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简报第二十四期.pdf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科 研 简 报 2010 年第 1 期（总第 24 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编 2010 年 3 月 31 日 本 期 要 目 学术研讨会 2010 年 1 月 16 日，我院复旦大学港台行政研究中心在文科楼 826 会议室举办“社会团体与香港政府管治”学术研讨会。 学术讲座 近期，我院邀请国内外学者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涉及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中巴关系、加拿大政治、欧盟政治以及电子政务等，具体 如下： 1. 如何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 2. 巴基斯坦国内政局与中巴关系 3. 协商民主与公民参与 4. 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盟新变化 5. 国际环境、里斯本改革后的欧盟及其对外政策 6. 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的终结 7. 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 1 工作讨论会 复旦大学制度建设研究中心近期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院内外教 师就宗教非政府组织、中国外交、政府负债等议题展开讨论，为撰写 该议题的论文提供思路与建议。 1. 境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情况调查 2. 还原哥本哈根气候谈判 3. 上海市郊区乡镇负债规模与成因探究 ● 学术研讨会 “社会团体与香港政府管治论坛”纪要 2010 年 1 月 16 日，复旦大学港台行政研究中心就社会团体与香港政府管治 举办了为期一天的专题论坛。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高级顾问邵善波先生、 香港立法会前议员陈婉娴女士、中山大学郭正林教授等一批对香港政治颇有研究 和建树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的专题论坛。 该论坛从香港社会团体与政党、香港政府管治，以及香港政制发展三方面开 展了主题发言。在主题发言和讨论中，大陆和港台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通过思想 的交流和碰撞激发出了一系列有价值观点。 一、香港的政府管治 邵善波顾问在回顾香港社会团体自 1841 年以来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贡献的 基础上，认为社会团体在香港社会的发展和管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香港 的经验也表明，有选举就有政党，有政党不等于有执政党，不一定有政党轮替和 多党竞争上位。这一观点得到了香港《基本法》制定者之一的李昌道教授及大多 数与会者的肯定。 郭正林教授对目前香港政府所面对的各类政治力量进行了分析，总结出目前 主要有管治力量、工商力量、爱国爱港力量和反对派力量这四种势力在主导香港 政坛和政制发展，并认为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态不利于工商代表的政治参与，导致 2 工商界是经济的巨人、政治的侏儒，这不利于香港的经济发展。浦兴祖教授指出 四种力量的划分不在同一层面上，郭正林教授回应单一维度的划分不够全面，因 此他将政治和政策进行交叉划分，以此让大家对香港目前的政治环境有个全面立 体的感觉。 有着十几年立法会议员经历的陈婉娴女士从自己从政多年的经验出发，认为 香港政府应该改变自身政治模式和咨询模式，耐心听取各方意见，妥善处理各阶 层利益而非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化解议会与行政关系的困局是当务之急。 二、香港政党及社会团体 深圳大学邹平学教授则从香港政党的法律关系背景出发，总结出现有的几部 法律法规的零散条例对于香港目前政党发展及其有序参政有所欠缺，建议学习大 陆法系制定专门的政团法。 北京大学汤大华教授认为目前香港的政党数量多、整合力量弱，各大阵营之 间的对立较为严重；虽然政党的政治诉求有所升温，但受制于体制设计和现实考 虑，在普选常态化之前前景黯淡。通过提供政治诱因来增强政治妥协性是一个可 取的措施。 香港永久居民庄金峰教授通过对社会团体概念的定性研究，把香港社会团体 主要分为压力团体与政治团体两类，认为特区政府与社团是管治者与监督者的角 色，二者的良性互动能维护香港的和谐发展。 香港轩辕教育基金会的罗文春主席向大家介绍了轩辕教育基金会这样一个 非营利的社会团体成功运作的关键，认为定位和定向是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 香港中文大学的蔡子强高级导师介绍了现阶段香港的社会运动，联系网络社 会、80 后、90 后以及反高铁等事件，让与会学者对这类由网络联接、年轻人认 同参与的新型社会运动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 三、香港政制发展 深圳大学张定淮教授从理论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三个角度分析了香港 政党未来的发展，认为香港政党在理论上有很大发展空间，而且回归后香港民众 对政治愈加热情，最为重要的是各种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选举制度的存在，保 证了香港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 3 香港中央政策组高级研究员凌友诗女士分析了未来香港政府在管治方面所面 临的制约，并提出应当在香港发展本土文化经济，以对峙由全球化带来的空洞虚 无等弊端，同时，这也是回归创意的巧思以及对社区的关爱亲和内在快乐的途径。 