民进中央档案室藏。 10 中国民主促进会1947 年1 月 31 日理事会记录，民进中央档案室藏。 9 317 2020 年整理版 11 （二）……” 。对大会的这一提议，与会会员进行了讨论，并取 得一致共识做出如下决议：“原则通过，详细合并办法通过理事会 决议办理”，明确授权理事会具体办理此事。上文所说马叙伦、王 绍鏊与李济深、蔡廷锴商洽联系一事，在民进现存档案中也有反映。 民进第五次会员大会报告有关过去一年所做工作事项中，有“欢迎 12 李济深、王葆真二先生茶会”一项 ，时间大约在 1946 年 11 月上 中旬。另外，1946 年 12 月 14 日一份“民主促进会分组开会”的记 录“议决摘要”中有“①可以合并，但须不违背本会纲要与宗旨（意 即应迁就本会宗旨）；②只要于推进民主效果大，即可取二方法中 效果较大之一行之——董先生（指董秋斯——作者注）主张如采用 加入民盟之一条，最好保留民进会员原有的自由（即指有几人不愿 13 加入政党）。”的记载 。这是民进现存历史档案中可见的有关两 个民进合并事宜最早的记录。这说明，在 1947 年 2 月 9 日民进召 开第五次会员大会前，上海民进与广州民进双方主要领导人已对合 并一事有过联系商洽，并在上海的民进会员中进行过讨论。第五次 会员大会将两组织合并事宜授权理事会议决后，理事会多次讨论研 究该事，并做了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包括商量确定合并后的章程、宣 言、组织机构等。从目前看到的档案记录有以下几次：1947 年 2 月 28 日理事会记录：“与港粤民进合并事，俟李任潮（李济深）宣言 发表后，再定合并手续，斟酌实现日期”；3 月上旬（具体日期不 详）理事会记录：马（叙伦）理事报告：“与港粤民进合并后拟定 章程，因收集材料不够尚未草定。联合发表宣言由李理事平心负责 11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五）次会员大会报告，民进中央档案室藏。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五）次会员大会报告，民进中央档案室藏。 5 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 年12 月 14 日分组会记录，民进中央档案室藏。 ○ 4 ○ 318 2020 年整理版 起草，以因事冗不及脱稿，下次理事会时想皆能解决”（现民进档 案室保存有李平心起草的两组织合并的《宣言》，其内容与在《华 商报》公开发表的《宣言》基本无异——作者注）；3 月 20 日民进 理事会记录：第一项：“讨论本会合并后简章草案。议决：修正通 过。关于应否设总支部，保留之以后再行讨论。”第二项：“本会 合并实现事件。议决：由马（叙伦）理事整理文件后即行发出，送 致广州民进会；”6 月 30 日民进理事会记录：“马理事叙伦报告港 民进寄来文件，对原则无异议，惟章程略有更改，主要者为添加南 方支执行部，及对本会于完成后解散，改为存废由全体会员大会决 定，本席主张接受。决议：原则决定，章程更改亦同意。惟因环境 关系，具体合并暂从缓，致函港民进婉复保留合并之故，请马（叙 14 伦）理事主稿。” 最后一份记录明确无疑地表明，上海民进决定 合并事宜暂缓进行，并致函香港民进说明原委。可惜的是，这一信 息尚未传达到彼，对方已提前公开发表合并《宣言》，造成了无法 挽回的历史误会。 有关双方有合并动议并有具体筹备活动的真实性，民革中央所 保存的档案和一些有关民主党派历史的书籍也可佐证。其中民主党 派历史书籍中有关这段史料引用比较多的，是一本叫《中国党派》 的书。如张军民著《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在叙 15 述这段历史时主要就引用了《中国党派》 ：“1946 年 11 月下旬， 李济深到达上海，民进会热烈欢迎。李济深高度赞扬民进会在上海 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并认为民进会‘不仅有国民党员，人民 团体亦多，但领导的是国民党员’，而且上海民进与他所领导的广 东民进名称亦相同，而且发起的‘主张及经过认为相同，两会有合 14 15 以上均见中国民主促进会藏档案。 《中国党派》，中联出版社1948 年 1 月出版。 319 2020 年整理版 并之需要’。随后蔡廷锴到上海，‘又谈起合并问题’。于是李济 深、蔡廷锴与马叙伦、王绍鏊等‘遂进行研究’，并于 1946 年 11 月 7 日在上海达成《广东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中国民主促进会合并 16 共同协约》……。” 这里想提请注意的是，《中国党派》是 1948 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从该书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该书是站 在国民党立场说话的，如在说及两个民主促进会的宗旨及政治主张 后说：“后因同受中共之策动，同为中共之外围”，后边还有该两 组织为“中共实施‘地下斗争路线纲领’之预定计划，……”，“故 已甘心为中共利用”云云。所以对它的可信度应该打个问号，对其 所书的内容要有理性的判别，引用时取慎重态度。