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12期_《美国财税动态》.pdf

客观、专业、洞察 美国财税动态 月刊 MEIGUO CAISHUI DONGTAI Monthly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主办： 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 目录 每月评论........................................................................................................................................... 2 积极化解美国企业降税冲击 ................................................................................................... 2 《华盛顿政治经济》....................................................................................................................... 5 美国对“强制技术转让”展开 301 调查 ................................................................................... 5 特朗普对华贸易战不招企业待见 ........................................................................................... 6 《利益集团与财政政策》............................................................................................................... 7 赤字的“探戈舞” ....................................................................................................................... 7 美国减税承受不起赤字再增 ................................................................................................. 10 财政部削弱资本规则代价太大 ............................................................................................. 11 《利益集团与税收征管》............................................................................................................. 12 分析与评论：美国打击“税务倒置” ..................................................................................... 12 布鲁金斯仍在夸边界调节税 ................................................................................................. 13 诺奖得主抨击对富人减税 ..................................................................................................... 14 民主党抵制废除州税收优惠政策 ......................................................................................... 15 美众州长呼吁改革医保税 ..................................................................................................... 16 马萨诸塞州将征“百万富翁税” ............................................................................................. 16 纽约州与纽约市改革企业税影响大 ..................................................................................... 17 传统基金会游说取消州与地方税减免 ................................................................................. 18 康涅狄格州税源枯竭............................................................................................................. 18 《减税与就业法》对各州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 19 《国家资本与产业政策》............................................................................................................. 21 布鲁金斯就重谈 NAFTA 为特朗普出谋划策 ...................................................................... 21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联邦资金 ................................................................................................. 22 “资金自筹”基建引各地政府不满 ......................................................................................... 23 哈佛经济学家激辩基础设施投资 ......................................................................................... 24 《联储与货币政策》..................................................................................................................... 25 白宫前经济顾问揭通胀消失之谜 ......................................................................................... 25 《财经数据》................................................................................................................................. 26 2017 年国际税收竞争力指数 ................................................................................................ 26 美国政府 2017 年 11 月预算回顾 ......................................................................................... 28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1 每月评论 积极化解美国企业降税冲击 李超民 上海财经大学 美国联邦政府将从 2018 年开始进行企业税改。近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减税与就业法 案》，企业税改是其中五项重要内容之一。方案出笼表明，美国税改正在加快推进，反映了 特朗普总统的降税期待和“使美国重新伟大”的强烈诉求，这里我们根据有关法律文件，分 析这部立法的后续影响与应对之策。 首先，这项法案内容基本符合特朗普企业税改诉求。众院共和党人 2016 年 6 月份的“税 改蓝图”明确把更简化、更公平、激励经济更快增长作为联邦税制改革的目标，特朗普当选 总统后也发誓尽快完成税改，并提出第一部税改立法应命名为《降税降税降税法》，透露出 税改的根本意图与思路是通过降税推动经济增长。众院共和党的这份税法改革方案就反映了 这个思路，主要针对《1986 年国内税收法》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86）条款进行政策 修补。全部内容分 5 个部分，其中企业税改革、海外所得与海外个人税收政策尤其值得重视。 其次，这次税改案是多方博弈妥协的成果。按照特朗普早先的设想，美国的企业税需 降到 15%才合理，但是随着财政收入形势的继续恶化，以及民主党的不断反对与共和党内部 各种势力的博弈，这个版本提出，企业税率将从 2018 年起修订为两档，即一般公司税 20%、 个人服务类公司税 25%，减税从 2017 纳税年度后开始。筹款委员会制定企业税改政策的主 要考虑是两点，一是使美国企业税制更具有全球竞争力，二是推动美国企业回归本土。而企 业税改政策的代价是 10 年内增加债务 1.5 万亿美元。国会共和党人原先期待通过制定所谓 边境调节税政策，“挽救”美国经济，然而特朗普总统始终没有同意的迹象，所以早已胎死 腹中。民主党早先一直坚持税改的赤字中性，但是早在 2018 财年预算案中，却出人意料地 为未来 10 年内增加 1.5 万亿美元的赤字开了绿灯。所以，未来几个月最终联邦税改会以何 种力度收场，尚需要观察，而美国舆论流行的观点是，可能结果之一是全面降税，完成这次 特朗普和美国人民期待的 30 年来最重要的税改。 第三，这个税改案主要表现出结构调整的特点。减少了税式支出并加强反避税建设， 改革后税负有增有减。例如，改革与公司经营有关的排除与扣除等项政策后，仅减少利息补 贴就增加 1720 亿美元财政收入。对利息扣除规定的改革主要是考虑到三项因素，首先对于 C 类企业来说债务融资比股权融资税后更有利，正是因为存在这项利息扣除政策。其次，利 息扣除政策一旦与折旧扣除、优惠、优先税率、债务融资的盈利税收免除政策结合，公司的 所得税将成为负值，所以需要改革。最后，此项改革主要借鉴德国经验，即限制第三方债务 利息成本化以及资本薄化规则。再比如，有关房产置换政策，对现行的房产置换递延收益纳 税处理进行修改，因为以往的政策造成置换收益无限期递延，最后随着房产所有人的身故， 税收债务一笔勾销了。新政策允许大多数个人物业的无形资产全额成本化。此举将增加 305 亿美元财政收入。减税方面，废除选择性最低税率政策，因为这项政策涉及过于复杂，影响 面太广，企业不堪重负，而且纳税环节不透明，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决策，此项改革减少纳税 403 亿美元。再例如有关增加资本化规定，从 2017 年 9 月 27 日起到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允许企业的资本投资立即以 100%成本化处理，同时废除了一些不利于资本化的先决条件， 对于初次投入使用的房产则加大了折旧力度，估计降税 250 亿美元。其他政策，提高小企业 资本成本化上限，减税 114 亿美元。改革利息扣除政策，降税 1720 亿美元。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2 第四，美国激励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的回归政策值得重视。例如，免除海外红利税政策， 现行美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营业税收分配制度，将被红利豁免制度所取代，由外国公司 分配给美国公司的股份持有人红利的海外部分，将不再受美国税法管辖，这也就是国会共和 党人一直提到的“辖地税制”，美国政学界都发现由于美国长期实行所谓“全球税制” ，导致 国内企业采取所谓“企业倒置”办法，向海外转移，规避了美国税收，目前美国大公司在海 外集聚了高达 2.6 万亿美元以上的资金。所以，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要考虑是两点，即推动美 国企业低税负地开展国际竞争，促使美国跨国企业尽快汇回海外利润，在 10 年内减税 2051 亿美元。又例如，修订海外递延收入政策向免税体制过渡，这项政策的主要考虑，首先是总 体上减少美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适用红利豁免制度之前，过于关注区分海外所得与盈利 （E&P），这样海外子公司的分配在新的红利豁免制度实施后，待遇也就相同了。同时，告 诉美国企业，把海外所得汇回本土要比留在海外税收优惠更大。新政策还将使因集聚而重新 在海外投资而未清算所得与盈利税负变轻。最后，纳税人也有时间重新计算向美国本土汇回 资金的税收负债变化是否更有利，降税幅度为 2231 亿美元。然而客观地看，把 10 年内的减 税成本分摊在每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加上美国跨国经营企业数量不小，每个企业所 能分到的羹也许更少，特别是政策实际上更有利于大型跨国企业如微软、苹果等，那么相关 政策的激励效果就有待观察。同时，对于资金汇回美国后是流向股市还是流向实体经济，历 史的经验也说明需要综合改革，对此第 4002 节通过废除旧法规的方式给予 100%的投资税收 激励，现在如果进行产权投资则免税。然而联邦政府是否有能力把控这笔回流资金，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也是值得观察的。 我们应积极研究美国企业税改动向。各国经济经过 2007-2009 年金融危机，虽然早已完 成复苏，然而，固有的制度惯性仍然没有打破，造成那次经济大衰退的制度性因素有待破除， 这个税改案就是这种现实改革的需求造成的。其主要影响，一是对全球降税的示范效应。 在特朗普上台之后，降税的呼声不断高涨，已经造成西方国家纷纷通过结构性调整降低税率， 各国实际上也在慢慢消化降税的各种效应，由此可见，这种影响前期已经部分释放，然而可 能还不够。二是还将直接冲击各国的国际投资与贸易活动。特朗普修订税法为海外利润的 回归，也为进一步提高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开辟了道路。虽然前一个阶段国际资本流向已 有所调整，但是在税改真正出台后，估计仍会在短期内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带来国际贸 易条件的变化，有关倾销与反倾销案例也可能增加，国际贸易规则随之演变。然而，吸引外 资的不仅是税率优势，可能外资更喜欢安定而宽松的投资与经营环境、健全而稳定的法治框 架，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与高效的政府服务与基础设施，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从中央到地 方政府在这方面已有不少亮点，应当趁机加快推动。 我国应当关注如下几方面措施。第一，抓住当前国际范围内新一轮税制调整的时机。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税制改革进展稳步推进，中央早在金融危机结束的当年就提出，通过 结构性降税提高企业竞争力，营改增试点开始在服务业领域统一征收增值税，此举契合了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化税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的要求。