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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农发展每周调研报告1703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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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 山水天承事业集团 新三农发展研究中心 学习交流互动版 新三农发展每周调研报告 大国崛起·农业现代化之中国道路 2017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农历二月十六〃节气:惊蛰 农业强则中国强,农村美则中国美, 农民富则中国富 —— 目录 【动向】 【乡愁】 政策〃环境 方向〃理论〃战略 用柔性扶贫理念来理解精准扶贫 关键词: 扶贫军令状、南涝北旱 中国只能走“主权农业”的道路 中国不缺人口数量 县域〃城乡〃规划 进展〃探索 特色小镇的特色要有广度与深度 新乡贤文化该如何推动中国乡建? 关键词: 三农问题新思维、农民增收新动能 市场〃行业 技术〃理念〃模式 农产品上行如何“过五关斩六将”? “新零售”时代得线下者得天下 关键词: 农业品牌推进年 【乡忆】 生鲜电商“败走麦城” 天价彩礼的背后是农业女性化趋势 【参鉴】 法国“理性农业”的发展模式 【互动】 2 【动向】 政策〃环境 【习近平再提扶贫军令状】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 移打赢脱贫攻坚战,扎实开展创新创造,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统筹做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习近平指出,重视农业,夯 实农业这个基础,历来是固本安民之要。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 化建设新局面。要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主攻农业供给质量,注重可持续发展,加 强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形成农业农村改革综合效应,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就地培 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习近平指出,到 2020 年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脱贫 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要继续选派好驻 村干部,整合涉农资金,改进脱贫攻坚动员和帮扶方式,扶持谁、谁来扶、怎么 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防止返贫和继续 攻坚同样重要,已经摘帽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要继续巩固,增强“造血” 功能,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坚决制止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我国今年洪涝程度总体可能轻于去年】日前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根据 相关部门预测,今年我国气象可能会呈现南涝北旱的趋势。总体来看,洪涝灾害 程度可能轻于去年,干旱程度可能重于常年。陈雷说,今年的主雨区可能分布在 江南、华南、江淮等区域。珠江、太湖、淮河流域可能有较大洪水,黄河的一些 区域可能有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也可能会有区域性的较大洪水,海河流域则可能 有暴雨洪水。此外,在旱情方面,西北地区、华北地区的部分地区可能有严重旱 情;预计台风个数将与常年平均持平。 【卫计委:中国不缺人口数量】3 月 11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人表示中 国的人口问题不缺数量,不光是现在不缺,未来几十年,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 口数量。到 2030 年峰值时期,我们有 14.5 亿左右,到 2050 年还有 14 亿左 右的人口,到本世纪末还有 11 亿以上的人口。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人口的 素质,同时也要特别关注中国人口的结构问题。2015 年,按照国际口径 15-64 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 73%,数量是 10.03 亿,到 2020 年还有 9.85 亿,到 2030 年还有 9.52 亿,到了 2050 年还有 8 亿多。现在,美国劳动年龄 3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 66%,欧洲是 67%,日本是 61%。此外,欧美发达国 家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只有 7.3 亿,但是它的产出劳动生产率比我们高得多。所以 说,中国不光是现在不缺劳动力的数量,以后科技水平发展了,还有很多替代的 措施和办法,劳动力的数量就更不是问题。从老龄化的情况来看,2015 年,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比是 10.3%,美国是 15%,欧洲是 18%,日本是 19%。从育 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看,中国育龄妇女占 26%,美国现在占 23%,欧洲占 23%,日本只有 20%。 【新土地管理法将保障更多农民财产权利】从 2015 年开始,全国有 33 个地区开展了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说: “两年多来,各试点地区坚守底线、大胆实践,改革 已经探索总结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根据立法与改革同步原则,我们在 试点的过程中,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形成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经过一定 程序批准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姜大明进一步介绍, 《土地管理法》修正 案草案充分吸收了改革试点成果。在农村土地征收方面,体现了缩小征地范围, 规范征收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等改革经验;在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面,体现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同等入市的改革要求;在宅基地制度方 面,体现了依法公平取得、节约集约使用、自愿有偿退出等制度安排。同时,对 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也作 出了相关规定。 【新农合将试点“先诊疗后付费”】我国有望于 4 月底前在县域内实施新 农合参保农村贫困患者“先诊疗后付费”,患者无需交纳住院押金直接住院治疗, 出院时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新农合补偿部分,个人承担费用由患者结清。 【农业面源或将成第一污染排放源】近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发布 的一项研究成果表示,农业面源污染可能成为最大排放源。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在 农业生产活动中,由农药、化肥、废料等分散污染源引起的对水层、湖泊、大气 等生态系统的污染。2007 年,农业面源污染在全国污染源排查中首次进入官方 统计,此后历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开始将农业面源污染与工业源、生活源 并列进入统计。数据显示,就部分污染物看,农业仍不是最大污染源。以氨氮为 例,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5 年)》,氨氮排放量 229.9 万吨。其中,工 业源为 21.7 万吨、农业源为 72.6 万吨,城镇生活为 134.1 万吨。农业面源污 染的核算主要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包括氮磷流失、畜禽粪便、水产养殖等,而秸 秆、尾菜等虽然被认为是农业面源的来源,但是并没有进入统计中。未来随着农 业面源污染统计口径的完善,其数值可能会更大。如果监测和统计口径完善的话, 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数据可能会更大,污染占据的比例会上升。数值的上升主要 缘于统计口径的完善,并不代表实际排放的增加。农业面源占比在未来会上升, 直至成为第一大排放源。 4 (作者单位:山水天承事业集团新三农发展研究中心) 进展〃探索 【陈锡文:解决三农问题思维要更宽】中国的实际城镇化速度或没有官方 统计得那么快。比如,2016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长 1.25 个百分点, 约 2182 万人;但农民工增量则从 2010 年的 1245 万人,下降至 424 万人。 农民工增量与城镇常住人口增量相差近 1800 万。对于两个数字之间的差异,全 国政协常委、原中农办主任陈锡文表示,这是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在中国新增 城镇人口统计中,除了新增进城农民工,城镇自然增长人口、行政区划变动产生 的户籍转换,都算在内。根据社科院蔡昉的研究,新增城镇人口中 16%来自城 镇人口自然增长,5%来自进城农民落户,只有 26%来自农民工。因行政区划变 动产生的新增城镇人口占比达 53%。这些人居住地没改,就业也没改,对实际 城镇化没有意义。研究这个问题,要对这个口径进行研究。按照统计,2016 年 有 1600 万人进城落户, “进城镇落户这个概念也值得琢磨” 。这里面,有的地方 是村委会改居委会,农民转居民;有的是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外来城镇户口持 有者在这里落户。另外,近年国家对大学生、转业军人的落户力度比较大,所以 近年户籍人口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速度比较快,有一定原因。另一个值得关 注的现象是,近年来,在户籍所在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增速下降明显。2015 年、2016 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分别只有 0.4%和 0.3%;2010 年,外出农民工 增速达到 5.2%。与此同时,2016 年,在本乡镇就业的本地农民工比上年增长 3.4%,增速比 2015 年上升 0.7 个百分点,农民工表现出本地就业倾向。陈锡 文认为,这个局面和中国城市经济处于调整期是一致的。加快转移农民不是那么 容易了,在现阶段,城市扩容有限,新增就业机会有限。而且,政府财政收入增 速下降,即便过去政府手头宽裕的时候,公共服务问题都解决得不好。随着农村 发展、农村优惠政策实施,至少一部分农民更愿意选择在本地就业。他认为,在 新形势下,应调整解决“三农”问题思路。过去,基本是两条:加快转移人口, 加快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和农民进城还要继续推,但要看到实际状态,单靠这两 个手段,离达成目标很远,必须多举措并举。他表示,在推动农地流转的同时, 也要发展农业服务规模化,实现中国农业的规模效益。在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 也要发展农村新业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下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思维要更宽, 不能死守以前的做法。 【韩俊:农民增收新动能在创新创业】2015 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增加 63 万人,增加了 0.4%;2016 年增加了 50 万人,只增加了 0.3%。大家考虑一下, 在农产品的价格低迷,甚至还在下跌,在外出打工增长的幅度低于 1%,这一背 景下,我们怎么让农民增收?可以说,过去 20 年、过去 10 年,这两个方面是 支撑农民增收最重要的动能。这两个动能同时衰弱,所以说解决新形势下农民增 5 收的问题,必须要有新的思维、新的思路、新的举措。破解农民增收的难题,就 是要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加快培育农民增收的新的动能。 现阶段,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包括返乡、下乡创业、就业,可以说是方兴未 艾。我们农村在 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最大的一个发展亮点就是乡镇企 业,我们提出就要拿出当年发展乡镇企业的那股劲头来,向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一 样来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创新、创业,使得这些新产业、新业态下乡、返 乡创业能够异军突起,成为我们农村发展又一个新的大亮点。 (作者单位:山水天承事业集团新三农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行业 【农业部确定 2017 年为农业品牌推进年】农业部确定 2017 年为农业 品牌推进年,农产品品牌化之路将成为必然趋势。