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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1 2020 年整理版 民进会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编 2 2020 年整理版 《民进会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主 任：楚 庄 副主任：郑芳龙 委 员：陈益群 陈萃芳 刘 春 陈穗九 王炳舟 吴企尧 应中逸 毛启邠 徐德骁 范兴登 沈镜澄 2001·10 北京 3 2020 年整理版 目 录 重要文献 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王绍鏊 敝帚楼杂忆……………………………………王绍鏊 早期斗争 “下关惨案”前前后后………………………罗炳权 前辈业绩 马叙伦与新中国人民教育事业………………何东昌 回忆父亲马叙伦的一些往事…………………王女杰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我记忆中的赵朴初………………………张浩青 《片石集》前言………………………………赵朴初 写不完的柯灵…………………………………邓伟志 《周报》沧桑录………………………………柯 灵 严景耀与中国的犯罪学研究…………………水世铮 4 2020 年整理版 “东北甘地”车向忱…………………………毛启邠 民进的元老 我的良师益友…………………陈舜礼 我的父亲潘承孝………………………………潘家华 张纪元生平………………………………蒋群明 提供 怀念敬爱的伴侣张纪元………………………蒋群明 金芝轩先生生平事略…………………………乐时鸣 协商建国 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雷洁琼 从五一口号到群贤毕至的新政协……高建中 各民主党派精英进入解放区始末……赵福山 叶圣陶毅然“北上”……………………………商金林 乘风破浪上征程……………………………吴企尧 创建新中国的故事…………………………刘鹗业 人生回首 风雨同舟四十年……………………………何信泉 任凭风吹雨打 坚决跟党前进 ………………………………刘西林口述 民进人物 5 林梅整理 2020 年整理版 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许崇清同志………于 洋 诗歌未敢忘忧国……………………………林达威 怀念丁裕超先生………………………………赵柱家 会史钩沉 马叙伦在《民主》、《周报》等进步刊物发表文章目 录………………………………………………王女杰辑 马叙伦先生教导我跟着共产党走 ——我护理马叙伦先生的经过柯贵贤 略记一本史料的来由和归宿…………………吴企尧 关于民进港九分会的调查……………………郑芳龙 资料夹 旧政协…………………………………………… 民促 …………………………………………… 台湾民进党……………………………………… 6 2020 年整理版 重要文献 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 王绍鏊 辛亥那年，我正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开始参加政 治活动，以后又参加国会的选举，当选为众议院的议员，因此，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政党的活动情况，略有所知。但究竟事 隔五十年，加以自己当年写下的两卷大事记，在1941年日寇攻 陷香港时，和放在九龙寓所的其它书籍一起，都已化为灰烬。 所以只能把目前所能够想得起的点滴回忆，写在下面。 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立 清朝末年的知识分子，除了革命派和君主立宪派外，还有 相当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在留日学生中，属于中间状态的 也为数不少。他们学过一些资产阶级的法政，对于资本主义国 家的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最初虽 没有参加革命的组织，但以后看到清朝政府并无立宪的诚意， 其中大部分人逐渐倾向于革命，终于转到革命派这方面来了。 1911年，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纷纷独立，清朝政权已呈土 崩瓦解的局面。这时，章炳麟(即章太炎，编者注)在上海发起 7 2020 年整理版 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以各省联合起来， 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为号召。我在上海见到了章炳麟。他一见 我，就要我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 章炳麟原是光复会的首脑人物，又是当时誉满全国的文学 大师。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 会时，曾吸收光复会成员参加，并推章炳麟为同盟会机关刊物 ——《民报》的主笔。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我陪同 章炳麟到南京谒见孙中山先生，一同在座的还有临时政府教育 总长蔡孑民先生。章炳麟对孙中山先生说：“各省虽已先后独 立，但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情况十分复杂，需要一 个联合的组织，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对付袁世凯。” 可见章炳麟发起成立联合会，原来的意图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 不料上海的都督陈其美为了争权夺利，瞒着孙中山先生，暗中 指使蒋介石刺死了光复会的军事领袖陶成章。这件事发生后， 章炳麟对孙中山先生起了疑心；袁世凯挑拨离间的毒计也就有 了施展的机会了。 这时，袁世凯的野心已经日益暴露，而各地的革命力量正 是他篡夺革命果实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个形势，他一方面以北 洋军进攻武汉，想迫使革命军接受议和条件，从而扼杀革命； 一方面采取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对革命派施展拉拢分化的伎 俩，以扩大他的权势，削弱和瓦解革命的力量。在革命派方面， 不仅各团体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就是在同一个组织内部 也是互不团结的，而其领导人对于这种情况竟听之任之，没有 想尽办法去求得革命力量的团结，这就给袁世凯以可乘之隙。 正因为如此，联合会和以后的统一党，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袁世 凯猎取的目的物，并且确实被他所利用。这是我初出茅庐参与 8 2020 年整理版 政治活动所遇到的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联合会成立于1911年（辛亥）冬，总部设于上海。会长章 炳麟，下设总务、文牍、交际、会计四个科。其人选是：总务 科主任干事孟森、副主任干事黄云鹏，文牍科主任干事王伯群， 交际科主任干事王绍鏊，会计科主任干事张弧。1912年，联合 会又与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总部的各科人士照旧。据我 事后了解，张弧是袁世凯派进来的奸细。张弧是熊希龄的人， 也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就是利用熊希龄的关系介绍张弧混 入联合会的。联合会和统一党的经济权一直操纵在张弧手里， 其经费表面上说是从各方面募捐得来，原先我对此深信不疑； 以后随章炳麟先生到北京，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一些政 治内幕，才知道我们所花的可以说完全是袁世凯的钱。袁世凯 的另一亲信王赓（即王揖唐），经常与张弧秘密来往。合并为 统一党后，袁世凯又利用赵凤昌（字竹君）去拉拢张謇。赵凤 昌江苏常州人，原是张之洞幕府中人，以后做了统一党的参事。 张謇本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袁随庆军统领吴长庆到朝 鲜时，张謇是吴长庆的幕僚，曾受吴长庆之命教过袁世凯诗词 和八股文。但袁世凯做了北洋大臣之后，就改称张謇为“仁兄”， 不以师礼相待。张謇因此对袁世凯很不满。然而，张謇本身也 有弱点。他打着“实业救国”的招牌，和历任两江总督拉得很 紧，在江苏挪用公款办了许多企业。在武昌起义以前，最后一 任两江总督张人骏对他非常不满，大有威胁他缴还公款之势。 他为了此事遑遑终日，寝食不安。到了清室即将全面崩溃的时 候，张謇就乘机策动程德全宣布独立；此举既是为公，也是为 私。以后在应德闳任江苏民政长时，有人在民政公署内放火焚 毁了有关公款出入的档案，挪用公款的事情竟以不了了之。袁 9 2020 年整理版 世凯最喜欢利用有弱点的人。究系何人放火，固然是一个疑案， 但袁世凯之所以始终不追究此事，正是拉拢张謇的一种手段。 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员，大多数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 子，除了主要是江、浙两省的人外，以四川、云南、贵州几省 的人居多；其中不少是章炳麟的学生，更多的人则是仰慕章炳 麟的名望而参加的。 统一党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 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不久，孙中山先生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 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妥协派占了上风， 对北洋军阀的力量估计过高，同时对袁又抱有幻想．遂使孙中 山先生陷于重重包围之中不得已而辞职。最后孙中山先生辞职 的咨文中提出了三个附带条件，想以此约束袁世凯的政治野心。 其中关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任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 成为孙、袁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老奸臣猾的袁世凯制造种种 借口，不肯离开北洋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在这个问题上， 统一党和其他妥协派、妥协分子一样，唱着和袁世凯同样的调 子。他们害怕南北谈判破裂，于是随声附和，也叫喊定都北京， 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统一党的这种妥协性不是偶然的。统一党的成员，包括我 在内，大多是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念念不 忘在推翻清朝政府之后成立国会，并订出一部“像样”的宪法 来，以为这样就实现了民主，国家可以富强了。抱着这种想法 的人，不仅认识不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反而对他有种种幻想； 10 2020 年整理版 只要袁略施花招或稍加压力，便妥协屈服了。 统一党改组为共和党时的内部分歧 参加统一党的人，正如上面所说，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 知识分子，但其中也有偏左、偏右之分，更何况有些人本来就 是反动势力的代理人。因此，统一党的内部斗争，也是不可避 免的。我和章炳麟的学生四川人黄云鹏等，志趣相近，意气相 投，当时自称为“少壮派”。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我们和 张弧、孟森等人很不相同。我们始终主张限制袁世凯的权势， 不让他的野心得逞，但由于本身的局限性，加以社会经验不足， 把问题看得很简单，以致几次斗争都遭到了失败。1912年上半 年，当统一党将要和国民协进会、民社等政团合并组成共和党 时，统一党内部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焦点在于究竟与 国民协进会合并呢，还是与统一共和党合并？当时的情况是： 袁世凯为了扩张他的权势，企图把一些政党抓到自己的手里来。 以籍忠寅为首的国民协进会，其后台是梁启超，梁是完全拥护 袁世凯的，籍派人来和统一党联系合并的事，其动机可想而知。 统一共和党是宋教仁领导的，其成员大多是同盟会会员。宋教 仁当时是袁政府的农林总长，因为要搞议会政治，也很想加强 自己的政治力量。但是，有一个时期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反对改 组为政党，所以他希望把统一共和党和统一党合并起来，宋教 仁为此事曾到上海和章炳麟密谈过好几次。统一党在改组成立 时，吸收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这也是统一党被袁世凯和宋教 仁看中的一个原因。在统一党内部，章炳麟和我们这些“少壮 派”，不愿意完全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工具，主张与比较进步的 11 2020 年整理版 统一共和党合并，不同意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张謇、熊希龄、 张弧、孟森等人的打算，恰恰和我们相反。在这一场斗争中， 同我们“少壮派”站在一边的是少数，加以经济权掌握在张弧 等人的手里，章炳麟也无能为力。结果还是决定与国民协进会、 民社等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成立后，推黎元洪为理事长， 章炳麟、张謇、梁启超等为理事，并在北京成立了共和党本部。 以后，宋教仁的统一共和党并入了国民党。事后我这样设想： 如果统一党和统一共和党合并组成政党，使为数众多的处于中 间状态的知识分子跟着革命派走，中和左的两种力量汇合在一 起，则以后情况的演变，可能有所不同。或者袁世凯还不敢那 样过分为所欲为。当然，这也许还是我的一种天真的想法。 因为我反对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合并，便脱离了共和党本 部。那时我十分迷信议会政治，一心想当议员，就继续待在自 己的家乡——江苏，不愿意到别处去。不久，庄蕴宽任江苏都 督，找我去担任都督府外交司第一科科长。不到半年，参众两 院选举，因为现任官吏不能竞选，我便辞去了这个职务。庄蕴 宽为人比较开明，我和他来往密切。后来袁世凯于1914年召开 约法会议，六十个约法议员中，五十九人主张总统制，只有庄 一人主张责任内阁制。他的这个主张，也许是受了我的一些影 响。 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拉拢章炳麟，特地打电报邀请章到北京 去“商谈国是”，又派专人（大概是王赓）来沪迎接。我和黄 云鹏等人随行。到京后章炳麟受到袁世凯十分隆重的接待，并 且给了他一个东北筹边使的名义。章炳麟不知道这是一个有名 无实的官衔，还向袁世凯要了一万元开办费，到吉林走马上任 去了。他到东北后，无人理睬，碰了一鼻子灰又回到北京。 12 2020 年整理版 共和党成立后，统一党中一部分与“少壮派”关系密切的 地方组织，有一段时期保持了独立，没有和共和党发生组织关 系。袁世凯把章炳麟请到北京后，王赓曾召集北京的统一党党 员，请章向他们演讲。原先我们还以为北京的统一党也保持了 独立，没有并入共和党。但我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后，才弄清 楚北京的统一败涂地党完全是王赓一手搞起来的，不过打着章 炳麟的招牌而已，实际上和章炳麟毫不相干。它不但没有保持 独立，而且是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党员的机构，到国会选举以 后，又成了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的机构。那时，宋教仁住 在北京西郊三贝子花园（即现在的动物园），我常去看他。有 一次宋教仁先生对我说：“现在情况既已如此，你们还是并入 共和党吧！共和党内有比较进步的民社，而统一党还有不少青 年人，双方齐心协力，还是能够推动共和党为革命做一些工作 的。同盟会方面，现在大家都已同意改组为国民党。你们并入 共和党后，将来和民社在一起，可以和国民党互相提携。”我 回到南方，便把宋教仁的主张以及在北京的见闻，对苏州的金 天翮等几个保持独立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讲了，并建议他们不 必再保持独立。后来这几个地方组织也并入了共和党。1913 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过了两天 因伤重去世。我和钝初先生平时过从甚密，他给了我许多教益。 他的被刺，使我感到万分悲痛。 竞选议员的活动情况 1912年年底，参、众两院开始选举。参议院议员由各省省 议会选举，每省十人，众议院议员由各省分区选举，名额按照 13 2020 年整理版 各省各区的人口和纳税多寡比例分配。在选举中，我发现有贿 选的情况。以共和党方面来说，因为我不赞成统一党与国民协 进会合并，就受到共和党本部的排挤。各省提“少壮派”的名， 共和党本部总是通不过。 “少壮派”几乎都是地方上选出来的， 我就是得到同乡金天翮、金祖泽、钱崇威、费树蔚等老先生的 支持而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在当选的过程中，我还几乎被共 和党本部所排挤。地方上提了我的名，而共和党本部的特派员 某人就来同我商量，要我退让，放弃竞选，我的朋友都不答应。 接着，他们又派人到我的老家吴江县去收买我的选票，据我所 知，吴江盛泽镇就有五票被他们收买去了。共和党哪里有这许 多钱来进行贿选呢？无疑是袁世凯用勾结帝国主义搞来的大 借款在幕后作祟。 当时的竞选活动，除了有一些人暗中进行贿选外，一般都 采取公开发表演说的方式。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 到江苏的苏、松、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 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 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面高声叫喊：“×× 党××× 来 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集聚后，就开始演 说。有时，不同政党的竞选者在一个茶馆里同时演说，彼此分 开两处各讲各的。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偶 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但因讲的内容在他们听来不感兴趣，所 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有的坐在那里也不听。那时的选举 有许多限制，例如，没有一定数目的财产，就不能参加选举。 竞选者知道劳动人民不能参加选举，也就并不把注意力放在他 们身上；所注意的只是那些士绅之类的人。由此可见，当时从 事政党活动的人，所争的民权实际上只不过是“绅权”而已！ 14 2020 年整理版 这些来自士绅阶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联系依靠的也是士 绅阶层，同广大劳动人民是根本隔绝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很 容易被袁世凯这样的人所利用。 进步党完全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党 共和党组成后，在临时参议院中还不是多数党。1913年春， 袁世凯想在国会中建立一个他能操纵的足以压倒国民党的多 数党，从而控制国会，为所欲为。因此，他又进一步策动共和 党，同以汤化龙、林长民、蒲殿俊等人为中心的民主党，还有 王赓一手搞起来的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这个党终于在5月 29日组成，仍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熊希龄、张謇、汤化龙、梁 启超等人为理事。这个进步党完全是袁世凯的御用党。 在这次改组中，共和党内部又是意见分歧，再一次引起激 烈的争执。以前反对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的“少壮派”， 这次同民社的人站在一起，坚决主张与国民党提携，共同监督 袁世凯，不赞成合并为进步党，也就是不愿意成为完全拥护袁 世凯而同国民党相对抗的御用党。持这种意见的，共和党中有 议员八十余人。其中以四川、江苏、湖北三省议员居多，计四 川有黄云鹏等近二十人，江苏有王汝圻、徐兰墅、胡应庚、解 树强、王绍鏊等十余人，湖北有张伯烈、时功玖、胡鄂公、胡 祖舜等二十几人，另外还有其他各省的议员二十人左右。这八 十余人，约占参、众两院议员的十分之一，是一个不小的力量。 其中湖北的二十几人，大多是和武昌起义有关系的民社社员， 比较进步，又拥护黎元洪，所以也不同意合并。争执的结果， 我们这一部分议员保持了独立，没有合并到进步党里去，并且 15 2020 年整理版 抓住原有的共和党本部不放。有人称它为“新共和党”，其实 是没有并入进步党的“老共和党”。由于共和党的分裂，袁世 凯想使进步党在国会中成为多数党的企图始终不能实现。在这 种情况下，袁世凯只有继续从国民党内部去收买一些议员，另 外成立一些小政团，供他使唤。例如，刘揆一成立了相友会， 梁士诒成立了公民党，孙毓筠也成立了××会（已忘其名）等 等（其中刘、孙都是同盟会会员）。这些都是替袁世凯收买国 民党议员的机构。同时，这样一来，进步党的议席同这些小政 团的议席加在一起，袁世凯才控制了多数。 民宪党活动和国民党、国会被解散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以武力统一南方各省。但当 时国民党仍合法存在，国民党议员还照常出席国会。因为这时 袁还要利用他们选举自己为正式总统。 “大总统选举法”是“宪 法”的一部分，不能先行单独公布。但由于袁世凯利用十四省 都督联名发电提出先选总统的建议书，对议员施加压力，1913 年9月5日众议院作出了先选总统的决议，以后参议院也于9月8 日议决表示同意。袁世凯的这个无理要求之所以能够在国会通 过，除了被袁操纵的一批议员起了作用外，也是一部分议员妥 协的结果。他们对议会政治入了迷，以为反正国会能够约束袁 的所作所为，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一些也无妨。事实和他们想象 的恰恰相反，袁世凯登上正式总统的“宝座”后，更加毫无顾 忌，终于把国会一脚踢开。袁不久就借口宪法会议直接公布大 总统选举法，与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的规定不符，认为这样 做侵犯了总统的职权，向国会提出质问。接着提出了“增修约 16 2020 年整理版 法草案”，以图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又派代表要求出席宪法起 草委员会的会议。结果都遭到拒绝。到这个时候，袁就公开露 出他的狰狞面目，通电各省都督和民政长，说“宪法起草委员 会由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形成国会专制”，以制造解散 国民党、解散国会的舆论。袁的狐群狗党在他的授意下，大骂 宪法草案“荒谬绝伦”，国民党议员是“国民公敌”，并提出 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荒谬主张。 那时我天天到天坛去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起草工作，搞 了约有半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宪法起草委员会中进步党议 员汪荣宝、丁世峄，国民党议员张耀曾、谷钟秀、汤漪，还有 共和党议员黄云鹏、解树强等一部分人酝酿成立民宪党，其主 张是拥护宪法草案，拥护民主，认为国会议员除名应由国会自 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涉。但我觉得应当先把宪法搞出来，劝他 们不要在这个时期有所行动；如果这样做，适足以招致袁世凯 制造新的借口，攻击国会，阻挠宪法起草工作的进行。与此同 时，国会选举众议院的全院委员长，国民党议员张耀曾当选。 其实，这个委员长的职权不大，不过办些事务性的联络工作。 但袁世凯听说国民党议员当选了此职，大惊失色，竟说：“怎 么，国民党的势力还是这样大！”于是他下定决心解散国民党， 解散国会。1913年11月4日袁发出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派出大 批军警包围北京国民党支部，并在深夜里到每一个国民党议员 家里去搜缴议员的证章、证书，共得三百余件，计算下来，两 院议员仍够得上法定人数，还可以继续开会。接着，第二次派 出军警，把以前曾参加过同盟会、国民党而后来已被袁收买为 相友会、公民党等党派的议员的证章、证书搜缴回来。然而， 两次搜缴数还是没有超过两院议员的半数。于是又第三次派出 17 2020 年整理版 军警，把二次革命以前已经声明脱离国民党的议员的证章、证 书也搜缴回来。这样才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不 久，国会两院议长即宣布停止议事。民国以来第一次成立的国 会就这样被袁世凯抛弃了。 以上回忆虽系一鳞半爪，但不难看出：窃国大盗袁世凯醉 心于实力政治和独裁统治，当他还需要政党、国会作为“民主 政治”的点缀品，或者这些东西还可以作为他的御用工具时， 他还是用尽心机，不惜工本，要把它们抓在手里；当他不需要 政党、国会时，就把它们一脚踢开。同时，也不难看出：在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影响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论向君主专制政府要求君主立宪，还是 向封建军阀政府要求民主立宪，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由 于他们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既有矛盾，又有密切联系， 就使得他们非常软弱和动摇，有很大的妥协性，容易被反动统 治者所利用，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政治工具。他们本身既没有多 少力量，在当时的条件下，又必然脱离劳动人民；他们依靠的 只是士绅、军队，特别是对外国帝国主者抱有很大的幻想，所 以不可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领导 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历史任务，只能由中国的无产阶 级通过其先锋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一段历史告 诉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参加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在中 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作于1961年） 18 2020 年整理版 王绍鏊自传手稿：“从此，我对于议会政治在中国能否推 行开始怀疑起来了。” 19 2020 年整理版 王绍鏊 1912 年当选众议员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证章。 王绍鏊 1912 年 5 月参加共和党的徽章和 1913 年 2 月参加 国会第一次会议的纪念章。 20 2020 年整理版 敝帚楼杂忆 王绍鏊 因许久不与文字为缘，笔下俗尘山积，扫之不能净，曰敝 帚楼者，以自况也。民国三十年“一·二八”之役，余适居留 九龙，只身出走，书物尽失，其中有辛亥以来大事记两册，关 于一事之起讫年月，及扮演脚色，均详载靡遗。余素性雅不喜 劳神于琐屑，故平时不作日记，而遇大事则记之特详。今不幸 失此两册，前事已不复能全忆，只可约略写出，毫无系统可言， 故曰杂忆。 辛亥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章太炎先生乃组织中华民国 联合会，以统一相号召，嗣即改为统一党。当时，余承乏交际 科主干，而会计科主干则为张弧，大共和报总主笔为王月波。 但闻张氏背后，有财东支持，无虞匮乏。余是时纯为一天真未 凿之青年，信以为真，直至王揖唐利用太炎之统一党独立，一 变而为收买国民党党员之工具时，始悉张弧、王月波辈均高等 特务，而以绥靖太炎、主张统一、反对中山先生之南京政府， 为其任务者。余先以力争统一党与宋钝初之统一共和党合并不 成，愤而赞成统一党独立，至是始大呼上当，而翻然变计矣！ 余之当选众议院议员也，虽籍隶共和党，而并不为共和党 本部所提出，且当选举之初，曾再三示意，令余退让，不可； 则百计以破坏之，又不成，故余入京时，特将议员符号藏匿， 21 2020 年整理版 以避免该党本部之招待，盖欲以无党无派之身，与各方相周旋 耳。嗣探悉该党少壮派人数力量，尚不微弱，其所主张共和、 国民两大党提携以监督袁世凯之说，正与余之意见相同。而该 党元老派熊希龄、张謇、梁启超辈，已通过王揖唐、张弧等关 系，与袁世凯相勾结，力倡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之说， 以战胜国民党、拥护袁世凯为职志。双方斗争，业经开始。余 乃决计加入共和党少壮派阵营，以共同奋斗。其后共和党虽卒 与民主、统一两党合并为进步党，而少壮派同人，仍独立而组 织新共和党（实即老共和党之独立），以实行与国民党提携， 使进步党在国会内仍不能占得多数议席。迫令袁世凯不得不令 景耀月、孙少候、刘揆一辈，再组织各种小团体，以分化方法 收买国民党议员，以争取国会内之多数。迨此目的卒不能达到， 而袁氏遂有解散国会之企图矣！ 使余首次感办党头痛者，即在民二（民二，即民国二年， 文中多有此说法，编者注）共和党独立之时。所谓少壮派者， 穷措大实居多数，除鄂之民社派由黎元洪秘密津贴外（当时并 不知悉，直至民五国会恢复时，胡祖舜与胡鄂公大闹，始戳穿 西洋镜，新共和党乃再次破裂，此是后话），余皆赤手空拳， 不名一文。顾办党经费，又必须支出，乃不得不分头筹措。曾 忆向吾乡父老一呼将伯，即首遭费树蔚氏之痛斥，费氏与袁克 定为连襟，固无怪其然，然各方亦绝无加以援助者，余乃至负 债累累，不得不弃产以为偿，始感吾国政党，一无经济背景， 议员选出，即等于弃儿，无人照顾矣。除非依大军阀为靠山， 如进步党之于袁世凯，始能长袖善舞，至少亦必如官僚兼买办 之唐绍仪辈，从克利斯浦等借款中，得到若干回扣，始能一跃 而取得代理国民党理事长之地位。可笑亦复可怜，民国以来各 22 2020 年整理版 政党经费所从出，可以思过半矣。 国会开会后不久，即由参众两院各选举宪法起草委员三十 名，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择定天坛为会所，以示民宪至高无 上之义。 余在宪法起草委员中，年最少，亦最天真，以为一部宪法， 即可拨乱反正，故埋头制宪，乃为唯一无二之救国大计，而孰 知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各国宪法，本皆由政治斗争胜利而产生， 不问其胜利之阶级背景如何，而皆为一种群众势力之结晶，实 毫无疑义。然在吾国当时，二次革命，已完全失败，袁世凯非 法逮捕褚辅成等八议员，已威胁至国会本身，而宪法起草会同 人，犹不顾一切，以完成此中华民国第一次之宪法草案，不可 谓非吾国书呆子之奇迹。 是时袁世凯尚为临时大总统，急欲圆其正式大总统之美梦， 且对于宪草，颇欲有所干与，特派其亲信顾鳌、程克、施鹤初 等四人（施仅忆其字，不记其名，余一人则忘之矣），至天坛 访问，并要求出席起草委员会陈述意见，为同人等所峻拒。嗣 乃有种种暗示，谓“不选将自为之”，遂迫令国会不得不用单 行法方式，提前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先选总统，以为从此妥洽， 可免横决之虞矣。而孰知事乃有非妥洽所能倖成者，盖一波方 平，一波又起矣，国会自身既无实力以为保障，妥洽与不妥洽 奚别焉。 先是，袁世凯疾首痛心于临时约法责任内阁制之过于束缚， 乃嗾使其党徒王揖唐、陆宗舆、王印川（即王月波）辈，在天 坛起草委员会内，力倡总统制之说。自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 其激烈分子，非捕杀禁锢，即亡命海外，余子碌碌，以为皆可 胁诱也。而孰知事乃有出于彼意料之外者。汪荣宝者，进步党 23 2020 年整理版 员而袁氏之幕僚也，然其所主张，亦坚持议会政治之信条，当 其夕入总统府也，大为袁氏所申斥，但翌朝到会，又滔滔然骋 其雄辩阐发英宪精义矣。盖吾国知识分子中，多书生之见，即 今之所谓机械论者，不问我国政党有无经济背景，但迷信英国 式之议会政治者，当时各党派中，如汪荣宝者，颇不乏其人， 故王揖唐辈纵竭力为总统制宣扬，而结果适得其反，此固已大 不满于袁氏矣。 未几，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酝酿民宪党之组织（余以 专心致志于制宪，却并未参加），在进步党方面，汪荣宝、丁 世峄、汪彭年等，国民党方面，张耀曾、谷钟秀、汤漪等，新 共和党方面，黄云鹏、解树强等，其网罗之范围甚广，其影响 也甚大。迨众议院选举全院委员长时，张耀曾以得票几及三分 之二当选，乃使袁世凯大惊失色，以为国民党在国会内之势力， 仍如此其庞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乃决计解散此国会 矣。 初，袁世凯将对南用兵，乃先向英、法、德、日、俄五国 银行团商善后大借款，以监督财政管理盐务为条件，英使朱而 典在幕后策划操纵，最为活跃，实为外交团之灵魂（先为六国 银行团，嗣以美国不愿干涉我国内政，宣告退出）。其与我国 政府要人秘密聚议地点，则在汇丰银行。当国会开会之初，两 院同人，纷纷提出书面，质问善后大借款事，为国会对袁政府 所开之第一炮。袁氏乃授意北洋各都督，联名通电，痛斥国会 议员“不顾大体无理取闹”，是为军人干政之滥觞。后来解散 国会之预兆，即已隐伏于此矣。 然是时清议犹盛，袁氏犹有所顾忌，乃不得不拉拢进步党 内之中间派，以供其玩弄。其时共和党少壮派虽已独树一帜， 24 2020 年整理版 不受袁氏之牢笼，而孙毓筠（即孙少候）之某会（忘其名，陶 菊隐六君子传，称孙氏曾组织民宪党，则绝非事实），刘揆一 之相友会、景耀月之政友会（孙刘景三氏俱同盟会老同志而投 奔袁氏者），皆属御用团体，陆续收编国民党议员，已有相当 人数，再加进步党议员，已超过半数以上，乃通过所谓“名流 内阁”，熊希龄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司法，张謇农商，皆入其 殻中，袍笏登场矣。 关于“速选总统”一节，袁氏恐暗示之犹未足以促其成也， 又嗾令十九省都督，以鄂督黎元洪领衔，来电坚决主张，卒于 民国二年十月六日，在众议院召开大总统选举会。是日，两院 同人已全体出席，将行选举矣（陶菊隐六君子传叙及选举会事， 谓“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云云，与当时事实不符）。突有军警 化装之公民团数千人，包围国会，水泄不通，扬言“不选出袁 世凯为大总统，不得出院”，此实为民国史上最愚蠢可笑之一 幕。当时二次革命已失败，中山、克强两先生已亡命国外，大 总统一席，已绝无竞选之人，苟非公民团之暴行胁迫，以激起 国会中稍有正义感者之愤怒，即一次选出亦可也，何至一次二 次俱不足法定票数，直至第三次与黎元洪决选始行当选耶（按 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第三次选举，以得票最多数之二人决选之）。 余即因愤慨而始终不投袁票之一人，与余有同感者，实繁有徒， 相持至于午夜（同人等因激愤过甚，务欲令袁氏从决选中选出 而后快，虽饥火相煎，不顾也）。始依法将袁氏选出。人皆以 为公民团之力，而主持公民团者，亦自以为己之功，菽麦之不 辨，是非之不分，莫此为甚，何怪民六国会讨论对德宣战案， 段祺瑞、徐树铮辈又如法炮制而以为得计耶！ 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后，固已视国会为无用之长物， 25 2020 年整理版 迨张耀曾当选为众议员全院委员长，则更疑神疑鬼于国民党在 国会内之威望，一若芒刺在背，乃汲汲焉欲解散此国会，以遂 其独裁之阴谋。顾又恐违法以解散国会，将为舆论所不容，为 内阁所梗阻，乃妙想天开，利用国民之苟安心理，藉二次革命 为口实，将一切祸乱之责任，悉诿诸国民党，甚至天坛宪草内 关于议会政治各条，亦诬指为国民党作乱之工具，一面下令解 散国民党，并撤消其议员资格，一面密谕军警机关，出动大批 人员，星夜遄赴各该议员寓所，追缴其议员证书、证章，此民 国二年十一月四日事也。 此解散国民党并撤消该党议员资格之命令，乃赫然有号称 “名流内阁”国务总理熊希龄之副署。说者谓熊氏在热河都统 任内，曾盗卖清室行宫宝物，其告发者即为袁氏之特务人员， 其把柄亦已落入其手中，故熊氏不得不俯首以听命耳。其后， 袁氏在将发动筹安会讨论帝制以前，复嗾使肃政史王瑚提五路 大参案，以诱胁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等，使负筹备大典时财务上 之责任。盖使贪使诈，为专制独裁者牢笼功狗之不二法门，自 古已然，于今为烈，然正惟贪诈者乃始受其牢笼耳。 当国民党议员资格撤消令之开始执行也，进步党负责者方 面，谓此事与其他党派无涉，甚至有电促其候补议员火速入京 听候传补者。迨后发现业已脱离国民党之议员，亦被军警追缴 其证书、证章，始知事态异常严重，非仅解散国民党所能了。 盖袁氏处心积虑，乃在解散国会而不居其名，其撤消国民党议 员资格，不过一种手段耳，方法耳。其最初一批所追缴证书、 证章者，确为当时之国民党议员，顾两院开会，仍足法定人数， 并不因此而受其影响。乃夤夜开第二批名单，凡曾入国民党而 现隶政友会、相友会等会之议员,亦不得免焉。至第三批名单， 26 2020 年整理版 则早已脱离国民党而加入进步党内旧统一党（指王揖唐之统一 党而言）之议员，竟亦不得免焉。一日之间，騠骑四出！所谓 “国民党议员”之证书、证章，追缴甫毕，国会遂不足法定人 数而不能开会矣。 于此有可注意者，国民党固已一变而为乱党，其议员亦已 一变而为叛徒矣！然进步党及新共和党之两院议员，从未参加 过国民党者，犹有数百人在焉（此数不复记忆），对此数百人 者，欲加之罪，又患无辞（当时尾巴之名，尚未发明，故新共 和党同人得幸免于罪，一笑），乃诿过于国会本身之不能开会， 复假手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组织之所谓“政治会议”者，根 据其救国大计案之呈复，乃于翌年一月十日，下令停止非国民 党之两院议员职务，可谓尽迂回曲折之能事。袁氏之诡谲权诈， 于此可见其一斑矣。 尚有两事，为一般政论家历史家所忽视而实非常重要者， 袁氏在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后，不久，即据各省都督呈文，解 散各省省议会，并撤消各级地方自治。此两事实对全国中上层 知识分子，来一迅雷不及掩耳之打击，而中其要害者。当时下 层群众，犹毫无政治组织，其对政治有兴趣者，惟中上层知识 分子耳。而此中上层知识分子，既无雄厚之经济背景以为后盾， 其组织亦异常脆弱，仅恃各省省议会及各级地方自治，掩护以 为根据地，等于城狐社鼠而已。今猝遭此当头一击，不觉眼花 撩乱，皇皇然不可终日，自顾且不暇，何暇顾及中央之政治？ 当时一任袁氏以只手掩尽天下人耳目，莫不噤若寒蝉者，职此 之由耳。 袁氏既得其志，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由政治会议，而 所谓造法机关之约法会议，而代行立法之参政院，其议员悉为 27 2020 年整理版 其直接间接所指派，故其修改约法及大总统选举法，亦悉如其 意旨。其任期，由三年一任，而十年连选得连任，以至于终身， 而继任总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传贤传子，悉无限制。其用人 行政大权，则集古今中外专制独裁之大成，名为总统，实即皇 帝。然犹以为未足，必即真而后已，乃利用国人媚外之心理， 先命其美籍顾问古德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发表君宪论文， 以资号召。复嗾使杨度、孙毓筠等六君子发起筹安会，讨论国 体，梁士诒、朱启钤等组织请愿联合会，实行公民请愿。最后 由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假托民意，推戴袁氏为中华帝国大皇帝， 并委托参政院为总代表，上书一再推戴，袁氏乃始接受，此正 袁氏志得意满之时也。而孰料蔡锷起义云南，全国群起响应， 洪宪年号，仅八十三日而告终，此何故耶？众怒难犯，专欲难 成也。 袁氏利用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后，即将国民党议员资格撤 消，利用进步党以解散国民党后，即将进步党人一脚踢开。尝 闻诸当时之机要局长张一尘氏，凡梁启超、蔡锷所上条陈，袁 氏绝不过目，问之，则笑曰，渠等得丰衣足食足矣，盖以猪仔 畜梁蔡等也。加以各省省议会及地方自治撤消后，民气无由宣 泄，而处高位者，均属贪诈之流，以逢迎为能事，故虽民怨沸 腾，而袁氏仍冥然罔觉，自以为天与人归，实则已众叛亲离矣。 袁氏本以欺骗人民欺骗部下起家，而其终也，适足以自欺而已。 袁氏称帝之前，惧北洋旧将之不服调度也，乃创立所谓模 范团者，团长由袁自兼，以训练十师军官为目标，分五期训练， 每半年一期，第二期以袁克定为团长，欲创造新势力，以代旧 北洋系统，因克定骄矜之态，不可一世，遂使段祺瑞、冯国璋， 益怀疑惧之心，造成土崩瓦解之局势，此亦一重要因素也。 28 2020 年整理版 尤为袁氏致命伤者，对日外交失败至不可救药是也。日本 乘第一次欧战方酣、列强无暇东顾之机会，突于民国四年一月 十八日，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之无理要求，逆料袁氏正在进 行帝制，无力抗拒，势必全部接受而后已，故于提出之初，严 嘱中国方面，绝对秘密，不得泄漏，盖欲造成既成事实后，始 行宣布耳。此事在日人方面，亦属估计错误，初不料袁氏做贼 心虚，未敢贸然承诺，欲用拖延政策，以为观望之计，乃大触 日人之怒，于同年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 复，而袁氏卒以对日屈膝闻。当时舆论大哗，袁氏之威望，从 此堕落，莫可挽回矣。然日人之欲望，犹未能满足，且知袁氏 之必失败也，乃复弃之如敝屣，转而对袁落井下石，盖欲见好 于吾国人，以为后图焉耳。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 益，会同英、法、俄三使提出联合警告，展期举行帝制，又于 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单独向袁政府提严重要求，限十五日之前 为诚意之答复，十五日又会同英、法、俄、意四国公使，提二 次警告，迫袁氏答以“本年内决不实行帝制”。翌年，袁氏派 周自齐为贺日皇加冕特使，日人又拒不接待。凡此日人所为， 皆于袁氏大为不利，袁氏撤消帝制，诚不得已也。 帝制撤消后，袁氏仍恋栈不去，各方面纵横捭阖之风甚盛。 南京之冯国璋，徐州之张勋，蚌埠之倪嗣冲，最为活跃。而尤 以冯氏野心为最大，阴欲酝酿第三政府，仿照辛亥年临时参议 院故事，邀集未独立各省代表开会于南京，推选临时总统，再 改选新国会，以产生正式总统，则此席必属冯氏无疑。是时， 研究系之林长民，则由张一尘氏介绍，潜入冯幕，与旅居沪上 之汤化龙氏，互为声援，参与机要，盖欲排斥民党，排斥西南， 择民元约法之利于己者用之，其不利于己者删之，他日为号称 29 2020 年整理版 “再造共和”之段祺瑞所策画者，已一一为冯氏借箸以筹。不 意张、倪两氏，别有用心，冯氏一人，无力操纵，加以西南五 省军务院组织成立后，即宣布袁氏已丧失总统资格，依法应由 黎元洪继任，全国舆情，无分南北，一致拥护，遂使南京会议， 黯然无光。值袁氏去世，此会议遂亦无疾而终。惟于此有欲一 言者，凡列席南京会议各代表，皆为张勋邀往徐州，继续开会， 张氏俨然以盟主自居，迨徐树铮奉段祺瑞命南下，对于张氏， 曲意笼络，张氏遂自谓天下英雄已尽入殻中，他日复辟之动机， 实源于此焉。 袁世凯殁后，北洋派之重心，移于段祺瑞之门，段氏拥护 黎元洪氏继任大总统，而己则为之国务院总理，府院之间，宜 若可以诉合无间矣。然未几而府院之争，勃然爆发，乃至于不 可收拾。其故何哉？属于制度方面所造成者半，而属于政治方 面三数政客挑拨离间所诱致者亦半焉。 吾国之内阁制，与法国迥异。法国国务会议，可在总统府 举行，总统亦可出席国务会议，故总统与总理，朝夕相见，毫 无隔阂。盖内阁制之精神，一方面，固在防止“野心家”之总 统，假民主之名而行独裁之实者，然在另一方面，实欲减轻总 统政治上之责任，巩固其地位，以免时为政潮所牵涉，而动摇 国本耳。顾吾国民元约法上之内阁制，其用意完全偏重在防制 一方面，盖当时宋钝初氏一夜所草成之“急就章”，实为对付 袁世凯而设，故总统只有签名盖印之职责，而无参与国务之机 会，平日与总理绝少晤面之缘（总统固不甘移樽就教，而总理 亦不愿听鼓府中，故彼此无缘晤面）。惟恃府院两秘书长传递 文书，以资接洽而已。故两秘书长而得其人，则府院可以无事， 否则将为两秘书长操纵利用，府院之争，无可幸免，此属于制 30 2020 年整理版 度方面者也。 段氏既为政治重心所系，自为各方争取之目标。彼首唱毁 党造党之说，而实际上以联段为其基本策略者，以梁启超为巨 擘焉。梁氏与其同志辈，在名流内阁时代，因撤消国民党议员 资格一事，得罪于民党，惧旧国会恢复之不利于己也，故自始 加以反对。汤化龙在辛亥起义后不久，即受民社派之排挤，为 黎元洪氏所逐，故对于黎氏继任，亦阴图破坏。迨两氏策划， 俱归失败，乃转而与段氏深相结纳，欲藉北洋派之势力，一举 而恢复彼等政治上优越之地位，故一面构煽督军团，以压迫国 会，一面又为冯国璋设计争取副总统，以为取黎而代之之准备。 此世所称研究系之阴谋事件，在国会方面，固早有揭破之者， 揭破之诚是也；然揭破之后，不从根本上从事于政治之改善， 而反尤而效之，相激相盪，如中疯狂。丁世峄一入总统府为秘 书长，即与徐树铮（系国务院秘书长），絜长较短，启府院之 衅于先。孙洪伊受研究系排斥，不得志于段氏，乃复推波助澜 于其后。甚至信江西政客郭同之言，为黎氏拉拢辫子军首领张 勋，谓可以抵制督军团也，卒至引狼入室，招来复辟之祸。此 三人者，与梁汤辈均属进步党旧人，而乃形成两个壁垒，致府 院于分裂，隳共和之国祚，此属于政治方面者也。 吾国各党派，在分合变化之过程中，往往支离破碎，至于 不可究诘，何也？其中有远因焉，有近因焉。 远因为各党派所从同，乃与我国社会经济之背景有关。自 秦灭六国，迁山东豪杰之士于咸阳以后（山东者函谷关以东， 指六国也。豪杰之士，指六国之贵族，有土地有人民者，即苏 联学者所谓土豪封建余孽也。迁咸阳者有永久集中营之义）， 二千年来，典型之封建社会所适用之长子继承制（中国因有妾 31 2020 年整理版 制，故犹分嫡庶），遂为平均分配之遗产制所代替。土地以细 分而形成小农之结果，其经济背景之势力，甚为薄弱。就阶级 而论，大都属于小资产一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故散漫交 错，不易团结。此等社会，在政治上，易为独裁专制之军事集 团领袖所吞噬，在经济上，易为官僚资本、豪门资本、帝国主 义所操纵榨取兼并。除非根本上废除遗产制度，走向社会主义 之大道，则民主集中，自当仁不让。否则各党派分合变化之过 程中，未有不支离破碎者，何也？经济背景，过于渺小，力不 足以胜泱泱大党之任也。此所谓远因也。（法国大革命后，僧 侣贵族之特权，既已撤销，土地权之长子继承，亦因以废止。 故法国在都市上，虽不失为一资本主义之社会，然其在农村中， 土地因分割而成为小农，英美之农业经济学者，至讥为“二儿 制度”，谓其不可多育也。在政治上，法国所以小党林立，实 由此等经济背景所造成，非民族性有不同也。英国至今，僧侣 贵族之特权并未撤销，故其土地权，在本质上，永远集中于少 数人之手，保守党恃为不可摧毁之地盘，亦固其所。美国虽无 传统之贵族，但学者醉心于大规模经营农场之利，倡为农场不 宜分割之论，故其习惯上，农场往往为一子所独得，其经济背 景，即民主党依以为命者。至若美国共和党之为独占工业资本 集团所组织，英国自由党之为第三阶级所组成，其经济背景之 庞大，不待言而自明。惟何以英国劳工党成立后，自由党乃萎 缩至于不可思议，则不能不一言以为诠释。盖劳工党之经济背 景，为基而特，而基而特之组织，不以横而以纵，凡一业有一 业之基而特，上自董事长、厂长、经理、副经理、总工程师、 工程师，下至于工头，靡不为基而特之社员，实即大大小小之 资本家也。此大大小小之资本家，昔曾为自由党之虾兵蟹将者， 32 2020 年整理版 今则为劳工党党员矣，自由党除少数将校团外，已悉为劳工党 所缴械，宜乎其萎缩至于不可思议也。要而言之，英美之所以 有两大党，而法国之所以小党林立，全由于经济背景大小之不 同，而与民族性毫无关系。吾国经济背景，与法国相似，故各 党派之支离破碎亦相似，此不可不注意者也。） 至于近因，尤为复杂，或以个人关系，或以地域观念，或 以党费来源之分割，皆足以致党派之分裂，而政见之异同不与 焉。 先言国民党，在癸丑二次革命前后，孙（中山）、黄（兴） 两派，意见已极不一致。孙氏在宋（教仁）案发生时，即主张 声罪致讨，先发制人，而黄氏则力主法律解决。孙氏又主张索 性退为在野党，专从事于教育实业，以为后图，黄氏又不赞成 之。徘徊复徘徊，蹉跎复蹉跎，迨四督免职令下，仓猝应变， 则为时已晚矣。孙氏亡命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而黄氏则亡 命南洋，发起欧事研究会，前者以献身革命为职志，而后者以 沉机观变为方针，双方志趣，完全不同。分道扬镳，亦固其所。 迨倒袁军兴，黄氏一派，利用岑春萱氏旧日之资望，以为推动 两广军事之工具，加以所网罗者，多干练之才，切实致用，是 其所长，倘使能与孙氏理想相配合，其所成就，或不止此，顾 彼此龃龉，不可复合为可惜耳！袁氏殁后，孙氏之中华革命党， 由日本东京移设上海，仍致力于革命道路之觅取，一面与进步 党中之孙洪伊一派合作，以民友会之姿态，出现于国会。而黄 氏之欧事研究会，亦在上海改组为政学会，推岑春萱氏为最高 领袖，说者为黄氏甘居幕后，不作第一人想者，乃其投机取巧 之素性使然，非其魄力有不足也。黄氏去世后，岑氏之官僚作 风，不复能使政学会发扬而光大，仅恃二三议会领袖如张耀曾、 33 2020 年整理版 谷钟秀辈在国会中分得一政团之地位而已。国民党中之第三派 曰益友社，则与唐绍仪、陈炯明两氏有密切关系，唐氏以官僚 而兼买办之资格，运用其金星保险公司之资力，与粤之新军阀 陈炯明氏互相朋比，以争取政治上举足轻重之地位，吴景濂、 褚辅成、王正延等，其国会中之代表人物也。国民党之第四派 曰丙辰俱乐部，原为陆荣廷氏竞选副总统之机构，其中多桂籍 议员，而中华革命党一部分同人，以欲与北洋派之冯国璋氏相 抗，亦加入为之谋主，迨陆氏竞选失败，此一部分同人，遂与 民友会合流，其余则分属益友、政学，名存实亡矣。比国民党 分裂之大略情形也。 次言进步党，其分裂之因，早种于民二熊希龄副署撤销国 民党议员资格之命令之时。熊氏与梁启超、汤化龙辈，事前确 有默契，以为国民党议员资格撤销后，可传进步党之候补议员 递补也。当时该党中反对最烈者，以丁世峄、孙洪伊为首，萧 晋荣、王乃昌、汪彭年、郭同、彭介石、牟琳、龚焕辰等，均 此派中之佼佼者。杨幼炯之中国政党史，误以国民党之叶夏声 为该派重要党员，不知其何所根据。在袁世凯帝制运动中，丁 世峄曾任山东省代表，出席南京徐州两会议，以利害说冯国璋， 俨然以反袁中坚自豪。孙洪伊亦于是时南下，与民党方面，取 一致行动。迨国会恢复，该派即独树一帜，组织韬园之俱乐部， 以与梁启超、汤化龙等为敌。其后复号召组织宪法商榷会，欲 尽网罗国民党议员及新共和党同人，以争取两院之绝对多数， 其志则大矣，其势则有所不能焉。盖国民党自身，早已四分五 裂，遑论与其他党派相团结。矧孙洪伊倡联冯分段之论（即联 冯国璋以分段祺瑞之势，所谓分化北洋派政策是也。其后又改 称联冯倒段），亦与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辈之联段政策，背 34 2020 年整理版 道而驰（杨幼炯之中国政党史，误以政学会为谷钟秀、张耀曾 所组织，由其不知中国政治史实所致）。故宪法商榷会仅为一 时交换意见之机关，亦旋踵而归于失败。最后乃与中华革命党 两院同人及新共和党之一部分吴宗慈、王湘等，组织民友社， 以与段内阁相抗，此进步党之最左一派也。其最右一派，为梁 启超、汤化龙之宪法研究会，即世所称研究系者是也。梁氏深 知进步党分裂之决不可免，故首倡毁党造党之说，以为清除异 己之计。进步党从袁世凯大借款中分得之赃，悉归梁氏掌握支 配，故长袖善舞，非丁世峄辈所能望其项背，上海之通易信托 公司，其金融枢纽也，董其事者，黄群也。其代表人物，除梁、 汤外，有王家襄、陈国祥、刘崇佑、林长民、梁善济、李国珍、 籍忠寅、周大烈等。其主张为中央集权，一院制，宪法不规定 地方制度。对于段内阁，则始终为无条件之拥护，此其大较也。 进步党中之第三派，为宪法讨论会，其领袖张国淦，实为黎、 段二氏之居间人物，其在议会中之代表，有旧国民党之孙润宇、 江天铎、朱兆莘，进步党之陆宗舆克希克图（原文如此——编 者注）、梁士贻系之马小进、乌泽声等，实一大杂拌也。其对 于宪法及政治上之主张，则与研究会完全一致，亦步亦趋，世 人往往以研究讨论两系并称，职此之由耳。其他尚有梅光远、 李兆年之衡社（中国政党史称衡社为湖南官僚派梅光远、李兆 年所组织，查梅氏赣籍，李氏闽籍，均非湘人，李氏则系闽省 地方士绅，其政见过于保守则有之，不得以官僚论）、四川刘 莹泽之友仁社等，均卑卑不足道者，此进步党分裂之大略情形 也。 再次言新共和党，在国会恢复之初，鄂议员旧民社一派， 忽发生互哄事件。盖因胡鄂公氏在民二共和党宣告独立后，曾 35 2020 年整理版 私以共和党名义，向黎元洪募得捐款十万元．为胡祖舜氏所揭 发，互哄甚烈。川、苏两省同人，对此颇有避之若逸之感，乃 决计与鄂省同人割席，另行组织曰平社。当时同人等之思想， 皆以中立派中之硬派自命（即中间偏左之义），即余亦以为公 正无私，前途纵有困难，必能为主观力量所克服。至今思之， 可笑亦复可怜。当平社组织之初，余实为最努力之一人，迨后 乃一变而为最消极之一人，即平社开成立大会时，余亦未能出 席。黄君云鹏被选为党务部长，徐兰墅、廖希贤副之，余忝任 政务部长，副余者是否为解树强、向乃祺，都已不复记忆。余 之所以突趋消极者，表面上，以余结发妇殷女士爱珍产后变病， 一夜间热入血海，翌晨两目尽赤，已告不治。皆因余鞅掌国事， 未能照顾周到所致（此亦系事实，余夙喜研究中医之学，余妇 前四胎，均余亲自照顾，开方服药，即有难产，亦平安度过， 此为第五胎，余以忙于平社之组织，乃以余妇生产事，托友人 北京医院院长侯君希民全权照料，既不遇到，事后电邀，又托 词不来，致变起仓猝，无可救药，吾国时医之唯利是图，不负 责任，大率如此，良可叹也）。余悲悼之余，乃有此极端之反 应。实则余内心之日趋于消极，不自此日始，盖犹有更重要之 原因在焉。吾苏自辛亥革命以来，地方政治势力，悉为巨绅张 謇等少数人所掌握，后起者几无活动之余地，吾辈十数书生， 赤手空拳，欲为平社筹措政治上经费，岂但捉襟见肘，直不可 能耳。仅恃川省同人，从地方军阀或与地方势力有关之财东方 面，乞其余沥，以资挹注，逆料其万万不能持久，则自命为中 立派中之硬派者，一开始即将有被软化之虞．苦心焦虑，徬徨 无计，乃藉悼亡以表示消极，其后平社同人，渐与段派之靳云 鹏接近，卒参加靳氏所组织之中和俱乐部焉（中和俱乐部，乃 36 2020 年整理版 一混合体，而非组织体，实为各党派交换意见之机构，故不曰 加入，而曰参加）。至新共和党中之其他各派，亦因意见分歧， 分道扬镳，或入民友会，如吴宗慈、张大昕等，或组宪友会， 如张伯烈、胡祖舜、何雯等（中国政党史，误以旧国民党员之 骆继汉隶新共和党，何雯误为何虔）。宪友会后亦参加中和俱 乐部，此新共和党分裂之大略情形也。 其他各小团体，如李庆芳、田应璜等之宪法协议会，景耀 同、孙钟等之苏园，王人文、李自芳等之静庐，杨士聪之宪政 会，皆脆弱不足轻重，迨靳云鹏组织中和俱乐部，乃悉加网罗， 以为摇旗呐喊之用而已。尚有所谓政余俱乐部者，原为彭允彝 氏所组织，其中分子，十分之一二跨政学会，十分之八九跨益 友社，故不啻为益友社之外围组织（中国政党史，误以政余俱 乐部为王正廷、褚辅成因反对参战脱离益友社后，另行组织之 政团。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於兹值得一言者，国民党议员 中，此次未加入任何政团，而独往独来，专心致志于宪草之完 成者，不能不推汤漪氏为巨擘焉。汤氏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长，其所主张，地方制度加入宪法，省长民选，以当时确为推 动思潮之一种原动力，回忆前尘，已逾一世（三十年为一世）， 可慨也。 各政团（此等政治团体，既乏经济背景又无群众基础，故 只可谓之政团，不得以政党论也），在国会中引起纠纷最大者， 为地方制度加入宪法及对德外交问题，二者与政争，存在有密 切之关系。盖在民党方面，欲藉地方分权以分化北洋军阀，又 欲扶植地方小军阀，以粉碎北洋之大军阀，故力主地方制度规 定在宪法中，各省得自制省宪，省长应由民选等等。当时，余 亦渐觉中央政治，已无及时改善之望，对于地方政治，大有责 37 2020 年整理版 无旁贷之感，乃由议会政治之思想，一变而为联省自治之信徒， 直至民十五、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为止，余遵此信条而行，未尝 或踰也。庸讵知地方政治不过整个政治中之一环，苟整个政治 问题不能解决，地方政治，又奚能为。犹之洪水横流，尚未能 入海之时，难尽力于沟洫之修整，奚益焉，洪水一至，沟洫皆 溃败不可收拾矣。然当时大多数国会同人（国民党系，新共和 党系，与进步党之孙洪伊系，其主张几乎一致，故曰大多数也）， 坚持省制入宪、省长民选之说，以与旧进步党之研究讨论两系 争执，甚至酿成极大之闹殴案，双方各提惩戒，各向法庭起诉， 而研究系同人，复于事后通电各省督军省长，以启督军团干涉 议宪之端，此可为痛心者也。 虽然，地方制度之争，双方阵容，整齐划一，犹不难于应 付也。迨对德外交问题发生，国内外人士，纵横捭阖，各显神 通（尤以协约同盟两方面外交与谍报人员为甚），变化错综， 不可思议。而我国军人与学术界，迷信德国科学与武力者，实 繁有徒，马君武即其中之一人。而在黎总统元洪左右，日进协 约国必败论者，如哈汉章、胡筠之流，更指不胜屈。甚至段阁 嫡系督军倪嗣冲，亦密电段氏，反对对德绝交，遑论宣战。故 当对德绝交问题之初起也，反对方面，气势之盛，几乎压倒一 切。而赞成方面，属于民党者，仅汪精卫一人，汪氏自法归国， 即大倡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之说，顾忽焉而噤若寒蝉，且销声 匿迹矣。其始终拥护段阁主张对德参战者，惟宪法研究会之梁 启超氏，彼实欲效意大利之加富尔加入克里米亚战役，藉以增 高段阁在国际上之地位，以巩固其在国内之政权，然后企图推 翻旧国会，以遂其段、梁联合政权之阴谋。顾在段阁一方面， 却别有其锦囊妙计，一面召集各政团领袖，在国务院开座谈会， 38 2020 年整理版 商榷对德外交，一面复电令各省督军各特别区都统来京开军事 会议，一致议决对德宣战，冀以威胁国会中反对宣战之议员， 复于五月七日提交五月一日通过国务会议之对德宣战案时，袁 凯公选举总统时组织公民团之故伎，由傅良佐指挥其陆军部效 人员，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等等二三千 人，包围众议院，声言必候参战案通过始散，此又为民国史上 最愚蠢可笑之一幕（彼等误以袁氏当选大总统归功于公民团之 包围，故欲仿而行之，其愚蠢可笑，世界实无其匹）。原来国 会中对于参战案持绝对反对态度者，只进步党系之孙洪伊派及 国民党系之丙辰俱乐部派（即所谓民友会派，又称大小孙派）， 其余大都表示赞成者，仅益友社方面，欲藉举足重轻之地位， 对段阁略有所要索（此事余已忘却），当八日众议院开秘密会 议时，褚辅成提议交全院委员会审查，不过略延时日耳，庸何 伤。乃公民团一包围而全局大变矣。是时，不但议员全体愤激 异常，即国务员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伍廷芳、范源濂等， 亦相率提出辞职呈文，十九日众议院开会议决，“现内阁仅余 段总理一人，不能举责任内阁之实，本院对于此等重大外交案 件，应俟内阁改组后再议”。参战一案，遂从此搁置矣。 先是，段阁反对派之民友会丁世峄、郭同等，日在总统府， 与亲德派哈汉章等，密谋去段之策，至是乃益加活跃。五月二 十三日，卒以国务员伍廷芳之副署，黎元洪氏发出免段祺瑞国 务总理之命令。而在督军团方面，本以研究系之构煽，藉宪法 草案不适国情为口实，联名呈请黎总统解散国会，不应则相率 出京，于徐州南京等处会议，阳推张勋为盟主，阴实利用张氏 之愚而好自用，以取消国会推翻黎总统为条件，佯许其实行复 辟，复因而诛灭之，此有名之研究系一计害三贤之策略也。 39 2020 年整理版 段祺瑞免职令宣布后，研究系重要议员纷纷辞职，众议院 议长汤化龙，副议长陈国祥，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等首先辞职离 京，两院同人愤研究系之拆台也，则立即通过其辞职，在众议 院方面，以益友社之吴景濂，承汤化龙后，被选为众议院议长。 余适卧病同仁医院，闻之，即力疾出院，谓国会本身已破裂， 大难将至，不可不为避难计也。嗣黎元洪氏因受督军团威胁， 用郭同之计，派李盛铎求援于张勋，迨张勋入京，乃反胁迫黎 氏下解散国会令，嗣复宣告宣统复辟，余于复辟之前夜，得孙 宝琦家人之密告，匆匆提一小皮包出京，至东车站，已见龙旗 一面飘扬空中矣。 （一九四八年三月） （本栏目校对：刘景文） 40 2020 年整理版 早期斗争 “下关惨案”前前后后 罗炳权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举行和平请愿运动，这个历史事 件称为“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因为请愿代表到了南京下 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因此，又称为“六·二三”下关事 件或“下关惨案”。而今，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当时我在中 央大学读书，并且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对“六·二 三”事件有一点了解。今天，重温“六·二三”事件，从史实 中汲取营养，汲取力量，是很有意义的。 “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统战工作 和基层群众工作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典型范例；它是解放战争 时期华东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深刻地教育 了人民，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为三年解 放战争时期，开展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反卖国， 要独立的群众运动打下了基础，影响非常深远。从这次运动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在革命 战争中有多么重要。 首先，介绍一下 “六·二三”下关事件的历史背景。1945 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由重庆转移到南京。 41 2020 年整理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京局，是中共中央派驻南京的秘 密代表机关。它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 央南京局，由周恩来负总责，统一领导谈判斗争、统战工作和 党的秘密工作。 1947年3月，国共谈判全面破裂，中共驻南京、 上海、重庆的公开机关撤回延安，南京局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南京局的存在是从1946年5月到1947年3月，不到一年时间，而 “六·二三”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期间，是由南京局直接领导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人民渴望休养生息，进行和平建设。 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努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力求同国民 党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建立独立、自由和富 强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依靠美帝国 主义，使中国沦为封建买办专制独裁统治的国家。以国民党为 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人民大众 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出现了抗战胜利 后国内外矛盾交错，谈判与作战交替，和平与内战两种力量激 烈斗争的局面。这是“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的历史大背景。 和平请愿运动为什么首先在上海爆发呢？这和当时上海 地下党的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分不开。