复旦大学港台行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帆从目前香港普选时间表和路线图已 定的现状出发，对香港稳健民主派和激进民主派这两大香港主要政党群体的路向 进行了推测，认为将来产生类似“两党制”政党格局的可能性比较高，但香港现 在的比例代表制下的立法会选举会使“两党制”难以成长，将来特区政府管治的 主要挑战可能来源于党际联合的“影子政府” 。 广东行政学院周建华教授结合香港的双普选背景，总结出目前香港爱港政团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从思维观念、组织架构、人才机制、社会形象等几方面对 这些爱国爱港政团建设提出了若干点建议。 在“双普选”日益临近以及香港近期社会运动发展激烈的背景之下，本次论 坛中学者们对政府管治、政党发展以及香港未来的理性分析和有价值的建议，无 疑对于解读时下的香港政坛有一定启迪作用。虽然与会者因为个人背景、政治观 念等的多元而无法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但这也是学术探讨的乐趣和意 义所在，也体现了复旦大学倡导学术思想独立、兼收并蓄的特点。 （周帆、沈萍 供稿） ● 学术讲座 如何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 2009 年 12 月 29 日，应国际政治系邀请，唐世平教授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 中心谢希德报告厅作了一场以《如何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为题的学术讲座。 唐教授在讲座开始时介绍说，讲座内容分两部分：1.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问 题，2.怎样才能写好论文。做好一件事需要思考对人民福利有益的问题，而这需 要经过长时间的困惑，需要不断的知识积累，需要长时间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 从一开始就是经世致用的科学，学问都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是对一个社会 事实的科学的逻辑的解释。这意味着做科学并不是为了玩，它的价值体现在有多 少福利的提高，一般来说，相对较好的研究才能提供相对较好的政策。 4 唐世平教授列举了怎样是好的和不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好的社会科学研究主 要是指：1.研究中提出根本性的问题；2.提出革命性的理论，例如进化论、日心 说等不见得完全，但是颠覆人们的旧有认识，成为现在整个文明的支撑；3.系统 的整合的理论，例如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斯·韦伯的学说； 4.对人类的制度的理 解；5.列举历史事实。不好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指：没有理论根据的推理；没 有理论根据的预测；没有理论根据的批评；仅仅讲述事实；罗列社会因素等。 接着，唐教授介绍了系统整合、系统批判、比较研究、寻找因果关系、肢解 问题、陈述历史事实等研究路径，并分析了社会科学家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一 个社会科学家需要有坚实的社会责任感、具备基本的历史知识，进行广泛的阅读， 并有坚强的毅力和高度的总体自信，并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弥补自己的知识缺 环。 唐教授提出研究必备的一些基本能力，并指出培养能力的唯一办法就是给自 己脑子加压力，永远迫使自己比自己现在的思考更进一步。研究的基本能力包括 阅读能力、运用历史的能力（尤其是运用历史数据的能力） 、进行系统思维和联 想的能力、以及.进行深入思考的能力。 接着，唐教授分析了研究的基本途径：首先需要找出想研究的问题，就该一 问题进行有目的的阅读，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提升最有价值的问题，以形成一 些想法和理解，就这些想法和理解进行更多的阅读并进行超越领域、系统的提 炼），进行预测预想（假设你是自己最大的批评者，会怎样攻击） ，最后才是找资 料进行写作。 他讲述了如何避免写作的硬伤的一些方法：首先在具体结论上不要太过于自 信；其次是概念、定义是基础，一定要明确、精确；再次要保证整体论述和逻辑 上的流畅；最后确保语言上简练、直接，不要出现任何不必要的字。 讲座的最后，唐教授分析了进行论文写作的一些基本模式，主要包括如何写 研究生论文、博士论文、以及如何撰写评论文章和书评等。 （张超 供稿） 巴基斯坦国内政局与中巴关系 2010 年 1 月 12 日，应复旦大学制度建设研究中心邀请，巴基斯坦信德大学 5 国际关系主任 Lutfullah Mangi 教授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 615 会议室以“巴基斯坦 国内政局与中巴关系”为题作了一场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国际政治系潘忠岐教 授主持，张贵洪、张家栋、沈逸等老师参加了讨论。 