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究竟改变了中国什么——“五四”遗产与历史意义再讨论.pdf

【摘要】 考察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最有效途径， 莫过于将 其放到晚清以来整个社会震荡的历史变局中去透视。殖民帝国的商品和资 本输入碾压着民族工业，蚕食着小农经济，工人阶级的出场深刻改变了传 统社会结构，而现代理念在儒家思想式微中也悄然萌生。究其实质，五四 运动不仅仅是反帝爱国的政治性事件，其思想遗产启迪着社会革命的风 潮，现代理念的延展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一场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 刻历史变革由此拉开序幕。在人民选择和历史必然中，五四运动开启了中 国现代化的新路径。五四运动催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改革 和建设的关键性政治力量，五四时期所选定的社会主义方向成为民族复兴 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历史意义 现代化 民族复兴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506.003 人类社会中过往事件跨越时代的价值意义在于后人追忆的频次与强度。历史遗产在现实 中持续发酵，成为社会变革的深层动力源泉。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是 一个永远都绕不开、说不尽的话题。从通常意义上讲，五四运动在政治叙事与学术话语交织下 呈现出两种阐释路径：第一种将五四运动视作中国新旧民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以及中华民族 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一盘散沙走向整体建构的历史拐点，这种基于近代中国“历史总体性”做出 的价值判断，常常被研究者从政党发展、民族独立与解放、国家建构等宏观层面进行深度阐 释。第二种是从思潮、经济、外交、教育、文学、劳工、青年、妇女、社会习俗等专门史的视角去考 察，建构起各具特色的阐释体系和话语体系。重大历史事件的价值形态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它将随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而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维度，开显出新的实践理性。对五四运动 历史意义的探讨，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与路径，以历史的思维去把握 政治事件的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 · 8 · 一、 “五四”前夕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孕育着现代性萌芽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对五四精神的坚守、传承和 践行。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五四精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的真实性内容和 本源意义只有回归到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情境中，回归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 的剧烈转型中才能得到深刻揭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唯 心主义史观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 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的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 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 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 ［1］ 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这段论述深刻阐述了历史演进的连续性特 点。五四运动不是历史的断裂面，它是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发展的必然结果 和延续。回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深处，既要看到作为中国青年集体行动的五四事件，也要将观察 的镜头向前拉伸，审视在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交织下艰难生长的中国社会及其结构 化特征。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未曾断流，在历史上曾一度走在世界前列，引领时代潮流。尽管历经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王朝更迭，但大一统的民族共同体在一轮又一轮农民起义、蛮夷袭扰、 皇权争夺后依旧保持强韧的活力，改朝换代之后总不乏盛世再现。然而，中国古代王朝轮替的 “历史法则”似乎在 1840 年以后就失效了。面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历史法则”，中华民族陷 入旷日持久的灾难与不幸中，要想从这种灾难与不幸中走出，仅靠统治阶级的自我救赎已经难 以办到。因为此时的“历史法则”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现代取代了传统。 首先，殖民帝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入碾压着民族工业，蚕食着小农经济。经济基础决定政治 逻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古代中国是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耕国家，农民被束缚于 土地上，世代耕作，繁衍生息。近代以来，随着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 社会进入“条约时代”。在表面上看，西方列强试图以条约形式将中国拉回到国际法秩序和国 际政治关系之中，实则是以条约之名行掠夺中国主权、市场和资源之实。在历经商品输入和资 本输入两个阶段后，西方列强几乎全面掌握了中国的矿产资源、交通运输网络、金融海关税收 等国民经济命脉，经济主权沦丧已成定局。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空间发展不平衡特 点十分显著，资本无力在短期内重构中国经济形态。资本来到中国，首先就是要改造传统中 国，资本“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 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 ［2］ 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主要分布于通商口岸城 市，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一直是中国民族工业 发展的严重障碍和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列强无暇东顾而有所缓和，集中发展面粉、纺 织、五金等轻工业。一战结束列强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逐渐萧条。资本运 动虽然尚未完全波及小农经济，但到了五四运动前夕，官田、公产被大小军阀和外国教堂直接 提卖或强占，私有化现象日益普遍。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生产连遭破坏，农民倍受剥削 掠夺。封建军阀由地方劣绅转化而来，实行买办经济和割据政治，其背后得到帝国主义和国际 资本的支持，他们富甲一方， 养兵打仗， 粗暴敛财，强取豪夺， 成为社会的根本乱源。 · 9 · 其次，工人阶级的出场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在传统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相对简 单，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构成古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体，这两大主体还可以细分为“士农工商” 四大群体，这种排序既体现了官僚、农民、手工业者、商贾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地位，也表明 他们按照降序原则掌握着公共生活的话语权和规制权。