例如，该书有两 个民主促进会“合并后（的）内部组织”一项，谓合并后设①中央 干部理事会理事：李济深、马叙伦、陈铭枢、李章达、李民欣、蔡 廷锴、梅龚彬、冯祝万、陈劭先；②监事：何香凝、云应霖、杨建 平；③主席：李济深，副主席：马叙伦。蔡廷锴负责组织兼管海外 组，梅龚彬负责宣传组，李章达负责军事组，冯祝万负责经济组， 何香凝负责妇女组，陈劭先负责民运组，谭冬青任秘书长；④港九 17 总支部理事……。 这份名单显然有可疑之处：①这份名单在民进 档案中从未被提及过，民进领导人马叙伦几次向理事会报告与广州 民进接洽联系事宜，均未谈及此事；而这种重要的人事问题，马叙 伦是不会不向理事会汇报的；②即便是 1947 年 7 月 1 日合并《宣 言》在报章发表，也未见此份名单或有人事方面消息的透露，可见 人事问题还未协商安排好；③从名单的构成看，将近 20 个人的名 单，上海民进仅马叙伦一人，其余均为广州民进成员，怎么可能呢？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第 464 页，华夏出版社 1989 年8 月。 17 《中国党派》第182 页，中联出版社 1948 年。 16 320 2020 年整理版 既是两个组织的合并，并且“合并后总部设在上海”，领导层的构 成怎么也得平衡、相兼些吧。因此，这份名单即使不是全假，至少 也只是单方面的一个构想而已。所以，在引用这样的材料时必须慎 重，否则就会闹出像“李济深当过合并后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 这样的笑话。 或许会有人问，在单方面公布合并《宣言》后，两个民进在“既 成事实”面前，是否还真是合并了？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 是：①在民进档案中至今尚未发现有两个民进在组织上实行合并的 任何记载；②从事实看，1947 年 7 月 4 日国民党当局悍然发布“勘 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后，国统区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民进在沪的 公开活动基本停止，民进主要领导人转入地下，因此 6 月 30 日理 事会做出“具体合并暂从缓”的决定后，理事会无法再就此事进行 研讨并做出新的决定；③就民进领导人的行踪而言，理事会常务理 事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理事会理事周建人、徐伯昕、柯灵等 在 1947 年 7 月之后直至年底大都没有离开上海，而是在上海坚持 斗争；1948 年 1 月 1 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宣布成 18 立，其组成中包括了“民促”全体成员； 1 月 2 日马叙伦抵达香港 后，与先期抵港的王绍鏊、徐伯昕等，以“民进”即上海的中国民 19 主促进会名义在港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香港扩大了民进的影响。 由此可见，即使在《合并宣言》公布后，两个民进组织还是没有真 正合在一起，即领导层没有确定，机构没有合并，尤其作为合并的 重要标志，双方应在一起共同组织和开展民主运动活动，但在可见 的史料中似乎还未发现有过这样的活动，这是非常关键的。因此， 两个民进是否合并的真相已经显见。张军民所著《中国民主党派史 18 19 《中国民主党派史》第 47——51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第100——103 页，开明出版社1995 年 10 月。 321 2020 年整理版 （新民主主义时期）》一书，对两组织合并事件持比较客观的态度， 他认为“民进曾与民促‘合并’，但实际都仍是各自独立的组织”， “由于两个组织所在地及活动中心不在一起，也由于两‘民进’成 分毕竟不同，广东民进是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而上海民进中的国 民党民主派人士只是极少数，多数为文化教育界人士。所以 1947 年底马叙伦与民进主要领导人到港后，便与李济深进行会谈，最后 20 决定两会仍以各自的独立组织活动。” 以上叙述除了在时间上稍 有出入（马叙伦是在 1948 年 1 月 2 日抵港的，元旦那天马叙伦还 在驶往香港的的船上，并作了一首题为《卅七年元旦在舟中作》的 21 诗 ）外，其他均比较符合事实，结论也是比较客观、公允的。鉴 于《合并宣言》是公开发表的，已在社会造成影响，因此马叙伦在 港与李济深会谈后，决定还在报刊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双方组织依 然保持各自独立。3 月 20 日，《华商报》第一版刊登《中国国民党 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促进会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深伦等前代表香港、上海两地之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名称无异， 旨趣亦同，会商合并；嗣经双方在超党派之原则下，取得协议，声 明合并；当荷海内外各界共鉴。