目前已对企业累计减税 1.7 万 亿元，所有行业税负实现了只减不增，而且推动了经济结构出现“质变”，例如自营改增实施 以来，上海本地服务业 GDP 占比从 60%增加到 70.5%。在国际税收领域合作方面也迈出了重 要步骤，对于当前国际税收热点之一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计划，作为应对全球金 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历史产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改革都深刻影响国际税 收体系规则，而我国早已深度参与 BEPS 计划设计、监督和审议，并签署有关公约，此举极 大地提升了中国以及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并将推动重塑国际税收规则体系。 我国应继续积极参与 BEPS 后续行动，但同时也应支持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合作同时，不能 放弃合理的避税诉求。第二，并行推进经济与社会政策改革。小康社会建设的大目标要求 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进步，然而随着我国长期人口结构的较大改变，一方面是老龄化浪潮需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3 要财政资金投入积极应对，另一方面生育政策的微调，也需要从财政、税收、社保政策等多 方面给予支持，美国在这方面有好经验，所以无论是育儿政策、教育政策、卫生医疗政策等， 都可以考虑以税收优惠、减免、扣除、补贴等多种措施，推动企业积极在这两个发展领域进 行投资，这对于处于小康社会建设攻坚阶段的我们，应当加以研究并开展。相比之下，美国 削减这部分政策，是由于它们的福利制度过于宽松，难以承受近几十年来全球化发展以及人 口结构的变化压力。第三，加强财政预算工作、实现长期收支管理基本平衡。不过这方面 需要汲取美国当前财政严重透支，收入结构失衡、积重难返的教训，实行财政收入与财政支 出动态挂钩，防范债务风险，实现经济发展、财政增收、国家治理与社会政策改革同步发展。 （原载《界面》杂志（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730575.html），标题为《【评论】中 国该如何积极化解美国税改冲击？》。本刊重发略有修订）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4 《华盛顿政治经济》 美国对“强制技术转让”展开 301 调查 编者按：中国近期将面临美国所谓的 301 调查。特朗普当局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援引《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款，对所谓中国涉嫌侵犯知识产权 (IPR)行为展开调查。对此，中国声 称美国“无视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并将“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保障合法性权利”。加 上随之开始的有关钢材与铝材进口，新的 301 条款有可能导致中美贸易紧张升级。彼特森国 际经济研究所两位经济学家就此发表了评论，全文摘发。 长期以来，假货和盗版软件属于美中两国争论不休的知识产权问题。自 1989 年美国贸 易代表的第一次《特别 301 报告》的“重点观察国名单”公布以来，中国每年都出现在其中。 但近年来，强制性技术转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根据美中商务理事会 2015 年的调查，有 59% 的美国企业对向中国转移技术感到担心，虽然只有 23%的企业在 3 年来曾被遭到转让技术 要求。 中国的投资制度值得关注。这是了解中国如何迫使美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转移技术的基 本途径，外国投资进入中国须遵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 商独资企业法》 。中央与省政府机构以及各行业、各地区都发布了外商投资行政管理办法， 商务部还定期更新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以规范外商投资。最新目录包含一系列鼓励发展的行业、 受所有权限制、或其他投资限制的“负面清单”以及受禁止的领域清单。那么，中国的外资制 度怎样侵犯知识产权并强制技术转移呢？首先是目录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个别行业，如石油 天然气勘探与开采仅限于合资或合作运营模式。这种强制性商业结构可能迫使美国公司将宝 贵的技术转让给中国的合作伙伴。深海钻探技术和页岩开采的液压破碎法即为其中两个例子。 其次，中国的投资体制要求外资企业必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由于中国不同行业、不同 地区的机构对外资制定了多种法律法规，审批程序不透明，为政府官员制定交易留下了空间， 其中可能包括以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的先决条件。第三，“安全与可控”标准是信息技术部 门的最新规章，有可能侵犯外资知识产权。例如，2017 年 6 月 1 日生效的《网络安全法》 要求“重要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商”在国内存储数据，如果将数据传输到海外，则要接受安全评 估。对跨境数据流的限制可能要求本地企业强制披露知识产权。 盗用 IP 的成本大多来自估计数值。据全国亚洲研究所更新后的《IP 委员会报告》披露， 美国经济因假冒和盗版产品、盗版软件以及商业机密遭受的损失每年成本达 2250 亿~6000 亿美元，其中商业秘密损失估计在 1800 亿~5400 亿美元，这部分大多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高 度相关。中国作为知识产权的主要侵权者，2016 年占美国知识产权违禁数量的 88%，包括 香港，这个数字可能是对中国强迫进行技术转让份额的很好估计。 而特朗普当局针对中国的 301 条款调查动机复杂。关键是特朗普当局相信，中国只有 改革相关制度才能减少美国单边的贸易赤字（其中 2016 年为 3090 亿美元） ，为美国创造更 多工作岗位，特别是在制造业部门。行政当局还同意美国企业界的观点，即中国的体制对外 国公司根本不公平。 美国如何就上述问题对中国进行知识产权上诉？途径之一是向世贸组织申诉。从美国 角度来看，这条道路面临两个障碍，即时间和标准。WTO 上诉机构将花费至少 3 年才能做 出最终裁定，并且还不能完全确定中国的法律法规是否也违反了 WTO 关于贸易与知识产权 的规定或其他规则。另一条途径是特朗普当局鹰派优先考虑的，那就是基于 301 条款调查中 国单方面对出口和投资的限制。从中国进口的美国公司可能会受到惩罚性关税限制，或中国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5 公司在收购美国公司时可能遭到拒绝。当然，单方面的处罚会导致针锋相对的报复和可能的 贸易战。第三条途径可能富有成效，即美国应恢复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目 前谈判已陷入僵局的。双边投资协定的知识产权部分可以借鉴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韩 国—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有关条款，它们是知识产权条款的黄金标准，其中包含了投资争 端的国家解决机制，并确保对双边投资协定承诺的有效执行。 但是改变中国的做法需要时间，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上述措施不会很快改变中国外资 状况或抑制双边贸易失衡难题。但是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只有尊重知识产权才可能获得比美 国更大的好处。 （摘自 Gary Clyde Hufbauer, Zhiyao (Lucy) Lu, Section 301: US Investigates Allegations of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s to China, https://piie.com/commentary/, 2017 年 10 月 3 日, 由李维佳编译） 特朗普对华贸易战不招企业待见 编者按：特朗普当局通过联邦税制改革法案后，不可避免要触碰新的议题，其中投资与贸易 是绕不过去的坎，2017 年 8 月《财富》杂志预计特朗普总统将将对华贸易采取行动。文章 作者大卫·多拉尔（David Dollar） 、瑞安·哈斯（Ryan Hass）指出，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 要对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开展 301 调查，特别是中国通过强制性技术转移，是对美 国的侵犯，他表现出更强硬的贸易立场。但目前还不清楚美国的行动将会有多严重。 美国将对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开展 301 调查，特别是针对中国通过强制性技 术转移实行的侵犯。特朗普总统向美国贸易代表发出的指示标志着行政当局的贸易立场趋于 强硬，但目前仍要过几个月才清楚美国的行动会有多严重。因为美国的高科技企业除非与当 地合作伙伴组建合资企业，并将关键技术转交给他们，否则无法在中国开展业务。在诸如云 计算等领域，中国法律禁止使用外国品牌，中国一旦在未来开放，就会使美国企业处于不利 地位。之所以美国企业认可这种技术转移方式，是因为它们只有这种进入全球第二大市场的 唯一途径，且中国正飞驰在通向世界第一的道路上。 以此类合资形式运营的企业名单基本上都是登记在册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为了进入 中国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英特尔已与两家中国芯片制造商达成协议。IBM 和美国先 进微电子器件公司已为中国合作伙伴提供芯片技术许可。高通也有类似合作伙伴关系。汽车 制造商不得不与当地合作伙伴分享技术，以便在那里生产和销售。同意通过建立合资企业经 营的美国公司，基本上都认为，他们发明新技术的速度比中国合作伙伴适应现有技术的速度 更快，否则合作关系就不复存在。在中国看来，这些专业技术是产业政策的一部分，“中国 制造 2025”旨在使中国在 10 个领先行业成为技术先驱，其中包括新型先进信息技术、自动 化机床与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海运设备和高科技船舶、现代铁路运输装备、新能源汽车 与设备、电力设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制药与先进医疗产品。这些行业将得到国有机 构的融资支持，并免受公开竞争的干扰。 美国在应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方面面临一系列挑战。比如，中国对进口服务和外来投资 的限制在其加入世贸组织（WTO）协议中合法。当克林顿当局、布什当局就中国入世问题 开始谈判的时候，他们对限制中国的服务贸易与外来投资预留了广泛的行动自由。他们期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逐步开放这些领域。美国以为，入世是中国开放的起点，结果入市 却成了终点。自 2001 年入世以来，上述领域都没有明显开放迹象。近期中国似乎尤为执着 于产业政策与 2025 年目标。美国通过启动 301 调查，将表明会单方面采取行动，处理中国 的行为，调查可能会确定中国正在实行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那应当如何处理这一进退两难的 局面呢？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6 中国不太可能会轻易改变路线。尽管美国多年来一直就类似问题与中国进行谈判，而 中国经济已不像以前那样依赖出口，也不那么依赖美国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约占 GDP 的 5%，但出口附加值接近 3%，因为中国的出口产品大量从日本、韩国和台湾进口。严重 的贸易战对中国来说是个问题，但却还没大到让中国屈服的地步。事实上，在 2017 年 7 月 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上，中方提供的信息很少，这表明中方领导层已任由中美经济关系恶化。 未来几年中国对美国的任何惩罚性措施进行坚定不移地谈判和反击政治上都更优先。历史上， 中国一贯以适当的报复手段回应他国贸易措施。 301 条款赋予美国总统广泛权力应对不公平贸易。即便中国不太可能改变其行为，美国 仍可继续实施惩罚性关税，但问题在于，细微的事情都只具有象征性，如几件物品的关税等， 而任何重大事件则会对美国及世界经济造成破坏。如果考虑到现代价值链，美国进口的“中 国”产品中，包含着从美国企业及其盟国取得的大量增值，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价值却没这 么多，然而，很多大型跨国企业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利润却很可观。可见如果美国实行大规 模贸易保护主义，就很可能会遭到企业的明显抵制。 美国企业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贸易战争。相反它们希望美国政府与中国就开放市场进 行谈判，如果美国真的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对中国产品全线征收进口关税，我们确定 中国会采取报复手段。中国可能会向世贸组织申诉，且有可能获胜，因为其行为符合入世承 诺，但这种做法也会随时间推移渐渐失效。中国还有可能通过将购买的产品从飞机转移到大 豆，并进一步收紧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机会实施报复。 但特朗普当局却收起了其最好的筹码 TPP。这具有讽刺意味，虽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 案，TPP 却是旨在解决中国在关键领域包括服务贸易、开放投资以及知识产权行为失当的利 器。如果这一协定得以实施，加上同欧洲签订的类似协议，将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庞 大而开放的市场。我们并未期待中国快速转变行为，但顺利达成这个协议，将激励中国改革 并最终加入 TPP。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比赛，对于那些想要迅速获胜的美国政客们来说并不令 人满意。但美国没有从中国手里获得巨大胜利的筹码，任何单方面施压使中国放弃产业政策 的企图，都有引发贸易战争的风险，这将是“双输”。 （摘自 David Dollar, Ryan Hass, Trump could be on the brink of starting a trade war with China, 布鲁金斯学会, 2017 年 8 月 9 日, 由田甜编译） 《利益集团与财政政策》 赤字的“探戈舞” 经常账户是否平衡与金融危机没有关联。2000 年初许多人即发出了世界经济正面临危 机的警示，危机将由巨大而持续性外部失衡而显性化。但是预言者一半是对的：世界经济直 到 2007 年夏天才开始陷入困境，但却并非因外部失衡造成的。