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农发展每周调研报告161114.pdf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山水天承事业集团新三农发展研究中心学习交流互动版新三农发展每周调研报告大国崛起·农业现代化之中国道路 2016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农历十月十五〃节气：立冬农业强则中国强，农村美则中国美，农民富则中国富 —— 本报告有对农地改革的持续观察与分析以及农村电商发展的总结和反思，敬请关注！目录【动向】【乡愁】政策〃环境方向〃理论〃战略 “三权分臵”下重新厘清农村土地权利关键词：转移落户、公路覆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顶层设计正面临大考留守儿童数据县域〃城乡〃规划进展〃探索从“分家”看城乡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技术〃理念〃模式关键词：土壤污染、农牧交错带县域电商正从 1.0 时代向 2.0 时代演进水资源双控不能只靠农村电商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市场〃行业【乡忆】文化乡旅：对乡村旅游的另一种解读关键词：对俄农产品进口【参鉴】双十一农产品电商日本的两个真实经验值得做客观研究【互动】 2 【动向】政策〃环境壹当确保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成为新型城镇化规划和落实的核心内容之一时，仅有“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农业人口转移落户数量挂钩” （下称 “人地挂钩”）的制度性安排已经不够了。好在一切已经进入实际落实与推进阶段。有关人士透露，国土资源部已经开始以此为重要标准，调整未来 5 年建设用地指标的安排与计划——未来五年，国土资源部将安排总计 1200 万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城镇吸纳农业人口转移落户，而按照原计划标准测算，这一指标只有 720 万亩。2015~2020 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约为 3900 万亩，这意味着将有将近 1/3 的新增建设用地，被用于确保 1 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与此同时，一系列以此为目标的土地管理机制，也已在建立当中。贰 11 月 9 日从全国“四好农村路”运输服务工作现场会上获悉，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农村公路里程达到 398 万公里，比“十二五”初期增长 13.5%。全国 99.99%的乡镇和 99.87%的建制村通了公路。“十二五”期间，中央投资农村公路 3265 亿元，带动社会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约 1.3 万亿元，比“十一五”增长约 40%。 “十二五”期间，全国农村客运站累计完成投资 76.6 亿元，其中政府投资 34.8 亿元。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农村客运站总数达 26 万个，农村客运线路 9.7 万条，覆盖了 3.5 万个乡镇、57.4 万个建制村，年平均日发客车 110 万班次，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率分别达到 99.01%和 94.28%，解决了 5.7 亿农民群众的出行问题，初步形成了遍布农村、连接城乡、纵横交错的农村公路客运网络。“十二五”期间，全国农村公路安保工程共投入 188.7 亿元，对 21.9 万公里行车安全隐患路段进行了整治。累计投入 374 亿元，改造农村公路危桥 1.31 万座、95 万延米。叁今年初，结合《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相关精神要求，国家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摸底排查，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全国不满十六周年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 902 万人。从范围看，东部省份农村留守儿童 87 万，占全国总数的 9.65%；中部省份农村留守儿童 463 万，占全国总数的 51.33%；西部省份 352 万，占全国总数的 39.02%。从省份来看，江西、四川、贵州、安徽、河南、湖南和湖北等省的农村留守儿童 3 数量都在 70 万以上。这次摸排从“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角度界定留守儿童，之前有研究报告推算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有 6102 万，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因此数据悬殊较大。（作者单位：山水天承事业集团新三农发展研究中心）进展〃探索壹 11 月 9 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表示，2013 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得出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点位超标率是 16.1%”并非目前实际土壤污染的情况，现在具体底数还没有完全摸清。2005 年至 2013 年国务院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的结果表明，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点位超标率是 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是 11.2%、2.3%、1.5%和 1.1%。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是 19.4%，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是 13.7%、 2.8%、1.8%和 1.1%。陈吉宁介绍，环保部将会同国土、农业等部门，在现有相关调查基础之上，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的企业用地为重点开展土壤污染状况的详查。2018 年底农用地的污染情况要查明，2020 年底前要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污染地块的分布及其环境风险的情况。贰 11 月 9 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主持召开常务会议指出，北方农牧交错带结构调整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重要举措，会议强调，东北黑土地保护是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藏粮于地的重要抓手，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平衡。奶业是现代农业的标志性产业，是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是民生产业。会议原则通过《北方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 “十三五”农业部电子政务发展规划》。叁水利部部长陈雷 10 日表示，经国务院同意，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 “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方案》。根据方案，到 2020 年全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制度基本完善，双控措施有效落实，双控目标全面完成，初步实现城镇发展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布局等经济社会发展要素与水资源协调发展。各流域、各区域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地下水开发利用得到有效管控，严重超采区超采量得到有效退减，全国年用水总量控制在 6700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 2015 年降低 23%和 20%;农业亩均灌溉用水量显著下降，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4 系数提高到 0.55 以上。