首先，Mangi 教授简单回顾了巴基斯坦的建国历程，描述了穆沙拉夫下台前 后的政治局面，结合 21 世纪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反恐活动，分析国内在野势力和 军方力量等对当局的挑战和影响；同时，也对塔利班、印度等周边势力的影响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巴基斯坦目前虽然政局不够稳定，但在内外势力的博弈之 下仍然能够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然后，Mangi 教授详细论述了巴中关系，根据巴中两国的交往的密切程度， 将两国的交往划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两国在安全防务、军火交易、军事技术 交流等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友谊”；第二层次，由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有所欠 缺，中巴历年来的贸易额尚未实现质的突破，二者的经济交往水平和质量有待进 一步提高；第三层次，由于地理、语言、政局等原则，巴中两国关系中最薄弱的 环节是两国的民间交往非常欠缺，两国人民彼此了解程度有限，学术交流、民间 外交、人员互动等方面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Mangi 教授认为，巴基斯坦对于中国的至少有两个方面战略意义：一方面， 由于巴基斯坦属于伊斯兰教国家，中国通过与巴基斯坦的高层政治、经济交流， 可以打通与伊斯兰世界的渠道；从这种意义上看，巴基斯坦可以作为中国与伊斯 兰世界沟通的主要桥梁。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作为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国家，与印 度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使中国可以减缓对印度力量膨胀的担忧；而且巴基斯坦的 发展和强大，也能缓冲美国、北约在中亚、南亚次大陆的实际影响力，为中国争 取更多的战略空间。 最后，Mangi 教授提出了深化中巴两国的具体建议，认为两国应该尽可能在 能力范围内互派人民到对方国家学习，克服语言、心理、文化、制度、人种等方 面的缺陷。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议国家鼓励志愿者服务于两国的民间交往事业， 增进巴中两国的友谊。在教育领域，Mangi 教授鼓励中巴两国在大学教育、科研 机构等展开广泛、深入的交流，并在巴基斯坦建立汉语研究中心，提高巴基斯坦 （张超 供稿） 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6 协商民主与公民参与 2010 年 3 月 4 日，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加拿大研究中心的邀 请，来自加拿大女王大学的 Johnason Rose 教授来我院进行一场题为“协商民主 与公民参与”的报告。报告由刘建军教授主持，何俊志、吴澄秋、李瑞昌等青年 教师以及 20 余位研究生参与了会议的讨论。 Johnason 教授的报告围绕着“公民如何参与政策制定”而展开，主要内容分 为三部分：1.全球政治参与率的降低趋势 2.公民对政治的反应 3.“Ontario 公民集 会”案例分析 其中，案例分析简述了多样化的样本中公民参与的能力培养，提供了民主决 策的另一种可能性。之后，与会学者进行了提问讨论环节，把议题引向深入。 （张超 供稿） 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盟：机制与法律的变化 2010 年 3 月 5 日，法国巴黎政治学院高级研究员、欧洲事务硕士项目主任 Imola Streho 女士到我院作了一场题为“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盟：机制与法律的 变化”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陈玉刚副教授主持， 肖佳灵、蒋昌建、陈玉聃和张骥等老师也出席并参与了现场讨论。 陈玉刚副院长首先介绍了 Imola Streho 女士。她在巴黎第二大学获得法学博 士学位，并先后在巴黎第二大学、欧洲学院、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国立新加坡大 学及墨尔本大学等教授欧洲司法制度和国际市场法等课程。2002 年至 2008 年， Imola Streho 女士在欧洲法院任职。陈玉刚副院长还简要介绍了我院和巴黎政治 学院之间的双硕士学位合作项目。 Imola Streho 女士的演讲首先主要围绕机制与法律两个方面，阐述了欧盟及 其各成员国签署并通过《里斯本条约》之后，欧盟发生的新变化；其次她又对这 些变化给予欧盟带来的挑战进行了分析。 演讲先回顾了《里斯本条约》通过的曲折历程，欧盟在拥有了里约之后，设 立了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和负责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两个职位，但是 这些所有的变化在各成员国的普通民众中并没能引起很大关注，社会大众并不了 7 解里约的具体内容。 Imola Streho 女士回顾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欧盟从西欧的六个成员国 扩大到今天的二十七个，从经济领域拓展至更广的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1 世纪，欧盟迎来了《欧洲宪法条约》草案这一更具政治色彩的条约，但是在法国 等国遭遇了挫折，欧洲人民最终拒绝了它。在面临何去何从的情况下，2005 年 欧盟各成员国最终决定必须前行，于是制定并通过了《里斯本条约》，仍然采用 以往修正前约的方式。 