我国的农产品大多还处在售卖 原材料的阶段,没有品牌、包装、分级,卖少贱。农户只知埋头生产,不懂品牌 经营,仍然处低级重复状态,所以农产品品牌化是当前发展大势所趋。在未来的 20 年,世界看中国,中国看农业,农业看品牌。品牌,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一个 口碑。一个好的品牌在老百姓的心中就是一个质量的保证,安全的象征,可以让 我们放心购买和消费。中国农业产业升级,需要品牌化,然而农业品牌化,任重 而道远。这次中央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和确立 2017 年农业品牌年的核心,就是 要树立农业品牌,以品牌带动整个产业链。 【调研数据显示家庭旅游爱住民宿】近日有机构调研数据显示,2016 年 中国在线短租市场交易规模已达到 87.8 亿元,预计明年市场规将突破 120 亿元。 互联网第三方调研机构艾瑞咨询发布的用户调研数据显示,在线短租中,家人是 主要同行对象(58.5%) ,说明以家庭为单位的出游情况占主导地位。值得一提 的是,在使用过在线短租的用户当中,整体满意度达到了 89.3%,说明短租平 台及房东提供的服务基本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在线短 租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87.8 亿,较去年增长 106.1%。2017 年中国在线短租市 场的交易规模将达到 125.2 亿元,环比增长率达到 42.6%。在线短租通俗地来 讲就是“民宿”,它和共享单车一样,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国内的在线短租行 业基本还处于“初级阶段” ,但市场未来前景广阔,一方面是因为人口众多、基 数大,另一方面是新一代消费者旅游观念的变化。未来在线短租平台可以利用以 房东、管家为代表的线下资源,满足用户更多元化、个性化的出行服务需求,不 再仅仅局限于住宿服务,积极开拓和尝试产业链上下游关联服务,为在线短租行 业注入更广阔的行业价值和更多商业收益。 【生鲜电商“败走麦城”盈利者寥寥】近几年,生鲜电商平台如雨后春笋 般“井喷式发展” ,被称为电商行业的“最后一块肥肉”。然而,近来调查发现, 6 曾经风光无限的生鲜电商平台盈利者寥寥,有的平台投入重金却持续亏损,有的 则处于“半瘫痪”状态或早已销声匿迹。其中,物流成本高、体系不健全,用户 黏度差等难题已成为生鲜电商的致命痛点。在倒闭与融资并行的情势之下,生鲜 电商平台需要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以改善行业困境。易观电商分析师张庆杰表示, 生鲜电商行业未来将迎来 C2B 定制模式,生鲜电商企业需要根据大数据对用户 的分析,对系统进行不断升级。同时,提升商品的品质和服务,以提高用户的满 意度。除此以外,也需要借助外部资源优势以及自身优势共同发力。中国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专家莫岱青认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生鲜电商仍将处于残酷的洗 牌阶段,不足 5%的市场渗透率预示着生鲜电商将会逐渐形成完整的千亿级市 场,并出现更多不同的生鲜营销模式,生鲜市场也会更丰富。 (作者单位:山水天承事业集团新三农发展研究中心) 【乡愁】 方向〃理论〃战略 用柔性扶贫理念来理解精准扶贫 柔性扶贫是针对刚性扶贫而言的,为迎合自上而下的扶贫项目而不顾实际的 削足适履扶贫行为,其结果往往导致扶贫项目失败或低效。柔性扶贫认为乡村是 一个有机的价值体系,有自身的价值和发展规律,通过制度创新、要素重新组合 可以使乡村价值得以放大。外来要素只有融入乡村体系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柔性扶贫不仅表现为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 扶贫策略。柔性扶贫理念对精准扶贫和可持续脱贫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柔性扶贫是一种扶贫理念 以最近的扶贫调查为基础,之所以提出“柔性扶贫”的概念是基于“刚性扶 贫”事实。以往扶贫理念大都是以资源短缺与不足为贫困的原因,而扶贫实践则 是以获取外部资源为特征。两者结合就形成了强大的争取外部资源的动力,外部 资源的设臵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反贫困实践。为了争取到宝 贵的扶贫资源,就只能采取削足适履的措施,使自己的扶贫项目与上级制定的项 目相符合,而不顾其是否符合当地实际需要。这是刚性扶贫的最为突出的表现。 在以往的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定点扶贫、对口帮扶等诸多扶贫类型中,无论是 输血式还是“造血式”扶贫,其注意力都是集中于获取外部资源,有什么资源就 做什么事,有啥项目就把它机械地搬到贫困乡村去,不管它是否适合乡村的需求。 7 在中央提出“精准扶贫”后,这种倾向就越发明显。一些地方面对巨大的外部资 源,特别是易地搬迁资金的诱惑,不顾客观实际地开展把“易地”搬迁变成了“异 地”搬迁,甚至为了获取项目而搬迁,为了搬迁而搬迁。村庄搬家了,贫困依旧, 甚至连原本存在的生计也损失了,只能靠低保生活。一些地方错误理解了“精准” 的含义,把“精准扶贫”演变成了“精准救济”,导致一些地方争当贫困户现象 的出现。这些都是刚性扶贫带来的负面影响。 针对扶贫理念和实践中存在的误区,我们提出“柔性扶贫”概念,旨在帮助 人们更准确地理解“精准扶贫”,以提高扶贫实践的有效性。 相对刚性扶贫而言,柔性扶贫至少包含以下四层含义。第一,柔性的扶贫理 念。传统扶贫理念大都具有很强“刚性”,外部项目、资金等资源机械地进入贫 困村,不论是产业项目、文化项目、村落建设,还是资金的使用,都属于被动接 受的项目,可以落地,但很难生根,不能实现与乡村有机体融合。这是扶贫项目 成为“项目孤岛”的主要原因,使扶贫效果打折扣或扶贫资金打水漂。柔性扶贫 的理念,把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包括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和文化的资源, 乡村有特定的资源利用方式,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传统和习惯。这 些要素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形成了村落有机整体和乡村自身的发展规律。柔 性扶贫主张沿着乡村固有价值系统安排扶贫项目,使外来项目融入村落体系,促 进原有乡村结构体系的更新升级,而不是在原有体系旁边孤立地竖起一个与乡村 无关的项目,更不能想当然地重新制造出一个新的乡村结构,因为那是十分困难 的。 第二,柔性的扶贫内容。任何单一的扶贫项目或措施都不可能成为解决乡村 贫困的灵丹妙药,越扶越贫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一些产业扶贫项目不仅没有增加 农民收入,还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丧失了乡村的和谐文化,甚至使农民背上了 债务的包袱;一些教育扶贫项目,注意力集中在把少数有头脑的人教育出了乡村, 留下的是缺少生机的乡村空壳,使乡村进一步衰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柔性 扶贫内容不是仅盯着一时一事,而是体现扶贫的综合内容和综合措施,不仅要重 视基础设施、产业与文化设施、民居等硬件建设,还强调与硬件建设相配套的柔 性项目,如社区对资源的配臵及管理能力,社区内部对公平性的认知与行动,村 民文化、法制、道德与社会责任素质的提高,民俗与乡土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村 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等等,同时也注意对贫困村民价值观的教育与培养。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配套与协调,所追求的不仅是收入的增加, 更着眼于村民幸福指数的提高。 第三,柔性的扶贫手段。柔性扶贫不是通过外部资源供给方的强硬干预,不 是通过强制命令,不是外来人以救世主姿态的指手画脚,也不是“一对一”的直 线式地给予或救济。而是通过“乡村互助、团结发展”的手法,激发社区内在活 力及向心力。扶贫手段不仅有直接的,更强调间接的,强调通过有机体合力的作 用解决贫困问题。如成立社区合作社、创新各类社区股份制度、形成村落互助制 8 度和互助风尚等,都有利于解决特殊原因导致的贫困问题。柔性扶贫重视外来支 持者的重要作用,但也充分认识其局限性,主张采用陪伴成长的方式与社区共同 面对贫困,以支持与尊重的方式,满足贫困村民的不同需求,在脱贫的过程中相 携成长。柔性扶贫特别强调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外来人的作用主要是为村民提 供信息、反映老百姓的需求、帮助贫困村民分析脱贫的路径,而不是为民做主。 第四,柔性的扶贫过程。柔性扶贫不是疾风暴雨式的运动,而是春雨润物细 无声的滋润过程。不是竞相宣布脱贫的数字游戏,而是实实在在地让老百姓体验 到幸福生活的扎实努力。柔性扶贫相信脱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用能用立竿见 影的投入换取某段时间收入显著提高,或短期内村庄外貌的直观改变,而是综合 考虑到村庄文化、精神、生计、治理等多方面的因素,获得村庄的整体进步和人 们生活的全面改善,而且这种变化和进步是可持续的。因此,柔性理念的精准扶 贫是个不断反馈和反复校正的过程,不是锁定目标、路径不变化的机械行为。中 央强调精准扶贫的针对性,提出“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 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其最终目标是脱贫 成效,一系列的“精准”决不能理解为机械、直线、刚性的措施,而是围绕脱贫 建立有效的帮扶机制,这种机制是灵活的、可塑的、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情况 的,因此,必须贯穿柔性的理念。 二、柔性扶贫是一种工作方法 简单地说,柔性扶贫的基本假设认为乡村本身是有价值的。乡村由一系列的 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相互联系构成了乡村有机整体,乡村贫困是因为乡村有机体 结构遭到了破坏,要解决乡村贫困问题,就要着眼于修复乡村结构。修复的办法 可以是创新、发现、利用、放大原有的资源,也可以是引进新的资源使之融入原 有的乡村价值系统。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形成柔性理念精准扶贫的基本工作程 序和方法。 第一,整理乡村资源。基于乡村价值的柔性扶贫,最基础的工作是整理乡村 所具有的资源。乡村资源十分丰富,最主要的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自然资源,如被称为“财富之母”的土地资源,是山地、丘陵还是平 原,决定了农业产业的类型;包括地下水、河流、土壤水、大气水等在内的水资 源,水资源短缺是很多山区贫困的重要因素;还包括乡村生态与生物资源,如动 植物资源和微生物资源、光、热、风、降水等气候条件等,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发生着巨大影响。 其次是社会资源,包括村落的地理位臵、所在区域、道路交通、信息通讯、 技术知识、人口构成、村落社会结构、组织形式与组织程度、村落社会关系等; 也包括村落形态、家庭、家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方式等,社会资源是 影响自然资源利用的重要因素。 9 其三是文化资源,包括农业制度、耕作传统与习惯、村民的生活方式与习俗、 乡村共同信仰、村规民约、法律制度、行为规范以及文化、娱乐活动。也包括人 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以及对现代科技的采用等情况。文化资源不仅可以作为 提升乡村产品品质的重要因素,也影响着村民生活的幸福感。 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所拥有的丰富资源类型往往没有明显的界限,决定了乡 村资源整理是非常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只有清晰掌握乡村的资源状况,并对其进 行梳理、排列,才能为合理利用乡村资源实现脱贫目标奠定基础。 第二,平衡乡村资源。乡村资源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资源能否体现其价值, 成为村民的财富或者为生产生活提供服务,则要看资源要素之间是否协调平衡, 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合理的关系有助于每个要素发挥其作用,并能达到和 谐共生的协调状态。不合理的关系会导致要素难以发挥作用,或沦为孤立要素被 闲臵,或成为累赘而起负面的作用。 平衡乡村资源的基本做法是考察每一个资源要素对乡村生产、生活、生态、 社会、文化等等功能的作用。以土地资源要素为例,如果要流转土地不仅要考虑 其对农业生产、农民收入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对农民生活的影响,考察对乡村生 态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文化建设的影响。如果考虑单一生产,不考虑其他,势必出 现生产发展了,生活质量下降了;收入提高了,生态破坏了;村庄“漂亮”了, 文化失落了等现象。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其他乡村发展要素的分析也是 同样的道理。需要指出的是,平衡资源的主要手段是制度和文化建设,通过制度 和文化创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资源要素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要素与 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三,发现乡村价值。这里的乡村价值不仅表现为要发现乡村整体的生产、 生活、生态、社会、文化等价值,也要强调发现乡村构成要素的价值。