肆近日了解到，根据农业部“互联网+现代农业”实施方案，由北京村网通农科院设计开发的村网通《全国农村网站建站管理系统》已经上线运营，该系统免费为全国 60 多万农村中的每个农村都建设了一个门户网站，村网通的上线意义重大，从此中国农村结束了没有自己网站的历史，并且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建站难的问题。（作者单位：山水天承事业集团新三农发展研究中心）市场〃行业壹国家发展改革委 10 日宣布，近日已发出通知，决定全面放开化肥生产用气价格。通知明确，自 2016 年 11 月 10 日起，全面放开化肥生产用气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鼓励化肥生产用气进入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等交易平台，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价格，实现价格公开透明。此次改革意味着全部直供用户用气价格均已放开;也就是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中 50%的天然气价格已完全由市场决定。当前我国化肥行业产能整体过剩。尿素是化肥用气的主要领域，其中煤制尿素和气制尿素产能分别为 6000 万吨和 2200 万吨左右，而 2015 年国内尿素消费量仅为 5500 万吨左右。近年我国尿素出厂价格不断下跌。已从 2013 年平均每吨 1886 元跌至 2015 年的每吨 1608 元。今年前 10 月，尿素平均出厂价格只有每吨 1313 元，同比大幅下跌 19.7%。这意味着即使局部地区化肥用气价格出现波动，影响气制尿素生产成本变化，也不会对化肥市场供应及价格产生明显影响。贰据澳大利亚农业资源经济科学局(ABARES)日前发布的 2016 年第三季度农业商品报告显示，2016/17 年度全球粗粮消费预计增长 2.5%，达到 12.94 亿吨，主要原因是玉米消费提高。2016/17 年度饲粮消费预计增加，是因为 2015/16 年度粗粮价格下跌。不过粗粮消费增幅将会受到低价饲料小麦供应充足的制约。2016/17 年度全球玉米消费预计增加 3%，达到 10.02 亿吨，大部分增幅集中在饲料消费。中国玉米消费预计增长 5%，达到 2.28 亿吨，是历史最高纪录。由于中国政府取消玉米临时收储项目，国产玉米均价已跌到每吨 1600 元，约合 420 美元，比上年同期的价格低三分之一,显著改善了国产玉米相对于大麦和高粱等进口饲粮的竞争力。 5 叁 11 月 12 日， “俄罗斯商业咨询”新闻社援引俄联邦海关总局的数据报道称，中国超过土耳其成为 2016 年俄罗斯食品的主要买家。1 月至 9 月，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价值超过 11.3 亿美元的食品，比去年同期高出 22.1%。中国在从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达到 10.8%。专家们认为，中国未来还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肆今年“双 11”的最新数据是，全国共有近 2 万个村淘点，覆盖 425 个县，网货下行帮助 2 万个村，500 万村民购买了 1150 万种商品。然而，农产品上行售卖方面，农村电商目前仍有不少烦恼。集中反映在：1、对农产品质量、标准化生产能力、供货实力的要求越来越高；2、营销宣传推广费用昂贵，流量成本高；3、偏远地区物流成本高，物流运输能力制约消费体验；4、农村电子商务从业人员普遍没有受过职业培训，对网络店铺管理、信息采集和发布、市场行情分析和反馈等营销手段缺乏系统认识，目前最缺推广、美工设计和数据分析三类人才。（作者单位：山水天承事业集团新三农发展研究中心）【乡愁】方向〃理论〃战略 “三权分置”下重新厘清农村土地权利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行已有 60 多年。其间，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农村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实现分离。当前，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农村土地制度又处在了重大变革时期，实现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臵并行作为重大理论创新被提出。其中，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各自属性及相互关系，成为厘清农村土地权利的关键。土地承包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 “两权分离”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清晰，本无疑义，但“三权分臵”下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概念的提出，使理论界对三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简单地理解为农户承包 6 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加总，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其预设前提是三者皆为物权，如果经营权属于债权，债权的相对性决定它是谈不上从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物权上作出分割的)。这一观点认为，土地流转后，承包农户只享有抽象意义上承包土地的权利，即土地承包权;经营主体享有具体意义上使用土地的权利，即土地经营权。如果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承包权就成为一种承包土地的资格，只体现在土地承包这个时点上，实质上丧失了物权是对物的支配这一核心内涵。从实践看，流转土地的承包农户不会认可自己丧失了对土地进行支配的权利——物权，他们认为流转土地正是自己行使土地承包权并获取收益的表现，而不是对自身权利的削弱。其实，所谓“承包土地的权利”的内涵，正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下集体成员行使社员权(也可称为成员权)的具体表现。社员权是团体成员依其在团体中的地位产生的对于团体的权利，是一种基于身份而享有的权益，集体成员的社员权涵盖了包括承包土地、分配集体收益等在内的多项内容，与作为物权的土地承包权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既然如此，究竟应如何理解“三权分臵”下的承包权?笔者认为，其前提是先明确以下三点。第一， “三权分臵”是对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的完整论述，未来农村土地上的权利是三权，而不是四权，也不是二权。第二，“三权分臵” 的前提是，承包农户对农村土地现有的权利不被削弱。第三，实行“三权分臵” 的重要目标，是要给越来越多流入土地从事农业的经营主体以某种土地上的必要权利。从这些约束来看， “三权分臵”提出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对应的正是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经营主体对土地所享有的权利。此处的承包权的内涵应当完全覆盖现行法律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内涵，也即“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三权分臵”要求，未来可以取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直接以土地承包权来指称承包农户对承包地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的权利。土地承包权派生土地经营权如果土地承包权是承包农户对承包地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那么它与土地经营权会不会有内容上的冲突呢?笔者认为，二者是不会有冲突的，因为土地经营权是从土地承包权派生而来，即承包农户可以在自己的承包地上为经营主体设定土地经营权，这一设定本身正是承包农户行使土地承包权的表现。土地承包权可设定土地经营权，虽然会带来法律关系的复杂化，但因为物权之间具有排他效力，因此在法理上是行得通的。物权的排他效力是指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二个以上内容互不相容的物权，同时不妨碍成立二个以上可以相容的物权，这些物权之间并不是分割关系，而是物权排他效力之下的相容关系。