关于法律方面的变化，Imola Streho 女士认为，欧盟具有了法人资格，有权 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进行谈判，并签署和通过相关国际协议。法律方面的另一 个明显变化是里约的通过改变了以往在政策制定方面并列存在的不同制度。关于 机制方面的变化，相较于之前的条约，里约并没有很大的实质性内容，没有革命 性的变化。但是随着欧盟的逐步扩大，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欧盟必须思考将 来在拥有三十个成员国的情况之下如何运作。里约改变了欧盟自马斯特里赫特条 约以来由欧盟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组成的政治三角结构，重组了欧洲 理事会的体制设计，并使其成为新的一角。 里约之后的欧洲理事会是一个全新的机制设计，现在的欧盟有三个主席席 位，即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和轮值主席国，三个主席将一起合 作。里约在欧盟机构建设方面的另一个创新是联盟负责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的高 级代表，这一新职位将合并欧盟以前的两个职位，即一直由哈维尔·索拉纳任职 的理事会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和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事务的专员。高级 代表必须具有很强的协调和妥协能力。 接下来，Imola Streho 女士详细解析了《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委员会的新变 化以及里约给欧洲议会带来的新变化，她认为，欧洲议会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将会获得更多的权力，进一步增强自己在欧盟的地位。在里约生效之后，欧洲议 会和成员国议会之间的关系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各国议会在欧洲议员的选举中扮 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里约带来的另一变化就是增强了各成员国议会的地位。 在演讲的最后部分，Imola Streho 女士分析了里约后欧洲法院面临的变化。 现在的欧洲司法系统分为三个层面，即欧洲人权法院，一般法院和专业法院，随 着里约的生效，欧洲司法系统将发生新的变化，诞生新的法院系统。 8 在场师生们还就欧盟新任驻美国大使的任命引发的争议、里斯本改革后欧盟 对外行动署的组建、欧委会和理事会之间的互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使大家对里 约生效后欧洲一体化的最新发展进程及欧盟的对外与安全政策有了更为深入的 （王磊 供稿） 理解与认识。 国际环境、里斯本改革后的欧盟及其对外政策 2010 年 3 月 17 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全球政治中心主任 Klaus Segbers 博士应陈志敏教授的邀请到我院访学，并为修读欧盟外交研究课程 的同学做了一场题为“国际环境、里斯本改革后的欧盟及其对外政策”的讲座。 本次讲座由陈志敏教授主持，外交学系张骥老师出席并参与了现场讨论。此次讲 座还吸引了许多感兴趣的留学生及我院的多位硕士生和博士生。 Segbers 教授的讲座分为四个部分展开：全球局势及欧盟在世界中的位置； 欧盟的优先政策目标；欧盟扩大的困惑；里斯本条约的影响等。 关于全球局势及欧盟在世界中的位置，Segbers 教授分析了当前崭新的全球 局势，国家主权在下降，国际关系领域有了更多的非国家行为者，例如国际组织， 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呈现出一种多层博弈的局面，相应地就出现了更多新 的博弈规则。我们面临的新的政治议题即如何应对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上述非对称 状态。总体而言，由于变幻莫测的政治市场及新闻媒体造成的政治假象，人们应 该降低政治的延续性，而更加关注特定的突发事件。随后，他还指出变化中的国 际形势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当前国际上混乱无序的市场。 在介绍欧盟的优先政策目标时，Segbers 教授对于欧盟的内部优先政策目标 和外部优先政策目标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在论及欧盟的扩大的困惑，他从 分析欧洲的定义开始，指出我们所讨论的欧洲概念是一个变化中的对象。随着欧 盟扩大，欧盟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是身份认同危机，欧盟的历次扩大本应伴随着 在机制改革上的进一步深化，但是，扩大后的一个结果是为了扩大在欧盟委员会 的权力，在缺乏欧洲身份认同的情况下，成员国之间发生了分裂。如果欧盟不改 革决策机制，尤其是取消一致同意的投票表决体系，扩大的结果只能是带来效率 的下降，为形成有效政策带来极大困难。 在分析里斯本条约的影响时，Segbers 教授指出，里斯本条约开始生效后， 9 欧盟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有效执行条约规定的内容，尽快成立条约规定的新 机制并有效运转，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欧盟外交机构的建设。欧洲的精英阶层也 应该抬头看世界，客观分析全球局势，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体化发展 而又不断碎片化的、全球化继续推进的世界，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欧洲的范围之内。 