相反，金融危机的根源主要 来自金融中介机构的过度投机。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经常账户失衡现象。但大多数观察者却误解了失衡是什么。欧 元区曾遭受了上次金融危机的重创，损失惨重的主要是那些赤字巨大、并长期持续的国家， 而财政账户盈余的国家则大多得以幸免。不过自 1975 年以来，澳大利亚的经常账户每年都 出现赤字，赤字缺口平均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4%，但毫发无损。再看瑞士，自 1981 以来瑞士经常账户盈余平均占 GDP 的 7.8%，并且 2010 年约占 GDP 的 14.9%，2016 年仍保 持在 12%。但是金融危机严重地打击了瑞士的两大银行，并对经济造成重创。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7 一、注意观点上的差异 经济学家对经常账户外部失衡的原因及其政策看法不同。经常账户是内生的，由一系 列国内外因素驱动，而这些因素同样也是内生的，由另一些因素驱动，循环往复。对此很多 观察者采取了简单处理，即选择一到两个或三个或更多、他们认为的外生“原因”，基于不明 确假设，反映他们的潜在观点，提出详尽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赤字和德国的贸易盈余发 生的争吵最能说明这些原因找错了。给特朗普提意见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说，德国的经常账户 盈余就是美国的赤字，反之亦然。因此一旦德国的盈余缩小，美国的赤字也将减少。连特朗 普都说，这个假设错误“极大”。但某些德国人的结论是，当美国减少赤字时，德国的盈余也 将减少。这个结论则是基于美国赤字属于外生、德国的盈余属于内生的假设。同样的误导观 点说，德国的盈余反映了其优越的生产力，根源在于德国极强的工业能力和良好的工资制度。 的确，当德国商品与服务畅销全球，出口盈余就高。但问题的核心是，德国如何处理这些盈 余。他们并没有把钱花在进口上，而是留在了国内。 二、竞争力的迷思 经常账户会引起人们对竞争力概念的关注。所谓经常账户，是调整后的进口与出口收 入之差，但竞争力是个难以捉摸的概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Paul Krugman）认为， 这个概念对竞争力是一种危险的痴迷。竞争力概念不仅包括货物与服务价格，还包括货物质 量、生产成本及运输与交付过程。它是内生变量，会对许多因素的变化做出反应，如企业经 营战略、劳动市场变化与结构（包括福利制度） 。因此仅关注任何变量都可能得出误导性结 论。例如，如果只关注价格变量，很难理解瑞士如何保持了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现象，因为 瑞士法郎被高估众所周知。价格因素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自 1984 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一 直为赤字。时至今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约为 1168 亿美元，却没有迹象表明美元被高估了。 竞争力当然仍然重要。但是，竞争力更应当是一种现象的表现，不是导致现实经济状 况的原因。因此，竞争力应被看作是推动经常账户失衡的线索之一。 三、借贷窘境 对经常账户的另一个定义似乎更富有启发性。即一国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储蓄或借贷， 这个定义的确更严格地反映了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问题，即它是由外债过多造成的。只要赤 字持续存在，那么按照逻辑，外债将继续增长，直到国家无力偿还债务。 然而这个颇为流行的假设可能是错的。因为如果某国大量借贷，为生产性投资提供资 金，并确保投资回报率超过借贷成本，那么借得越多转化的财富就更多。在这种情况下，该 国在偿还债务方面不会有任何困难，如澳大利亚。然而如果某国大量借贷并用于消费，结果 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这些海外融资支出用于个人支出，就意味着许多人从不同金融中介机 构借款。只要金融中介机构进行正常的尽职调查，大部分借款人能够偿还债务的假设就成立 了。但是当那些借款个人从海外借贷的国内金融中介机构借款时，风险也增加了。因为一旦 中介机构掉以轻心，就可能出现不良贷款，因而导致中介机构对海外贷款人违约，而海外贷 款人原本以为向中介机构放款并没有大的风险。面对巨额违约，外国金融中介机构可能破产， 甚至导致国家金融体系崩溃。这就是在 2007-2008 年发生的事件，次贷危机在美国演变成了 全球性金融危机。它还是不久之后发生在西班牙和爱尔兰事件的原因。 外部借贷造成公共支出过度才最令人担忧。因为政府高额负债比私人实体更容易违约。 国家与企业和家庭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能破产、不能被迫出售资产。此外，国家可能具有政 治杠杆作用，如欧元危机期间的希腊和葡萄牙。对以上风险的认知正确与否，可能导致外国 贷款方发生恐慌，停止向外债大国放贷，使之无法为持续性赤字提供资金。具有讽刺意义的 是，突然停止放贷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催化剂，这是国际银行在切断贷款时担心的问题。而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8 危机本来应能够避免。欧元区危机可以说就是这种自我导致的类型。 从以上经验发现了三个重要的观察结果。首先，确认过度借贷国是否具有竞争力，通 常要花很长时间。因此，缺乏竞争力的国家有充裕的时间、拿借款从国外购买商品和服务。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借贷国必须找到愿意放贷的国家。其次，轻率放贷一直是私人金融、 公共支出发生巨额赤字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出于疏忽，还是对救市政策的错误预期。第三， 持续性巨额外部赤字带来脆弱性。因为巨额而持续性债务积累最终使贷款人感到担忧，同时 使借款人陷入不可避免的借贷窘境。 四、巨额盈余是否危险？ 人们普遍认为巨额而持久的财政盈余无害。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只有当家庭、企业 或政府支出持续低于收入才出现长期盈余，因此盈余肯定是要投资于外部的。希望获得盈余 的初衷根本不错，背后有合理的逻辑。对于企业来说，可能是为了进行国外投资，因为要扩 大国际市场，或国外生产成本更低，或投资其他地方回报率较太低。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家庭， 则希望为未来生计而存款。 但储蓄总是十分冒险的。负债累累的国家往往受制于万里之遥国家，其传染性在全球 传播，就像 2008 年瑞士危机。因而审慎投资至关重要。而建设货币联盟却属于特殊情况， 欧洲在 2010 年发现了这点。在欧元区成立时人们认为，经常账户平衡与否对成员国已不再 重要，甚至有人建议，没有必要再衡量它们，例如，经常账户盈余与否在美国就不再衡量。 但是无论是由于监管不力，还是监察不周，还是出于对救市的错误预期，从放贷人角度来看， 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借款制度会崩溃。 但是经常账户平衡只有在完整的货币联盟制度中才不重要。因为完整的货币联盟体系 会有效地执行共同金融规则，或者某个“救星”在某天会来救市。在美国，市场监管与监察并 未阻止次贷危机演变成系统性危机，但在雷曼兄弟倒下之后，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 两位“救星”立即对金融机构施以援手。但在欧元区，巨大而持续性赤字经济体，却遭受了金 融危机重创，虽然得到了救助，但晚了，只是在 2012 年之后。当时欧洲央行(ECB)行长马 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宣布“不惜代价保护欧元”。在这个意义上，欧元区的真正问题不 是来自外部借贷，是欧元区货币联盟的不完整性，它限制和迟滞了欧洲央行的行动。 以上经验是活期账户在货币联盟中重要性的证据。它要求欧洲委员会运用宏观经济失 衡程序监察外部失衡，并在必要时减少失衡。但这一结论也有缺陷，因为它再次忽视了经常 账户失衡的内生性，忽视了失衡受外生因素影响的事实。希腊葡萄牙的经常账户赤字来自巨 大而持续的公共赤字，而塞浦路斯、爱尔兰、西班牙私营企业大量存在经常账户赤字，以上 情况下，外部借款都被用于非生产性支出。那么外部竞争力呢？一旦上述国家加入欧元区， 工资和价格就开始在这些国家快速提高。但是鉴于价格和工资是终极的内生变量，所以这只 是现象，而不是原因。真正原因是本地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对贷款产生的过度需求，这本身又 是监管不当造成的“繁荣”，也可能是个别公共部门工资的过度增长造成的。 五、“好”赤字与“不好”的赤字 目前应当关注巨额和持续性经常账户失衡。但不能在有缺陷假设上进行观察。事实上， 所有经常项目不平衡的原因并不都一样。例如，美国在 19 世纪时出现了持续而巨额赤字， 赤字还被用来为快速增长的人口，以及广阔的地域产生的巨大投资需求提供资金。美国的投 资大多富有成效，并使外国放贷者富裕起来。相比之下，希腊在 2000 年大举借债，支付非 生产性消费，产生的赤字不仅严重损害了国民经济，还使外国银行遭受危机之害。德国和瑞 士虽然有充足的理由发生赤字，但仍富有争议。 经常账户持续失衡是不好的。当然，即使它们属于是“好的”，也可能加剧脆弱性。因为 金融市场可能会对不断扩大的外债感到担忧，因此我们要审慎地看待失衡。但至关重要的是，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9 政策建议要解决脆弱性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像竞争力这样的表面现象。对个人债务的适当管 制和监督是必要的，对主权债务部署国际危机解决方案则是必要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长期坚持的方案。 （摘自 Charles Wyplosz, The Deficit Tango,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 the-deficit-tango-bycharles-wyplosz-2017-08?barrier=accesspaylog, 2017 年 8 月 11 日, 由马樱梦编译） 美国减税承受不起赤字再增 白宫及国会共和党领袖的税改方案难获双赢。此次美国税改将再增加数以万亿美元的 赤字，而在美国遭遇 2011~2012 年债务天花板危机并进行两党财政谈判期间，就时常听商界 领袖们谈起，说美国需要增收减支的双赢方案，这也是 Simpson-Bowles 财政委员会方案。 倘若商界依旧相信财政责任的话，现在是时候表明自己的看法了。 税改的初衷并非要增加大笔赤字。众院共和党人在 2016 年发布的税改蓝图中，呼吁联 邦政府进行税收中性式改革，即降低税率、堵塞漏洞、扩大税基。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Mitch McConnell）也曾表示，税改“必须以税收中性”开始，不得增加赤字。商业圆桌协会 也曾指出，税改应当“以税收中性方式实现”。尽管特朗普当局此后自相矛盾，但所提交的预 算报告也展示了提高财政责任的姿态，他呼吁进行所谓静态评分税收中性式税改，以经济增 长带来的额外财政收入减少赤字。 联邦政府 1981、2001 年税改模式已毫无意义。这是因为美国需要财政收入中性改革的 广泛共识表明，大家都认可如今的财政环境与里根总统和乔治•W.•布什总统税改时期相比， 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太低。而且，目前公众持有的债务与 GDP 比率高达 77%，且仍在 增加，这个数字高达 1981、2001 年债务率的两倍以上。共和党领袖在经过大肆鼓吹之后， 公布了税改计划的最新版本。即使通过宽松地预估，且假定这个税改计划包含从未明确提出、 也未验证的抵消效应，税改成本也将超出参院共和党人减税方案允许的 1.5 万亿美元，导致 联邦债务在未来 10 年膨胀至 GDP 的 98%。这就好比让孩子们做家务换糖吃，说好做 6 个 月家务换 1 块 1.5 美元的糖，但实际上没人做家务却想换 5 块 1.5 美元的糖吃。 但是支持者狡辩说没有高增长就不能减少赤字。他们完全不顾缺少偿付能力的减税后 果，诚然，美国经济增长的低迷状态已持续太久了，当务之急是将经济提速，但是并无科学 分析表明，减税就能引致经济增长而足够偿付成本。税收联合委员会（JTC）各路经济学家 和无党派评估人士预计，虽然税改经精心设计，额外经济增长可抵消减税总成本的 20~30% （在此不考虑动态反馈） 。在减税 1.5 万亿美元的同时降低赤字不合逻辑，即使考虑增长后 减税成本仅为 1 万亿亦然。 美国的财政负担将越来越重。参见下表是 1981 年、2001 年以及目前税改时财政收入和 负债占 GDP 的比重。而且，抵消税改成本的 20~30%这个测算结果，仅仅适用于精心设计 的税改方案。减税能够刺激经济，但持续走高的赤字则会拖累经济，最后净结果在初期甚至 可能为负数，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增加赤字的弊端仍将大于减税收益，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经济总量变小。曾就职于乔治•W.•布什总统当局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 用 Penn-Wharton 预算模型进行计算后发现，在今后 20 年特朗普税改的成本将增加。 1981 2001 2017 财政收入 19.10% 18.80% 17.30% 债务负担 25.20% 31.40% 76.70% 资料来源：CBO。 允许企业列支投资费用仅仅是临时性措施。预算和解程序可能还要求其他减税为临时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10 政策，这样一来商界所欢呼的减税政策不确定又将增强。关于增加赤字的减税，另一项站不 住脚的观点是，国会可以再另行减税 4500 亿美元而不考虑成本，因为可以通过一系列短期 刺激措施、以逐步淘汰税收优惠政策得到弥补。这样做能不让人怀疑吗？ 美国的财政计划应增加收入、保护穷人福利改革。我并不指望这样的计划指日可待， 但至少商界可告诉国会别让问题越搞越糟。 （摘自 Jason Furman, The US Can No Longer Afford Deficit-Increasing Tax Cuts, Wall Street Journal, 2017 年 10 月 1 日, 由刘茵莹编译） 财政部削弱资本规则代价太大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新的银行资本及压力测试条例强化了主要金融机构抵御冲击的能 力。而特朗普当局削弱资本规则的计划可能会破坏已有效益。如果这些计划施行，那么金融 体系可能再次处于危险境地。 适量资本属于保险问题。为了减少预期损失，需要牺牲多少产量？股本是银行承受亏 损的缓冲、从而不至于被迫破产、造成更大经济损失的资产。但是，正如研究显示，超额资 本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会影响产出。如今的挑战是如何在收益与亏损之间达成平衡。40 年来，每年工业化国家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为 2.6%，一旦发生银行危机，长期损失相当于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二，因此，每年银行危机的预期损失占 GDP 的 1.7%。我以 普通股形式，计算出的最优资本量是风险加权资产（例如，将政府债券设置为零风险权重） 的 12~14%和总资产的 7~8%。