制度上和实践中，一个物上成立多个相容物权的情况很多，例如经由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可为承包农户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此时所 7 有权的权能内容不发生任何变化，只是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明确认可和保护的原因，所有权受到客观限制而无法展示对土地占有使用的表象。将这一理论适用到承包权和经营权上，具体表现为：土地承包权设立土地经营权后，土地承包权的权能仍是法律规定的那些权能，其权能内容未因设权行为而有分毫破损或被分割;同时，基于物权的排他效力，土地承包权设定土地经营权后不能妨碍土地经营权的行使，从而客观上造成承包权受到约束，但是一旦经营权消灭，这种约束也就立即消失了。因此，正确落实“三权分臵”要求，应当认识到土地经营权是由土地承包权派生而来，并且设定土地经营权是行使土地承包权处分权能的具体表现。土地经营权是物权化的债权实践中，土地经营权是物权或债权，可以不予争辩，并不实质影响其畅通运行。但正如下文表明的，考虑当前和长远，理论上分析土地经营权的属性仍是必要的。这一分析的基础在于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对于不同阶段土地经营权制度安排的适应性。债权制度上的“债” ，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得请求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又称债之关系。得请求给付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债权，称为债权人;负有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负担债务，称为债务人。这一制度的特质在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法律关系的相对性，即债权债务的内容由当事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自由议定，具有无限丰富性;同时这种自由议定的债权债务只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具有相对性。可见，这一制度的功能在于对相对人之间的特定自由意志的保护。至于物权制度，其本质是法律将特定物归属于某权利主体，由其直接支配，享受其利益，并排除他人对此支配领域的侵害或干预。因此，物权制度要求权利主体对物所享有的权利内涵是明确的，物上不同权利的界限是清晰的，以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物权制度的功能，在于对物权人自由意志的绝对保护，对所有人都构成约束。比较来看，债权制度适应了经济生活的丰富性，具有灵活便利的特点，所以债权债务只能在特定人之间生效;物权制度的保护非常绝对，所以必须遵循物权法定原则，经由长期的社会实践，通过对特定权利进行提炼归纳而形成法定物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债权逐步明确为物权的过程，就是物权法定的一个典型例证。土地经营权的实质是流入土地从事农业的经营主体对土地享有的某种权利。在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债权意义上的土地经营权就已同时产生。《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规定，在承包期内，经集体同意，转出方可以在不改变原承包合同内容的条件下转包土地，与转入方自由商定转包条件。这实际上已是一种新的债之关系的形成。因为，政策明确原来的承包合同不得改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还作为债权的当时，这意味着土地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债之关系没有任何变化，而转出方与转入方自由商定的转包条件就是新的债之关系。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土地流转方式多样化，2003 年施行的《农村土地 8 承包法》对土地流转实践进行了总结，在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前提下，进一步确认了转包、出租方式形成的债之关系。所以，土地流入方依据流转合同取得对土地的权利，就是这种债权意义上的土地经营权的内容。如果立法要对土地经营权进行专门规定，实质上就是进入了明确土地经营权物权属性，或者至少是进行物权化保护的通道。因为，债权意义上的土地经营权由当事人自由议定，内容不统一，法律无法进行统一规定。但是对照土地承包经营权政策和法律的演变历史来看，目前直接规定土地经营权为物权的条件还不成熟。当前土地流转情形的丰富性、复杂性，如土地流转的年限、形式大相径庭，致使制度上还无法对土地经营权的一般性权能进行全面系统而权威的提炼和归纳。可是土地经营权成为物权，也能产生稳定经营权人经营预期、稳定社会预期的积极作用。两相权衡，实事求是的做法应当是对这一债权中的关键内容予以物权化保护，以促进农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使相对性的土地经营权在某些特定领域具有对抗一般人的效力。具体而言，对土地经营权实行物权化保护，就是要对合理经营农地而不被违约收回、相对确定的经营期限、经承包权人同意抵押土地等权利内容予以物权化保护，以强化对土地经营权人利益的保障，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作者单位：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顶层设计正面临大考据《经济参考报》日前报道，我国即将出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相关意见。意见将在总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有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各项权能作出明确规划和要求。分析认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关键是要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产权利，目前试点地区在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权和收益权时已经进行了顺利而充分的探索，但有偿退出、继承、抵押、担保等其他几项权利该如何界定、赋予成为改革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笔者了解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要构建边界清晰权能运作流畅的产权制度，以及建立起良好的产权制度运营机制。改革将从四方面入手，一是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成员，二是明确股权设臵的方式，三是明确股权管理采用动态管理还是静态管理，四是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等六项权能。分析认为，中国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涉及三大类内容。一是资源性资产的产权改革，主要涉及土地。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总面积为 66.9 亿亩，包括 55.3 亿亩农用地和 3.1 亿亩建设用地。二是经营性资产的产权改革，主要涉及土地上的房产或工具机器等。三是非经营性资产的产权改革，目前这类 9 资产总价值已经达到 2.8 万亿元。据了解，此次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把村集体的这些资产折股量化，让农民真正成为村集体的“股东”。这项工作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时间表，不久前国务院发布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 年)》明确，将着力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规划提出，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将有序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到 2020 年基本完成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健全非经营性资产集体统一运行管护机制。 