欧盟的规范性力量，比如网络支持、公共外交、软权力等等都是自身的优势，应 被视为卖点而非劣势，得到进一步发展。欧盟更要发展自己的防务，增强在安全 领域的发言权，其中包括考虑自己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角色扮演及重新定义欧洲核 力量。 演讲结束后，Segbers 教授还和在座的各位同学讨论了伊朗核危机、欧元区 债务危机、中欧关系、俄欧关系以及里斯本改革后欧盟外交机制建设等问题。陈 志敏教授也参与讨论并发表了对上述问题的见解。整个讲座讨论热烈，学术气氛 （王磊 供稿） 浓厚。 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的终结 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邀请，我院院友、日本早稻田大学亚 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元教授于 2010 年 3 月 17 日晚在文科楼 725 室为我院学子带 来一场名为“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的终结”的学术讲座。副院长周帆老师及陈云 老师出席讲座，郭定平教授主持演讲。 王元教授 1981 年考入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接受系 统政治学训练的学者，并在研究生阶段翻译了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一书，此 书成为中国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经典之作。自 1992 年赴日后，王元教授一直 心系祖国，潜心研究中国政治，并于近日出版了其重大学术成果《中国民国权力 构建中的归国留学生定位（1928——1949）》一书。 王元教授在演讲中指出，自己对于中国周期性动乱的关注始于 1986 年，但 当时并没有过度深究，直到 1999 年“法轮功”事件的发生，使他感觉到中国的 社会动乱似乎存在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并促使他从动乱发生的动员机制和活动规 律来研究中国社会动乱。根据吴国光的研究和日本学者西村成雄对中国政治史的 历史分期，王元教授发现中国自 1949 年至 2008 年以来的社会动乱似乎呈现出以 10 年为大致周期的活动规律，并且从发生季节上来看，多发生于 3—6 月份，并 10 以 4、5 月份居多，多发生于北京。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王元教授认为要解 释这一问题必须要从动乱发生的形成机制和动员方式而不是从动乱的性质出发。 为此，他主张背景的季节环境对动乱的发生具有解释能力，虽然动乱的组织者可 能不受季节影响，但是四五月份北京气候干燥，多风沙、人心不安，从而为大规 模的群体性社会活动创造了比其它时节更为有利的气候环境。 王元教授进一步注意到，20 世纪 50—80 年代的社会动乱的主要力量是青年 知识分子，多以失败为结局，并且发生周期大于等于 8 年，小于等于 12 年，也 即是 4 的 2 或 3 倍。原因可以从校园里寻找。我国的大学学制是 4 年为一届，由 参加社会动乱不成功所带来的对运动的逆反心理届届相传，并逐渐增强后减轻， 八年后逆反心理可能消失。 因此，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但是动乱呈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可 能是相似的。但是，社会动乱并非一无是处，它可以缓解社会压力，使积聚起来 的社会紧张感得以释放。这种“整十年积累效应”受到后发现代化体制的影响与 制约。 然而进入 90 年代以后，这种“典型周期性动乱”开始终结，终结的表现在 于天安门事件后，青年知识分子和经营阶层开始逐渐退出动乱，动乱本身出现了 被边缘化的倾向，动乱发生的地点也不固定，并不必然出现在政治中心或大城市。 那么“十年周期说”能不能成立呢？王元教授通过分析八大以来的党代会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十年为一周期，发现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一般伴随一至两年 的经济发展相对下降期，党代会后将出现一般持续为两至四年的经济上升期，其 后的三年左右又将出现下降趋势。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相关性达到了 70%，因此可 以说“十年周期说”大致是可以成立的。最后，王教授得出结论现代中国经济成 长率的变化带有明显的整体倾向，经济发展并不构成社会动乱的单独原因，经济 发展与社会动乱之间属于相互影响的关系。 除了经济原因外，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呢？王教授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的自 然灾害，排除了除地震以外的其他自然地质灾害与社会动乱的相关性关系。他把 死亡人数在两万人以上的地震与社会动乱时间相比较，发现在动乱发生的前一年 一般会伴有大规模地震（不是指震级，而是就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而言）的发生。 在提问阶段，同学们踊跃发言，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问题，比如如何理解外 11 部经济、国际环境对社会动乱的影响、怎样区别动员与动乱、怎样解释古代王朝 更替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关系等等。王教授对此一一作了回答。 