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加速， “士农工 商”及其权力影响发生重大变化：官僚阶层内部发生分化，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开明汉官势力崛 起，保皇派力量式微。同时，商人阶层的话语权大幅提升，特别是在“实业救国”口号的激励下， 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创办民族企业和公益事业，成为影响近代中国政治走向 的重要力量。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近代工厂中历史性生成，破产城市手工业者以及失 地农民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工矿企业只有六十多 万人，加上海员、铁路等工人，也不过一百多万人。而在一战结束后，中国工人增加到二百六 十万人左右，相对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少数开埠城市。工人阶级是新社会力量的 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来源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而且还来源于帝国主义在华经营 的企业，因此工人阶级的资格应该比民族资产阶级更老一些。由于同先进社会生产力发生直 接联系，并且面临着共同且普遍的劳动和生存境遇，工人阶级的出场预示着一种新型社会历 史性力量的崛起。 最后，现代理念在儒家思想式微中萌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结构会对应 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儒家学说是封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集世界观、 政治观、伦理观为一体，与小农经济结构相适应，发挥引导和调处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国家、自 我与他者、权力与秩序关系的重要功能。近代以来，伴随西学东渐的浪潮，特别是西方知识体 系的引入和新式学堂的建立，放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等成为社会共识，儒家学说由盛转衰。 1905 年科举制度被废除，知识分子过去那种通过熟读四书五经就可以担任一官半职的时代一 去不复返了，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其知识结构和社会心理是十分复杂 的，他们从小受到来自家庭的传统宗法礼教的熏陶，同时又接受西方知识体系的系统教育，热 情地传播着各种西方思潮，人权、科学、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启蒙、理性等现代理 念被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所认同。现代知识体系刷新着民众对民族与国家、传统与现代、 民主与自由等价值观念的理解。进而，五四理念成为构成国民现代性人格的必备要素，主体意 识觉醒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接受飓风式洗礼，渐次成长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骨 干。而且，五四运动成就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高潮，从此爱国主义获得现代意义并成 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持久动力。 二、 “五四”历史遗产与本质属性的三重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历史规律， 深刻揭示五四运动的本质属性， 称之为“一场以先进青年 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一场中国人民为 拯救民族危亡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 “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 ［3］ 和新文化运动” 。这三重定义实际上是对五四运动本质属性的阐释， 也是对五四精神中最为重 要的三个层面内涵的精准把握， 为我们进一步把握五四运动的本质提供了依据。 第一个维度：五四运动是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青年学生自发形成、各界群 众纷纷响应的爱国革命行动， 从早期的游行演讲， 到随后的抵制日货， 无不张显民族情绪和民众 力量。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核， 是五四精神的一面旗帜。国家问题， 或者进一步说国家 · 10 · 主权、 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问题， 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五四运动是一场因国家问题而引 发的革命行动， 这就预示着五四运动的走向、 进展及其结果都直接关乎国家的未来命运。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失败。作为一战的参战国和胜利方，中国有 权收回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势力范围，这在法理上和道义上都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国人也深信 “公理”能够战胜“强权”。但是从和会谈判现场传来的消息却令国人大跌眼镜，日本将取代德 国在中国的地位，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显然是帝国主义列强拿中国领土私相授受。而且，日 本代表在谈判期间，透露了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曾签署过“秘密协议”，这进一步加剧了 外交和谈的复杂程度。巴黎和会，看似是一场国家之间的外交谈判和集体会商，实则是帝国主 义列强胜利方之间的一次分赃会议。 “自古弱国无外交”，巴黎和会谈判现场的外交斗争及其进 展，深刻反映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主权的侵入程度之深超出想象。日方的无理要求以 及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的妥协表现传回国内，立即引发国人震怒和声讨，一是对帝国主义列强 恃强凌弱的霸权姿态感到愤怒，二是对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行为感到愤慨，三 是对中国外交使团（其背后是北洋政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软弱表现感到失望。美好的期待 化为泡影，民众淤积的愤懑之情需要释放，而集体行动就成为表达政治诉求、为国家和民族利 益奋力一搏的最直接途径，五四事件由此上演。 五四运动作为爱国革命运动，这一特性集中表现在运动的口号和旗帜上。由北京大学罗 家伦草拟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以白话文形式痛斥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喊出“外争主 权，内除国贼”的斗争口号，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反帝与爱国是交织在一起的，对帝国主义的 坚决抗争就是最直接的爱国之举。随后，游行队伍的路线从东交民巷偏转，涌入曹汝霖住所， 上演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一幕，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学生爱国之情也燃到极点。五 四运动对当时的中国政局产生了极大震动。学生的爱国主张和行动，完全是正当的、正义的， 理所当然地赢得了社会大众的钦佩和支持，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北洋政府和警察。虽然 有个别人比如北大教授梁漱溟认为，学生们的目的即使是正义的，也不能作为侵害他人自由的 ［4］ 理由。但是， “当时多数中国人至少认为这个问题是政治的、道德的，而不是法律上的问题。” 学生是爱国的，法律不能惩罚爱国者，这一观点很快成为当时的主流观点。学生们表达爱国之 情的强烈举动遭到北洋警察的无礼压制，例如 5 月 4 日部分学生因纵火遭到逮捕，更有学生 6 月 3 日因街头演说、抗议示威又遭拘押，这些成为劳工界、工商界、市民界热切呼应的引爆点，各界 力量的大联合开始形成。 第二个维度：五四运动是社会革命运动。