抗战 胜利后，上海地下党在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同志领导下， 一面坚持长期隐蔽，一面发动群众，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对国 民党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开展争取工人的生活权利、学 生读书权利的斗争；又开展了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 实行独裁的运动，因而迅速地壮大了力量，使各方面的工作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广大群众通过争取自身利益和争取和平民 主的斗争，大大提高了觉悟，党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职工和 学生组织进一步建立和扩大。到1946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 42 2020 年整理版 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二、三百个，参加的职工有二、三百 万人；参加“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的大中学校已有一 百几十所。基本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党的力量在群众运动中有 很大的发展和增强。这是“六·二三”运动的群众基础。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统战工作的成就。在周恩来的直接指 挥、参与下，党对文教界、工商界等各方面的上层爱国民主人 士进行广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还派罗叔章到上海协助地下党 做上层统战工作。1946年中共中央南京局成立之后，又进一步 加强了爱国民主运动的上层统战、宣传等工作。周恩来、董必 武、邓颖超、李维汉等领导同志亲自对上海各界爱国民主人士 进行团结教育工作，这就为上海地下党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国 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阴谋，建立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 线的工作，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以上两个方面的工作使得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既有广泛 的职工和学生做基础，又有广泛的卓有成效的上层统战工作做 基础。上海地下党为了使众多的群众组织有个统一的公开的机 构进行联系，所以又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联合各党派及民 主人士、各工会、各学生团体、妇女团体、教育团体、文化艺 术团体及工商团体等53个单位（以后发展到 91个）于1946年5 月5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为上海人民具有广 泛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会上选出马叙伦等29人为理 事。大会发表了成立宣言，并通过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电，呼吁 和平，反对内战。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反对 内战，争取和平的各项活动，“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也是 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面组织的，它起了重要作用。这 是和平请愿运动在上海发生的原因。 43 2020 年整理版 和平请愿运动又为什么爆发在1946年的6月呢？这也是当 时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就一心一意 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夺取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当时因为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出现了短暂的谈谈打打的局面。它的 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泽东、周恩来、 王若飞赴重庆谈判，于10月10日签订了史称《双十协定》的《会 谈纪要》，1946年1月又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当局 不久即撕毁协议，由美军连续运送5个军到东北，在关外放手 大打。在关内，也不断向各解放区进犯。蒋介石调集26个师约 30万人，将中共中原军区6万多部队重重包围在湖北宣化店一 带，先后发动240多次进攻，妄图一举消灭中原部队。5月3日 周恩来从重庆飞抵南京，当晚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在南 京重开谈判，应首先就停止中原内战达成协议以免牵动全局。 在周恩来坚持下，国民党和美国方面被迫同意就地调处。5月 10日军事三人小组在汉口签订了《关于停止中原内战协议》， 从而推迟了中原内战爆发的时间，争取合法转移了700多名干 部和伤病员，为中原军区的胜利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5月23 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南京局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对美国的策 略方针，迫使美国代表马歇尔不得不催促蒋介石履行和平诺 言，发布停战令，6月6日，蒋介石下达了为期15天的东北停战 令，后又延期8天。6月的局势日益恶化，美国还提出所谓“军 事援华法案”，国民党反动派又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荒谬的 要求，企图强迫人民屈服，蒋介石甚至还提出，把国共谈判的 最后决定权交给马歇尔。对于这些狂妄的要求和无耻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表示坚决拒绝。6月22日，毛泽东发表 了反对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就在这种形势下，东北 44 2020 年整理版 休战即将期满，中原调停失败，美蒋反动派进一步提出无理要 求，全面内战迫在眉睫。全国人民的心情都异常焦急和忧虑。 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适时地向周恩来提出建议，由上海市人 民选派代表团赴南京进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请愿，得到了周恩 来同意。这个决定立即通过地下党组织分别传达到党的基层， 也传达到南京地下党。我们在南京也做了许多群众工作。这就 是“六·二三”运动在6月爆发的原因。 和平请愿的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就要推选和平请愿的代 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方面的广泛协商，推选了11 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这11位代表是： 马叙伦（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 理事） 蒉延芳（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四明医院董事长） 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 胡厥文（合作五金厂经理） 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义地产公司总经理） 张絅伯（中兴实业公司董事） 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 雷洁琼（东吴、沪江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 吴耀宗（基督教全国青年会出版部主任） 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 陈立复（东吴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 合会代表） 马叙伦为代表团团长，胡子婴为代表团秘书长，罗叔章为 秘书。这11位代表都是各方面知名人士，有些爱国民主人士抗 战时期就一直坚持在上海，有些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国共产党在 45 2020 年整理版 重庆有密切交往，他们和上海各界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较 大的号召力。在酝酿代表人选的过程中，由刘晓、张执一、罗 叔章亲自做了上层工商界民主人士的工作。其中蒉延芳是蒋介 石的拜把兄弟。所有代表都表示要坚决去南京，代表上海人民 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吴耀宗还代表大家草拟了一封给马歇尔 的英文信，严正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 6月23日，和平请愿代表团离开上海来南京，上海人民组 织了大规模的欢送会。清晨，上海各界包括300多个单位的学 生、工人、教师、店员，从四面八方向上海火车站集中，欢送 上海人民代表和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到广场的群众有5万多 人（实为10万人，编者注），贴标语、发宣言、高唱革命歌曲， 整个广场沸腾起来，欢呼声、歌声、爆竹声连成一片，要求和 平，反对内战等口号，此起彼伏。许广平、田汉、叶圣陶、周 建人、王绍鏊、吴晗、陶行知、沙千里、林汉达等社会知名人 士也到车站送行。上海地下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以及在此之前 先期秘密来到上海的中央青委负责人冯文彬等都到了现场。张 执一、张承宗和上海学委的张本、吴学谦、李琦涛等负责人就 在车站附近的指挥点里就近指挥。 以上说的是上海人民的情况。同时，国民党方面也有一系 列活动。 在上海人民准备组织群众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的过程 中，上海各界分别召开了多次大型集会游行。国民党预感到形 势不妙，为了破坏这次和平请愿活动，也做了部署，包括国民 党中宣部下令，不许南京的报纸登载请愿团将来南京请愿的消 息。但是，由于南京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的宣传，许多人也都 知道了这一消息。中统指示其所属的上海江苏省调查统计室、 46 2020 年整理版 津浦铁路调查统计室等机构，布置在上海、镇江等地设法阻拦 请愿代表，目的是不让请愿代表到南京来。中统局局长叶秀峰 专门召集了一次有军统局长、中统南京区区长、军统南京站站 长和首都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参加的丙种会议， 谋求警、宪、特各方面配合行动的方案。 “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代表登上火车后，代表们就受 到携带武器的特务和“路警”的监视和阻挠，经过反复说理斗 争，火车延迟了一个多小时才得以出站。车到镇江时，又有一 批伪装“苏北难民代表”的特务上车，对代表无理纠缠，使火 车耽搁了约两小时。当火车到达南京下关时，又有一批自称“苏 北难民代表”的人纠缠代表团成员。警宪人员视而不见，听任 “难民”围攻请愿代表。到了午夜时分，候车室外突然有人连 声喊打，“难民”从门窗一拥而入，对室内人员大打出手，一 时间，候车室内，汽水瓶、痰盂、木棒横飞，请愿代表及有关 人员不分男女老弱均遭殴打，暴行持续了十几分钟后，一批宪 兵才出来驱散“难民”。当受伤人员被送到中央医院（今南京 军区总院）时，已是24日凌晨两点。在这次暴行中受伤的有： 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记者浦熙修、高集以及前 往欢迎的叶笃义（民盟）、陆兰秀（中共党员）等十多人。消 息传到梅园新村，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李维汉 和一直在中共代表团等候消息的郭沫若、罗隆基、张申府等闻 讯后，立即赶赴医院探望慰问。当周恩来等离开医院时，天已 快亮了。这是“六·二三”事件的大致经过。 下关惨案的发生，在京沪激起强烈反响，京沪各报以及美 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都作了报导。《南京人报》24日“蜂 刺”专栏只登了“今日无话可说”，以示抗议。南京各界人士 47 2020 年整理版 纷纷谴责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的暴行。上海各人民团体也纷纷 发表通电。南京市各界代表络绎不绝地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 他们中有大中学校的学生，有工人、职员，有机关公务员；有 自发去的，也有中共、民主党派组织去的。他们用一束束鲜花、 一封封慰问信、一包包慰问品向受伤代表表示南京人民的深切 同情，表达南京人民对和平民主运动的声援。雷洁琼后来回忆 说：“前来探望的大中学校学生等人在同我谈话时表现出来的 对时局的关心，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对我们代表团人员的 真切同情，使我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增添了勇气，坚定了信 心。” 24日下午，蒉延芳等代表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 堂）向党国要人展出了“使命证书”——一份盖有200多个团 体图记的纪念册。在南京期间，请愿代表团还分别见了国、共、 民盟等有关方面人士。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在梅园驻地会 见并宴请请愿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 情况。全体代表还见了马歇尔，并要求见蒋介石。28日，蒋介 石不得已接见了请愿代表团成员蒉延芳。会见时，蒉延芳向蒋 介石陈述内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转达人民厌战的情绪 和渴望和平的要求。蒋介石最后拍着胸脯说：“放心，和平很 有希望，即使他们（指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蒋 介石信誓旦旦，但话音刚落，他便密会刘峙进攻中原解放区， 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真面目。29日下午，代表团成员 向欢送的人群及记者发表《告别南京友好》的代电后，乘飞机 返回上海。代表们回到上海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上海 工委负责人许涤新等还分别去拜访了代表中的上层人士，对他 们进行慰问。他们表现都很好，不因遭受国民党的殴辱而有任 48 2020 年整理版 何怨言，相反的都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性，更加坚定了 反内战的决心。马叙伦离开南京之前曾感慨万分地对周恩来说： “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是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马叙伦说得对，中国的希 望只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是中国人民总结了苦难历史 的经验之后迸发出来的心里话！“六·二三”事件后，民进和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加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结成广泛 的反蒋统一战线，使国统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高潮。这是党的领导的胜利，是统一战线的胜利，是群众路 线的胜利！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独立、富强、文明、民主的新中国 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民进也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一个参政党，成为中国共产 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今天我们纪念“六·二三”事件，就 是要继承和发扬民进前辈们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 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在以江泽民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为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作者原注：参阅南京党史资料。编者注：罗炳权同志曾 任民进江苏省委副主委，本文写于1996年6月21日。） （本栏目校对：刘景文） 49 2020 年整理版 1946 年 6 月 23 日，十万上海民众在北火车站集会。 上海北火车站旧址。 50 2020 年整理版 南京下关车站（现南京北站）。 伪南京警备司令部旧址。 51 2020 年整理版 和平请愿团代表在南京中央医院合影。 南京中央医院旧址。 52 2020 年整理版 前辈业绩 马叙伦与新中国人民教育事业 何东昌 马叙伦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学者和教育家，中 国共产党的尊敬的朋友。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老教 育家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本文写于1985年，编者注)，很自然 地想起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为创建人民教育事业作 出的重要贡献。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 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 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中共中央的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马 老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一起于 1948 年 冬到达解放区，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 作。1949 年 2 月，马老从沈阳来到北平，6 月，参加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共同纲领》的第五章规定了新中国的文 化教育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人民教育事业的重要的方针、 政策和措施。马老作为一位爱国的学者和老教育家，在参与制 订《共同纲领》的工作中，贡献了他的学识和经验。此后，为 贯彻实施《共同纲领》中的文化教育政策，马老一直殚精竭虑， 53 2020 年整理版 作出了不少成绩。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10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马叙伦同志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 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马老感到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极 大信任与重托。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他与钱 俊瑞、韦悫、曾昭抡三位副部长一起主持了改造旧教育，开创 人民教育的伟大事业。1952 年 11 月，高等教育部成立，马老 又出任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到他 1954 年 10 月离任为止， 马老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工作整整五年。这五年里，在党 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废除了旧中国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开始建立属于人民的为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的新的教育制度。在部长岗位上的马老，为这项造福 人民、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贡献了一位老教育家的智慧 和力量。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国家。教育更是一个 十分可怜的烂摊子。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 权利，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在 20%左右。 每一万人口中平均仅有大学生三人，边远地区学校更少。不少 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进步师生经常遭受迫害。而在人民当家作 主的解放区，教育事业则欣欣向荣，有很大发展，积累了兴办 人民教育事业的初步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教育事业将 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将怎样起步呢？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教育部， 及时地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确 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 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 54 2020 年整理版 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 建设的先进经验。马老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共同 纲领》规定，我们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 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 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共同纲 领》所列举的这几项工作都是很重要的，都应该照顾着各个地 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种具体条件，分别先 后重轻，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进行。”马老在开幕词中还提出： 我们的教育以工农为主体，向工农大大开门，我们对旧教育采 取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随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在全国各地的贯彻落实，新中国的人民教 育事业得以沿着正确的轨道，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有效地为 革命和建设服务。 1950 年 6 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 会议，其后，又分别召开了工农教育、中等教育、中等技术教 育、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民族教育等几个方面的首次全国性 会议。马老遵循党的指示主持召开了这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 讨论了各级各类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分门别类地制 订了一系列的指示、规程、决定、条例、方案、办法等法规性 文件，这使得人民教育事业从它起步开始就有章可循，从而保 证了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在这些重要会议上，大多 由马老致开幕词、闭幕词，这些重要文件的起草、修改、签发， 马老都尽心竭力地履行了作为部长的职责。马老在第一次全国 高等教育会议上明确提出： “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高等教育， 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 55 2020 年整理版 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第一 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上，马老深情地指出，召开这样的会议是 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他指出：“有效地帮助工人农民在文 化上翻身，使他们掌握起文化科学的武器，使他们的智慧与才 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工业化的新中 国的必要条件”。“少数民族教育建设是新中国教育建设的重 要部分，对于整个新中国的建设前途，有着重大的关系。”在 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第一次中等技术教育会议上，马老 提出“中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主要是适应国家经济和文化教 育建设的需要，培养中等干部。”马老的这些论述，对新中国 的各类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马老在第一次全国初等 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上，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师范教育是 整个教育建设中的中心环节，师资问题如不解决，文化建设的 高潮就很难到来，甚至会影响经济建设”。这些话说得都是何 等正确，何等深刻呵！ 在有关各级各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召开和重要 文件下达之后，马老和几位副部长一起，带领全部的同志、全 国教育战线的干部和师生员工，进行了巨大的组织落实工作。 新中国的教育事业阔步前进了，到处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 一批新型的学校如中国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工农速成中学创 建起来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新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颁布了， 一批批新的教材陆续出版了。到 1954 年，全国研究生已达 4700 多人，比 1949 年增加了六倍多。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达到 25 万多人，比 1949 年增加一倍多。各类业余学校在校生已达 300 多万人。大规模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结果，到 1954 年已有 620 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中学在校生已达 358 万人，比 1949 56 2020 年整理版 年增加了两倍半。中等专业学校（包括中技、中师）在校生已 达 60 万人，比 1949 年增加近两倍，小学在校生已达 5100 万 人，比 1949 年增加了一倍多。由于改革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各级各类学校在发展数量的同时，教育质量在稳步提高。 马老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强调，要“培养出全面发展 的、有真才实学的、富有分析力和创造力的专门人才”，经过 全国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这种专门人才一大批一大批地被 培养造就出来。应当指出，教育战线在建国后的五年里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马老是倾注了自己的心力的。这充分表现了这位 饱经忧患、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老教育家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 教育事业的热爱。 建国初期，特别值得提起的是马老还直接参与了这样几件 重大的教育改革工作。 从 1950 年 10 月接办辅仁大学开始的，处理接受外国津贴 的高等学校的工作，是人民中国收回教育主权的重大措施，同 时也是一场复杂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马老坚决贯彻执行党 中央和政务院决定的方针、政策，对取得斗争的胜利起了重要 作用。1950 年 9 月 25 日，马老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代表教育 部召见辅仁大学驻校教会代表谈话，阐明了中国的教育政策， 义正词严地驳斥了那种诬蔑中国干涉宗教自由的谰言。10 月 12 日，马叙伦部长为接办辅仁大学招待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明令接收辅仁大学自办，并说明此系教育主权问题，与宗教问 题毫无关系。在 1951 年 1 月 16 日教育部召开的处理接受外国 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上，马老讲了话，会议确定了处理这类学 校的原则、办法、政策、措施。会后不久，有十一所学校改为 公办，九所学校改为中国人民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 57 2020 年整理版 助。我国教育界人士自二十年代即提出的收回教育主权的愿望， 在人民取得政权后终于得到了实现。 1950 年 6 月 19 日、1951 年 1 月 15 日，毛主席就学生健 康问题两次亲笔写信给马老，提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 习第二”，要求“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马老 和教育部其他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立即组织干部调查研究， 提出具体措施。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这一问题被提到 1951 年 8 月政务院第九十次政务会议上，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善 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决定》中提出的措施，如 规定学生自习时间、睡眠时间、体育文娱活动时间，减轻学生 负担，改进学校伙食工作、卫生工作等在全国各级学校中迅速 得到贯彻执行，学生的健康状况逐步有了明显改善。 1951 年 10 月 1 日，政务院命令公布施行《关于改革学制 的决定》，新学制改正了我国原有学制的缺点，对各级各类学 校的地位、年限和互相衔接的关系作了新的规定，以适应我国 建国初期的实际情况。在制订新学制的过程中，马老付出了辛 勤的劳动，表现了这位老教育家对人民教育事业的热爱和革新 精神。公布新学制的当天，马老就改革学制发表了谈话。他指 出，新学制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当前国家各方 面的需要以及我国教育工作的经验，特别是老解放区教育工作 的经验而制定的。这个学制的实行，将促进我国人民的文化提 高，使国家教育事业与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密切配合，从而将 促进我国文化的高涨，并加速我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实施新学制的实践证明，新学制是适合建国初期及其后相当长 时期需要的，是改革旧教育制度、建设人民教育体系的一项重 大措施。 从 1952 年上半年开始全面进行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58 2020 年整理版 是马老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工作期间的又一项重大改革。 院系调整工作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材和师资为重点， 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这项工作是从 1951 年 11 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上拟定华北、华东、中南三地区 的工学院调整方案开始的。经过两年多的工作，通过院系调整， 使绝大多数省份都有一所综合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 院，并将几所大学改造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同时，加强了综 合大学和师范院校。通过院系调整，使我国高等工科学校基本 建成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主要工科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 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比较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 落后状况。今天看来，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尽管存在着严重 削弱文法、财经等学科以及专业设置过细、专业面过窄等缺点， 但总的讲，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大学设置混乱、系科重迭、 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从而能有效地培养人才，为国家各项建 设事业服务。在这一巨大的改革工程中，马老主持了几次重要 会议，在筹划、制订、调整方案，付诸实施等方面作出了很大 努力。 马老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期间，还主持或参与了诸 如组织师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各级学校进行教学改革、 提高教师地位、改善师生生活等等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与决策，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此外，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学者的马叙伦同志还担任了 政务院文字改革研究会主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的职 务。他和吴玉章等同志一起组织和领导了建国初期的文字改革 工作，大力推动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马老在文字改革工作中的业绩也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马老在建国初期为创建我国人民教育事业所作的卓越贡 59 2020 年整理版 献，为奠定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所付出的心血，深深铭刻 在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心中。 在纪念马老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里，与他合作共事过的同 志、直接间接受过他亲切教诲的同志，在缅怀马老一生业绩的 同时，更深切怀念马老的高尚品德和质朴作风。人们说，马老 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楷模。马老百折不挠地以毕生精力从事学 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不畏艰辛，不辞劳瘁，他诚心实意地接受 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决定。他忠 于职守，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平易近人，联系 群众，善于与人合作共事。他虚怀若谷，勇于承担责任，作自 我批评，马老确实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 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稳步进行，与之相适应 的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中共 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已公布。中共中央即将对教育体 制改革作出决定。在这个时候，我们纪念、缅怀马老这位老教 育家，重温建国初期创建人民教育事业的成就和经验，很有意 义。我们对将实行的教育体制的改革，要坚定不移，稳步前进。 而我们教育工作者热爱人民教育事业，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 高度一致，则是教育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并取得胜利的重要保 证。在这方面，马老是我们的很好的榜样，我们都应该向马老 学习。 （本文原题为《深切怀念马叙伦同志》，见于 1985 年 4 月 27 日《中国教育报》） 60 2020 年整理版 1950年6月，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休息时，马叙伦与毛泽 东主席谈学生健康问题。 1950年9月，马叙伦部长主持工农教育会议，毛泽东主席 亲临会议。 61 2020 年整理版 回忆父亲马叙伦的一些往事 王女杰 第一次见公婆是在抗战胜利后，1946 年 4 月 21 日，由于 当时中央卫生署返都南京，我和我的先生马龙瑞（马叙伦的第 六子）突被通知第二天就从重庆飞回南京。在工作尚未安排的 空隙，马龙瑞携我回上海探望久别八年的父母亲。我不免有点 像丑媳妇要见公婆似的紧张。我早知公公是位有很深造诣的文 学家、诗人和书法家，而且是有群众威望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 斗士。当我们突然出现在父亲的居所拉都路（现改为襄阳南路） 383 弄 32 号时，首先看见了丰满的婆婆，婆婆高兴地直叫阿 六（马龙瑞的乳名）回来了。这时一位老人从楼上匆匆下来说： “你们来得好快呀，这是女杰吧！”我马上向前叫了声爸爸。 只见他老人家两鬓斑白，留着短须，清瘦而有精神，那为父的 慈祥和笑容打消了我不少的顾虑。他的苍老的面颊刻下了在战 乱时的烙印。抗战时他孤身一人困居在沦陷了的上海，妻儿均 远离在云贵川的后方，只小妹一人陪伴。他在“六三索薪运动” 时被军警殴打过留下了头痛病以致身体比较瘦弱，同时又因物 价高涨，贫病交加，有时几乎到了无米为炊的地步。但即便是 这样，他也严词拒绝了汪伪要他出任立法院院长或上海市市长 的企图。他的学生，当了汉奸的陈公博送来钱和粮食也被拒之 门外，他说即使饿死也不为虎作伥，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 62 2020 年整理版 气节。因此，这时他的苍老更使人肃然起敬。我们询问他最近 健康情况后他笑着说： “你俩都是医生，这以后我生病不愁了！” 这简短的话，使我感到温暖亲近，这是对我的认可，我也感到 已融入在这个家庭中了。 我们叙述着离散后的经历，其中有几件值得记述的： 那是在 1939 年，马龙瑞从上医大刚毕业即被调往红十字 会，分配去云南边境遮放地区进行抗“瘴气”及防病治病工作。 因为大后方的军民后退时要从越南海防再入云南，军民因被蚊 虫传染而发疟疾严重影响军力，因此抗疟成为抗日战争中救死 扶伤的重要任务之一。当他老人家得知此消息后，曾写诗一首 寄给马龙瑞给予鼓励，特抄如下： 《瑞儿奉征赴滇不能无感时十月廿八日》五首（１）： 阶前枫叶红似火，天上浮云白似霜， 秋思正随秋鸟去，伤离又下泪千行。 诸儿唯汝最恢奇，报国驰驱正此时， 去去西南更西北，河山助你壮英姿。 未复河湟不计归，征途消息付东飞， 摄生汝自知方术，未免私情向落晖。 注 母闻儿往亦先笑，兄弟重逢自倍亲 ， 独有白头黄歇浦，多愁多病倚何人。 送汝汗干泪满襟，江潮怜我助呜咽， 一帆明日知何处，万里相从一寸心。 63 2020 年整理版 注：瑞儿往安南之海防入滇，余妇及十三儿龙章，女龙环均避兵从 二儿龙潜居海防，五儿龙翔，十儿龙来皆在滇。 1941 年，马龙瑞特将数年来在云南工作的工资积蓄 500 银元寄给贫病交加的父亲。这笔大收入，使他非常激动，感慨 中作诗寄给龙瑞，抄录如下 （２） ： 欲湿青衫劝我医，感君陈重不能辞， 岂矜生死能平等，真愧亲知尚重期。 中原万里方浮血，薄海同仇未寝皮， 姑宿雍苓延伏腊，收京闻正动熊旗。 叙伦书付瑞儿 （注：此诗未收入《马叙伦诗词选》） 一首在抗战的 1940 年寄给在云南遮放时的诗说明老人在 妻离子散时，他独居上海，日寇侵犯，而我军节节败退时的心 （３） 情 ： 送儿江尾去江沱，况复西行瘴疠多， 年少不知行役苦，旗亭访古听蛮歌。 且反西来异术传，且把叆叇换蛮烟， 待得茱萸栽遍后，淮南鸡犬亦成仙。 一儿滇北一滇西，一子摊书对碧鸡， 二子日内商或读，转瞬三见草萋萋。 老妻弱女又分离，乱世家人似奕旗， 闻道尔娘心脏弱，蛮云瘴雨恐非宜。 黄浦江头一鬓皤，仰颜西望泪如何， 将何遣日凭书卷，对雪犹心永絮娥。 崎岖病臂谢轮蹄，绛帷空将姓名题， 大好山川劳梦寐，醒来涎沫润玻璃。 64 2020 年整理版 河湟未复不胜愁，又报将输十六州， 无力戎行心有刃，即时飞斩佞人头。 一响安穷不送穷，还栽盆草引东风， 东风自向西行去，合遇青翎半路中。 廿九年一月廿一日雪聪寄龙瑞遮放 （注：此诗未收入《马叙伦诗词选》） 1943 年马龙瑞始回贵阳，于 1944 年和我结婚后十天即被 派往印度学习热带病等，公公得此消息后有感作诗一首 （４） ： 八公草木竟如何，信口伪传弃界河， 一寸山河金万寸，丹黄鍼下已无多。 尘遮玉镜半模糊，照得天涯逋客无， 正是洞房花烛后，不堪仓卒上征途。 领头正数一枚梅，驿路今来分外回， 候得东川王母果，勤将安否慰黄骀。 寄瑞儿 石翁 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老人家对得到离散亲人的家音感 到无比的宽慰，从《得家书》一首中可见 （５） ： 江南蜀北信同来，客里愁眉暂一开。 始信乱离唯一事，家人消息最关怀。 1946 年 4 月 27 日正逢他 62 岁生日，我们正逢此时得全家 为他庆祝生日，祝福他健康长寿。八年离乱，难得的团聚，欢 乐中不免想起他老人家失去一个心爱的儿子龙来，死于西南联 大，唏嘘不已。 在上海逗留短暂的十天里，我们看到父亲日夜繁忙的生活。 整天都有不少“客”来往。关于那些“客”，他告诉我们都是 争民主、反内战的志士仁人，他们交流各自的思想和策略，他 们是刚组织起来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和同情者。他每晚要 65 2020 年整理版 写文章和记日记，揭露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要消灭中国 共产党的阴谋，搞内战，搞独裁。他要用一只笔代替匕首刺向 反动派的心脏，唤醒人民共同起来争取和平和民主。不仅是口 诛笔伐，不久还付诸行动。 我们回南京二个月后，就发生了“六·二三事件”，才知 道父亲被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举为请愿团团长赴南京向国 民党当局呼吁和平时在下关被暴徒打伤。我们在第二天从乡下 赶往南京城中央医院去探望父亲。得知请愿团都是年高有声望 的老者且多人受伤，父亲和雷洁琼受伤很重。父亲头上裹着带 血的绷带，无力地诉说后脑很痛，肚子也被暴徒踢伤，他身边 的血衣放在床前几上，我们的心都揪起来了。他还告诉我们， 要不是受大家保护，受伤会更重。为了保护他，阎宝航和雷洁 琼都受了重伤，阎宝航手臂骨折。由于探视时间限制，并得知 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要到病房来探望，我们只得不舍地走开， 并和在中央医院中我们的同学同事打了招呼，请他们帮助细心 照料受伤的病人。当我们下楼梯时正遇上周恩来上楼，和我们 擦肩而遇，当时为了不影响他们的时间，我们没有向他们表示 由衷的感谢，至今还后悔不已。家中珍存的周恩来探望父亲的 照片正是那时拍摄的。父亲曾向周恩来说：“为了和平，这是 预料到的，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周恩 来严肃地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关于这次事件，在 1985 年纪念马叙伦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上，邓颖超大姐特地 前来和马叙伦的家属合影，并对家属说了一些感人的话，那时 我正面对着邓大姐，所以她说的话记得真切，她说：“我非常 敬重马叙老，他敢于为人民说话，他是党的亲密战友，国民党 也讲‘统战’，但是谁对共产党最亲，他们就最恨谁。在‘六·二 三下关事件’时，马老和雷洁琼大姐被打得最凶、浑身是血， 我们当晚二点钟去看他们时，受伤的人都乱放在地上，我和恩 66 2020 年整理版 来向院方交涉一定要住进病房，他们才找到三等病房把伤员集 中住在一起，第二天早上，他们才算换了单间病房。那时我知 道他们一天下来都没吃东西也没水喝，我们马上要人外出去买 饼干和弄水来。我们安慰他们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今天 我们纪念他，要向他学习，要继承他的精神！”我们听后热泪 盈眶，感到党的温暖，更感到这么多年后的今天，邓大姐对这 件重大的惨案记忆仍如此清楚。随后她还向家属一一握手，并 摄影留念。 解放初，民进中央要收集马叙伦的著作、诗词、书法及登 载有他的文章的刊物。我和马龙瑞在上海福州路的各出版社、 书局收集到有整套的《民主》周刊、《周报》及《文萃》和《昌 言》等，取回后经过摘抄其中有马叙伦或夷初署名的文章共计 106 篇，都是在 1945 年 9、10 月后到 1947 年间的著作。从这 次整理后我对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对国家的安危给以极大的关 注有了新的认识。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人民苦难深重，好不容 易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应是团结全国人民重建家园，使国泰民 安。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要先消灭共产党，取消共产党的 根据地，消灭抗日有力的人民军队，接收共产党从日军手中夺 回的地区。国民党搞独裁、打内战的阴谋，使他大失所望，中 共发布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宣言，使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他 积极地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要和平不要内战的斗争中。 在此期间他每周都要写几篇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民主》周刊 是在 1945 年 10 月 13 日创刊的，他第一篇文章《思想解放》 就揭露了蒋介石要挑动内战的阴谋和实行独裁的政治主张。民 进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对时局的宣言》就是在《民主》周刊 上首先发表的。马叙伦的文章，都是针对当时的政局变化的， 如《怎样结束昆明惨案》一文。1945 年 11 月 25 日昆明的西 南联大近六千名在校师生集会发表演说，要国民党不打内战， 67 2020 年整理版 要民主，结果被军警包围镇压并开枪、扔手榴弹，造成师生伤 亡悲剧。他将被封锁的新闻大胆地写出真相刊登于《周报》周 刊。还有国民党也搞政治协商，但是马叙伦在《周报》中也揭 露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暗礁”；“希望政协不要让步了”。还 有《从李闻案谈到政治暗杀》，指出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是穷 极无赖的手段，并说这种手段不可能阻止人民要求民主的斗争， 还会“生生不绝”的。他还说，我的历史上的一部分和李、闻 两先生相同，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送还 他一颗原子弹。他锋利的笔伐，使国民党恨之入骨，因此《民 主》和《周报》二刊先后被逼停刊了，在最后的休刊号上他仍 然再登上一篇《民主是禁止不了的》，体现他争民主的决心。 最近，我将过去收集的目录底稿进行了整理，对四大刊物 刊登的文章按期重新抄写，惊奇地发现父亲在 1945 年 10 月至 1947 年 3 月期间，在《民主》、《周报》、《昌言》及《文 萃》四大刊物中发表了 106 篇文章。《民主》和《周报》是同 时出版，父亲的文章大多数每期在两刊都有登出。这些文章令 我深感到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观察时局敏感的洞察力。他每周 要写 2—3 篇文章，短的 12 千字，长的上万字，只有拥有火热 的爱国心，为建设一个不受外国侵略，既有民主又有统一的中 国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才能做到。 注： （１） 《马叙伦诗词选》第 88 页（２）真迹复印留存 （３） 江渤著《马叙伦》第 119 页 （４）马龙瑞抄录 （５）《马叙伦诗词选》 第 89 页 2001 年 4 月 29 日 (王女杰所辑马老在四大刊物发表文章的目录刊于本 辑《会史钩沉》栏，供读者参考。编者) 68 2020 年整理版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我记忆中的赵朴初 张浩青 值敬爱的赵朴初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特辑录先 生所作《〈片石集〉前言》及张浩青的纪念文章《进 不求名，退不避罪》，以寄托我们的怀念之情。 朴老墨迹：进不求名，退不避祸，惟民是保。 在十年浩劫的岁月，我在赵朴初伯伯身边得到了许多关怀， 度过了难忘的时光。我是 1966 年认识赵伯伯的。记得第一次 见面是和我的同学方虹一起去他家里。在上海解放初期，赵伯 伯曾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华东局民政部副 69 2020 年整理版 部长和人事部副部长，与我父亲陈同生（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 统战部副部长）一起工作。我父亲敬重赵伯伯的人品和学识， 而方虹的父亲方行伯伯是赵伯伯多年的老朋友。我和方虹在中 学就是同学，又一起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建国初期，赵伯伯曾经经手过巨额的慈善捐款和救济物资，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党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均派工作组 进行过检查，结论是这些款项和物资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周 总理得知此事后，称赞他：“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后来 有人称他是“国宝”，最早就是这样开始的。 赵伯伯曾代表中国佛教界首次出席世界宗教大会，因事先 不知道各国代表要向大会献礼，没有准备礼品。他即兴向大会 敬献英文十四行诗一首，祝贺大会成功，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 命。 我们到北京上大学，去看看他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 1966 年 6 月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铺开，我的父亲被隔 离审查，而且事态发展得十分严重，1968 年 1 月，他死在了 上海市委统战部的隔离室里，而审查尚未结束。母亲嘱咐我不 要再去看望父亲在北京的老朋友，以免牵连别人。 我回到学校没有多久，有一天方虹来到宿舍来找我。她告 诉我，赵伯伯说：“别人那里你暂时不去也好，我这里还是来 吧。”她还说：“赵伯伯对你爸爸的事情很关心，你自己去和 他说说。” 一个星期天，我来到赵伯伯家里，和他在一张写字台对面 坐着，谈到父亲惨死的情形，我不觉泪流满面。赵伯伯让我不 要再说下去了。他看着我，沉思着，过了一会，拿起笔，在一 张纸上默默地写着，写完以后，给了我。那是一首鲁迅先生的 70 2020 年整理版 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此后，我经常到他那里去，不知在他家里度过了多少个星 期天。我最喜欢听他讲解他的新作。方虹的哥哥方熊 1965 年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空军某部工作，也是赵伯伯家里的常客。 1970 年春节，我回到上海的家里，不久收到赵伯伯的信。 信上说：“我最近写了一首词，本来想附在信内寄给你的，但 又想还是当面交的好，可以随即解释。” 我回到北京，他对我说：“前些日子，梦见江上有一艘大 船，船上有许多熟悉的人。你的爸爸也在船上。我真想跟他说 几句，可惜没有来得及。醒来之后，才想起都是已经死去了的 朋友和亲人。”那首词是这样写的： 临江仙 夜梦江上，一巨舟载云旗鼓浪而过。舟中男女老幼皆 轻裾广袖，望若神仙。中有一人似晓薇，方欲招之与语， 忽空中落花迷眼，转瞬舟逝。怅然久之，醒作此词以志异。 岂分相逢艰一语，仙舟来梦何因？ 弥天花雨落无声，花痕还是泪，襟上不分明。 信是娟娟秋水隔，风吹浪涌千层。 望中飘渺数峰青。抽琴旋去轸，端恐渎湘灵。 赵伯伯对我说，琴旋去轸，就不能弹了，只能听到弦外之 音。 赵伯伯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慈爱，他身边总是吸引着那么多 71 2020 年整理版 的年轻人，有的是他的朋友的儿女，有的是他解放前办的难民 学校的学生。对这些年轻人他都一视同仁，经常留在家里吃饭。 他关心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疾苦，也关心青年的成长。他很想 多知道一些外界的真实情况，总是耐心地听我们七嘴八舌的议 论和争吵。那时我们都是没有收入的大学生，家庭又都不同程 度地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赵伯伯的家成了真正的“慈 悲地”，他那博大的慈爱之心挡住了高天滚滚的寒流，使我们 暂时放下沉重的精神负担，呼吸着自由空气。我们当面叫他赵 伯伯，背后叫他赵菩萨，在他家里无话不谈，不必担心有人揭 发。赵伯伯渊博的学识对我们来说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源泉。有人把他家小小的院落称为“我们的快乐学院”。说真 的，1965 年我到北京来上大学，不到一年就闹“文化大革命”， 学校停课了，是赵伯伯以他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藏书充实了我 的头脑，影响了我的一生。 30 多年过去了，当年高谈阔论的青年人今天都已是五六 十岁的人了，但是一见面总要回忆在赵伯伯身边度过的快乐时 光，怀念那段难忘的岁月。赵伯伯也说：“那时我家里谈笑有 ‘青年’，往来无白丁啊！”方熊、方虹兄妹和我是他的很多 作品最早的读者，有时我们看到“四人帮”的种种丑行，在他 笔下被刻画得入木三分，笑得前俯后仰。赵伯伯那些信手拈来 的诗句很多没有留下底稿，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 赵伯伯的诗词大多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四人帮”挑 动群众斗群众，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武斗。他写了一首小诗： 杀声震天地，触蛮酣大战。 依仗负庭隅，笑指痴人看。（1976 年） 他解释说，《庄子》中写道，蜗牛角上有触蛮二氏，大战 72 2020 年整理版 时伏尸百万。这首诗说的是“文革”中大规模的武斗。群众被 蒙蔽了，武斗双方都打着“誓死捍卫毛主席”旗号，付出的代 价却是青年鲜血和生命。 后来，“王关戚”等一伙被抛了出来，赵伯伯写了一首诗： 龙鱼鼠虎费疑猜，幻戏纷陈幕半开。 忽见飞琼回舞袖，庄容端出守宫来。（1968 年） 诗中所写的是“四人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舞台 的大幕只拉开一半，许飞琼是仙子的名字，此处暗指江青。虽 然她长袖善舞，但演的却是一场谁也看不明白的戏。守宫是壁 虎，此处指王力等。 江青抛出了那些为她吹喇叭、抬轿子的人，而自己却依然 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周围是一群阿谀奉承之辈。赵伯伯写了 一首小诗： 应接山阴道上忙，流花飞鸟媚斜阳。 未央殿里更翻乐，多少莲花似六郎。（1970 年） 斜阳在这里指年老女人，暗指江青。六郎是武则天的面首 张昌宗，指阿谀奉承之辈。 73 2020 年整理版 赵朴初手书“反听曲” 当时有两首散曲流传很广，那就是“反听曲”。1971 年 “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垮台以后，赵伯伯写了第一首“反 听曲”： 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可爱唤作“可憎”，亲人 唤作“冤家”。夜里演戏叫做“旦”，叫做“净”的恰是 满脸大黑花。圣明的王侯偏偏要称“孤”道“寡”，你说 他是谦虚还是自夸？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 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哈哈！（1971 年 3 月） 半年以后，林彪自我爆炸，他写了“反听曲之二”。 听话听反话，此理信不差，“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 高挂；“四个伟大”，到头来四番谋杀；“公产主义”原 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看他，耍出了多少戏法！“千年出 74 2020 年整理版 一个”，烧香拜菩萨；“句句是真理”，念经又打卦；抬 高自己是真，拥护领袖是假。管啥真和假？反正马克思主 义、马赫主义都姓马。大喊“共诛”“共讨”的英雄，本 身就是“大坏蛋”、“野心家”。可没料到终于在照妖镜 下，现出了凶狠狠的青面獠牙。落得个仓皇逃命，落得个 折戟沉沙，落得一堆焦狗肉送给了蒙古喇嘛，悲惨惨的阴 魂紧随着赫光头去也。这才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 胜利最大、最大、最大。”是吗？（1972 年 1 月） 两首《反听曲》大快人心，流传很快，那时我已经大学毕 业，在一家工厂里当技术员。方熊对我说，最近登门来要“反 听曲”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都希望得到他的手迹。赵菩萨有 求必应。他有心脏病，人人都要请他写，怎么吃得消。我们请 赵伯伯把这两首散曲抄在描图纸上，我趁晒图的机会，悄悄地 晒了几十份，让他发给登门索求者。以上抄录的是初稿，和 1978 年正式出版的《片石集》上所载有些不同。 1974 年，“四人帮”批判儒家，其实是为了拉帮结派， 排除异己，打击周总理和他周围的革命干部。为此，他们不惜 牵强附会把对立面都算成“儒家”，一起打倒，其中很多是与 儒家毫不相干的人。赵伯伯写了一首诗： 如来佛胡授记，姜太公乱封神。 吃一顿涮羊肉，便硬派做回民（1974 年） 菩萨就是菩萨，即使面对凶恶的敌人，他也不破口大骂， 几句诗就把“四人帮”的爪牙们在大批判中欲加之罪、何患无 词的无赖行径，描写得活灵活现。 1972 年 1 月 6 日，陈毅元帅逝世，赵伯伯忍着极大的悲 痛，不顾“四人帮”的淫威，写了一首挽诗，高度评价了陈毅 75 2020 年整理版 元帅光辉的一生，同时表达了人民对他的热爱和期待。 殊勋盖世间，直声满天下。 刚肠忌鬼蜮，迅雷发叱咤。 赖有尧日护，差免跖斧伐。 众望方喁喁，何期大木拔。 岂徒知己感，百年一席话。 恸哭非为私，风雨暗华夏。 赵伯伯带上这首挽诗，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张茜阿 姨看后将这首挽诗与遗体一同火化了。 陈毅元帅逝世后，“四人帮”的压制带来的只是表面上的 平静。在大街上，人们在沉默中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当天的报 纸，为的是留下一张陈毅元帅的遗像。对于他的不幸逝世，群 众的悲哀像火山的熔岩一样在地下涌动。这首挽诗在群众手中 悄悄地传抄，不久就传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在那个时代， 他的诗无处发表，但总是被人们传抄。我们这些他身边的小朋 友，虽然都想保护他，为他保密，但也禁不住要抄给自己的好 朋友看，朋友还有朋友，于是流传得很远很远。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 大的悲哀中。赵伯伯写了“周总理挽诗”：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洪洞。 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 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 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 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 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 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 76 2020 年整理版 长思教诲恩，恒居惟自讼。 