2009 年起，我国确定了 29 个县(市、区)进行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试点，试点的期限是 2017 年底。而此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相关意见，就是在总结 29 个试点经验基础上推出的。此前调研发现，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试点地区在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权和收益权时，工作开展都很顺利。以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贵州省湄潭县为例，该县在 8 月中旬宣布挂牌成立该省首批村级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此前全县 16 个试点村已先后完成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集体资产清查和股权设臵与量化等前期工作。该县采取了“确权确股不确资”的方式，将经营性和资源性集体资产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按 1 人 1 股平均量化。未来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开发农村资源，盘活集体资产资金，以市场主体身份开展经营管理，而农民按规定，通过持有的股份获得分红。据相关人士介绍，目前试点工作的难点在于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继承等其他几项权能该如何赋予与实现。笔者认为，农村改革的深水区就是产权制度改革。人类的土地制度延续了上千年，所以研究土地制度有历史脉络可作借鉴，但是相对而言，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却是“前无古人”的。价值数万亿元的集体资产只有做到产权清晰，才可以避免矛盾，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未来，集体资产都能到产权交易中心规范化地流转，整个集体资产就可以实现保值、增值。通过这个改革，使集体资产利用最大化，从长远看意义重大。（作者单位：山水天承事业集团新三农发展研究中心）县域〃城乡〃规划从“分家”看城乡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许多一厢情愿的事情。无论陈光标式以己度人的“暴力慈善”，或者是现代哲人王们推行“善政”的强制命令，抑或明星母女隔空开撕，差不多都可归为此类。以善之名如此行事，常常会好心办坏事。一厢情愿， 10 终成乡愿。这种执拗父母对待子女一般的保姆式关爱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之类的单向度“苦口婆心”的表白，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间悲剧，我们早已屡见不鲜。对于夹杂在婚姻过程中的代际关系，独立性原则非常关键。最悲催和富于戏剧性的情节莫过于，一方要独立，满心欢喜追求一个排他性的二人世界，双方约期举事，正待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秩序，另一方却缩在舒适堡中迟迟不得脱身，放了鸽子。久而久之，被耍的一方要么心灰意懒，要么调转船头重返避风港，心里还要默念：难道只有你会享受父母的呵护吗？我也回去！然后，这“爽约”、分手之责究竟在谁一方，就成了一桩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头公案。按照弗洛姆的说法，父母对子女之爱特别是母爱总是无私的。然而这种无私的彻底与否，还取决于最后一道关口的表现。多少母亲对子女的“分家—成家” 、 “独立—联合”耿耿于怀甚而生发醋意，终至伟大的母爱“晚节不保” 、无私的丰碑功亏一篑。小女出嫁了，嫁作他人妇，一向标榜“富养”的母亲一番理性算计后不免心绪难平：凭什么我养了这么多年的掌上明珠，就被你这么个臭小子拐带走了，甚至为你洗衣烧饭，我都从未享受过这等待遇，这口气如何咽的下去！怎么办？刁难他！这就是丈母娘挑女婿的开始。儿子娶妻了，母亲同样要“争风吃醋”：凭什么这个从小就跟我无话不谈、即便上大学工作后也要隔三差五电话问安的乖宝，就迷上了你这个小狐狸精，这可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怎么办？穿小鞋！这就是婆媳矛盾的前兆。凡此种种，皆属不识时务，逆势而为。老之将至，就把余生的全部希望和意义寄托于子女身上，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独生子女时代这种婚姻与分家过程中光怪陆离的状况，有一定的共性，也有一些地域和文化特色。2010 年，我和同事参加了华中科技大学组织的一次集体调研，到北方某地农村做了 20 天左右的驻村调查。调查的主题本是农业经济方面，但也误打误撞地观察到农民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的一些变化。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将中部地区农民的生存状态作为中国农村现状的标本。上世纪末成为了一个社会性议题的“三农”问题，也是率先在中部地区浮出水面。这一地区农民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大量流失，留下一批“老弱残兵”驻守。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这是“离土” ；背井离乡、告别故土和亲人，到珠三角、长三角、东部沿海地区务工，这是“离乡”。这些农村往往农业人口密集，精耕细作农业发达，工业化程度低，受大城市辐射较小，兼业化程度较小，劳动力流动较大。相比中部农民“离土又离乡”的特征，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由于其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强力带动，尽管其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领域，但身体却保持“在场”，没有“离乡”的趋势。这既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文化及 11 地域传统影响，更与这一地区强大的非农就业吸纳能力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看，这里似乎是一个安土重迁的传统村落，但是子代务工、父代务农的新的分工，也明确显示它正处于一个巨大转型的甬道之中。村子里的纯农户多为中老年，年轻人则到距离村庄 10-20 公里范围内的车床厂、编织厂或城区里的企业工作。在城区打工和就业的青年农民不仅获得了相当于当地每平方米住房均价 60%的月收入，也将城市生活中的现代性因素带回农村。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受城市影响、向城市接轨，这个城市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而非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东莞。他们的变化是一种渐进性的、有节制和有序的，那种消费主义裹挟下的剧烈的社会性竞争没有出现，那种代际关系恶化、地方性规范坍塌的“礼崩乐坏”场景也没有出现。从纵向的历史时间轴上看，现代化过程对传统的冲击不可避免，保守者总难免“今不如昔” 、 “人心不古”；从横向的历史空间轴来说，同处现代化进程之中，这个村庄在经济结构上的巨变所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变迁速率，较诸其他地区又是明显缓慢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终究会传导到社会结构之中，引发新的变化。以 45 岁为分水岭，这里的两代人，实际上臵身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中，相应地，他们也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价值、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分家，是农村代际结构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议题。中国传统中一向推崇累世而居、多代同堂的大家庭模式， “父祖在，不分财” 更成为明令法条。然而这样的大家庭之所以在历代官书中备受称誉，也很难不说正因其稀缺的缘故。