根据 2010 年巴塞尔委员会对领先的政府和学术研究进行的调 查，这一资本水平会使每年银行危机的概率从 2.6%降至 0.2~0.6%。我认为，最佳的资本范 围比针对“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G-SIB）”的国际《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高出约三分之一。 有 8 家美国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其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合并比率从 2007 年的 8.1%，上升 到 2016 年的 12.9%。与总资产相比，这类银行的资本（或杠杆）率从 4.1%上升到 7.9%。因 此，从经济角度来看，美国大型银行目前持有的资本量正好合适。这一数额大大超过了《巴 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其中部分原因是美国银行自愿保留缓冲，但更主要的，是近几年来， 《多德-弗兰克法》所规定的压力测试对资本具有约束力。 美国大型银行目前持有的资本量正合适。这是从经济角度得到的看法。不久前似乎还 出现了倾向于要求更多资本的风向。例如，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内尔·卡什卡里 （Neel Kashkari）与斯坦福大学著名学者阿德马蒂（Anat Admati）就认为，对资本的要求仍 然过低。 倡导更高资本的学者往往引进据点，要求更多高成本股权、低成本债务以降低风 险，因此，股权单位成本足以使平均资本成本保持不变。我对银行的研究表明，这是错误的 观点。股权的单位成本确实随股权增加而下降，但这只是理论预测的一半结果而已。事实上， 对股本的更高要求确实提高了银行的平均资本成本，随着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借贷投资减少， 经济的长期生产能力就会下降。经我计算，在所需银行资本中，总资产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长期产出就减少 0.15%。 就目前而言，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不幸的是，现在政治钟摆似乎在转向另一种方式， 即大幅降低资本要求。摩根大通和高盛首席执行官都表示，对资本的要求太高了，而特朗普 当局显然也同意。美国财政部在 2017 年 6 月份的报告中提出了对监管改革的建议，声称应 降低压力测试门槛，还提出大幅减少大型银行资本金的技术变更要求。根据现行规定，到 2018 年，大型银行必须将持有的资本符合《巴塞尔Ⅲ》定义的 5%`6%的补充杠杆比率（SLR） 。 这一规定要求纳入衍生产品等表外风险敞口，从而导致资产负债表资产风险增加 40%。因 此，补充杠杆比率需约占资产负债表资产的 7%的股本，这是经我计算得出的最佳区间底线。 美国财政部提出了降低补充杠杆比率资本要求的方法。即根据风险基数取消联储存款、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11 持有国债及票据交换所的衍生品初始保证金。我估计，就目前的持股水平，有 8 家全球系统 性重要银行能够满足政策修改后补充杠杆比率要求，同时使股本占总资产比率从 7.1%降至 5.7%。通过新的激励手段，将投资级企业与其他资产替换为免税资产，纯资本与总资产杠 杆比可能就会进一步下降。如果股本占总资产之比下降到 5%，那么每年银行危机概率将从 0.3%上升到 1.1%，在更加不利情况下上升到 2%。考虑到资本成本较低年度的储蓄，对经济 造成的净损失在 10 年内为 4000 亿~2.7 万亿美元不等。 重回对大银行较低资本要求危险。这些监管人员的忠告是正确的。放宽要求可能代价 高昂，只要看看计算结果就明白了！ （摘自 Wiliam R. Cline, Treasury Plan to Weaken Capital Rules Has Real Economic Costs, https://piie.com/, 2017 年 10 月 30 日, 由高丹翻译） 《利益集团与税收征管》 分析与评论：美国打击“税务倒置” 奥巴马当局曾尝试阻止美国企业的“税务倒置”潮。但 2016 年第三套监管措施连续松动， 表明行政部门的做法过于严厉，况且并没有简单办法化解难题。简而言之，尽管美国跨国公 司管理和经营仍在美国境内，但却通过“税务倒置”将居民纳税人迁至境外，既逃避了高达 35%的联邦公司税，又释放在海外的利润与所得。美国跨国企业通常通过与境外规模较小的 经济实体进行合并或收购，转换居民纳税人身份，然后通过“税务倒置”进行合并，进行“利 益剥离”，进一步减少应纳美国公司税。其手法是由美国子公司向其新设立的境外母公司（或 另一家外国子公司）借款，通过增加利息支出、降低应税所得、减少对美国的公司税。然后， 外国出借方通常会基于现行税收协定，对利息所得缴纳更低或零预提所得税。 美国行政当局与国会在如何处理税务倒置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虽然政界对于大公 司不应该实施倒置策略有广泛共识。但一方面，共和党人辩称美国公司税率过高、在全球追 求更低的所得税才是企业进行税务倒置的动因，因此，实施有利于美国企业的减税政策，进 行税改可以消除税务倒置的动机，特朗普总统与众院共和党领袖共同推出的税改案，旨在为 美国企业与海外企业在美投资创造更为有利的税收环境。而另一方面，民主党人却倾向于给 美国税法打补丁，而不是对大企业减税。然而，由于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任期结束前 夕，无法获得国会对税收政策的支持，才不得不通过行政法规阻止倒置行为的发生。2014 年 9 月，财政部依据《美国税法典》第 304、367、956、7701 和 7874 节规定，采取措施， 规定如果美国公司在与规模比它小的外国公司合并，就降低美国公司应获得的法定税收优惠。 2015 年 11 月，财政部基于《美国税法典》第 7874 节，制定税收法规，提高美国公司税务 倒置的难度，其中包括强化美国公司前股东拥有新合并实体股权比例不得超过 80%的限制 性规定。然而，税务倒置行为仍屡禁不止。 因此，财政部进一步采取管制行动。2016 年 4 月，宣布依据《美国税法典》第 385、 7874 节规定，对倒置公司的利益施加最重的处罚。简而言之，依据第 385 节出台的管制措 施旨在阻止利益剥离，它针对的是那些增加关联方债务、但却不在美国产生新投资的交易。 第 385 节赋予财政部长相应权力，基于打击“税务倒置”目的，判定利息收益是股息还是利息 收益。拟提出的临时管制规定可能将股权视为债务工具，前提是该股权系由子公司以股息分 配形式向其外国母公司发行；如果是美国子公司从一家关联公司借入现金，并向其外国母公 司支付现金股息，则把类似股息分配视作利息；如果借款与关联企业的特定股权或资产并购 有关，且该交易在经济实质上类似于股息分配，则将债务工具视为股权。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12 备受瞩目的管制规定已于 2017 年 10 月最终发布。显然财政部已经从产业、税务及国 会议员那里得到了负面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允许美国国税局（IRS）将债务工具视为半股 半债的“分叉”规则已取消，并在等待财政部审查。此外，在新税收法规中，关于资料要求的 许多方面也有所松动。而且对其他各条的修订也表明，管制规定仅针对存在问题的利益剥离 行为，从而会把对常规经济活动的意外影响降至最低。 财政部放宽新规定不足以平息纳税人的担忧。尽管政治评论员都称赞财政部的做法， 在 2017 年 7 月 28 日，财政部和 IRS 发出联合公告，推迟执行集团内部交易报告制度。正 如公告所指出的，报告制度等规定给纳税人带来了相当大的技术和管理问题。美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在 2017 年 8 月 2 日致 IRS 的信中总结说：“这些税收法规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税务倒置 行为。然而，法规过于复杂，对美国公司的日常与常规集团内部交易提出过多资料和分析要 求，不乏那些并没有避税影响或动机的交易”。“为了满足资料要求，所涉美国公司会付出巨 大代价，重新设计现有流程、制度与内部控制模式”。注意到纳税人面临的困难，2017 年第 36 号通知又规定：“为应对纳税人不断对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支付利息实施的资料审查规 定的担忧，又鉴于对第 385 节最终临时管理规定进行重新审查，及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美国财政部和 IRS 决定推迟 1 年实施资料审查的相关规定”。因此，资料审查规定将只适用 于在 2019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支付的利息或视同支付的利息。 特朗普的税收政策不断变化遭到质疑。有理由怀疑，在新一届行政当局放松管制的推 动下，以及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试图实施全面税改背景下，已颁布的税收法规是否继续有效。 事实上，根据特朗普总统签发的第 13789 行政令，依据第 385 节实施的管制措施正在接受审 查。该行政命令指示财政部长，立即对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颁布的所有重大税收法规进 行审查。因此，对于被最近这波反税务倒置管制措施所困的纳税人来说，事态发展虽然带来 了希望，但却也是一把双刃剑。推迟资料审查要求的生效日，给了纳税人喘息的机会，而且 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希望随着对相关税收法规的审查或全面税改，这些法规在某种程度上不 再有效。 然而，对于希望提前规划事务的商业机构而言，探讨何时或能否实现的不确定性 没有意义。 （摘自 Analysis & Commentary: Inversion Therapy, Global Daily Tax News, http://researchhelp.cch.com/, 2017 年 8 月 4 日, 由沈淼编译） 布鲁金斯仍在夸边界调节税 美国税制改革通常很少惠及普通工人。面对全球竞争，华盛顿吸引商业投资和利润的 共识，是降低企业税率、取消海外利润与所得税、特赦藏匿在海外的数万亿未税利润，这是 公然向商业利益妥协，随后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凯文·布拉迪（Kevin Brady）推出了边境调 节税，这是使美国无需妥协便能保持竞争力的真正好主意，尽管它已被共和党国会领袖和白 宫搁置，但比对美国经济和工人其他更好选项，边界调节税仍值得了解。 众院筹款委员会在 2014 年尝试一种传统的低税率、宽税基企业税制。这是委员会前任 主席戴夫·坎普（Dave Camp）提出的想法，后来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认为，税改将减缓经 济增长、降低工资，在十年预算窗口期内企业税收入将减少约 8000 亿美元。美国工人不仅 要承担更高税负，工资也更少了。可见普通宽税基、低税率企业税制改革无法促进就业，也 无助于工人阶级提高收入。其中的谬误是，堵住“漏洞”或税式支出可避免工人为企业减税买 单。事实证明，在企业领域不存在什么大不了的漏洞，只有对国内投资的重大税收减免，即 对设备、软件和机器的新投资，及国内生产活动的减免，为生产并进行存货的企业提供更好 的会计方法。要想知道低税率如何影响工薪阶层，就要知道最大的输家是制造业，最大的赢 家是金融业。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13 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也无法让海外就业机会回流。这是基于类似原因，当然，跨国公 司可能会花较少精力，将每个美元的应税利润从美国转移到低税率的爱尔兰。但税金取决于 税收制度，企业是留在美国，还是在爱尔兰创立企业，或开设工厂则取决于税负，而不是税 率和税收减免有何差别。如果目标是阻止企业通过倒置将其居住地搬至海外，或将利润或经 营转移至低税率国家，就必须解决企业为何向海外迁移，或到海外进行商业活动的问题。如 果不让企业迁往海外，就要降低税率对海外所得征税，毕竟他们现在并没有照章纳税，而是 企图减少所欠税款。 边界调节税是停止按企业利润来源地征税，而按商品销售地征税的改革。只要世界上 还有低税率国家，就会有使企业留在海外生产，在美国进行销售的行为，而不是优先选择在 美生产。然而，按照边界调节税思路，只要企业将商品销售给美国人就要纳税，不论产品和 服务是在何处进行，或企业总部在何处建立。如果企业不向美国销售，他们就不用向美国纳 税。如果企业在美国生产、在海外售卖，也免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的税率或是税收负担 不再左右企业选址决策。如果美国对企业利润征税方式不转变，保护国内税基、鼓励企业留 在美国就仍会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我们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方式同爱尔兰企业竞争，税收收 入将下降，本已黯淡的联邦预算前景将更加黑暗。但在无法大幅降低税率情况下，为了鼓励 企业留在美国，必须对国内企业严格限制。即使由财政部和筹款委员会官员制定的最好规则， 恐怕也无法阻止企业倒置，而且好规则也无法适用于初创外国企业。正如 Kevin Brady 主席 所计划的根据产品消费地对企业征税后，决策者得以保留或扩大国内投资税收优惠，税率可 由联邦政府根据量出而入原则设定。据财政部初步估计，税收中性改革的税率仍可能低于现 行企业所得税率。 边界调节税万岁！实施边界调节税之后，美国将成为企业选址和投资的理想场所，还会 扭转企业向海外迁移现象。这有利于美国工人，既创造了国内就业机会，而且还不必为企业 减税买单。 （摘自 Adam Looney, Going to BAT for American workers: Why the border adjustment tax was a genuinely good idea, 布鲁斯金学会, 2017 年 7 月 28 日, 由田甜编译） 诺奖得主抨击对富人减税 特朗普总统指望以“激励”投资者和“解放”经济使美国再次强大。虽然美国右翼富豪不 会同意不平等、发展缓慢、生产效率低、阿片类药物成瘾、差校、基础设施破旧这些攸关美 国发展的重大问题排序，但解决方法都一样，即降低税收、放松管制。这种办法不会成功， 因为它从来没有成功过。当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 1980 年代试图这样做时，他 声称税收收入将会增加。然而相反，经济增长放缓、税收收入下降、工人境况变差，大赢家 却是企业与富豪，他们因税率大幅降低受益。 特朗普进行税改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税改必须保证收入中性，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因为企业坐拥数万亿美元现金，而普通美国人在受苦，降低公司税不合理，降低金融部门的 税负更不合理，因为正是他们造成了 2008 年经济危机，而且对经济损失没有付出代价。此 外，按照参院程序，无法以简单多数进行税改，民主党几乎一定会进行，要求按照五分之三 绝对多数投票，而且要求十年内预算保持中性。美国现行税制结构低效、不公平是多数经济 学家的看法，因为有的企业税率太高，而且利益集团游说就能获得减让。企业涉外所得税是 重要问题，由于公平意识、互惠意识，甚至国家忠诚在美国公司中并没有全面扎根，所以它 们总是口口声声威胁要将总部迁到海外。 共和党人主张实行属地税制。