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 这首诗不胫而走，影响之大远非作者所料。这一次，人们 不再沉默了，也不仅仅是传抄，而是拿起自己手中的笔，掀起 了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写诗填词的群众运动，诗词第一次 成为人民手中的武器。 1976 年清明节，花圈和诗词放满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在 沉痛地悼念着自己敬爱的总理。清明节晚上，“四人帮”终于 下毒手了，一面驱散群众，一面开始抓人，同时追查诗词的后 台。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赵朴初，但是鉴于他的在国内外的 崇高声望，不敢轻举妄动。“四人帮”认为赵朴初是“天安门 事件”的始作俑者，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设法打成“反动诗 词”的后台。 1976 年 5 月，方熊被抓起来了，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的 看守所里达一年多，目的是从他嘴里套出赵伯伯和“天安门事 件”的联系，其实他们想错了。赵伯伯深居简出，并没有如“四 人帮”想象的那样发动群众去和他们作对，只是他的诗词写出 了群众的心声，有很大的影响力。 天安门事件以后，为铭记此事，赵伯伯写了一首“芳心词”。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雨听风过夜半。 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 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 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调寄木兰花令，1976 年） 他说，第一、二句是指当时的形势，“门前”是指天安门 前，“清商”是五声音阶中的高音，指群众的呼声达到了高潮。 77 2020 年整理版 “陡地丝繁兼絮乱”这一句是指镇压。“芳心”是指为真理而 斗争的信念，他希望青年不要在挫折中放弃信念。虽然等闲之 辈说高潮已经过去了，但是他相信斗争还在继续，“四人帮” 一定会垮台。 没想到，这首词写了不过半年，“四人帮”就垮台了。后 来有人收集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诗作，印刷成了厚厚的《革 命诗抄》，请赵伯伯题写了书名。 1979 年 4 月，赵伯伯写了一词，“为纪念四五运动三周 年作”： 风雨清明，天安门前红旗乱。那时烈焰，直是冲霄汉。 弹指三年，历史还真面。红不断，千花烂漫，检点芳 心看。（调寄点绛唇） 1978 年 5 月，赵伯伯得知我父亲平反昭雪的消息，又写 了一首临江仙词，并嘱我在平反昭雪仪式上用。1978 年 7 月， 这首词发表在《文汇报》上。 临江仙悼念陈同生同志 东进至今传序曲，当年才气纵横。行藏曾不负平生。 经霜知劲骨，蹈火见精诚。 俯首为牛从孺子，岂期鬼蜮相乘？十年花雨涌潮声。 红旗终不倒，烈烈舞民魂！ 十年浩劫之后，祖国大地百废待兴。恢复邓小平同志工作 的呼声一直不断。从头收拾旧山河，需要真正的人才。赵伯伯 和人民的心是相通的。当他看到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时，全国 人民欢欣鼓舞情景，欣慰之余写了“题万松图”一诗： 着意画万松，夭矫如群龙， 千山动鳞甲，万壑酣笙钟。 78 2020 年整理版 中有一松世莫比，似柳三眠复三起。 眠压冬云八表昏，起舞春风亿人喜。 喧天爆竹是心声，共助松涛争一鸣。 枝扫纷霾光焰焰，骨凌霜雪铁铮铮。 为梁为栋才难得，老不图安身许国。 日月光华华岳高，愿松常葆参天色。 （1977 年 8 月） 诗中写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人才难得，三落三起，人民对邓 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欢欣鼓舞。 90 年代以后，赵伯伯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常年住院， 但仍然在关心国家大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他是最 早的捐助者之一；他的家乡太湖县是安徽省的贫困地区，他为 那里的孩子们捐了一所希望小学；1998 年大水灾让他夜不能 寐，他卖掉了保存多年的书法精品，为灾区捐款。 赵伯伯住院时，方虹来京探望。我们见他的书桌上放着两 张写好的大字“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非常喜欢， 要他送给我们，并问他这几句话的出处。他说：“这几句话出 自《孙子兵法》。意思是，在战争中，进攻不是为了个人的功 名，退却也不是为了逃避罪责。一切都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古人有这样的胸怀。你们看现在有些人当了官，进则求名，退 则避罪，惟官是保。这样下去，国家怎么得了啊！” 赵伯伯给自己的书斋取名《无尽意斋》，晚年自称无尽意 翁。他安详地走了，给我们留下的是无尽的余韵。“进不求名， 退不避罪，惟民是保”则是他一生的写照。 （原载《纵横》2001 年第 6 期） 79 2020 年整理版 《片石集》前言 赵朴初 1961年，作家出版社为我出版一本题为《滴水集》的诗词 曲选集，当时我因事将有远行，未能仔细选择，便匆匆交卷。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朋友们劝我把这一段时间内的作品搜集一 下。由于我写的东西，多半是随手抄在零笺片纸上，未录存稿 本，所以散失很多。感谢朋友们热心帮助，有的从旧日报刊上 代为找出抄录，有的把我以前抄给他们看的再抄写给我，其中 有隔了二十五、六年之久早已遗忘了的东西，虽非惬意之作， 却有旧雨重逢之喜。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敦促我进行搜集， 打算再印行一个集子。朋友们和出版社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鼓 励，使我在深受感动下不得不挤出时间来从事这一工作，同时 把原来的集子也加以一些增补和甄汰，赶成现在这本集子，仍 然不免为匆匆交卷的东西。 80 2020 年整理版 诗歌不是我的本行。最初只是由爱好而尝试写作，随后又 由学古而渐想到创新，希望能在我国新诗歌的创建中起一点 “探路人”、“摸索者”的作用，如是而已。在探索的道路上， 我遇到过问题，碰过壁，有时也曾陷入过苦闷与彷徨，最后还 是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得 到启发、指示和鼓舞，才算多少认出了一些努力的方向。 幼年时，由于家庭和环境关系，胡乱读过一些古诗词，逐 渐受到了感染，发生了兴趣。年龄稍长，渐懂世事，用诗歌语 言表达内心感受的愿望不禁油然而生。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谓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的意思吧。 同时，又生当世界形势与国家形势都发生着空前巨变之际，新 事物、新问题纷至沓来。外界刺激之强烈，个人感受之深刻与 内心思绪之复杂，不仅是前人所未道，并且还是前人所未知。 许多心情，许多概念甚至很难从传统辞汇中找到适当的表达方 式，于是在诗歌中内容与形式之间就出现了圆凿方枘，互不相 入的情况。清朝末年，已经有人注意及此，想作一点革新的尝 试，可是矛盾实在太大，纵然削足，终难适履。“五四”以后， 有人又提出了语体新诗主张，打算索性抛弃旧形式，从根本上 彻底改革我国诗歌。不少人曾为此从各方面付出过可贵的劳动。 可是，诗与文究竟不同，诗歌与口语差别更大。要做到既是全 新的，又是大家熟习的；既是现代的，又是适合民族口味的； 既是通俗易懂的，又是经过琢磨锻炼的；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因之在“五四”后的新文学中，诗歌的成就，较之其它领域， 如散文、小说、戏剧等等，总觉得差着一筹。我由于个人爱好， 对于所谓新旧这两种诗体都曾作过若干尝试，而结果则都不大 理想。新事物、新情感、新思想，是否可以入诗？如果可以， 81 2020 年整理版 应当如何写？旧形式是否还可以用？如果可用，应当如何用？ 这些都是常在脑筋里盘旋的问题。后来反复体会毛主席《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才拨开了头脑里的疑雾，打 通了心上的茅塞，才能鼓起继续探索的勇气，并增加了较大的 信心。 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首先指出，一切文艺都应以人民 大众（具体说就是工农兵）为服务对象，人民的社会生活是一 切文艺的源泉。这是根本。对于文艺工作上许多具体问题，如 思想性与艺术性，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创造，动机与效果，歌 颂什么与暴露什么，等等，毛主席都作了明确、精湛的原则性 的指示。我细心体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再以主席的光辉 诗篇为范例，就自己学习所得到的理解，继续向前摸索、探求， 想做到或接近做到主席向我们提出的两点标准：第一是内容与 形式的统一；第二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求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 求普及，也就是必须使群众能够接受和乐于接受，又不应当使 群众长久停留在目前的接受水平。这只是我的主观设想，是否 能做和如何去做，则还要留待在实践中去考查。 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永远不能忘记毛主 席《讲话》中的教导：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把自 己的思想感情来一番改造。在这方面我做得还是很不够的，但 也应当承认长时期以来在历次伟大革命运动中受到的教育和 自己思想感情所起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 事业的突飞猛进，广大人民的意气风发，时时都鼓舞着我，鞭 策着我。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不断在内心中引 起了强烈的激情，愈来愈觉得非倾吐出来不可。要倾吐出来， 就必然要接触到诗歌语言的形式问题，而这一问题则是颇不简 82 2020 年整理版 单的。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尽量从人民大众的口中，从中国 的、外国的诗歌遗产中设法汲取可借鉴或参考的形式，来表达 自己心中与周围群众都想表达的爱与憎的情感。实践的结果， 使我还是逐渐倾向于多采用我国诗歌的传统形式，即五、七言 的“诗”，长短句的“词”，和元明以后盛行过一时的“南北 曲”。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出于个人偏好，更不是归于厚古薄今 或倒退保守，而是从实践效果中初步得出的一个假设性的结论。 这个暂时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不过，为了向大家请教， 下面把我对这种传统诗式的看法，和我采用它们的原因，略加 剖析，供大家研究。 诗歌与散文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诗歌要求有节奏，有 韵律（不是韵脚），这是只有适当地运用每个民族的语言特征 （即语音、语调等等）才能取得的。语言特征是一个民族在社 会生活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可以随时代的迁流而变化，但 绝不能硬性割断或任意强加。过去各种诗体，大致都起于民间， 其音调之和谐总是先由人民大众于无意中取得，经过一定时间 不自觉的沿用，著为定式，这就产生了所谓的“格律”。格律 可以突破，可以推翻，但推翻之后又必须有新的格律取而代之， 而此新格律的形成，仍然要根据语言的特征，仍然要经过酝酿 孕育的阶段，并且谁也没有把握何时可以诞生，更不用说长大 成年了。而同时，人民又是随时都迫切需要诗歌的，“精神食 粮”是一个颇为形象化的“隐比”。在全新的、比较成熟了的、 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真正喜爱欣赏的诗歌形式产出之前，应该怎 么办呢？所以我又有这样一个设想：可否还是酌采人民原已熟 习的传统的诗体，即诗、词、曲的形式，先解决群众的需要问 题，并借此提高一般群众对诗歌语言的接受水平，同时，通过 83 2020 年整理版 实践，检查在古典诗歌中究竟有哪些是还可以继承或可以借鉴 的东西，为创造将来新诗格局寻找途径。尽管“新酒旧瓶”之 讥，在所难免，但主观愿望还是想依主席“古为今用”的方针， 做一点“推陈出新”的工作。这是个人的基本想法。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五、七言这一体裁的历史特别长，持 续绵延近二千年，有盛有衰，但从未中断，直到今天仍然活在 一些作者的笔下和广大群众口头。从古典文学中后起的词曲里， 从发自民间的山歌、俗曲、鼓词、唱本里，都可以看出五、七 言的成分隐然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事实，我觉得不应忽视。 简单地用“民族惰性”或“习惯势力”把它一笔撇开，匆匆否 定，不是科学态度，也无助于新诗的创立。有人提出，这与汉 语演进中两字成辞、两音一顿这个特点颇有内在关联，这个理 论似乎不无道理，值得仔细研究。 “词”与“诗”的分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与“五、七 言诗”比对，其间逐渐演化递嬗的迹象，还是看得出来的。词 的优点是短长句交错使用，节奏上增加了新的变化，在音调上 引进了新的谐和。其缺点是篇幅固定，不容增减；句型固定， 似宽实严（所以称之为“填词”）。因之，除小令之外，对于 一般群众似乎反而不象五、七言诗那么熟习、易懂、易学。尽 管如此，“词”毕竟突破了五、七言整齐单调的框框，易于取 得圆转流利的效果。并且牌调数量极大（总数上千，常用的上 百），捡择的余地很宽。譬如做编织组绣的工作，既然有着这 么多经过精心设计的现成图案，我觉得，在没有足够多、足够 美的代替方式以前，又何妨有选择地使用一下呢？ 最后，我想着重谈一下古典文学中所谓“曲”的问题。 “曲” 和“词”一样来自民歌，后来与音乐和舞蹈相结合，成为我国 84 2020 年整理版 古典戏剧的主流，占据我国舞台最少达七、八百年之久，从十 九世纪起，它才逐渐退出舞台，因而也就脱离音乐舞蹈，和“词” 一样成为仅供案头欣赏（最多是朗诵）的一种文学品种了（所 谓“昆曲”，起于晚明，已不能代表“曲”的全部面目）。 作为诗歌品种，“曲”有不少优点。第一，它兴起较晚， 脱离群众的时间也不太长，因而比较接近现代人的情感与语言， 具有较大的吸收力，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内汲取各种新的辞汇 乃至表达方法，而不至过于扞格。其次，由于它是应用于舞台 的，须要如实地刻画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情世态，逼真地摹拟各 种人物的神气、口吻，因之可以更自由地使用一切足以取得预 期效果的各种表现手法与作风，而不受正统教条的束缚。例如， 所谓的尖新、刻露、俚俗、泼辣等等，在“诗”与“词”里是 被视为瑕疵，引为禁忌的，在“曲”中则不仅容许，反而认为 “出色当行”。这确是一不小的解放。第三，“曲”不仅在句 型上突破了“诗”的整齐单调（仅指典型的五、七言），并且 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自由使用衬字）；甚至在调型上也 相当灵活，突破了“词调”的句数限制，许多曲调的句数可以 顺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作者长说短说、多说少说， 随意所向。第四，“曲”，除了供演出使用的剧本外，另有专 供阅读的“散曲”。“散曲”有一调独立的“小令”和数调组 合的“套数”。“小令”可以是单章，也可以是联章，“套数” 可长可短，可多可少，可以异调组合，也可以同调叠用（以“前 腔”或“幺篇”表示）。作者可以随自己的方便，或作速写式 的即兴小品，或作畅所欲言的宏篇巨制，伸缩幅度很宽，可以 适应各种题材、各种时地的需要。 另一方面，“曲”也有其特殊的限制，那就是所谓“曲律”， 85 2020 年整理版 有一些“律”甚至严过诗与词。首先，南曲与北曲（这是乐理 上两个截然不同系统）的牌子，不能混用，混用了就如京韵大 鼓中插入一段苏州评弹。同一南曲或北曲中的不同“宫调”（相 当于现时乐谱中的ABC……等调）的牌子不能混用，混用了就 如二簧中夹几句西皮（有所谓“借宫”，但非行家不办）。假 如要求更高、更细一点的话，麻烦就更多了。例如在关键地方 字音的升降急徐（即平仄）必须与唱腔的高低转折相适应，于 是同一平声还要分“阴”与“阳”，同一仄声还要分“上”与 “去”（北曲无入声），如此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问题 都由“配乐”而起，为了便于歌唱，提出这些要求，未尝不无 理由。如果只是把“曲”作为一种诗体，不再演唱，即不再“配 乐”，则“合律”问题也就自然消失（即使演唱，那也将是按 词谱调，成为作曲家的工作去了），只须照顾到一般平仄，使 读来顺口，听来入耳，似乎就可以通得过了。根据上述各个优 点，我认为，“曲”作为我国的一种传统诗歌形式，还是颇有 可为的。对于创立我国的新诗歌，还是可以起帮助作用的。 我对传统曲律完全外行，对写“曲”发生兴趣也是很晚的 事。记得1959年在一次出国途中，偶然带着一本元人散曲选集 《太平乐府》，供飞机上的浏览。在西伯利亚的上空，随手写 了几首小令，描写当时的景物与心情，这是我写曲的开始。在 这次旅行中纪游之作，写的都是散曲。回国后不久，先后碰到 七·一节和十周年国庆，我也都用“曲”来庆祝党和国家的大 典。当时我手边所有的“曲”的样本仅仅是一本《太平乐府》 和一本《元人小令集》，里面绝无这类庄严的内容（最近听友 人说，明清人曲子里有庆祝大典的作品，但我尚未见过），因 此，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点近乎冒失的尝试。但结果证明“曲” 86 2020 年整理版 这种诗体也是可登“大雅之堂”的。在此之后，为了反对侵略 古巴、越南等地的帝国主义，为了反对向我武装挑衅的外国反 动派，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我曾多次试用“曲” 作为愤怒声讨的工具，结果证明它比较能够胜任。在传统各种 诗体中，“曲”是最能容纳那种嬉笑怒骂、痛快淋漓、泼辣尖 锐的风格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受到了许多同志的鼓励，愧感之余， 觉得应该倍加努力，不负大家的属望，所以继续摸索下去，渐 渐又产生如下一种想法：既然不再是为“配乐”而写曲，既然 撇开了种种为“合乐”而制定的传统曲律，那么又何必一定非 沿用传统“曲牌”不可呢？于是我尝试着自定调式、自定调名， 姑且名之曰“自度曲”。“自度”一词也来自古人，不过古人 的“自度”，指的是自己制腔，自己作词，而我则仅作词，不 制腔，原因是，自己并非音乐家，只是一名为新诗歌探索道路 的工作者而已。至于这种无“律”之曲，非“曲”之曲，是否 也可以就叫做一种新体诗呢？自己没有任何把握，只好留待人 民和时间来作鉴定了。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个问题。“曲”在我国传统文学中常 被贬为不登大雅的“小道”，甚至被斥为伤风败俗的“淫词”。 官修正史始终不肯给予一点地位。这固然是旧时代卫道之士们 的偏见，但也必须承认，过去的曲作者也有应负之责。从元明 留存下来汗牛充栋的曲作品中，消极、颓废、污秽、荒唐的东 西盈篇累牍，剔不胜剔，数量大大超过诗与词。他们自己不尊 重自己，又哪能得人尊重？这是由于曲的兴盛时期大部分正处 在我国封建社会趋向腐朽阶段，是社会败坏了“曲”，而不能 说是“曲”败坏了社会。连正统五、七言诗也未完全幸免，更 87 2020 年整理版 何况本来就是流行“市井”的“曲”？我们今天谈继承遗产， 必须严格区分其精华与糟粕，对于“曲”，尤其应当如此。为 了对青年负责，此点必须郑重提出。 谈到继承诗歌遗产，不能不触及两个技术上的问题，一是 “平仄”，一是“韵脚”。下面先谈谈“平仄”问题。 上文说过，诗歌要求有节奏，有韵律，如何取得节奏韵律 则取决于语言的特征。所谓“平仄”，指的是字音的“高度”， 即平衍与升降，舒徐与疾促的区别。这是汉语语音上的重要特 点，就如字音的轻与重、长与短是印欧语系语音上的特点一样。 欧洲各国的诗歌形式离不开轻音与重音，长音与短音的安排； 我国的诗歌形式离不开平声与仄声的安排。字音的“平仄”形 成于大众的语言习惯，存在于每个人的口头，既非强加，更不 神秘。例如，“看花”与“看画”（“花”平“画”仄），或 “一条沟”与“一条狗”（“沟”平“狗”仄）的区别，除非 十分粗心，谁也分得出来。只须在读书、听朗诵、听报告甚至 日常谈话中，留意识别一下，或先选几个比较熟悉的字音作为 示例，依声比对，逐类旁通，是极其容易弄明白的。（“平、 上、去、入”这四字选得很好，因为它们本身不仅就代表四个 声，同时还表达了四个声的大体定义）。“平仄”字音的一定 排列能够产生一定的和谐这一道理，原是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 与协作劳动中早已发现，并一直在无意识地应用着的东西。专 家文人的贡献只是在于归纳总结，找出一些语音上的规律，使 人们可以有意识地运用，从而比较有把握地取得抑扬顿挫、升 降起伏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格律”的由来。我认为中国诗 歌，不论将来会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汉语语音的特点不变， “平 仄”总还是不能无视不管的。真正的困难在于我国各地方言差 88 2020 年整理版 别很大，字音的“平仄”往往各地不同。尤其是金元以后，大 部分地区失去入声（一般说法是北方失去入声，此说尚嫌笼统， 据个人的观察，并不尽然）。而所谓“派入三声”（即原来入 声分别转为平上去）的“派”法又很不一致。这个问题，颇不 简单，还须要专家们深入研究。 关于“韵脚”问题，似乎比较容易谈一些，因为我国人民 群众对于“押韵”已经如此熟习，如此喜爱，以致如不押韵， 简直就很难使一般人承认是“诗”了。这也可以说是与汉语特 点有关。汉语单音字里同音字特别多，因而同韵字较之西欧各 国就多得多，叶韵特别容易。有了韵就易于顺口，易于背诵， 因之“韵语”的使用甚至大大越出了诗歌的范围，而诗歌本身 则更不可少。要把西方所谓“无韵诗”输入我国，恐怕很难为 群众所接受。看来，我们将来的诗歌总还是要用韵的，这一构 想，大致不会十分远离事实。困难所在，依然是我国方音太多， 韵部各异，不易找到一致承认的标准。《平水韵》（即通行的 《诗韵》）固不必说，就是专为北曲编制的《中原音韵》，除 了闽广地区外，仍然与实际不完全符合（《中原音韵》仍然保 留着闭口音即以M收声的音）。尤其是在失去了入声的地区， 原入声字派的“声”，各地不同，所属韵部也就不相同。此处 合韵的，到彼处就不合了；彼处合韵的，到此处又不合了。硬 性规定以北京音为主，恐怕也还是脱离群众，难以行通。即使 放宽尺度，以所谓的“普通话”为准，但“普通话”本身就是 很不一致的。如果完全不定标准，让各人去“我用我韵”，又 恐怕难以行远，也不是很好的办法。我曾这么考虑：是否可以 依照已经得到较广承认的相近音读，约略画出一个大体范围而 容许小有出入，或者同时定出“宽”、“严”两套韵部，听作 89 2020 年整理版 者自由选用，这样或可比较灵活一些。我自己则倾向于大体依 据京剧的所谓“十三辙”。这一分法与《中原音韵》相同之处 是取消了入声（此点不适合东南各省，我在写“诗”与“词” 中仍暂时保留入声）。与《中原音韵》不同之处是：第一，取 消了闭口音（此点不适合闽广）；第二，“庚青”、“真文” 与“侵寻”不分（此点不适合北方各省）；第三，“寒山”、 “桓欢”与“先天”不分（此点大体全国可通）。我这么做， 并无什么语音学的理论根据，只是取其可以减少韵部数目，放 宽选韵范围，并且借京剧的广泛流行的影响，无形中为这一分 韵法开通较宽的道路，便于使多数人容易接受而已。至于究竟 应当怎么办才比较全面，比较合适，则还是须要留待多数人共 同讨论的。 记得1965年春天，陈毅同志在一次闲谈中对我说，毛主席 曾向他讲到中国文艺改革以诗歌为最难，大约需要五十年的时 间。我当时不禁心中感到震了一下。怎么，中国诗歌改革还需 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这一辈人岂不是连是否能亲眼见到都成 问题了吗？经过这些年的思索和实践，我才深深体会到主席这 个估计真是有至理存焉。每种文艺都必须经历一定孕育、生长 和成熟的过程，我们不仅无法为之预定指标，计日程功，甚至 无法为它的将来面貌预制具体的蓝图。任何有志之士所能做到 的，都只能是：在其时代所能提供的条件下，朝着个人所认为 的正确方向，尽量作自己的努力，以期有所发现，有所进展， 如是而已。至于是否真有进展，进展了多少，恐怕连本人也很 难断言。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那就是，只要我们遵循毛主席 文艺思想的指引，顺应文学发展的规律，运用民族语言的特征， 联系群众，集合足够人力，发挥各自所长，共同协作，辛勤垦 90 2020 年整理版 殖，那么新中国诗歌园地中总有一天是会开出新异鲜艳的花朵 来的。 屈原有句云：“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 于一个求索者的我来说，倘能在这曼曼修远的道路上做一片铺 路的小石头，即使将被车轮碾碎，终究能起一点垫脚的作用， 也还是可以欣幸的。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朋友们的鼓励、鞭 策和帮助，使自己能把这些年来的试验成品拿出来向同志们汇 报，供大家审查。如果还多少有些可取，那是毛主席文艺理论 光辉照耀下的成就。如果证明是一场失败的话，那是自己的才 力不足，对主席思想学习得不好，或者是道路根本没有走对， 那也可以趁此贴出“此路不通”的路标，免得后人再走弯路。 这本小集子的问世的意义，也许还在于此。 1977年9月 91 2020 年整理版 写不完的柯灵 邓伟志 值敬爱的柯灵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特辑先生 所作《<周报>沧桑录》及邓伟志所作纪念文章《写不 完的柯灵》，以寄托我们的怀念之情。 笔耕不辍的柯灵 柯灵先生去了。他以九十一岁高龄驾鹤而去，不算匆忙， 可也有点匆忙。 92 2020 年整理版 他的长篇没有写完。他的文集没有编好，他想写的自序还 没有开头。他的回忆录也没有动笔，连个梗概也没能起草。 柯灵先生的一生离不开一个“写”字。他的一生是写的一 生。在抗日烽火中写，写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在解放战争中写， 写解放军的胜利凯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写人民的丰功 伟绩。直至今年年初，他还在《人民日报》上以诗的形式展望 新世纪。 柯灵先生写散文，写小说，写电影。他的散文篇篇是美文。 他在一篇散文中从不重复使用同一个词汇。广东有位政治刊物 的主编，十分欣赏柯灵先生的散文，把读柯灵先生的散文视为 一种美的享受。他在没见过柯老的情况下，便动手为柯老编文 集。 柯灵先生不但自己写，而且还教别人写。我第一次听柯灵 先生讲课，便是听他讲电影。 1956 年我刚进大学学经济学，上海市工会、青年团、作 家协会三家联合办了个青年文学知识讲座：许杰讲文学、巴金 讲小说、赵景深讲曲艺、熊佛西讲戏剧、柯灵讲电影。第二次 听柯灵讲课是在 1958 年。各个高校都要“大写电影”，学校 又派我到市作协听柯灵讲电影。我的电影知识几乎都是从柯老 那里来的。柯老关心青年写作是一贯的。1945 年，青年作者 梅朵给《文汇报》投稿，柯灵先生认为写得不错，第二天就找 梅朵谈话，即面试，第三天便把梅朵调来《文汇报》。这位梅 朵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电影评论家梅朵。柯老关心过的青年作 者很多。直到他这次进医院后，他还在帮青年学人看稿子。 柯老写出的文章，对敌人它是炸弹，对自己人它是旗帜。 他四十年代创办的《周报》和其他人办的《民主》，团结并唤 93 2020 年整理版 起了一大批进步民主人士。1945 年底两个刊物的编者和作者 的结合，便组成和建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一政党。几十年来 民进与中共风雨同舟。几十年来广大民进会员在柯灵等人的带 动下，不断壮大，特别是近二十年，民进写出了许多优秀提案， 写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诤言。柯老自己也写出了一大批铿锵有 力的力作。住院前两天，他还在笔耕，笔耕…… 在柯灵笔下有写不完的柯灵，在柯灵读者笔下也有写不完的柯灵。 94 2020 年整理版 《周报》沧桑录 柯 灵 一 这已经是整四十年前的事了。抗战胜利初期，上海出现 过一份政治性期刊《周报》，1945 年 9 月 8 日创刊，1946 年 8 月 24 日因国民党政府查禁而夭折，刚出满五十期，像寒夜 的烛火，摇曳闪烁，在黑暗中燃烧过一阵，很快就被风扑灭了。 但如果把它看作历史大殿旁边一条短短的响屟廊，也许还可以 从中听到一点过去的风声、雨声、浪涛声、霹雳声。 95 2020 年整理版 二 我起意办这么个政治性期刊，还在上海沦陷期间。1943 年秋末冬初，胡考一度从苏北潜来上海，那时我正编《万象》。 这原来是一种商业性的消闲读物，我接编以后，把重心转移到 文学，而照旧维持五光十色的面貌，使原有的读者便于接受。 胡考在一次闲谈中说，将来抗战胜利，应该办一个政治性刊物， 这话无意中在我心里生了根，因此胡考可以算是这个刊物的原 始倡议人。抗战八年，我一直滞留上海，调文弄墨，在编辑报 刊中讨生涯。正是这种工作支持着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 磨练了生存意志，关山路断，言语道长，上海虽然沉沦，依然 和战斗的祖国同在，到了抗战末期，曙光初露，办刊物的意念 也趋于成熟，并征得两个人同意合作。一位是唐弢，我编刊物， 他一直热心写稿支持，也因此成为熟朋友；我打破向来在编辑 上独立作战的习惯，邀请他列名合编，算是一种友好与感激的 表示。另一位是刘哲民。他长期经营银钱业，乐于和新闻界交 游，他慨允在经济上作后盾，解决了我“不名一文”的困难。 刊名拟定为《自由中国》，创刊的开场锣鼓也已预定：一是如 何处理伪币问题，一是惩治汉奸问题。在沦陷区，前者影响每 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后者为虎作伥，群众身受其害，恨之入骨。 我从切身的体会出发，认为这是战后最迫切的社会问题。 始料不及的是，我在 1945 年 6 月，再次遭日本宪兵队逮 捕，身试严刑。释放养伤以后，和佐临结伴，狼狈逃窜杭州， 准备奔赴内地。动身的日期是 8 月 9 日，这个日子太容易记了， 因为正是这一天，同时发生了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苏联对日 96 2020 年整理版 宣战，进军满洲；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但当时 我们一无所知，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渺小的个人行动常常是 盲目的。局势急转直下，不旋踵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紧接着严宝礼飞函相召，促我回上海复刊《文汇报》（那是在 “孤岛”时期被迫停刊的）；唐弢、刘哲民催我回来办《自由 中国》。但沪杭铁路已经中断，我在杭州困守到 8 月底边，才 搭着拥挤吵闹不堪的火车回到上海。沿路一二大站，日军正在 集中撤退，有如蜜蜂排衙，蚂蚁清巢；而上海却给蝗虫般的重 庆接收大员闹得天翻地覆。唐弢和刘哲民按预定计划，已经征 集了“如何清理伪钞”这一特辑的稿件，但刊物没有出版。他 们和我见面时就抛给我一个忧心忡忡的问题：“局势很混乱， 怎么办？”我比他们多一点决心，少一点顾虑，主张原定计划 不变，他们也就同意了。但《自由中国》的幻想已经破灭，决 定改名《周报》。这个名称的好处是既具体，又抽象，内容不 受拘束，而且平仄协调，叫起来很响亮。 《周报》终于出版了，其时距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 号军舰上向中苏英美等同盟国正式举行投降仪式不过六天，是 当时上海同类刊物中最早问世的一种。 三 回顾《周报》的升沉，有必要重温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四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并没有给饱受战争 灾难的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安宁。法西斯主义刚消亡，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就显露出苗子；殖民主义的残余和民族 独立的浪潮互相冲撞。在短暂的枪声沉寂之后，战争阴云又笼 97 2020 年整理版 罩地球。世界依然陷在一团纠缠不清的矛盾里。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赢得了“礼貌上的大国地位”。 但在强国纵横捭阖的外交棋局中，依然没有摆脱筹码和鱼肉的 命运。大战接近尾声，甚至某些有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也 已在少数国际风云领袖人物的杯酒言欢中取得默契。 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是回到贫穷落后、俯仰由人的困境， 还是力争繁荣昌盛、独立自主的前景？千载一时的机会等待抉 择。 中国经受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痛苦，已经整整一百年。 特别是经过田园破碎、骨肉流离的八年干戈之后，人民盼望太 平，盼望在沉重的历史负荷中喘一口气的心愿，如饥如渴，如 大旱之望云霓。不幸抗战胜利的消息才一透露，内战已经紧锣 密鼓，准备登场。 《周报》就是在这种悲剧性的世道里诞生的。《周报》 的一年，正是中国当代最动荡不安的一年。 《周报》在发刊词里打出的旗号是“加强团结，实行民主”。 在第二期的“编后记”里，又补充说明： 《周报》是几个私人创办的刊物。同人既无党派的观 念，更无政治的成见，只是站在国民的立场，拥护政府的 原则下，以善意的态度立言，以促进中国的开明与进步。 我们深信中国是应该进步、强盛的；而每一个国民，都有 服役于这种理想的义务与权利。 以后还多次强调《周报》“无党无派”的人民立场。这一 方面是为了在政治磐石的重压下求取生存空间，一方面也如实 98 2020 年整理版 地表明了《周报》的政治态度。 这一年时局的特点，酷似夏季风暴前的闷热天气，密云不 雨，阳光忽隐忽现，天末的雷声不时隐约地滚动。《周报》本 着素朴的政治信念，不断提出战后人民的最低要求：惩治汉奸， 整顿经济，安定民生，重建教育，振兴文化，取消一切侵犯人 民权利的法令，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可以说卑 之无甚高论。但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 呼声压倒了一切。 反对内战，不能不问谁是纵火者。国共二度合作，十年阋 墙；在骈肩抗日的过程中，大敌当前，依然同床异梦，磨擦不 断。其原因是国民党一直把共产党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体，因此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一旦结束，就迫不及待，决心靠美 国撑腰，把对方吃掉。这些事实，彰彰在人耳目，西方著名的 历史著作也都有客观的记载，斑斑可考。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政 党来说，这样迷信武力，党同伐异，其不足为训，可以无待赘 论。为了在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上扑灭这场战火，《周报》大 声疾呼，论证是非，指陈利害，义正词严，论点是公正的，无 可指摘的。而《周报》第十期，发表题为《我们坚决反对内战》 的社论，甚至提出这样天真的主张：“国民党的报纸上说，先 开枪的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报纸上说，先开枪的是国民党。双 方只是争执着谁先开枪，谁是戎首，没有一方觉悟到根本不应 该开枪。……我们以为当前老百姓所注意的不在乎谁先开枪， 而是谁在开枪，我们要求立即停止进攻，同时也立即停止抵抗。” 这种意见的不切实际，显而易见，但也确实表现了《周报》力 图阐明的不偏不倚态度。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遍于全国的强烈 厌战情绪。 99 2020 年整理版 但能不能消弭内战，并不取决于善良的愿望。在当时中国 的历史条件下，和平与民主是分拆不开的双连环，因此《周报》 另一种激越的呼声，也就是要求民主，反对独裁。“中国目前 最重要的课题，首在完成和平团结统一民主。但需要和平，必 须团结；完成统一，首在民主。团结要靠双方的诚意，互信互 让，缺一不可；而实行民主，虽然都有责任，重心在国民党而 不在中共，因为政权在国民党手里，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今 日惟有彻底而没有假借的实行民主，始可以打开僵局，消除芥 蒂，使一切迎刃而解，又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是第二 十九期“评坛”《团结前途》（署名“芜”）中的一段话，该 文尖锐地指出：如果执迷不悟，分裂和灭亡将是“必然的结局”。 一连串压制民主的暴行发生了，《周报》的答覆是不断大 胆的揭露，凌厉的反击。其中最具爆炸性的两个特辑，一是“昆 明血案实录”（第十五期）：昆明西南联大等四个大学的学生， 因为反对内战，遭到军警残酷镇压，发生了（1945 年）12 月 1 日的流血惨案。因为事情发生在边远的云南，国民党在全国 实行新闻封锁， 《周报》用大量的文字记载和死难学生的照片， 提出“血的控诉”，掀开了黑幕，揭示了真相，引起社会极大 的震动。以后《周报》还就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追踪抨击，刊 发有关文电，为这一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保留了较为 完整的文献。另一特辑是“警管区制剖析”（第三十七期）： 国民党为了加强反共措施，决定在上海实行“警管区制”，其 要义是为了防止“非法活动”，警察可以随时访问居民。这理 所当然地激起一片反对声，逼得上海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宣铁 吾亲自出马，在报上发表文章，声称这种警察制度，英、美、 苏、法、德、奥各国都有，还实行恫吓，说“欲使人不知，除 100 2020 年整理版 非己莫为”，依照法律，人民的住所“可以侵入、搜索或封锢， 又岂仅访问而已”。《周报》加以全文转载，并布置了一个坚 强的笔阵，组织曾经留学各国的作家学者，引经据典，条分缕 析，驳得它体无完肤。参加这个笔阵的，有刘西渭（李健吾）、 傅雷、邱去耳（钱钟书）、肖思明（戈宝权）、孟木、文西（乔 冠华）、严景耀等人（多数用的是化名，可惜我记忆力衰退， 已不能一一指出原名了）。由于舆论强烈反对，“警管区制” 终于无疾而终。 《周报》力图多角度地反映战后的现实，但环绕的中心是 争和平与民主，有如众星拱月，因此获得广大读者的共鸣，也 因此引起当道的忌恨。《周报》勉达周岁的寿命，可以说为和 平、民主而生，为和平、民主而夭。 四 我热烈向往光明，但不懂政治，《周报》的诞生和存在， 可以算适逢其会，因为那正好是民主浪潮勃兴的年代，知识界 的优秀分子纷纷乘风逐浪，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支持《周报》最力的前辈和友辈，不少是春申江上持节苦 守的当代苏武。马叙伦（夷初）老人隐姓埋名，蛰居陷区，在 生计困顿中，埋头于他的名山事业《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抗 战胜利前一年，已经寿满甲子，从他“六十初度之作”的《金 缕曲》一词中，可以看出他的投老情怀： 又是十年去，叹十年韶华如故，鬓丝非故。蓦地风涛 淹绿野，惊起鱼龙无数，对锦陌铜驼不语，破碎金瓯还待 101 2020 年整理版 补。愧深衣皂帽春申浦，望钟阜，空怀古。 扪天梦里无凭据，且安排藏山之业，日亲蟫蠹。半亩 梅边一溪水，此计因循已误。怕斜照渐昏江树，扶竹闲吟 归去也，又烟云杳渺知何处，浮一艇，逐鸥鹭。 他弱冠参加政治活动，辛亥、五四、反袁、第一次大革命， 无役不与，现在形势又把他推到舞台前面，成为老当益壮的民 主战士。他奔走号呼，口诛笔伐，齐头并进。因为曾经沧海， 他大量掊击现实的文章，常常引据故实，反覆论证，以见历史 潮流的不可逆转。他记述蒋介石慰问上海父老的《茶会补记》， 嬉笑怒骂，活画出那种封建式庙堂酬酢的傲慢、卑怯与虚伪； 写特务在南京殴打上海和平请愿代表丑剧的《南京七日记》、 《记六·二三下关事件后的余感》，情真理足，语重心长，完 全可以当“民国野史”读。战后年代的郑振铎，热情喷薄，近 于火山爆发。他以“劫后余生，痛定思痛”的心情，在《周报》 逐期发表散文《蛰居散记》，目的是为悠悠八年的黑暗岁月作 “千秋龟鉴”，以代替“徒然的歌颂胜利的欢呼”。他更健笔 纵横，放谈时政，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权和民权的重要 （解放以后，颇有论者把人权与民权归之于资产阶级的口号， 却遭到实践无情的驳斥。中国的封建主义是一种不易根治的顽 癣。极左思潮的专横，与封建制度的暴戾，一表三千里，其间 显然有沾亲带故的渊源）。《周报》出版后不久，他同时主编 《民主》周刊。他这一时期所作的大量政论，至今似未见有纂 集问世的消息，使人不能无憾。要研究这位“五四”先驱的作 家，这一阶段的行止言论，是十分重要的。平心（常用“邵翰 齐”的笔名）以他社会科学的深湛素养，针对当时迷惘混乱的 102 2020 年整理版 现实，系统地提出改造政治、社会的建设性意见，着重指出“中 国需要完全的独立与自由”，要“结束一党专政，完成民主统 一”，“尊重民意与发扬民力”，洋洋洒洒，下笔万言。在《与 一个美国军人的通信》中（笔名“浩川”），答覆美国耶鲁大 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现役军人阿尔伯特·戈登·贝赛尔的提 问时，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指出中共“认为马克思 主义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革命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应用这 种哲学来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依据中国的现实环境与历史条件 的具体分析，而不能生吞活剥地硬套在中国革命上面”。“目 前该党的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在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阶级（应为“段”字的误植）上实行新民主主义。 必须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到社会主义阶段。至于世 界革命，如果从该党的国际主义的观点来看，乃是社会主义在 世界各国普遍胜利以后的历史结果，而不是用暴力将革命强迫 灌输世界各地的盲动”。这种观点，今天已成为常识，但在当 时，世界对中共的声音是一个庞大的密封罐头，平心以无党派 人士的身份给它开了口，透了风，意义重大，不容低估。周建 人以自然科学家而兼攻社会科学，他的政论文章大都具有辩证 与逻辑的特点，如《我们要生活得好论》中，论列物质生活与 精神生活的不可偏废；《战争、科学与民主》分析三者的关系， 而把民主精神作为基石；《论民族气节》中慨叹抗战时期汉奸 之多，阐明其原因不仅在于民族道德的沦丧，更在于中国的积 弱，导致民族自信力的低落，倒挽狂澜，首在于为政者重视人 民利益，使人民看到光明在望，建立起坚强的责任感与自信心。 这种意见，应该说至今也还没有发蔫。社会上一般印象中，傅 雷是埋首书斋的艺术家，而很少理解他的热肠劲节。抗战胜利， 103 2020 年整理版 他就创办了《新语》半月刊，政治、社会、学术并重，因为曲 高和寡，不久自动停刊。他给《周报》写稿不多，但一力支持， “昆明血案实录”的全部材料，就是由他提供的。马叙伦、陈 叔通、陈陶遗、张菊生等数老联合宣言反蒋，在其间活动串联 的就是傅雷。1945年除夕，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马、郑、周、 傅都是核心分子。郑振铎坚持：这是纯粹的民主运动组织，应 当避免成为通向宦途的门径，因此章程中有一条规定：民主告 成，组织就应解散。后来到1949年，“民进”成为人民政协的 一个组成部分，郑振铎毅然实行自己的主张，默尔而退。“民 进”草创成立，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理事原定三人，成立会 上讨论会章时，理事名额经少数出席者提议，逐步升级，增至 五人—七人—九人—十一人，仍有余波未尽之势，傅雷力阻不 能再扩大，并疏通朋友不要投他的票。结果由马叙伦、严景耀、 郑振铎、林汉达、周建人、陈巳生、王绍鏊、曹惠群、曹鸿翥、 冯少山、柯灵组成理事会，在《周报》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 言》。傅雷虽依然被选为候补理事，从此不再出席“民进”的 会议。这个事实，很足以见郑、傅的文人风格。 夏衍、宦乡是《周报》的两大台柱。他们在左翼文化营垒 中知名度很高，同样长期戮力新闻战线，他们的政治地位又便 于把握时代的脉搏，《周报》所刊大量高瞻远瞩、深中肯綮的 时局分析，都出于他们的手笔。宦乡时用“范蕙”的化名，夏 衍化名更多，“余伯约”、“黎纬北”、“东方晦之”等都是 他；但在发表《论中苏关系》一文时，却署了众所周知的笔名 “夏衍”，并在文末注明“文责自负”。因为苏联从东北撤军 问题，加上苏军拆走伪满工厂设备事件，当时具有高度的敏感 性，国民党正借题发挥，制造反苏反共风潮，以转移全国的视 104 2020 年整理版 线，有些爱国群众也受了影响。文章发表以后，就有三位读者 投书表示异议，夏衍又以《再论中苏关系》一文胪陈事实，给 以心平气和的答覆。这种磊落的态度中，还含有保护和尊重《周 报》无党派立场的用意，是很值得感谢的。对《周报》所刊的 文章，他常有些婉转含蓄的指示，看到《周报》接连刊出揭露 军统内幕的文字，他特别叮嘱我注意策略，直接捅马蜂窝，会 给自己找来麻烦。胡绳也写过剖析时局的重要政论。 1946 年春，吴晗从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北平，途经上海， 重游故乡浙江义乌的时期，连续为《周报》写过不少评论和旅 行通讯，文风泼辣，辛辣锐利，对读者有极大的鼓动力和吸引 力。1943－1944 年间，费孝通初度访美，次年写了《初访美 国》一书，原来是美国新闻处印行的非卖品，外间罕见，《周 报》加以逐期连载，介绍给读者。中美两国在大战中结成同盟， 战后国共冲突，又处于举足轻重的仲裁人地位，因此《周报》 有关美国的论述很不少。 活跃的民主战士柳亚子、马寅初、施复亮、张志让、林汉 达等，都曾以《周报》为表达政见的讲坛。以治学谨严著称的 教授学者，也卷入了民主浪潮。周予同提出东北诸省教育重建 的必要，因为东北长期沦为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满洲傀儡国； 奉行“狂狷人生” 的郭绍虞，以《什么是孔孟的真精神》为 题，赞美志士仁人的矜气节，重声誉，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 义，指出“狂者进取”是国民应有的精神。许寿裳的长文《国 父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连载三期，真髓所在，是谴责国 民党人根本没有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文中高呼“要和平而不 要暴力”，“要切切实实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不是只以三民主义 为口头禅”。胡曲园就思想与文化角度，作了一系列切中时弊 105 2020 年整理版 的论断，如《谈思想自由之路》、《偶像论》等，王伯祥的《香 港在地理历史上的检讨》，指出“返还侵地是这一次世界大战 所获得的唯一公理”，要求“把世界上的陈烂旧帐一笔勾销”， 可以看作是要求解决香港问题的先声。 我要特别提到为《周报》出力最多、年事最轻的静远。他 原名潘齐亮，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哲学系学生，1945 年秋由昆 明来上海，因投稿而相识，很快成为《周报》的特约撰稿人。 他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发表，有时一期中双骑并出，“丕强”、 “不耳”也是他的化名。他才华焕发，纵横恣肆的笔锋，观察 敏锐，见解深刻，扫射面很广，跻身名家的大手笔中，读者绝 不会想到这些文章出自一个大学生之手。次年，静远北上，入 北京大学赓续学业，兼任《文汇报》特约记者，进行了许多出 色的采访报道。他和张奚若、吴晗、闻家驷、费青等民主教授 谊兼师友，又是北大学生社团“风雨社”的中坚，成为师生两 代并肩作战的纽带。民盟张雪岩从美国回来，愿出资兴办刊物， 鼓吹民主，吴晗找了静远，静远又找了佘世光（现任《中国青 年报》社长），合办《自由文丛》。刊物不履行登记手续，不 公开编者与出版人，在各大学秘密流通。刊物以文章题目命名， 分别为《社会贤达考》、《沧南行》（河北沧州解放区纪行）、 《论南北朝》。出到三期，国民党侦骑四出，潘、佘都上了黑 名单，只好效望门投止的张俭，东逃西躲，同时把弟弟和妹妹 都送进了解放区。革命底定，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在举世瞩目 中召开，宦乡是大会新闻处负责人，手下就是静远。危难解除 了，他心情愉快地负担起十分繁重的工作。人民政权建立后， 他先后负责上海《文汇报》、天津《进步日报》的驻京办事处， 编过《新建设》大型杂志，后来又是《大公报》的领导成员， 106 2020 年整理版 写了大量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因为例不署名，社会上知者甚少。 当时中央准定《大公报》以宣传财经工作为重点，他本来是学 哲学的，为了工作需要，拨转马头，攻取财政经济这一需要专 修的堡垒，仗着他的聪明、勤奋和刻苦，很快成为这方面的专 家。1956 年，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1959 年，奉 调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给李先念副总理当了三年秘书，又调 到财贸办公室的理论组、政策研究组工作。1964 年，周恩来 总理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文件的 写作班子中就有静远。静远服饰俭朴，土气弥漫，从外表很难 看出他智慧的光芒。突出的特点谦虚诚恳，地位变了，而这种 品质却像精金美玉，不损纤毫。我和静远见面时稀，通信不多， 偶然相逢，他总是推心相见，使人感到温暖。建国以来，知识 分子的际遇出乎意外地成为问题，静远在新旧中国交替之间脱 颖而出，如春笋破土，转眼苗壮，长成直上青云的新竹，可以 算是千中挑一的幸运儿。可是他也逃不过罡风摧折，在林彪、 “四人帮”的迫害下，于 1968 年 1 月 16 日含冤去世，终年四 十五岁，正当一生中的成熟节季。听说他死后还一直带着一些 政治“尾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获澄清，开了追悼会， 骨灰也得以安置。我现在谨乘回忆《周报》的机会，致以深切 的悼念，并为国家人才的损失三叹息。 世路崎岖，人事错综，历史运行也常会出轨撞车。当年在 民主战场上驰骤豕突的壮士，在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中，很少 人未遭颠踬；“文化大革命”一起，几乎是无一幸免。《海瑞 罢官》一案，序幕初揭，吴晗首当其冲；平心在反右中代朋友 作了一声不平鸣，长期遭受白眼，在讨论海瑞问题时写了篇《清 官论》，就此惹火烧身，只好打开煤气灶，求得大解脱；周予 107 2020 年整理版 同说了句“吴晗是好人”，自己就被打成罪大恶极的坏人。大 概是 1982 年吧，我因病住院，此老也在同一医院里，长年瘫 卧病榻，我去探望他，已不能相认。弥留之际，多时呻吟转侧， 若有所待，等外地赶来送终的女儿赶到，才咽了气。长期以来， 我们几乎忘却了人是有情的动物。情况最特殊的是马夷老的遭 遇。反右以后，他忽然因为血管硬化、脑组织软化而病倒。病 情也特别：不言不动，不识不知，不吃不喝，日夜仰卧。但内 脏无恙，照常运动，靠鼻饲输送牛奶、鸡汁、菜泥之类高级营 养品维持生命。党中央为此请了专人，精心护理，竟这样的带 病延年，到 1970 年“五四”节那一天，才溘然长逝。鼻饲延 续十几年，为医学史开了空前的记录。眼看马夷老一病不起， 还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安排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总理 说：“我们总还是希望他能好起来！”表现了他关心同志爱护 同志的精神。现在严冰解冻，春风送暖，历经考验而至今健在 的同志，依然满腔热血，投身于振兴中华的新浪潮，证明他们 不愧是富有优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的野火才一点起，我就受到特殊照顾，借 用田汉同志的诗句：“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 《周报》自然是反动罪证之一，成了一件湿布衫。因为《周报》 曾发表过袁水拍的诗，其中有一个错字，外调人员专程从北京 赶到了上海。那时我是犯人，外调照样用法官问案的方式，但 事隔多年，我哪里交代得清楚！我说可以问问袁水拍本人，据 说问了，他已经想不起来；北京还另有一个与《周报》有关的 人，我说可以问问他，据说也问了，他自谦对编辑是外行，因 此《周报》的事，只有唯我是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现 在才有机会细细查阅借来的《周报》合订本，原来第二十期发 108 2020 年整理版 表过袁水拍的一首《停战令下》，封面目录是“袁水拍”，而 正文署名误为“柏”，这显然是手民误植、校对疏忽造成的结 果，其中不见得埋藏着定时炸弹。看看原诗，开头有这么两节： “1946 年 1 月 10 号的清早／停止内战的命令宣布了／和平民 主的日子快来到／值得敲锣打鼓放鞭炮／马歇尔将军的功劳 高／马歇尔将军的名字巧／兵‘马歇’／烽烟消／中国的命运 还算好！”我想来想去，莫非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 也是一株大毒草？但又何必弦外求音，在一个无心排错的铅字 上做文章？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真是太莫测高深了！ 五 如果说《周报》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人民性。古今中外， 任何政治角逐，表面看来，最重要的似乎是政权、军队和地盘， 但最后鹿死谁手，总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当人民被取消发言 权的时候，状如阿斗，但钳口结舌，不能禁绝腹非，更不能消 灭思想。火山迟早要爆发。《周报》正是靠着素朴的人民性， 争取政治开明、社会进步的赤忱，赢得了作者和读者的广泛支 持。 《周报》当然不是没有政治倾向，属于精神生产一类的传 播媒介，如果它是诚实的，就不可能没有倾向性。但《周报》 同时是开放的，它愿意容纳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声音。只是排 除说官话，避免摆设历史绊脚石。给《周报》写稿名家中，有 自然科学家，如朱洗、顾均正，也有在政治、思想上一贯坚持 独立见解的梁漱溟。也发表过张学良和冯玉祥的诗。曹聚仁以 卸任“新赣南政治工作之一员”的身份，在《谈新赣南政治》 109 2020 年整理版 一文中，把蒋经国描画成和“共产党同志”一样“肯吃苦做事， 为社会福利着想的”政治家，把蒋氏统治下的新赣南肯定为“建 设新中国的一个蓝本”。文章还绘声绘影地刻划了蒋氏的经历 与为人，可以看作是袖珍《蒋经国传》，早于江南（刘宜良） 的著作近四十年。因为文艺在《周报》占有一定的分量，郭沫 若、茅盾、叶圣陶、巴金、徐调孚、耿济之、田汉、洪深、雪 峰、适夷、许广平、胡风、何其芳、艾芜、许杰、李健吾、陈 白尘、吴祖光、刘厚生、凤子等都使用过这个讲坛。《周报》 还曾组织三个特辑：“我理想中的新中国”、“十五天后能和 平吗？”、“我们控诉”，广泛邀请有社会影响的代表性人物 来倾吐心声，合计参加者一共有六十六人次，其中包括梅兰芳、 黄佐临、吴仞之、石挥、陈翰伯、柳湜、沈志远、钱钟书、杨 绛等等，各抒己见，纵意而谈。例如梅兰芳，三句不离本行， 谈到他理想中的新中国：“我想象：未来的新中国，无论新旧 戏剧，都将是文化事业的一环，社会教育的一个有力的部门， 而不止是单纯的娱乐。从事戏剧工作者，都成为服役于民众的 艺术家，建设新社会的战士，国家保障他们的生活，社会尊重 他们的地位；而他们本身，也不止于是供闲人消遣的工具。” 下面还谈到京剧改革的具体设想，清楚地显示出这位戏剧大师 的胸襟和眼力。杨绛当时大概可以归入闺秀型一类的作家，她 回答“十五天后能和平吗？”这一问题时说：“假如党比人民 重要，党的权力比国的命运重要；为维持党的权势，宁可依附 外力——那么，虽曰内战，一半儿不由内。便是借外力暂时压 ‘平’，几时能‘和’？”全文五十七字，却一针见血，揭示 了时局的症结。《周报》还设有“每周文摘”一栏，借他山之 石，广开言路，扩大影响。其中转载过黄炎培、胡愈之、沈兹 110 2020 年整理版 九、左舜生、杨刚、丁玲、刘白羽、张恨水的作品，《新华》、 《大公》等多种报刊的文章。 无党无派，不等于无是非，无原则。《大公报》是极有影 响的报纸，声誉、地位都很高，也确实办得有特色。一般认为 它的政治策略是以“民间报纸”面目，为国民党政府“小骂大 帮忙”，在国共冲突、官民矛盾到极端尖锐的时刻，《大公报》 依然以貌似公正、实为左袒的方式打太极拳。《周报》对此提 出了严肃的批评：静远的《论大公报的态度》，驳斥了所谓“天 下滔滔，不归于杨即归于墨”的策士论调，要它“改正向上看 的习惯，要向下看，向多数看，向远处看”，“凭着我们对祖 国对同胞的热爱，我们该说就说，该骂就骂，该赞就赞，不管 别人叫我们左派右派，是脑袋是尾巴，是杨是墨”；凭良心说 实话，“就是报馆封了门，也比曲曲折折，看人脸色说违心话 来得好。”蔡尚思连续发表了《〈大公报〉上的封建政论》和 《评王芸生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严正批驳了他们的反历史观 点。郭沫若在《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中，更以酣畅淋 漓的笔墨，揭穿了它的内幕：原来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雪》 一词，在国共重庆谈判时期，为《新民晚报》所得，在副刊上 首次发表了，其中有如下的几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王芸生就皮里阳秋，撰写 了洋洋大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先后在重庆、天津、 上海三地的《大公报》上，连载三天，声势显赫，其要点是抓 住上述的词句，自诩是“斥复古，破迷信，反帝王思想”，颠 倒黑白，给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的“戡乱”战争擂起了堂堂之 鼓，张起了正正之旗，用学术的华衮掩盖了帮凶的本相。《周 111 2020 年整理版 报》对《大公报》的批判，给舆论的曲直是非画出了明确的界 线。（后来《大公报》和王芸生都站到人民的一边，作出了许 多贡献，但这个历史事实，应该还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周报》以议论为主，兼重报道，让事实本身说话。如《陪 都暴行目击记》、《较场口血案开审记》、《记南通血案》， 记录了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陈公博受审记》给大汉奸的丑 恶面貌录了像；夏敏的《东北之战秘记》和周而复的《满洲山 水人物》，对东北复杂的局势作了真实的报告。抗战胜利初期， 津浦铁路肝肠寸断，交通全部瘫痪，《津浦路徒步南行记》一 文，连载五期，历历如绘地介绍了沿路的见闻，尤其是八路军 对待老百姓的平等和蔼态度，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因为这对 国统区的人民来说，完全是新闻。作者冒用唐代大文豪“柳宗 元”的姓名，有点逢场作戏的意味。这是一位新式的买卖人， 与文化界素无关联，因为他正好有这一段经历，经我请求，写 了出来，并由我在文字上加了工。《周报》每期都有的“读者 通讯”栏，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群众的声音，投书人层面广阔， 有教师、学生、职工、农民、米商、政治犯、新闻记者、政府 公务人员、国民党现役军人与逃兵、军法处书记、警察、忏悔 的特务、战时被虏到日本战后回国的苦力、台湾的东山头人， 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揭露的事实与问题，多是新闻网外的奇 闻异事，为报章所不载或不能载的，如果有人修这一时期的政 治史或社会史，这些都是极难得的材料。 《周报》以文字为主，兼重漫画，封面例有一幅。早期所 刊，都是丰子恺的作品，因为他还羁留内地，大部是战时所作 的重刊；以后每期由丁聪包办，配合内容，对现实政治投以辛 辣的讽刺。三联书店去年所出丁聪的漫画集《昨天的事情》， 112 2020 年整理版 其中所收 1945－1946 年的旧作，很多都曾发表于《周报》。 常为《周报》作画的漫画家中，有一位署名“左拉”的，思想 艺术都有独特的风格，富于幽默感。她是当时苦干剧团的同事 孙竦，《夜店》的服装就是她设计的，后来境遇坎坷，“文化 大革命”以后，灯尽油干，也是这场“革命”的殉葬品。《周 报》以后，不再创作漫画，真是太可惋惜了。 《周报》重视编排的新颖、活泼、醒豁，力求能妥贴地安 排内容，突出重点，使读者感到悦目。重点文章，标题都用美 术体书写制版。刊名“周报”二字，占十六开本封面的一半地 位，每期用不同的颜色套印，放在街边巷口的报摊上，路人很 远就能望见。 六 广大读者对《周报》的支持，来源于众多作者（包括名家 和一般投稿者）的支持，《周报》本身势单力薄，很像一个简 陋的手工业作坊。列名主编的，是唐弢、柯灵，助编兼校对， 是我编《万象》时的老伙伴，杨幼生（洪荒）和王湛贤（阿湛）， 阿湛是我的外甥；财务会计孙秀慧，则是刘哲民的外甥女；管 出版发行的是周启明，还有一名勤杂工兼外勤，旧时称为茶房 和出店的赵镒孚，我幼年的朋友，因为失业，在故乡绍兴小镇 上开小茶馆，依然无法养家活口，经我介绍，来上海共事。越 俗称老板为“店王”，赵镒孚小名阿毛，就是“毛店王”，我 戏呼为“毛店”，约定俗成，大家也就一直这样称呼他。投资 人刘哲民、钱家圭，后期又加入王辛笛、张邦铎。钱是唐弢在 邮局的同事和密友，那时已经退出邮局，自办中小学。这是初 113 2020 年整理版 期的人员配备，后来变化不大。（原苦干剧团的胡辛安，一度 担任经理。）编辑出版《周报》的，就是这么个草台班子。 创刊《周报》，除了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强烈意愿，并没有 什么周密的编辑计划。我和唐弢的分工：我主管编辑，他负责 笔政。这也不是彼此商定，而是自然形成的，因为我在编辑方 面可以算是熟练工，又是这个刊物的催生者。《周报》每期有 “评坛”一栏，用短评形式放谈时事，大半为唐弢所写，笔名 堂、韬、端、风、潜、羽；小半由我执笔，笔名浮、芜、村。 洪荒和阿湛也写过一两篇。发表过两篇社论，用以表明刊物立 场和态度的，一是《我们坚决反对内战》 （第十期，唐弢执笔）； 一是《我们的声诉》（第十二期，柯灵执笔）。《发刊辞》和 《休刊辞》（发表时题为《暂别读者》），都出于唐弢之手， 后者是他的得意作，先后收入 1947 年 4 月出版的《短长书》 和解放后出版的《唐弢杂文选》、《杂文集》，序文中特别说 明，收这篇文章的用意，是“算作”他“自己的工作的纪念”。 我和唐弢政治方向大体一致，但对许多具体问题，牝牡骊黄， 各有见解。（这里需要作一些具体的说明。所谓政治方向大体 一致，是说都希望政治开明，社会进步。至于未来的新社会是 什么样子，1947 年的《文汇日记》里，唐弢的题词是：“在 政治上学习欧美，在经济上学习苏联，这是今天中国民主运动 的正确的方向。”而我的题词只是说：“凡有所爱，有所执著， 都足以使人颠倒，以生命相角逐，有如殉道者，只要有努力的 鹄的，牺牲也就是收获，人们将毫不犹豫地迎取。——感情有 所附丽，理想有所寄托：殉爱与殉道者各有自己的世界。年寿 有时而尽，生命无所不在。”由此可见彼此的差别。）我的方 针是彼此尊重，互不干涉。他写的东西，都经过我的手发排， 114 2020 年整理版 我从未提过任何意见；我自己写的，就直接发排，也不征求他 的同意。我们从未对刊物的方针、内容、风格进行交流，完全 是我自作主张，一手包办。只有一次，对苏军在东北拆走工厂 设备一事，有过剧烈的争论，我固执己见，在“评坛”上写了 《苏军在撤退中》，主要论点是对内民主不让，对外主权不让， 尊重中苏友谊，反对国民党反苏反共，但同时强调注意群众的 民族感情。 