以理度之，家大业大、人丁兴旺的另一面，必是管理层次和难度上升，税赋和徭役的摊派加重，正如麻国庆先生所说：“多代同居的义门，自古以来，还是甚为少见……唐代以后各朝帝王奖励大家庭，人人予以溢美，久而久之，便成为我国真正的家族制度了。” 1949 年之前，这里的大家庭也并不多见。这并非观念的问题，主要是为经济水平和战乱频仍的外部环境所限，一般老百姓承担不了新建住房的成本。从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来说，这时的父代也已并不占优，但仍能掌控局面。集体化时期的共同劳作方式和“挣工分”模式，使身强力壮的青年人的贡献程度得到提高，进而增强了其在家庭决策中的实际话语权。然而他们分家的诉求要遭遇两道障碍，即作为宗亲和姻亲两方面代表的叔伯或舅舅以礼俗进行调解和阻遏，以及作为国家意志代表的社队干部以利害为威胁出面调停。改革开放以后，重回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分家潮便势不可挡。然而，这一分家的趋势在新世纪以来又有明显的收敛，这是一个有趣的反常现象。这里的计划生育政策贯彻得较早也较得力，一个印证便是，现阶段年龄在 60-70 岁之间的老人，其只有两个子女的比例很高。在那些儿女双全的家庭中， 12 实行的不是彻底分家，而是子代家庭与父代家庭在法律形式上完成了分家（户口变更为两户），财务独立核算，但仍保持“共居”的习惯，在空间上并未独立门户。我们可以称其为“分家不分舍” 。从老人的角度来说，有三重动力促使他们推动这一“制度创新”：其一，两种文明、两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冲突，使“饭桌”成为必争之地和分家的导火索。目前 60-70 岁之间的婆婆，是践行中国传统乡村规范的“最后一代婆婆”。她们做媳妇时，遵循的是传统妇道，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轮到她们“熬成婆”时，正逢市场化掀起的一波进城务工大潮，青年人不自甘束缚于乡土田园，要去更精彩的世界闯荡。这一代儿子儿媳大都已不再务农，过上与城市“上班族”无异的“早出晚归” 、 “朝九晚五”的快节奏生活。偶有在农村谋生，也主要从事养殖业活动。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子代对于家庭的经济贡献远超父代，使父代从经济上更加无力保持对子代的影响和控制；另一方面，子代在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节奏等方面，与父代产生激烈的冲突，时间价值的提高也挤出了一定的亲情空间，也改变乃至重塑了若干传统习俗。在这里，一个传统农民的生活，是从清晨四点半至五点开始的，这时的妇女就要起床做饭，男人则悠闲地看看新闻，出去散步，五点半至六点就要吃早饭了。青年人则不同，他们是晚睡晚起，下班后还有着他们自己的娱乐生活和精神世界。他们的作息制度与上一代是格格不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产生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早上，仍然是老的伺候小的，婆婆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早起做饭，媳妇则可有充分理由睡懒觉。同理，洗刷碗筷之类的活计也由婆婆一并为之了。婆婆们在这一点上的心态是十分矛盾的，她们既十分支持儿子和媳妇对现代生活的追求并乐于为他们料理家务，但又总为自己感到不公，自叹生来就是劳碌命。饭桌，就这样成了婆婆们找到自身权威和尊严的几乎是唯一的表征了，因为在其他任何领域，她们与媳妇的交集，都因知识、生活方式等因素的隔阂而几乎不存在。其二，对独子的依恋，使他们小心翼翼不敢与子女截然分开。由于这是他们身边唯一的儿子（女儿已经出嫁），他们也不希望分得过清、隔得过远。其三，据婆婆们自己说，分开之后，独立进行家庭核算，也有利于培养儿子的独立性。但我以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次要的理由。因为我们注意到，即便分家之后，父代仍然承担了养育孙代的大量责任。在子代进行经营性业务时，父代也多会倾囊相助。基于上面几条理由， “分家不分舍”模式就创造性地产生了，其好处有三：一是分家后各自独立开伙，按照各自的生活节奏，各吃各饭，避免了关于“谁起早、谁做饭、谁洗碗”的纠结和尴尬。二是子代获得了经济上的相对独立，父代 13 （特别是婆婆）获得了内心里的相对自由，对于年青一代生活方式中看不惯的琐事，眼不见心不烦。三是在此基础上，父代仍保持着与子代的亲密联系，朝夕可见，共叙天伦，“隔代亲”的亲情转移支付和特定情况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通道随时可以开启。有趣的是，分家的提出者总是弱势的一方，求独立、求自由、求心静，70 年代的子代是如此，如今的父代（特别是婆婆）更是如此。在调研结束前，我们难得地遇到几个 80 后青年人。他们都认为，是父母觉得不自在而首先提出分家的，按他们的意愿，是希望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有一对同为本村人的青年夫妻，在分家不分舍后，也并不开伙做饭，仍各自回父母家中蹭饭，这大概也是一种“啃老”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家不分舍”又带有单向度的性质。儿子回老子家，总能如入无人之境，索取经济援助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丝毫不见外。反过来却是很难的。农村中这种“分家不分舍”的模式，与城市里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富裕人群才能践行的“一碗汤的距离”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碗汤的距离”是日本学者在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由于各方面的差异，两代人大都不愿意住在一起，但又希望能相互照应，才有了一个“最佳距离”的问题。这就是，父代与子代居住在同一小区或相近小区中的两套房（最好的是对门、上下层）中，步行从一方家中端一碗汤到另一方家，汤却能不凉的距离。城市房价的飙涨与户籍制度的阻隔，让这种若即若离、自由与亲密同在的“一碗汤”模式越发难于实现，在同城或异地相互区隔、天各一方的一个个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将更加普遍。对他们来说，农村那种离土不离乡、分家不分舍、简约不简单的代际关系，也许反倒是一种奢侈的、更加可望而不可及的状态。（作者单位：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技术〃理念〃模式县域电商正在从 1.0 时代向 2.0 时代演进县域电商大体可以将 2013 年视之为元年，因为这一年县域电商的名头开始渐为人知，也初步理出几个基本的模式来。此后，县域电商风生水起，2014 年阿里巴巴举办首届县域电商大会后，急剧升温;到 2016 年之际，各地的县域电商大会已经是“此起彼伏”了。到了这个时候，县域电商进入一种常态化阶段，再靠一半个点来吸引眼球，再想靠什么模式来出众，已经较难，更多的是需要大练内功，因为县域电商的发展阶段已经变了。如果说初期启动的县域电商大体算 1.0 版本，总体比较毛糙的话，则 2.0 版本就是要精细起来。 14 形象地来说，1.0 版本好似“丰年好大雪”。核心的要义是先整起来，比如通过开会、发文、宣传来造势，通过培训、出政策、与平台合作等来作催化剂，通过一把手工程、相关项目、招商、考核等确保动起来等。但 1.0 版本的县域电商总体像雪花聚集，基本是先追求面上的效果，煞是好看，但没有根基，遇风就跑，遇太阳就化，遇阴晴交替可能就结块，也可能在风吹日晒中气化。目前一些县靠地理区位优势和优惠政策形成的电商洼地效应，可以吸引大量电商聚集，但根基并不牢靠，如果别的地方有更好的政策，有更好的配套，可能就会走人。那么县域电商 2.0 版本，就是要化雪为冰，而且要如“冰山深水下” 。不仅像冰山一样聚成大块，而且九分之八深藏水下，只有九分之一浮在水面。浮在水面的是外在表象，而深藏水下的则是根基，是内力，是电商背后的强大的服务体系、健全的产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的政策体系。到了冰山状态的电商，根深蒂固，模式成熟，搬不走，难模仿，电商与配套产业、线上与线下紧密融合，真正成为新经济。县域电商的 2.0 版本升级，可以体现为九大任务： 1、电商市场主体熙熙攘攘。仅仅有一批青年从事电商创业是不够的，仅仅靠从外面招来的几个电商企业也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有大量的传统企业“醒来” ，参与电商，跟上互联网的步伐;甚至，还有一批普通群众也能参与到电商的相关产业链条来，当然不一定是直接开网店。 2、电商服务业全面繁荣。电商能不能搞成，就要看电商服务业发达不发达。甚至可以说，发达的县域电商必然以发达的电商服务来体现。