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秋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交流小结：生活最优解.pdf

荷兰生活最优解 2015-03-05 14:39:58 这既是一篇荷兰见闻，游记内容自应下回分解，这里就且谈谈荷兰的趣事。荷兰人一向自认祖国为一个小国。来之前看诺特博姆的《绕道去圣地亚哥》，讲作者去西班牙旅行的见闻。书的中文版扉页就说：这是一个小国的国民，去一个大国的游记。现在它在一个特大的国家出版，我感到非常荣幸。更有我们的国际贸易课的老师，在讲贸易理论时公然说荷兰是一个“small economy”，因此关于大国经济互动的理论不适用，荷兰人的自我认知可见一斑。我倒对欧洲小国林立的现象很困惑。一次荷兰同学跟我讲完荷兰和比利时分家的故事，我问：现在的荷兰还愿意和比利时的荷语领土统一吗？荷兰男孩摆摆手，说：他们太穷，我们看不上他们。我感叹：你们的国家已经这么小了，为什么坚持还要分得更小呢？可小国有小国的精彩。荷兰人的性格，就是出了名的率真。刚来时，一位教授给我们做presentation，展示了一张世界不同国家直爽程度分布图，荷兰遥居第一，中国则遥遥在光谱的另一端，成为曲里拐弯国家第一名。是的，很容易感受到荷兰人性格里的那种blunt，他们有话直说，从来不懂隐晦。初来阿姆斯特丹时，一次深夜party回家找不到路，急急拿着地图问一个中年人。他瞪了我一眼，说：你不是有地图吗，为什么要问我？然后骑上车径直扬长而去，令我目瞪口呆。荷兰人性格透明，连建筑也照实反映。许多荷兰房屋的外墙许多由全透明的玻璃制成，荷兰人就在这样的建筑中办公起居，毫无心理障碍。也有许多半地下式建筑，地上的部分就是一扇落地玻璃窗，coffeeshop（大麻商店）往往就隐藏其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建筑，我就好奇地向内窥视，就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没想到窗内办公桌旁的荷兰人也朝我灿烂一笑，反过来好奇地看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感兴趣。我一下不知被窥视的是我还是他，心下大惭，赶忙遁走。阿姆斯特丹，是出了名的人多地少，更别提城市的三分之二还是阿姆斯特丹人从海神手中抢来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校园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每个校区也只是几栋孤零零的建筑楼。大学对国际学生比较友好，通过一套与住房中介合作的机制，保证每个国际学生都能有市中心的住房。而本土学生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待遇了，他们或是在外租房、每月付着不菲的租金，或是只能住在远郊的父母家中，每日电车上学。我居住的公寓是一座欧式建筑，房屋上标着“1899”，不知是不是建成的年份。我住公寓的阁楼中，也因此格外宽敞。家门口就是一条小河，有水鸟与野鸭做这里的过客。每天去超市购物，总要经过小河上的一座石拱桥，看阳光下的河面波光粼粼，河岸的草地青翠碧绿。看每当有朋友来我家做客，总会在我的邀请下到小河旁的长椅上坐一坐，在没有PM2.5的明朗星空下畅谈。这条小河其实是莱茵河的一条支流，莱茵河从瑞士阿尔卑斯山脉发端，经过北德风景秀丽的一段，流入北荷兰的一段被称作“IJ River”，最终从海牙入海。沿着小河的方向望去，从我的宿舍就可以看到宽广的IJ River在缓缓地流淌。有时静静地坐在小河旁，仿佛可以听到莱茵河的呼吸。兹为大学刚来阿姆斯特丹大学，就感受到了强烈的差异。