人们常用 “捧着金饭碗要饭吃”来形容乡村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的情况,事实上由于人们 认识不到乡村资源的价值所在,致使一些资源长期处于休眠或浪费状态。发现乡 村资源的价值,有两个重要途径,一是考察资源利用的历史,也就是要清楚某一 资源要素所具有的传统利用方式,考察其老根上能否发出新芽。二是从不同角度 看待已有资源,乡村是多要素、多学科的综合体,当用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 同思维方式审视乡村时,就会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价值或被忽视的价值。经济 学、社会学、民族学、生态学、文化学、管理学、美学、建筑学以及旅游、创意 等等,都可以在乡村中发现自己的学术领域并作出价值判断。除了不同的学科视 角外还要强调不同主体的视角,城市人与乡村人有不同的视角,官员与学者有不 同的视角,他们的需求不同、追求的目的不同,对乡村构成要素价值的判断也不 同,只有综合不同主体的意见,才能发现乡村的深层次价值,为合理开发和利用 这些资源要素提供依据。 三、柔性扶贫是一套扶贫措施 10 柔性扶贫是基于乡村价值系统的扶贫理念和方法,以此为基础可以形成一系 列的乡村扶贫策略。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价值放大。如果我们把乡村的自然资源(如山水林田)、社会与生活 资源和乡村社区形成的产品分别作为三角形的三条边,可以构成一个“财富三角 形”。传统贫困村落资源所构成的三角形面积很小,这是乡村在封闭环境中、运 用较低水平技术条件,利用有限资源产生的财富。这种环境下的财富循环具有封 闭、低水平、脆弱性等特征。随着人口增加或环境恶化,此循环能力不断衰减, 结果陷入的是贫困的低水平循环状态。如何使乡村的财富增加,也就是使传统的 低水平的小财富三角形变成新的大财富三角形。这可以通过三类资源的延伸、丰 富和融合来实现。与传统扶贫思维定势不同,放大乡村价值不是把外部资源作为 解决乡村贫困问题的直接方式,而是把乡村已有资源作为发展基础,把过去人们 视而不见的或者认为没有价值的乡村资源赋予其价值含义。这些资源有些是有形 的,如山水林田;有些是无形的,如气候、习俗、信仰等;有些是物化的,有些 则是文化的。把这些零散的、不为人所认识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为乡村可以获 得“利益”的产品,形成村落价值基础上的产业融合。在产业融合思路下放大乡 村资源价值,一般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纵向主要是延长产业链,增加生产环节, 以获得更多的附加值。与以往人们认同的专业化产业链延伸不同,柔性扶贫的产 业链延伸是在乡村内由村民自己完成的。横向则是实现乡村自然资源、社会资源、 文化资源的融合,促进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贫困地区发展有机农业、特色农业、乡村特色手工业以及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都是乡村价值放大的具体体现。发展乡村旅游扶贫,就是把以往不认为是资源的 新鲜空气、青山绿水、传统民居、民俗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等都变成了可以产 生财富的资源。一些民族手工艺品、传统食品制作也作为商品开发出来的,贫困 地区的生产不再以“量”取胜,重复“做大做强”传统思维,而是追求“精而有 特色”,满足特殊人群的特殊需要。这些特色就是把乡村价值融入到商品之中。 第二,制度创新。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改变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的重 新组合。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是从变革土地制度开始,通过制度 创新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几 十年人民公社体制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一制度创新到底改变的是什么,实际 上改变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乡村要素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仅仅是联结要素的关 系发生了变化进而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活力和创造力。扶贫过程也必须遵守制度创 新原则,一些地区为帮助劳动能力缺陷的贫困户脱贫而创造出的“股份制”也是 一种制度创新尝试。 需要指出的是,减贫脱贫作为一项社会性活动,离不开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 互动。这种交往互动有利于贫困农村在公共设施维护、困难群体照顾以及抵御自 然灾害等问题上的有效面对。熟人社会中的社区关系网络形成一种互惠机制,可 帮助穷人共同对抗贫穷。灾害往往使一个家庭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这种情况下, 11 人们会主动予以协助生产,使处于困境的家庭不至于荒弃生产,在生活上也会给 予必要的帮助。精准扶贫不能紧靠外来人一对一的扶持,更不能靠“公司加农户” 的所谓产业带动,而是要创造村民互助的氛围和机制,要格外地注意作为熟人社 会的村庄共同体建设。只有建立在村落共同体基础上的真正农民合作才能够把扶 贫政策惠及到贫困农户。所以,制度创新不仅体现在协调人与物的关系,同时也 要注意协调人与人的关系。 第三,要素引进。要素引进是扶贫最常用的手段,也是扶贫者的兴趣所在。 当一个系统运转缺乏能量或活力时,引进新的要素可以为原来的系统诸如新的活 力和生机。要素的引进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素引进与乡村价值体系相融合, 避免项目孤岛;二是既要引进物质要素,也要注意文化要素的引进;三是智力资 源的引进与培养,特别要处理好农民主体与外来人的关系。 柔性扶贫策略把农村固有的文化逻辑和社会规则作为评价产业扶贫项目进 村的评判标准,只有与当地老百姓生产生活相契合的项目才能扎根发芽、开花结 果,才是可持续的。否则就只能是“项目孤岛”。需要强调的是贫困乡村要素引 进,不能仅盯着钱和物,要把技术、人才的引进放在突出地位。农民是扶贫开发 的主体,只有改变贫困村民包括观念、知识、技术、价值信仰以及生活态度在内 的综合素质,才能为可持续的脱贫奠定基础。但是这不影响外来者的作用。实际 上乡村的价值仅仅靠贫困村民的自觉认识是十分困难的,或者说只有在外来者培 养、启发、引导下,农民才能理解和发现乡村资源的价值。台湾桃米村青蛙资源 的开发,被认为是台湾乡村社区营造的成功案例,青蛙资源的发现就是在“外来 人”的帮助下获得的。台湾的“社区营造”被认为是一场最基层、最普及、最温 和,但影响却难以估计的社会运动。它在唤醒人们对乡村、家乡和土地的感情, 使疏远的邻里关系和亲情在逐渐复苏和密切等方面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也 是近些年人们开始重视新乡贤群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扶贫中的“因村派人”就是 要选派能够发现乡村资源价值的人才,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扶贫措施都只有以 乡村价值为基础才能真正精准到位。 (作者单位: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 中国只能走“主权农业”的道路 世界各个国家由于自然资源的禀赋,农耕发展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所处的环境 的不同,在农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演化出了一些不同的基本模式。一些农业经 济学家会告诉大家,中国以外的世界农业主要有三种模式,但我认为是四种模式。 前面的三个模式与主流农业经济学家的认知是一样的,但我认为第四种是独特的 模式。 第一, “规模农业” 。传统上讲,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以美国、巴西、阿根廷、 12 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现在也包括乌克兰和前苏联的一些地区。这种农业的基本 特点是大农场运作,追求大规模的生产和高效率的运作。它是以耕地的充分性, 土地的私有化和资本的投入为前提。正式由于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的优势,其农 业生产多以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为特色,并以出口市场为导向; 第二, “平衡农业”。也被称为“莱茵模式”。它是以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的农 业为典型代表。虽然它也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化运作,但是更强调保持传统农 业的特色。农作物生产和农产品的多元化是其特色,并且强调环境的保护,农业 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和配合,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生产和发展的目标市 场是本国和本地区的供应,是数量、品类和供求关系的平衡; 第三, “特色农业” 。它以东南亚地区和中美洲地区的国家为代表。由于地缘 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优势,这些国家大都以经济作物生产为主,同时是劳动密集型 农业。这些国家都主打自己的优势作物和优势品种,并且都是以农产品的出口市 场为导向,比如泰国的香米,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和橡胶,菲律宾的水果,中美洲 的蔬菜、瓜果等等; 第四, “精品农业” 。它是日本、台湾、韩国、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 具有经济发达的“岛国经济”特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有限,但是农业 技术水平较高,农事精细化操作,农业组织发达。它强调产品特色、质量精品、 消费者价值和品牌文化,产品以自产自销为主。对于这第四种模式,主流农业经 济学家并没有把它进行单独分类。 深入研究农业经济发展的这四种模式,我们又可以把上述四种“表象类型” 分成两大实质类型: 第一种类型: “主权农业”。“规模农业”和“平衡农业”的模式可以归结为 “主权农业”。因为这两种模式可以使得一个主权国家拥有农产品在数量和品类 上都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可以拥有不依赖于其它国家或经济体的 “独立生存 权”。农产品的少量进口只是年际之间的地区之间的品类和品种上的调剂。 第二种类型: “附属农业”。在国际上走所谓“特色农业”模式道路的国家, 其农业在技术上和市场上都强烈依赖宗主国技术输出和农产品进口,无论从历史 形成的原因,还是在现实的运作和操控上,都具有浓重的“殖民经济”色彩。一 旦遇到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和贸易的纠纷,农产品出口市场就会受阻,农业生产和 运行秩序就会动荡不安并会遭致重大损失。因此这些国家的农业缺乏独立的生存 能力。同样,所谓的“精品农业”国家虽然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准和生产效率,但 是农业过度追求市场化,农业的“社会保障功能”没有体现,其主粮的供应要严 重依赖欧美农业发达国家的进口,这是其模式的致命短板。我们因此归类“特色 农业”和“精品农业”为“附属农业”,因为这两种农业都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保障能力上缺乏“独立生存权” 。 13 中国是一个社会制度独特和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走“附属 农业”的道路。因为,第一,会在政治上受制于人;第二,会在国际贸易上无可 避免地引发“大国效应” ,经济上遭受损失。中国各地的农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资 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精品农业”、 “乡村建设”等各种模式,但是,这些形式或者模式只能作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 模式或道路的补充,不会成为主流。 作为社会制度独特和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中国必须在“主权农业”的模式 上走出自己道路: 必须解决小农经济如何走向适度规模化和现代化的问题; 必须解决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投资效率与其他行业基本匹配的问题; 必须解决土地制度带来的“公地悲剧”和“租值消散”的问题; 必须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人口结构调整的同步问题; 必须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割裂的问题; 必须解决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价值提升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如果解决不了上述问题,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就依然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饭碗”就会永远端在别人的手里。 (作者单位:刘石 原杜邦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 县域〃城乡〃规划 特色小镇的特色要有广度与深度 特色小镇实际上是一个新生词,新事物应该以新的方法论来进行阐述。