随着电商的深入发展，电商服务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培训可能成为专门的培训公司，美工摄影、文案创作等也可能深化为专业的设计策划公司，客服人员培养也可能演化为专业的客户服务公司，数据分析、推广运营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来从事。最终要呈现的状态是，门类全、服务优，以强大电商服务业来支撑电商快速发展。 3、电商关联产业成龙配套。电商必然要求物流，物流与快递紧紧相连，物流快递又要求仓储、包装、印刷等来配套，而包装印刷的前端又是文化创意、品牌策划，如此逐渐延伸为一个大的产业集群。电商及其关联产业的壮大会发展到如何程度，可以从一般产业链聚集的过程来观察。 4、线上与线上交相辉映。不是线上挤死线下，而是线上线下融合共同发展。以县域电商的先锋义乌为例，已经开始向“网批”时代迈进，由电商新城到创业之都，再到电商换市，再到打造跨境电商高地，传统的义乌小商品城不是被搞垮消灭，而是由线下的批发转入线上的批发，进一步转向供应链综合服务和订制化生产。县域的传统产业，不是在电商浪潮中衰败，而是在互联网时代转型和获得新生。 5、电商形态不断完备。对县域电商的全面性、多样性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15 不仅是创业者在从事网络零售，还需要企业从事网上批发;也不仅是工业品下乡，还有农产品进城;甚至不仅是卖到国内，还有跨境交易。县域电商的未来，一定是 B2C、B2B、C2C、C2B、O2O 等全面发展，大型平台、垂直电商、微商等多渠道建立。尤其是工业、旅游城市，更应该注意，农村电商只是县域电商的一小部分，需要拓宽视野。 6、电商源头产业基地加快建立。电商不是虚拟经济，电商销售的东西终归是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以淘宝村为例，初期的网上销售之后，一定是千家万户的生产跟进，再到专业生产企业诞生，最后形成产业集群。电商需要的产品都应该按照电商需要加速本地化，而且按照电商标准来生产，最终完成从“B2C”到 “C2B”的转变。 7、电商基础设施大幅改善。最基本的，网速要快，费用要低，可以考虑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免费 WIFI 覆盖;交通要好，物流要通，费用要低，特别是最后一公里和最初一公里的难题要通过大力培植县域第四方物流等方式来逐步破解。电商孵化中心、仓储物流中心、网货开发中心、电商园区等相继建立，实现对电商要素的有效聚集和高效承载。 8、电商政策体系日趋完善。从前期的单一奖补措施逐渐向深度的新经济培育方向转型，特别是在联合第三方平台、社会资本、电商从业主体共同建立电商创新创业扶持基金及相应融资机制方面应该有突破，电商进入中期以后阶段的竞争将更多的表现为电商金融的竞争。电商政策的制订也要体现出协同性，不是就电商而谈电商，而是从整个县域新经济培育的角度出发，把电商各要素、各相关行业、各链条各环节一并考虑，系统性出台政策。 9、加快地域公共品牌建设。随着电商的全面兴起，竞争一定会越来越激励，同质化竞争的问题也会越来越突显。所有的同质化竞争，终极武器是品牌。县域电商竞争的差异化，更需要品牌提升来引领。一方面，需要科学打造县域公共品牌，打造一个类似“好客山东” “七彩云南” “五常大米”一样的有影响力的品牌形象;另一方面，要培养大量的以公共品牌为依托的市场品牌主体，把公共品牌与市场品牌有机融合在一起，实现相互促进。总而言之，今天的县域电商，不是做一两个拿手菜来赢得喝彩的问题，而是要端出一桌子好菜显示功力的问题，需要更多更深更全面的修炼，才能让县域经济与电商充分融合，走上互联网新经济的星光大道。（作者单位：魏延安共青团陕西省委农工部）不能只靠农村电商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村电商，从政府到资本，从平民到学者都在持续关注，并且给予了越来越 16 高的关注，有扶贫的使命，有致富的期待，甚至在当下还被赋予了挽救农村这样一个生态的重要利器。近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先生发表雄文《如何利用互联网在农村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文中，朱先生首先痛心疾首农村的消失危机，认为我国的社会格局中，农村的迅速消失成为了十分严重的问题，其中尤其指出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不再愿意承担农民这样一个角色，致使农村中的职业农民越来越少，最后许多“美丽乡村”仅成为一个空壳。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在接受完教育后就脱离了农村，成为了“准城里人”，越来越多的乡村成为空壳也成为了普遍现象。作为朱先生这一代人，他们对于农村有着深厚的情感，看到乡村的逐渐消失，心中的失落感笔者能够理解。但是，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年青一代，似乎更愿意接受城镇化的现实，更向往都市生活，农民这个职业，着实对很多年轻人没有什么吸引力。当然，笔者也看到由于职业农民数量的减少进而带来的日益凸显的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但是如何让新生的力量能够燃起对农业的热爱呢？互联网抑或说电商能承担起这个责任么？有两个问题首先要厘清。问题一：青壮年不爱农村的根源在哪里？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兴起，乡村旅游的火热，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对乡村的热爱，而莫干山特色民宿的示范，给普罗大众们传递出一个错误的信息：乡村真的很美，很想成为农民！但是，只有真正的农民才知道，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并不能留住我们！现代的推进使得城乡二元结构程度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被拉大。受现代教育和社会潮流的影响，年轻人向往都市现代化生活方式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农村的慢节奏生活的背后隐藏的生活水平的低下，还有带来彼此同龄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的心理落差。从而降低了农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城镇化成为了国家的重要施政方针，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农村社会问题同样在驱使农民放弃农村。比如子女就学问题，城镇化的后果是导致越来越多的乡村、镇学校的拆并，许多地方的孩子必须到更远的镇甚至是县里就读，这带来的压力，让越来越多的父母不得不进行陪读，进城从事非农职业，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再生育意愿。再者，农村的低水平社保制度也对年轻人缺少足够的吸引力。就浙江这个东部省份为例，城市居民的社保水平是远高于农村的。虽然在医保方面农村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养老、失业等方面，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差距就十分明显。国人的思维习惯很特别，非常重视对未来养老问题的解决方案，相较于农村每月只有 100 多元的养老金，城镇居民每月数千元的养老金显然更加具有吸引力。再辅以城镇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便捷的生活设施，你让农民怎么愿意选择踏实地继 17 续当农民呢？这只有依靠政府才能解决的难题，或者说依靠政府都难以解决的了难题，那么互联网（电商）就更加别指望了。问题二：农村电商真的能帮助农民致富？细读了朱先生的文章，原以为是探讨更多互联网在农村的新型应用，进而为农村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以此来吸引青壮年回乡踏实当农民。结果在文末看到了 “农村电商”的影子，这就不得不令人大跌眼镜了！农村电商真的能带领农民致富？真的会培养更多的职业农民吗？朱先生的理由其实和众多推崇农村电商的人士的理由并无二致，认为电商向农村的延伸必将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再加之农民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设备（智能手机）降低了电商准入门槛，更加有助于年轻人在落后的农村同样干着和城里人一样时髦的职业。但事实是否真的会是这样？虽然我们目前看到了多个所谓的电商县、淘宝村的经典案例，但是这些案例是否具备可复制性？这些县域、乡村一般都有相关的产业配套，而且是工业配套，最典型的以义乌地区为例。那么在数万个乡镇中，又有多少乡镇能实现这样的配套？恐怕大多数农村电商仅仅是实现了购物与消费的便捷，而很难带来更多创业的机会。