广大读者的支持，使基础薄弱的《周报》很快站住脚跟， 并赢得发展。1946 年 1 月，另外创刊了由郑振铎、李健吾主 编的《文艺复兴》（月刊）；4 月，又创刊了施蛰存、周煦良 主编的《活时代》（半月刊）。“周报社”原是虚悬的幌子， 此时才打出新招牌，广告上使用浮夸的语调，称为“上海出版 公司发行三大杂志”。原来我有个不自量力的设想，是企图填 补因抗战造成的文化真空；以《周报》顶替《生活》，《文艺 复兴》顶替《文学》，《活时代》顶替《西风》。这三种战前 的杂志，前两种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后者拥有大量读 者。但事实上有合法权利继承《生活》衣钵的，是由原《生活》 发行人徐伯昕主持，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报》不满一 年，就被查封；《活时代》只出了三期，因为销路打不开，自 动停刊；只有《文艺复兴》最长寿，一直出到全国解放初期。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就是在《文艺复兴》和读者见面 的。《活时代》的创刊主旨，见于编者的告白：“生活在这个 时代中，我们已无法封闭在孤独与庸愚的隅角里，过一个古旧 的生活。我们的一呼一吸，都已与世界上任何一个隅角里的人 息息相通。我们必须要能了解全个世界，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占 据一个恰如其分的地位。我们这个小杂志创刊的动机，即希望 115 2020 年整理版 在这一方面给读者以一点微小的帮助。”这种理想，无疑切合 读者和时代的需要。重翻已出三期的内容，编得也相当精彩。 施蛰存最近来信谈到，刊名《活时代》，来自美国杂志《Living Age》的启发，他原来的意图是想办成中国式的《读者文摘》。 他把“失败”归之于“当时时代空气不对头”，实际上这也明 白无误地显示了《周报》经济力量的荏弱：它只能赚钱而经不 起赔本。一个期刊初试啼声，如果调子健康，本来可以通过坚 持与锻炼，获得生存茁壮，《活时代》的过于短命，可以说是 不幸的早夭。 办杂志的同时，开拓了出版业务。最初以“文艺复兴丛书” 的名义出了师陀的《果园城记》，柯灵、师陀改编的《夜店》， 吴祖光的《后台朋友》，丁聪的《阿 Q 正传插图》。后来就不 断陆续出书；见于预告而由于各种原因没有问世，或转移阵地 出版的，还有《妄言集》（马叙伦）、《一个旅人的独白》（夏 衍）、《谈艺录》（钱钟书）、《魇》（沈从文）、《沧桑集》 （蹇先艾）、《从军杂记》（黄裳）等。这就是上海出版公司 的童年。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依据清晰的蓝图来构筑的，都只是有 意种花、无心插柳的结果。 《周报》发展的过程说明，它本身虽然羸弱，却并非孤立 无援。除了前辈和朋友的扶持，还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和《文 汇报》结成联盟，因为我一面编《周报》，一面参加《文汇报》 的编辑核心，有取得守望相助的便利条件。《文汇报》有些过 于尖锐的读者来信，由我转给《周报》发表；有些重大的事件 与议题，常常互助配合，桴鼓相应，例如关于“停战十五天”、 “警管区制”问题，《周报》和《文汇报·读者的话》彼此呼 116 2020 年整理版 应，推波助澜，为和平民主运动齐声呐喊，就是如此。《周报》 政论的重要作者宦乡，当时是《文汇报》的主持人之一，陈虞 孙、徐铸成、刘火子、张若达、木耳等也都给《周报》写过稿。 我早期在《文汇报》的文字之交，依然给《周报》以热情的支 持，黄裳发表了连载《关于翻译官》和《关于美国兵》，由我 援引，当了《文汇报》记者；何为以《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 到战后的江南进行采访；林莽（王殊）刚进入解放区，还连续 给《周报》写苏北通讯。还有因向《周报》投稿而结识的新交 静远、陈尚藩、郑拾风，由于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都由《周报》 作桥梁，先后加入了《文汇报》的战斗行列。在《周报》风雨 飘摇的时期，唐弢也由我推荐，负责编辑《文汇报》副刊《笔 会》。 七 《周报》无形中形成了政治测温器，它的遭遇，相当灵敏 地反映出时局的张弛变幻。 《周报》呱呱坠地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刚复员成立，刊 物出版前还要到市党部宣传处送请审查校样。那时全国为抗战 胜利所陶醉，内战还没有显露凶兆。有一位文学界的熟朋友， 天真地以为抗战结束，万事大吉，他本来和国民党毫无关系， 却当了宣传处的科长，审查刊物就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他的顶 头上司宣传处长毛子佩，原是上海小报界人物，1936 年，我 曾为他所办的《铁报》编过一版《动与静》，因此相熟。我感 到送审太麻烦，就直接找毛子佩打招呼，要求免审。那时毛子 佩风云际会，已是国民党新贵身份，但还讲面子、卖交情，经 117 2020 年整理版 我一说，他无可无不可地同意了。偏巧这时候一阵风似的进来 个年轻人，一脸的春风得意，言无数语，就大声说：“《周报》， 看见口伐，迭个末事，靠勿住！”毛子佩不动声色地“哦”了一 声，把话岔开了。我只好静静地坐在一边，看情势发展。年轻 人走后，毛子佩带笑对我说，那人是庄鹤礽——闻名不如见面， 原来这就是三青团的重要骨干，炙手可热的接收大员。毛子佩 没有作什么诠释，微妙的表情“尽在不言中”，看来是不想收 回已给的允诺，我心照不宣，《周报》从此也就不再送审。那 位文学界的熟朋友，也经郑振铎劝说，急流勇退，科长办公椅 还没坐热，就告辞了。 但随着局势的剧烈动荡，横逆很快接踵而来：电话恫吓， 刊物被撕毁、扣发，不一而足。《周报》手无缚鸡之力，可行 的对策只是不断公开揭露，诉之于社会。 大概在 1945 年 10 月，复兴社特务处（军统）上海特区区 长王新衡，忽然通过一位小报界的朋友，约我到他环龙路圣保 罗公寓寓所里吃饭。我和王新衡素不相识，但已听到过他一些 传奇性的故事，知道他是专门做左翼作家的工作的。当时上海 特区有四个情报组，一个行动组，还能指挥几个公开的特务单 位——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京沪杭甬铁路警察总署、上 海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声势显赫。知情者说他和蒋经国在莫 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时，同住一室，关系密切。现在台湾，还是 国民党立法委员，蒋经国智囊团的首领。这种邀请是不能辞谢 的，我坦然去了。王新衡仪容潇洒，很有礼貌，觥筹交错间也 只是一般的闲谈。倒是我沉不住气，问他对《周报》有什么意 见，他用外交辞令回答说：“蛮好。”我也就向他轻描淡写地 摊了牌：《周报》是无党无派的刊物，目的在发扬民主，我们 118 2020 年整理版 将按照这个方针办下去，如果他看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关照。 他也不置可否。以后在《文汇报》的宴会上，还见过一次，当 然大家都不谈正事。事隔很久，我才听严宝礼（《文汇报》创 办人）传来王新衡对我的背后评语，说“柯灵柯灵，其实是可 怜”。其意若曰：我不是共产党人，却做了共产党的尾巴；因 为那时我已被国民党疾视如仇了。 到十一月中旬，内战的危机日益紧迫，《周报》发表了第 一篇社论《我们坚决反对内战》。刊物很快再版发行，也立即 遭到非法没收，这就清楚地表明，读者欢迎反对内战的呼声， 但国民党不喜欢。《周报》又发表第二篇社论《我们的声诉》， 对此提出抗议，声明我们对这小小的刊物无所顾惜，万一有一 天当局认为《周报》不应存在于胜利后的中国，明令取缔，“我 们将毫不犹豫，立刻停刊”。但是“我们不但不应该缄默，还 应该尽量发言”。 1946 年六七月间，一场仲夏夜的恶梦开始了：先是在国 民党首都所在的南京下关殴打和平请愿代表。《周报》用大量 篇幅揭露抨击，并组织专辑，请被殴伤的马叙伦、雷洁琼等写 了文章。接着是震惊中外的野蛮镇压：著名的民主战士和教授 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但血雨腥风并不能使人缄口，反而在 全国激起了更大的反响。《周报》发表了马叙伦、马寅初、茅 盾、田汉、吴晗、胡风的文章，义愤填膺地提出指控，并表示 为民主献身的誓愿。田汉高呼：“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中国 民主运动还需要更多的贤者的血！”吴晗宣言：“我们会跟着 你们（按：指闻一多父子）走的，你们已经替中国人民铺好了 道路，用你们的血。”马寅初表示：“余虽不敏，愿附骥尾。” 马叙伦进一步披沥决心：“我的历史上一部分正和李闻两先生 119 2020 年整理版 相同，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我也预备送还他一颗原 子炸弹。”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成仁取义的传统精神。 合乎逻辑的发展，也就是切除公众的发音器官，制造无声 的中国。先是查禁《消息半周刊》，继之《文汇报》被罚令停 刊七天，罪名是副刊《读者的话》“意图离间上下，淆混社会 听闻，破坏公共秩序”。接着就风风雨雨，传闻塞途，《周报》 将被查禁的消息上了报，甚至美国联合通讯社的伦敦电也作了 报道。《周报》是履行了合法登记手续的，只好公事公办，到 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办无效的交涉，我和唐弢、刘哲民都上过这 新式衙门。《周报》上还登出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 律师受任周报社、人民世纪社、民主社、文萃社、昌言社常年 法律顾问的皇皇通告：“如有侵害其出版、言论或其他法赋权 益者，本律师等有依法保障之责。”在只讲“法统”而不讲“法 治”的国民政府治下，这自然很近于阿 Q 的“精神胜利法”。 催命符终于下来了，《周报》编了个特大的“休刊号”作 为答覆：开宗明义，就是由唐弢、柯灵共同署名的《暂别读者》。 然后以大量篇幅，在“我们控诉”这个醒目的大字标题下，刊 载了十五家送别《周报》的诔词，按来文收到先后，依次是马 叙伦、茅盾、周予同、叶圣陶、郭沫若、柳亚子、巴金、王伯 祥、郭绍虞、徐调孚、顾均正、刘西渭、适夷、景宋、吴祖光， 万感坌集，悲忿交并，谴责“中国法西斯蒂的又一罪行”（柳 亚子），郭老的短文《自由在我》，可以大体代表这些文字的 主旨，现摘录如下： 我以纪念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心情，来纪念《周报》。 《周报》在民主运动史上，在反内战运动史上，将永远保 120 2020 年整理版 存着他的令誉，就如李公朴和闻一多一样，是永远不死， 而且永远发展着。 书是焚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 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 自由在我，不要受伪善者的欺骗，也不要向杀人犯求 饶。 这期还有个重要内容，是马叙伦、施复亮、平心的三篇长 文，集中对蒋介石“八·一三”告全国同胞书的严正批评，指 出它“充满了独断和矛盾”，指出政治纠纷的症结在国民党， 解铃还须系铃人，“假使国民党始终不肯解这个铃，人民是会 自己动手解这个铃的。”最后“休刊号”里还全文刊载了《上 海杂志界联谊会为抗议〈周报〉被迫停刊宣言》，其中说到： “我们以最沉痛的声音，向各人民团体及全世界正义人士发出 申诉和呼吁，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援助，人民的喉舌不应该随便 被割去！” 《周报》就是这样“从容就义”的。但这决不能看作《周 报》的不幸，因为这只是一个信号，表示万恶的内战已经无法 避免。 我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但还可以苟安于一时，因为我手 里还有一张牌，那就是《文汇报·读者的话》。较之《周报》， 它的群众性更广，读者更多，《文汇报》被罚停刊七天之后， 社会上的反响出人意外地强烈，这对我多少是一种保护。风声 紧急的时候，我就寄宿在《文汇报》，把它当作避难所。我应 邀到《新民晚报》兼编副刊《十字街头》时，上海市长吴国桢 立即召见赵超构施加压力，认为不能用我这样的危险分子。但 121 2020 年整理版 赵超构顶住了。直到 1947 年 5 月，《文汇报》一查封，特务 当天深夜就到我家里抓人。抗战胜利初期，蒋介石曾给我发过 奖状，表彰我“被日寇逮捕，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还发了 胜利勋章；现在却倒转过来，准备以日本宪兵队的故伎来对待 我了。但我也学了乖，早料到这一着，事先躲开了。特务扑了 空，第二天清早，又两次到上海出版公司兜捕，把周启明误认 作我，几乎使他代我遭殃。周启明是与《周报》——上海出版 公司共始终的老战友，直到现在，他还把这件事当笑话讲。 八 “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四十年的往事如 梦如烟，但鉴昔证今，来者可追，历史从来不留空白。 在和平与战争之间，民主政治与一党专政之间，人民要求 前者，国民党坚持后者。一着棋错满盘输，放弃千载难逢的复 兴机会，实行孤注一掷的“戡乱”，结果反而促成社会主义日 程在中华文明古国提早实现，这就是四十年前活生生的现实。 四十年来，世界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战时的同盟就宣告解体，邱吉尔在美国 密苏里州富尔顿小镇的威斯敏特学院发表演讲，说“从波罗的 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雅斯特已经横跨大陆拉起了一片 铁幕 ．．”。把地球人为地劈成两半。从此“铁幕”一词，喧腾人 口，近几年才渐趋沉寂。艾森豪威尔进入白宫，宣称“冷战 ．．是 我们时代的中心”，“冷战”也就成为报纸上的时髦用语，并 且由冷战引爆热战，交错蟠结，绵延不绝。现在“冷战”一词， 也已经冷若寒灰。新中国在东方出现，曾使资本主义世界侧目 122 2020 年整理版 而视，但周恩来对世界事务提出的口号却是“和平共处 ．．．．”，英 国著名的历史著作《国际事务概览》不无讽嘲地说：“互相尊 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 平共处。这些无可非议的主张可以说是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最 爱背诵的主题歌。”邓小平用“一国两制 ．．．．”的创举圆满地解决 了香港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谈“一国两制”了。 遗憾的是台湾当局似乎仍然恋恋于四十年前的祖传家法， 以扼杀舆论、草菅人命为得计。《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 良）在美国被谋杀，就是李公朴、闻一多血案的远洋版。 四十年前的今天，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四十年后的今天， 人民渴望祖国统一。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潮流是不可逆 转的。 1985 年 4 月 6 日，完稿于北京 123 2020 年整理版 严景耀与中国的犯罪学研究 水世铮 编者按：《会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已经介绍了 严景耀在民主运动中的业绩，现编发水世铮先生《严 景耀——中国犯罪学的开拓者》的另一部分，介绍严先 生在社会学、犯罪学、法学上的贡献，文中小标题是 编者加的。 三十年代的严景耀 124 2020 年整理版 严景耀先生是我国老一辈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也是著名 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中国犯罪学的先驱者、开拓者。他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以勇于开拓的进取 精神和科学的唯物史观相结合的治学态度，对中国的犯罪问题 进行多年卓有成就的研究，为我国犯罪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 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一位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的犯罪学 家。 一、 研究经历 1927年，他在燕大攻读期间，就开始对犯罪学的研究，当 时我国研究犯罪学的著作十分缺乏，除王元增著《监狱学》一 书外，均为西方各国出版的犯罪学著作，其中论述的是欧美各 国犯罪问题。我国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犯罪问题严重，高度的 民族责任感使他毅然立志为中国犯罪学开创新的领域，他决定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了解犯人犯罪情况和监狱情况。当 年暑假他开始进入北京京师第一监狱，做一名“志愿犯人”， 亲尝铁窗滋味，和犯人同吃、同住、同生活，他和犯人个别谈 话，促膝谈心，他对犯人诚挚、热情的态度以及实事求是的精 神，使犯人受到极大的感动和教育，赢得了犯人的尊敬和信任， 犯人像对亲人一样吐露心里话。有些犯人放声痛哭，申诉衷情。 他还为犯人传递家信和嘱托，藉以到犯人家中了解情况。监狱 125 2020 年整理版 长和看守认为他将来监狱作狱官，也和他自由谈话。暑期，他 在监狱住了长达三个月，以后每周去监狱两天，在和犯人“三 同”期间，进行调查，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积累了各类犯 罪典型个案200余例，绘制了大量统计图表，发表了多篇文章。 1930年初，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及燕京大学社会 学系的赞助下，严先生率领学生到河北、山西、河南、湖北、 江西、安徽、浙江等地20个城市的监狱对犯人和监狱管理进行 调查，取得了犯罪典型个案史料300余个。自1928年至1931年， 他在燕大社会学系出版的《社会学界》发表了“北京犯罪之社 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犯罪学书目”、“北平犯罪 调查”、“北平监狱教诲及教育”、“刑罚概论”、“犯罪概 论”等著作。1934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撰写了博士论文“中 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的著作（吴桢教授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 资料是他在1927年至1930年在北平京师第一监狱及河北等20 个城市的监狱进行调查积累的。1936年他撰写“原始社会中的 犯罪与刑罚”一文，发表在《社会学界》。 1936年夏，白色恐怖笼罩古城，国民党反动派迫使一些进 步教授离开北平。严先生被迫离燕大去上海，经上海特区地方 法院院长郭云观（原燕大教授）介绍，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西牢任助理典狱长，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少年儿童犯罪问题， 少年犯释放后送到上海佛教会赵朴初举办的慈善事业儿童教 养院。这时他还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47年初，严先生应聘重返燕京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他 讲授的课程有“犯罪学”、“社会学概论”、“社会变迁”和 “政治经济学”，他还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及辅导委员会副主 126 2020 年整理版 任。 新中国建立后，严先生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代理法学 院院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 他参加筹办北京政法学院，任该院国家法教研室主任，兼校务 委员会委员，讲授“苏联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世界概论”等课程。1954年，我国宪 法颁布后，他在《政法研究》发表了“资产阶级宪法的虚构性 与危机”、“我国宪法中的国家机构”等文章。还担任各国宪 法的翻译工作，1973年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国际问题。 二、《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的思 想 严先生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一部研究 犯罪与社会变迁的名著。“犯罪与文化”和“犯罪者的文化” 是这部著作论述的主题。 严先生指出：“犯罪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并因文化的变化 而发生异变，是文化的产物。”他强调：“对犯罪的理解只能 从产生犯罪的文化传统来考虑才能得到解释，同样的犯罪行为 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意义，在相同的文化中，而在不同时 期又有不同的意义。”“为了了解犯罪，我们必须了解发生犯 罪的文化，反之，犯罪的研究又帮助我们了解文化。”他说： “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犯罪问题的目的是透过犯罪的表面现 象探索犯罪者的冲动同环境的有效剌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 127 2020 年整理版 示犯罪者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产生的行为变化。犯罪问题揭示 当时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严先生对文化涵义的理解是广泛 的。他说：“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习俗 各个方面。也就是说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个方面。” 严先生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观点对他掌握的大量犯罪个案 进行了分析。着重研究造成犯罪行为的一般社会过程与中国迅 速的社会变迁的关系。严先生指出，在中国，犯罪与社会变迁 的关系，犯罪与发生犯罪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关联 的。犯罪问题是社会的产物，人们的活动是受现有的社会制度 制约的，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是犯罪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 对犯罪问题的剖析，应由社会横切面来分析，犯罪是相对的概 念，犯罪的定论，要以当时文化背景为依据。严先生在《原始 社会中的犯罪与刑罚》一文中，又把犯罪这种社会现象纳入人 类文化发展的范畴，他指出，犯罪现象在不同社会形态或各个 不同历史时期是各不相同的和各具特点的，因而必须区别对待。 严先生说，犯罪产生的根源是由于经济关系和私有财产观念造 成的。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早在60多年前，在那样 的社会条件下提出来，又是难能可贵的。 严先生对旧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有精辟的论 断，他着重于经济犯罪与政治犯罪的原因作出分析。 经济犯罪是各类犯罪中数目最多的一类，在严先生经过20 个城市的调查中，有15个城市的监狱中的犯人主要的犯罪是偷 窃，在北京的监狱9年来犯人的总数为14，309人，其中最多的 是盗窃犯，经济犯总数为11848人，占82．8％，严先生认为， 这个数字不能作为犯罪指数的根据，政治犯的数字是比较高的。 他说他在京师第一监狱，听说每周有两个早晨有暗中被处死的 128 2020 年整理版 犯人，一天早晨他在散步时看见三个青年被枪决，听看守人说 他们是“共产分子”。 严先生将经济犯罪分为偷窃犯、盗匪犯、拐骗犯、吸鸦片 犯几种类型。他说，经济犯罪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西方帝国 主义国家廉价商品输入中国城乡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被摧毁， 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改变为半殖民地的商品经济。几千年 来我国农村稳定的经济局面被破坏，农村破产，农村手工业者 被迫失业，纷纷流入城市后，无以谋生，个人经济生活陷入困 境，农民传统的道德观与新形势下的法律观发生矛盾，他们被 迫以身试法。严先生在北平第一监狱调查犯罪材料说明，当时 北京有3／4的民众过着一无所有的贫困生活，犯人中经济犯罪 的再犯、三犯人数，高达95％，他们逐渐成为职业犯，以犯罪 作为谋生出路。他举例说，有一犯人因生活贫困，把寒衣当了， 他为了要到监狱过冬而偷窃。又如一犯人即将被释放，但他却 十分痛苦地对监狱训导员说： “我出狱后找不到工作，肚子饿， 怎么办？”严先生感慨地说，“如果我个人遭受这样的境遇， 也只能如此，则无他路可走。”（《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 严先生对旧中国贫苦劳动人民的罪犯予以深切的同情。 严生先通过对盗匪犯罪的个案研究，提出了客观公正的论 据，他说中国所谓“土匪”有其特殊的意义，这个问题和中国 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情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是有 组织的犯法者，是由于连年内战、灾荒、失业、社会动乱以及 受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影响而不能适应所造成的（《中国犯罪 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第90页、95页）。举例说，河南某县 县长对严先生谈，他在任县长两年时间，对灾荒情况难以应对， 由于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当了土匪，这些土匪不能抓，因 129 2020 年整理版 为它们实际上不是匪而是灾民。又举一案例：一个来北平的士 兵，被捕送进大同监狱，严先生在狱中访问他，他说：“因河 南老家闹荒年，逃到东北参加军队，东北军在大同被击败，许 多士兵被遗弃在此。我没有钱，没有吃，只有一条枪，我不能 当兵，就只能当匪了。”另一种地下组织是由于对当时统治者 不满，为反抗当时的统治者而形成。例如东北的大土匪组织就 是这样成立的。他们结社自卫，并以保护人民为己任。“替天 行道”、“杀富济贫”是东北大土匪组织标榜的两面旗帜，这 是他们的道德观，他们的戒律是：“不许迫害穷人”、“为富 不仁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现象表示不满，见义 勇为，偷窃富户是为人民复仇。有一个大土匪首领，人称“野 狼”的自豪地说，他从未杀过一个无辜的人。严先生对此指出， “盗亦有道”，“官逼民反”，官匪之害甚于盗匪。这种土匪 是反对社会上层、富者和统治者的，不都是一般人认为是为非 作恶的人。他指出，盗窃犯、土匪和强盗的产生都有政治的、 经济的、社会的原因，它们是在社会危机和个人危机发生时， 为谋求生存的一条出路。 严先生在论及吸鸦片和毒品罪时说，这种犯罪也是由于我 国过去劳苦人民大众穷困落后造成的，这个问题反映旧中国劳 动人民生活痛苦，是文化缺乏、知识缺乏的一个侧面，劳苦人 民患病，没有经济能力医疗，对鸦片的毒害无知，为了迅速解 除病痛，只能以廉价的鸦片和吗啡代替医药。严先生在监狱与 鸦片犯和吸毒犯谈话时，他们痛苦地诉说：“我不能戒鸦片， 我不能不扎吗啡，不吸鸦片、不扎吗啡，就没有力气干活。” 严先生指出：“鸦片问题与中国社会上下的人们相关联，禁烟 法只适用于老实的下层社会的老百姓，而不能触及有权有势的 130 2020 年整理版 上层人物，贩卖鸦片罪、吸毒罪和中国文化关系十分显著，这 种犯罪的形成与其他犯罪问题一样，必须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入手。” 严先生也谈到拐骗犯，调查材料表明，女犯略诱罪占70％， 妇女作拐骗犯的原因是由于妇女没有谋生的能力，如丈夫死亡， 即失去经济上的靠山，她们为了生存被迫去作拐骗犯，被拐骗 者沦为娼妓。娼妓是旧中国社会制度的产物。如果没有娼妓制 度的存在，如果贫苦劳动人民有谋生的道路，也就不存在拐骗 犯和妓女，这些罪犯大多是社会底层贫困的劳动妇女。许多妓 女是被拐卖诱骗的，她们成为被人主宰的奴隶，妓女是拐骗犯 造成的后果。 严先生将危害国家罪的政治犯分为两种，“一种是力图恢 复已失去的社会秩序和政权，要求复辟旧专制帝制的反动复辟 派，一种是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反对现统治集团，不甘心作 奴隶、作牛马，要求建立新社会和新政权的革命派，以挽救苦 难的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是未来社会的先驱者。这 种行动危及现政权或统治阶级，成为危害国家的政治犯。1927 年北伐成功，蒋介石背叛革命，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犯， 国民党清党剿共，对共产党进行反革命的镇压和屠杀，把亿万 中国人民置于血泪之中。广大工农和知识分子在大动乱的社会 变迁中，被迫铤而走险，陷于国民党法网之中。” 严先生例举在监狱中调查访问的几个政治犯，例如：刘德 元，是严先生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当时，是北京学联的主要负 责人、燕大学生会会长，1929年在山东家乡被捕，受到残酷的 拷打，逼他出卖同志，他被囚在一个三尺见方的牢笼里，站不 直，躺不下，脚上铐上20斤大镣，双手也被铐上。但他坚贞不 131 2020 年整理版 屈，最后被枪杀。 又例如江西省一李姓农民，他这样诉说：“我不再当南京 政府的老百姓，我过去受国民党宣传的愚弄，以为共产党来了 要抢我的妻子和土地。但是现在国民党却把我一切所有都抢光 了。我们村的农民也都被抢光，我们是被逼去投红军的，共产 党帮助我们贫苦农民翻了身，国民党对我越残酷，我就更赤 化。” 这两个案例说明构成政治犯的原因和过程，他们对当前局 势感到不满，要努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反对现有统治者 的权益。 严先生尖锐地指出，国民党之所以敌视共产党是由于共产 党是坚决反帝、反封建的，是谋求民族解放，真正要革命的。 他热情地歌颂共产党员、爱国革命者英勇斗争、慷慨就义的英 雄事迹，大义凛然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把人民革命者当作犯人 进行囚禁、拷打、枪杀，中国广大工农群众长期以来在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压榨剥削下，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严先生引用“左联”给世界的一 封信中的语句指出，“中国人民的负担已高达全世界第一位和 史无前例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是自然的产物”。 他说，人民除走跟共产党革命这条血路外，别无其他出路。革 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产生的，革命造成革命家，而革命 家不能制造革命。 严先生对旧社会犯罪问题的研究，其结论可概括为以下几 点： （1）犯罪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犯罪者在迅速的社会 变迁中失去适应能力和自我控制，他们的行动是当时文化不稳 132 2020 年整理版 定和矛盾的表现。要了解犯罪问题，必须了解社会的、政治的、 经济的各方面的问题。 （2）犯罪问题突出反映旧中国的社会病态，由于反动政 权对劳动人民的压榨以及因连年内战、严重的灾荒引起的社会 动乱，使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他们被迫走上 犯罪道路。在旧社会制度下产生的各种病毒——贫穷、落后、 腐朽、失业、失德等，这些问题是互为因果的，这是大量经济 犯罪的主要原因。 （3）反对政府以求建立新社会制度的政治犯，是对旧的 顽固势力的反抗，目的是要解放那些被压迫受剥削工农大众的 痛苦，他们在旧社会制度的压迫下忍无可忍，它是建立新秩序 新社会的力量。 严生先对旧社会的犯罪问题作了精辟的论断，他指出：要 消除犯罪问题，必须揭示犯罪问题的根源，改革社会制度，解 救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工农大众。不经过革命是不可能彻底解决 问题的，刑罚对犯罪的制裁是“忌本逐末”。 严先生在亲身经历铁窗生活的实践中，掌握了大量第一手 犯罪资料，在此基础上，通过由表及里地观察、分析、探索、 研究犯罪问题，概括出精湛的犯罪学理论，因而论断是科学的， 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他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把犯罪的本质揭示出来，阐明旧中国经济犯罪形成的原 理，使我们看到了旧中国反动独裁政权的腐朽、黑暗以及广大 劳苦人民在反动独裁政权压榨下的悲惨画卷。 三、监狱管理思想 133 2020 年整理版 严先生于1927年至1930年对北平等20多个城市的监狱管 理情况进行了调查，指出监狱在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 犯罪管理学——改造犯人的管理制度、措施和方法，是通过监 狱管理改造犯人的思想，以促其转化的一门社会科学。监狱管 理的对象，是作为社会消极因素和破坏因素的罪犯，较之其他 管理部门具有更大的复杂性。 他说，监狱是社会医院，犯罪是社会的疾病，犯人是社会 的病者，对犯罪病人须对症医疗。目前监狱的管理官僚化严重， 监狱管理人员把监狱视为官衙门，而不是社会医院，监狱对犯 人施行刑罚主义、奴隶主义，对犯人施行划一的处理方法是必 须改革的。针对监狱存在的严重问题，他提出改革的创意： （1）监狱不能对犯人施行法外之法，监狱对犯人的管理 应着重感化教育而不是单纯的幽禁。监狱对罪犯的处理是罪名 而不是犯人本身，犯人进入监狱后，没有外出的自由，就是对 犯人的一种刑罚，监狱无权对犯人施行其他刑罚，即“法外之 法”，以侵犯人身，例如犯人在劳动时脚上带着笨重的铁链， 作为刑罚，这是非法的，是违反人道主义的。 （2）监狱要设社会服务部，监狱对犯人不能采用划一的处 理方法，要用个案调查方法。犯人入监后，通过和犯人个别谈 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心理、身体以及犯罪的原因和过程，同 时要访问调查犯人的社会环境，犯人的家庭、邻居、工作单位 及亲友等。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分析研究其犯罪原因，给予相应 的处理，即对症下药。 （3）实行监狱教育社会化，使犯人反社会的态度转变为社 会化态度。犯人在监狱要有学习的权利，要在监狱举办报告会、 演讲会、座谈会、讨论会等学习活动；经常邀请社会各界人士 134 2020 年整理版 到监狱对犯人讲话，使他们了解当前国家的形势，获得新知识； 使他们认识社会，了解社会，认识个人和社会、国家的关系， 理解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使犯人感觉到今天人们并 没有完全抛弃他们；还应举办文艺晚会使他们有娱乐的机会。 犯人在监狱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学习、训练、集会、生产劳动 及娱乐都应具有社会化教育的意义。 （4）做好犯人出狱后的假释工作。犯人出狱后的假释书与 医院医生对病人的诊断书以及学校对学生学习的证明书相同。 犯人出狱时间不能事前作出定案，正如医生不能确定病人出院 时间一样。许多人之所以犯罪是因遭受社会危机和个人危机， 如内战、灾荒、失业、贫穷等因素造成的，出狱后多遭受社会 的岐视，监狱要安排他们就业，以免使他们再走上犯罪道路。 （5）培训监狱管理学及犯罪学的专门人才。监狱不仅对犯 人执行惩罚，还负有教育犯人，改造犯人思想品德的任务。犯 罪管理学是一门涉及犯罪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 及行政管理学的综合性科学。监狱的教育人员、管理人员对犯 人应具有同情、热诚的感情，丰富的学识。现在监狱管理人员 缺乏专业训练，把监狱作为官僚进入司法界的进身之阶。 （6）反对非刑逼供。严先生在监狱进行调查中，了解监狱 对被告犯人实施“非刑种类，不胜枚举”。这些侦缉办案人员 蛮横无理地对被告者说：“我们只有错办的，没有错放的，是 铁也要把你磨亮了，何况你是皮肉作的。”严先生在《刑罚概 论》一文中大声疾呼：“我们在今天20世纪人道主义、证据主 义的社会里，决不能允许如此残酷野蛮的制度有一点存在的余 地。”这不仅是对当时专横的司法制度的揭露，在今天，也可 说是警世之钟。 135 2020 年整理版 严先生在30年代旧中国统治下就提出改革监狱制度，实行 现代化监狱管理制度，这是他在亲身体验监狱生活中获得的成 果，是有远见卓识的。 四、关于建立中国的犯罪学 1935年，严先生在燕京大学讲授犯罪学课程时，尖锐地指 出：“英美社会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良主义，是 不可能医治中国社会的病根的，要消除中国社会的弊端，要彻 底解决中国犯罪、贫穷、落后、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 改变社会制度，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独裁政治，实行民主， 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讲授“犯罪学”、“社会调 查”课程时，引导学生从书本中解放出来，走出图书馆，走出 课堂，到活生生的大社会中去，接触实际，探索真理。他带领 学生参观监狱，访问犯人。他还带领学生参观妓院、老煤窑， 了解妓女和矿工的苦难。使学生扩大知识面，从活生生的现实 中认识理论，在实践中找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解放前夕， 燕大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去听他讲授的“社会学概论”及“政 治经济学”，在燕大最大的可容200余人的梯形课堂，座无虚 席，是进步同学最欢迎的课程。为此，当时燕京大学有“小解 放区”的光荣称号。 严先生对创建中国犯罪学这一科学，坚持独立思考，他突 破旧理论框架、观念模式和研究方法，采用社会人类学实地调 查方法，将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与犯罪现象联系起来考察；他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甘愿饱尝铁窗 滋味，探索真理知识，既富于理论高度，又富于实际应用，将 136 2020 年整理版 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相互统一。这对当今犯罪学的研 究是很大启发，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T18 严景耀 1947 年在燕京大学 137 2020 年整理版 “东北甘地”车向忱 ——纪念车老逝世 30 周年 毛启邠 在沈阳办平民教育时的车向忱 车老向忱在“文革”期间被迫害逝世已有 30 周年了。回 忆他毕生的革命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人民的重大贡献， 仍使我们难以忘怀，令人崇敬。 车老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人民教育 家、也是民进组织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车老 1898 年出生于 138 2020 年整理版 辽宁省法库县，1971 年 1 月 8 日在沈阳含冤逝世，终年 74 岁。 一 1919 年车老在北京大学补习班求学时，因积极参加“五 四”运动，曾遭反动军警逮捕。同年秋至 1925 年，他在北京 中国大学学习哲学，崇拜过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的思想， 立下了艰苦实践，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宏愿。大学毕业后， 车老回到奉天（沈阳），先后在省立三中、一中和东大附中任 教。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东北三省，大量倾销日货，破 坏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为了唤醒民众，反对日本侵略者，从 1925 年至 1927 年，车老奔走东北各地，创办了四所平民学校。 1929 年夏，他与阎宝航、张希尧等发起组织“辽宁省国民常 识促进会”，并被推举为主任。促进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 爱国，提倡国货，创办平民夜校，并出版《常识半月刊》，揭 露日本侵略者的种种阴谋罪行。在张学良将军的支持下，平民 学校得到迅速发展，到 1929 年底，在城乡共办学 240 余所， 遍及全省 20 多个县，对普及平民教育，提高工农文化水平， 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 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 他秘密去往北平，联络东北知名人士，与高崇民、阎宝航、王 化一、卢广绩等人共同组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东 救），并任常委。1931 年末，车老受“东救”的委派，秘密 139 2020 年整理版 回到东北，化装到大黑河边疆，联络义勇军将领马占山、李杜 和唐聚五等人，慰劳和推动抗日反攻，并担任抗联杨靖宇将军 的联络员，还编著了《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一书。 热河失守后，车老又代表“东救”率领东北大学同学 50 余人，到长城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救护负伤人员，这一爱国行 动，使抗日将士深受感动，鼓舞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士气。 1934 年，车老在北平接办东北难民教养所，组织东北义 勇军家属生产自救和东北流亡儿童读书学习。那年夏天，车老 去武汉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的会议，奉命负责总会的西安分 会日常工作，接着他携家眷在西安住了下来。“九一八”以后， 在那流亡与苦斗的日子里，他亲眼看到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救 星，坚信共产党是东北同胞的好朋友，毛主席是抗日救亡的伟 大领导者。他从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和东北抗日联军艰苦英勇斗 争中，看到了打回老家去的希望。 三 1935 年春，车老在西安看到有许多东北失学儿童流落街 头，萌发了办学思想。他以“两元钱起家”，借了几间旧房子 和破桌椅，办起了“东北竞存小学”（以后增设初中部改称竞 存学校），自任校长，提出为团结抗日办学、把学生培养成革 命战士的正确主张。 东北竞存小学创办以后，得到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的大力 支持。周恩来同志接见过车老，给予许多宝贵指示，派共产党 员协助办校任教，并要驻西安办事处每月秘密补助 300 元作为 办学经费。1937 年 8 月，国民党反动派捏造罪名，逮捕了以 140 2020 年整理版 车老为首的竞存学校五位同志，在师生共同斗争和社会舆论的 声援下才被释放。出狱后，车老决心坚持把竞存学校办下去。 1938 年秋，日寇向陕西进逼，敌机大肆轰炸西安，车老将竞 存学校迁到靠近陕甘宁边区的陕西凤翔县两座破庙里。他带领 学生发扬延安抗大精神，自己动手建校，一边教学，一边开展 生产运动，种菜养猪，开荒种田，自造文具。短短几年内，他 们垦荒百亩，建房 25 间，不仅解决了学习和生活困难，也培 养了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车老创办竞存学校主张教育为抗日服务，课程紧密结合抗 战的需要。学校开设中日问题、游击战术、军训、日语等课程。 语文教材选讲鲁迅文章和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带领师生阅读进 步书刊，组织学生自治会，开展时事研究，进行诗歌朗诵、漫 画创作等课外活动。竞存学校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曾屡遭国 民党的破坏，但由于共产党的秘密支持而未被摧垮。1940 年， 车老在重庆再次见到周恩来，他对学校十分关心，并捐款五千 元。竞存学校从创办到抗战胜利的十年间，培养了大批人才， 有百余名进步师生越过封锁线，投奔革命胜地延安，数十名学 生参加了八路军，上前线杀敌。 四 车老在东北爱国民主人士中威信较高，广泛联系各阶层群 众。在西安事变前，他在洛川说服了东北军王以哲军长收留被 红军释放的高福原团长，促进了张学良将军与中共代表的联系， 在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他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鼓动东北军 分清敌友，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志 来到西安，他是最早见到周恩来的爱国人士之一，并按照党中 141 2020 年整理版 央的方针，说服了一些东北军将领，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解放后，在一次全国人大的小组会上，周恩 来总理碰到车老时，曾亲切地说：“车向忱，老朋友了，西安 事变时就认识了。过去称他为‘东北甘地’，曾创办竞存学 校……”周总理说的就是这一历史性的会晤。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积极准备发动内战的前夕， 车老来到陕甘宁边区学习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在延安枣园曾受 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毛主席询问了东北 竞存学校的情况，谈这问那，像老朋友那样亲热，这是车老终 生难忘的事。隔了几天，车老又一次见到毛主席。主席问道： “车先生，你还没有回东北？”车老告诉毛主席因关节炎复发， 走路还不方便。主席听说后，便请医生给他治病，又送他一件 皮大衣，要他注意保重身体。后来，车老的关节炎有了明显好 转，组织上决定让他乘坐军调部执行小组的飞机，由延安直飞 北平，然后转回东北。临行前，毛主席亲自到机场送行，还亲 切地嘱咐：“回到东北要努力争取和平！”这是党和毛主席的 希望，也是全国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 五 1946 年春节后不久，车老回到东北解放区，参加了党领 导的“保卫和平促进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发 动内战的阴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曾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 主席，省立联合中学校长，后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委主任兼 哈尔滨大学校长，沈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院长等职。1954 年东北大区撤消，他又担任辽宁省副省长、政协副主席兼省体 委主任。车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东北地区完成旧教 142 2020 年整理版 育的改造、确立新的教育制度、积累办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和 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六 车老是 1952 年加入民进的，在民进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 为民进中央副主席。他入民进后即受民进中央的委托筹建东北 三省民进组织，先是组建沈阳市筹委会。1956 年民进沈阳市 委会正式成立，他任主委。接着大连、抚顺、营口、锦州、辽 阳、本溪、丹东等地在车老的推动下，先后建立起市级组织。 1958 年民进辽宁省委会正式成立，他出任省委会主委。与此 同时，他还先后筹建了民进哈尔滨和长春市地方组织。由于车 老是东北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在他的影响下，吸收了一批教育 界知名人士和代表性较大的人士加入民进，这些同志都成为各 地方组织的领导骨干。车老对建立东北地方组织功不可没。他 还经常深入民进基层组织，每逢民进开会总是鼓励会员要忠诚 接受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做好岗位工作，发挥民主党派 的助手作用。 七 车老一向廉洁奉公，关心同志，律己甚严，公私分明为众 所称道。1950 年车老已是东北人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他决不 因私事用车，常骑自行车上街买菜。那年他去北京参加全国政 协会议，住在亚洲饭店。会议期间，宋庆龄副主席请车老、高 崇民、于毅夫等到她家里吃饭。按说，他可叫接待处派车。可 是车老却让警卫员小王陪他步行前去，因为路远，他走了一会 儿就雇两辆三轮车，回来也是这样。警卫员很纳闷，车老便对 143 2020 年整理版 他说：召开这样的大会接待任务很重，车辆也是很紧张的，咱 们走一段路，又坐了三轮车不是很好吗？也可以少给国家添麻 烦。1952 年底，车老以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担任东北 各界人民慰问志愿军代表团团长，到大连、海城、辽阳等地去 慰问伤病员。车老一下火车，只在宾馆停留片刻，就到志愿军 疗养所去慰问病号。疗养所负责人介绍，这里住的多是开放性 肺结核病患者，为防止传染每人发了一个大口罩，别人都戴好 了，就是车老不肯戴，并严肃地说：“戴上口罩还怎么慰问交 谈。”大家只好把口罩摘下来。他逐一向伤病员询问病情，然 后要叫随团的杂技团深入病房作慰问演出。到海城那天晚上， 县委领导人举行丰盛的晚宴，但车老就是不肯入席。县委宣传 部长问车老的秘书，是不是饭菜不好，不对车老的口味。秘书 低声问车老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车老回答说没有，接着反问道： 志愿军在前线一把炒米一把雪，伤病员在这里也只吃一汤一菜， 馒头米饭。这样满桌子鸡鸭鱼肉怎能下咽呢？结果硬是撤了筵 席，换上烧饼馄饨才进餐。象这类生活中的例子是不少的，可 见车老严以律己，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八 在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疯狂迫害革命 老干部和跟党多年的爱国民主人士，车老十分气愤，曾多次写 信向周总理反映情况，认为破坏统战政策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可是不久车老也被扣上种种罪名，被抄家，绑架，关进牛棚， 送到盘锦五七干校劳动，对他实行群众专政审查，长达两年七 个月之久。车老虽遭受莫大冤屈，但仍坚信毛主席、周总理是 了解他的，终有一天能得到解放。可是，车老并没有等到这一 144 2020 年整理版 天而含冤逝世，直到 1978 年 10 月 21 日，中共辽宁省委才为 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车老离开人世已有整整 30 年了。 他是毕生心力为公瘁，无私奉献给人民。他对党忠心耿耿，对 事业执着追求，对同志热情宽厚，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敬爱的车老永远使人怀念。 2001 年 6 月于京寓太月园 145 2020 年整理版 T20 T21 1932 年初，在北平的车向忱代表“救国会”出关联络义勇军。 1956 年 8 月，车向忱出席民进二大。 146 2020 年整理版 张学良的题词 147 2020 年整理版 民进的元老 我的良师益友 陈舜礼 今年是敬爱的潘承孝先生105岁华诞，特辑录《民 进的元老 我的良师益友》及《我的父亲潘承孝》两 篇文章，以志庆贺。 148 2020 年整理版 1951年，潘老和我同在天津工作，他和我一同加入中国民 主促进会。当时，潘老老成持重，学富五车，在我国教育界和 科技界已是誉满全国。而我才初进南开大学任教，年仅三十四 岁。1952年后，我们受民进中央的委托，又一同在当时南开大 学校长杨石先同志主持下，参加筹建民进天津市委会的工作。 1953年1月，民进天津市委会正式成立，潘老任副主委，后任 主委，我任组织处主任,后任副主委兼秘书长，直至我于1959 年调职离开天津去太原工作。在这九年时间里，在民进工作的 相处和交往中，潘老言传身教，使我深受教益。 当初，潘老和我都是新加入民进的，各自在学校的本职工 作又都十分繁忙。潘老在筹建民进组织的过程中，由于他对党 所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满腔热忱，因而对民进的工作十 分关切，对学习统一战线理论也十分积极，对民进发展组织和 研究会务的大政方针，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特别是他提 出民进要接受党的领导，要同市委统战部保持密切联系，要与 党同心同德，与党保持透明而不留隔阂的关系。他宣传党的统 一战线的意义和作用，宣传民进的性质、历史、优良传统和在 新中国建立后的职能和任务。在他的崇高声望和循循善诱的谈 话的感召下，使许多会员和会内干部提高了对统一战线和我会 的性质任务的认识，也使不少他所联系的高层次的教育界知识 分子参加了民进。这些为使新组建的市委会走上健康发展成长 的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 潘老以在科学技术界和社会上的崇高地位参加各方面的 工作，从不以权威或高级人物自居，对大事总是深思熟虑，善 于分析情况和问题，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择善而从，善于坚 持原则，而又言简意赅，平易近人，促使许多事情得到正确解 149 2020 年整理版 决和顺利发展。1957年，当社会上和天津民进组织内部涌起一 阵政治风浪的关键时候，潘老牢牢记住会中央一位领导人所说 的话，鸣放的座谈会不是不可以开，但要掌握“不做使亲者痛 仇者快的事”的精神。当时，潘老就主张用这样的精神来研究 天津民进是否召开座谈会，召开哪些座谈会和怎么来开座谈会 的问题。潘老是老前辈，又是会的副主委，他的这一主张，当 时深深印入我的心头。至今想来，在那关键时刻，他坚持这样 的主张是非常紧要和正确的，也使我终身难忘和终身受到教益。 1959年后我调离天津去了太原，在我本职工作之外，先后 担任太原市和山西省民进的领导职务，潘老也因工作单位的变 动而担任了民进河北省委会主委的职务。这样，潘老和我各处 一地，会务上的接触和交往就大为减少了，但还不时有共同参 加民进中央活动的机会，听到潘老精辟的见解。1984年我调至 会中央工作之后，就有更多的机会向潘老请教思想认识上和会 务工作上的问题。他总是坦诚地提出意见或提示问题，使我得 益良多，而且使我有时感到有些问题非要先听听他的意见才可 以做出决定。长期以来，潘老是民进的中央常务委员，后来改 任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他对民进的工作一直十分关心，也 十分认真和热爱，直至他年逾九十之后，对会中央的会议和各 项活动，都还是有请必到，从天津赶到北京来，认真听取大家 的意见，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对会中央的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 他还十分关心同志，去年春节前夕，他以98岁的高龄，挨家挨 户探访和慰问在天津的参议委员，使大家深受感动。他为民进 的建设和发展，为民进发挥一个参政党的作用是贡献卓著的。 他是民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元老之一，深受民进全体同志的 爱戴和尊敬。 潘老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严于律己，是一位朴实 耿直、可敬可亲的长者，是中国共产党的肝胆相照的挚友。他 150 2020 年整理版 治学认真，从教严谨，唯贤是举，甘为人梯，是我国内燃机和 汽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从教七十年，在教育科研战线 上培养出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桃李满天下。他曾任全国政 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为国家的政权建设和统战事业呕心沥血，作了很大的努力。潘 老高尚的道德风范，不论为政、为学、为人，都是可敬的楷模。 对我来说，则更是我的前辈和良师益友。 潘老寿高百年，从教七十，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喜庆节日， 因特概抒我依随潘老数十年的情怀，以表敬贺之忱。恭祝他寿 比南山，福如东海，永远健康幸福。 （本文作于1996年） 1924年在美国米城。 151 2020 年整理版 1947年参加咸阳西北工学院学生活动时讲话，支持学生反饥饿、 反内战。 1994年6月23日，与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的同志们在一起。 152 2020 年整理版 我的父亲潘承孝 潘家华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前的几年时间，父亲在北平工学院任 教并任机械系系主任。全家住在北京西城区西廊下胡同的一个 小四合院里。父亲上班、母亲操劳家务，两个姐姐上学，我当 时只有几岁，在家中玩耍，还有两个妹妹只有一两岁，全家过 着温馨而安宁的生活。 四合院的正房是饭厅，还有两间卧房，父亲住在里间，我 和妈妈住外间。西厢房是姐姐住着，东厢房是父亲的书房。每 晚母亲催我上床睡觉时，父亲书房的灯总是亮着的，竟无一次 例外。父亲的书房母亲是严禁我去捣乱的，受好奇心的驱使， 终于有一天我按捺不住，轻轻把书房门推开，我张大眼睛看， 原来四壁书架上都放满了书，桌上也堆满了书，父亲低头正在 写什么，看我进来，他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你来了就做点事 吧，让我在他看过的文件上打一个印记。我记得，我把好几个 印记的方向都打反了。 这期间，日本鬼子步步紧逼，时局十分紧张。父亲和他的 朋友们常常谈到深夜，有时声调激昂，有时又忧心忡忡。 一天晚饭的时候，父亲打开了一瓶酒，而且喜形于色，这 时听到远处有隐隐约约的鞭炮声，接着近处不知谁家又放了一 挂鞭。我问父亲，今天是什么节，父亲说，今天这个节比什么 153 2020 年整理版 节都重要，全民联合起来了，打日本鬼子。后来知道这是国共 联合发表抗日宣言的日子。 卢沟桥事变终于爆发了。 我于193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小，事变发生时，我 正读小学一年级。那天教师给我们讲了中国大刀队杀日本鬼子 的故事，还讲了《最后一课》，那是一位法国作家用儿童的口 气写的反对德国侵略的短文。最后教师用嘶哑的声音，声泪俱 下地说：“我们决不作亡国奴！”同学们都哭了。 学校动员大家给前线将士写慰问信，送慰问袋。 回家后，我和姐姐忙着做慰问袋，并用平时省下来的几个 铜板买了些慰问品，那天我们很晚才睡，母亲也没催我上床睡 觉。 那天母亲与父亲焦急地、紧张地讨论到很晚，京津高校师 生准备迁往抗日后方，万众一心，喊出了“我们决不做亡国奴！ 我们要斗争到底！”当时母亲正在妊娠期间（怀着我弟弟）， 我们也都太小，难以跋山涉水，又怕影响大队人马前进，最后 决定父亲只身前往，母亲带着我们留下。 我听说，有人劝父亲说，一个孕妇带着一群孩子，在日本 统治区怎么生活？建议父亲暂到美国任教，并说在美国也可宣 传抗日，争取国际援助，而且美国很多知名大学都会乐于聘请 他。后来母亲告诉我：“你父亲不会去，我了解他，他太爱祖 国的河山了，他太爱自己的同胞了，他太爱他的学生了。平时 还可能，但是在危难之时他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母亲知道父 亲是对的。她承担下了一切。也许她未曾料到抗日战争持续了 这么长，也许当时她未曾料到生活是如此、如此的艰辛。 在抗日的将士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以后，日本鬼子端 154 2020 年整理版 着刺刀，大踏步地进了北京城。 父亲带着全家离开了那个小小的四合院，到了天津，暂住 在由姑母处借来的半套房子里，那里是英租界，相对比较安全。 那个小小的四合院我以后再没有去过，但父亲书房的灯光 却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行前，父亲把我和姐姐安排在就近的一个小学读书，还带 母亲走访了一些亲友，请他们多加关照。在一个阴暗晚秋的凌 晨，他留下自己的爱妻和子女，只身走了。 父亲以他自己的行动教育了我，在自己的心灵深处要永远 把祖国、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是我永生铭刻于心的。 （二） 抗战八年，对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和在苦罹中煎熬着的人 们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 父亲走后的最初几年，我们靠家庭早年的积蓄生活，积蓄 用光了，母亲把父亲给她的几件定情的手饰都卖了。姐姐有很 高的绘画天赋，她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艺术学院，为了养家， 她失学了。姐姐后来做了中学教员。抗日的最后两年全家几乎 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多少个深夜，当我从梦中醒来时，听到母亲洗衣服擦板发 出格格地有节奏的声音，至今这个声音仍震颤着我的心。 我们学校离家较远，中午带饭盒由母亲装好，通常是一个 小窝头，两块白薯和一小块咸鱼。很多次在课间操时（上午十 点）我就把那点东西吃光了。记得是一个中午，我靠在墙脚下 晒太阳，已经是初夏了，天还是那么冷，同学们呼唤我去打乒 155 2020 年整理版 乓球，我真想露两手，可是我感到身子很软。站起来又坐下了。 那年我十五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向母亲说过我 的饥饿，我知道由于母亲的偏爱，全家我是吃得最多的。 由于贫困，母亲患了多种疾病，关节炎、脖肿、小便失禁 等等。有些病到她的生命尽头也没有医好。 虽然苦，但大家都有一个信念，中国人一定会战胜日本鬼 子，法西斯必定灭亡。全家好象和日本鬼子比赛，看谁活得长。 父亲的来信是全家最大的喜事，每人都要看很多遍，信中 倾述了他对妻子、子女的思念之情、工作情况，最后总要告诉 我们一些抗日胜利的喜讯。 父亲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才离开妻子可能会感到诸多的不 便。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亲人的思念，尤其是想到数千里之外亲 人在受着苦难时，这些不知怎样折磨着他。 十多年前，一次我出差时在软卧车厢里碰到一位老先生， 从我的同事那里他知道我姓潘。可能我长的像父亲，他问： “你 认识潘承孝教授么？”我说：“正是家父。”他非常激动，站 起来紧紧地握住我的子，说抗战时他在位于陕西城固县古路坝 的西北工学院读书，谈到父亲的一些往事，几次泪水在眼眶里 转。后来我告诉了父亲，他说“那时大家都离乡背井，师生之 间感情很深”。 1945年9月3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全民欢腾，老百姓在 欢腾和喜悦中迎来了一个个接收大员。