这种税制只在经济活动发生的国家征税，但是在对美国 公司海外利润与所得征收一次性税收后，实行辖地税制会产生税收损失，所以，众院议长保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14 罗·瑞安（Paul Ryan）提出提高净进口税以抵消税收损失，但是税收收入大幅增加的钱必须 来自别人口袋，如果进口价格上升，消费中国廉价服装的人境况就更糟，实际上补贴了美国 富豪们，而沃尔玛也受到附带损害，所以沃尔玛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其他企业税改也会 造成赢家和输家，如果失败者众多并组织起来，就有能力阻止改革。 特朗普不是位能深刻理解公司税制改革的总统。正因为他政治上不精明，在经济和政 治方面就不可能令人信服地向国会提出有意义的改革方案。如果对企业税进行改革成为现实， 那将是秘密掮客的生意。因此，此次更有可能的是象征性的全面减税，输家将是未来的几代 人，贪婪的大亨们不断游说，其中最贪婪者包括通过赌博获取财富的卑鄙小人。 这些陈辞滥调包裹着污秽的糖衣声称低税率会刺激增长。这样说根本没有理论依据， 也没有经验基础，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度，大部分投资（边际）来自债务，利息免税。边 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等比例减少，投资基本不变。事实上请认真思索，由于加速折旧和对风险 分担的影响，降低税率可能会减少投资。小国则属于唯一例外，因为他们可以以邻为壑，窃 取邻国公司。但全球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并无变化，分配效应只会稍稍妨碍它，因为有人 得益，就有人受伤。总之对有钱的企业减税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摘自 Joseph E. Stiglitz, Why Tax Cuts for the Rich Solve Nothing, www.project-syndicate.org, 2017 年 7 月 27 日, 由李维佳编译） 民主党抵制废除州税收优惠政策 特朗普总统靠税收改革赢得两党支持的希望可能破灭。因为保守派人士和众院共和党 领袖希望取消一项价值一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这项计划受益者大多是民主党占主导州的富 人。自 1913 年开征联邦所得税以来，纳税人即能将州和地方所得税从应税所得中扣除。扣 除代表坏政策，这是美国税收改革主席诺克维斯特（Grover Norquist）这位反税斗士的看法。 扣除是对高收入者税收的特殊优惠。保守派想废除，而民主党人要维护，这是传统。 无党派的税收政策中心经济学家威廉斯（Roberton Williams）指出，共和党人不喜欢州和地 方政府补贴，他们认为此举是将资金从低税州转移到高税州，而民主党人则喜欢各州拥有更 多资金。特朗普在该问题上不持立场。Roberton Williams 说总统作为纽约富豪过去肯定从税 收优惠中获益了。税收政策中心称，放弃扣除将会使联邦税收收入在 10 年内增加 1.3 万亿 美元，增加的部分 90%由那些薪水在 10 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支付。同样无党派的联邦预算 尽责委员会称，减免税收的最大受益者是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新泽西州等税收较高的蓝 州，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利益。来自保守派压力集团成长俱乐部的罗斯（Andy Roth）说 来自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糟糕的政策。减免州与地方税收只是为了让政府征更多的税、花 更多的钱。右派的传统基金会在给国会的报告中要求废除减免政策，用增加的收入来降低联 邦边际税率。众院税改蓝图中的边境调节税消灭了扣除政策。 然而，围绕扣除政策的党内政治很棘手。众院 28 名共和党人代表纽约州、加利福尼亚 州与新泽西州，如果少了民主党人的支持，要通过一项法案，共和党最多只允许失去 20 名 左右同党。纽约州共和党人柯林斯（Chris Collins）说，该州的共和党员在为留住扣除政策 而斗争，因为对新泽西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的州与地方税收优惠，幅度很大。民主党 确定会反对。参院民主党领袖、纽约参议员舒默（Chuck Schumer）认为，任何去除或减少 州与地方税收扣除的建议都将导致中产阶级税负大幅增加，因此强烈反对这项提议。而且特 朗普拒绝公布自己的纳税申报单破了四十年来的规矩，并可能使税收改革法案更复杂，他有 义务和盘托出。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科莫（Andrew Cuomo）向特朗普转达了看法，认为 终结州与地方税收减免，对纽约及其他州是毁灭性的。 （摘自 GOP targets trillion-dollar tax breaks for Democratic states, www.pressofatlanticcity.com, 2017 年 4 月 19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15 日, 由李维佳编译） 美众州长呼吁改革医保税 来自美国两党的州长呼吁国会改革全国卫生保健体制。其中包括对改革医疗保险企业 的免税政策、改进税收抵免制度。这封信已递交众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 、众院少数 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参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和 参院少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Charles E Schumer） ，共 8 位州长提出“强化医疗保险市场蓝图”， 目的是“让覆盖面更加稳定和负担得起”。他们呼吁在税收方面，要求国会鼓励保险公司进入 服务不足地区，免除保险公司相应的联邦医疗保险税。另外，他们提出，现行法律有缺陷， 由于雇主不能获得税收抵免，造成有的家庭承担不起保险费，因此“国会应修复这个‘家庭缺 陷’，让更多的工作家庭负担得起。美国人税改协会（ATR）却认为，“国会应确保人人免于 过高费用，减免应面向所有人，而不是少数人。 （摘自 State Governors Call For US Health Insurance Tax Reform, Global Daily Tax News, 2017 年 9 月 6 日, 由 李铃编译） 马萨诸塞州将征“百万富翁税” 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计划召开了“百万富翁税”立法会议。这项“公平修正案”将对收入超 过 100 万美元的富豪征收 4%的附加税，附加税与 5.1%的州所得税相加后，使高收入居民的 总体税负达到 9.1%。马萨诸塞州税务局估计，开征附加税每年将增加近 20 亿美元的额外税 收，这笔额外收入将用于补充交通运输和教育经费，征收对象是 19600 名纳税人，他们占所 有申报纳税人的 0.5%。在这些纳税人当中，最富裕的 900 人将负担 53%的新增税收。这项 附加税对已婚人士带有惩罚性，申报状态不变情况下，100 万美元的门槛不变，据州税务局 估计有 86%受附加税影响的人口属于已婚者。如果立法会批准修正案，马萨诸塞州选民将 在 2018 年对修正案进行投票，一旦修正案获得通过，立法机关就不再有权调整，直到 2023 年，这是马萨诸塞州宪法的要求，此举意味着州宪法可能给政策制定带来风险。 由于涉及未来税收收入的使用问题，提案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马萨诸塞州宪法禁止 通过发起公民投票筹集资金。而公平修正案规定，新增税收所得将用于交通和教育，因此其 合宪性具有争议。除了法律问题，修正案对经济也有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法案没有给 出关于穿透企业所得的具体规定。此类企业所得由所有者或股东在纳税申报时，按照所得额 申报，而非以独立法人形式申报。据联邦国税局（IRS）最新数据显示，2013 年马萨诸塞州 有近一万名纳税人申报来自合伙企业或独资企业、超过 100 万美元的收入。这类纳税人覆盖 了 5.9%的穿透企业，但涉及的所得占总净穿透所得的 63%。 马萨诸塞州 9.1%的税率将使穿透企业税高居全国第五。高税率削弱了马萨诸塞州对小 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吸引力，而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才是马萨诸塞州的核心经济优势所在。小企 业占该州雇主总数的 97.8%，并雇佣了全州近一半的劳动力。尽管小企业不一定是穿透企业， 但加税对这些企业的潜在影响令人担忧。伊利诺伊州在 2016 年曾考虑过类似税收，穿透企 业税高达 11.25%。据伊利诺伊州税务局分析，若适用该税率，那么在头 4 年内该州就将失 去 20000 个工作岗位和 19 亿美元生产总值损失。此外预计 4.3 万人将因为税负增加迁出伊 利诺伊州。尽管“公平修正案”对富人影响更有针对性，但仍会对该州经济产生影响，陡峭的 综合税率可能导致高收入者迁移到别州去。如果马萨诸塞州修正案获得批准，对于最富有的 居民们来说，邻州的最高税率相比会更低。罗德岛州的最高税率为 5.99%，康涅狄格州为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16 6.99%，新罕布什尔州为 8.97%，这几个州距波士顿都在两个小时车程以内，而马萨诸塞州 大多数的高收入者住在波士顿。 所得税对各州财富转移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虽然加税并没有把百万富翁赶走，但这 些研究背景可能与马萨诸塞州完全不同，而且各州税率增幅也完全比不上马萨诸塞州的 4% 附加税，要知道 4%已达到原来 5.1%税率的 78%。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提高税率不会立即 导致波士顿富人大量搬走，这是因为搬家费用通常很昂贵、而且搬家困难很多。然而，从中 长期来看，所得税过高将成为沉重负担，富人很有可能搬到所得税较低地区。 富人纷纷逃离马萨诸塞州将造成严重后果。马萨诸塞州 2013 年收入靠前的 0.5%的人口 的应纳税收占总应税收入的 19%。虽然该州短期内可能增加税收，但失去高收入者将大大 损害税收稳定性。以新泽西州为例，高净收人士的离开对税收稳定产生了严重影响。所以， 当州立法机关商议所谓“公平修正案”时，决策者应明智地注意到，支持如此庞大而集中加税， 可能会对马萨诸塞州产生经济后果。 （摘自 Kari Jahnsen, Millionaire’s Tax Would Revive “Taxachusetts”, taxfoundation 网站, 2016 年 6 月 13 日, 由 邹颖编译） 纽约州与纽约市改革企业税影响大 纽约州与纽约市改革企业所得税法可能影响非专属受管投资公司（RIC） 。受影响较大 的是 2016 年及以后年度的纳税义务和申报要求，最重要的是，近期纽约州规定 RIC 企业必 须顶格缴纳最低税 500 美元，目前纽约市尚未改革此项政策。纽约州、纽约市还采用了 8% 的选择性分摊法，这将影响 RIC 用来之纽约的所得计算最低税。总之，改革解决了纽约州 RIC 的最低税问题，但不包括纽约市。 在纽约州与纽约市缴纳企业所得税的 RIC 税基包括两点。即（1）营业收入， （2）固定 最低税率，以较高的那个为准。在计算营业收入时，RIC 可以申请抵免股息支出，与联邦企 业所得税法一致。由于大部分 RIC 营业收入为 0（或接近于 0） ，纽约 RIC 通常只按固定最 低税率纳税。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的纳税年度，RIC 应根据直接追踪法，确认其资产中来 自纽约的收入。比如，证券收入一般来自买方所在地，而不动产担保贷款利息收入来自不动 产所在地。RIC 可能按照某类资产收入均来自纽约进行申报。 新的 RIC 最低税上限政策。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的纳税年度，纽约州与纽约市固定最 低税范围改革为：所得在 10 万美元以内的纳税人缴税 25 美元，超过 10 亿美元的纳税人缴 税 20 万美元。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年度，最低税税收起点仍为 25 美元。然而，修订 后的最低税的上限已经下降到 500 美元，适用于来自纽约、所得在 50 万美元以上的 RIC 企 业。纽约市暂未修订最低税上限，仍适用于 2015 纳税年度政策。 RIC 企业 8%的新分摊法。RIC 企业采用直接追踪法确定 RIC 企业来自纽约的收入份额 非常困难。法规修改简化了源自纽约的收入计算方法。虽然选择固定比率简化了计算，但使 用这种方法可能对一些纳税人造成不利影响。比如，美国政府债务的利息收入按照直接追踪 法，就不属于来于纽约的收入。而若是采用固定比例法，这类收入的 8%就可当作来自纽约 的收入，其增加后，RIC 企业最低纳税义务也就增加了。不动产抵押贷款则不符合 8%的比 例分摊条件，却需要直接追踪其贷款收入。要区分哪些是 RIC 有担保贷款、哪些是无担保 贷款非常困难，所以 RIC 就要采取保守的作法，将 100%的贷款收入和收益分配给纽约。如 果放弃 8%的分摊法，那么来自股票的收入和收益就不需要分配给纽约。如果采用 8%的分 摊法，来源于纽约的收入只包括 8%的净收益和不属于投资资本的股票股利。“投资资本”一 般指持有超过一年的股票。需要注意的是，8%的分摊法并非唯一选择，基金就不能采用直 接追踪法确定资产类别、选择将 8%的分摊法用于其他资产。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17 对 RIC 企业的影响。企业税改革后，纽约的 RIC 固定承担最低税纳税义务的企业负担 较轻，至少在州一级是这样的。RIC 企业若使用直接追踪法或 8%的分摊法，可假设 100% 的收入都来自纽约，由于降低了固定最低税，RIC 向纽约州缴纳的税款最多为 500 美元。但 在纽约市，如果将所有收入都视为来自纽约的收入，可能会明显降低最低税纳税义务，对此 RIC 企业需要认真考虑。此次改革还影响到 RIC 企业的税务处理。纽约州财政厅表示，2016 年的纳税申报表处理系统还未修改，纽约市的情况也不清楚。财政厅在 2015 财年发布指引 说，RIC 企业采用 8%的分摊法计算纽约的收入有合理性，纽约市却不太会发布类似指引。 （摘自 New York State and City corporate tax reform may affect 2016 tax liability and filing requirements for regulated investment companies, EY Alert, 2017 年 5 月 2 日, 由田甜编译） 传统基金会游说取消州与地方税减免 废除州与地方对联邦所得税减免是发展经济的关键。这是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塞思·格罗 夫（Seth Grove）说的。他认为，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不是为了增加政府开支，而是为激励和 发展经济。宾夕法尼亚州目前仍未摆脱经济衰退，必须继续发展，通过税率调整、扩大税基的 税制改革，完全能达到目标。传统基金会税收政策分析师也认为，取消州与地方税收减免将使 联邦政府增加大约 1.3 万亿美元财政收入。 众议员彼得·金（Peter King）等却反对取消全国性与地方性的税收减税政策。他们认为， 这不公平，因为高税收的国会选区如纽约州议员声称纳税人要靠减税才行，但如果国会取消税 收减免政策，就是抛弃了他们，那么他们就要支付更高联邦所得税，将对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造 成了毁灭性影响。 但传统基金会认为废除州与地方税减免关系到纳税公平。该基金会某首席经济学家乔纳 森·威廉姆斯（Jonathan Williams）说，高达 53%的州与地方税减免只适用于全国的 7 个州，这 对高税收、高支出州来说，确实是福利。