众所 周知,上世纪 50 年代,国际科技界涌现出第一代系统论,即:控制论、信息论 和一般系统论。仅仅过了十年,即上个世纪 60 年代,第二代的系统就出世了, 即,耗散结构、突变论和协同论。但这些理论作为科学方法论仍然难以解释像特 色小镇这样一类新城市现象。 到了上个世纪末,第三代系统论即复杂适应理论(CAS)面世了,深刻揭示 复杂经济社会体系运行规律提供了方法手段,也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缺陷。用主 流经济学来描述特色小镇是完全失败的,因为主流经济学将“特色小镇”看作是 某类生产函数或“黑箱” ,但用了复杂适应理论以后,情况就改变了。 首先,复杂适应理论认为任何经济社会系统都是动态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 不仅是数量和参数上,它还涉及到如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 14 说颠覆性的创新。后者涉及技术、组织和经济结构等方面质的变化。改革开放以 来,特色小镇经历了四种版本。 1.0 版本,即小镇+“一村一品” 。当时的小镇是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 是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基地;很快有了 2.0 版本,即小镇+企业集群。 以浙江为主要发源地,该省大多数的小镇都有一个企业集群,而且这些企业集群 所产的产品都能进入全球产业链,这也导致了浙江经济后来居上。 上世纪末兴起的 3.0 版特色小镇,即小镇+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休闲、历史 文化特色这一类的产业与小镇的迭加大幅度得到发展。 而 4.0 版特色小镇,即小镇+新经济体,是特色小镇进入城市的新阶段,特 色小镇以形态、产业构成、运行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成为城市修补、生态修复、 产业修缮的重要手段。改革开发 30 多年来,特色小镇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四个 版本的变化。 其次,经济社会系统的变迁还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特色。通过创新促 使新奇性、多样性的产生,属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上世纪 60 年代哈佛大学 商学院著名教授波特(MichaelE.Porter)就提到特色小镇的问题,他在一本叫 做《国家竞争力》的名著中写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常常不取决于 宏观的数据,而决定于地理上不起眼的“马赛克” 。就是指由企业集群形成的特 色小镇。4.0 版的特色小镇是当前的一个新奇事物,小镇内部新产品、新结构、 新创业生态等特点的形成,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城市所提供的各种 各样的公共品。此类特色小镇的新奇性体现为三种范式: 一是将原来没有特色的小镇改造成新奇的特色小镇; 二是在原有的单一功能区、空城里面植入特色小镇,弥补其原有的不足; 三是将特色不足的小镇,升级改造成为有新奇产业、新奇特色的小镇。 由此可见:特色小镇之“特色” ,应有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特色的“广度”,即小镇拥有多少种新奇的特色。 第二个维度是特色的“深度”,即唯一性,指的是某个重要产业或者空间的 特色,是否具有本地区“唯一性”,还是具有全省、全国或全球“唯一性”?如 果具有“全球唯一性”的新奇——特色,那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了。深度和广度都 是重要的体现。 再次,强调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具体特征。这些复杂性是怎么形成的呢? 因为在一座小镇中,各种各样的异质主体之间存在着非线性作用,甚至是无序的 互动,因而会产生各种“隐秩序” ,从而形成“特色”,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 。 浙江省所有的特色小镇都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涌现出来的,但是它也有一 些能够“确定”的东西,即它们必定存在“差异” 、必定是“创新”、必定是“绿 15 色”、必定是能够“协同互补”,必定是“能体验”。小镇是人住的,必须体现以 人为本。虽然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但这五方面却是清晰“确定”的。 最后,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组织的各种复杂性是因为它是由不同的异质主体的 变异性、主动的适应性和相互作用共同产生涌现形成的。在 4.0 版的小镇里,产 业和空间的活力源于其个体的自适应性所形成的自组织性,整个小镇就相当于企 业孵化器和“双创平台” 。所以建设一千个特色小镇,至少要用一千个以上企业 的力量自上而下涌动来推动特色小镇的诞生和发展。政府管理小镇,首要的工作 是要防止一哄而上;政府要激励企业去创立小镇,而不是取代,更不能取代企业 家的功能;政府对小镇应该是简政放权,而不能专权繁政;政府应该是为小镇护 航,排除一些利益集团和旧体制的干扰,而不是包办取代;政府要对小城镇科学 评估,在此基础上再行奖励,而不能刮风,只有政府有能力刮风、搞大跃进。当 前,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阵风、一哄而上,造成泥沙俱下,败坏了特色小镇的名 誉。 根据第三代系统论——复杂适应理论,我们可以分辨出来什么样的小镇是好 的小镇?什么是差的小镇? 第一,自组织。好的特色小镇是由下而上生成的空间和产业组织,差的特色 小镇往往是人为规划的,政府指定的,政府花大力气财政补贴,赶工期建设而成 的。在浙江,有一个东阳横店影视小镇,凡是我国历史上消失了的名苑、名园, 如阿房宫、圆明园、大观园,那里都有。是一个名叫徐文荣的当地村支部书记, 把生产队并起来,逐步形成这个小镇。现在我国百分之六十的历史大片电视剧都 在这里产生。每年还吸收几百万游客来参观,活力非常好,资产已达几百亿之巨。 它就是自组织的,从下而上自组织规划建设的典范。什么农民的利益、投资者的 利益、影视剧作者的利益等,都通过“自组织”得到协同共赢的结果。 第二,共生性。好的小镇是具有共生性的。它能补主城的缺陷,发挥“三修” 的功能。比如坐落在杭州玉皇山基金小镇,玉皇山处在西湖风景名胜区内,这块 地周边环境非常漂亮,但不能用于大规模建设,一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二是地 下有南宋皇宫的遗存,著名的八卦田就在这附近。南宋皇帝也要显示自己亲民, 每年也要在八卦田里耕作做做样子。改革开放后,农民在这里盖了很多房子,形 成了一个生活陶瓷品市场,因经营不善逐渐成为城市“脏、乱、差”的地段。后 来把市场取缔了,基本上就是一块废地。一些有创意的结构,考虑到浙江的民营 经济要进入资本市场,中间的跳板就是基金,引进了 500 个基金组织成立了基 金小镇,现已有五千亿元的规模。这个新兴的“基金小镇”对城市这个地段“三 修”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现在的环境比起陶瓷市场好多了,基本没什么污染, 而且形成优美协调的环境。仿古的建筑,低容积率办公区、错落有致的园林布局, 能够与周边山水产生共生共存的作用。这就把城市破烂的边缘地带,修复成了一 个非常漂亮的高级社区,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就是个成功的案例。基金经理 们心理压力极大,他们需要寻求共识,需要一个基金小镇经常聚在一起,即实现 16 脑力共振,又能放松心情。 第三,多样化。这指的是小镇特色的种类要多。如建筑本地特色,产业唯一 性特色,投资和管理特色等,小镇特色越多,就越能形成多样化的空间,多样化 的产业模式,就会产生非常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因为创业生态链形成了。而差 的特色小镇是单一性的,产业模式又与城市趋同的,资源是相互冲突,类同的。 比如成都边缘的德源镇,原先是个单纯的地产开发区,空臵房产很多。当地农民 请能人将其转变为一个双创孵化器。先把市容进行改造,专门为年轻人建设创业 孵化器,房子以低廉租金出租,创客的空间、风投机构、咖啡厅、茶馆、医院、 学校等等配套设施都逐步引进。农民的双创孵化器比政府做的还要强,农民们不 会编制宏大的高大上的人为规划,只是紧盯创客的实际需要来持续“补短板”, 结果“自组织”式形成了创客天堂。 第四,强联接。任何网络的(能量)价值都是由节点质量、数量及其相互间 的连接强度成正比。特色小镇等于是一个好的城镇或产业网络节点,要和外界强 联接,多种强联接会使它产生某种“反磁力”。,某个小镇某一个方面如果有强大 的反磁力效应,这种效应是好的特色小镇吸引外部资源加盟的必要途径,否则就 会因资源流失生存都很困难。差的特色小镇,只有“弱磁力效应” ,甚至没有“磁 力”,这是因为缺乏与主城的强联接,或者是很糟糕的单一功能。像北京附近的 “睡城” (sleeping town),虽然当地政府和农民从土地拍卖上赚了不少钱,但 在产业方面与主城没有任何“反磁力”,那就会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一个成功 的案例是成都附近的安仁镇,面积不大,却聚集着 35 座博物馆和 27 座老公馆, 而且把当地的民间的染布、木艺、刺绣、酿酒等各种各样手工艺生产者聚集在一 起,成为四川最大的文创基地。我国是制造业大国,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 中国智造转变。智能化设计与智造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新长征。让人的智力转 变为设计成果,这时候要大量的模板进行学习,向西方学习。杭州的中国美院建 筑学院,产生了王澍这样的大师。当时是花了几千万元钱把德国的包豪斯几千个 工艺品模型,花钱买过来供学生们模仿学习,工业化要从制造为主向设计阶段转 型就要建立学习平台。 第五,产业集群。即企业相互之间高度细密的分工与合作关系,这种模式造 成了集群,它是自组织体系的,集群反过来又会造就小镇的自组织特性。哈佛大 学彼特教授在其名著《国家的竞争力》写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常 常决定于那些地理上不起眼的“马赛克” ,而不决定于那些宏观的指标。这些“马 赛克”是什么呢?就是企业集群,一种产业的企业在一个地方聚在一起,他们之 间的高度分工与合作产生超高的经济效率和巨大的创新活力。这种集群在地理上 是不起眼的,但会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最主要的元素。这也就是 广布集群的广东浙江经济为什么比东三省发达的原因之一。东三省的产业原来都 是苏联来的高大上的“大而全”的单个巨人,反而扼杀了中小集群的成长空间。 但是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许多企业从销售、零部件生产始都分工的,多种层次 17 分工组合在一起,生命力非常强大,就是因为它们是“自组织”形成的。这些南 方的“小版块”先使北方那些大而全、巨大无比的工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包括 机器人、数控机床等东三省长期传统优势的产业纷纷转移到南方。现在最有竞争 力的机器人在东莞,最有效率的数控机床在东莞生产,无人机在深圳生产,这些 都是企业集群生产零部件集合而成。不仅高技术产业受到集群的影响,传统产品 亦同。江苏宜兴有个小镇叫丁蜀镇,当地不少紫砂壶的工艺大师都在镇里开工作 室,其他初级、中级的工艺师也都聚在镇里,共有紫砂专业合作社 67 个、紫砂 企业 400 多家、紫砂家庭作坊 12000 多家。去年一年,实现产值 78 亿元,带 动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 14.5 亿元,实现旅游总收入 7 亿多元。而且还成为不断 产生紫砂壶制作大师的基地。差的小镇是与别的城市和产业没有关联的,小而全、 缺乏细密的分工与合作,形不成企业集群,这样的小镇产业、人口就会渐渐衰败。 第六,开放性。好的小镇的产业是高度开放的,能够主动切入到全球的生产 链中去,并且不断地向上游移动。因为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是变动的,如果说某 小镇有一类产品进入到这个产业链,不断的上升,特色小镇作为行业单打冠军就 会成功。柳市镇原是温州的“边角料”,是一个政府产业投资等于零的穷镇,经 过三十年的个体私企培养,现已成为低压电器的超级基地,全国低压电器的百分 之八十产于这个基地,占全国此类产品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法国、德国的大 企业都来这里合作办厂。其中知名度最高的两个企业正泰和德力西,是我在当地 任县委书记的时候,两位修自行车的聪明小伙子合办一个仪表厂起步的,然后又 分裂成两个大集团,一个为正泰集团,一个为德力西集团。德力西集团 10 年前 和法国全球最大的电器生厂商施耐德合资。正泰一心一意的搞电器,每年产值都 达到 500 亿。他们的生产基地就在柳市镇,使该镇成为中国电器之都。全国所 有低压电器企业基本都由柳市企业家掌控了。因为柳市镇的生产厂家可以融到全 球产业链去。那么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如果其工业没有全球的开放性,就不可能 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他的定位。 第七,超规模效应。好的小镇完全超越了城镇规模效应。我记得有一次一群 经济学家在讨论什么是城市人口最佳规模?中国的经济学家说,100 万人口属 最佳规模,德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德国百分之九十的城市都是 20 万人口以下, 20 万就是最佳规模。意大利经济学家则认为:4 万人口的城镇就很有活力了, 合理规模就是 5 万。为什么原因意见如此分歧呢?如果某个城镇内的产业与主 城是高度互补的,规模小就没问题;如小镇空间建筑结构是独一无二的,规模小 点也没关系;如果小镇的服务功能是为主城市补缺的,规模再小点也有吸引力。 