郭定平教授在最后的总结点评阶段指出，所有的政治活动自然与人两大因素 的影响，而两者都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王教授这种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和从兴 趣、好奇心出发开展研究的品质值得每一个学术研究者学习。 （郭定平 供稿） 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 2010 年 3 月 15 日，受复旦大学环球事务论坛邀请，国务学院讲师郑磊博士 为我院师生做了一场主题为“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的学术讲座。 郑磊博士在讲座中指出，政府治理在数字时代正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他围绕政策、管理、与新兴信息通讯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了政府治理在数 字时代所面临的全新机遇和挑战。信息是组织运行的重要资源和资产，是进行决 策与行动的要素，是权力的来源之一。信息的流通与使用方式在数字时代发生了 由量到质的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政府中，信息更是无处不在。他还探讨了电子政务、电子政府与电子治理这三 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点以及电子治理与电子商务的差别。 在简要回顾了组织和社会应用信息通讯技术的简史及主要特点之后，郑磊博 士重点讲述了电子治理的五个相互关联的目标，即制定和调整信息法规政策、提 高政府行政效率与效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公民参与、推动行政与体制改 革，并介绍了国内外在推动这五个目标上的进展与不足、以及未来走向。 随后，讲座还简要介绍了电子治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 以及在美国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三个主要的数字政府研究中心及其研究 重点与成果,包括纽约州立大学的政府技术研究中心、马萨诸塞大学的全国数字 政府中心与南加州大学数字政府研究中心等。 最后，郑磊博士还回答了同学的提问，就中美电子治理发展比较、网络言论 （郑磊 供稿） 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重点阐述。 12 ● 工作讨论会 境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情况调查 2010 年 1 月 13 日，复旦大学制度建设研究中心第一期工作论文讨论会在 文科楼 615 举行，由国务学院青年教师秦倩博士就《境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华活 动情况调查》一文进行报告。本次报告会由国务学院副院长陈玉刚副教授主持， 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徐以骅老师以及我院唐世平、唐亚林、刘建军、肖 佳灵、扶松茂、何佩群、吴澄秋、沈逸、顾莺等老师出席了本次报告会。 秦倩博士分四个部分介绍了课题研究的成果，包括“中国宗教非政府组织 的数量与构成”、 “境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情况” 、 “境外宗教非政府组织对 中国的影响”、“加强对境外宗教非政府组织管理的对策建议”。秦倩在以往学术 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本课题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实证调查，填 补了国内在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 报告会结束之后，徐以骅老师对本课题作了深入点评，对其在实证研究上 的开拓性进展予以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在座其他 老师就 “NGO 的动态性研究”、 “地下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 、“宗教 NGO 对 社会精英层面的影响”等学术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该文已经向相关单位进行寄送，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顾超 供稿） 午茶沙龙：还原哥本哈根气候谈判 2010 年 3 月 21 日 12：00—14：00，国务学院制度建设研究中心在文科楼 615 室举办了主题为“还原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午茶沙龙，参加本次沙龙的老 师包括：沈丁立、桑玉成、陈志敏、唐世平、薄燕、沈逸、黄河、蒋昌建、沈兰 芳、张骥、肖佳灵、吴澄秋、唐贤兴、林尚立等。许多同学旁听了本次沙龙。沙 龙由陈志敏教授主持。 陈志敏教授在开场白中说明了本次沙龙召开的缘起，最近温家宝总理在记者 招待会上回忆了哥本哈根会议的很多细节，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的减排方案 13 引起争议，中国和德国在减排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哥本哈根会议发生了什么事 情？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如何评价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的作用？ 