荷兰的学制很特别，每学期有三个block（小段），每小段只有8周时间，只有6节lecture，所以课程压缩得非常紧。因此，每节课前都有大量reading materials，课堂上老师只对reading中的内容画龙点睛，自由度极高。适应这种教学方式后，我深感这种方法之优越。不过这种方法也给偷懒的荷兰学生留下不少空间，因为reading materials可以不做，因此我见过的荷兰学生，平日做什么的都有。正值杨玉良校长离任，不少同学怀念起他在入学仪式上做的演讲，他在通识教育改革中的成绩。可在荷兰，我既不知校长姓甚名谁，也不认识除了任课老师外的任何老师，更没有接触过除了外事交流中心外的学校机构。学校对我来说像是一个隐形的机构，提供的不像是完整的校园经历，倒像是一站式生活服务平台。没有班级，也就自然没有中秋晚会、院系篮球赛。社团倒是有，只是全校只有一个，自然也谈不上太多学生活动。荷兰年轻人个性普遍独立，上课吃饭各走各的路，很少三五成群。又因为没有班级的概念，如果一堂课上不分小组，往往一学期下来一个班里的学生还互不认识。校园生活极为松散，社交需求就全在party上完成了。倒是中国学生抱团格外紧密，我已经认识二三十个中国学生，周末约饭是常事。在不少荷兰学生眼中，生活的重心是party，学习只是在课堂上不得已而为之之事。欧美来的交换生似乎也普遍持这一观点。课堂中段休息，只见一群群学生从课堂里蜂拥而出到草地上去晒太阳，只剩下我们几个亚洲学生在教室里面面相觑。更夸张的是，每到快下课的时间，荷兰学生就开始收拾背包。教授的最后几句话，淹没在这窸窸窣窣声音的洪流之中。如果教授胆敢拖堂，马上就有学生拿着表提示教授时间，似乎表示侵犯他们休息时间之不满。在这里，正教授不必给学生开课，上课的多是些副教授，其中不乏多年没有学术成果而在教学中勤勤恳恳耕耘的。辅导课更是全由博士生来上。教授每天只是按时讲课、上下班，对大学事务没有多少参与，似乎“教授治校”的理念在荷兰也不彰。教授既没有管学生的能力，也对考试没有多少话语权，因为考试事宜全由大学资深人士组成的考试委员会决定。对于个别学生的求情，弱势的教授只能一摊手：我只能耕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不过，教授的铁饭碗也有保障。一位幽默风趣的教授就曾直白的说：我是教学的生产者，你们是教学的消费者，按理说你们该有质量监督权。不过呀，你们填的教学意见评分表，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每每念及此，仍以复旦大学为自豪。一路向东记得我拿到荷兰签证时，看着护照上那个精美的小圆章，心里默想：记住，记住，你手上拿着的不是学习签证，而是为期六个月的欧洲大陆旅行签证！没错，这就是我对一学期交换生活的规划。两个月来，我几乎不是在旅行，就是夜夜翻看旅行攻略到深夜。如果你到了一个千里之外的国家还认真学习，只不过是坐在了一扇不同的窗前，这难道不可惜？当交换机会出现时，我对荷兰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深思熟虑（处心积虑）的。荷兰处在欧洲大陆的中央，向西走有英国、法国，向东走有德国、瑞士及东欧诸国，向北走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向南走更有西班牙、希腊、意大利。荷兰的位置可谓绝佳。更难得的是，荷兰是全欧洲英语普及率第三高的国家，第一是英国，第二是爱尔兰。想到在法国、德国语言不通的辛苦，在英国申请申根签证之麻烦，再加上我四年前曾来过一趟阿姆斯特丹，荷兰就是你了。来了之后，才发现中国学生与欧洲学生的旅行观念之迥异。上面提到欧洲的 party文化，这里的学生把party当成宣泄课业压力的渠道（OMG，哪里有什么课业压力在！），许多学生可是每周末必去。