遗憾的是这些衣锦还乡、 西服革履的接收大员不久老百姓就称他们为“劫搜大员”了。 父亲在胜利后约两个月，把学校的事料理妥当后，先到上 海看望了我的祖父，然后乘“蔡锷号”船抵达天津。全家都去 码头迎接别离了八年之久的父亲。 156 2020 年整理版 父亲身着蓝布长衫，脚下一双布鞋。迎接他的人不少，第 二天全国各大报都登了潘承孝院长抵达津门的消息。 父亲和母亲说了一夜的话。他们房间的电灯很晚还亮着， 八年时间母亲承担了一切艰辛，这是可贵的，然而更可贵的是 她竟无一句怨言。 父亲带回来三个箱子，两个褪了色的布箱子和一个棕箱子 （后来我去陕南出差，才知道那是汉中的土产）。孩子们都好 奇，想看看这三个土里土气的东西里放着什么宝贝。箱子打开 后，孩子们都有点失望，原来稀奇物件一个也没有。父亲送给 我两个圆润半透明的石头，他说是去新疆时由和田带回来的。 我一直留着，直到文革期间连命都顾不上的时候才丢了。 一位父亲的同事说：“你父亲的薪金不低，他平时省吃简 用，钱都存银行了，钞票贬值，钱都存没了。”我又问：“父 亲为什么这身打扮？”他说，你不懂，这叫名士派头。后来我 告诉母亲，母亲说：“甚么名士派头，他和我结婚时，大学才 毕业，还不是名士呢，就这身打扮。” 此后父亲留在北洋大学任教，以后还做过系主任和教务长。 （三） 五十年代初期，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父亲曾对我讲起，解 放前给学校要教育经费，不知要费多少唇舌，有时教授几个月 发不出工资。他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很有感触。 我1952年大学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和父亲一年也就见 上一两次面。那几年看到父亲有说有笑，对新中国充满了信心。 157 2020 年整理版 由1957年下半年开始，政治运动不断，反右、大跃进、反 右倾、拔白旗，最后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父亲一次比一次沉 默。 文革期间父亲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还被“群 众专政”过。母亲由于忧郁过度，患了癌症。我当时以“五七 战士”的名义，在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接到家信，我立即 赶到天津，不幸母亲已到了癌症晚期。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 母子二人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后来我知道家里被各派红卫兵反复“地毯式”抄家多次， 有人向家里扔石头，坐在马桶上，母亲问我：“为什么中国人 自己整自己，整得这么惨？”我真是无言以对。 母亲在还没有病倒之前，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给 父亲做了好几套棉衣、单衣。母亲用她瘦弱的手紧紧拉着我说： “我嫁给你父亲没有过上几年安宁日子，也吃过不少苦。但我 不后悔，你父亲是个好人，他老了。我走后，你们多来看看， 常写信，不要让他太寂寞了。” 1972年春天，母亲经受了七十年的艰辛，尝了人间的酸甜 苦辣之后，带着太多的遗憾，太多的迷惘，太多的惆怅离开了 人世。母亲走的时候父亲还没有“解放”，我还在农村没有上 来，母亲几次闭上眼睛又张开，她实在挂牵她的亲人，不忍离 去。 母亲走后，父亲有几天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默默无语。 在我离开天津之前，他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很多。父亲的 手很软，但在柔软中蕴藏着刚强。他从“九·一八”事变谈到 抗战胜利，从解放初期谈到文化大革命，从他与母亲的夫妻之 情谈到朋友们无辜遇到的迫害。我静静地听着。我想老人家将 158 2020 年整理版 心中的郁闷说出来后，心里能痛快些，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记 不清了。那天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了以下几段话： 在父亲心灵的天平上祖国的一寸土要比头颅更重。 在父亲心灵的天平上患难中的友情比黄金更贵。 我没有听到过父亲慷慨的演讲，但他却善于默默地为祖国 做出慷慨的奉献。 父亲的身体已经孱弱了，但我坚信当祖国发出呼唤时他还 会挺身而出，这是由于他内在的气质。 母亲去世已经二十三年了，每次家人团聚时都会说：假如 母亲能活到今天该多好。 是啊，今天该多好！用父亲的话说，近百年来祖国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么有希望。父亲最有资格说这句话，因为一百年中 的每一天，无论是喜剧、悲剧还是闹剧，父亲都亲眼目睹过。 远处的地平线上已经看到民族复兴的白帆。中国人都相信 白帆会驶来的。 愿父亲长寿再长寿，再多看些希望，再多看些美好，再多 看些祖国的繁荣与富强。 （作者潘家华，潘承孝先生的长子，高级科技工作者。本 文作于1996年。） 159 2020 年整理版 张纪元生平 张纪元（1919－1978）上海川沙人，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 主促进会，出席了民进成立大会。 张纪元从小热爱祖国，富有正义感，在中华职业学校时， 就随着进步同学不怕艰难上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1935 年夏考入北平汇文中学，参加了“－二·九”、“一二·一六” 学生运动。1936 年春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各 种革命活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战事爆发后， 在上海参与平津流亡同学会的联络工作，同时借读于上海清心 中学。后因在该校开展工作困难，转入华华中学做学生会工作。 1938 年 9 月，由莫振球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 160 2020 年整理版 后，他一直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各 项任务。1938 年 9 月考入大同大学，与肖子岗等同志一起搞 学运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参观团、演剧团等，同时还积 极动员同学们一起去参加地下党主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当时 人们称为上海“抗大”）听课。1939 年遵照组织的指示转入 大夏大学，组织学生开展抗日反汪运动。在大夏大学读书期间， 先后兼任“启秀女中”等学校的教师，讲授时事及社会发展史 等课程，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1940 年，他遵照组织 的决定打入国民党内，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尽心竭力，机智灵 活地完成了多次特殊任务。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事变后， 日伪进入上海“租界”，组织决定让他留下，以有病为名暂时 辍学，从事地下工作。后经组织同意，他在川沙县城与亲戚合 伙开店，以经商为名隐蔽了一个时期，约半年后回到上海，1942 年 9 月回大夏大学复学。1943 年大学毕业后，利用父亲和亲 友的关系，经组织同意先后参加了浦东同乡会和慈善团体，积 极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动员有财力的人士捐款办学校、教 养院。在赵朴初的协助下，1943 年在上海打浦桥（贫民区） 创办了“继儒义务学校”，吸收贫民子弟入学。该校教职员工 大部分是组织介绍的同志（该校教务长华锦解放后任北京八中 校长，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以教学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 作，张纪元任校长，直到上海解放。与此同时，他还兼任浦东 儿童教养院常务董事、职业界团体“益友社”理事等职务，广 泛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张纪元同马叙伦、王绍鏊等老前辈 一道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他参与筹备工作。并与王绍鏊、 林汉达、梅达君等一起创办培养民主运动干部的民本中学，任 161 2020 年整理版 校董会董事。抗战胜利后，张纪元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 财经和教育工作。i945 年 9 月，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负责 的地下经济机构“东方联合贸易公司”任国内部副经理，在工 商界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1946 年初组织派他参加工商 界组织的星五聚餐会，以联络感情，互通信息为载体，宣传党 的统战政策，揭露蒋介石制造内战的阴谋。1947 年冬为了迎 接全国解放的到来，组织决定在张纪元的老家利用其父亲的名 义，创办“竹溪小学”作为掩护革命同志的据点，张纪元兼任 校长，具体校务工作由蒋群明负责。 1949 年上海解放后，张纪元历任中国实业银行副总经理、 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秘书长等职。他贯彻统战政策，尊重 资方代表，努力做好金融业的改造工作。在此期间被选为上海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3年随银行迁京调到北京工作。 同年张纪元被选为全国青年联合委员会委员，并参加赴朝慰问 团，到朝鲜三八线前沿慰问志愿军。1957 年赴苏联参加第六 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任中国代表团副秘书长。1957 年后，主 要从事民进工作。他历任民进中央理事、常委、组织部副部长、 副秘书长等职。他认真贯彻统战政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以诚相见，团结群众。他从 1959 年起历任第三、四、五届全 国政协委员。 1963 年张纪元患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后，仍然坚持工作并 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疾病作顽强斗争。“文革”中，张纪元 被诬陷为特务，进行隔离审查。他在审查期间坦然处之，实事 求是，刚毅顽强，坚持学习，坚持锻炼身体，以备恢复工作。 1976 年周总理病逝，他由于表露对周总理的哀思和拥护邓小 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又一次遭到追查，他顶住压力，决不牵 162 2020 年整理版 连其他老同志。粉碎四人帮后，他以奔放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工 作中去，更加努力地做好党的统战工作，甚至在病床上还惦念 民进和政协工作。 张纪元一生忠于党的革命事业，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勇于 开拓，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注意政策和工作方法，善于团结 各阶层人士和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推心置腹交朋友，群众关系 密切。在国统区工作时，依靠各方面群众的掩护，随机应变地 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努力学习，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 政策，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民主 党派工作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为民进的创建和发展倾注了 大量心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为 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蒋群明提供） 163 2020 年整理版 怀念敬爱的伴侣张纪元 蒋群明 纪元过世已有二十余年了，我在梦中经常浮现他青年时代 热血方刚，赤心抗日救国的形象。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 怕艰难，尽心竭力，奋斗终生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的工作和 生活。我们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互敬互爱，非常幸福。可是 纪元离开得太早了！正值跨入新世纪，祖国兴旺发达，蒸蒸日 上之时，我们未能一起欢庆党的八十周年，真是感慨万千！我 沉浸在历史的回忆之中，随着自己的思念，记下往事的片断， 以表达我的深切怀念。 张纪元 1919 年 1 月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父亲张竹溪在 川沙县城和上海十六铺开设水果行，为人忠厚善良，热心社会 公益事业，与同乡黄炎培先生是世交，是川沙县一位知名人士， 在上海水果行业中享有威望。母亲是旧社会典型的贤妻良母， 一个明理的女子，对子女教育较严，张纪元从小受母亲望子成 龙的教育，立志做毕业歌里高唱的：“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纪元小学毕业后，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上初中，受黄炎培先 生“以创实业，振兴中华”的爱国思想影响，刻苦学习，热爱 祖国，迫切希望挽救民族危机，少年时代就随进步同学不怕艰 难，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在初中毕业时，受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 川，……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的影响，思想开朗，决心要 164 2020 年整理版 “周览四海”求“天下奇文壮观”，毅然上北平——旧中国的 文化中心求学，考入北平汇文中学。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入 侵华北，北平青年学生看到民族危亡，个个热血沸腾，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元怀 着爱国救亡的满腔热忱，和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二·九”、 “一二·一六”学生运动。1936 年春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 锋队，在“民先”的领导下更是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进一 步懂得民族解放、抗日救国的道理，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 党才能从深重灾难中挽救国家民族。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正值暑假）他回到上海，接着上 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平津学生在上海组织平津流亡同学会， 纪元做联络工作，同时借读于上海清心中学。后因清心中学对 学生活动限制很严，开展工作困难，寒假后转入华华中学搞学 生会等工作。纪元在参加学生运动过程中，爱国热情日益高涨， 不断接受进步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进一步懂得只有共产党才 能真正救中国的道理。从此由追随、信仰共产党，进而产生了 热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于 1938 年 9 月由莫振球同 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 只要革命工作需要，他都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千方百计完成 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我和纪元是少年时的同学，他去北平上学后常有书信来往， 后因战乱，避难到上海法租界，为了工作方便，我们于 1938 年 3 月结婚，当时相约我先不找正式职业，只参加职业妇女俱 乐部（茅丽英同志领导的妇女团体）组织的一些活动，这样对 他开展抗日斗争有利。当他察觉我思想有波动时，深情地对我 说：“你现参加妇女俱乐部义卖等活动，配合帮助我做掩护工 165 2020 年整理版 作，都是抗日，现在是抗日第一，一切服从于抗日。” 当时他还上大学，我们同他父母一起生活，吃住没有问题， 但是，出去交往需要零花钱却又不愿向老人伸手，他就一面上 学一面兼课挣一点工资做补充。 1938 年 9 月纪元考入大同大学，和肖子岗等同志搞学运 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参观团、演剧团等，同时还积极动 员同学们一起到地下党主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当时人们称为 上海“抗大”）听课，团结同学共同抗日。1939 年组织上指 示他转入大夏大学，在党的领导下，搞学生协会，开展抗日反 汪运动等工作。在大夏大学读书期间，先后兼任“启秀女中” 等中小学的教师，讲授时事及社会发展史等课。他在教学过程 中结合当时形势和社会发展规律采取讲故事等方式启发学生 的爱国思想，引导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1940 年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组织上派他打入国民党内 做工作，当时纪元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党的任务，以高度的革命 热情，尽心谨慎，机智灵活地去完成任务，深入做好工作，了 解敌情，给党组织提供对敌斗争的情报。为此，他在生活上适 当随和，在思想上特别警惕，他给自己规定两条禁令，一不酗 酒，二不下舞池。到某些社交场所常带我同去，一则表示彼此 知己，二则可与在场夫人们谈些家常，听到一些风声。还可协 助应付，如舞女拉他跳舞灌酒时，我可以从旁解围。记得纪元 有一同学王某是共产党员，因病借住我表姐家疗养，不料由于 王某不谨慎，被同楼一名三青团干部怀疑上。一次聚会闲聊时， 一位夫人提醒我说，住你表姐处的王某据说是共产党，你们离 他远一点。回家以后，我把这个信息马上告诉了纪元。他立即 通知小王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66 2020 年整理版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事变后，日伪进入上海“租界”， 形势更为恶化，一些进步同学先后去根据地和解放区，当时组 织上考虑纪元在上海社会关系多，做地下工作较为有利，让他 留下。当时环境非常险恶，纪元送同学们去解放区时很想一起 走，但考虑到抗日的需要，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以有病为名暂时辍学，到乡下隐蔽一个时期。后经组织同意在 川沙县城与亲戚顾士元、蒋福根合伙开设恒鑫杂货商店（副食 商店），以经商为名隐蔽了一段时间，约半年后回到上海，1942 年 9 月回大夏大学复学。大学毕业后，他搞社会上层方面的活 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运用他父亲及父友、表兄的关系，经 组织决定先后参加了浦东同乡会和慈善团体。这些团体中大多 是工商界头面人物，有的是“暴发户”，纪元从中做党的统一 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同时结合慈善团体的特点，动员有 财力的人士捐款办学校、教养院。在敌伪时期，人民生活非常 困难，贫苦人家孩子无法上学，纪元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千 方百计为失学儿童办学。在赵朴初先生的协助下，1943 年在 上海打浦桥（贫民区）创办了“继儒义务学校”，吸收贫民子 弟入学。该校教职员工大部分是组织介绍的同志（该校教务长 华锦同志解放后是北京八中校长，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以 教学作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张纪元任校长。期间，他费 尽心机思考如何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常与教务长华锦 同志商议，既不能让当局抓辫子又要对学生加强德育教育。他 常说小学是基础教育，是培养国家有用之材的重要环节，一定 要办好。他担任校长职务直到上海解放。在此同时为了开展工 作，他还兼任浦东儿童教养院常务董事、职业界团体“益友社” 理事等职务，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67 2020 年整理版 侵略，利用某些社会关系，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受尽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 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国家，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血腥镇压人民革命 事业，蓄意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 人民奋起反抗，各界人士纷纷发起成立各种社会团体。纪元在 党的领导下，坚定勇敢地参加反内战斗争，同马叙伦、王绍鏊 等老前辈一道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他参与筹备工作。他 和王绍鏊（尊称却老）每天早晚以打太极拳为名，两人一起推 手时就商讨如何筹建民进的工作，研究联系对象等；还有赵朴 初、梅达君等同志常在我家聚餐聊天，用谈天说地的方式议论 创建民进之事。在此同时得知之江大学同学要为一批交不起学 费而被迫停学的青年筹办一所学校但缺乏资金时，纪元觉得办 一所这样的中学很好，可与继儒义务学校（小学）接轨，既可 培养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又可为创建民进时提供活动场所。 他不辞辛苦地奔走于慈善界中有财力的人士之间，筹募经费， 终于办起了民本中学，并任民本中学校董。 1945 年党组织决定他除教育工作外，还要从事财经工作。 从这年 9 月开始，他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负责的党的地下经 济机构“东方联合贸易公司”任公司国内部副经理，在工商界 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他参加工商界组织的星五聚餐会， 以联络感情、互通信息为名宣传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 的建国总方针和党的统战政策，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共同分析形势，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在此期间，有时为了 顺利完成向苏北游击队根据地运送药品的任务，他亲自以经商 为名，利用国民党内的朋友关系，出入封锁线。他处事机智巧 168 2020 年整理版 妙，总是安全完成任务。他的腰椎有病，一次路上受了凉，痛 得难以站立，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到底，回到家躺在床上都 不能动了，他还是乐呵呵的。由于他在国统区的工作中，勇于 开拓，不畏艰险，加之他年轻，所以东方公司比他年长的同志 都亲切地称他为“张三弟”。东方公司凡有机要事宜，一般都 到我们家来，几个人围座在桌边打扑克，一边说笑一边商议事 情。1947 年冬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需要设 立掩护革命同志的据点。当时组织上决定在纪元的老家利用其 父亲的名义，创办“竹溪小学”。学校规定：广泛吸收失学儿 童，贫富子女都可入学，学费不论，没钱可用鸡蛋等实物作价 代替，特困生可免费。教师聘请之江大学教育系顾怀涵等进步 同学担任，作为她们专题实习乡村教育的一门课程。教学内容 方面，除上正课外，还组织学生搞一些课外文娱活动，教唱革 命歌曲，排演活报剧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竹溪小学由张纪 元兼任校长。具体校务工作由蒋群明负责，一直到上海解放。 1949 年上海解放后，组织派纪元参加金融业的改造工作， 历任中国实业银行副总经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秘书长 等职。他认真贯彻我党统战政策，尊重资方代表，对他们以诚 相待，加强团结，做好金融业的改造工作。期间他被选为上海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同时，纪元在各种不同场合，总 是见缝插针，结合实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海解放初期， 社会上谣言四起，中上层人士中，思想顾虑重重，纪元有机会 接触时，就讲述党的政策，用有力的事实批驳那些陈词滥调， 使人听了口服心服。周围的人都愿意听他分析形势，有问题都 愿意来找他讨教商量。在他的宣传教育帮助下，周围的人有的 积极投入建设新上海的工作；中上层工商界人士了解了党的政 169 2020 年整理版 策后，有些停产的工厂当即开工，为恢复经济做贡献；有的青 年学生踊跃参加解放军南下服务、抗美援朝，我们的弟弟、妹 妹、侄子、侄女、外甥都积极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 1953 年公私合营银行迁到北京，他作为先遣队来到北京， 负责选择办公地点，购买宿舍用房等，安排迁京工作他是指挥 者之一。他要求搬家必须贯彻节约精神，保护好原有物资，能 用的尽量利用，在安排职工住房时，先人后己，特别要照顾老 同志和海外回来的同志。后来银行的同事到家闲谈，说他敢于 负责，善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工作中偶尔出点差错，从不责备 下面同志，主动承担责任，是个好领导。在工作中受到误解时， 能平心静气正确对待。三反运动开始后，银行有位老职工被揭 发为大老虎（贪污分子），张纪元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和对此 人的了解，有些异议，当时有些宁左勿右的同志就写信给上级 领导反映张是“小老板”，立场右，不能领导运动，于是撤了 他在银行的“增产节约委员会”委员职务。后经调查核实，他 父亲的水果行在上海解放前早已由纪元的二哥、三哥经营，在 经济上与他没有关系。纪元根本不是什么“小老板”。事实澄 清后，上海市委决定让他参加五反工作组，组织工商界上层人 士学习，做帮促工作。他欣然接受任务，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五反运动方针政策，结合实际，针对不同情 况进行宣传，团结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共同投入运动，批判不法 行为，揭发五毒俱全的违法犯罪分子。 1953 年张纪元被选为全国青年联合委员会委员。同年他 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三八线前沿慰问志愿 军。1957 年作为民进代表赴苏联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任中国代表团副秘书长，他工作认真负责，团结群众，广交朋 170 2020 年整理版 友，同团的同志赞扬他在联欢节期间表现活跃而又得体。 1957 年后，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他脱产从事民进 工作，但编制不动，工资仍在银行领取，虽然对他本人来讲有 许多不利之处，但纪元毫不考虑个人得失，愉快地接受组织的 决定，继续全心全意为做好民进工作而努力奋斗。调到民进工 作后，当银行工作需要时仍然随叫随到。国庆十周年时，银行 邀请一批驻国外的中国银行行长回国观光，由他负责陪同，在 陪同观光期间，纪元努力做好观光团工作，生动描绘祖国发展 前景，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反映很好。他是中国民主 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历任民进中央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副 秘书长，兼北京民进市委副主委等职。从 1959 年起历任第三、 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解放前后长期做统战工作。他常 说，做统战工作要关心人，尊重人，要与人交知心朋友，要把 党的政策宣传贯彻到同志们的心坎上；要相互学习，交流思想， 广泛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为党献计献策。他不论在民进、 政协学习或是外出参观担任组长时，总是认真负责，提倡生动 活泼，畅谈各自观点，尊重不同意见，使大家无拘无束地反映 真实情况；同时，切实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一丝不苟。 纪元对同志热情真诚，坦率直爽，同志之间交往以心换心， 真心诚意结交知己朋友。对民进的老同志特别尊重、爱护，没 有亲疏之分，经常登门拜访，请教做好工作的良策，并悉心关 心老同志的生活。特别是在患难之际，仍是以诚相见，不畏嫌 疑。如文革期间，造反派到赵朴初（尊称朴老）家去造反，大 字报贴在了他家的大门口，纪元得知后，不顾自己已被责令靠 边而只是想到朴老有心脏病，经不起刺激，当即骑车前往安慰， 之后一直隔三差五去看望他，通报社会上的消息，谈心交流思 171 2020 年整理版 想，亲如兄弟无话不谈。又如王绍鏊（尊称却老）在文革期间 去世，纪元不顾当时环境，仍带病去与却老告别，并慰问其家 属，回来后即发高烧。 纪元对在运动中受冲击的同志，不是远离他们，而仍是满 腔热情，安慰鼓励。如林汉达老先生受冲击后，他常去他家谈 心，解思想疙瘩，安慰鼓励，以继续发挥其才能，为革命事业 作贡献。又如民进中委金芝轩老先生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不应有 的批判，思想不通，情绪低落，纪元常去他家安慰开导，给予 鼓励，金老的家属至今还常常怀念纪元同志。 纪元真诚爱护同志，尊重人材。如民进毛之芬同志因对文 革期间的一些做法看不惯，思想不通，准备从干校回来就告老 还乡。她与纪元谈了这个想法后，纪元诚恳地鼓励、挽留她， 在工作单位退休后到民进来工作，她欣然同意继续积极工作。 她是一位能干的女将，到民进后，先后任民进北京市委秘书长， 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秘书长，在民进工作二十多年做出了很大 贡献。 纪元在“运动”中坚定信念，坚持原则，坚信党的政策。 文化大革命中，劫难突然降临，纪元被诬陷为特务，从此隔离 审查。他在审查期间坦然处之，实事求是，不胡言乱语；在逆 境中坚信乌云定能驱散，雨过必来晴天。隔离期间，在斗室中 看不到书报，就背诵毛主席诗词、语录，增强意志；在放风时 打太极拳，锻练身体，以备恢复工作后，继续为革命事业出力。 当时看守同志问他：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还有这份闲心？” 但他答道：“我问心无愧！”1976 年总理病逝，他以极其悲 痛的心情向总理遗体告别，看到四人帮倒行逆施，既气愤又担 心。清明之际，由于表露对总理的哀思和拥赞小平同志主持中 172 2020 年整理版 央工作等，又一次遭到追查，他宁愿受屈，顶住压力，也决不 牵连其他老同志。 1963 年张纪元不幸得了难治之症，经反复检查，确诊为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之后，他以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和疾病作顽强斗争，仍然坚持工作。在文革期间虽然身处逆境， 除在隔离期间无法自由外，仍然带病坚持学习马列、毛主席著 作，阅读报刊，收听广播等，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时局发展， 只要身体能支持，仍经常到一些老同志家谈心，交流，分析形 势。粉碎四人帮后，他不顾身体有病，以奔放的政治热情投入 到工作中去，一心要把十年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加倍为做好党 的统战工作出力，以致胡愈老来看望他时关心地说：“你脸色 发紫（因红血球增多症）不正常，要多加注意才好。”直至在 卧床不起时，他对民进、政协工作仍时系心头，念念不忘。如 有民进、政协同志来院看望他时，还总是问长问短，谈论有关 工作，无暇谈自己病情。 张纪元一生光明磊落，忠于党的革命事业，他一贯工作认 真负责，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注意政策和工作方法，善于团 结各阶层人士和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推心置腹交朋友，群众关 系密切。在国统区工作时，依靠各方面群众的掩护，他能随机 应变地完成党的任务。解放后，他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尽心尽力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纪元是我学习的榜样。 （写于 2001 年 10 月） 173 2020 年整理版 赴朝慰问 热心会务工作 174 2020 年整理版 金芝轩先生生平事略 乐时鸣 金芝轩原名金体达又名子显，浙江镇海人，1897年3月7 日出生。他的父亲金棻士，是参加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因 反对袁世凯险遭杀害，后改名金幸庵，息隐在镇海城内办勤工 学校，以教书终其一生。金芝轩幼年就读于镇海，13岁考入宁 波育德金工学校，后转入宁波工业专门学校，1915年在该校毕 业，由他母亲唐家一位在外洋船上做事的亲戚带到美国。18 岁的金芝轩在旧金山友宁钢铁公司船厂做工，在紧张的劳动 中，仍然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为他的技术知识和英语水平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他非常喜爱摆弄机械装置，在劳动之余发明 了照相机快门停止装置，使照相机的快门在一次拍摄后必须把 胶卷卷过才能再次拍摄，这个发明专利被美国著名照相企业柯 175 2020 年整理版 达公司买去。在美国劳动了二年，1917年他回国了，先是在汉 口扬子机器厂任助理工程师，后在上海慎昌洋行任装机工程 师，开始了他作为机械工程师的一生。一个偶然的机会，金芝 轩在香港结识了新通公司在香港采购机器的人，他给新通公司 出了一些好主意。新通公司是南通张骞等实业家创办的，因金 芝轩不但熟悉机械技术，而且在经营采购方面很精明，于是24 岁的金芝轩被新通公司破格聘任为机器部主任，任职8年。 民族企业家刘鸿生，通过金芝轩的岳父认识了金，对金的 才能颇为欣赏，以重金聘请金芝轩为开滦售品处的工程师（后 称工程部主任）。为购买开滦煤的厂商提供技术咨询和锅炉工 程的技术服务，并为刘鸿生所办企业作工程技术指导。年方而 立，事业心很强的金芝轩，经济上有了丰厚收入，仍然勤奋工 作，依靠自己的收入和亲友投资，办了一个经营机器业务的四 达公司和四达工业厂。 金芝轩关心国家大事，深感国家孱弱国力不强是办不成大 事的。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非常愤慨，总想为国出一点力。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眼看十九路军将士浴血 奋战，极为激动，便以四达公司库存材料加工赶制了两万顶钢 盔捐送给十九路军。他说：“我总算为国家做了一点事。”但 是，上海停战了，十九路军撤走了，屈辱的淞沪协定签订了， 他失望了。 我于1932年9月被分配到开滦售品处，就在金芝轩手下工 作，成为他的下属和学生，先后到刘鸿生处的同学有胡世奎、 金振华、陈昌吉、忻元锡、周中奎等，我们这批青年人既是同 学同乡，又大都在一个大楼里工作，关系很密切。到1935年我 们逐渐不安心于做一个小职员了，便集资办了一个文艺月刊— —《微明》，我的办公室成了《微明》的“编辑部”。金芝轩 176 2020 年整理版 知道我们在搞这些业余活动，不加赞许也不干涉。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12月24日，我 和周中奎、胡世奎等出于抗日的激情，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 威，回到办公室，金芝轩来上班了，问我： “上午到哪里去了？” 我如实说去参加游行示威了，他淡淡一笑，只说了一句“当心 点”。1936年我们先后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5月9日，我 和周中奎、胡世奎及我的姊弟等6人，在新闸路准备参加飞行 集会未成，被国民党警察局的便衣盯上，出了租界便被逮捕了。 我的哥哥发觉此事后，赶紧通过叶进明的哥哥，告知了金芝轩， 报告了刘鸿生。第三天，金以刘鸿生的名义到警察局把我们保 释了出来。事后，金说：“警察局问我保多少人，我说，统统 都保。”其实他当时并不确知我们同时被捕的有多少人。 这年下半年，我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一个干事会的工作， 曾让“职救”的沙千里、李少甫等领导人在金芝轩的办公室开 理事会，我的办公室成了发行“职救”会会刊的一个点。对此， 金芝轩是有察觉的，但是他不问不说。有一次，他发现在他办 公桌上有一份救国会刊物，他对我说：“你们这样乱放，命要 伐？”我自然承认疏忽。其实，这正是让他看到抗日进步刊物 的一个办法。 抗战爆发了，1937年10月，金芝轩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 长刘鸿生任命为总会交通股主任。他要我随他到交通股去做他 的助手，协助处理日常事务。我当时已经参加了党。就向组织 上报告了这一情况，顾准同志嘱咐我要做好金芝轩的工作。从 此，他与我们党建立了联系，我们之间年龄、地位相差很大， 但相处已有五年多，不久，上海煤业救护队与交通股合并，在 煤业救护队负责的叶进明、忻元锡和陈昌吉同志都作为他的下 属，和他建立了友谊，对他做了许多工作。 177 2020 年整理版 1938年4月，金芝轩、田萼芳两位主任来浙江、江西视察 交通股和煤业救护队，在叶进明、忻元锡的安排下，特地请金、 田到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皖南岩寺。在岩寺，项英同志亲 切地接见了他们，开了欢迎大会，并被新四军军部分别聘任为 军部卫生、交通顾问。亲眼看到在抗日前线历经三年艰苦游击 战争的老红军，受到共产党和红军传奇式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 热烈欢迎，使金芝轩很受感动。他自认已是新四军的一员了， 要为新四军尽力，并对我们为新四军服务表示完全赞成。 同年，在上海地下党“职委”负责人陆志仁等领导下，益 友社成立了。这是党领导下上海职工运动中以店员为主体的群 众性进步团体，团结教育了广大的职业界青年，输送了不少党 员和群众骨干到新四军根据地。益友社为了在上海这个极为复 杂的斗争环境中开展活动，扩大影响，很重视中上层人士的工 作。益友社通过我们及赵朴初请金芝轩担任了益友社的理事。 金和赵朴初等一起，在上层人士中做了许多工作，两人也建立 了良好的友谊。1940年，敌伪《新申报》刊登了益友社是抗日 团体，指明金芝轩等人是益友社的负责人后，金沉着对待，不 仅没有退缩，却仍经常在他家用不定期聚餐会的形式举行常务 理事会会议，讨论益友社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金芝轩先后 担任了益友社理事、监事和名誉理事。 1938年底，我从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运输股出走，带了三 辆原交通股的汽车及医药、汽车零件等到新四军军部。金芝轩 赞许我的行动，向当时红十字会总会负责人林康侯多方说项， 终于答应借给新四军，实际上等于捐送给新四军了。1939年初， 我根据新四军军部领导的意图，决定在皖南办个军需工厂，以 皖南盛产的柏油为原料做蜡烛肥皂。金芝轩慨然给我一张2000 元的支票作为资金，还给这个工厂取名为“新光皂烛厂”。 178 2020 年整理版 金芝轩的四达工业厂里有两个青年徒工朱元豪、林文炳， 参加了上海附近的游击队。他们找到金芝轩，请金为游击队改 制简易的收发报机。金不大了解他们的情况，有些犹豫，后来 得到赵朴初的证明，才帮助把用打字纸蜡筒伪装起来的简易收 发报机制做成功。 1945年日本投降了。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刻，金芝轩接到当 时任新四军七师供给部长的叶进明的邀请，到七师去看看。金 芝轩非常高兴地匆匆就道。金芝轩第二次来到新四军部队访问， 更加深了他与我党我军的情谊。 1945年底，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举行会员大会，正式宣 告成立。金芝轩经赵朴初、陈巳生介绍，参加了民主促进会， 成为该会的积极分子。 日本投降后，金芝轩被聘任为行政院接管的真如机械厂的 代总经理，因为看不惯接收官员的胡作非为，与国民党当局闹 翻，愤而去职，后因刘鸿生的关系，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当 工程师和顾问。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芝轩在上海一面积极参加中国民主促 进会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活动，同时积极协助党的地下活动。 1946年，金与叶进明进行合作开办晋丰煤号。稍后，协助忻元 锡办了秘密商行——大华公司所属的吉泰商行，金当了这个商 行的理事，为我军购买军用物资出了不少力。金芝轩的四达工 业厂里就有地下党员，并与地下党员马小弟有联系。 1947年10月吉泰商行被国民党破坏，金芝轩的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加之，1946年他在工程师学会上发表过不同意国民党 “和平运动”的言论，早被国民党当局注意。因此，他毅然离 开上海去香港，在那里又想方设法办起了四达公司香港分公司。 他在香港立脚未稳，上海四达工业厂的马小弟等二十多人，在 179 2020 年整理版 严重白色恐怖下，也逃避到香港。金竭力为他们安排生活和职 业。其后，金芝轩在香港船业公司当了总工程师和经理，仍然 与先后到港的民主人士一起，积极进行活动，保持着和党的联系。 1949年初，北平解放了，金芝轩接到党中央电召，匆匆结 束了在香港的业务，辞去拿高薪的职业，把三个正在上学的女 儿留在香港，就和许多民主人士一起，于4月间来到北平。5 月，上海解放，他被分配到上海工作，在上海军管会任接管资 源委员会的汪道涵、孙冶方的助手，并在重工业处当顾问和工 程师，1950年1月金被任命为华东工业部经理处处长，在上海 许多工业企业的整顿恢复工作中，发挥了他既懂技术又懂经营 的才能。 1949年6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分会成立，金芝轩当选 为分会理事。1950年4月，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金芝轩当选为中央理事会理事。 1952年12月，金芝轩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任技术司副司长， 从此在北京定居。1953年10月，他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1954 年12月金芝轩当选为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1956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选 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金芝轩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9 年12月金被摘掉右派帽子，并登报公布。1962年10月26日，金 芝轩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金芝轩逝世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 才终于公允地作出了“金芝轩同志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应予改 正”的决定，“撤销原定金芝轩同志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 金芝轩同志的政治名誉”。 我受同志们的委托写这篇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勤奋正直、 180 2020 年整理版 爱党爱国的老人的深切怀念。 （摘自《纵横》1987年第四期，本文作者乐时鸣曾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委，现已离休。） (本栏目样对：姜其和 181 李静) 2020 年整理版 协商建国 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 雷洁琼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本文作于1983 年，编者注）。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 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把马克思主 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在党和人民 的艰苦奋斗中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 泽东思想。在这个科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 放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垂不朽的。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缅怀他一生丰功伟绩的 时候，许多往事涌上我的心头，特别使我回想起在北平和平解 放前夕，我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的 幸福情景。时间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毛泽东同志同我们一 起共进晚餐和长谈的经过，永远不会从我脑海中消逝；毛泽东 同志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今天回忆起来，更 引起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那是在1948年冬天，继辽沈、淮海战役之后，平津战役已 182 2020 年整理版 经打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当时在北 平燕京大学教书，渴望北平早日解放。11月中旬的一天，英勇 的人民解放军像天兵一样降临北平西北部，出现在公路两旁的 据点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颐和园、香山都解放了，广大 群众欢欣鼓舞地庆祝胜利。清华和燕京两校师生纷纷走出校园 去迎接和慰问解放军战士。当时，中共中央派张光年、张宗麟 等同志来学校宣传党的政策，并作解放北平城里的准备。燕京 和清华师生还邀请解放军四野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同志来 作形势报告，两校师生员工心情振奋，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 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想作垂死挣扎，派飞机来轰炸，在燕京大学 操场上投下几个炸弹，这更引起两校师生的愤怒和痛恨。 解放军进海淀后，立即宣传党的政策，在燕京大学校门对 面的墙上，就刷了“保护外侨利益”的大标语。在燕京的外籍 教师也同我们一起走出校园，看到戴着皮帽的解放军战士纪律 严明，态度和蔼，非常高兴。记得那年燕京大学圣诞节比往年 更加热闹，中外师生互相串门祝贺，学校充满胜利的欢乐气氛。 就在欢庆解放的气氛中，民进的马叙伦同志从哈尔滨给我们来 信，请我的爱人严景耀去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 民主党派的会议。后来接到刘道生同志的通知，邀我们去访问 华北解放区。这本是我多年的愿望，一旦得到实现，我内心的 喜悦和激动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1949年1月中旬，我们从 北平西郊八大处出发，同行的还有费孝通和张东荪。我们都是 清华、燕京的教授，费孝通、张东荪是民主同盟的成员，严景 耀和我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我们一行四人由八名解放军战士 陪同，乘大卡车前往，沿途看到农民运粮支援前线，像一条长 龙，甚为壮观。车上的解放军战士，向我们讲了许多解放区人 183 2020 年整理版 民的生活情况和军民一起打美蒋的故事，一路说说笑笑，忘却 了旅途的疲劳。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石家庄，华北人民政府就设在这里， 当地的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安排我们参观石家庄市容。吴 晗夫妇迎接我们，我们还遇见了不少燕京、清华两校的同学和 从平津来的朋友。在石家庄，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的新气象， 感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精神抖擞，生气勃勃，反映出一种将 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当我们得到去西柏坡的通知时，我的心情更加激动。我们 乘着吉普车经过不少村庄田野和山坡，在暮色苍茫中到达平山 县。这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同志从1948年5月到1949年3 月，在西柏坡指挥了解放中国的最后决战，主持了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制定了建立新中国的宏图大略，胜利地领导全中国人 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 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光辉著作。 我们下车后，警卫人员招待我们进入饭厅。饭厅里朴素整 洁。一会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 超等同志都来到饭厅。周恩来同志将我们逐一介绍给毛泽东同 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才五十几岁，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 我们亲切握手问好。我能够在西柏坡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 也非常高兴。两年多以前，我在南京下关惨案中受伤住进医院 时，周邓两位同志曾到医院慰问。周恩来同志当时对我们说： “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当时他那洪亮的声音给了我很大 的鼓舞和鞭策。今天来到解放区，我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好些中 共领导同志的接见，说明周恩来同志的预言应验了。 184 2020 年整理版 吃饭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 超同志和我们分别坐在两张普通的方桌旁，共同进餐。毛泽东 同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把我们初次见 到中共领导人的那种拘谨的心情也逐渐驱散了。 饭后，我们随着毛泽东同志走进他的办公室。这原是一间 普通农民的住房，家具简单朴素，办公桌和桌椅都是木制的。 桌上有笔筒、毛笔和方形铜墨盒，墙壁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 屋里有电灯，也有备用的煤油灯。我们围绕着书桌坐下，亲切 地交谈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同志也参加了我们 的谈话。 记得毛泽东同志那天晚上谈话的范围很广，大致谈了四个 方面的内容。一是谈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对民主党派的要求。毛 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 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正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 一手是继续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负隅顽抗；另一手 是策动中间力量在革命阵营内部组成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 止步。当时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确有些人主张“和谈”、“划 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针对这些走“中间路线” 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摆在 中国人民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 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他说，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要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推倒 三座大山，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 志，使国民党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猛扑过 来，将革命扼杀，使中国又回到黑暗世界。他以蛇和农夫的寓 185 2020 年整理版 言作比喻，告诉我们决不能怜悯恶人，要求民主党派必须选择 自己应走哪条道路。毛泽东同志透彻地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道理，指出革命胜利后就要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步 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 中间路线”。毛泽东同志这番话讲得生动形象，给了我很深刻 的教育，增强了我对革命必将迅速在全国获得最后胜利的信 心，也更坚定我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 二是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知识分子，详细询问了北平西北 郊区解放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他特别关心 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询问是否还有前清的翰林、进士，要我们 推荐人才，还问起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爱国民主人士的 情况。毛泽东同志非常仔细地听取我们的汇报，他自己谈话不 多，有时在关键的地方插几句话，发表一些重要的意见。我们 告诉他在国民党腐败政治的统治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清 华、燕京两校的教师生活困苦，仍然坚守岗位，等待解放。有 的人在蒋介石派飞机接他们去南京时拒绝离开，在解放前夕， 清华、燕京两校学生组织了护校运动。毛泽东同志对这些情况 听得很认真，并且十分高兴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 爱国的，是要革命的。 三是毛泽东同志同我们谈到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和科 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讲了新社会的美好前景。给 我们留下印象较深的是，毛泽东同志强调发展交通铁路运输事 业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我国幅员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 更是落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他还谈到学术 思想的各种派别问题，主张通过自由讨论来统一思想，促进艺 186 2020 年整理版 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当时还处于战争时期， 毛泽东同志就深谋远虑想到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问 题，想到改善人民的生活问题，使我感到他学识渊博，高瞻远 瞩，确是令人钦佩不已。 四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把美国政府当权者同广大美 国人民区别开来。指出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帮助国民党打内 战，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要警惕美帝挑拨知识分子同党 的关系，我们要丢掉幻想。但是美国的广大人民是友好的，同 中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毛泽东同志这番话对于我们这些长期 受过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意义特别深长。 这一席长谈，从晚饭后直到深夜才结束，我们第一次听到 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导，都非常兴奋，感到这是受到一次毕生 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离开西柏坡，我们又直奔李家庄，那里是中共中央统战部 的所在地，我们见到陆定一、林伯渠、李维汉等负责同志，同 从香港、上海和各地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沈兹 九、田汉、翦伯赞等同志。我们大家欢聚一堂，学习讨论毛泽 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 确了民主党派的任务。同时讨论了战犯名单。我还参加了筹备 第一次妇代大会的会议。我们又同当地农民一起欢度春节，扭 秧歌，演节目，解放区的群众是快乐的，使我们感到年轻了。 和平解放北平的喜讯传来，更是喜上加喜，人人兴高采烈。我 们决定1月30日赶回北平，参加2月2日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典礼。 那一天，前门大街两旁人山人海，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我们 和胡愈之、沈兹九、田汉、安娥等几位民主人士一起，站在正 阳门城楼上，看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步伐整齐地进 入正阳门，我的热泪夺眶而出，想到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187 2020 年整理版 时间过得真快，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 缔造的新中国已经满三十三岁了。我们可爱的祖国经过艰难曲 折的道路，终于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饮水不忘 掘井人，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人民革命 事业创立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毛泽东同志虽然已经 离开了我们，但他老人家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思想仍然光芒万丈，指引着我国各族人民向着建设高度 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进。今天的党中央是 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当前，全国人民正在为全 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爱国统一战线 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正在加强和发展。我决心以有生之 年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同全国人 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1983年12月18日 188 2020 年整理版 1998年10月赴西柏坡参观学习活动的同志合影 重访故地 189 2020 年整理版 雷洁琼同志题词 190 2020 年整理版 从“五一”口号到群贤毕至的新政协 高建中 “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 1948年仲春，华北大地绿叶萌发，生机盎然。 4月30日，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召 开扩大会议。 会前，4月25日，毛泽东提出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其 中之一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 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在会议的筹备阶段，“五一”国际劳动节就要来到了，几 经酝酿，中央提出，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形式， 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当然，这是一种再简明有力 不过的宣传形式。 30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激动人心、喜气洋洋的气 氛中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五一”口号。