英国有个名叫海伊的小镇,原来只是一个冷落的旧城堡,后来发现与牛津、剑桥 等名校不很远。将全国旧书商家吸引到此镇来,全英国的旧书都到这里来买,把 仓库、旧屋都空出来装上书,就成了旧书小镇,周边大学师生和全国游客都到这 儿来买书。 第八,微循环。微循环小镇,不是按照广州大学城的模式,什么四联供、供 18 暖、供冷都要集中式、大规模的大循环。而是采用微循环的模式,任何“三废” 都就地循环回用,这种节能减排的模式,对水污染的治理、对节能减排有很大的 生态和经济效益。这种基于特色小镇的微循环整套技术,本身就是“特色” ,会 造就此类小镇的经济活力。上海枫泾镇就是这种模式,整个都采用微循环的新模 式,因而创建成功了新产业集群。 第九,自适应。好的小镇有投资者、技术、人才等方面的自主性,能独立面 对风险,独立应对市场变化、独立解决新技术的颠覆性创新,这种“独立性”所 激发的自适应能力,造就了东莞的北滘镇,该镇已经形成总部经济区,共有五万 名高端生产人员在这里生活工作,小镇具有很强大的内聚活力,能将多样化、有 活力的企业汇聚在一起,在这里诞生、壮大。现在世界上流行新的创新栖息地, 工业文明时代企业总部常常汇集在 CBD,现在新的一种模式叫“总部公园” (BusinisPark),这个小镇就是这样一个新的总部汇集地。差的小镇就不具备 产业发展的自适应性,从而引发资源产业枯竭,如同美国底特律式的衰落。 第十,协同。好的小镇会与周边其它小镇协同涌现活力,杭州阿里巴巴总部 附近有若干个小镇都是自己冒出来的,其中一个云栖小镇,他是这样诞生的:阿 里巴巴在美国成功上市以后从外面引入的资金高达 220 亿美金,阿里巴巴的团 队有近千人左右成为千万富翁,其中有 700 多人要自主创业,自主创业就选择 周边的小镇。这些小镇将“未来的马云”聚在一起,就会产生协同活力,仅云栖 小镇的软件产值就迅速的达到了几百亿。这些未来的小镇之间都是产业功能互补 的,又形成了协同创新的小镇群,这个“群”就是高水平的“协同”效应平台。 这类例子在国外早已存在,如杭州的法国姐妹城市是尼斯,是一个 10 万人口不 到的旅游城市,风景非常优美,尼斯与周边的几个名镇形成协同的城市群,如著 名娱乐城摩纳哥、电影城戛纳、 ,鲜花小镇格拉斯有 500 年历史,法国所有的香 精就产生在这里,索菲亚高科技园,就是个科技小镇,离这个尼斯、戛纳、摩纳 哥都都只有半小时的路程。世界上高科技企业都喜欢座落在幽静的宜人环境,以 便吸引全球人才。这些小镇之间都是功能互补的,形成了城镇集群,产生了对高 等资源吸引力的协同涌现现象。 总之,用 CAS 理论对“好的小镇” 、“差的小镇”进行分类,十大差别就能 清晰显现出来,自组织、他组织,共生的、两张皮的,强连接的、弱链接的,多 特色的、雷同的,集群的、杂拼盘的,超规模效应的、受制于规模效应的,微循 环的、大循环的,自适应的、不能自适应的,协同涌现的和单枪匹马的,完全不 一样。用 CAS 理论,观察特色小镇,和流行的、传统上的特色小镇评估工具结 论有较大的差别。采用一个新的工具,等于帮助研究者打开了一新的窗子,能更 加科学的来看待一个新的事物,然后做出新的判断。只有这样,城市修补、生态 修复、产业修缮就会更加有的放矢。 (作者单位:仇保兴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19 新乡贤文化该如何推动中国乡建? 乡贤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乡贤文化是扎根家乡的母土文化,看得见、 摸得着,贴近百姓,贴近青年。乡贤的嘉言懿行载于史册,流传于民间,深刻地 影响着人们的言行,引导着人们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是一笔宝贵的道德资源。 什么是乡贤? 乡贤者,何也?顾名思义:乡贤,乃乡里之贤达, “达”是物质的,是硬的, 是太极中的阴; “贤”是精神的,是软的,是太极中的阳。因此,乡贤是懂阴阳、 知乡里、善牵引之人,是那些品德、才学为乡人所推崇敬重的人。 古时的乡贤文化 在古时,乡贤主要由一批有文化、有地位,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 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而又在民之上。乡贤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 以补充地方行政的不足。乡贤文化,就是围绕乡贤德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乡村治 理理念,比如“耕读传家” “经名行修” “勤俭持家久”等思想,在农村地区有着 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古时乡贤文化表现为:一是对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教化乡民、抑恶扬善的 乡风民俗;二是以光耀门楣、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为主要出发点;三是乡贤以其 高尚品行引起乡民的认同感, “劝导乡里,助成风化”,实现乡村的礼贤自治文化。 新乡贤及其文化 新乡贤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或者一定的经验、专长、 技艺,且愿意回乡造福乡民、支持乡村建设,并能通过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 乡民的人。他们既了解乡土文化心理,又熟谙现代社会规则,能把传统和现代文 化很好的交融,促进乡村的发展。 新乡贤可以是村里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或老军人,也可以是从村里走 出去的成功人士。 优势 1、文化认同:乡贤大多是从本乡本土走出去的精英人士,拥有一定的威望, 在乡村更能受到大家的支持!同时,他们中的很多都与当地人是同村,或者是同 宗同源,或者是亲戚朋友,相互知根知底,因而更有亲和力,更容易受到乡民的 爱戴。他们用亲情、详情和自身的声誉威望,调节乡村社会的纠纷,是乡村自治 的重要参与力量。 2、资源丰富: 新乡贤往往拥有一般农民所没有的经济、社会和智力资本, 在乡村社会中的威望也高,组织能力和交际能力抢。广阔的人脉优势,能够引进 20 一些有能力、实力强的企业道乡村投资,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并能带来一批高 素质的人才,助力乡村文化的发展。 3、引领带动:乡贤多数在城市与大学生活、深造,眼界比较宽广、知识渊 博、接触的新事物较多。因此利用好他们的先进理念优势,有他们参与辅助村两 委工作,能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能更好的架起乡村与现代都市的桥梁、能更好 的带领乡村致富。 如何参与到乡建中? 方式一:举办乡贤论坛,乡贤论坛的举办,一方面是一次乡贤能人、专家学 者、企业家、投资主体等的大聚会,提升知名度,推动当地乡建事业;二是乡村 创客的组织的建立,成立乡贤俱乐部、青年促进会等。 方式二:政策引导,返乡创业,通过企业入驻、投资建设、人才输送、资源 导入、产业振兴等方式直接参与乡建。 1、土地政策支持:对于乡村土地资源从政策上出发,放宽使用范围,可以 让返乡创业人员进行多种形式的开发,休闲农庄的打造、产业园区的建设、乡村 乐园开发等等。同时要加快推进创业孵化园区建设,支持各类产业园区开辟创业 孵化园、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引导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创业企业进入园区。 2、房屋转让租赁支持:对乡村的闲臵房屋允许自主创业的外出务工返乡人 员可以租赁转让,进行高端民宿的建设、书吧、咖啡屋等多种利用方式。 3、适当的税费减免政策:对于能够增加村民就业、改善乡村环境、丰富乡 村文化等有助于带动乡村发展方面的企业,设臵一定的税费减免政策。比如:一 些能够引进生态环保建设体系的企业、一些能够带动乡村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现 代农业庄园企业、一些促进乡村文化传承发展的手作业等。 …… 方式三:乡村公益事业,汇集乡贤爱心,集中力量办公益慈善事业,这也是 当代乡贤参加乡村建设的重要方式。比如:改变传统单一的扶贫模式,进行精准 扶贫,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吸引乡贤和创客群体进入,构建多元主体 参与旅游乡建,并最终带动本地村民参与,实现乡村旅游精准扶贫,以旅游驱动 的乡村发展与社区营造。 乡贤文化是一条凝聚海内外人士的纽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无论走到 哪里,心头始终有着一份浓浓的乡情、乡恋。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 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弘扬固有文化传统的 一种精神原动力。 (作者单位:山水天承整理) 21 技术〃理念〃模式 农产品上行如何“过五关斩六将”? 农产品上行是目前农村电商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各方讨论很多,政府、农 民心情也很迫切,但是目前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农产品和电商 是两个目前差距比较大的体系,暂时还无法完全并轨。形象地讲,就是农业还在 19 世纪,而我们的电商已经率先进入 21 世纪,两者难以牵手。因为,目前的 电商体系是为工业品而搭建的,农产品只是借助了工业品电商的通道,如果完全 按工业品的标准来要求农产品,农产品肯定受不了。 由此也就看到,农产品电商问题,根子在源头的产业体系无法适应。目前的 工作,如果仅仅把上行问题重点放在流通环节上,则忽略了产业链这个根本性问 题。再用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来说,商务局长的脑袋其实是长在农业局长的脖 子上,如果农业上不给力,农产品电商也很难突破。想要做好农产品电商,必先 实现农产品的互联网化,加快推进互联网+农业。 要有效实现农产品的上行,涉及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多个环节,完全 打通就像关云长出征一样,需要“过五关斩六将” ,破解前进道路上的限制因素 和瓶颈。 农产品上行要过的第一关,是标准化问题 目前如果要在电商上大规模销售农产品,标准是一个前臵性问题,它包括三 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外观标准化。过去的农产品是大堆卖,一五一十拉走,然后把 外观标准化的问题交给了终端零售商,由他们进行大小分级,颜色分类,然后按 不同的价格出售。那么现在搞电商,就要把这一个环节前臵,在田间地头完成分 级,至少要做到大小分开、颜色分开、品种分开、成熟度分开等。只有这样,才 能让消费者拿到农产品的第一刻有良好的体验感。 第二个方面是品质标准化。不能再一味的用一些噱头来做产品的宣传,什么 “酸酸甜甜真可口,让你想起美好的初恋” ,“熟的像你老婆,甜得像你的情人” 等,不仅庸俗,而且无法让消费者对农产品真实准确的状况进行了解。从目前的 趋势来看,一些进口的或者高端的水果,已经开始用数字来说话,他们会告诉你, 我们的水果含糖量是百分之多少到到多少,酸度大概是多少,其他主要的指标还 有什么等。同时,你需要的话,可以用附送的速测仪来进行检测。今天的营销, 已经过了简单粗暴的年代。 第三个方面是生产标准化。一方面要实现以标准的生产化来推动外观及品质 22 的标准化;另外一方面,要顺应电商和消费者的需求,倒堆产业转型,形成新的 生产标准,与市场需求同步。 农产品上行要过的第二关是安全问题 目前,国民对我国自产的农产品安全问题一直抱有不信任,每过一段时间总 有农产品不安全的谣言在网上传播,诸如草莓打避孕药,苹果表面都有工业石蜡, 还有最近传播的海带是塑料做的等等。这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假新闻,却能堂 而皇之地传播,充分说明,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信任薄如纸片,脆入 玻璃。如何建立适应电商的安全体系,需要借助电商的平台,打通消费者和生产 者直接沟通的有效信息通道,这就是可追溯体系。由于现在二维码技术已经高度 成熟,相关追溯体系也日趋完善,只需要一个二维码轻轻扫过去,就能到追溯到 是什么地方产的、哪个农户来种植的、在生长过程中喷了什么药用了什么肥、最 终的检测合不合格,能不能放心吃等;如果有问题,可以去找谁。而不是在安全 的问题上,夸大宣传,用各类的美国、欧盟有机认证来吸引消费者,甚至是用假 的认证来忽悠消费者,这些都是不可取的。目前最需要的是信息对称,心理信任。 消费者可能说,我不苛求你是美国的有机产品,我只希望你用的药、你施的肥, 不要危害我的健康即可,这是国人目前并不太高的要求,却常常难以得到满足, 或者说心理上感觉到难以信任。所以,安全问题要实话实说开始,有图有真相, 重塑农产品质量体系,以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为基础,徐徐推进更深入地 质量追溯体系。 农产品上行的第三关是品牌 随着农村电商的深入推进,大量的农产品上网,同质化竞争将会日趋激烈。 如何在同质竞争中取得差异化的营销效果,品牌是最终制胜的法宝。近些年,我 们的政府和企业,都已经高度重视农产品品牌问题,也出现了像西湖龙井、阳澄 湖大闸蟹、洛川苹果等为天下所广泛传播的农产品地域品牌。但是应该看到,农 产品品牌的问题复杂性在于,一方面要由政府牵头打造的地域公共品牌来做基 础,另一方面又需要大量的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品牌托举地域公共品牌,缺一不 可。 如果只注重地域公共品牌的打造,就会出现假冒伪劣层出不穷的问题,像网 上报道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只有八千吨,可是市场流通七万吨;五常大米产量只 有 110 万吨,可在全国流通的超过 1000 万吨;陕西洛川县的苹果产量只有六 十万吨左右,可是市场上流通的不知道有多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是, 地域公共品牌的名气大了,值钱了,不管是不是这里产的,都来借用这个品牌, 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让消费者雾里看花,难以辨别。 所以,必须适应消费者的需要,按照市场的逻辑建立农产品地域公共品牌和 企业市场品牌双品牌机制,主动的培养、推广一批靠谱的企业,把他们的品牌推 向市场,只有他们长大了,地域公共品牌才能受益。