再举一例，我到慕尼黑，十月节自然不能错过，但所看的还有慕尼黑王宫、安联球场、宝马博物馆；而同楼的芬兰姑娘，可以三天泡在慕尼黑十月节上，一提到慕尼黑的夜店就两眼放光，至于慕尼黑有什么历史文化，那是完全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的了。总体而言，欧洲人的旅行更近于度假。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如坐针毡，每周辛苦读材料、写论文，不敢踏出阿姆斯特丹城外出去玩。交换学生倒是没什么课业压力，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完之后就有四天左右的空闲时间，随时可以出去玩。也因此，我们招致了留学小伙伴们的羡嫉恨。旅行的动机，应当归功于爱旅行的中国小伙伴们提供的强大动力。每当旅行归来疲累趴在床上不想动，一刷朋友圈瞥见同伴晒的建筑或风光，登时从床上跃起，查下一段旅程。其实，准备旅行不轻松。想要一段4天的旅行，就要花4个晚上筹备才能万无一失。机票、火车、市内交通、住宿、货币，任何一项考虑不周都会万劫不复。然而在寂寞的生活中，这样的筹备也可以成为一种乐趣。辛苦的筹备是有回报的。每当我在归途的飞机上，带着满满一单反的照片，快要到达史基辅机场时，从舷窗上看到下面的阿姆斯特丹灯光点点，辨认出自己所住的那一所小小的公寓时，我总有一种家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也许这就是依恋。阿姆斯特丹在几个不能走太远的周末里，我寻思着应该先玩遍阿姆斯特丹市内。阿姆斯特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原本选择阿姆斯特丹，只不过想把它作为一个中转站，没想到这座城市本身也散发着难以抵挡的魅力。一个有着深远商业历史的城市，由于新教徒和犹太商人们富足起来后修建的建筑，而变成了一幅画。行走在阿姆斯特丹的任何一条街，街旁建筑都绝不会让你失望。我所居住的Plantage街区建于十七世纪。这个街区的历史，可比现代上海还要悠久。由于阿姆斯特丹市房屋紧张，市政府决定在阿姆斯特尔河的南侧扩张，将原本的沼泽地改建为市区。但很快，阿姆斯特丹人发现新的开垦区面积过于巨大，于是他们转而把这里建成了绿地区。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 Plantage，在四五条街道的距离内，有一座动物园，一座绿树成荫的公园。这里的博物馆五步就有一家。这里的十六所艺术机构联合发起了Plantage街区认知运动，每周都会举办艺术活动，甚至还有专门介绍Plantage的网站。记得一次我乘电车时与摩洛哥来的女售票员聊天，她告诉我，阿姆斯特丹纪念犹太人的痕迹无处不在。这话说得很对。在Plantage街区，就有一座葡萄牙式犹太教堂和一个犹太博物馆。 1942年起，Plantage街区内占总人口60%的犹太人，开始被纳粹成批带走。他们被囚于街区的一座建筑内，滞留一个到六个星期不等，然后被转运到奥斯维辛。一天我在河岸上跑步，在河岸旁闪闪发光的铭牌旁停了下来。这些铭牌上面刻着门牌号和姓名。仔细看，我发现每张铭牌上的名字都有相同的姓氏，原来他们都是一家家被带走的犹太人。铭牌上刻有出生年月，年长的七十多岁，最小的只有两岁。荷兰人对犹太人被迫害的历史，从不讳言，反倒大大方方地写出来。他们好像认为，这是能让后代不重犯的唯一方式。喂饱自己在荷兰生活，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要自己喂饱自己了。荷兰人习惯冷餐，学校的kiosk里只卖冷三明治，同公寓的学生们时间紧张的时候也只用意面简单对付。自己做菜的好坏，直接决定生活质量。初来荷兰，生抽老抽都分不清，厨艺更是难以恭维。做了第一锅汤之后我感叹：今天有两重不幸，第一重是吃了史上最难吃的一顿饭，第二重是这顿饭是我自己烧的…… 公寓旁边有一间二十平米的厨房，我就从荷兰的中国超市搬回油盐酱醋。