其中， 特别是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进行 了热烈的讨论。 在讨论中，周恩来指出：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 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性质和内容都不同了， “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 191 2020 年整理版 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会议召开的时间大致不会超过明 年，待北面打成一片后召开。刘少奇在讨论中指出：目前召开 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 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 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毛泽东致电李济深和沈钧儒 5月1日，红色的电波传送了毛泽东致电香港李济深、沈钧 儒的一份电报：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 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 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 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 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 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 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 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 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 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 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 192 2020 年整理版 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个草案， 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 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 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 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 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明确地阐述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 意义、目的、时间、地点和人员。 5月2日、7日，中共中央就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 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分别电示中共上海局及中共华南分 局，请他们和真诚反美反蒋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 名人士交换意见。 取 得 50 ％ 以 上 的 拥 护 是 没 有 问 题 的 “五一”口号，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动员令。全国 各地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实际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刘 少奇同志的推断：我们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这 种响应，集中而典型地体现在停留香港和旅居海外的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身上。 香港，在内陆地区内战硝烟四起、国共两党进行命运决战 的时期，是一块相对安定的地区。从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 之时，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多年为和平 民主运动而奋斗的民主党派，纷纷转移到了香港。在这里，他 们有的调整组织，有的充实力量……继续同中国共产党联合， 193 2020 年整理版 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府而斗争。 为了加强与这些民主党派的联系，中共在香港设立了香港 分局，隶属于中共上海局。此时，负责香港分局工作的是乔冠 华、方方、潘汉年、连贯等人。 5月2日，中共香港分局向留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 报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与会者喜形于色，倍受鼓舞， 纷纷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决定。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 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 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 无党派人士郭沫若于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时， 联合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公开响应中共中 央“五一”号召。他们在致中共电报中说： 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 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 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 同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 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 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 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 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 194 2020 年整理版 各地华侨也纷纷致电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号召，拥护召 开新政协。从5月4日至5月19日发来电报的就有代表新加坡华 侨的陈嘉庚、马来亚吉灵丹州侨团、泰国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 主联合会、马来亚槟榔屿71个华侨团体、马来亚柔佛州东甲属 华侨促进祖国民主联合会、中国民主同盟缅甸支部、旅法参战 华工总会、加拿大云高华华侨民众社以及古巴华侨拥护民主大 同盟总干部执委会等。 6月4日，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 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邓初民、侯外庐、陈其瑗等125人 联名发表声明。声明中说：“五一”号召合乎时代的要求，“新 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真正建立一 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 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则分 别于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发表声明，郑重宣告拥护中共 发布的“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除此之外，6月间，何香凝领衔，香港各界妇女232人发表 了宣言；7月间，人民救国会发表“七七宣言”，民进理事会 通过了《拟提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 9月，农工民主党在九龙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迎接 新中国的斗争任务》的决议。其间，一些民主人士如沈志远、 邓初民、马叙伦、郭沫若等还在报上发表文章，编成小册子对 比新旧政协的异同，阐明新政协的性质、任务，从理论上、思 想上为新政协催生，扫除思想障碍。 接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 195 2020 年整理版 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电复响应“五一”口号的各 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 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 沫若。电文中说：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 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 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 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 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 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 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 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 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 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 即祈谅察。 鉴于当时需要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代表，大部分都 在上海、香港等地，于是，富有敌占区地下工作经验的周恩来， 亲自领导了对民主人士的护送工作。经过精心的组织，巧妙的 安排，自1948年8月至次年8月，共分20批，成功护送民主人士 北上达三百五十多人，其中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 若、蔡廷锴、蒋光鼐、谭平山、陈叔通、黄炎培、柳亚子、陈 嘉庚、司徒美堂、章伯钧、章乃器、马叙伦、茅盾、陈其尤、 196 2020 年整理版 李章达、朱蕴山、邓初民、马寅初、钱昌照、龙云、黄绍竑、 刘王立明、许宝驹、黄琪翔、丘哲、李达、包达三、叶圣陶、 陈其瑗、王绍鏊、千家驹、曾昭抡、郑振铎、曹禺、马思聪、 王亚南、郭大力、史东山、洪深等。 中共中央指示，每艘北上的船，分局都派有相当负责的中 共党员陪送，加强安全保卫措施。北上的船只，除有时遇到风 浪等恶劣气候的影响，有时也会遇到国民党军舰的盘查，但由 于组织严密，掩护得当，均化险为夷。3月4日晚上，上海重要 人物陈叔通、马寅初等27位乘搭的挂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在 海上曾先后和两艘国民党的军舰相遇，受到盘问，还将华中轮 夹在中间，出语威胁，幸得船长佯称是开赴南韩仁川港的，并 将船驶近仁川后掉头驶到山东烟台，才脱离险境。 群贤毕至 会聚北平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这天夜里，住在平山县 李家庄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 要他同秘书处处长周子健、交际处副处长申伯纯立即到西柏坡 接受新的任务。 齐燕铭一行立即出发，赶到西柏坡时已经是2月1日的凌晨 了。仍然在灯下工作的周恩来，招呼他们坐定，嘱咐警卫员端 来热茶后，开门见山地说：“叶剑英同志来了电报，告知和平 解放北平的协定已于1月20日签定，31日人民解放军已经入城 接管，平津战役宣告结束。现在，你们要尽快出发，赶到北平 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首要的任务。其次，就是在华北 局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协助下，接收以下一些地方：一是 197 2020 年整理版 接管中南海，成立中南海办事处，负责中南海的房屋管理和卫 生工作；二是接管香山，将它作为党中央的驻地；三是接管北 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大饭店，为接待各地民主人士作准备。” 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 若等56人，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庆祝人民解放战争 的伟大胜利。 2月25日，李济深和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35名民主 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和东 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的陪同下，由沈阳乘专列到达北平。 在车站举行欢迎仪式后，民主人士分别前往北京饭店和六国饭 店住地。 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明了 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提出了革命取得全国胜利 后，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 和政策。 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会议通过了全会决议，批准了一中 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 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于1月14日 提出的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 声明。这次会议为党在革命转变关头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 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 3月25日上午，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来到北平。至此，中 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代表， 汇聚北平，进入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阶段。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委会在北平正式成立。 协商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198 2020 年整理版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庄 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郑重表示“中 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 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 实现而奋斗。”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黄炎培、张治中、程 潜、司徒美堂等在大会上也分别代表各方面发表讲话。 会议选出了63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 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 主席。 会议还选出了180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并推举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 陈叔通为副主席。 会议于9月30日举行闭幕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他说：“我 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 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 昌盛的境地。”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 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同日下午，首都30 万人齐集天安门，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毛主 席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向 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录自《炎黄春秋》1999 年第 1 期） 199 2020 年整理版 T34、3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进代表 200 2020 年整理版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教育界代表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商界代表 201 2020 年整理版 各民主党派精英进入解放区始末 赵福山 半个世纪前，在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的前夕，中共中央为 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向多年与中共风雨同舟、肝胆相 照的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发出“五一”号召，邀请他们到解 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及施政纲领等 大计。当时在国统区、香港等地与蒋介石进行艰苦斗争的民主 人士欢欣鼓舞，积极响应号召，辗转到达河北及东北解放区， 以后又到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从此，确立了中国 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党联合，开始了共建新中国的崭新局 面。本文回顾了这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 1948年上半年，随着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胜利进行和国民党 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已处在和国民党决战的前夜，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新 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 都把实现和平民主和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 上。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方委员会〈简称 前委〉已胜利完成“钳制大量敌军不敢东调”的任务，于4月 23日在陕北吴堡县川口渡过黄河，经晋绥解放区来到晋察冀解 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与先期一年来到这里的刘少奇、朱德领 202 2020 年整理版 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会合，原在山西临县双塔的 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也在叶剑英、杨尚昆的率领下到 达。 5月1日，中央三委（前委、工委、后委）的工作即将结束，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开始办公（5月9日正式通知各地），西柏坡 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尚在阜 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毛泽东（因准备到苏联会晤斯 大林而暂留城南庄），亲自起草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也称“五一”号召）。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宣布，“今 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是 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是中国劳动人民和 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号召“全国劳动人 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 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 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 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 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 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同时也反映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受到民 主党派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 同时，毛泽东还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 沈钧儒：“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 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 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欲实 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 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 203 2020 年整理版 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 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 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信中还 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 号召”，并把代为草拟的三党联合声明连同此信一起托中共香 港分局领导人潘汉年交李、沈二先生。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 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电示上海局、香港分局：“我 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讨论： （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乙） 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 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并点名邀 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 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 马叙伦、章乃器、张絅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 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 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监视不能来者， 可派遣本人的代表来参加会议。 艰苦斗争中的民主党派 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 主党派。5月2日，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常委沈钧儒与在港的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欢聚一堂，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又无不 感慨万千。 1947年3月15日至24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 204 2020 年整理版 标志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决裂。7月4日，蒋介石在《厉 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 政，贯彻和平建国方案》（即《全国总动员方案》）中正式宣 布共产党为“共匪”，声称共产党“实已自绝于国人……自非 于政党之林”，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与此同时，大 肆迫害民主党派。10月2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表《国民政府 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被迫解散。 成立于1940年1月的中国民主同盟（当时称“统一建国同 志会”）1941年3月改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 日改为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并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 称民盟，曾被称作国民党、共产党之后的第三政党。在此情况 下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转入地下活动或移居香港，继续与国民 党进行斗争。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 港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成立于1946 年4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成立于1945年10 月）在共同组成民革的同时，仍作为两个组织继续存在。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 在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的同时，将所有会员分成10余个小组， 分别用“核建、扩建、青建、英建、建建、包建、寰建、康建、 纪建、修建”等代号进行活动。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 的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 于1947年底秘密离沪抵港。不久，民进总部也移至香港，并成 立了民进港九分会，而多数成员仍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成立于1930年9月1日，先 205 2020 年整理版 为第三党；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 动委员会，1947年2月3日在上海改为现名）在国民党反动政府 发出打击民主党派的信号后，即于七、八月间连续向各地组织 和党员干部发出第一、二号《政治通告》和《组织通告》，指 示全党在严重时刻永远站在人民的前面，坚持斗争。11月底， 章伯钧等负责人秘密前往香港，随后中央机关也迁至香港，一 部分负责人留沪设办事处，坚持地下斗争。 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于1947年5 月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公开揭露美蒋勾结的反动性， 指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推行独裁内战政策是造成中国前所 未有的危机的主要原因，宣布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中国政治的真正民主化奋斗到底。 总部设在北平的九三学社（原名民主科学社，1944年底在 重庆成立；1945年9月3日改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1946年5月4 日成立九三学社）也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1947年11月12日，由曾经领导台湾“二·二八”起义的谢 雪红、杨克煌等人在香港召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成立大会，公开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号召 1948年，中共提出“五一”号召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 诉各民主党派，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只能 依靠中共的领导来建立，它符合各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 的意愿。5月5日，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章 伯钧，民进的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的陈其尤，农工党的彭 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 206 2020 年整理版 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 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电文说：“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当此解放军 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 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 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 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 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 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 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随后，各民主党派还分别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5月7日，台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 号召“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 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 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 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 民建中央当时在国统区的上海处于地下活动状态。5月14 日，盛康年携带沈钧儒写给张澜、黄炎培的信由香港回到上海， 向二人介绍了在港各民主党派对待中共“五一”号召的态度和 采取的行动。民建中央即于23日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 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民建 驻港代表，负责同在港的中共人员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联 系，并向中共驻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表明民建已响应“五一”号 召之态度。 5月24日，民进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 207 2020 年整理版 指出：“‘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 后中国政治运动航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 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 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以奠定我们 子子孙孙万世太平的始基。” 6月9日，致公党也发表宣言，完全同意中共的“五一”号 召，愿“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 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的任务。” 1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 全国同胞书》，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主张，“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 求”，“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途径”，也是民盟“一贯的奋 斗方针”。 16日，农工党发表宣言；25日，民革也发表声明，响应中 共“五一”号召。已加入民革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 民主促进会还以本组织名义分别发表宣言，响应号召。 九三学社因其总部在北平，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当 时不能发表公开声明，因此到北平解放前夕——1949年1月26 日才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还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 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澄清糊涂认识，草拟各种方案，并 大造舆论。 为了指导和推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港的各民主党 派联合成立了“民主运动小组”，要求国内本党的地下组织积 极配合中共地下组织开展斗争。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 208 2020 年整理版 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 党周围”，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人民广泛的统一战线已 进入一个新阶段。 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社会各方面对“五一”号召的反映。1948 年8月1日，毛主席复电李济深等人，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 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极为钦佩”，诚恳表示： “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 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 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党中央并指示华南分局、 香港工委、上海局、华北局等做好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 进入解放区的组织接待工作。为适应形势需要，9月26日，党 中央又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即 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为部长，高文华为副部长。 为参加中共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 人士分别从南北两条线进入解放区。 北线，主要是平、津、沪的民主人士，他们大多经华北局 城工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对外称作平教会的交通站，然后到泊 镇办事处，再到达中央统战部驻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也有 一部分从上海、香港来的经山东解放区再转赴李家庄。先后到 达李家庄的、当时被称作“特客”的民主人士有二十多人：符 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韩兆鹗，以及吴羹梅的代表何 惧等于9月底到达；1949年1月中旬到达的有雷洁琼、严景耀、 胡愈之、楚图南、沈慈九、费孝通、翦伯赞、王蕴如、田汉、 张东荪、严信民、杨刚、袁震、张曼筠、安娥、周颖等。其中 209 2020 年整理版 费孝通、张东荪和雷洁琼、严景耀夫妇是在我北平地下党的安 排下，从西郊八大处出发，由8名解放军战士护送乘大卡车到 达的，在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 时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1949年1月16日，周恩来在百忙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到李 家庄，看望民主人士并向他们报告了解放战争的发展情况，受 到大家的热烈欢迎。20日，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华北局在李家 庄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和上海工人代 表。尔后，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人士报告会，由胡乔木报告文 化政策、邓颖超报告解放区的妇女工作、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 李维汉报告解放战争和国统区的民主斗争等，受到民主人士的 欢迎。 南线，是把滞留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东北解 放区。最初周恩来曾试探开辟自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 线，但未能在短期内打通，后决定改走香港至大连或朝鲜罗津 等航道到东北解放区。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 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身份尽快去香港，配合 香港工委的方方、潘汉年、章汉夫、连贯、夏衍等负责接送在 港的民主人士。9月20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 以南各地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 主人士名单，计77人，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张澜、 郭沫若等。同时还指出，各方人士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 方为适宜，“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民主 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 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后来曾在西柏坡建起了当时中央 机关最大的房子——政协礼堂，由于解放战争发展迅速，特别 210 2020 年整理版 是1949年1月北平的和平解放，致使政协会议在北平举行）。 为了安全、保密，不引人注目地接送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 区，钱之光和香港工委的同志们经过周密研究，决定将他们分 批送出香港。先后共分四批：第一批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 锴、章伯钧等4人，由章汉夫陪同，9月13日乘苏联“波尔塔瓦” 号轮船由香港启程，经朝鲜罗津湾转乘火车于29日抵达哈尔滨， 受到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蔡畅、李立三等人的欢迎。 第二批有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偕子周海婴）、陈其尤、 沙千里、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12月27日在沈阳病逝）、 宦乡等，由连贯陪同，胡绳随行，于10月底搭乘一艘挪威货轮， 经大连于12月6日抵达沈阳。途中，周海婴用自己装的收音机 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解放消息，大家听了开会庆祝。12月19 日沈钧儒等人到达沈阳与他们汇合。第三批人数最多，有李济 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柳亚子、 孙起孟、洪深、施复亮、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等，由李嘉 仁陪同，于12月26日乘租用的苏联“阿尔丹”号轮船，经大连 于1949年1月10日抵达沈阳。由于李济深声望高，目标大，为 了避敌人耳目，安排他在圣诞节晚上参加邓文钊举办的晚宴时， 带酒菜佯作泛舟游览，悄悄登上苏联轮船，离港而去。第四批 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及儿子盛康年、姚维钧、俞寰澄等，于 1949年3月14日离港经天津，于3月25日到达已解放了的北平。 此外，还有一些民主人士是经过其他路线或海外进入解放 区的。如朱学范是1947年底从香港到巴黎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局 会议后，由法国辗转英国伦敦，在苏联总工会帮助下经莫斯科， 于1948年2月28日到达哈尔滨，是较早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 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冯玉祥、杨杰二位将军在赴解放区途中不 211 2020 年整理版 幸遇难。旅居美国的冯玉祥，获悉筹备新政协后，在苏联大使 馆的帮助下，于1948年7月底乘船回国，由于搭乘的苏联“胜 利”号客轮，在9月1日途经黑海时起火失事不幸罹难。杨杰于 9月19日从昆明北上途中在香港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上海的张 澜，1949年5月初上海解放前夕与罗隆基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拘 禁，后经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营救幸免于难，并在6月24日和 史良、罗隆基、郭春涛、王葆真等一起由上海抵达北平。致公 党元老、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回国参加新政 协。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乘专列离 沪北上，于28日安抵北平。 齐聚北平 1949年1月31日，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 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2月1日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 金城、申伯纯、周子健等前往北平安排接待工作。10日，原在 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全部到达北平。25日，先后到达东北的民主 人士35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副 主席高崇民陪同下，乘“解放”号专列抵达北平。同日，天津 的李烛尘、资耀华、张国藩、刘持钧等14人也乘车抵平。 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中共北平市委、 北平市政府、北平市军管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欢迎会。 大会由北平市市长、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主持，平津战役总前 委书记、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热烈欢迎 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刚从西柏坡来到北平的上海人民和平代 表团成员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也应邀参加。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 212 2020 年整理版 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批准了由中共发起，协同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 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 于25日到达北平。当天下午，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和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代表1000多人齐集在西苑机场， 热烈欢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到来。在雄伟的阅兵式结束后， 毛泽东、朱德等同民主人士、工人、农民和青年代表一起拍了 一张象征团结、胜利的照片。 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在确定的参会的45个单位、总计662 名代表中，有各民主党派12个、正式代表116名、候补代表19 名，分别是民革（正式、候补代表16、2，下同）、民盟（16、 2）、民建（12、2）、民进（8、1）、中国人民救国会（10、 2）、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0、2）、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8、1）、农工党（10、2）、致公党（6、1）、九三学社（5、 1）、台盟（5、1）、无党派民主人士（10、2）。在当选的180 人的全国政协委员中，民主人士有36名。李济深、谭平山、蔡 廷锴、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陈叔通、郭沫若、马 寅初、张奚若、马叙伦等12人被选为政协常委，并且李济深、 张澜和宋庆龄还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沈钧儒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在总共56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民主人士28人，占了一半。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4名副总理 中有民主人士2人：黄炎培、郭沫若；在政务院21名委员中有 民主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93位负责人中有民主人 士42人。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主任沈钧儒（兼）、文化教 213 2020 年整理版 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兼）、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轻 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兼）、邮电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长章伯钧、 文化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长李德全、司法部 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扫除文盲工作委员 会主任委员楚图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出版总署 署长胡愈之等。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及全体委员 就职。从此，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始了建设新中国 的新历程。 （本文录自《文史精华》1999年第 9 期） 214 2020 年整理版 叶圣陶毅然“北上” 商金林 叶圣陶 1946 年２月９日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1949 年 1 月 7 日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这三年间，叶圣陶接 触的人最多，参加的会议最多，发表的演说最多。这三年的日 记，以《在上海的三年》为题，在《新文学史料》（1986 年 第 1 期至 1988 年第 4 期）连载时，叶至善加了一段按语，他 在按语中说： 当时，我父亲在开明书店主持编辑部的工作，又代老 舍先生主管文协的总务，跟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出 版界的人士有许多交往；上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 我父亲大多参加了，在日记上留下了记录。读者凭借这些 简略的记录，也许可以印证一些资料，发现一些线索。 叶圣陶参加了“上海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穷途末路的 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单，并准备下毒手。从日记 中可以看到，在 194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7 日的十天里，叶 圣陶晚上都住在妹妹叶绍铭家里，以防国民党在夜间的突然搜 捕。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盛情邀请叶圣陶离开上海，绕道香 港转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协。 215 2020 年整理版 受党组织的委托，跟叶圣陶接头的是杜守素（国庠）、吴 觉农、李正文。11 月 2 日日记中记了一句：“杜守素来，谈 近事，致远方之意，谢之。” 12 月 19 日日记中又记了一句： “觉农来，为远方致意，余再度谢之。”李正文来接头时，日 记中没有记载，很可能是有意略去的（到香港后，叶圣陶在日 记中作了补记。1949 年 1 月 13 日日记云：返舍时，余遇李正 文，李“于十日前访余于四马路，转达促行之意，今又相遇于 此矣。”）叶圣陶用“远方”、“北方”亲切地称呼中国共产 党，道出了爱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一片深情。12 月 28 日日 记中说：“暂似偕墨一游。缘是心不宁定，竟夕未得好睡。” 叶圣陶下定了“登程的决心”，想到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夜不 能眠。 1949 年 1 月 7 日，叶圣陶和胡墨林悄悄地从华盛码头乘 永生轮，经台湾基隆，于 1 月 11 日抵达港，住德邻公寓，与 陈叔通老先生“比屋而居”。香港工委和文委的负责人夏衍、 邵荃麟、宋云彬、枉国庠、李正文等热情欢迎叶圣陶。叶圣陶 在 1 月 11 日日记中写道：“云彬来夜谈，告以种种情形。” 次日日记中说：“夏衍来，所谈与士敏、云彬相同而加详。谓 昨日又接北方来电，询余到否”，晚餐后，“荃麟来长谈”。 叶圣陶当时激动而喜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曾把他接受中 国共产党的召唤，于 1949 年 1 月 7 日秘密离开上海，到同年 3 月 25 日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毛主席进入北京的这段日记， 取名“北上日记”，在 1981 年 7 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 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他在《〈北上日记〉小引》 中说： 216 2020 年整理版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就有许多民主 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真像“涓泉归海”似 的。香港成为当时的中转站，遇到的熟人有一百位左右， 大多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那里等待进入解放区，参 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北上日记》详细记载了在香港与进步文化人士之交往，以及 听僧人巨赞谈“社会改革”的“拟议”，与老友金仲华“论及 中共之优点”，晤老友章元善同抒“寄希望于新政权”的憧憬。 叶圣陶谈到他心情的文字尤其感人： 1949 年 1 月 12 日日记 下午四时后，“访仲华于其 寓所，并谒其母夫人。仲华亦小心过分，谓余出来为佳， 留沪不妥。余于此终未能深信。若不为有事可做，仅为避 扰，决不欲有此一行也。” 叶圣陶郑重其事地说他“北上”，不是为了“避扰”，而是“为 有事可做”，是新的抉择。再请看１月 13 日日记： 夜七时，出外晚餐，又遇高祖文，承以茅台一瓶相 赠，……至一四川馆，遇夏康农，又于座中见吴耀宗，…… 皆最近到港者也。抗战期间，一批人初集于桂林，继集于 重庆，胜利而后，皆返上海，今又聚于香港，以为转口。 余固不在此潮流之中。而事势推移，亦不免来此一行，复 自笑也。 217 2020 年整理版 抗战期间，叶圣陶“落了单”，不在“文化人”迁徙的“潮流 之中”。而当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叶圣陶和许 多进步人士一起，不畏艰险，涓泉归海似地奔赴解放区。到香 港后，叶圣陶最想念的是尚滞留在上海的好友郑振铎，请看他 １月 12 日写给上海朋友徐调孚、王伯祥等的信： 诸公均鉴： 在台寄一书，想先达览。昨日下午登岸，暂寓旅舍。 已晤云少爷，略谈大概，其详须俟夏公方知。此行甚安适， 无风无浪，长乐有兴，亦可出此途，乞容翁转告之。在台 游三小时，吃一餐饭，市中甚脏，恐以前不若是也。大西 瓜大橘子皆甘，啖之称快。刻须外出，匆匆上书。馀俟续 闻。 即颂 台安 弟郢顿首一月十二日上午十时 “云少爷”即宋云彬，“夏公”即夏衍，“长乐”指郑振铎， “容翁”则王伯祥。在叶圣陶的催促下，郑振铎有了“远游之 意”。叶圣陶１月 27 日日记中说：“昨得洗公信，知铎兄将 以明日动身来此，与家宝同行。”２月８日日记中说：“小墨 （叶至善）来信，谓振铎已打消来此之意，因闻人传言我辈且 将回沪矣。不知何来此说，颇为可怪。”２月９日日记中说： “据荃麟言，铎兄将于明日登轮来港，打销初意之说非确。余 闻之欣然。”２月 15 日日记中说：“国民党方面分崩离析， 而皆无求和之诚意，各地咸作备战姿态。今日报载上海白色恐 218 2020 年整理版 怖复炽，又有开名单准备捕人之消息，相识者且有被捕者。铎 兄迟迟其行，迄未见到，深为悬念。”２月 16 日日记中说： “今日接洗公电，言铎兄已动身，19 日可到。”２月 19 日日 记中说：“与彬然过海，至太古码头，振铎所乘之盛京轮已到 埠。……未几即见振铎偕其女出。彼此相见甚愉悦。于是同返 九龙酒店（时，叶圣陶已从德邻公寓搬到九龙酒店），振铎赁 得一房间，在我室之右。徐伯昕邀午餐，以振铎为福建人，特 觅一闽菜馆。饭后，陪振铎访家宝、以群、翰笙，……”从这 些零星的书信和日记中，我们看到叶圣陶与郑振铎亲如兄弟的 真情，看到叶圣陶“爱友如命”的美德，看到叶圣陶迫切期盼 郑振铎和他一起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的激情。 1949 年 2 月 28 日，叶圣陶从香港乘船动身去解放区，同 行北上的共二十七人，“民主人士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 俞寰澄、张禴伯诸位老前辈，文化界人士有郑振铎、宋云彬、 傅彬然、曹禺诸位老朋友，还有新相识的好多位，大多数都年 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 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 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北上日记〉 小引》）。当时，国民党军舰还控制着海域，所以叶圣陶一行 全部化装潜行（叶圣陶“被派为管舱员”）。党组织精心安排， 对可能遇到的盘问均预先作了关照，“设想之周，防备之密， 至可佩服。”叶圣陶在 2 月 28 日日记中说：“十一时五十分， 轮竟开行，……此行大可纪念，而开行连续五六日，亦云长途。 全系熟人，如乘专轮，尤为不易得。……诸君谋每夕开晚会， 亦庄亦谐，讨论与娱乐相兼，以消此旅中光阴。”3 月 1 日日 记云：“晚饭以后，举行第一次晚会。包达老谈蒋介石琐事。 219 2020 年整理版 曹禺唱《李陵碑》《打渔杀家》，邓小姐唱《贵妃醉酒》，张 季龙唱青衣，徐铸成唱老生，余皆不知其何戏。全衡与郑小姐 唱民歌。轮及余说笑话，余以谜语代之。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 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篇名一。云彬猜中为《知北游》， “知”盖知识分子之简称也。云彬索奖品，要余作诗一首，并 请柳亚老和之。……余归寝后作诗，迄于深夜得一律”——《自 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诗云：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诗中说他离沪南行，至香港北上，已五十余天，最可欣庆的是 “同舟”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为了催促新中国的 诞生，他像背一筐土去堆山似的，怎肯落在别人后头呢？像小 溪一样流归大海，真是再高兴没有了。只因自己没有才能，今 后怎样去“参予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 己能不能胜任”，还是“相当模糊的。”他不怕难为情，把自 己的志向告诉“同舟诸公”。同船的朋友都说写得好。柳亚子、 陈叔通、张季龙、宋云彬都有和作，共抒“奔赴新邦”、共谋 “国是”、“追求真理、不甘落后”的意愿和情怀。柳亚子和 诗云： 栖息经年快壮游，敢言李郭附同舟。 万夫联臂成新国，一士哦诗见远谋。 220 2020 年整理版 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 卅年匡齐惭无补，镜里头颅只自羞。 诗中的“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之句，是称赞 叶圣陶的，说他一定能胜任建设新中国这“一项极其伟大的工 作”。这些为“我们的中国”奔走奋斗了三十多年、年过半百 的老前辈在船上饮酒作诗，还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来寄托 兴奋的心情。叶圣陶在３月２日日记中写道： 晚饭后仍为晚会。陈叔老谈民国成立时掌故。柳亚老 谈民初革命，……云彬谈民十六以后，杨皙子曾赞助中共， 在沪多所救护，为前所未闻。继之，几位小姐唱歌。余与 云彬合唱“天淡云闲”，此在余为破天荒，自然不合腔拍。 邓小姐唱《刺虎》，颇不恶。谋全体合唱，无他歌可唱， 仍唱《义勇军进行曲》，此犹是抗战时间之作也。 “仍唱”二字，点出他们不止一次的唱《义勇军进行曲》，其 “年轻”和“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他们以主人翁的责任 感，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文化事业献计献策，如“经纶首作 三年计，衣食须为万众谋”（恢复经济应首作三年计划）；“大 军应作渡江计，国是岂容筑室谋”，等等。