惟原有香港之中国民主促进会，本 名“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为国民党内一部分主张实现民主政 治者所组织，本年一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原有香港之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多数加入民革会，以是原有双方立场，不能 尽同；为求对于民主运动各尽厥职起见，复经双方会商，原有香港 之“中国民主促进会”恢复原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原 有上海之“中国民主促进会”亦仍保持独立组织。此后精神合作，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第 464、465 页，华夏出版社 1989 年 8 月。 21 《马叙伦诗词选》第 110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 3 月。 20 322 2020 年整理版 庶为两便。业得协议，用特联合声明，敬祈公鉴。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表 李济深 蔡廷锴 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马叙伦 王绍鏊 徐伯昕 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1947—1948 年间两个“民进”合并的全过程即如上所述。有人 说历史是死的，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历史有时很“活”，需要人去 判别，去正确理解，而尊重史实则是治史者必须具备、同时也是最 应讲究的学识。 323 2020 年整理版 旧刊新读 编者按：自本辑起，《民进会史资料选辑》新辟《旧 刊新读》栏目，结合民进会史上的事件、人物，陆续辑 录解放前一些刊物上刊登的民进早期会员的文章资料全 文，这既是对民进前辈的怀念，也是为广大会员学习民 进的优良传统提供原始材料。本辑所录“《文汇报》载 马叙伦、郑振铎、唐弢等驳斥当局视《文萃》、《周报》 、 《民主》等‘触犯刑法’”和叶圣陶在《民主》上刊登 的《我们抗议!》，是在国民党施行白色恐怖时，民进会 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愤怒的呐喊。 马叙伦、郑振铎、唐弢等驳斥当局视《文萃》、 《周报》、《民主》等“触犯刑法” 【本报讯】报载本市《文萃》《周报》《民主》《昌言》《人 民世纪》等刊物，被当局目为“不合出版法”且“触犯刑法”将予 查封。此事使文化界极为震动。各该刊物负责人马叙伦、郑振铎、 唐弢等曾为此集会讨论，事后发表谈话称：政府当局早经宣布言论 出版自由诺言言犹在耳，或不至真有此类事件发生。果有此事，亦 未免不智太甚。因现行出版法本不合目前之民主原则，早应修正或 324 2020 年整理版 废止。至于能犯“刑法”，未知是否指批评政治而言。实质上，此 不能以触犯刑法论，倘确有刑法问题存在，应依法办理，不应非法 查封。吾人必坚决依法反对任何非法之举。 又：郭沫若、茅盾、田汉、张西曼、阎宝航、许广平等，对此 事均有意见发表。郭氏认为“这是一股逆流，如不遏阻，必殃及一 般文化事业。”茅盾称：“未曾登记之藉口，决不能掩盖摧残言论 自由之事实，我们应群起指出当局之不合法，以争言论之自由。” 田汉谓：“这些刊物，乃人民之口，当人民正应说话之际，竟有查 封之情事，我们决不能任其摧残！”其余诸氏均认为应群力争取蒋 主席诺言之实现。 （原载 1946 年 6 月 19 日《文汇报》） 325 2020 年整理版 我们抗议！ 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 叶圣陶 马叙伦先生等并非“自称人民代表”，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 推选他们的都可以站出来说，“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 我们要争取发表的自由，我们有意见，就得发表。我们要争取 委托的自由，我们相信马先生等不负我们的委托，就委托他们。发 表跟委托这些事情，难道也要登记，核准圈定吗？岂有此理！ 我的疑问 郑振铎 以呼吁和平而被打，我不明白打人的人是否反对和平，赞成内 战？据说打人者自称苏北难民。难道苏北难民不赞成和平，不愿意 停战后回家乡去么？在首都演出此种可惨的武剧，至四小时之久， 军警方才出现，不知军警到那里去了？人民自由是否有保障？首都 治安，是否有办法？这都是使我们于悲愤之余，不禁疑问满胸的。 策动煽惑者是你们自己 傅彬然 昆明枪杀学生事件，重庆较场口事件……还牢牢记住在人们心 里，前天又发生了南京下关暴徒殴打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陈震中 诸位先生的事件，凡是有良心的人，谁能不痛心疾首，谁能不毗裂 发指。 