离家两公里处有一个露天菜场，价格比超市里便宜不少，上课的间隙，就要盘算着掐准时间去买菜。我告诉自己，每天的菜式一定要有创新，这样才能慢慢进步。做菜难吃的日子里，复旦食堂的味道都可以称为魂牵梦绕。不过当时我想，毕竟好不好吃影响的是自己，绝对不能放弃。天天翻菜谱，天天琢磨新花样。于是我每天都要做一个惊心动魄的试验，试验的对象是我自己。变态的时刻还是来了。我第二个block选了两门课，一门星期二的十一点结束，一门星期二的十一点开始，还在相隔半个小时的两个地点。于是，我前一天买好菜，清晨起床把菜处理好就匆匆出门上课，回来烧好菜，再行色匆匆出门。游玩过奥斯陆、苏黎世、维也纳以后我发现，荷兰的物价相当亲民，但也接近上海的两倍，货比三家很必要。我发现，block 1 每周二上课的校区旁有一家廉价超市。从此以后，我每到周二上午就去超市采购满满的食物回家，再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慢慢把冰箱清空。两个月过去，猪肉、羊肉、鸡肉都得心应手，连最难着手的牛肉都能慢慢控制好火候，普通蔬菜更是不在话下。这样，生活也渐渐有了规律。朋友们我要写一写，我经历的几次谈话，和我交的一些朋友们。这里要写一写我的一位香港朋友Ellis。我们频频互相到对方家里用晚餐，菜式不复杂，也往往是土豆炖牛肉汤配上意面。饭后的谈笑风生，才是重头戏。Ellis中学时曾是短跑健将，中学时读了不少中国历史，后来虽然入读港大经济系，可挥斥方遒的热情还在。他虽然从小在香港长大，可对中华的认同感非常强，因此在政治问题上常常有民族主义的叙事。晚间闲聊，占中就不可避免成为话题。我的这位朋友是坚定的反占中人士，对港府、垄断大亨、公务员、民众的互动之分析颇为精到。他常说，香港的问题本就不应只由港人做决定，因为不稳定的后果不只由港人承担。但他也无奈承认，其实他的观点在香港并不popular，他的声音并不能在狂热的大学里自由发出，否则很可能招致攻讦。一晚，我在准备考前复习，突然手机屏幕亮，是Ellis的电话。焦急的声音传来：”我在机场，信用卡忘记带了，能不能到我家取一趟送给我？拜托，非常紧急，离登机只有一个半小时了！“我二话不说坐上去机场的火车，亲手把信用卡送到他手上，目送他消失在安检口。当时，我觉得这种帮忙实属正常，从没想过还能有得到回报的一天。一个星期后，考试结束，我准备登上去苏黎世的航班。早晨七点的飞机，我早早起床，五点半在阿姆斯特丹凛冽的寒风中等电车。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那一班电车没有出现。我至今都记得自己捏着手掌心的汗，两分钟……三分钟…… 终于我拿起手机给Ellis打电话，希望能借他的自行车一用。前一晚他和我道别时说过，他那一天有两门考试。出乎意料，他接了这通五点半的电话。等我飞奔到他公寓楼下，他在寒风中竟穿着睡裤，脚蹬拖鞋，笑嘻嘻地推着他那辆自行车。这个画面我一直记得。后来我们聊起这件事，他说，只是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觉，又恰好手机开机，就接不到我电话，这样的巧合算注定。我说，后来我把自行车停在中央火车站，如果不是后来又回来取，恐怕再过几日，以阿姆的治安，自行车就不翼而飞了。他哈哈大笑说，哪里，为了你能赶上这班飞机，自行车丢了都不足惜。那一刻我开始相信，这是一个真正值得结交的朋友。在挪威的一间乡间小屋，我们遇到了一对来度假的苏格兰情侣。彼时苏格兰公投刚刚水落石出，我就好奇地问起他们的立场。出人意料，夫妇俩的政治观点竟然相左，一个支持独立，一个支持留在英联邦。问起他们，他们大笑，说在苏格兰亲密的人之间有政治分歧是很正常的事，但观点分歧不会造成社会撕裂，即使最后两个星期双方阵营的宣传都如火如荼，民众日子也照过，不管最后结果怎样，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女孩说：“其实两种结果都可以接受，但苏格兰社会不能为了这次公投而动荡不安。