州与地方税收减免最棘手的问题，是政策是否给州政 府与地方政府带来了不正当的激励，造成他们的支出和税收更多。传统基金会预算权利研究员 格莱斯勒（Rachel Greszler）也说，百万富翁从减免政策中受益最多。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 需缴纳州税和地方税 50 万美元的百万富翁州，根据联邦税收法竟能得到 20 万美元的减免。这 不属于联邦政府支持、资助和维持的，必须摆脱这些东西。 而 Seth Grove 议员又说之所以税收减免政策非常必要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净所得税率 和普通税率太高。该州公司净所得税率为 9.99%，这可能是全美最高的，如果再加上 35%的联 邦公司税，真不知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么高的公司净所得税。因此希望税改带来积极变化， 联邦政府真正该把钱归还给人民，美国人民期待很久了。 （摘自 Rachel del Guidice, Why This State Lawmaker Wants the State and Local Tax Deduction Repealed, dailysignal.com, 2017 年 11 月 6 日, 由李维佳编译） 康涅狄格州税源枯竭 康涅狄格州居民在 26 年后又一次为本州财政窘境叫苦不迭。这一次主要是由于所得税 收入锐减引起的。在 26 年前，所有税政策的拥护者们高喊，所得税最能稳定财政收入，且 远比其他税种可靠，但现在，该州其他税收收入却远比所得税收入形势好得多。当年有一个 关于所得税的理论之争，人们曾认为，所得税与支付能力关联更多，能从财富增加中获得更 多财政收入。但因为结构性所得税取代了州股息与资本利得税，而股息与资本利得税很大程 度上已由富人支付过了。因此，所得税其实成了主要针对中产阶级征收的税收，稳定性、可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18 靠性只不过是政府和福利阶层的一贯谎言，他们只想收更多的税。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州长最近开始反对再次增税。但过去 6 年来，他批准了 2 项超过所 得税的增税政策，这些政策只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而非公众。首先，政府雇员的集体谈判 和工会合同的约束力仲裁没有效率，州政府的大部分支出未用于民主进程，却成了碰不得的 “固定成本”，牺牲最无辜、最需要养老及福利的人。其次，教育政策没有造就技术过硬且由 公民意识的劳动力，造成了巨额需求。再者，社会福利政策没有减少贫困，反而催生反社会 行为，使贫困永久化，更多孩子失去父母，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不承认现状并改变政策， 康涅狄格州不会得到救赎的。 （摘自 CHRIS POWELL, Connecticut Laughs Ruefully As Its Tax Haul Collapses25 Years After Income Levy, 纽约太阳报, 2017 年 5 月 3 日, 由田甜编译） 《减税与就业法》对各州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编者按：美国游说组织税收基金会在 2017 年 11 月 15 日通过新的计算修正了此前发表的相 关资料，重新公布最新《减税与就业法》实施将对各州就业与收入的影响，全文摘发。 美国人试图了解众院《减税与就业法》草案税收政策变化对家庭的影响。这部以促进 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税收计划，通过消除多数逐项扣除简化税法，同时还降低边际税率。本报 告利用税收基金会研发的税收与增长（TAG）宏观税收模型发现，这部税改法案将显著降低 边际税率与资本成本，长期推动美国的GDP增长3.9%、工资增长3.1%。事实上，根据TAG 模型的估计，这项税改法案将创造约89万个新的全职岗位，同时，长期增加税后所得4.4%。 美国家庭收入的增加是靠所得税减免及经济增长带来的，更是生产力和工资大幅增长的结果。 上述估计考虑了众院《减税与就业法》的方方面面，包括个人与公司税法改革。参见下表1。 表 1 众院《减税与就业法》对各州就业与税后收入的影响（10 年内） 增加全职岗位（个） 中等收入家庭税后收入增长（美元） 美国全国 890000 $2243 亚拉巴马州 12161 $1794 阿拉斯加州 2046 $2877 亚利桑那州 16644 $2170 阿肯色州 7556 $1744 加利福尼亚州 101422 $2532 科罗拉多州 15993 $2682 康涅狄格州 10335 $2885 特拉华州 2787 $2206 哥伦比亚特区 4815 $2697 佛罗里达州 51601 $1945 佐治亚州 26947 $2034 夏威夷州 3986 $2741 爱达荷州 4285 $2149 伊利诺斯州 37010 $2333 印第安纳州 18975 $2132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19 艾奥瓦州 9666 $2246 堪萨斯州 8678 $2159 肯塔基州 11782 $1724 路易斯安那州 12134 $1603 缅因州 3800 $1933 马里兰州 16667 $2803 马萨诸塞州 21922 $2746 密歇根州 26625 $2169 明尼苏达州 17823 $2668 密西西比州 7045 $1562 密苏里州 17495 $2091 蒙大拿州 2879 $2169 内布拉斯加州 6248 $2256 内华达州 8001 $2106 新罕布什尔州 4114 $2898 新泽西州 25086 $2602 新墨西哥州 5113 $1841 纽约州 57834 $2335 北卡罗莱纳州 26713 $2043 内达科他州 2676 $2287 俄亥俄州 33736 $2051 俄克拉荷马州 10167 $1936 俄勒冈州 11281 $2247 宾夕法尼亚州 36215 $2317 罗得岛州 3016 $2338 南卡罗莱纳州 12642 $2065 南达科他州 2663 $2183 田纳西州 18255 $1951 得克萨斯州 74037 $2210 犹他州 8786 $2564 佛蒙特州 1927 $2312 弗吉尼亚州 24114 $2525 华盛顿州 19968 $2672 西弗吉尼亚州 4603 $1685 威斯康星州 17999 $2273 怀俄明州 1728 $2198 资料来源：税收基金会，税收和增长模型，2017 年 11 月版。 注：此处结果使用人口普查数字说明各州中等家庭收入增长情况。估计数据与之前用综合国内税收数据说 明不同收入水平纳税人收入增长情况估计数据略有差异。 （摘自 Nicole Kaeding, The House Tax Cuts and Jobs Act: The Impacts on Jobs and Incomes by State, 税收基金 会网站, 2017 年 11 月 15 日, 由李铃编译）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20 《国家资本与产业政策》 布鲁金斯就重谈 NAFTA 为特朗普出谋划策 美国将大幅减少贸易逆差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的主要目标。自 NAFTA 于 1994 年生效以来，墨西哥对美出口增速远远快于从美国到墨西哥的出口。美国对 墨西哥的贸易赤字大幅度增加，当前约为 600 亿美元，美国制造业从 NAFTA 生效起大约失 去了 500 万个工作岗位。这似乎印证了特朗普总统的说法，即贸易赤字减少了美国的工作岗 位，因此，重新谈判 NAFTA 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美国对墨西哥的双边贸易逆差。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特朗普的国际贸易观一点也不复杂，他关注着贸易逆差，声称目 前的贸易协议“不公平”。但在提出要求之前，或者在评估贸易利益之前，还有许多数据要考 虑。首先，把重点放在双边贸易赤字上没有意义，因为无关大局。通常与一组特定国家的贸 易赤字会被与别的国家的贸易顺差抵消，美国每年的贸易赤字总额约为 4500 亿美元。例如， 与香港、澳大利亚、智利和巴西的双边贸易顺差，抵消了与中国、墨西哥、德国、日本等国 家的部分贸易赤字。因此，即使 NAFTA 重新谈判，由于某种原因减少了美国与墨西哥的双 边贸易逆差，总体也改变不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赤字。如果对来自墨西哥的产品施加壁 垒，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很可能会从其他地方进口，因为国内企业在许多行业没有竞争力。 由此可见不该把重点放在贸易赤字总额上吗？这样做更有意义，尽管问题依然存在。 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是否有害？这则要视情况而定。美国的贸易赤字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 2.5%，虽不算太高，但也不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整体贸 易赤字相对其 GDP 也大致相同。然而，一国的贸易赤字反映了它的公民储蓄太少，消费太 多。如果这些基本原理没变，不管有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区，整体贸易赤字都可能继续下去。 那么，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毁掉了美国的就业吗？请见以下事实：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制 造业都在失去工作岗位，无论他们是否有贸易顺差或逆差。美国也不例外。自从签署 NAFTA 以来，美国制造业失去了 500 万个工作岗位，但其制造业产值增加了 8000 亿美元。因此， 特朗普一直忽略的这个增量数据，暗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绝大多数在制造业中 消失的美国工作岗位是因为生产力提高了。平均来说，今天美国工人的生产力比 1990 年代 初高 50%，因此，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没有被丢到墨西哥或其他任何国家，它们是因为生产 力的增加而消失的。美国只有很少的失业率可以归因于 NAFTA 造成的。鉴于美国从墨西哥 进口的一半多是中间产品，那么这意味着 NAFTA 使美国公司在生产最终产品方面更具竞争 力，并因此雇佣更多的人、出口更多的货物。 特朗普当局在重新谈判时要注意一件事。那就是，如果真想改善那些受 NAFTA 影响的 美国人的生活，就要提高美国的竞争力，而不是试图在其内部制造更多的贸易壁垒，但必须 为那些因为贸易失去工作、现在正过渡到相关职业、或退休时需要帮助的工人，适当准备安 全网。美国遗忘了安全网，如果特朗普想要成为中产阶级的保护深，这才是他应该关注的洞 悉。 （摘自 Dany Bahar, When renegotiating NAFTA, Trump should re-evaluate his premis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www.brookings.edu, 2017 年 8 月 17 日, 由李维佳编译） 编者按：在特朗普当局税改法案签署之后，2018 年基础设施建设有可能成为联邦政府是正 的重点之一，本期选择 3 篇报道探讨这一问题。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21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联邦资金 八年前国会通过了《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 （复兴法案） 。当时正是 1930 年代大萧条以 来最严重的衰退期，这项法案为美国经济注入了一支“强心针”，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 会，仅在 2010 年就降低失业率 1.8%，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4%，为美国随后的经济 复兴迈出了第一步，而到 2017 年初，失业率已不足大衰退高峰的一半。 复兴法案的基石是 481 亿美元的交通基础设施资金。这笔资金支持着各州急需的必要 维修与长期变革投资，现在国会与行政当局围绕主要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开始辩论，重温复 兴法案有关基础设施投资实践意义很大。这项计划展示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 项目的能力目标与教训。最重要的首先是，复兴法案显示了交通运输投资与成果间的量化关 系，通过投资改善了 4.2 万英里公路、近 2700 座桥梁，新修 850 个交通设施，新添 1.2 万辆 新公交车、近 700 辆新型轨道车，修复了约 800 来个机场。根据联邦交通部的报告，新增投 资改善了全国运输系统，例如，复兴法案通过之后，全国桥梁质量得到改善，而 2008 年经 交通部统计，全美 9.3%的桥梁出现结构缺陷，到 2014 年便减少到了 7.1%，更新速度是复 兴法案实施前的 2 倍，照此下去，桥梁结构缺陷在 10~20 年内将全部得到消除，若加大资金 投入，则速度更快。决策者可运用复兴法案的各项指标经验，确定投资规模。 基础设施维修投资比长期资本投资反应灵敏。其实虽然两者都很重要，但略有差异。 国会曾将复兴法案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维修升级，如有 280 亿美元被用于修复道路和 桥梁，许多早已准备就绪的项目立刻就启动了，同时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复兴法案保留了削减 的州与地方预算中前途未卜项目，如重建并改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通向新罕布什尔州的道 路建设项目，也在几天内就上马了。而所有 50 州都赶在了法案颁布后的 120 天内，预留了 公路资金，到了年中有 1900 多个项目开工建设。 然而，国家还需要修复基础设施以外的投资。多阶段的复杂项目通常需要更长时间考 虑资本计划、许可要求以及预算因素，那么，复兴法案通过更长的开发准备，支持了有利于 长期经济利益的前瞻计划。例如利用以交通投资促进经济复兴计划（TIGER）与高速铁路建 设资金，为 2016、2017 财年实施交通建设计划提供资金，同时利用快速通道批准 2016~2020 财年投资 45 亿美元继续支持复杂项目，如港口、多式联运枢纽，缓解货运压力。但上述项 目在 2016 年收到的资金申请达 93 亿美元，但分配能力只有 5 亿美元。 但是，如果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资金，建设周期就要缩短，而最好的方案不见得准备充 分。快速交付有赖于行之有效的建设方案，即使如此吸收新资金也会受到进度限制。联邦政 府将 386 亿美元复兴法案资金用在了联邦项目，快交付。对设施修复项目来说，既定程序和 关系往往最快，执行路径也往往最可靠。尽管如此，复兴法案项目的发起人迅速吸收更多 资金也受到限制。以公路建设支出为例，国会在 2009 财政年通过单独提供资金，到 2012 财年才花完了钱，这样各年度的资金运用就不平衡，2014 财年实际支出较多。可见虽然资 助对象可调高资金水平，但充分吸收资金仍然需要时间，因为新开项目和复杂工程需要更长 准备时间，导致利用新的税收或融资激励的基础设施计划见效较慢。 复兴法案的成功证明建设交通基础设施需要联邦政府提供额外开支。当决策者考虑未 来基础设施投资潜力时，应从复兴法案中学习如何投资。 （摘自 Shoshana Lew, John Porcari, Eight Years Later: What the Recovery Act Taught Us about Investing in Transportation, 布鲁金斯学会, 2017 年 2 月 22 日, 由李维佳编译）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22 “资金自筹”基建引各地政府不满 特朗普总统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遭到共和、民主两党市长和议员炮轰。他们认为， 这项计划将向削减重要项目投入联邦资金，并让各州与地方政府买单。特朗普总统曾计划全 面升级美国各地的道路、桥梁、机场、海港和其他公共工程，但主要靠各地“自筹”，而联邦 新增支出将主要用于激励各州、各市和私人投资者拿出大部分资金。与此同时，特朗普提出， 从 2018 年交通与过境补贴项目削减 14 亿美元，且不再由公路信托基金提供新的联邦资助。 对此共和党人、美国市长会议主席、俄克拉荷马市市长科内特（Mick Cornett）表示失望。 但是，白宫借口特朗普当局为了避免干涉州和地方官员支配联邦基础设施资金，准备向各地 政府还权。而且联邦政府准备追加 2000 亿美元联邦资金，直接支持真正需要联邦援助的项 目，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及私营部门也进行投资。 各州和地方一致同意拿自有资金获取联邦援助。然而过去四年来，近一半的州提高了 天然气税，各市、各州都通过发行债券资助基建。州预算捉襟见肘，而且还可能面临更大压 力，因为联邦政府削减医疗补助和其他计划近在眉睫，所以地方通过某些融资举措升级道路、 桥梁及基建设施似乎太难。全美州长协会执行主席帕提森（Scott Pattison）表示，如果联邦 不提供资助，州和地方也无法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提供资金。而联邦基础设施基金的分配， 一般通过竞争性捐赠和贷款获取，或依照获取项目资格的成本按比例补偿各州和地方政府。 例如，据联邦公路管理局数据，公路信托基金主要由联邦燃气和柴油税提供，从 2016 年 10 月到 2017 年 4 月，共为地面运输项目支出 223 亿美元，为过境工程支出 46 亿美元。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筹资也无法取代联邦资助。特别是在有关项目开始时，都要涉及重 大资本支出。如果联邦政府打算打退堂鼓，各州和地方政府就要填补窟窿，这可是巨大的挑 战。特朗普大选时曾经承诺，投资 1 万亿美元升级全国基础设施，他通过预算案与基础设施 计划纲要，要求州、地方和私人部门提供大部分资金，而联邦政府在未来十年将拨 2000 亿 美元资金，刺激 8000 亿美元以上的投资。交通部表示，联邦政府将承担其中“合理的部分”， 不希望阻碍州和地方更多努力，联邦政府“应支持更多社区走向独立”建设模式。特朗普 2018 年预算案还要求削减联邦过境项目拨款 9.28 亿美元，另削减 4.99 亿美元资助在地区或全国 有影响的公路、铁路、过境和港口项目，还将减少 2020 年以后联邦公路信托基金支出。这 对于小城市市政建设是灾难后果，全国城市联盟主席、克利夫兰市议员桑纳（Matt Zone）、 民主党的美国市长基础设施工作组主席、洛杉矶市长加塞梯（Eric Garcetti）都这样认为。 Eric Garcetti 在 2016 年去年通过提高销售税为交通项目筹资 1200 多亿美元。根据税收与经 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2017 年有 6 个州提高了天然气税，而自 2013 年以来，还有其他 18 个州提高了这项税收，增加了对交通运输的投入。 官员们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总要有人买单。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议员萨利蒂（Ed Soliday） 协助指导 2017 年提高全国天然气税的工作，他和全美州政府预算机关协会执行主任希克斯 （John Hicks）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各州和地方是否有能力承担大额债务和基础设施支出， 而在 2017 年，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州政府调低了预计收入计划，在按照通胀调整后，约有一 半的州政府支出仍低于经济大衰退前的水平。众院通过的预算与健康保险法案如果生效，各 州预算就将蒙受沉重打击，因为到 2026 年底，将按计划削减约 1.7 万亿美元支出。 各州都需要联邦提供更多支出满足长期基建需求。国会有关法案需要民主党支持，民 主党的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促进基础设施支出的两党官员联盟“营建美国未来”组合的共同 创始人伦德尔（Ed Rendell）这样表示。他说，“华盛顿不能把满足国家建设资金需求的责任 推给其他人”。 ( 摘 自 Mark Niquette, Trump 'Self-Help' Infrastructure Plan Irks State, Local Leaders, https://www.bloomberg.com/, 2017 年 7 月 6 日, 由高丹编译)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23 哈佛经济学家激辩基础设施投资 编者按：来自哈佛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与格雷瑟（Edward Glaeser） 围绕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及如何使用额外资金进行了讨论，前者建议大幅增加基 础设施投资，后者则建议谨慎从事。 Larry Summers 提出了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四大理由。 他认为，支撑美国越来越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理由之一，是以每年 1%的 GDP 增长为基础的。 第一，不断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会拉动经济增长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能扩大 交易，减少有效距离，促进贸易，加速集聚效应，对社会发展的好处几乎肯定会超过所有私 人利益之和。在私有资本、民营企业和个人思潮流动性越来越高的国度，基础设施是“当地 及综合实力最鲜明的展示”。当前是投资基础设施的绝好时机，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相对 于政府借贷利率相当高，目前联邦政府借贷利率经通货膨胀调整接近于 0。 第二，投资基础设施维护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基础设施维护项目回报率、社会价值 都很高，尽管粉刷公立学校的墙壁不产生高回报，但显示了社会对教育的重视。最后，基础 设施维护项目还体现了财务上的审慎。基础设施经年长期不进行维修就变成了“下一代的债 务”，并且累计叠加，目前没有制衡机制，更不用说限制或是收纳它。 第三，改进安全性和期权价值应该包含在社会福利中。在某些情况下，出于安全考虑， 投资新的基础设施很重要。例如，纽约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已经过时，只有进行彻底检修， 才能确保最高安全标准。此外，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产生高昂的期权价值。也就是说，现 在虽不能集中使用，但未来却可能变得极具价值。例如在一百年前曼哈顿地铁仍在使用之中， 因此当我们考虑到对子孙后代的义务时，代价就变得非常高昂，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期 权创造出的价值。 第四，由用户付费可能是补偿基础设施的有效方法，税收抵免是个坏主意。使用基础 设施越多就应为此付出更大代价。但像特朗普总统所提倡的那样，为私人承包商提供基础设 施项目税收抵免的做法在很多情况下，已有项目将有利于获得信贷者，不会带来必要的基础 设施复兴。 Edward Glaeser 提出了基础设施投资应谨慎行事的五大理由。 正如美国基础设施需要全力拥护者那样，也需要质疑者，因为除非我们提出设想，加以 批判，随后再进行辩论，美国人是不会得到他们应有的基础设施的。 第一，应当使用微观经济学方法评估基础设施投资。如果关注就业和宏观经济影响， 那么基础设施投资就是在错误的地方投资。美国越来越成功的大都市区需要更多基础设施， 而不是西弗吉尼亚州，也不在美国的锈带。例如，在底特律建成时有 185 万人，如今则只剩 不到一半人口。需要新建道路的不是底特律，而是旧金山、纽约。 第二，用户付费只是模式之一，但不是最好的。期望用户以市场价值为公共基础设施 使用付费，需要严格的成本效益评估定价，并以最高利益分配基础设施。但还有其他有创造 性的资金模式。比如，香港的公交系统本身并非靠高额用户付费建设，而是通过在新地铁站 上面建摩天大楼获得资金，这样做利润可观，这种与基础设施近旁的不动产税收入紧密联系 的收益模式效果很好，如税收增量融资。 第三，与正确的机构匹配的基础设施投资最有效率。即将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私有化（比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24 如机场） ，与某些私营部门共同经营公共资产（如以公私合作方式提高效率） 。这还意味着在 社区规划中，只有不过度参与才能以合理、及时的方式完成项目。 第四，不应忽视对基础设施的维护。维护基础设施能产生最高回报，因为新技术随时 可能会投入。维护工作最重要的是公共资金投入，但也不应排除向自助缴费车道之类的新技 术进行投资，新技术应当完全由用户费付费。 第五，“公共汽车好，火车不太好”。公共汽车被称为“遭到美国运输系统遗忘的孩子” 如果城市有火车，那么能做的并不多，如果城市有公共汽车专用道，那么能做的就很多，公 共汽车的优点在于其灵活性，可以随着技术进步、改进技术手段使其实现自助通行，并可以 进行重新规划。 （摘自 Anna Malinovskaya, David Wessel, Larry Summers v. Edward Glaeser: Two Harvard economists debate increase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布鲁金斯学会, 2017 年 1 月 18 日, 由田甜编译） 《联储与货币政策》 白宫前经济顾问揭通胀消失之谜 全球经济自 2016 年夏天以来保持了适度扩张，增速在逐渐加快。但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中， 通货膨胀并未到来。这是为什么？在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最近经济增长是由 总需求增长驱动的，是持续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更高商业和消费者信心所带动的。 人们的信心受到金融与经济风险下降、地缘政治风险遭到遏制的影响，因此，迄今为止对经济 和市场影响不大。由于需求强劲意味着产品和劳动市场的活跃，因此，最近发达经济体对增长 加速的预期将使通货膨胀率上升。然而，美国今年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下降了，欧洲和日本也很 低。这给主要中央银行带来了两难选择，从联储、欧洲央行开始，都在试图逐步摆脱非常规的 货币政策，这种政策造成了更高的增长率，但通货膨胀率却没有达到年 2%的目标。 发达经济体除了强大的总需求，还经历了积极供给冲击。这是更加强劲的增长和低通胀神 秘结合的一个可能解释，而这种冲击却可能有多种形式。全球化使廉价商品和服务从中国及其 他新兴市场流出。工会变弱、工人议价能力不断降低，也使菲利普斯曲线变得平坦，较低的结 构性失业使工资上涨很少，原油价格、商品价格偏低或下降。以互联网革命驱动的技术创新正 在降低商品和服务成本。 完美的货币政策对积极的供给冲击作何反应取决于持久性。这是标准的经济理论观点，如 果冲击是暂时的，中央银行就不该对它做出反应，央行应使货币政策正常化，因为最终冲击会 自然消失，产品和劳动市场收紧，通货膨胀上升。如果冲击是永久性的，央行就应放松银根， 否则无法达到通胀目标。尽管核心通胀率低于目标，联储认为，通胀在减弱供应方面的冲击是 暂时的，于是它调整了规范利率的决定。同样，欧洲央行准备在 2018 年放缓债券购买速度， 前提是通胀适当上升。如果决策者错误地认为，对通胀有抑制作用的积极供给冲击是暂时的， 政策正常化就可能是错误的，非常规政策的时间应该延长。但这也可能意味着相反的趋势，即 如果冲击是永久性的或比预期更持久，则必须更迅速地实行正常化，因为此时已达到了通胀的 “新常态”标准。 这是被国际清算银行（BIS）采纳的观点。即认为现在是时候将通胀目标从 2%降低到 0% 了，由于考虑到永久性的供给冲击，现在这是可预期的通胀率。BIS 警告说，在这样的冲击背 景下，要实现 2%的通胀率，需要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将推动风险资产价格造成上升，并 最终放大泡沫。按照这一逻辑，央行应尽快规范政策，加快步伐，防止再次发生金融危机。 但多数发达国家央行不同意 BIS 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资产价格通胀，它将是由于宏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25 观审慎的信贷政策造成的，而不是货币政策的后果。当然，发达国家的央行希望这种资产通胀 不会出现，因为通胀受到了暂时性供给冲击的抑制，因此一旦产品和劳动市场紧缩，通胀率就 将升高。但是，面对今天可能是由长期供应冲击造成的低通胀，他们现在也不愿放松过多。 因此，中央银行并不愿放弃 2%的正式通胀目标。他们愿意延后实现目标的时间表，因为 他们显然已经多次这样做过，承认通胀可能长时间保持低位。否则，他们就需要在更长时间内 维持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量化宽松和负利率，多数央行（日本银行可能例外）对这种做法都 不会感到满意。 央行的耐心会使得脱锚的通胀预期面临下降风险。但是，随着非常规货币政策持续更长时 间，不良资产价格也会膨胀，信贷也会过度增长，并产生泡沫。只要低通胀的原因仍不确定， 央行就必须平衡这些相互竞争的风险。 （摘自 Nouriel Roubini, The Mystery of the Missing Inflation, 2017 年 9 月 13 日, www.project-syndicate.org, 由李 维佳编译） 《财经数据》 2017 年国际税收竞争力指数 税法结构是决定一国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结构合理的税法有助于纳税遵从，能 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为政府的重点事项筹集足够财政收入。相反，结构不合理的税收制度成 本高昂，扭曲经济决策，损害国内经济。许多国家已认识到这一点并改革了税法。过去几十 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显著降低。如今， 大多数国家通过宽税基的税种（如工薪税和增值税）实现了大部分收入。 新西兰就是税制改革的典范。该国财政部在 2010 年报告中指出，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 得税的全球性趋势导致新西兰国际竞争力下降。为了应对这些全球趋势，新西兰将其个人所 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 38%降至 33%， 转而依赖商品和劳务税， 将企业所得税从 30%降至 28%。 新西兰具有了多重竞争特征的税收制度，既没有遗产税，也没有一般资本利得税，还没有工 资税。 然而有些国家并未跟上全球趋势。