现在需要给县长们一个任务, 23 那就是以后再宣传本县农产品的时候,不能光说你们县什么什么农产品好,还要 说你们县什么企业什么牌子的农产品正宗,这才是推广农产品品牌的正确姿势。 农产品上行的第四关是渠道 现在出现的误区是过于关注网络零售,一说农产品上网就是上淘宝。现在每 个县与阿里巴巴合作都要搞上行,都要淘宝给流量,一年 365 天,一天推一个 县,全国 2800 个县级行政区也需要几年才能轮一次到,这不是给马云出难题 吗?再拿数据看,2016 年中国电商交易总额约 26 万亿元,网络零售规模总共 只有 5.1 万亿元,只占不到 20%,实物交易更只有 4.1 万亿元,只有 15%多一 点;再算到淘宝头上,只占整个交易的百分之几;而在淘宝交易商品中,农产品 电商规模又不足 1000 亿元。一些专家批评,电商下乡,只让农民买,不给农民 卖,问题是,农产品流通规模高达 4 万亿元,零售电商平台能否承担起这样的 历史重任? 又有的县,感觉阿里巴巴是第三方平台,京东是自营电商,又纷纷找京东, 希望借助京东的力量让本地的农产品尽快实现上行,而京东的交易总体量只有 6500 亿元,电子及家电又占了一多半,农产品还属于新兴拓展业务,比起阿里 巴巴的农产品电商规模又少了一大截,目前只能是个别县的点上突破,大多县的 面上突破还有待时日。苏宁的体量又比京东更小,农产品交易份额更少。 所以,要放开视野,农产品不仅可以在网上零售,还可以做网上批发,还可 以做跨境电商,更有大量的可以实现 O2O,必须在农产品上网的通道上打开思 路。如果是大宗的粮油、蔬菜和水果,还是找一亩田、中农网、农融网等网上农 产品批发平台好一些,信息撮合可能更重要;如果是特色农产品,则阿里巴巴、 京东等平台多个窗口拓展销售领域也未尝不可,本来生活、天天果园等垂直生鲜 电商也有需要,1688、美菜、链农等小型 B2B 平台也可以考虑;同时,农特微 商也是值得重视的新渠道。 农产品上行的第五关是协作 农产品上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单靠哪个地方政府就可以,也不是 一两个平台几个企业就能干起来,必须从供应链到产业链直到价值链全面打通。 在实现上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分工协作,电商企业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龙头 企业怎么办、平台怎么办、政府怎么办等问题,需要一个明确的分工。可以政府 主导,但不包办,重点在出政策,补短板,降成本,扶持市场主体,商务、农业、 工商、质检、食药监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平台应该积极开放,将农产品上行作为 电商“火箭”的“二级发动机”来对待,拓展类目,多给流量,完善供应链体系; 传统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应积极拥抱互联网,加大农业转 型升级力度,能自主搞电商的可以积极入驻电商平台,感觉有难度的可以做电商 的供应商,按电商要求生产适销对路产品;新农人、电商创业者甚至是普通农民, 可以借助电商平台、微商渠道等,将农产品搬到网上,拓展销售空间。 24 总之,对农产品上行的复杂性、系统性应有充分认识,对其推进过程也应该 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通过各方的协同努力,争取尽快实现农产品电商的突破。 (作者单位:魏延安 共青团陕西省委农工部) “新零售”时代得线下者得天下 似乎就在不久之前,号称万亿规模的 O2O 大市场火得不要不要的,但仅仅 一年时间就盛极而衰了,大批项目纷纷倒闭,O2O 概念彻底被玩儿坏!于是大 家猛然发现,“O2O”就是“零到零”,一场空!的确,单纯把线下的销售搬一 部分到线上,是难以实现质的飞跃的,其实“O2O”代表的只是一种最原始的 互联网化。 如今,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没有整体产业链的过硬功底,没有线下的 牢固优势,仅凭线上的“虚招”是不可能长久立足市场的。而提到线下的掣肘, 没有哪个领域比生鲜电商的领悟更痛彻心扉。佳沃市集前 CEO 崔晓琦卸任后曾 心有余悸地称:“我暂时不碰生鲜电商了”。 而今,新的趋势正在显现:电子商务平台即将消失,线上线下和物流结合在 一起,由此产生了新零售。在此大势之下,未来必将是得线下者得天下,因为玩 转线下需要深厚的内功。这也是为什么百果园并购一米鲜能被很多人看好,而线 上反攻线下则较难游刃有余的原因。 新零售时代要玩转“两人三足跑” 2016 年杭州云栖大会上,马云针对传统电商的转型,把“新零售”的概念 普及到了全国。所谓“新零售”,即围绕人、货、场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将基于 互联网完全重构。组成“新零售”的三大要素为线上、线下、物流,线上是指云 平台,线下是指销售门店或生产商,新物流消灭库存,减少囤货量。这三大要素 不仅要存在,更要相互结合。 未来,新零售将取代电子商务这一概念,对纯电商和纯线下带来巨大冲击。 只有线上与线下形成“两人三足跑”一般的默契配合,再由物流作为纽带将二者 牢牢捆绑在一起,才有可能赢得最终的比赛。 “布吉模式”的前世今生 “布吉模式”是由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简称:深农)于 1989 年初率先 创立的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新模式,其特点是在我国传统的农产品流通、集 贸市场、官办市场经营格局的基础之上,大胆创新,以企业为主体投资兴办市场 并进驻市场经营,以市场化机制管理与经营市场。 简言之就是“企业办市场、市场企业化”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随后顺势 25 扩张全国性批发市场网络体系,先后在深圳、南昌、上海、长沙、西安、成都、 南宁、天津等 27 个大中城市投资经营 43 家大型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和大宗农 产品电子交易市场,形成了全国性农产品交易、物流及综合服务平台,成就了新 时期农批市场网络化建设的典范。但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新零售趋势 的冲击下, “深农布吉模式”也面临着一场不可回避的升级之战。 从新零售的要素来看,“深农布吉模式”凭借近三十年的沉淀,恰恰具备了 坚实的线下基础与稳定的物流保障,需要的反而是线上的“虚招”,而“虚招” 能否玩出实效,还要不断探索、不断尝试、不断攻坚。 “大白菜+”——“布吉模式”的升级探索 2015 年,深农股推出了一款针对农产品批发商的 APP——“大白菜+” (微 信号:dbc61com),上线一年多,注册用户数超过 1.2 万,用户活跃度超过 50%, 发展势头良好。 “大白菜+”的顺利成长,是凭借对深农旗下多家电商企业以及物 流、检测、金融等核心业务的高效整合,无限开放第三方资源,形成线上线下互 联的重资产 O2O 模式,从而构建农产品大流通生态平台。而所谓“重资产” , 正是体现了其雄厚的线下实力,也赋予了深农直面新零售时代的能力。 既然新零售要基于互联网,对所有生产要素进行完全重构,那么深农进行线 上线下整合首先离不开的是大数据的强力支撑。而近 30 年的数据积累、全国 27 个大中城市、43 家综合批发市场、数万家批发商、2500 万吨年度交易量、 1500 亿元年交易额……为“大白菜+”筑起了坚实的信息基础。由此,才可能 在数据上行的同时轻松实现服务落地。 具体来看,“大白菜+”主要具备六大核心输出能力。 一、农产品流通市场数据开放能力,为推动农产品市场化秩序的建立,提供 行情数据及行业趋势参考; 二、农产品资源合理配臵能力,可以促进农产品流通市场信息透明化,让批 发商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让农产品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三、数据化创新服务能力,基于大数据的打通、挖掘与分析,可以围绕批发 商交易、社交、金融、流通等环节孵化场景、优化产品服务; 四、农产品批发商征信能力,能够从食品安全、商户信誉、交易行为、金融 行为等多维度综合评估管理批发商,夯实行业诚信基础; 五、农产品批发商关系链开放能力,以此打破多层级、多地域批发商限制, 提供共享经济的空间; 六、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控能力,能够基于批发商画像及信用评级,为其提 供互联网金融产品,同时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安全保障。 26 需要强调的是,正是依托“深农布吉模式”几十年来在线下的积累沉淀, “大 白菜+”的这六方面核心输出能力也才可能真正实现。同时作为深农线上业务的 尝试,“大白菜+”也是“深农布吉模式”在新零售时代的再次创新与升级探索, 是对产业链资源的深度整合。 正是通过“大白菜+” ,深农可以对市场与客户数据进行更全面、更便捷的收 集与分析,为线下服务的提升完善提供有力参考,由此实现线下线上高效联动, 精准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深度绑定了客户。可以说,相对于某些没有线下根 基却苦苦打造空中楼阁的生鲜电商而言, “大白菜+”只是深农顺势而为,水到渠 成的结果。 在此,笔者猛然想到了最近成功上市的顺丰,市值瞬间超过 2000 亿,媒体 纷纷将顺丰与阿里对比,都言顺丰分分钟能复制出阿里,但阿里却很难再打造出 一个顺丰。这就是得线下者得天下的又一实例,不知提出“新零售”概念的马云 作何感想? (作者单位:魏国峰 新农商学院创始人) 【乡忆】 天价彩礼的背后是农业女性化趋势 网络走红的“全国彩礼地图” 27 最近,一张四年前的“全国彩礼地图”在网络上再度走红。与之相匹配的, 是发生在河南安阳市汤阴县的一场家庭惨剧。据报道,67 岁的陈老汉和老伴以 一套在县城购臵的婚房和 11 万元彩礼,为他们 27 岁的小儿子娶了亲,老两口 不仅为此用尽积蓄,还欠下 20 多万元债务。而就在新婚之夜,小俩口为 11 万 元的礼金发生激烈争执,新郎在盛怒之下将新娘砸死,给两个家庭留下巨大创伤, 也为近来戾气四溢的社会环境又注入了一股负能量。 彩礼的产生,固然是传统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乡规民约,但它的背后也有着 一定的经济因素。这让我想起几年前阅读丹麦经济学家博斯拉普的经济社会学名 著《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时,发现的一些有趣线索。 这本书实际上讲的是农业女性化现象,也就是农村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越来 越多地由妇女承担和完成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背景是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变 化。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着性别差异,转移男性 的比重高于甚至远高于女性,客观上使得更多的女性滞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并产生劳动力的性别错配。这种表象并不能够理所当然地推出妇女在农业生产经 营决策过程中实际权力、地位的上升,大量的实际经验正与此相反。研究表明, 家务劳动的拖累、土地的掣肘、女性受教育程度低是农业女性化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与结构的双重视角解读农业女性化现象,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农 村正在快速发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也可以更好地追问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性 别分工这一经典问题。 一、市场深化与家庭分工视野下的女性角色 分工是市场深化的必要条件。家庭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和经营单 位。家庭内部的分工是市场分工的前奏。这种分工以年龄和性别作为主要标准, 长幼各居其所,男女各司其职。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过一个粗糙的假 说,他把男性的狩猎活动引申为侵占本能,这一本能不断强化进而厌恶生产、蔑 视劳动,成为有闲阶级前身;又把女性的生产活动引申为作业本能,这一本能逐 渐根深蒂固使劳动占据了主要时间,成为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者。 博斯拉普的这本写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作品,倒没有走那样天马行空的路线。 虽然也借助了具有浓厚人类学色彩的理论工具,不过她试着从欠发达地区的妇女 在农业生产中的两种不同的古老制度安排说起。在传统农业状态下,非洲大陆是 典型的女性农业,而欧亚大陆则是男性农业。在欧洲占领非洲和非洲没有卷入工 业化、全球化的洪流之前,从事砍伐、狩猎和战争是女性农业地区中男人们的主 要工作,这也和非洲森林广布的自然地理特征相符。妇女们则从事采集、种植等 轻体力劳动。 这种性别分工特点在欧洲殖民者看来就显得难以容忍了,他们把这些不事农 务的男性劳动力称作“懒惰的非洲男人”。不论出于高尚抑或其他什么不可说的 28 目的,总之,为了让“懒汉”们勤快起来,欧洲人可谓费尽心思。他们引入新的 农作工具和种植技术,变轮耕为犁耕。耕作方式变化的背后,还有来自人口的压 力。当人口压力达到临界点时,会出现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的爆发性需求,再懒的 人在生存压力的驱使下,也会加大自己的投入。 总结妇女在农村中的地位,从历史比较的视野看,有两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是轮耕主导的地区,这类地区大多地广人稀,大多数农业劳动由女性 承担。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掌握着土地资源的男性与作 为主要劳动力要素供给方的女方发生一对多的资源匹配方式。这种类型的社会 中,聘礼多由男方及其家庭承担,妇女工作非常辛苦,从丈夫处得到的供养有限, 但也享有较大程度的经济独立和行动自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男性增加妻子的 个数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以粗放型扩张的方式扩大传统农业产能,以对更多“自 家人”的雇佣来规避对雇工的使用和依赖,使劳动力成本内部化。