罪恶的制造者，你们以为藉着你们强大的宣传机构，就可以混 326 2020 年整理版 淆黑白，颠倒是非，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吗？六月二十三日为“反对 内战，争取和平”到北火车站欢送十代表赴京请愿，冒着酷暑在上 海市区游行的五六万以上的工商学生群众，队伍所经，商家供茶应 水，军警盟友感动得流下同情之泪，这是上海几百万市民亲眼目睹 的事实。你们以为这是受谁策动煽惑的结果吗？假如你们一定要说 有人策动，煽惑，那末我可正告你们，策动，煽惑者不是别人，正 是你们罪恶制造者自己！抗战了八年，人民要休养生息，人民要发 展农工商业，人民要维护国家独立；你们却要征兵征粮，制造内战， 你们却要把国家主权，一份一份，拱手让人。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是封建时代人民择别统治者的客 观标准。到被逼得无路可走了，便会喊出“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 的喊声来。 你们说这是消极的绝望的喊声吗？请你们回顾一下历史， 古今来多少残暴的罪恶制造者，是在这个口号之下颠覆了！ 摘自《文汇报》1946 年 6 月 26 日 327 2020 年整理版 资料夹 为什么民进九大选举出的是第十一届中央委 员会 2002 年末将在京召开民进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将选出民 进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许多会员会问，代表大会的届数为什么与 中央委员会的届数不一致？ 1945 年 12 月 30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出 席会议 26 人。大会做出四项重要决议。其中第一项为“一致决议 本此集会为本会的成立大会”；第四项为“决定在理事会未选举产 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 事隔三日，即 1946 年 1 月 2 日，民进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 出席会议 33 人，代表会员 44 人。会议选举产生了由 11 位理事、3 位候补理事组成的民进第一届理事会。 1946 年 2 月 3 日，民进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这阶段 又新增了 24 名会员。会议决定在理事会下设一部三处及若干委员 会，民进工作机构由此建立。一个多月后的 3 月 17 日，民进在上 海召开了第四次会员大会。出席大会的会员 47 人。大会一致同意 328 2020 年整理版 理事由 11 人增至 15 人，候补理事由 3 人增至 6 人。 1947 年 2 月 9 日，民进在上海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由于环境 恶劣，出席会议的仅 39 人。会议选举产生了由 9 名理事、5 名候补 理事组成的民进第二届理事会。 民进成立时的会章曾规定， “本会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 ， 1948 年秋天以后，由于民进组织已从上海扩展到香港（广州）、北 京等地，会员也大量增加，因此，按原规定召开会员大会已不适事 宜。1950 年 1 月 2 日，经民进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通 过，决定召开民进全国代表大会，并以全国代表大会代替全体会员 大会。 1950 年 4 月 15 日，民进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 席会议的代表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北方地区，共 47 人， 代表会员 150 人左右。大会选举产生了由 25 名理事、8 名候补理事 组成的第三届中央理事会。民进在解放前曾产生过两届理事会，民 进一大产生的新的领导机构在届次上承前续计，称为第三届，名称 由理事会改为中央理事会。 1956 年 8 月，民进二大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 216 人，列席 56 人，来自全国 21 个大中城市。会议选举产生了由 62 名中央委员和 28 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会。 自民进二大开始， 民进中央领导机构由中央理事会改称中央委员会， 办公机关由总部改称中央机关。 以此类推，民进九大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应为第十 一届中央委员会。这就是民进全国代表大会的届数与中央委员会的 届数不统一的由来。 （民进中央研究室） 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