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社 会革命归根到底是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 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 ［5］ 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这里马克思是从社 会形态演进的历史大逻辑中来把握社会革命的概念的。社会革命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 制度形态上的变革，即由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来代替此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其表现形式通常 为暴力的政治革命；另一种是通过变革社会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通常表现 为改革或改良。 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在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等领域实 现了历史性重构，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组织起来开展集体行动的新阶 段。将视野转向域外，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源于市民社会的高度发育，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 工商业社会。在资本作用下，新兴资产阶级经济组织和生产单位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行会帮工 · 11 · 制度，自由竞争成为社会生产交换的普遍法则，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 价值。这些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基础，是西方国家开启工业化 进程的原初密码。而中国情况与此大不相同。梁漱溟把中国定义为“伦理型国家”而非“集团 型国家”，这源于中国古代社会没有自由结社的历史传统，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庭（家族）共 同体是古代中国的微观单位。这种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直接政治结果是，当伦理型国家同现代 性发生正面冲突时，将不堪一击、土崩瓦解，这是近代中国社会陷入“一盘散沙”的重要原因。 因此把民众组织起来， 实现底层社会的再组织化，就成为中国革命的致胜关键。 尽管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掀起了“组党”热潮，但这些所谓政党团体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相距甚远，并很快随着历史的斗转星移而销声匿迹了。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再次迎来组织化 高潮，本轮组织化浪潮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基层社会重组和社会集体行动机制的建构。青年学生 组织在此过程中起到“先遣队” 作用， 原因有三： 一是青年学生远离传统家庭， 寄宿制教育体制为 青年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空间中高度聚集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新式知识分子具有一战期间赴法国 勤工俭学的工读经验， 法兰西激进主义政治传统和政治社团组织模式随着留学生回国而被移植 到国内； 三是针对青年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 政府当局与公共传媒保持默许态度， 从而为青年由 个体生活走向社会生活提供了外部环境。社团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 无论是意识形态 标签明显的政治社团， 还是以兴趣、 利益、 情感等为纽带的非政治性社团， 其背后都暗含有某种政 治思想的支持。据统计，1918 年 5 月以后，北京学生相继组织了很多公开的或秘密的、自由的或 激进的小团体， 数量在 20 个以上， 尽管大多数组织在形式上是非政治性的， 但组织中很多学生对 政治议题抱有浓厚兴趣。正如罗家伦后来回忆五四运动时说： “当时各学校的中心， 自然是北京 ［6］ 大学， 至于北大主持这个运动的躯干， 要算是新潮社及国民杂志社里面的人。 ” “五四” 以后， 学生 组织发生分化， 其中一部分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学生筹建早期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 深入工 人阶级中筹建工会团体， 为后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孕育了政治组织的基因。 第三个维度：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化革新运动。 “思想启蒙”与“文化革新”是五四 运动的重要方向。 “思想启蒙”最集中的表达形式就是文化形态的更新，即新文化对旧文化的否 定、新精神对老传统的取代，作为既相互联系但又彼此区别的两个范畴， “思想启蒙”揭示了五 四运动对民族精神以及国民价值体系做出根本性改造的一面， “文化革新”表明五四运动向传 统儒家学说发出了最直接的挑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前途命运，以及国家需要一种 怎样的国民文化等问题。 “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 ［7］ 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启蒙”是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以“人是最高的存在形式”为哲学基础，意思是指人 们从原始混沌状态中逐步摆脱出来，开始关注于人自身的问题，逐步获得理性的过程。五四时 期的启蒙与西方启蒙运动有显著差别，前者是新兴知识分子对儒家学说和封建主义旧道德发 出挑战，后者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实现政治上的统治而发起的一次思想总动员。思想启蒙与文 学革命相互交织，两者在时间上要早于五四运动。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上演了一轮又一轮思 想运动，这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有直接关系，这场革命尽管打倒了皇权体制，但却无力建构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运作机制。由此提出了一个重大而紧要的问题：政治革命之后，共和变成了 一个空招牌，国家将走向何处？孙中山也感慨“知难行易”。此时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要改变 中国的面貌，以前的变法、革命都不行，必须首先要“多数国民”产生与“儒者三纲之说”的传统 观念相决裂，转而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学说”的“最后觉悟之觉悟”才有可能实现。 从而， 主张彻底扔弃固有传统， 全盘输入西方文化， 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8］。 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来自大西洋沿岸国家的文化 · 12 · 体系、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被大量引入中国，人们把西方文化奉为圭臬； “五四”以后，民众通过 巴黎和会看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争夺与文化形态上的非对称性，这种双面表现和虚伪面 孔使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有所降温，增添了一丝理性和反思，加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 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随后的意识形态博弈和较量中脱颖而出， 成为五四时期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中的胜出者，引入、翻译、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知识界的 一项重要任务。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境遇中经 受磨砺和锻造， 成为担当中国民主革命历史重任的重要力量。 