当然,在该制 度条件下生产“高度发达”阶段的一夫多妻,会过犹不及地只产生扩大消费的效 果,而无助于推高生产可能性边界。 第二种是犁耕占主导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人口稠密,需要投入大量艰苦劳 动以精耕细作,妇女从事的农业劳动较男性为少。女性对男性有较强的依附性, 女方家庭大多要提供嫁妆,妻子的生活完全依赖丈夫的经济供养。对普通民众来 说,一夫多妻制的发生概率较小。 第一种类型的农业社会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和世 界上其他的一些原始部落地区。第二种类型的农业社会以受阿拉伯、印度教和中 国文化影响的地区为主。 二、技术进步与扩散路径的性别差异 在农业制度的初级形态下,甚至在后工业社会的今天,我们时常会发现性别 分工与技术进步之间的某种奇怪关联,即男性更有意愿、更快捷地学习、掌握和 利用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进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女性则乐于沿袭传统 的生产工具和方式。 以我个人为例,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的很多家庭消费决策的基本出发点,都 是为了节省体力,以机器替代劳动,借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以 解放劳动力,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会倾向于购买“扫地机”这种东西,而当这 种物件被邮寄给远方的母亲时,她就感到非常“鸡肋”。于她而言,这是一个将 丰富多样的生活裁剪得过于理性化,因而变得寡然无味的蹩脚发明。 异曲同工的是,每买到一件新玩意儿,我总是乐于认真阅读使用说明,搞懂 其运作机理,我的爱人则大异其趣,敬而远之。对于技术进步(至少是生产领域 的技术进步),两性之间的这种差异颇值得玩味。是否如凡勃伦所言,基本是扮 演消费者角色的女性缺乏对生产性技术进步的亲近感和敏锐性? 29 类似的问题固然有政治不正确之嫌,但亦不乏思索之人。欧洲殖民者对非洲 的女性农业大多不抱好感。他们认为土地耕作天然是男人的事情,男人比女人更 有条件提高土地产出。欧洲人野心勃勃地推广他们的欧洲好技术,来打造一批非 洲好农民。在乌干达等女性农业地区,欧洲人采取传男不传女的方式私相授受给 男性农民新的农业种植方法,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也将其导入 高利润的商业化种植体系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 (1)由于技术推广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性别歧视,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性别差 异; (2)进而,初始绩效的差异将挫败女性从事农业劳动的信心,只要丈夫的 收入足够高,他们索性放弃这种全无成就感的耕作,转而甘当农业辅助劳动力或 专事家务后勤工作; (3)成功的男性农民走上了种植经济作物的商业化道路,成为大户,赢得 更高声誉; (4)失败的女性农民只能固守传统生产模式从事口粮化生产,沦为小农, 勉力自给自足; (5)农村的男性青年继续向成年男性学习农业技术,而女性青年则被她们 的文盲母亲继续灌输一些落后、保守的观念。 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完成了其代际传递。 在这一过程完结时,掌握关键技术、控制地权的男性担当着主导性角色,成 为先进生产力的当然代表;女性则降级成为家庭辅助劳动力或男性土地所有者的 雇佣工人,现实中在田间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女性劳动力正大量上升,男性凌 驾于女性之上的农业社会结构得以巩固。 在轮耕制下,男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妇女拥有耕作权和用益权,她们却可以 根据习俗性权利,在属于丈夫的土地上耕作和出售粮食,并自由支配卖粮所得收 入。但这种自由是有依附性的,妇女从自立农户变为活动范围、劳作模式甚至作 息时间都被锁死的、仰赖他人之鼻息存活的人,其地位和作用是被弱化了。 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有两类典型的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一是较 少雇工,家庭中的妇女自身就是农业劳动的活跃参与者;一是家中的妇女专事家 务,男性农民则雇佣帮工从事农作。 在雇工经营的情形下又可继续细分,一种是受雇劳动力主要为男性,一种是 妇女为男性农民做季节性的临时帮工。 在最后一种情形下,阶级、性别、族群三种因素犬牙交错在一起:受雇于他 人的女性是最低等级、自耕农的妻子则在这种人为的社会区隔下,有可能退入一 种有闲阶级或代理有闲阶级的状态。 30 在当前中国的一些发达地区,能够看到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大量外来劳动 力作为佃农,承租了本地农民的土地,二者之间构成了土地租佃关系;外地农民 租用本地农民的空余住房,二者之间构成了房屋租赁关系;外地农民雇佣本地老 年女性劳动力作为帮工,从事采摘、除草等辅助性的工作,二者之间构成了劳动 雇佣关系。在这多重关系中,被雇佣的本地老年女性劳动力,就不是单纯的弱势 群体了,这种劳动已成为她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更是一种补充性的收入来源, 甚至带有一定的后现代浪漫色彩。这是两种状态,不具有可比性。 笼统地说,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应当会有助于劳动力的逐步退出,但是 问题并不简单。且不说许多后发国家因为融资困难的缘故,只能达到半机械化的 程度,而这一状况往往会增加对辅助劳动力的需求以保证产前、产中、产后的作 业连续性,那些拾遗补缺的时令性工作,由男性来担当,未免大材小用,只好请 妇女们出头。即便是在工业化国家,女性雇佣劳动对农业贡献度并不高,但也仍 然肩负着越发沉重的农业劳动,因为整个家庭的非农就业机会留给了男性,他们 的丈夫选择外出务工,为家庭创造更高收入。 可见,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妇女从农业劳动力队伍中退出,反而呈现出一 种农业女性化的新图景。 三、当代中国农业女性化图景的生成 (一) “铁姑娘” :作为劳动力的后备军与蓄水池 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实不无关系。但这并不是一 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建构,更像是这种制度的非意图后果。建国之初,在当时较为 幼稚的“资本—劳动”结构下,(重)工业化的战略导向必然要大量抽取农村人 口以补足城市工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缺口。于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中 国农村“男耕女织”的传统首次出现断裂,并空前地掀起了一轮“男工女耕”的 浪潮——这是社会性别分工的重大转变。 农村男性劳动力大举进城务工,两千万农民工召之即来:在城市,他们首次 成为与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并肩而立的一员;在农村,他们的夫人们则 首次走上前台,尝到了代行家庭生产决策权的甜头。这种横向的两性分工带来的 一个副产品是,纵向的代际关系的重心也因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生位移,年轻一 代因为劳动能力、劳动贡献而获取更多的“工分” ,于是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 权也相应增加。 此间,还有部分杰出的女性劳动力跃升到一向被男性垄断的某些职业领域, 成为他们的工友。第三版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形象,只是这种时代风貌的一个 经典缩影。在当时条件下,女性对生产领域技术进步的亲和力是国家(重)工业 化战略导向有意干预的非意图后果。这种“去性别化”的过程与其说体现了男女 平等,莫如说正合了新世纪以来对某些行业用工状况的调侃——“把女人当男人 31 用,把男人当畜生用” 。工业劳动力挖潜,只能从城市妇女和农民这两者中选择, 这是当时的劳动部长马文瑞的工作思路。惟女子与农民好养也。 当大跃进的潮水退去,显露出大饥荒的底色时,两千万农民工又被挥之即去, 赶回农村。与他们分享这失落一刻的,还有大量已经进入工业系统的农村女性劳 动力,她们成为经济危机的非常时期被精简的主要对象。 仅 1961 年全民所有制女职工就比 1960 年一下减少 352.1 万,减幅高达 33.3%,比同期男职工下降比例高 7.6 个百分点。可见,女性的定位一直是作 为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后备军和蓄水池中的主要成分,即便转为正规军,多数时 候也只是充当辅助劳动力的角色,随时面临着被扫地出门的命运安排。这一点在 文革中的大庆模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庆油田 5.5 万名家属“忙时务工,闲时 务农”,经营着 101 个农副业生产基地,种地 32 万亩,基本做到不吃商品粮, 还参加了工业的辅助性劳动,这种模式的背后隐而不宣的理想图景是:农业从属 于工业、女性依附于男性。 与此相对的另一种模式是“铁姑娘”,即妇女“不爱红装爱武装” 、全面参与 社会各领域的劳动分工。在军事化建制风行的年代,各地都出现了一批“铁姑娘 连”,大寨郭凤莲这样的战天斗地的代表性女英雄被逐一发现和宣传。 对“铁姑娘”们来说,快速的社会变革无疑使她们获得了较其上一代人远为 丰富的人生阅历,各方面技术和管理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男主外、女主内”的 价值系统也多少受到了一些震动。但片面强调“男女都一样”、 “男人能干的女人 也能干”,显然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忽视男女体质特征和能力禀赋的差异, 强行抹平性别分工是很欠考虑的。大多数“铁姑娘”到了二十八九岁嫁人之后, 就基本从所在领域销声匿迹了,鲜有一以贯之、几十年如一日“铁”下去的。 (二) “男工女耕”:作为农村留守人员与家务劳动者 改革开放后,农村兴起了乡镇企业,提供了有别于此前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 时期的新的性别分工模式。在 80 年代分田到户后,一些基础条件较好、机械化 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农村,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相对于其他要素明显富余的劳动力 投入。对那些在人民公社时期就已兴办了很多社队企业、安排了很多非农就业、 积累了不少集体资产的乡村而言,分田到户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出现,打乱了 原有的自上而下规划设计的农村工业化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对非农就业的农民形 成了一种反向拉力。好在这是一种就近就业的模式,既可男工女耕,根据各自禀 赋商定内外分工;也可男女共同参与乡村工业化进程,对农业则作兼业经营。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普遍倒闭和东南沿海城市化带来的需求 膨胀,引发了更大范围的“男工女耕”潮。外出务工被认为是更具个人发展性的 一项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具有优先权。男性的城市就业便利性及其平均 工资水平也要高于女性,加之农业生产领域对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依赖越发超越对 32 男性劳动力个人的依赖,这使得农村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分工模式在更大程度上日 渐由“男耕女织”转向“男工女耕” 。农业女性化遂一发不可收拾。 但与此前都不同的是,在种粮收益比下降、务工务农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 留守农村从事农业劳作的妇女,既不可能有意识形态上男女平等的理想追求,也 不可能生发出农业企业家那种强烈的利润动机进而精耕细作的耐心。留守妇女在 农业生产过程中将持续遭遇到劳动力短缺、生产技术落后、购买农资困难等方面 的困难。她们所能依凭的策略主要是延长劳动时间,以劳动强度的增加抵抗农业 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农业领域以机械替代劳动的现代趋势。 此外,在大跃进与改革之初都曾发生过的因男性农业劳动力外出而出现的家 庭生产决策权转移(有人称为“缺席领导权”)的意义已经大幅衰减,其权力含 金量也早已今非昔比。总的说来,农业女性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负面的, 其后果只能是退守到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整个家庭的生计状况更加依 赖于在外务工的男性劳动力,妇女的依附性地位更加明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 1992 年后“以家庭代社会”的政策取向。2004 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披露了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中有意识地把与再生产 有关的责任转移给家庭的思路。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 行,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 以让家庭消化。”