各方渠道不同、看法不一，于是就想借这次活动做一个“拼图” ，完全 还原虽然不可能，但至少能够认识得更为全面。 在会议讨论阶段，沈逸博士首先发言，他介绍了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 7 大减 排方案，并分析了会议的三个主要分歧点，一是如何面对“二氧化碳历史累积排 放总量”，二是如何选择计算“人均排放量”的“基准年” ，三是如何确定最终的 目标。他介绍了“傲慢的中国”的出台几种主要版本，并从哥本哈根会议中国的 日程安排入手，分析了西方的论点所试图掩盖模糊的事实。他还从谈判策略和对 待媒体的方式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代表团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不足。 沈丁立教授指出，我们很难还原哥本哈根会议，因为我们接触的信息不完全， 来源也不一样，只能是依靠现有的信息，加上逻辑整理来还原。他的发言主要由 三个要点：首先，哥本哈根会议中国全胜的观点值得商榷。中国外交历来追求的 是共赢，追求全赢说明中国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并不一定是好事。其次， 中国的反应说明自己过于敏感，显得有点小气。中国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即使 他们背着中国达成协议，只要中国不在场，中国完全可以拒绝接受。第三，奥巴 马在哥本哈根会议的陪同人员贝德称中国代表团的谢振华在会上的行为言语极 为不妥，由此国外出现了中国傲慢论。沈教授指出，中国“全赢”了，但不是胜 了，中国能做的全部做到，而别国基本没有做到，这不叫全胜，中国要做的基本 做到，别人要做的也要帮助他们做到才叫胜。 蒋昌建副教授从三个层次来分析哥本哈根会议。第一，全球体系的层次。世 界走向全球化，得益者是中国，失意者是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但从最近的形 势看，发达国家也是全球化的失意者。第二，国家层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在哪些方面我们应该韬光养晦，在哪些方面需要有所作为呢？中国对此并不清 楚。第三，个人层次。中国刚被选上全球权力结构的“副班长”，不但要在机制 上，也要在团队建设上加大力度，承担自己的责任。哥本哈根会议是中国成为副 班长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薄燕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她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总体印象是，大家都非常紧 张：发达国家紧张，发展中国家紧张，媒体非常疯狂。本来哥本哈根会议是联合 14 国气候变化例行会议，但由于媒体的热炒，哥本哈根会议受关注的程度是空前的。 她分析了会议的几个争论的焦点，一是丹麦文本问题，二是气候问题所涉及的能 源问题和国家发展问题，三是中美之间关于核查的分歧问题。总体上来讲，气候 问题从 80 年代提出到现在已经 20 多年了，以前大家都不重视，现在国际社会对 气候问题的反应，就像被扔进慢慢加热的热水中的青蛙。 黄河副教授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有人认为地球本身有变化周期，而且全 球变暖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所谓的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的问题的影响仍不明 确。第二，欧洲为什么要热炒气候问题，这是不是一个圈套？气候变化是英国最 早提出的，而英国是最早实现产业结构转移的国家。英国先打造出一个气候变化 的概念，甚至还提出了碳交易的概念，美国也提出碳关税的概念。这将对世界贸 易产生巨大的影响。发达国家大量转移温室气体排放多的工业至发展中国家，将 发展中国家视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保留地。 陈志敏教授认为，我们对中国的批评多了一些。哥本哈根会议从总体上看， 人们认为中国是赢家，欧盟、小岛国家是输家。但是换一个角度，虽然欧盟的目 标没有达到，但哥本哈根协议将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带动了一大步。 小岛国家也得到了巨额的援助。因此可以说哥本哈根协议是最低限度但可以被各 国接受的安排。此外，最近中国的外交确实有傲慢的成分，但是，哥本哈根会议 中国表现出来的“傲慢”，是基于自身实力的傲慢还是在各种压力之下不得不做 的反应？陈教授倾向于后者。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是否有不该有的傲慢？就算 有，那也是中国的权利，中国发展到了大国的阶段，就应该允许中国有犯错的机 会，但中国要知错能改。 桑玉成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角度，第一个角度是约束力的问题。中国的政治 系统是一个虚假的系统，语言文字是另外一个系统。中国可以表面接受国际协议， 但并不一定执行。还有就是技术层面的约束力，即如何衡量各国的减排成果。另 一个角度是外交行为的国内依据。如何维持国内的稳定和政权的长治久安，是中 国执政者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哥本哈根会议给中国外交提供了借鉴，即如何在 全球化时代端正中国外交的角色。 唐贤兴教授主要从两个视角来还原，第一是国内政治。阻碍中国在国际问题 上的行为因素是什么？就环境问题来说，中国的乡镇基层官员就对哥本哈根会议 15 不理解，普通民众更不关注，经济发展了人们富裕了你要求他们用小排量的汽车 他们就不能理解。第二个角度是国家利益的角度。