当然读者会说，有更多的案例告诉我们，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的热销实现了创业的目标，也势必会让更多的人愿意在新型农业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但别忘了，农村电商也是电商，目前城市电商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进而在谋求与实体的合作，推出了以“融合”为主论调的新零售。而农村电商才刚刚起步，就与城市电商一样面临着引流高成本、推广高成本、竞争白热化的局面。所以，只有少数背靠大平台和资本实力的农村电商能出现在公众视野，也只有那些拥有资本支撑的“生态项目”诸如“五常大米”、 “褚橙”等博得不菲收益，而更多的农产品怕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又怎么能赢得农民对电商的信任，怎么能让他们甘心成为一名职业农民呢？也许有诸多成功的农村电商案例被一再的提及和宣传，但是有多少农民在农村电商中真正获益发家致富却不得而知。农民是最务实的阶层，从田地到工地，他们想末梢神经一样反应敏感。如若电商真的充满希望他们早早地就蜂拥返乡创业了，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粮食种植上得到印证。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民外流成为农民工依旧是农民再就业的首要选择。所以，依靠电商培养新生代职业农民的想法，并不现实，需要更多的资源配套和倾斜，才会有希望。（作者单位：山水天承整理） 18 【乡忆】文化乡旅：对乡村旅游的另一种解读从文化的角度看，乡村旅游是一种依赖于乡村资源并感受和体验乡村文化的旅游活动，其“聚焦点”就在于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文化特性和本真属性。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根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全球约有 3%的国际游客为乡村旅游者，并且乡村旅游正在以年均增幅 6%的速度发展。具体说来，乡村旅游即为以乡村文化为产品核心的旅游，其凭借着清新的田园风光、恬静的自然环境满足了都市人远离喧嚣、返璞归真的情感需求。从文化的角度看，乡村旅游是一种依赖于乡村资源并感受和体验乡村文化的旅游活动，其“聚焦点”就在于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文化特性和本真属性。乡村文化迎合了游客的心灵需求陶渊明笔下祥和宁静的山水田园风情，如今是吸引城市人进行乡村旅游的重要因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已经成为一种乡村文化意境的典型，演绎成一种文化符号，产生着意味深长的旅游吸引力。基于对桃花源般理想境界的追寻、田园牧歌般的诗意抒发，乡村风土人情的感知，乡村特有的文化资源成为现代都市人青睐的乡村旅游活动和产品形态。正如有学者感言： “现代人已经不太需要去对抗饥寒交迫的窘境和其他有伤身体的危险，但却必须对付排得满满的日程、繁忙的交通、噪声、拥挤、竞争和其他人为的紧张情境。”环境恶化、金融危机、食品安全、生存压力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令都市人感到身心疲惫。乡村旅游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城市居民，许多人渴望返朴归真，融入自然、愉悦身心。乡村的自然与人文风情皆清新怡人，远离俗世的纷繁嘈杂，迎合了游客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心灵需求。文化传承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本动力乡村文化存在的形式丰富多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勤耕作方式，生态自然的乡村美食，乡土气息浓郁的民俗风情，这些乡村场景传递着迥异于城市的恬静意境，散发着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令都市人在新奇的同时又为之神往。随着乡村旅游模式的日益成熟和多样化，人们从单纯的观光欣赏到追求深度的体验，在参与生产劳作和民俗工艺的活动中习得农耕文化知识和乡土生活经历。正 19 是在体验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一系列过程中，人们对乡村再次形成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乡村生活方式传承和延续了传统文化的血脉精髓，这种延续也成为乡村旅游兴盛开展的先决条件。脱离乡村文化则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将无从谈起。因此，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驱动力。乡村文化在乡村旅游规划中的表达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适合乡村旅游的丰富农业资源，在乡村旅游规划中，如何表达乡村文化意义重大。通过乡土建筑风貌展示乡村文化在各个乡村中，其本土建筑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建筑，直接反应了不同乡村的不同文化内涵和个性特征。目前，有的规划盲目要求迁建、复建或兴建人造景观，致使一些乡土建筑原有的历史风貌格局被肢解，造成乡村特色文化的缺失。但是无论是清丽婉约的水乡古镇，还是质朴自然的黄土窑洞，都是乡村人祖辈智慧的结晶。乡民祖居于此，乡土建筑与乡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对乡土建筑的改造与利用，应当充分听取乡民的意见，尊重其结构的特色和完整性。通过乡村活动展现乡村文化在进行乡村旅游规划时，应注意结合乡村人民日常活动进行设计，使得游客可以在旅游中参与到本土乡民的生活形态中去。例如，通过组织开展推磨、播种、收割、喂养家禽家畜等农事活动，让游客体验乡民劳作的艰辛；通过设计组织游客参与赶集、庙会等活动，让游客认识乡村贸易的民俗形态；通过组织游客体验如跳鸡、抬轿子、打水漂等游戏活动，让游客体验乡村自然纯朴的休闲文化；通过设计开展乡村戏曲学唱、乡村艺人表演等文艺活动，让游客充分融入到乡村生活中去。通过家族文化的传承展现乡村文化在乡村中，宗族、家族氛围依旧十分浓厚，这就使得在不少乡村社会中，祠堂、族谱等文化传承之物依旧存在。对此，可以通过祠堂修缮、族谱修订等方式，将祠堂、宗祠融入到乡村旅游中，并设计成一个参观项目，使游客体验到乡村文化中“人”的代际和情感的延续。通过乡民的参与彰显乡村文化之魂对于乡村旅游而言，乡民作为直接的文化传承和展示者，是最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当前，部分规划将乡民迁出村落，让投资者入驻经营，殊不知失去了乡民的乡村也就丢掉了乡韵、乡魂。只有通过乡民的积极参与，包括从事本土民俗表演、指导农事活动、教授乡 20 村游戏等，以及提供有乡村特色的餐饮、住宿等服务，才能给游客以真实的乡村面貌，这也是乡村旅游须臾不能离开的魂之所在。乡村文化旅游开发的特色模式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并不是集中收藏展示文化，而是以文化遗产的“真”面目形象展示出来，属于世界上最先进的博物馆建设理念。人们在这样的博物馆中可以认识到乡村文化的近似原始状态，这种模式特别适合一些民族特色保存较好村寨的旅游开发，是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优势的新型模式。对于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可以通过建立生态博物馆的方式实现，早在 1995 年，我国就率先在贵州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此后，我国相继建立了隆里古城汉族生态博物馆、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等 16 个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生态博物馆。通过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更好的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并将保存的民俗与旅游较好的结合起来，形成民俗主题旅游，让游客能亲身体验古老而传统的浓浓的民族文化。新农村田园主义在城市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城市发展理念和重新认识城市的功能，许多城市陆续开启了“田园城市”的构想。