比如，美国自 1990 年代早期，其 35%的联邦企业所 得税率就没有调整过。因此，综合联邦、州、地方的高达 39%的企业所得税，明显高于 OECD 国家 25%的平均税率。此外，大部分 OECD 国家已转向了辖地税制，而美国仍继续要求国 内企业缴纳来自全球的利润税。其他国家通过结构合理的税收政策走在前列，例如，法国过 去几十年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大幅提高了就业、储蓄和投资的边际税率。近期法国制定了 企业所得税附加，将诸如金融交易税、净财富税和遗产税等其他干扰税种去除。 国际税收竞争力指数（ITIC）是个重要指标。它旨在衡量一国的税收制度在竞争力和 税收中性两方面的遵从程度，因此具有竞争力的税法会保持较低边际税率。在当今全球化的 世界潮流中，资本高度流动，企业可以选择在全球任一国家投资，寻求最高报酬。这就意味 着企业会找寻投资税率较低的国家，最大限度提高税后回报率。如果一国税率过高，就会把 投资推向别处，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此外，较高边际税率还导致避税。税收中性的税法 仅寻求用最少的经济扭曲获得最大收入。这意味着它不会像投资税和财富税那样支撑消费而 不支持储蓄，还意味着针对企业或个人具体活动的税收优惠很少甚至没有。既有竞争力又有 税收中性的税法能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和投资，同时为政府重点事项筹集足够财政收入。还 有很多与税收无关的因素影响国别经济表现。然而，税收在国民经济健康运行方面也起着重 要作用。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26 ITCI 为衡量一国税制是否税收中性、是否具备竞争力引入了 40 多个政策变量。变量 不仅衡量税收水平，还衡量税收结构。ITCI 这个税收指数体系考察了一国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和对境外所得的处理，并全面概述如何比较发达国家税法，同时 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税法是改革的优秀典范或不良典范，并为如何看待税收政策提供见解。 爱沙尼亚已经连续 4 年荣获 OECD 中最优税法。该国税制得分最高来自其税法的 4 个 积极因素。首先是企业所得税率为 20%，且仅适用于利润分配。其次是对个人所得按 20% 的固定税率征税，且不适用于个人股息收入。第三是财产税仅适用于土地价值，不适用于房 地产或资本价值。最后是辖地税制 100%免除了国内企业从境外所得中获取的税收。虽然爱 沙尼亚税制在 OECD 中独树一帜，但排名靠前的其他国家，税制也因为一个或多个主要税 种优秀而获高分。 表 1 2017 年 OECD 国家税收竞争力排名表 国家 爱沙尼亚 新西兰 瑞士 拉脱维亚 卢森堡 瑞典 澳大利亚 荷兰 捷克共和国 斯洛伐克共和国 土耳其 韩国 奥地利 英国 挪威 爱尔兰 加拿大 斯洛文尼亚 芬兰 匈牙利 丹麦 日本 德国 冰岛 墨西哥 以色列 比利时 西班牙 希腊 美国 波兰 智利 葡萄牙 分项排名 企业所得税 消费税 财产税 个人所得税 国际税收规则 1 10 1 7 7 100.0 18 7 3 1 15 88.7 7 1 33 4 9 85.2 2 27 7 6 5 85.0 26 5 18 13 2 82.7 6 11 6 22 8 81.8 25 6 5 11 17 78.9 19 14 24 14 1 77.5 8 32 10 3 10 74.3 10 31 2 5 27 74.1 15 25 17 2 11 73.7 20 3 27 8 31 71.8 16 12 9 33 6 71.3 17 17 31 18 3 70.8 14 23 16 10 14 70.7 4 24 12 23 20 70.4 21 8 23 17 22 69.1 9 26 15 16 16 68.2 5 16 19 28 21 68.2 3 35 26 24 4 67.0 13 21 8 30 23 67.0 34 2 28 26 25 66.8 23 13 13 32 12 66.6 12 22 22 31 19 63.5 31 19 4 9 35 62.2 29 9 11 27 32 61.5 30 33 25 12 13 60.3 27 15 32 21 18 59.8 24 28 21 15 30 57.2 35 4 29 25 33 55.1 11 34 30 20 29 54.4 22 29 14 19 34 53.1 32 30 20 29 28 51.9 总排名 总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27 28 20 34 34 26 意大利 34 47.7 33 18 35 35 24 法国 35 43.4 新西兰税制竞争力居第二。新西兰个人所得税率相对稳定，也较低，还免除了资本利 得税（综合最高税率为 33%）、结构稳定的财产税和宽税基的增值税。新加入 OECD 的拉脱 维亚的企业所得税率为 15%，相对较低，成本回收速度快，且个人所得税率固定。瑞士的 企业所得税率为 21.1%，相对也较低，宽税基的消费税率低，个人所得税率相对固定，且免 征资本利得税。瑞典的企业所得税率低于平均水平，仅为 22%，不征房产税或财产税，增 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结构合理。 但法国连续 4 年被评为 OECD 中最不具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其企业所得税率（34.4%） 在 OECD 中高居榜首，财产税高居不下，还要征收年度净财富税、金融交易税和遗产税。 同时法国还征收高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且适用于股息和资利得收入。一般来说，ITCI 评分 较低的国家，其企业所得税边际税率相对较高。排名垫底的 5 个国家，企业所得税率均高于 平均值，除了波兰的企业所得税率为 19%。此外，还有 5 个国家的消费税率都很好，在 20% 以上或更高，只有智利的为 19%。 2017 年度 OECD 国家税制竞争力与去年相比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主要如下。第一， 奥地利大幅减少了花在合规上的时间，降低了增值税的复杂性，使排名从第 16 名跃升至第 13 名。第二，智利继续实施《2014 年税制改革法》 ，将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从 24％提高到 25％（到 2018 年将增至 27％） ，并创造了两个独立的企业税制，即归因所得税制和部分一 体化税制，同时取消了净营运亏损前抵。因而，智利的排名下降了三位，从第 29 名跌至第 32 名。第三，捷克共和国修订了所得税法，允许扣除非居民出售股份的税收损失，企业和 个人所得税合规时间显著缩短。这些变化使捷克的排名提升 4 位，从第 13 名提升至第 9 名。 第四，希腊将增值税提升了 1 个百分点至 24％，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 50％升至 55％，同 时，资本利得税由,15％增至 25％，股息预扣率从,10％升至 15％。到 2019 年，企业所得税 率预计从 29％降至 26％。由于 ITCI 中排名低的其他国家的税收变化还降低了得分，希腊排 名并未下降。第五，匈牙利将其最高税率为 19％的两级企业所得税，转变为 9％的固定税率， 使其排名提升了 3 位，从第 23 名提至第 20 名。第六，以色列从第 25 名跌至第 26 名，这是 由于引进了“专利箱”政策，针对专利利润征收 6％的特别税。 （摘自 Kyle Pomerleau, Scott Hodge, and Jared Walczak, 2017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vness Index, 2017 年 10 月 31 日, 由田甜编译） 美国政府 2017 年 11 月预算回顾 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CBO） ，联邦政府 2018 财年前两个月的预算赤字为 1980 亿美 元，预算赤字比去年同期增加 150 亿美元。财政收入和支出两者都比 2016 年 10 月和 11 月 高出 6%。正如去年的情况一样, 今年的支出有所减少，因为 10 月 1 日是周末致使某些款项 从 10 月提前到 9 月支出。否则，无论今年还是去年，11 月的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将会更大， 但每年的差异并不会太大。今年到目前为止的支出为 410 亿美元 (而不是 390 亿美元，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 6%)，而财政赤字将增加了 180 亿美元。 表 1 10 月~11 月预算总额 单位：10 亿美元 2017 财年（实际） 2018 财年（预计） 估计变动幅度 财政收入 422 445 23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28 财政支出 604 643 39 赤字（-） -183 -198 -15 数据来源：国会预算办公室；美国财政部。根据 2017 年 10 月《财政部月报》以及 2017 年 11 月《财政部 日报》汇总。 一、 财政总收入：2018 财年前两个月增长 6% CBO 估计，2018 财年前两个月的财政收入总计 4450 亿美元，同比 2017 财年增加 230 亿美元。2017 财年与 2018 财年的变化如下： 1、个人所得税与工薪（社会保险）税共增加 240 亿美元，增幅为 6%。 （1） 代扣的工薪税收共增加 240 亿美元，增幅为 7%。这个变化主要反映了工资和薪 水的增长。 （2） 非代扣的收入和工薪税收，以及个人所得税退税，与去年同期大致相同。这些 款项在财政年度的这个时候一般都非常的小。 2、公司所得税减少约 20 亿美元（从 2017 财年前两个月的 30 亿美元下降到本财年 11 月份的 10 亿美元） 。由于 10 月和 11 月的公司所得税收入一般只占全年总收入的较少比例， 因此这两个月的此项税收并不是整个财年收入的重要指标。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本财年首 季度估计的所得税款项要到 12 月 15 日才能得到确认。 3、其他来源的收入净增加 20 亿美元，增幅为 4%。 表 2 10 月~11 月财政收入表 主要来源（10 亿 美元） 2017 财年（实际） 2018 财年（预计） 个人所得税 213 工薪税 估计变动幅度 金额 百分比（%） 228 14 6.8 165 174 9 5.6 公司所得税 3 1 -2 -69.1 其他 40 42 2 4.0 422 445 23 5.5 合计 备注：个人所得税与工薪税 代扣税收 360 384 24 6.8 其他，净退税 18 18 -1 -4.1 合计 378 402 24 6.3 数据来源：国会预算办公室；财政部。 二、 财政总支出：2018 财年前两个月增长 6% CBO 估计，2018 财年前两个月的财政支出为 6430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90 亿美 元。如果剔除因 10 月 1 日是周末而将部分支出从 10 月提前至 9 月的变动影响（2016 年同 样存在这种情况），本财年支出至今应是增加了 410 亿美元，增幅为 6%。 增幅最大的支出项目如下： 1、三大强制支出项目共计增长 3%： （1）社会保障福利增加 50 亿美元，增幅为 3%，原因是在受益人数和平均福利给付金 额均有所增加。 （2）医疗保险支出增加 20 亿美元，增幅为 2%，原因是受益人数增加和向受益人提供 的服务数量与成本都有所增加。 （3）医疗补助计划支出增加 30 亿美元，增幅为 5%，主要因为《平价医疗法》扩大了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29 医保覆盖面，使参保人数增加。 2、公债净利息支出增加 100 亿美元，增幅为 21%，主要原因在于通货膨胀率变化。考 虑到通胀因素，财政部每月依据前两个月城市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调整通胀保值债券本金。 2017 财年前两个月的调整数为 60 亿美元，但在本财年初则接近 170 亿美元。 3、国防部的军事项目支出增加 70 亿美元，增幅为 7%，主要用于军队运行和维护。 4、国土安全部支出（包含在表 3“其他”类目下）增加 80 亿美元，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 倍，主要是因为与救灾有关的活动。 其他项目与活动的支出金额变化不大。 表 3 10 月~11 月财政支出表 主要支出（10 亿美 元） 2017 财年（实际） 社会保障福利 估计变 2018 财年（预计） 动值 调整后变动幅度 a 金额 百分比（%） 153 159 5 5 3.3 81 80 * 2 1.7 医疗补助计划 61 64 3 3 4.9 小计（金额最大的 强制支出项目） 295 303 8 10 3.1 国防部-军队 c 95 102 6 7 7.3 公债净利息 50 61 10 10 20.8 其他 163 177 14 13 7.5 604 643 39 41 6.3 医疗保险 b 合计 数据来源：国会预算办公室；财政部。 注释： a.调整数剔除了因节假日提前支付的影响，如果不考虑时间调整因素，2017 财年支出为 6450 亿美元， 2018 财年支出为 6860 亿美元。 b.医疗保险支出是抵减收入后的净额 c.剔除了国防部在民用项目上的小量开支 * = -5 亿美元~0 美元之间 三、2017年11月估计赤字：1340亿美元 CBO 估计，2017 年 11 月联邦政府发生财政赤字 1340 亿美元，同比减少 20 亿美元。 CBO 估计， 2017 年 11 月的财政收入总计为 2100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00 亿美元， 增幅 5%。代扣的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增加 120 亿美元，增幅为 7%，这个增加值反映了工 资和薪酬的增长，其次，2017 年 11 月比 2016 年 11 月多了一个星期一也是部分原因。公司 所得税减少 30 亿美元。 表 4 11 月预算收支表 单 位 ： 10 亿美元 2017 财年（实际） 2018 财年（预计） 财政收入 200 财政支出 赤字 调整后变动幅度 金额 百分比(%) 210 10 4.9 337 344 8 2.2 -137 -134 2 -1.6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30 数据来源：国会预算办公室；财政部。 CBO 估计，2017 年 11 月的总支出为 3440 亿美元，比 2016 年 11 月多出 80 亿美元。 以下支出项目变化最大： 1、公债净利息支出增加 80 亿美元，增幅为 30%。 2、国土安全部支出增加 40 亿美元，增幅为 105%，主要是用于救灾。 3、医疗保险支出减少 20 亿美元，降幅为 4%，很大程度是因为在 2017 年 11 月医疗保 险处方药的核对付款要少于 2016 年 11 月。在前一个日历年中，核对付款增加。 4、社会保障福利增加 30 亿美元，增幅为 4%。 其他计划与活动的支出变化不大。 四、2017年10月实际财政赤字为：630亿美元 财政部报道10月发生财政赤字630亿美元，比上月CBO发表在《财政部日报》上的估计 值多10亿美元。 （摘自 Monthly Budget Review for November 2017, CBO, 2017 年 12 月 7 日, 由龚德昱、熊璞编译）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内容完] 2017 年 12 月 8 日截稿 2017 年 12 月 25 日于上海出版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第 2 卷第 12 期）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