这样,再生产部分的劳动转化为家庭内部劳动,在创造了建基 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中国奇迹的同时,也将女性臵于结构性不利的地位。在家庭 内部性别分工传统未发生变动前,再生产劳动的家庭化、私人化只能体现为女性 化。 (三) “农民农” :作为被动的异地务农者 新世纪以来,外出打工的农村女性数量增长迅速。 “打工妹”出现在珠三角、 长三角并非偶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玩具制造业、纺织业等适宜于女性作 为劳动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南沿海地带的集聚,对盘活留守于农村的大量 农村妇女产生很强的吸引力。下图是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绘制而 成,尽管这是一个静态的截面观测值,但是依凭我们的常识和实际调研的直感, 也可以将之视作对迁移个体(主体应为农民工群体)职业生涯的某种反映。 33 数据来源:根据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绘制而成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之处:第一,女性外出务工经商的起始阶段要早于男性, 这从侧面印证了至少在 2000 年,在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权利方面,男性是受保 护对象。一个农村家庭更倾向于将未成年的女性作为创造现金流的工具释放出 去,或者说,一个农村家庭更加不倾向于对女儿做教育投资。第二,尽管外出务 工者吃的都是“青春饭”,但女性的人力资本贬值要更快,女性劳动力受制于婚 姻、家庭因素而退出的时间要更早。 2004—2006 年间,全国范围内很快免除了农业税,并同时着手建立支农 惠农政策保障体系。2007—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中国泡沫型城 市化的各种问题逐渐暴露,此后数年内以房地产为中心的宏观调控措施接连出 台,城市经济渐显颓势。与此同时,农村则不断出现新的投资亮点,农业的投资 回报率、平均利润率上升,这引发工商企业大量介入,即所谓资本下乡。 一些小有积累的原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也在此时加入到投资农业的队伍中 来。最近十年间,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逐渐形成了一支异地务农 的职业农民群体,不妨称其为“农民农”。 “农民农”主要从事蔬菜瓜果等经济作 物的种植,面向特大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他们也多沿用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 夫妻共同劳作,间或雇佣本地农民(多为老年妇女)作为辅助劳动力,直接从本 地农民或经由村集体组织介绍,承包大小不等的土地耕种。 34 “农民农”的生活状态是很值得玩味的。我和同事们曾针对这一群体进行过 几次专题调研,在我们所关注和追问的一揽子问题中,包含这样的性别视角:即 外出务农、或从农民工转变为“农民农”这样一个家庭决策,究竟在男女两性中, 谁的动力更足一些?回答这个问题前,先看一张表。下表是在对比 1990、2000、 2010 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有关人口性别、流动与职业变迁状况后,发现的一 些有趣现象。 数据来源:根据 1990、2000、2010 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我们会发现在广义的农业从业者中,迁移人口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偏离和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这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悖,这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农村女性因 婚嫁原因迁移到另外的农村地区但未变更户口所在地的,其职业分类仍为农业; 此外,作为辅助劳动力和农业季节工、短暂地往返两地从事采摘活动的女性劳动 力,也被纳入农业从业者。这样看来,由于上述一些原因,农业领域流动人口中 的女性比重可能被高估,但从“五普”到“六普”即新世纪的这十年里,男性重 返农业的趋势则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调查中所得到的初步但不乏普遍性的感受是,男性务 农的动力要强于女性。得益于近年来不断得到重视的家庭农场政策,在一些便于 就近就业的都市近郊农村,更是出现了普遍性的、 “男女同耕”的异地务农趋势。 具体的缘由,首先是利润动机。对于不具特殊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工厂 劳动与农业劳动的收益相比,已不占优势。换言之,农业经营所带来的体面收入 水平已足以满足不弱于工厂劳动能够提供的收入水平。 35 其次,男性受访者普遍提及的一个词汇是“自由”,即务农能够给他们带来 更多的自由。我们认为,对这个“自由”的理解,不应仅限于劳动时间的层面。 在劳动自由度上,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对于人的管理、规训与相应的一系列的惩戒 机制,显然都要强于农业文明。 “农民农”所强调的这种自由,不仅表现为农忙、 农闲在一年四季中的规律分布,以及由此带来的具有自主性的时间安排与劳动节 奏,还表现为一种家庭为本位的扁平化决策过程,一种人自为战的独立经营、自 负盈亏冒险精神和自主性,用一位被访者的话就是:“何必看他人眼色行事,为 什么不自己做老板呢?” 现代工业生产使用的各种机器导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而农业机械 化的重大意义即在于,在这里,机械的使用恰恰有助于弥合生产与生活之间日益 加深的鸿沟,它增进了劳动者的效率,同时并未削减其自由。 妇女地位和选择的变化,是随城市化进程逐渐展开的。在独生子女一代普遍 进入婚龄的时段,仍能频发天价彩礼之类匪夷所思的事件,足以说明我们的现代 化进程,抑或我们从传统社会转型的进程,还远未终结。 (作者单位: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 【参鉴】 法国“理性农业”发展模式 西方经济学家指出,所谓的“理性人”是对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 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的抽象。这个被抽象出来的基本特征就是——每一 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 也可以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 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 农业“理性”则是指在最小的成本下,对于农民、对于自然、对于政府均获 得最大化的利益。法国是怎么做到的? 法国通过实现由小农经济占主导的传统农业向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 种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之后,一举成为能够与美国比肩的世界上农 产品和食品出口量第二的农业大国,而在这一转变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特有并 秉持的“理性农业”发展模式。 目前, “理性农业”已被纳入欧盟共同的农业政策,而这也正在成为世界农 业发展的趋势。 36 法国目前是欧盟第一、世界第二的农业大国。法国的农业生产者数量占欧盟 的 20%,居欧盟之首,其中 40%的经营者属于大规模经营户。 但如果追溯至上世纪 50 年代,法国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落后国家。上 世纪 80 年代,法国开始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走出了一条“理性 农业”的发展道路。 1: “理性”夯实发展根基 目前法国农业经营的各项比例为:大面积粮食及经济作物 22.2%,蔬菜种 植占 3.2%,水果 2.9%,葡萄酒 13.4%,其他种植 3.4%,其余为养殖业。 上世纪 80 年代,大量化肥和农药在法国农业耕作中广泛使用,这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土地单产量,但也带来了土壤板结、肥力下降、水土流失、生物链和 生物多样性遭破坏、生态环境退化、农产品质量降低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等一 系列问题。 这种只重视农产品产量而忽视质量和环境的生产模式引发了农民和农业科 技工作者的反思。随着国际社会对于生态和环保概念的广泛认同,法国政府部门 也日益认识到食品安全以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为此,法国提出了“理性农业”的概念,并将发展“理性农业”作为发展本 国农业的根本,形成了法国农业的“理性文化”。 所谓“理性农业” ,就是指在现代农业种植过程中,通盘考虑和全面兼顾生 产者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和环境保护,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法国也成为世界上率先提出并践行“理性农业”这一概念的国家,并制定了 一系列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 众所周知,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如果农民的种粮积极 性得不到有效保护,农业下游产业等也自然成为“无本之木”。 同时,环境成本和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品质要求同样不能忽视:满足消费者对 农产品产量、品质需求,加强土质、水质、空气等农业生态环境和原生态文化的 保护,保障生物多样性也是法国“理性农业”的题中之义。 2:政府民间携手作为 分析法国“理性农业”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鲜明特色,即一方面发 挥政府的职能和扶持作用,另一方面则强调各级民间合作组织的基础作用,同时 彰显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在推进理性农业发展中的作为至关重要。1992 年法国制订了土地休耕 制度,1997 年和 1999 年又相继颁布了《全国生态农业规划》和《新农业指导 法》,提出了建设“兼顾经济、环保和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农业”目 37 标。2000 年,法国又修改制订了新的全国农业发展规划,此后又推出了《法国 2020 环保农业生产国家计划》 。 法国政府对农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宏观政策上。政府主要负责包括兴建农业 基础设施、开展农业科研与农业教育推广、解决农业信贷资金以及组织与协调全 国性的农业公共服务等活动。 3:规避风险,农保担重任 农业种养易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冲击,是相对弱质产业,法国的做法 是通过农业保险有效规避种植风险。 法国对农业保险实行“低费率、高补贴”政策。农民只需缴纳保费的 20% 至 50%左右,其余 50%至 80%全部由政府负担。 这种做法使农民有效规避了种植生产风险,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同时,在农业保险机构中植入政策性扶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使农业保险不同于 纯粹意义上的商业保险。 因此,法国政府建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其行政经费、农险基金赤字等 都由政府实行直接的财政补贴。国家每年要做一次保险预算,总额在保费的 20% 至 50%,用于满足国营保险公司入不敷出时的急需,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农业保 险机构业务的开展。 此外,法国政府还通过立法保护农业保险。政府对所有农业保险部门的资本、 存款、收入和财产都实行免税政策,通过法律的形式给予保障,并制定了《农业 保险法》 ,规定农业保险的项目由国家法律规定,保险责任、再保险、保险费率、 理赔计算等事项也用法律或法规确定。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产品如水 稻、小麦、大麦等实行强制性保险。 “理性农业”的概念从提出至今已有 20 余年,但时至今日仍不显过时。这 固然得益于政策的科学性,而从另一方面看,法国的“理性农业”可以保障农民 收入、保证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使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目标得以实现。 (作者单位:山水天承整理) 38 【互动】 本期调研报告主要参考文献: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由衷感谢相关领导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报告中涉及机构和专家 的鼎力相助,欢迎各界关注中国三农事业的朋友来信、来电共同探讨中国农业现 代化问题,建议、提问、投稿、其他商业合作也欢迎与我们联系! 山水天承客服中心 Tel: 021-61539093 400-007-6879 E-mail: fankui@shshtc.com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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