这种构想将乡村文化慢慢渗透到城市中去，为乡村文化在城市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我国乡村旅游起步虽晚，但现在的发展势头方兴未艾，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模式，被誉为 “新农村田园主义时代来临” 。这种模式将乡村引入城市并用乡村文化来升华城市和提升区域综合价值，是一个兼带城市魅力和乡村情调的心灵处所，是一个家庭和工作以外的舒适的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的胜地。永不落幕的庙会庙会作为一种“活着的民俗文化”，将其应用到乡村旅游规划中效果优异。 ①庙会应一如既往地将动态表演和静态展示常态化；②在庙会文化旅游中应积极传播最具民俗艺术性和乡村文化性的项目，如高跷、社火、锣鼓、龙灯等；③最为重要的是将参与性与观赏性有机结合，增加旅游者的美好体验，例如有旅游者加入表演的马戏、杂耍、舞蹈等形式。综上所述，乡土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立足点和灵魂。挖掘乡村文化的内涵，依托乡村丰富的自然环境、人文资源、农业基础，发展集农耕文明、观赏、娱乐、体验等为一体的特色旅游文化品牌，是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郑运红贵州省城乡规划设计院） 21 【参鉴】日本的两个真实经验值得做客观研究我们看构建日本稳态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有两大块算是支撑。既然提出要把日本这幅图画画完，往往是这个图画的角落起到支撑作用的部分，是人们很少关注到的。第一大块，就是国内稳定上坚持重农主义的基本制度，内生性地形成土地均分制度派生的小农 +村社为基础的内部化机制。这个世界上真正全面完成了村内土地的均等化分配的，只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而且都有暴力背景。也就是说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土地这个基本财产制度上，是彻底实现了平均分配的。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亚洲的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一般找不到类似的基本制度。因此，东亚可以产生一个连带的、但是很少有人分析的组织现象：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一定的农村高度组织化特征，无论是日韩台的所谓农协、农会模式，还是中国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模式，还是越南的所谓村集体模式，乡村的组织内涵和层级大都是一致的。由此，也都是通过“综合农协”(日本称为 JA)这样的农村高度组织化来形成村社制度内部的群体理性，而这些群体理性，也都在工业化过程中有效地内部化处臵了外部性风险。基于组织化才得以运作的所谓村社内部化机制，本来属于“东方理性”的基本经验，大多数研究东亚的中国人却很少谈到。我们最近这几年开始组织中日韩的比较研究，从根本上来看内部化机制主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说相对于国家稳定这个大局而言，土地均分制是基本制度。这在日本至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像中国这么大张旗鼓地鼓励外资内商进入农村占有土地这种事情，是极其愚蠢的，而在日本长期以来都是绝对禁止的。日本连一般的地方自然人都严禁占有农地、若自然人要进入农业，必须经过考试、履行一定手续，因为日本是一个农业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特别是耕地资源短缺，这个资源短缺到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领域。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清楚的，同样韩国人也是清楚的，只有中国的所谓的改革家们和学者们才是糊涂的。我们只能说：这是东亚稳态社会体系中的一只脚，这个脚跟稳不住就出大乱!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这只脚在自断其足。我们刚才说两脚支撑日本，这第一只脚就是平分土地之后的综合农协模式。 22 这种模式就是不搞条块分割，把农业的产加销，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超市、餐饮甚至医疗卫生全放在一个大系统内。没有中国这种条块分割互相摩擦造成的过大的制度成本，95%以上的农户加入综合农协，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等给农民的好处，通过一个农协系统下达。然后，农协可以广泛地开展多种经营。在农村办超市、办饭店、办旅游、办金融、办保险，一概免税，法律规定 50% 以上的收益，返回给小农。这是日本能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群体理性。这在东亚社会本来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与中国最大不同的，其实是第二块，就是日本的所谓综合商社为名的财阀垄断模式。如果能够去意识形态化地看东亚财阀模式，或者从国家长期安全看，确实具有一定的整体稳定性。其与中国之不同，主要是其海外投资战略配合日本央行对外转嫁危机成本的一致性。我们中央现在对付西方金融危机成本转嫁的办法主要是以国家信用对冲——国内印票子，通过制造温和通货膨胀来向社会转嫁外部性危机。而中国在经济领域接下来的一种可能趋势，也许是国企集团向东亚财阀模式转型。这个说法我曾经在上海讲过，马上就被那些唧唧喳喳的人误解为我认同日本财阀模式。其实，无论我们如何主观评价，日本这第二种制度，也许与体改研究会秘书长七八年前就曾经寄希望于中国的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群体结盟以形成一个精英治理模式可有一拼?在日本的政治领域，直白地说就是官、产和黑社会结盟。如果日本知识界也得遵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那么附在这种皮上的知识分子就只能犬儒主义。把我分析的日本稳态社会的这另外一只脚画上，有什么道理呢? 日本社会 20 年经济零增长却仍然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其实是经济社会结构中的政商结合 +黑社会“合法化”参与财阀合谋，共同维护着六大财阀控制全国经济。客观地讲，人们如果愿意去西方话语地看东亚的话，类似日本这种政治经济紧密结合的制度在韩国、在中国某些地区，包括在中国台湾，都能找到类似的形式，虽然内容上未必完全一致。至于意识形态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与我做的客观经验的归纳研究无关。人们总得睁开眼睛看看，东亚各国的经济体制类别有很大的相似性。日本城市中六大财阀和农村经济中的综合农协都具有内部化机制，其存在前提是它们得以分割控制全国经济。那么，就得涉及这种财阀制下的企业微观制度， 23 那就是能够内部化处理市场外部性的所谓“年功制”。企业内部当然不是充分竞争的，但这种内部论资排辈起码有稳定企业雇佣关系、长期维护员工忠诚度的作用。说到此，算是把我认为应该注意的两只脚画上了，请你们批判。再明确一下我的分析。日本得以在 20 年经济危机和萧条打击下长期稳定，靠的是基本制度中的两个结构性支撑：其一是土地均分制 +高度组织化，其二是财阀制度 +企业年功制，二者都带来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此外，就是东亚地缘战略中的极端实用主义——紧密结盟美国——战略性 “搭便车”带来外部性成本极低的巨大利益。这些，就是资源极度短缺的日本靠外向型经济再工业化迅速崛起、长期维持世界第二大国却没再次在世界树敌的基本经验! （作者单位：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互动】本期调研报告主要参考文献：《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方案》《全国农村网站建站管理系统》由衷感谢相关领导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报告中涉及机构和专家的鼎力相助，欢迎各界关注中国三农事业的朋友来信、来电共同探讨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建议、提问、投稿、其他商业合作也欢迎与我们联系！山水天承客服中心 Tel： 021-61539093 400-007-6879 E-mail： fankui@shshtc.com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