刚才大家谈到的都是抽象的国 家、国家利益，现实的国家利益是由不同的矛盾着的利益组成的。哥本哈根会议 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中国外交和国内的政治转型？ 薄燕副教授和沈逸博士做出了一些回应，关于约束力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九 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中国不就气候问题作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但自主减排，主要 是考虑到公平与责任的问题。从长远看，中国将先在国内建立一套标准，然后与 国际社会一道为气候变化问题努力，是中国可能会走的一条道路。现在中国主要 要为自身的发展争取一个时间差。 陈志敏教授最后做了总结，气候问题对欧洲很重要，现在欧洲都已经是绿色 经济了，西欧的环境也比世界其他地方要好。中国也有另外一个理由来重视气候 变化问题，即能源的稀缺。中国在国内为减排所采取的措施力度很大，中国的太 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的发展居世界前列，这对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有直 接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希望看到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国际力量的 变化及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使中国的外交面临新的形势。 整场午茶沙龙讨论热烈，学术氛围浓厚，各位老师各抒己见，互相争论与回 应，对于本次主题做出了较为详尽的阐发，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陈恒、杜欢 供稿） 上海郊区乡镇负债规模与成因探究 2010 年 3 月 25 日，国务学院制度建设研究中心在文科楼 630 室举办工作讨 论会，由何俊志副教授主讲主题为“上海市郊区乡镇负债规模与成因探究”的工 作报告，国务学院副院长陈玉刚副教授主持了会议，我院郭定平、沈兰芳、李瑞 昌、扶松茂等老师以及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本次报告会的讨论。 何俊志副教授首先介绍了这项研究的缘起，并指出本项研究还并不成熟，希 望通过这次讨论会征求意见。随后，他对于这一问题做出了详细的阐述。从背景 来看，这一问题的法律背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条和第二十八条对 于收支要平衡的规定，但事实上全国乡镇平均负债在逐年增加。然而研究者却并 不多，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景明指出，村债务总额负担实际上已超过长期 16 建设国债负担。从案例来看，全国也出现了许多典型的案例。 随后，何俊志副教授分析了负债来源，乡镇举债的债主范围极其广泛，包括 个人、金融机构以及企业等。1998 年以来出现了新的来源，包括为还债而形成 的新债、建设乡村公共工程的新举债、行政管理开支方面形成的债务、修办公楼 形成债务、办企业和农业开发投资形成的债务等。他从理性选择、政策选择、权 力结构失衡以及政府、企业与银行等角度入手解释其中的部分原因。 接下来，何俊志副教授对于上海市郊区乡镇的负债情况做出了详细的数据分 析，并找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二是教育支出的增长。至少在 统计上可以确信，负债主要来自于这两方面。他认为，此项研究有几个发现：1. 负债首先来源于投资于工业增长的借债。2.在乡镇一级，工业增长是 GDP 增长 中最重要的因素。3.中国法律规定，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必须要高于 GDP 的 增长速度；4.本来是为了推动地方发展而负债，但是教育支出的刚性增长，反而 使之进一步强化了。 最后，他提出了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是负债动力的具体模式，是主动 负债（投资） ，还是被动负债驱动为主?上海的特殊财政体制与招商模式与前期研 究不足。公务员工资由乡镇承担，但是经常是入不敷出。招商成本也比较高。他 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数据与访谈的缺失。第二个问题是乡镇负债、政 府破产与政治改革的未来。他从迪龙法则和狄士累利法则来分析这一问题，指出 了其中内在的困境。 在讨论阶段，各位老师和同学积极发言，对于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以及研究的 方法与正当性等方面都提出了看法与批评。陈玉刚副教授从政府债务来源、乡镇 的财政拨款来源以及乡办企业的债务问题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质疑。郭定平教授指 出，这项研究的理论化和科学化存在问题，数据存在水分，不同的统计场所有对 债务的扩大和缩小，而且许多地方政府的党政商是一体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 官员和单位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其他老师和同学从自己的思考出发，也提出了许 多意见和建议。何俊志副教授对于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回应，现场讨论气氛十分热 （杜欢 供稿） 烈。 编辑： 杜 欢 赵信敏 审核：陈玉刚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