大家要平静地接受结果，而不能总是想着五年来一次公投。”面对联盟去留这样的大问题，苏格兰人看淡政治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香港最近的情形。缺了校园里的社交生活，厨房就成为了最佳的社交地点。共用一个厨房的都是国际学生，瑞典小伙Dag、芬兰姑娘Pia、三个美国女孩，以及我们两个复旦的学生。Dag讲起英语来慢条斯理，他总是为自己的名字苦恼，因为他的瑞典名字在英语里念作“Dog”，很是不雅。他每天戴着Monster耳机在厨房里煮咖啡，是FIFA2014的顶尖选手，同时也对看瑞典国内的球赛转播有着极大的热情。他曾说，除了瑞典政治，他最感兴趣的是美国政治，因为美国政治就像一出戏，政客、说客、非政府组织、媒体都是演员。一次Pia、 Dag和我聊起芬兰被瑞典统治的历史，Dag急忙摆手说：我们瑞典人和俄罗斯人不一样，我们不以侵略为骄傲！Pia更是兴奋地讲起芬兰人把苏联人打跑的故事。俄罗斯在北欧人心目中的形象可见一斑。每个假期，所有国际学生都出去旅行，回来之后在厨房里交流旅行心得，更是开心。这里可以提一提荷兰人的政治见解。这学期，我成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Global Ambassador之一。项目名为促进全球青年的交流，实则是我们一群学生的狂欢。一次在饭馆里边吃咖喱鸡边聊政治，偶提起台湾，荷兰人Sizar竟表示不知道台湾与大陆有何关系，他说他一向以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首都是中华台北。在座的大陆学生笑起来，于是给他做了一个不偏不倚的政治科普。William说，虽然荷兰政府承认一个中国，但在与台湾做生意的时候，与对待其他国家并无分别。这时William乘热打铁，问我作为中国学生怎么看民主。我料想从西方学生口中问出的问题一定有玄机，于是把自己的真正观点隐藏起来，很谨慎地说，民主是好东西，但不一定对所有国家都是好的药方。没想到William说：我们荷兰人对民主很失望，因为每次选上来的政府都是一个 coalition（联盟），没有能力做出很大的改变，我们觉得手中的选票没有用！我一直以为这是William的个人观点，直到我从几位荷兰学生口中都听到类似的评论。这样让我能从另一个视角看民主的问题。一次好友Lucia有一门政治学课程，开课的老师对香港占中事件感兴趣，于是叫了几位大陆学生和香港学生就此在礼堂里组织专题讨论，欢迎旁听。Lucia也邀请我参加讨论。令我吃惊的是，做 presentation的香港女孩深通法律，对整个香港的局势做了证据极为充分的分析，英文漂亮干净，让我这个通过新闻了解情况的人极为惭愧。由于香港女孩把问题分析得滴水不漏，在场的大陆学生也纷纷一展英文辩才，场面上暗藏杀机。这次辩论，激发了我对香港局势更大的兴趣。在荷兰的日子里，我还认识了许多好朋友，这里不能一一详述。旅行的意义几个月前与美国的朋友通话，聊到旅行的意义。当时我说：旅行的意义在于充实的观察。只有对建筑和城市做好功课，细心品味，才能真正发现美。后来我发现这话是对的，但是并不完整。因为，一个城市的外表面并不是这座城市的全部。深入欧洲人的生活，到当地人家里去做客，才能感受完整的欧洲。旅行，说到底不是看美景，而是感受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发现在离我们日常生活那么遥远的地方，竟然还可以有一种不同的活法。这里的人们对待生活有那么不同的态度，他们这样生活，竟然也可以很悠闲，很滋润。而生活的意义，在于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我想这段话，可以作为本篇游记的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