三、 逻辑与路径： 五四运动深刻改变着中国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开端。五四运动以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革命英 雄主义的斗争精神、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史的壮丽篇章，深刻影响了中国历 史的走向与发展逻辑。五四精神作为五四运动最为重要的精神标识，延承至今，启迪后世。五 四运动的深远历史意义，也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越发厚重。 第一，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路径。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大国竞争的一条历史法 则。落后于时代，就要被淘汰。因为落后，近代中国被远远地甩在了现代世界的身后，面对西 方列强的军事挑衅与经济入侵而束手无策。封建帝制在现代性运动冲击下不堪一击，中华民 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有识之士意识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从逆境中崛起的唯 一出路。但何谓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什么？国人心中尚无统一答案，旧式农民战争、 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至于最激烈的辛亥革命都试过了，但是国家的状况却一天天坏 下去，这些所谓的“强国富民”方案，与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实践要求大相径庭。巴黎和会的外 交失败让国人看到，中国问题的根子在于国家主权的丧失。主权完整是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前 提，现代化一定是建立在国家主权独立且完整基础上的现代化，否则现代化就只能是海市蜃 楼。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是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坚定维护，就是对 国家和民族正当利益的据理力争，就是同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径做坚决斗 争。爱国主义的旗帜在五四运动中被青年学生高高举起，成为引领“五四”以后中国历史发展 的一面精神旗帜。在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中华民族开启现代国家建构新征程，建立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已正式开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 期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关于如何使国家尽快摆脱困境，实现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追上时 代发展的步伐，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解决 方案，而在这些政治方案的背后，则是一场关于何种思想理论可以救中国的全民大讨论。马克 思主义在激烈的讨论中最终脱颖而出，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大同思想的契合性，得益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符合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的 客观现实需要，得益于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翻译、宣传和传播。理论在一个国家 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中国就迸发出强大的 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 · 13 ·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实践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开拓马 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第三，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掀起了马克思 主义传播的热潮，造就了我国最早的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奠定了思想基 础，做好了干部准备。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政党形态和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继承五四精神的衣 钵，把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和国家现代化的使命担在自己肩上。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成熟，使帝 制崩解之后的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终于有了支撑性主体力量。这个主体力量必须在古老的中 国大地耸立起现代的政治文明，而作为具体体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也只有在这个政党的领 ［9］ 导和支撑下才能得以建成”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 28 年浴血奋战，在五四运动 30 周年之际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道路和中国 模式，在五四运动 60 周年之际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在五四运动 100 周 年之际吹响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集结号。 第四，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五四运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 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为争取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第一 次集体性声援，是一场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陈独秀、李大钊较早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 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方式、社会制 度、国家建构模式而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但是，中国共产党选定以俄为师，推动社会主义 革命这一正确道路，并不意味着从此一路坦途。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到邓小平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开辟了马克 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5 页。 ［2］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34、591－592 页。 ［3］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 年 5 月 1 日。 ［4］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 1999 年版，第 201 页。 ［6］罗家伦：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传记文学》 （第 54 卷），1978 年第 5 期。 ［7］《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58 页。 ［8］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5 页。 ［9］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9－110 页。 （责任编辑： 韩永涛） ·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