他们还召开了两次 题为“文化及一般社会如何推进新民主义之实现”的座谈会， 就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新闻事业”和“戏剧电影” 如何为“现实”服务等课题进行研讨。面对即将开始的崭新的 斗争和生活，他们在欣喜激动的同时，互相勉励，要为民众的 翻身解放有所奉献，有所作为。３月５日，叶圣陶一行抵达烟 台，军队及市政府领导到码头欢迎。叶圣陶在日记中说：“无 221 2020 年整理版 官僚风，初入解放区，即觉印象甚佳。”３月 10 日到青州市 （益都），叶圣陶在日记中说：“听吴仲超君谈收藏保管文物 之情形，头头是道，至为心折。诬共党者往往谓不要旧文化， 安知其胜于笃旧文人多多耶。”３月 11 日，叶圣陶在华东党 政军驻地孟家村作演讲，“谓来解放区后，始见尽职奉公之军 人与官吏。其所以致此，则由此次解放战争实为最大规模之教 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 生观也”（是日日记）。３月 18 日，叶圣陶到了北京出任华 北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他怎么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口号：“解放军打到哪 里，教科书送到哪里！”激励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同仁忘我地工 作。1949 年 8 月，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的《初小国语课本》、 《高小国语课本》、《初级中学国文课本》、《高中国文课本》 由新华书店出版了。9 月，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的《大学国 文（现代文之部）》由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出版社联合出版。 新中国大、中、小学教科书与新中国同时诞生！“解放军打到 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的豪言壮语，化作累累硕果，镶嵌在 新中国教育史的扉页上。 222 2020 年整理版 1949 年 2 月，前往解放区的部分民主人士在轮船上合影。 后排右三为郑振铎，右二为叶圣陶。 223 2020 年整理版 叶圣陶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胸章。 224 2020 年整理版 乘风破浪上征程 吴企尧 1948年，我常往来于沪港之间。当时在香港的中共领导人 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同志要求各民主党派人士，尽可能利 用各种合法身份，来做输送干部到解放区去的工作。 徐伯昕同志要我设法护送三联书店的三位年轻党员到东 北解放区工作。正巧我有几个朋友想租用外国轮船到朝鲜去搞 贸易。我便利用这个机会，用所谓带“黄鱼”（即无票乘客） 的办法，送他们到东北。 1948年12月上旬，办好报验等手续，等港警检查后开船。 租的船是挂巴拿马国旗的。由于船员疏忽大意，没有做好隐蔽 工作，港警上船检查时，被当场查出，将他们三人立即赶上岸。 他们的行李和印书的纸型被丢在船上，船就启航了。我急得满 头大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又束手无策。第二天黎明，发现 船的航向不对。一打听，原来昨天午夜，一个外籍大副喝醉了 酒，倒在沙发上，手中的烟头引起了大火，等人发觉把火扑灭， 他已烧死了。船长决定立即返航，运尸上岸，另派一位大副上 船。我喜出望外，船到港后立即上岸找徐伯昕同志，说明经过， 再约定时间，第二次陪送三位同志上船，又加带了一批纸型与 其他物件。船员也积极配合，很快将他们隐蔽好。再报港警时， 港警表示已经查过了，免予重检。为了安全，轮船不走台湾海 峡，绕道从台湾东面经日本海对马海峡再到东朝鲜湾，十天后 225 2020 年整理版 终于到达朝鲜。 船到了朝鲜，先停泊兴南港，又转到元山港。在几位同船 的朝鲜同志帮助下，我们很快办完手续批准登陆。从元山乘火 车到平壤，住了一天旅馆。中国八路军驻平壤办事处主任文士 桢同志知道后，把我们接到办事处去住。办事处的对外公开名 称叫“利民公司”，是大使馆的前身，实际上已起着大使馆的 作用。文主任设便宴欢迎我们，接着很快安排了我们到东北的 日程。我们从平壤坐火车到新义州，第二天坐汽车过鸭绿江大 桥就进入安东市（今丹东），住在光华书店（即三联书店）。 当晚中共统战部门领导人在鸭绿江酒家设宴为我们洗尘。几天 后我们到了解放才三个多月的沈阳，光华书店在沈阳刚成立了 总管理处，三位青年同志就向总管理处报到。其中一位被任命 担任副总经理。此后，我曾到吉林、长春、哈尔滨、佳木斯、 大连等城市参观学习，受到各地统战部门同志热情接待，使我 十分感动，并深受教育。 4月初，我仍从安东到朝鲜，乘一艘苏联船到香港。离东 北解放区时，当时东北的最高行政机关“东北行政管理委员会” 发给我一张赴朝鲜的出国护照，这张护照现仍保存作为纪念。 我护送的三位同志是：原地图出版社社长沈静芷、原重庆 新华书店经理杨文屏和原中华书局出版部主任华昌泗。 2000年11月29日 226 2020 年整理版 创立新中国的故事 ——制定国号、国歌、国旗、国徽的前前后后 刘鹗业 十月一日是我国的国庆日。每当我们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 扬、金光灿烂的国徽和听到雄壮国歌的时候，就想起为建立新 中国作贡献的人们、为制定新中国建国大纲和新中国象征的国 号、国歌、国旗、国徽和国庆日的人们，心中就产生对他们无 比感激和由衷敬仰之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革命战争节节胜利，展现了新中国 黎明的曙光，毛泽东主席在1947年底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 的任务》中，及时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的主张， 并重申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 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 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不久以后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1948年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号 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 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 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 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 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主席并邀请李济深、冯玉 227 2020 年整理版 祥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共商政治协商会议事宜。各民主党派领 导人立即响应中共的“五一”号召，并于1948年底，先后进入 解放区。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 底》，明确宣布在1949年将要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 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成立新中国，并 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1月22日各民主党派人士五十五人， 在解放区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中共的 革命立场，接受中共的领导。这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 士的绝大多数人，在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 上，与中共取得共识，纷纷投身于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去。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 党派民主人士共134人，济济一堂，共商建立新中国大计。筹 备会主任由毛泽东担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 陈叔通担任副主任，李维汉任秘书长。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组织条例草案的说明：明确指出筹委会的 主要任务就是协商确立参加正式会议的单位和代表人数，决定 召开正式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 条例，起草共同纲领，起草成立政府方案与协商政府领导的人 选。与会代表共同讨论了新中国建国大纲（后称《共同纲领》） 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及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 各项政策，并提出制定新中国的象征有关的国号、国旗、国歌、 国徽等。由于筹备工作任务艰巨，时间紧促，为了深入讨论、 协商，顺利开展工作，筹委会分设：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团体与 代表、起草新政协会议的组织条例、起草建国大纲、拟定新中 国的中央政府方案、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定国旗、国歌和国徽的 228 2020 年整理版 方案等六个筹备小组。与会代表分别参与这几个小组的筹备工 作。负责起草建国大纲的小组，由周恩来担任负责人，许德珩 为副组长，成员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 黄鼎臣、廖承志、邓颖超、周建人等；马叙伦被推为制定新中 国象征的国旗、国歌、国徽小组负责人。马叙伦生于1884年， 是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的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国粹月报》 编辑，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清华、北大等校教授，北洋政 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抗战期间，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抗日胜利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 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 专政，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6 年6月23日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反内战大游行，被推举为上海各 界人民和平请愿团团长赴南京请愿，在南京下关遭国民党特务 毒打。后来他在香港响应党的“五一”号召，进入解放区，参 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建国大纲是具有国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是筹备建立 新中国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 《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都提到建立 联合政府和新中国的主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响应党的 “五一”号召后，也在考虑建国大纲的问题，不久，由统战部 长李维汉主持负责起草建国大纲，1948年7月拿出了《中国人 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经过几次讨论修改，改名为《新民主 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到1949年9月初，毛泽东亲自修改并 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筹备会开幕 后，代表对中共提出的《共同纲领草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家认为这是新生共和国的神圣而光荣的立法工作，怀着强烈 229 2020 年整理版 的责任感，对纲领草案进行了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特别对共 同纲领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新民主主义，进行了认真的论 证，有的代表认为我们将来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就应该把这一 目标写在纲领上，使全国人民了解我们的远景；也有的人认为 在纲领中提出社会主义为时尚早，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以 不写社会主义为好，双方论点各有道理。最后经党中央研究， 认为还是不写社会主义为好。因为纲领是属于全国政协在现阶 段的施政纲领，从客观的现实出发，为现阶段的需要，不必要 去描绘现阶段尚不能实现的理想，同时，这个纲领，是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新民主主义取得共识的 基础上制定的。1949年9月17日全国政协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在 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共同纲领》草案， 9月22日，周恩来作了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的说明报告，突 出说明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阐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 军事、外交、民族等各项政策，并回顾了统一战线的历史。他 说：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共的努力，得到孙中山先生 的同意，改组了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胜利完成了北伐，后 来被蒋介石破坏，但中共仍努力组织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统一 战线。这次根据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建议召开新政协会议， 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在筹备 期间，大家认为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继续下去，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就是统一战线的最好组织形式。今天，大家聚会在 一起，就是把党的号召变成为现实。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 热烈的掌声。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共 同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的 心血凝结而成的，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人民建立 230 2020 年整理版 新中国的建国大纲。 筹备会议开幕后，大家对新中国的国号，特别重视，因为 国号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身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 亲自主持“国号”问题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热烈发言，有 的提“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提“民主主义人民国”、有的 提出学习苏联，应该叫“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有的提“中华联邦民主国”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认真 听取了大家的建议和意见，认为各个说的都有道理，但也认为 没有反映出新中国的含义，希望把国家的称号，定得响亮、简 明又有新义，希望大家充分反复讨论。过了两天即6月21日再 一次讨论“国号”时，张奚若代表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建议，他 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并解释说：“‘中 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 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他简明 又深刻的解释，得到了在座的代表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 连连点头称好，认为他的解释：简明扼要，既响亮又有新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得到在座各位的 同意，并于9月27日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国号确定后，国都设在哪里，是代表们极为关心的问题。 这项工作，也由马叙伦小组负责。早在1948年3月，党中央、 毛泽东等考虑建立新中国时，就想到国都的问题。在平津战役 时，对北平采取“围而不打”的战略，和平解放的方式，就有 定都北平的想法。毛主席认为历代都城，多在西安、开封、南 京、北平等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虎踞龙盘，地势险要，但 地处东南沿海，帝国主义虎视眈眈，西安却偏西，开封、洛阳 经济发展滞后，认为北平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扼守关内、 231 2020 年整理版 外咽喉战略要地，又处于渤海湾内，外有山东、辽东半岛作拱 卫，较为安全，且明、清两代五百年的帝都，都建在北平，所 以他认为定都北平为最佳方案，老百姓也乐于接受。马叙伦小 组组织专家讨论，很快取得共识。9月27全体会议时，审议小 组提出关于国都地点的意见，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 京，并自当日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国号”、“国都”有了基本方案后，马叙伦更抓紧工作， 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马叙伦即开展负责起草征集国旗、国 歌、国徽启事，并组织评选小组，组长由马叙伦担任，副组长 由当时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担任，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 廖承志、李立三、张奚若、蔡畅、翦伯赞等知名人士参加这一 工作。小组成员都积极地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他们逐字逐句 地认真推敲了草拟的征集国旗等的征稿启事。征稿启事在《人 民日报》登出后，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收到应征国旗稿1920件、图案2992幅，连朱德、郭沫若、 艾青、张仃、吴玉青、周光远、梁从诚等也亲自绘制了图案， 送来应征。周恩来亲自带领着评委对每一幅图案，进行了认真 的评选，筛选出比较满意的38幅图案，连夜送交新华印刷厂赶 印出这些图案和说明书，准备进一步讨论。9月22日会上，600 多人再次热烈讨论了一整天，众说纷纭，没有一幅国旗图案获 得通过。当天会后，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评选的情况时，毛 泽东表示：有没有能得到多数人同意通过的图案呢？周恩来把 几幅挑选的图案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一会，认为还可以， 但又说：“这是选定国旗图案，能一致通过最好”。为了亲自 听听代表们的意见，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邀 请了20多位各界、各党派首席代表专门商讨国旗图案的问题。 232 2020 年整理版 商讨时，多数代表同意采用一道黄杠加五星的图案，毛泽东也 表示同意并作了说明：一道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的含意，希望 能得到在座代表的一致同意。毛泽东的话刚说完，在座的特邀 代表张治中站起来坦诚地说：我反对中间加一条黄杠的图案， 试问红底代表国家和革命，那么中间这一杠不成了分裂革命 吗？再说，以一杠代表黄河、长江也不科学，我看像孙猴子的 金箍棒。张治中前几年多次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谈判，三进延安， 1949年又以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到北平与 中共代表团进行和谈，可以说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谈判老 对手、老朋友，他主张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后因国共和谈破 裂，他毅然留在北平。此次他应邀参加新政协会议，深感革命 不能分裂，所以在讨论国旗的图案时，直言不讳。张治中一席 话，惊动四座，毛泽东也钦佩张的看法。此时，另提出上海日 用杂品公司副经理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的图案，让大家讨论， 毛泽东作了介绍：“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 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进行社会主 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 革命人民的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 是革命”。毛主席的话激起了在座代表的热烈掌声，通过了五 星红旗的图案为国旗的方案。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 革命人民大团结”。这样由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方案，就正 式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旗。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前升起的是 北京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按国旗设计图案的尺寸剪裁，自 己一针一线缝成的长460厘米、高338厘米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 233 2020 年整理版 红旗。 征集国歌和国徽的工作与征集国旗的工作同时进行。国歌 歌词的要求是：要有新中国政权的特征、新民主主义和新中国 远景，用语体，词不宜过长，歌词选定后再征歌谱；筹备小组 并组成国歌词语初选委员会，由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 强、欧阳予倩等组成。到9月初收到征集的歌词694首、歌谱632 件，经过评委认真评选，筛选出部份歌词和歌谱印发给大家讨 论，并组织乐队试奏，可是经评委反复讨论和评选，没有挑出 一首很理想的国歌，这时离新政协开幕，没有多少时日，评委、 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着急。周恩来急中生智，他想到十多年 前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 进行曲》，多年来传遍了大江南北，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 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它是能代表祖国尊严和人民心声的好 歌曲，便建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毛泽东即邀请 20多位代表来商定国歌的事宜，会上徐悲鸿等人认为《义勇军 选行曲》是一首雄壮豪迈、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节奏鲜明、 易于演唱的好歌，但有的歌词显得过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 险的时候”一词，已完全不符合新中国欣欣向荣的事实，主张 进行修改后再用，此时毛泽东环视在座诸君后，说：“大家发 言很认真，《义勇军进行曲》能不能作国歌，关键在于‘中华 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这句歌词过没过时？我看没 有过时，我们经过艰苦斗争，取得胜利，但还受帝国主义的包 围和封锁，我们建设与发展越快越强大，帝国主义就越嫉恨我 们、破坏我们，甚至还会进攻我们，我们绝不能忘记帝国主义 对我们疯狂的侵略和掠夺。我们要争取新中国各方面的完全独 立与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要居安思危，保 234 2020 年整理版 持警惕，还是原歌词好”。毛泽东的话，获得在座阵阵掌声， 一致赞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新政协开幕时， 全体代表就起立高唱了《义勇军进行曲》。9月27日的会议上， 全体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 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国徽征集的工作，在8月20日前，先后收到应征稿112件， 图案900幅，经评委会逐幅审议，都没有被选中，这时离新政 协开幕只有一个月，周恩来特请来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 学院的专家梁思成和张仃，委托他俩分别牵头组成国徽图案设 计小组，完成国徽图案设计任务，并提出国徽的设计要求，两 人受命后，立即组织人员，紧张地进行设计工作，可是此时离 新政协开幕，时间很短，要完成设计方案并制成模型和实物， 是不可能的。所以周恩来提议并得毛泽东同意，将国徽设计工 作向后推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从6月中旬开始，经过 三个多月的筹备，9月21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 重开幕，634位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欢聚一堂，执行国 家最高权力机关职责，对新中国的各项大政方针，进行审议， 经过十天的热烈讨论，修订并通过了各项决议，包括共同纲领、 国号、国旗、国歌、国都等等决议。 10月1日，首都30万人民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负责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等，于下 午3时登上天安门城楼，此时鸣礼炮28响，升起第一面五星红 旗，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伟大 235 2020 年整理版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马叙伦夜以继日地工作了数十天，心身疲惫，此时他已64 岁，在开国大典后，在家中休息，没有出席一些会议，但他还 惦记着国徽的设计工作，同时还想着新中国成立后，应有自己 的国庆纪念日，可是在新政协筹备期间和政协大会上，都没有 提过并作出此项决议，而自己是这方面工作的筹备小组负责人， 心有内疚，认为新中国不能没有国庆日，他考虑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庆日，有三个日子可选择：一、九月二十一日，1949 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大会开幕，政协筹委会主任毛泽东 在会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第二天《人民日报》 发表了《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因此九月二 十一日可作为国庆日的一个方案；二、九月三十日，全国政协 对新中国成立的各项议程全部审议通过，新中国诞生有了法律 依据，这个日期也可以考虑作为国庆日的一个方案；三、十月 一日，是新中国开国大典，是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诞生 的日子，很有国际意义。他认为这三个日期都很好，再分析比 较后，认为十月一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在国际上 影响更大，因此他亲自提笔写好新中国的国庆日的建议书，并 委托鲁迅夫人许广平带去参加10月9日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大会，这次大会的议程是选举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和常委。当大会即将结束时，许广平即席请求发言，得到主席 的同意后，许广平读了马叙伦常委的建议，提出将十月一日定 为新中国的国庆日的议案，毛泽东即席让大家讨论，最后一致 通过“以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的议案，送请 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 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定》，规定 236 2020 年整理版 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 开国大典过后不久，设计国徽的梁思成小组先拿出设计的 图案，以国名、五星、齿轮和嘉禾为主题的图案，用红色和金 色装饰；接着张仃小组也提出设计的方案，他以五角星象征中 国共产党、红色齿轮和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嘉禾的 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天安门置于中间，象征伟 大的祖国。这两种设计方案，经过认真比较审阅，两者各有长 短，周恩来认为梁的小组设计的图案，庄重大方，比例合理； 张的小组设计的方案，突出伟大祖国、人民政权、工农联盟等 特征，但天安门在图中不合比例。在讨论时，梁思成认为天安 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不能成为人民政权的象征，张仃则认为 天安门虽然是帝制时期的古老建筑，但它是“五四”运动的发 源地，是新中国成立盛典集会的场所，是新的民族精神象征， 周恩来赞同张仃的意见，但又把重新设计国徽的任务交给梁思 成，并叮嘱梁思成吸收张仃设计的长处，要求将图中天安门的 大小比例进行调整。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不久，梁 思成小组拿出了美丽大方、富有民族特点的国徽图案及其文字 说明，并于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时，获得 一致通过。此后，由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高庄制作国徽模型， 并交沈阳第一机床厂铸造班班长焦百顺制造金属国徽，经过焦 百顺的精心制作，1951年五一节前夕，天安门城楼上终于挂上 了金光闪闪的直径1000毫米的金属国徽。 我们国家已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想起当年为新中国献身 的人们，想起为建立新中国作出贡献人们，在他们中间，有共 产党人，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不少不曾相识的 人，甚至有的人还是国共谈判的对手，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走到 237 2020 年整理版 一起，坐在中南海怀仁堂上，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呢，那就 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法宝——统一战线的威力，使各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界人士，把自己的赤诚的心献给新 中国的事业。今天，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已经建成了一个繁荣 富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靠统一战线这个法 宝，各民主党派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邓小 平的理论指引下，与党长期共存，荣辱与共，积极参政议政， 献计献策，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和智 慧，为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1999年10月25日 马叙伦在一届政协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 会会议上。 （本栏目校对：陈思巧） 238 2020 年整理版 人生回首 风雨同舟四十年 何信泉 1991年1月26日，何信泉先生在广州市尊师重教楷模颁奖 大会上。 我自 1949 年举家从香港回穗定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生活、工作了 40 多年，与祖国人民一道虽历尽坎坷，但初 衷未改；回溯往事，恍如烟云浩渺，不禁感慨万千。 风雨飘摇中 选择人生路 我出身于国药业世家。20 年代，先父何尔昌在香港经销 239 2020 年整理版 中药，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创下了一份家业。他是香港中药 联商会、旅港南海商会的创办人之一，立志为祖国的工商业发 展尽力，在香港工商界属知名人士，曾出任香港东华三院主席 及保良局首席总理多年。父亲的爱国敬业思想对我颇有影响。 三十年代，我因父病辍学经商，继承父业，在香港、广州等地 经营国药外贸商业和制药厂。经过多年的努力，分支机构遍及 天津、上海、广西、南宁、柳州、云南、昆明及四川等地，商 品远销美国、加拿大、东南亚，在当时的香港商界中声誉渐起。 1948 年，我届而立之年，被推选为广东省商业协会常务理事、 广州市商会常务理事、南北药材商会理事长和广州进出口贸易 商会常务理事等，在工商界开始小有名气。我那时正当盛年， 怀有一股锐气，想干一番事业。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 军阀强取豪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致使通货膨胀，经济萧条， 民不聊生。除了蒋、宋、孔、陈四大官僚家族外，凡从事正当 经营的民族工商业无不遭遇严重的困难。至解放前夕，我的家 族在国内各地经营的工商业，因生意不景气、买家赊货欠债过 多，无一不亏损，濒临破产的边缘。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我：在 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掠夺下，民族资产阶级是没 有出路的，我纵有实业报国的志愿，却遇不到安定繁荣的社会 环境，难逃破产的命运。 我的表兄陈秋安，曾任岭南大学教授、广西银行行长，他 前期从事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地方组织主要负责人之 一。解放初期，他曾出任民进广州市委会筹委会主任、广州市 副市长。在他的影响下，我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 逐渐了解中国共产党解救中国人民于危难的宗旨，加深了对当 时国内人民解放战争的局势的认识，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240 2020 年整理版 在陈秋安表兄的指导下，我曾协助组织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的 工作。为了揭露官僚买办阶级通过他们控制的所谓国家企业垄 断商品进出口批额证，压制摧残民族工商业进出口商人，黑市 出售进出口许可证以牟取暴利的行径，我曾撰文在报刊上揭露 其内幕，作不平之鸣。由此激怒了权贵们，他们扬言要与我“算 帐”。40 年代末，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大肆贪污，造成日 甚一日的恶性通货膨胀，一至十元的小额钞票在商场上被称为 “湿柴”，只抵大钞的五折。香港等地一些零售商就低价在市 场套购小额钞票，用大麻袋载来向我们批发商交货款。这样， 批发商不仅难以清点，而且收下来就已亏蚀大半。当时我任广 州国药商会理事长，为了维护商会会员的利益，就以国药商会 的名义向所属千余家会员发出通知，进行抵制。国民党政府借 此诬陷我蓄意破坏金融，扰乱市场，扬言要追查法办，极尽恐 吓迫害之能事。广州解放前夕，我借广州市商会常务理事职务 之便，保存了商会的财产和全部档案资料。1949 年，举家毅 然由香港回穗定居，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欢迎和信任。解放初期， 我被推选为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办公室主任后，任筹委会副主 席、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筹委会常委兼工商委员会主任等职 务，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直接为社会服务。 殷殷深情下 扬鞭自奋蹄 回顾我跟随共产党甘苦与共的 40 年，亲身体会到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对我们民族工商业的关怀、信任和引导的殷殷深情。 1950 年夏，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当 时叶剑英同志是解放军总参谋长，兼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南 241 2020 年整理版 分局广东省委的领导及广州市市长。他在百忙中请我们在中南 海他的住所吃午饭。当我们到达时，叶剑英同志早已在门口等 候。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坐下来就询问我们的工作、生活 情况，还鼓励我们要好好地工作。他亲切而诚恳的态度，使我 深受感动，印象之深，毕生难忘，也成为我日后工作遭受困难、 情绪波动时的鞭策和鼓舞。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随身带着照 相机，当他送我们到门口时，和我们在台阶上照了一张相。这 张照片，是我一生保留的最珍贵的照片。“文革”期间，我被 抄家数次，书画、摄影作品以及许多重要财物均一扫而空。唯 独这张照片我事先托寄在一位朋友家里，得以保存下来。我把 这张珍藏的照片翻拍后分别赠送给儿女，以留纪念。希望他们 能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二十年代，先父与中医药界前辈鉴于中医国药日趋衰微， 直接影响中药的销路，他乃矢志于中医中药的改革。联合港穗 中医药界，集资在广州大德路创办了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及附 属中医院，培训中医药专门人才。当时办学阻力重重，发展十 分困难。我曾出任该校粤方董事长。1952 年，我征求港穗双 方董事会同意，将广东中医专和附属中医院一切财产捐献给人 民政府，由省卫生厅接管。同年，我们又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 创办了全国第一间中药提炼厂——星群制药厂，继续进行对中 药制剂的改革。由于党和政府大力扶植中医药的发展，1956 年在原来中医专和中医院的基础上，成立了广州中医学院，直 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35 年来，该学院已发展成一个学 科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的中医药高等教育、科研、医疗基地。 学院现拥有七个研究所，四间附属医院及一所中医药学校。历 届毕业的高级中医药人才 10000 多名。近年来我积极为学院沟 242 2020 年整理版 通海外中医药界的关系，并出任广州仲景中医药奖励基金会副 会长，动员海外有识之士捐献教育基金、教学设备和救护车辆。 我和我省中医药界前辈们所梦寐以求的夙愿，在优越的社会主 义制度下，得到实现。我因此感到由衷的快慰。 我现已届 75 岁高龄，晚年除了继续尽到在工商联岗位上 的职责外，还决心抓紧时机多作贡献，以弥补过去失去的宝贵 时光。我力争多做社会公益事业，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奔走呼号。 1989 年我被推选为广州培正中学（我的母校）董事会副主席， 近年来与校友们共同努力，为母校筹集了兴建校舍如百周年纪 念堂、胡忠纪念堂科学大楼、教学大楼等款项及筹募各项教育 基金 1200 多万港元。 相知相识里 矢志求无悔 我在工商联工作，与不少党的领导干部接触，目睹他们坚 持原则、贯彻政策、廉洁奉公、任劳任怨地忘我工作的许多动 人事例，使我感动至深。特别是他们掌握政策的实事求是态度， 在我的印象中难以泯灭。例如在“三反”、“五反”中，广州 市不少私营工商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受到教育和处 分。广州侨光制药厂，是规模较大的企业，两位厂长均是私方 人员，运动初期，被认为是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户，他俩一度 被拘留审查，企业陷于停产状态。后经工作组深入调查，核实 资料，落实政策，两位厂长获无罪释放，除了违法行为部分予 以处理外，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外贸部门支持该厂产品外销， 工商部门协助解决原材料供应，使侨光药厂在濒危中重获生机， 两位厂长也在接受教育后继续得到重用，后来还担任省、市政 243 2020 年整理版 协委员，广州市工商联副主委等重要职务。 对党和政府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有关政策，个人的感受也很 深刻。40 年来我和许多工商业者一样，受到了不少冲击或委 屈。1952 年，我被认为有反对党的领导的错误而受到了处分， 1957 年我被划为右派，这些错案后来都实事求是地改正了。 1979 年以后，我被推选为省工商联副主委、全联执委、全国 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还担负省政协“三胞”联络委员会、省工商联对外联络工作， 使我能有机会发挥所长，在海外广交朋友，宣传政策，穿针引 线，协调关系，为支持“四化”作出一些贡献。交往中，港澳 一些新老工商界朋友，曾对我们这些从香港回来的人，历尽风 风雨雨，至今仍坚持在岗位上工作的表现，不理解。我便耐心 地向他们解释，用新旧社会对照比较的方法，给他们讲我对党 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体会。我对他们说：每个炎黄子孙，都 热爱中国，渴望祖国繁荣昌盛。全国工商联提出“坚定不移跟 党走，竭心尽力为四化”的号召，是我们广大工商业者自觉的 誓言和信念。40 年来，我们的不懈努力不正是为了实现我们 的这个信念吗？不久前，我曾赋诗一首，以表此心： 培育情殷早铭心， 尚挥余热报知恩。 四十春秋甘苦共， 喜览神州气象新。 原载《粤海同心》1992 年第 5 期 244 2020 年整理版 任凭风吹雨打 坚决跟党前进 ——刘西林在各个时期的活动片断回忆 青年时期的学习和斗争 我原名刘锡麟，13 岁时就读于河北保定一所当时与天津 南开中学齐名的私立学校——育德中学。不久，发生了震惊中 外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抵制日货、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爱国救亡运动。育德学生也在保定学联的领导下举 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也 同样激起了我心中的无比愤怒，于是就积极参加游行、宣传、 演剧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幸结识了比自己高一年级的同学、 中共地下党员王敬臣、张福堂，在他们的关心、引导和帮助下， 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多次深入农村，参观工厂，并参加地 下党组织的学习班。后来在党的秘密安排下参加了在学校兴办 245 2020 年整理版 的文化书社，以卖学生用品、文具、纸张为掩护，暗中传送《中 国青年》、《洪水》、《响导周报》等进步刊物。当时，我仅 仅被视为初中低年级活泼好动的学生，不易引起反动派的察觉 和注意，但为防不测，凡外地寄送书刊多用“刘西林”这个名 字。于是，这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 至于名字里面的这段故事，当然就更鲜为人知。 1926 年冬，我刚满 15 岁，经王敬臣介绍加入了 C.Y. （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伐战争爆发后，我一面学习，一面积 极协助地下党散发传单，并得到了一个身为地下党员的印刷室 工人的指导和帮助，很快掌握了刻印、油印技术，还能够单独 熟练地操作，这为日后深入开展地下斗争创造了条件。1928 年夏，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班学习，两年后升入本科教育 系深造，来到了心中向往已久的充满爱国、民主、科学、进步 精神的神圣殿堂——北京。由于受同班同学孙志远、郝德青的 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京 学生爱国反帝斗争，组织读书会，学习、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 （当时称之为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参加了华北教育劳动者联 盟、反帝大同盟等进步团体组织的各种宣传、游行、示威活动 和北京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到南京示威的抗日救 亡运动。1933 年，国民党为控制和镇压北京学生运动，在北 京各大学相继实行“训导长”制度，并派伪宪兵三团进驻北京， 加紧镇压。师大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利用合法的方式， 组织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广泛联系群众，积蓄力量，开展反 对国民党镇压学生的活动。我和张永年（笔名公木）在北师大 组织了“师大生活社”，出版了《师大生活》期刊，以加强校 内外的宣传。一部分期刊被秘密分送到各大学传达室代售，另 外一部分则送到东安市场书摊上出售。那时，我既是《师大生 246 2020 年整理版 活》期刊的编辑、撰稿人，又是发行者。 1933 年 5 月 2 日晚，我在北师大文学院召开的地下党领 导的由师大进步学生组织的各社团负责人联席会议上，被国民 党特务和伪宪兵三团包围、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张志清、李 树凡、徐峥等 17 位进步学生。我们被一同关押在伪宪兵三团 临时看守所，初审，无果。数十日后，被押解至南京伪中央宪 兵司令部，以“共匪嫌疑犯”之罪名在该部看守所受押。狱中 条件简陋，伙食极差，对于我们这些学子来说，是一场严峻的 考验。时任地下党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的黄英同志，在狱中同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后惨遭杀害，英勇就义。 革命者视死如归，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使我再次受到 莫大的鼓舞，更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信念。在狱中我巧妙应对 提审，敌人大为恼火，却又奈何不得。9 月，经被捕同学的家 长及“红色互济会”多方营救，由原育德中学同学、团支部书 记郝克夫以同乡的名义来狱亲自办理，我才被交保释放出狱。 每当我回忆起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总是心潮难平，感慨 万端。我是一名青年学生，党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救国、民主、 科学与真理的道路上，我每走一步都受到了党的关怀、培养、 教育和帮助，使年幼的我在艰苦的学习和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推翻三座大山，拯救中国，使人民得到解放。 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 1934 年夏，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师大毕业。先后到河北 省邢台师范学校、保定第二师范学校、滦县师范学校、山东省 聊城师范学校工作，与大学同学联系渐少了。1935 年，在保 定二师任教务主任期间，正值北京“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247 2020 年整理版 爆发，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北京学联派人来学校与我联系，随后 我又将他们介绍给校学生会领导人，积极开展响应北京“一 二·九”学生运动的活动。当时，北京的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派 出其政务处长张允荣（此人在抗战爆发后成了汉奸）来保定， 准备召集保定市学生训话、宣讲，企图掩盖反动当局残暴镇压 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事实真相，以阻止保定学生响应 增援。我组织二师学生联合保定学生开展斗争，大家一致高呼 “不听汉奸讲话”，赶走了张允荣。我后来因此而被解聘。 1936 年，我到滦县师范学校任教，与孙志远重新取得联 系。志远同志要求我利用课余时间和春游之际，设法调查冀东 铁路沿线日本帝国主义驻军情况。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甘 冒危险先后赴滦县东站附近、唐山、昌黎等铁路沿线做了一些 调查，并以秘密通讯方式，相继向孙作了汇报。1937 年我辗 转到了山东聊城师范任教，此后逐渐与原师大进步同学失去了 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甘肃天水从事战区流亡学生的收 容教育工作，帮助查良钊筹建了当时的国立五中，通过中共党 员郝克夫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输送数名学生到陕北学习。 1949 年我在西北大学教育系任教。同年 5 月，方与孙志 远、郝德青等同志再次会面。他们一致希望我早日参与新中国 的建立，从事革命工作。经孙志远、钟师统推荐，1950 年 8 月，我调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一野军大），担 任政治教员，讲授《中国革命问题》，得到了军大政工人员、 教员的热情支持、帮助和鼓励，与大队政委刘康同志和指导员 黄流同志齐心协力，共同战斗，较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建国初期随军南下办学 248 2020 年整理版 1949 年 12 月，我积极响应贺龙司令员的进军四川的号召， 随军入川。入川后，西北军政大学校部 30 余人并入西南军政 大学（二野军大），我被分在军大高级研究班（简称高研班） 班部工作。主要是协助班部教育科了解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和 学员的学习情况，整理综合材料，下到班上参加学习、辅导， 同时还承担西南军区首长以及其他领导来校讲话的记录和整 理工作，有时也为班部写一些内部材料。此外，还担任军大校 报的特约通讯员，定期为校报撰稿。在高研班工作了七、八个 月，我一直本着“什么工作需要，就去干什么；哪里有需要， 就到哪里去”的思想，既当干部，又当学员，工作和生活既紧 张又充实，既学习了理论又改造了思想。 高研班的学员大多数都是起义或投诚的国民党将级军官， 高研班的办学目的正是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帮助其掌握一定 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自觉地批 判旧的反动思想、观点、立场和作风，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认识到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有光 明的出路。结业前，班部让我负责收集学员们在学习理论、改 造思想、转变立场、提高认识基础上自觉自愿写出的学习体会、 诉罪材料等，并加以整理和编组，先在军大内部展出，后又报 送中央军委内部展览，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党 对起义军官进行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所取得的一个伟大胜 利。学员们毕业后，党本着“量才录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的方针安排其参加工作。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进一步提高 了对党的相关政策的理解和认识。 1950 年 10 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拟筹办一所干部子弟学校， 邓小平政委对此事极为关心，责成孙志远秘书长多方物色既懂 教育又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办学人选，最终选定了我。我愉快地 249 2020 年整理版 接受任务，从部队又回到了地方，经过两个多月连续调查、走 访，参观了重庆市十多所学校，特别是对南开中学、清华中学 和巴蜀学校作了深入的了解和认真的比较后，写出详尽确凿的 调查报告，慎重地提出接办巴蜀学校的建议。邓政委批准了报 告并召见我，他指示：“一切不动，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1950 年 12 月，西南军政委员会顺利接办了巴蜀学校，我被委 以副校长之重任，具体、全面负责学校工作，制定新的办学方 针，添置教学设备，培训、调整和充实教师队伍，实行教学改 革。在各级组织的关心支持下，我们把一个地方军阀的子弟学 校逐步改造成了一所革命干部子弟学校，直至建成从小学到高 中的“一条龙”学校。面对出现的西南大区干部入城后结婚成 家，新生儿逐渐增多这个新情况，我又着手创办巴蜀托儿所， 专门开办训练班，亲自授课，培训合格的保育员、教养员。时 值土改时期，干部们将孩子送到巴蜀托儿所学习、生活，自己 则安安心心地下农村搞土改。该园后来改为全日制幼儿园，至 今仍为一所对外宾开放的幼儿园。1956 年，巴蜀学校被定为 重庆市重点学校，我被评为优秀校长。不久我奉命调至重庆市 教育局任副局长，兼任巴蜀学校校长，直至 1957 年离校。 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我亲身体验到党对知识分子的无比 重视和信任。党不断地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组 成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党 的各项事业服务。作为一名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我要“以 党为师”，主动向党靠拢，自觉接受并积极争取党的领导，服 从党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虚心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 不管在什么时期、什么形势下，也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 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按照党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 250 2020 年整理版 花甲之年参政议政办实事 1957 年 2 月，在党的关怀、推荐和指导下，我加入了中 国民主促进会，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千四百多民进会员中的 一员，由一个进步人士成长为一个民主人士。我曾相继担任了 民进重庆市委主委、民进四川省委主委、民进中央委员、民进 中央常委、四川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84 年调到成 都，任四川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具体参加省 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工作。让我备感欣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党在政治上更加信任我，在生活上给予了悉心的照顾， 工作上放手让我干，同时我也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 更大了。我总是这样认为，无论作为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 都决不仅仅是简单地举手、表决、通过，而是要开展大量的深 入细致的调研，联系实际找出问题，分析问题，并结合当前的 大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既 要赞同、支持，表示拥护，又要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可操作的 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善于“拾遗补缺”，以达到问题的最终 解决和落实，这才是参政议政的涵义之所在。 我多次率团外出开展调研视察工作，帮助地方找症结，出 点子，提建议，办实事。1991 年 3 月，在蓉的全国政协委员 赴攀西地区调查，由我出任调查团副团长，到凉山彝族自治州、 攀枝花等地、市调查。经过深入的调查，了解到那里水能、矿 产、农业等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极为丰富，于是提出建立攀西 资源开发区，加快对安宁河流域的综合开发，建议省政府报请 中央立项，兴修大桥水库和二滩电站，并呼吁加大对攀钢二期 工程和铁路电气化工程的投资。1993 年 2 月，我又与成、渝 两市的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共 13 人到涪陵、万县地区视察，初 251 2020 年整理版 步了解了该地区近几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 新成绩、新进展。作为三峡库区之一的涪陵、万县地区已经把 三峡工程的兴建作为合理开发和利用本地资源，调整产业结构 的一个契机，把三峡库区移民同发展地方经济结合起来，切实 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脱贫致富。我和委员们反复研究， 写出了一份汇报材料，建议利用沿江资源优势，建立四川省三 峡经济开发区；提出对涪陵、万县地区实行开发性移民政策。 我是教育界的一员，自然对党的文教事业“情有独钟”， 理应全力为教育、文化改革而奔走、呼吁。针对一段时期社会 上音像租赁、放映点过多，私翻乱录的不良现象，1992 年我 在七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上提出“音像市场亟需改革现行的由 新闻、文化、广播电视三家分管的管理体制，实行集中统一， 归口管理的体制”，由此带来了一场清理、整顿文化市场的变 革。 1988 年下半年，国家教委组织的检查团来川检查工作后 召开会议，与省有关领导交换意见，我作为民主人士应邀出席 会议。会上，我提出取消我省几年前开始实行的高考预考制度， 当即受到副省长韩邦彦的支持，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于 1989 年高考前废除了高考预考制度。 在一次省委统战部召开的确定四川省第七届政协委员人 选的意见征求会上，我发现酝酿讨论的委员名单中缺少职业教 育界的代表。时值国家政策要求大力加强职业教育，民进省委 也已经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但政协委员中没有职业教育界代表， 显然不符合政策。于是我建议再增加一个名额，并强调若名额 不够，民进还可以让出一个。后经研究，同意在原名额不变的 情况下，再增加一个名额，补充职业教育界的代表，具体人选 由省教委确定。 252 2020 年整理版 1990 年春节，我陪同省人大有关领导同志到成都市东丁 字街中学慰问教师，始发现该校校园不仅狭小（解放初期此处 为成都市东城区区委所在地），操场在隔壁另外一处，学生必 须穿过窄窄的小巷才能走到操场做课间操，相当不便，更不安 全。教室系由原区委办公室改成，采光差，阴暗潮湿，许多低 年级学生都戴上了眼镜。看到这个情况，我立即会同省、市教 育部门的负责人现场视察并建议帮助校方解决困难，改善办学 条件，拆除旧平房，新建教学楼。建议很快被采纳，次年学校 各方面条件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如今我已光荣离休。“任凭风吹雨 打，坚决跟党前进”的人生信念却始终没有改变。回忆往昔， 我学教育、搞教育，从讲台走上政坛，总感到自己所做的工作 实在太少了。我决心坚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终身。 （本文由刘西林口述，林梅整理） （本栏目校对：刘景文） 253 2020 年整理版 民进人物 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许崇清同志 于 洋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主任委员许崇 清同志，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哲学家；1888年1月 20日生，因受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路线的摧残，于1969年3 月14日凌晨病逝，终年八十一岁。 许崇清同志系广东省广州市人，出身于清朝末年的一个封 建官僚世家，幼年丧父，家境逐渐破落。他自幼刻苦读书，年 仅十七岁就考取了公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读完中学之后， 191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1920年又在日本东京 帝国大学研究院毕业。他主要攻修教育学和教育哲学。 许崇清学成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和教育学的研 究工作，曾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中山大 254 2020 年整理版 学校长、教授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山大学校 长直到逝世，并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 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 副省长、广东省教育工会主席、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民 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 央常务委员兼广东省委主任委员。许崇清同志把毕生的精力献 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对华南地区的进步文化教育事业， 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丰富 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是我国现代教育思想史的 宝贵财富。 许崇清在学生时期便从事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曾经 接近宋教仁和黄兴等革命者，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20年，许崇清从日本留学学成回国。8月在上海见到了 孙中山，并告知孙中山：“蔡元培先生要我到北京大学教书。” 孙中山对他说：“你离开祖国多年了，初回来一切情况都不了 解，我看你不必急于去北京，先在上海住下来看看，也是有好 处的。”后来，他回广州省亲，朱执信、廖仲恺要他留下参加 革命工作，而孙中山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他便留在广州，不 久，担任了广州市教育局长，开始了终生的教育工作。 大革命时期，许崇清同志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 秀一起组织广东革命政府的全省教育委员会，推行教育改革。 1922年，廖仲恺赴日本与苏联代表越飞会谈，他随同前往，而 且这次秘密会谈正是以他和廖仲恺的侄女廖六薇的婚礼为掩 护的，他为会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1923年，孙中山邀请他加 入国民党并参加该党改组工作，随即由廖仲恺介绍入党，并被 255 2020 年整理版 指派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教育”部份，就是由他负责草拟的。 1924年，他在任广东省教育厅长期间，发起了收回教会学 校外国人管理权及禁止在学校内传教的斗争，这个斗争席卷全 国。他还开展了工人群众的识字运动，中国共产党对这两项工 作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25年，许崇清同志在国共合作举办 的干部学习班上，与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肖楚女、彭湃 等一起讲述革命理论。他在主讲《革命与教育》时，明确提出 了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任务，并强调了教育对于改造旧社会和建 设新中国的作用以及教育与革命实践和国家建设的关系。 1931年，许崇清同志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时年四十三岁。 他上任后在该校文学院增设社会学系并将理学院改为理工学 院，增设土木工程和化学工程两系，还开始兴建新的农学院校 舍。1934年历史转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 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仅进行军事“围剿”， 而且进行文化“围剿”。当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思想和 文化教育在与反动派的激烈斗争中，蓬勃发展，对广大青年的 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反动派“黔驴技穷”，不能不走袁世凯 的老路，乞灵于尊孔读经。反动派的头面人物陈立夫、张群、 何键等都竭力主张青年只有“读经”才能纠正“思想”挽救“国 运”，妄图毒害广大的青少年。广东的陈济棠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中，与何键一唱一和公然强制中小学校以儒家的孝经为必修 科目，在南方掀起一股复古主义的逆流。许崇清同志当时担任 广东教育厅长。他思想不断进步，较早地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 迪。面对这股逆流，他指出，反对读经和主张读经的斗争，其 实质是新学与旧学、进步与后退的斗争，并凭借他在教育界的 256 2020 年整理版 威望，挺身而出予以抵制和反对。当他的《孝经新诂教本审查 意见书》在香港的刊物发表并传回广州后，文化教育界人士争 相阅读，奔走相告，学生也不愿再上《孝经》课了。广东当局 勃然大怒，撤了他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他宁可挂冠而去， 也要毅然反对复古，这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为许多人所钦佩。 此事件亦在华南引起巨大反响。 抗战爆发后，中山大学从广州迁到云南徵江。1940年，许 崇清同志出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主持了迁校回广东坪石的艰 巨工作。在任期间，他聘请了王亚南、李达、王造时、洪深等 一批进步学者到校任教或讲学，王亚南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李达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崇清同志也在研究辩证唯物论的 基础上，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并讲授辩证唯物论 与历史唯物论。他们宣传抗战，抨击时弊，呼吁民主，使学校 的空气为之一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山大学的抗战教育和进步文 化运动。国民党顽固派对他极为不满，以“引用异党危害中大” 为名，免了他中大代理校长的职务。当时，中共地下党领导进 步师生掀起了“挽许拒张”运动，在全校贴标语、出墙报，并 游行示威。 许崇清同志被免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的职务之后，出任广 东省政府委员兼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利用这个编 辑出版机构，继续从事进步文化教育工作。当时，在这个机构 里有大批共产党员，他掩护他们并依靠他们，利用合法地位出 版了《新建设》、《教育新时代》等刊物，介绍与宣传马克思 列宁主义，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主张，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对当时华南地区的抗战工作和民 主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 257 2020 年整理版 1949年初，许崇清同志离开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出走香港。 在港期间，他继续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学习党的理 论和方针政策，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阐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 的文章。在港九教育工作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上， 许崇清同志热情地号召华南教育工作者“坚决和人民结合在一 起，为建设统一、独立、繁荣、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 新中国诞生之后，许宗清同志受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派 接管当时的广州大学，并当了一段时间的校长。1951年他被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从那时起直至逝去， 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在此期间，他努力贯彻社会主义的教育 方针，积极推行教学改革，在从接管和改革旧大学到贯彻高等 学校工作条例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对广东乃至新中国的教育事 业都作出了贡献。他尤其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经常强调培养 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及高尚的道德品质。关于教 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他反复提出，这种生产劳动应当是建立 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他为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的培养花 了许多心血。 中山大学的前身是孙中山创办的广东大学，1926年为纪念 这位伟大革命家而命名，但一直没有以孙中山诞辰为校庆日。 1951年许崇清同志出任校长之后，建议将11月12日定为该校校 庆日并得到宋庆龄的同意。从此，中山大学就以孙中山诞辰为 校庆日了。 许崇清同志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对教育学特别是教 育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在教育哲学思想方面，他把辩证唯物主 义的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的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这门科 学。提出了“教育是促进人类发展的一种社会实践的形态”的 258 2020 年整理版 著名论点。他在《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并 质问蔡先生》一文中，最早向我国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成为我国近代科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 在学生时代，他认真研究了新康德哲学、孔德社会学、赫 尔巴特教育学等，最终走上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道路。从二十年 代起，他便致力于建立一个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教育 学的新体系。他在教育哲学的研究方面，有创造性的成果，是 我国较早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批判杜威哲学的学者之一。他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和教 育学、教育哲学的研究工作。他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为指导，与我国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实际紧密结合， 在教育的本质、教育方针的本质、教育方针和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以及教师的修养与教育的 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深刻透彻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精辟独 到的见解。特别是在1957年发表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 一文里，他对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以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制度和 教育学以及如何学习辩证唯物论的教育原理问题，提出了精辟 的看法。这一篇体现他丰富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经验的论著， 现已收入《许祟清教育论文集》。这个论文集是广大教育工作 者学习的珍贵资料，也是我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一份值得重视 的宝贵遗产。 许崇清同志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肃认真，他在学术上走马克 思主义道路，是经过反复摸索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 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他通晓英、法、德、日几种文字，所以能 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著作中领会其中的灵魂和原理。 他经常强调：解释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必须忠于他 259 2020 年整理版 的原意。他多次提出：我国的学者把马克思的一句话译成： “教 育者必先受教育”，是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而正确的译法应 当是“教育者一定被教育着。”他认为：一句话的差错，就会 导致完全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其它外国的学者、学派的理 论，他总是认真地根据原文著作去研究分析，带有批评性的见 解绝不由曲解原意而作出。他精通几门外语，使得他比较准确 地掌握一些外国的教育家的观点，并作出深刻准确的评价。 许崇清同志生前多次担任行政职务，他一向廉洁奉公，始 终是“两袖清风”。他常以周恩来同志教诲的“活到老、学到 老、改造到老”为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他积极参加社会活 动，对工作一贯严肃认真，团结和关心同志。他于1952年8月 15日加入民进组织。他是民进广州市委的第一任领导人，对会 务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并为党的统一战线和广州民进的建设作 出了贡献。他十分怀念在台湾的教育界老朋友和中山大学校友， 曾多次向台湾教育界人士发表谈话，盼望能与他们并肩为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今天，我们纪念许崇清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追求真理、不 断进取的精神，学习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为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发展，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基础 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作出我们的努力。 260 2020 年整理版 诗 歌 未 敢 忘 忧 国 ——著名诗人、民进广东省委顾问陈芦荻教授传略 林达威 陈芦荻，原名陈培迪，系广东省海南市樵学堂乡人，1912 年 10 月 25 日出生，1994 年 10 月 10 日在广州病逝，终年 83 岁。 陈芦荻先后参加民盟、民进，曾任民盟广东省临时工委委 员。1948 年 12 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民进港九分会理 事、秘书长。1949 年 8 月，陈芦荻参加革命队伍，任东江解 放区昆仑山独立教导营学习委员。1950 年 4 月当选为民进中 央候补理事，1979 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曾担任民进广东省筹 261 2020 年整理版 备委员会委员、副主任，民进广东省委副主委。直至逝世以前， 他还担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省委顾问及广州诗社 顾问等职。1986 年 3 月离休前是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芦荻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写诗，生 前出版的诗集主要有《桑野》、《驰驱集》、《远讯》、《旗 下高歌》、《田园新歌》、《海南颂》、《芦荻诗选》、《荻 花集》等，陈芦荻先生为祖国、为人民、为我国的高教事业、 文艺事业以及爱国统一战线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一、学生时代深受爱国人士影响，积极参与抗日救 亡 陈芦荻的父亲是个华侨，长期在南美秘鲁经营小生意，是 个爱国爱家的人，母亲及兄弟三人靠侨汇过活。陈芦荻排行第 二，其弟是广州市有名的老中医陈培淦。他六岁入乡塾，十岁 时曾把《诗经》中的一册全都背诵下来。父亲对他格外喜爱并 表示：“在外不管怎么艰苦，都要供给他读书。”陈芦荻十二 岁时离乡到广州一家较新型的私塾就读，他得以初涉古典诗赋。 1927年他入读广州南海中学，后转知用、广雅中学及中山大学 附中就读高中。他开始接受“五四”及大革命时期的新文艺思 想及新哲学思想，曾在学校壁报上发表一些小诗和散文，在级 际国文比赛中获得第一，而且尤其喜爱新诗。鲁迅、茅盾、叶 圣陶的小说，朱自清、周作人的散文，郭沫若、闻一多、徐志 摩、冰心的诗以及莫泊桑小说的译本等都属于他喜读的范围。 他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在郭 沫若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中，第一次获得最基本的马 262 2020 年整理版 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知识。高中就读期间，抗日怒潮汹涌澎湃， 社会进步思潮激荡。芦荻的同学，有的组织抗日剧社，有的组 织读书会，而他本人则参加了读书小组。1930年4月间，中大 附中的读书小组曾在广州白云山黄婆洞举行活动，芦荻与曾生、 钱兴、禢曼禾等合影。他第一次参加的社会上的文艺活动是由 欧阳山主持的作者俱乐部文艺座谈会，此后，他更多地阅读优 秀文艺作品，包括苏联的《高尔基》等。 1933年夏，陈芦荻高中毕业后升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当 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一 二·九”运动爆发期间，他所在的班首先开会响应，他积极参 加了学生组织的爱国宣传活动。1936年1月13日，广州学生支 持抗日救国运动的示威受到反动政府的镇压。但是，学生运动 的火焰并没有熄灭。中华民主解放先锋队（民先）左翼文艺活 动在地下党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1936年10月，广州文艺青年 在举行追悼鲁迅逝世的大会上提议成立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 （“艺协”），陈芦荻是“艺协”的发起人之一。“艺协”下 设诗歌、小说、戏剧、版画、理论等组，他和温流、黄宁婴、 陈残云等都参加了诗歌组，投身于抗战诗歌的创作。他们主张 诗歌为抗日救亡而战斗、而歌唱，提倡诗歌要通俗易懂，大众 化。他们以诗歌为武器，写街头宣传诗，举行诗朗诵会、诗广 播会，为抗战募捐，并创办《今日诗歌》。次年组长温流去世， 陈芦荻因是副组长而接手他的工作，继续出版第二期和第三期 （第三期改名为《中国诗坛》），《中国诗坛》在广州沦陷前 坚持出版，并曾于1940年在广西桂林和1946年解放战争中在香 港两度复刊。从那时开始，陈芦荻走上了中国的诗坛。 263 2020 年整理版 二、以诗为武器，投身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 陈芦荻在1937年刚走上文学道路时，写过题为《我是海燕》 的诗一首： 我是海燕！ 我要在暴雨中飞翔。 放下我的笔杆、书本， 跑上前方！ 我要在血泊中孕育， 在炮火中成长。 …… 诗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广州沦陷后，1938年12 月，他流浪到广西，从南宁转到合浦（廉州）北海，来到广西 的部队。他投身保卫北海，在前线各地，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拿起诗笔，激情成篇，引吭高歌，他以诗作号角，作战鼓。在 1993年12月16日，反映陈芦荻六十多年奋斗笔耕的轨迹、半个 多世纪心血凝成的结晶的《芦荻集》出版志庆活动中，年届81 岁高龄的他，还清楚地回忆起当年他在北海，骑马朗诵诗作《我 高歌新生的中国》时，敌机从他头上飞过进行轰炸，把他剔胡 子的剔刀炸断的经历。在抗日救亡期间，诗人的感情达到沸腾 点，先后写下长篇的抒情诗《中华民族解放的史诗》、《我高 歌着新生的中国——寄山西雷石榆》、《我们要创造世界第一 乐园》以及若干首短诗《送友人赴陕北》等，他自己把这些诗 作装订成一本24开的诗集——《驰驱集》。 1939年7月，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当地 的部队不容他立足，连他的爱国热情也不能抒发歌唱，迫使他 264 2020 年整理版 离开合浦这抗战的前方。此后，陈芦荻转到桂林《广西日报》 任副刊《漓水》编辑，至1944年9月，日寇进逼桂林前夕，他 随疏散的人流到了贵阳，并在《南明晚报》任副刊编辑之职。 日寇投降后，一片归帆载他返回珠江，回到故乡的怀抱。 他曾“留着感激、痛苦和愉快的泪水”，写下《无恙啊，珠江》。 但沦陷时期，他的家乡官山成了废墟，祖居又被当地无赖拆毁， 蔓草高过人头，片瓦无存。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接收”又变 成了劫收，物价飞涨，民主进步人士遭受迫害。当时他哼过一 首诗，其中有句云“三秋归客成迁客”，这是他悲愤心情的写 照。 芦荻在广州流离了一个多月，闻《华南报》将要在港复刊， 立即赶赴香港。他与陈残云、黄宁婴一起将《中国诗坛》复刊， 与胡明树合编《学生文丛》，同时也在香岛中学任教。当时他 生活艰难，但人穷志不穷。他爱诗，爱真理。1946年，他参加 港九各界追悼李、闻的大会，写下了《如果暴力能征服世界— —痛悼闻一多先生》的诗。 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内地大举迫害民主进步人士，所以 香港一时集中了柳亚子等很多文化工作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 敌协会港澳分会成立时，陈芦荻被选为候补理事。1945年12 月至1949年8月，他在港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以从事教学为掩 护，实际上是从事民主运动和文化工作。1948年6月，他任民 盟港九分会宣传委员，12月任民盟广东省委委员。同年8月15 日，民进港九分会正式成立。他由司马文森等介绍加入民进。 据他的家属介绍，他本来打算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接受介绍人 的建议加入了民主党派。港九分会成立后，在港的马叙伦、王 绍鏊、许广平等参加分会活动，陈芦荻与徐伯昕、陈秋安、胡 265 2020 年整理版 明树、谢家因等也经常参加聚会。陈芦荻在民进港九分会任理 事兼负责秘书工作，分会送达总部的函件都是由他亲自拟稿。 在此期间，在港的文化界人士，每月都有叙会，有时在宁婴或 在芦荻家里举行，邵荃鳞、黄药眠等都去参加。那时他生活虽 然艰苦，但对新中国即将诞生充满了希望。1949年4月在解放 大军渡江前夕，他写下了一些较长的歌颂解放战争的诗《百万 雄师下江南》以及一些反蒋的歌词在《大公报》、《文汇报》 上发表，后辑成诗集《旗下高歌》。 1949年9月，民进港九分会改称华南分会。中国人民解放 军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 渡江战役开始后，各地爱国民主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 狂的镇压，在这段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陈芦荻等分会同志密切 与中共联系，配合在港各方面民主进步力量，开展反蒋爱国斗 争。他们在配合华南解放运动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在港的 各民主党派人士不少北上参加了新政协会议，还有一些不顾香 港政府严密监视继续从事地下活动。而陈芦荻在1949年9月， 由林林介绍与梁纯夫、谢加因、胡明树等转入广东东江解放区， 参加昆仑山独立教导营学习，准备广州解放时协助接管城市的 工作。 广州于10月14日解放，他们从惠阳兼程随军入城，陈芦荻 在广州军管会文艺处任群众文艺编导组组长，当时该处的处长 是欧阳山。同年底，他又先后担任广州华南文联筹备会委员、 文学部副部长，主编《文艺快报》。1950年初，民进华南分会 迁至广州。4月间，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陈秋 安等四位同志代表分会出席了大会，陈芦荻当选民进第三届中 央候补理事。6月间，根据会议关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在 266 2020 年整理版 大城市适当发展的决议精神，经民进中央同意，华南分会改为 广州市分会，并于同年8月17日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的 积极支持和帮助下，成立了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陈秋 安任主任委员，陈芦荻担任筹委会委员。他们积极搞好组织建 设，学习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发动会员积极参加镇反、 土改，支援抗美援朝，带领广大会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 挥积极作用。 三、热爱祖国，为高教和统战工作做出贡献 建国初期至90年代这四十多年间，诗人一直从事文化教育 工作。他自1953年6月起连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理事至 1990年。60年代初暨南大学成立和1978年暨南大学复校时，他 均在中文系任教，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现代诗歌等课程。 1978年编写的《中国历代诗歌名篇选》（唐五代部分），先后 由暨南大学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芦荻还先后当选为广州 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曾任广州对外文协理事。他于1977年任广东省政协第四 届委员会常委，后任省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会委员，省政协联 谊会理事。 1957年“反右”时，他讲了几句话受到批判，后来由于陶 铸同志在报上说“陈芦荻同志是个革命诗人”，所以才没有被 划成右派，但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 才得到改正。在《芦荻诗选》自序中，诗人含混地写了这样一 段：“当大地沉默的时候，我亦沉默了，大约有二十年，我这 一支小小的芦笛，没有吹出清晰嘹亮的笛声；……如前人所说， 267 2020 年整理版 ‘国家不幸，诗家不幸’，从民族的灾劫、国家的灾难中，我 和许多人一样，学会思考……”。粉碎“四人帮”以后，芦荻 终于能够真实地反映自己的思想，在具有一定深度的诗《崖海 吟》中写道： …… 海，在思想， 思想深不见底， 海，在思想， 思想广阔无际。 我们观海， 意溢于海； 我们观海， 思想的闸门廓然打开。 黎明，从海面奔来， 思想，从浪里涌来； 海，大喊，大叫， 生命啊，醒来，醒来！ 这是他从枷锁中解脱出来的一种自我觉醒，是埋了二十多年才 吐出的真话。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 恢复和贯彻，民进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明确了民 进的性质，确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1980年，陈芦荻 任民进广州市委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委，并于次年5月积极参加 民进省委筹备工作，任筹委会副主任。1982年12月16日，民进 广东省委第一届委员会成立，陈芦荻当选为副主任委员。1983 268 2020 年整理版 年11月中旬，民进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芦荻与广东的 26位同志一道赴京出席了会议，参与修改会章、确定全面开创 民进工作新局面的方针和任务。会上，他被选为第七届中央委 员。此后，陈芦荻积极参与开创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工作。1984年8月30日，为祝贺中国体育健儿在二十五届奥 运会上取得的辉煌成绩，由陈芦荻配诗的民进书画家十五幅书 画作品送给获得金牌的健儿；1986年初，陈芦荻担任省民进主 办的东方诗书画研究会会长；1986年1月初，他应邀参加澳门 东亚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澳门文学座谈会，并作了“澳门的新 诗”专题讲座。 作为省政协委员，陈芦荻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在重大问题 上建言献策。在1983年，他向省政协四届五次会议提交了《请 重视、珍惜和爱护中年知识分子，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贡献力量》等提案。在五届一 次会议上，他又与郭翘然等提交了《关于请求广州市人民政府 划拨地皮，给省级民主党派建办公大楼》的提案。他还提交了 《请抓紧和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局面的需要》的提案。这充分表达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忧 国忧民的真情和积极履行政协委员职责、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决 策的赤子之心。 晚年，陈芦荻旅居澳洲布里斯本，但对“故国、故园、故 人”仍充满深情厚意，写下了不少具有浓郁乡情、友情的诗篇 和信札。广州诗社及民进的书画界不少人士，还与陈芦荻保持 着密切的联系，有的还就诗画以及个人工作问题向他讨教。他 在万里之遥的澳洲，时时鸿雁往来，寄托相思之情。他在《澳 洲致陈永锵》的信函中有这样一段话：“画院的画家，还有到 269 2020 年整理版 北园去饮早茶吗？想来，不会似前那般热闹了，筱孙大概搬新 居了，阿康也搬新居了……”，纯朴情思，感人至深。 1992年7月17日，省民进“三大”召开前夕，陈芦荻在澳 洲来函：“国炎同志并请转金培暨省委诸同志：藉悉我会中央 决定省级民主党派提前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换届，欣喜无 限！……未能成行与诸公聚首一堂，畅聆教益，为憾为歉！我 会在当前改革新形势下召开大会，团结广大会员，为促进会务 适应开放改革事业之发展，进行换届，谨翘祝大会顺利、圆满 成功……”。函件充分表达了一个从1948年起就参加民进，有 44年会龄的老会员对组织的关心和寄予的希望。 1993年12月16日，在著名诗人满81岁高龄的日子里，《芦 荻集》出版志庆活动在广州举行。广州市委副书记邬梦兆、市 人大主任黄伟宁、老同志欧初，以及文学艺术界著名人士赖少 其、陈残云、韦丘、楼栖、姚锡娟等近200人参加了活动。席 间，不少诗书画友和与会领导纷纷赞扬他在诗词方面的艺术造 诣、文学成就和爱国、爱乡的情怀，民进省委林国炎副主委、 民进广州市委卢有光副主委等出席致贺。 让我们用暨南大学陈郎教授在悼念诗人陈芦荻的文章中 的一段话作文章的结束语——今天，祖国正在改革开放的大道 上驰聘，诗人却永远不能为它吹起笛子。但是，当我们的儿孙 辈们相聚纪念芦荻百岁诞辰时，相信，中国已经是21世纪的强 大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是屹立于世界的富强、民主、文明的国 家！ （此文根据陈芦荻《自传》、《芦荻诗选》等材料整理， 由省民进林达威执笔。） 270 2020 年整理版 怀念丁裕超先生 赵柱家 我省著名的教育学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民主人 士丁裕超先生不幸因病于 1998 年 1 月 6 日与世长辞了。我怀 着极为悲痛的心情，深切怀念这位年高德勋的领导人和师长。 丁裕超 1910 年 9 月生于湖北京山，1935 年毕业于湖北省 教育学院教育系并获学士学位。生前是山西大学教育系教授、 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山西省人大常 委、民进山西省委名誉主委、山西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 基金会理事。 271 2020 年整理版 丁裕超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早在青年时代就受进步 书刊的教育启发，开始接触进步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 入侵中国到处烧杀抢掠，他非常痛恨日军的残酷暴行，坚决拥 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于 1938 年 11 月，在李先念开辟的大洪山游击区组建了抗日游击 队并任指导员。他率领游击队员，掩护当地群众转移，抗击日 本侵略军，建立抗日根据地，为巩固和发展大洪山游击区做了 许多有益的工作。1939 年 6 月，他领导的抗日游击大队编入 陶铸领导的大洪山抗日游击队后，继续在大洪山游击区开展抗 日救亡工作。1941 年 1 月，大洪山抗日游击大队编入新四军 五师，他仍留在五师工作。不久转入地方工作，先后任郧县高 级中学教员、湖北第八简易师范学校校长、专署教育科长、湖 北省民政厅秘书、来凤县县长、湖北师范学院教授、武昌中华 大学教授等职。1948 年在武汉地区参加民盟地下组织兼任省 民盟支部执行委员并分管组织工作。在此期间，他曾发起和组 织了“武汉大教联”（即武汉地区大学教授联合会），开展了 反对搬迁、反对破坏活动，同时开展了策反工作，对当时武汉 反蒋民主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建国后，他任湖北省教育学院教授兼教育系主任并继续从 事党的统战工作，先后任民盟湖北省支部委员、民盟湖北省委 驻会委员兼宣传部长、湖北省土改委员会委员。1952 年曾代 表湖北民盟参加了湖北省“三反”、“五反”运动的领导组工 作。1953 年经李先念推荐调到山西工作，任山西大学教授并 继续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先后任民盟山西大学支部主委、 民盟山西省筹委会委员。1956 年受组织委托协助创建中国民 主促进会山西省地方组织，后任民进太原市委副主委。“文化 272 2020 年整理版 大革命”期间，民主党派组织停止活动，他仍任山西大学教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他任民进山西 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为山西民进的建立和发展呕心沥血，做 了大量的工作。 1984 年，民进山西省委成立，他当选为主任 委员。他曾当选为山西省第五、六、七届人大代表并当选为省 人大常委。他还担任过山西省第二、三、四届政协常委。1979 年，在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六届中央候补委 员。1983 年，在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七届 中央委员。1988 年，在民进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 为中央参议委员。1993 年，在民进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参议委员。 丁裕超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 社会主义，热爱党的统战工作。多年来，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 不遗余力地为山西省民主党派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为山西民 进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他作为山西民进组织的主要 领导人之一，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贯彻“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致力于团结和 引导民主党派成员，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政议政，为巩 固和发展山西省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作为山西省第五、 六、七届人大常委，从不计较工作时间和条件，长期坚持外出 视察工作，足迹遍及全省各地，为山西的科技、教育和文化建 设献计献策。1989 年，在民进山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 顾全大局，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并担任了民进山西省委 名誉主委。但他人退心不退，仍十分关心山西省民进的建设和 发展，不断总结自己在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还不断为中 273 2020 年整理版 央和地方民进会刊撰写文章，为山西民进奉献余热。他以自己 辛勤的汗水赢得了广大民进会员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丁裕超还是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致力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作为人民教育家，他 把自己的聪明和才智都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无论是给大学 生授课，还是带研究生，他都一丝不苟、诲人不倦。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始终认为，中国办教育必须从实 际出发，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去发展教育。中国地大物博，人 口众多，文化落后，这么一个国家，要想发展，首先要解决好 教育问题。西方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如日本，二 战结束后，狠抓基础教育，注意发展中小学教育，经济很快就 发展起来。我们中国文化落后，文盲又很多，必须从基础抓起， 从中小学抓起。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还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他在山西大学教育系教授《教育学》这门课时，还特别开设了 一门“教育调查课”，经常组织学生深入基层、深入中小学校 进行社会调查，然后把调查结果与所学的理论结合起来。他的 这一教学方法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 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任省人大常委期间，他经常深入各 地的中小学校进行调查研究。他曾多次在省人代会、常委会及 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呼吁全社会要关心教育，建议县长要成 为教育县长，市长要成为教育市长，省长要成为教育省长。多 年来，他对发展、改革教育事业、增加教育投人、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等问题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不断为之鼓与呼。多年来， 他还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提案，不少提案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274 2020 年整理版 为山西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人民教育家，他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还著书立说。他编 写的著作有《青年教师 50 问》（合著），1987 年由山西人民 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未出版）；《教育学 论丛》，1980 年至 1981 年由《山西教育》杂志连载发表；《教 育学广播讲座》（主编），1980 年由山西青年广播学校刊印； 《教育学中学教师自学考试参考书》，1987 年由湖北教育学 院学报发表；《论人民教师》、《如何办好中等师范教育》， 1981 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撰写了许多篇论 文如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文集》（第 2 辑）上的 《毛泽东教育经济学思想研究》；发表在《山西大学学报》上 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教学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 发表在《山西教育》上的 20 多篇《教育浅谈》（1989 一 1990 年《山西教育》杂志曾每月发表一篇）等等。 丁裕超先生德高望重，学养双修，温厚敦诚，任劳任怨， 艰苦朴素，廉洁自律，谦虚谨慎，在重大问题上能顾全大局， 是人民的好教育家，是民进会员的好领导，是民主党派成员学 习的楷模。如今他离开我们了，但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他的 爱党爱国和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 心中，激励着我们在跨世纪的征途上创造出新的业绩。 （作于 1998 年 3 月，作者系民进山西省委宣传部长） 275 2020 年整理版 会史钩沉 马叙伦在《民主》、《周报》等进步刊物 发表文章目录 《民 主》 文章目录 期刊号 出刊日期 写作日期 序号 《思想解放》 创刊号 1945.10.13 1945.10.6 1 《肃清贪冒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奏》 第3期 1945.10.27 2 《国民的责任应该说话》 第8期 1945.12.1 3 《再说些老百姓的话》 第9期 1945.12.8 4 《走上民主的路吧》 第 11 期 1945.12.22 《一个重要的建议》 第 11 期 1945.12.22 《写在政治协商会议以前》 第 12 期 1945.12.29 《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 第 14 期 1946.1.12 8 《统一和一统》 第 14 期 1946.1.12 9 《团拜和朝贺》 第 15 期 1946.1.19 10 《马歇尔被窃》 第 15 期 1946.1.19 《对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 第 16 期 1946.1.26 《关于国民大会最后的饶舌》 第 16 期 1946.1.26 1946.1.23 13 《写于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后》 第 17 期 1946.2.9 1946.2.8 14 《写黄任之先生的来》 第 18 期 1946.2.16 1946.2.10 15 《重庆有我们的中央政府吗？》 第 18 期 1946.2.16 1946.2.12 16 276 1945.12.18 5 6 1945.12.26 1946.1.13 7 11 12 2020 年整理版 《对校场口惨案再说几句》 第 19 期 1946.2.23 1946.2.18 17 《说说因东北问题而起的学生运动》 第 20 期 1946.3.2 1946.2.27 18 《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期内》 第 21、22 期 合刊 1946.3.16 1946.3.6 19 《当前一个严重的问题》 第 23 期 1946.3.23 1946.3.20 20 《我们不是争取民主的口号》 第 24 期 1946.3.30 1946.3.25 21 《反对不民主的市参议会》 第 25 期 1946.4.6 1946.3.28 22 《应该由人民来打开这个混乱的局面》第 26 期 1946.4.13 1946.4.9 23 《反对不会民主的上海市参议会宣言》第 26 期 1946.4.13 《国民党反民主的证实》 第 27 期 1946.4.20 1946.4.13 25 《敬尽最后的忠告于国民党》 第 28 期 1946.4.27 1946.4.24 26 《歇手吧！想想可怜的人民》 第 29 期 1946.5.4 1946.4.30 27 《四贤哀词》 第 29 期 1946.5.4 《在内战中还都》 第 30 期 1946.5.11 1946.5.6 29 《关于警员警管区制》 第 31 期 1946.5.18 1946.5.14 30 《所望于新市长的》 第 32 期 1946.5.25 1946.5.22 31 《答问时事》 第 33 期 1946.6.1 1946.5.28 32 《警员警管区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第 34 期 1946.6.8 1946.6.4 33 《时事索隐》 第 34 期 1946.6.8 1946.6.5 34 《蒋先生要听这样的话》 第 35 期 1946.6.15 1946.6.11 35 《答本刊时局六问题》 第 35 期 1946.6.15 36 人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 第 35 期 1946.6.15 37 《反苏与反美》 第 36 期 1946.6.22 1946.6.20 38 《记六·二三下关事件》 第 38 期 1946.7.6 1946.7.4 39 《玩手段和诚意》 第 39 期 1946.7.13 1946.7.11 40 24 28 《上海各界呼吁和平》（马叙伦等 164 277 《和平很有希望的》 第 42 期 1946.8.3 1946.7.28 41 《人民自己来解放吧》 第 43 期 1946.8.10 1946.8.10 42 《周报被勒令停刊了》 第 44 期 1946.8.17 1946.8.12 43 《读了美国特使和大使的声明》 第 44 期 1946.8.17 1946.8.12 44 《拿国家来赌气》 第 45 期 1946.8.24 1946.8.20 45 《逆耳之言》 第 46 期 1946.8.31 1946.8.28 46 《民主是封禁不了的》 第 47 期 1946.9.7 1946.9.1 47 《非正式的五人小组会议》 第 47 期 1946.9.7 1946.9.3 48 《中国糟到这种地步谁的责任》 第 48 期 1946.9.14 《时局中资产阶级的责任》 第 49 期 1946.9.21 1946.9.17 50 《我们也举行美军退出中国周》 第 50 期 1946.9.28 1946.9.23 51 《拖塌了国家骗惯了人民》 第 50 期 1946.9.28 1946.9.24 52 《读美国人费正清论中国时局》 第 51、52 期 1946.10.10 1946.9.29 53 1946.10.10 1946.10.1 54 1946.10.31 1946.10.14 55 1946.10.31 1946.10.20 56 期刊号 出刊日期 写作日期 序号 第2期 1945.10.15 《读了国民大会代表联谊会宣言以后》第 10 期 1945.11.10 合刊 《美军必须退出中国》 第 51、52 期 合刊 《双十文告的评法和后语》 第 53、54 期 合刊 《民主还是封禁不了的》 第 53、54 期 合刊 《周 文章目录 《惩奸》 262 49 报》 278 1 1945.10.31 2 2020 年整理版 《和平需要武力做保障吗？》 第 10 期 1945.11.10 3 《久违了》 第 15 期 1945.12.15 1945.12.6 4 《怎样结束昆明惨案》 第 15 期 1945.12.15 1945.12.11 5 《高等教育如何改进》 第 16 期 1945.12.22 《政治协商会议的暗礁》 第 17 期 1945.12.29 1945.12.24 7 《政治协商会议的大礁是什么》 第 20 期 1946.1.19 1946.1.15 8 《因于再先生的追悼会而回忆》 第 21、22 期 1946.1.26 1946.1.23 9 6 合刊 《新春试笔》 第 23 期 1946.2.9 《从民变说到保甲制度与民主》 第 26 期 1946.3.2 1946.2.20 11 《蒋主席慰劳父老茶会补记》 第 27、28 期 1946.3.16 1946.3.1 12 合刊 1946.3.16 1946.3.14 13 《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后》 第 29 期 1946.3.23 1946.3.17 14 《戴笠将军的遭难》 第 30 期 1946.3.30 1946.3.26 15 《希望政协不要再让步了》 第 31 期 1946.4.6 1946.3.27 16 《中国人真没出息？》 第 33 期 1946.4.20 《民主是不是真理》 第 35 期 1946.5.4 1946.4.22 18 《内战还不停止吗？》 第 37 期 1946.5.18 1946.5.13 19 《老百姓在哪里？》 第 38 期 1946.5.25 1946.5.20 20 《要面临自侮的结果了》 第 39 期 1946.6.1 1946.5.27 21 《一个回忆和感想》 第 40 期 1946.6.8 1946.6.4 22 合刊 《上海市参议会必须改组》 10 第 27、28 期 17 《为〈周报〉“15 天后能和平吗”征文 写的短文》 第 41 期 1946.6.15 23 《主权分割了》 第 42 期 1946.6.22 24 279 2020 年整理版 《南京七日记》 第 44 期 1946.7.6 《记六·二三下关事件后的余感》 第 45 期 1946.7.13 1946.7.10 26 《从李、闻案谈到政治暗杀》 第 48 期 1946.8.3 1946.7.16 27 《读蒋主席八·一三告全国同胞文》 第 49、50 期 休刊号 《胜利一年了》 25 1946.8.24 28 第 49、50 期 休刊号 1946.8.24 1946.8.10 29 1946.8.24 1946.8.14 30 期刊号 出刊日期 写作日期 序号 《<昌言>发刊词》 创刊号 1946.5.4 1946.5.4 1 《人民的血汗》 创刊号 1946.5.4 2 《还都以后》 创刊号 1946.5.4 3 《周末几个社会主义者的反战论》 六月号 1946.6.1 《一切不顾》 六月号 1946.6.1 5 《威信都要顾》 六月号 1946.6.1 6 《周报！总有再会的日子》 第 49、50 期 休刊号 《昌 文章目录 《文 文章目录 言》 1946.5.26 4 萃》 期刊号 出刊日期 《美国定要拿中国做它的“附庸”》 第 46 期 1946.9.5 1 《中国愿意做美国的“附庸”》 第 46 期 1946.9.5 2 《再谈谈“是与非，张正气”》 第 47 期 1946.9.12 《今年的双十节有什么意义》 第二年度第 1 期 1946.10.10 《时局测隐并告第三方面政协代表》 第5期 280 1946.11.7 写作日期 1946.9.7 序号 3 4 5 2020 年整理版 《“法统”的鬼祟》 第9期 1946.12.5 《蒋主席在“国大”演说》 第 10 期 1946.12.12 《替民主社会党可惜》 第 10 期 1946.12.12 《美军在华暴行的责任》 第 14 期 1947.1.9 1947.1.5 9 《马歇尔离华的声明》 春期特大号 1947.1.12 1947.1.12 10 出刊日期 写作日期 《群 文章目录 1946.12.4 7 8 众》 期刊号 《我们应该纪念一二八》 6 序号 第 4、5 期 合刊（第 14 卷）1947.2.4 1947.1.24 1 《迎接批评时代的一个基本问题》（香港） 文章目录 《做中国人该勇敢地迎接大革命》 期刊号 出刊日期 写作日期 序号 第3期 1948.1.29 1948.1.22 1 （王女杰 281 辑） 2020 年整理版 马叙伦先生教导我跟着共产党走 ——我护理马叙伦先生的经过 柯贵贤 1933 年，我从思候护士学校毕业，来到北京协和医院， 做护士工作。1942 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协和医院一度解 散，我就加入了北京特聘护士协会，经院方介绍去给各医院护 理重病号。 1958 年 5 月，北京医院护理部主任林菊英同志向特聘护 士协会指名要我去护理马叙伦先生。她说：“马先生是民主人 士，是民主革命中的坚强战士，是党的好朋友，必须精心护理， 不得疏忽。”于是我就来到马老的家里。 马老的病状是动脉硬化，脑软化。在我刚去的时候，他的 神志还比较清楚，在我的扶持下，他还能在庭院里散步。到 5 月底，马老突然高烧，进入昏迷状态，送进北京医院抢救。经 过 3 个月的治疗，马老退了烧，就回家休养，仍由我护理。 1960 年左右，由于脑软化的发展，马老神经错乱，昼夜不睡， 见人就恐惧紧张。半年以后，就进入半昏迷状态，连儿女都认 不得了。 1970 年初，马老因感冒转为肺炎，浓痰涌塞，呼吸困难， 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大夫用嘴帮助病人排痰、呼吸，虽然效果不 显著，但这种高尚的医德是十分感人的。在一切办法都失灵后， 282 2020 年整理版 院方曾提议做气管切开手术，征求家属意见。家属转而征询我， 我认为马老已进入危急状态，做手术只是增加病人痛苦而已。 院方也感到不能冒险，没有动手术。拖到 5 月 4 日，马老终于 不治逝世。 在旧社会里，马老曾经因为和反动政府作斗争，两次被反 动派打伤，伤及头部，发展到晚年头部剧痛，为了减轻马老的 痛苦，我给他读报，讲笑话，用来转移他的注意力，但效果不 大。我经常想到党的叮嘱，所以十二年如一日，始终尽心地做 好马老的护理工作。 在我护理期间，北京医院和卫生部曾派人来马老家，对我 的护理情况作了两天的实际观察。临走时，北京医院的大夫和 我握手说：“你对马老的护理工作，为延长一个无法治癒的病 人的生命创造了奇迹。”我说：“这是党对我的要求，我应该 这样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创造奇迹。” 马老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神志还没有昏迷时，经常和我叨 念旧社会反动政府的腐败和新中国的兴旺景象。每次谈话时间 不长，但使我受到很深刻的教育。抗战八年，马老困居上海， 艰苦的日子折磨得马老体质衰弱，当时马老连素菜淡饭的生活 都难以维持下去，哪有钱去求医治病。今天，党对他无微不至 地关怀，相比之下，真有天壤之别。马老经常为病魔缠身，不 能替党的事业多做些工作表示非常内疚。 马老久病卧床，身体失掉抵抗力，为了防止病源传染，平 日只好拒绝别人探视。可是党和民进组织经常来人或来电话了 解马老的病情。1957 年，马老病情转变时，陈毅副总理前来 探视，当时马老尚能支持着和他谈话。1958 年 5 月的一天， 283 2020 年整理版 马老突然高烧，在病情一度危急的时候，周总理又来到病房探 视。在总理跨进病房的时候，我正戴着皮手套替病人从肛门里 掏出粪便，臭气四溢，我很觉不安，可是总理却站在床前默默 地注视着。总理问：“马老的心律多少？”我回答：“120 跳”。 总理听后，立即走出病房找大夫询问病情，在听到大夫汇报的 心律数和我说的不符时，总理就焦急地说：“你们要关心马老 的病情，可不要马虎啊！”总理为党为国操劳，还在百忙之中 来探视马老，这种精神使我非常感动。从这次总理来过以后， 医院就派了专职大夫负责马老的治疗。 在马老卧床不起的时候，马老曾致函毛主席，请求政府撤 回自己专用的汽车，缩小住宅规格，减少日常供应，以节约政 府的开支。毛主席三次复信，嘱马老安心养病，并嘱有关部门 照常供应，关切之情感人肺腑。 马老逝世时，正值“四人帮”猖獗的时期，但由于党的关 怀，仍然为马老举行了追悼会，李先念、郭沫若等十几位党和 国家领导人到会参加悼念仪式，并向马老家属表示慰问。周总 理由于政务缠身，不能亲自参加，就派专人到马老家里向家属 表示吊唁之意。 马老是一位革命家、教育家和著名的学者，我非常尊敬他。 有一次，我准备好了笔墨，把马老扶过来，我说：“您的字写 的很好，给我写几个字吧！”马老非常高兴，他吃力地抬起颤 抖的手，写下了他生前最后的手迹： “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 是 1958 年 6 月 5 日写的。 马老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今天能将他留下的手迹公诸 于世，令我无限欣慰。 284 2020 年整理版 （柯贵贤 1990 年口述，马燕整理） （1986 年，柯贵贤女士将马老写给她的题词捐赠给中国 革命博物馆。） 285 2020 年整理版 略记一本史料的来由和归宿 吴企尧 “四八”被难烈士纪念集 今年，我捐献了一本珍藏多年的《“四八”被难烈士纪念 册》，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呢。 我与朴老相识于抗日战争中的 1942 年，那时上海已成为 沦陷区，朴老在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任院长。我出于对因战争 而流离失所又痛失怙恃的孤儿的同情，将亲友因我新添小女而 送我的礼物礼金，即以亲友的名义，转赠给上海净业孤儿教养 院。以此因缘，朴老特来我家，对我的行为表示嘉许。朴老学 识渊博，待人诚恳，我尊他为师，跟他学文学诗词和佛学。朴 老谦逊地把我当作道友，对我循循善诱，使我得益匪浅。朴老 又介绍我认识梅老，他常对我讲国内外形势，后来我得知梅老 286 2020 年整理版 是 1939 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1945 年 12 月 30 日，民进成 立，朴老、梅老即介绍我参加民进，这对我来说是一生中的大 事，从此我在民进组织的栽培指引下，走上要求进步的革命道 路。1946 年 4 月 30 日上海各界借玉佛寺召开“四八”被难烈 士追悼大会，朴老、梅老通知我去协助布置会场，又对我说， 你既是一个佛教徒又是民进会员，应在庙里宣传被难烈士是为 了民主和平奔走而牺牲的。此时我忽发奇想，我在朴老处几年 来已学到了一些关于平仄声和对仗的基本知识，就草拟了一副 挽联，请朴老审阅一下，朴老稍作了一些润色，嘱我用化名撰 送。说来可笑，当时我家笔砚都没有，我想出办法，到邮局门 口一个代写家书兼测字的摊头上，花钱请他买纸并代写，这位 老先生书法还不差呢。我将挽联持送会场交有关同志，即在东 厅挂出，有关同志问我要了地址。半年后我得到通知去领了这 本“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这时时局已恶化，李公朴、闻一 多被暗杀，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统治，我在民进组织教导指示下， 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当时在玉佛寺召开追悼会，玉佛寺中也不 乏具有拥护、尊敬共产党的进步思想的人，后来晓得有一位学 僧叫宗定的被抓，后花银元赎出，这事是现任上海佛协副会长 王永平居士告诉我的。王副会长是有名的爱国爱教老居士，他 也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玉佛寺追悼会后五天，马老在《民主》 杂志上，只具名“伦”字发表了一篇《四贤哀词》悼念逝者， 文字铿锵，掷地有声，发扬正气，痛贬时弊。对于这本纪念册， 民进组织的领导嘱我捐赠给有关部门，领导指示英明正确，我 就乐于遵示照办。 2001 年 6 月 3 日 287 2020 年整理版 关于民进港九分会的调查 郑芳龙 民进港九分会章程 1999 年 6 月 9 日至 14 日，我和毛启邠赴穗对广州民进早 期活动进行调查，得到了民进广东省委的大力支持。在穗期间 我们专访了在香港入会的范兴登同志和创建华南分会时入会 的何信泉同志（原省工商联副主席），他们是建国前广东会员 288 2020 年整理版 仅存的两位老同志。他们向我们介绍了民进港九分会的一些情 况。 1947 年下半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节节败退， 在政治上更加反动，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变本加厉，迫害民主人 士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密令沪港等 地党组织设法保护一大批著名的民主人士秘密转移到香港。民 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徐伯昕等亦于 1947 年底 和 1948 年初先后抵达香港，配合在港的各方面民主进步力量， 继续开展爱国反蒋活动。当时直接领导民进重要斗争的党内负 责同志是潘汉年，具体联系民进工作的中共党员有孟秋江、司 马文森、温崇实等同志。这一时期，民进在港的许多活动中有 两件大事特别值得一提： 一是 1948 年 5 月民进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公开 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并参与新 政协的筹备工作。这是民进自成立以来从事民主运动的必然发 展和符合人民意志的自觉选择，标志着民进是与党通力合作的 民主党派。 二是随着民进在港九活动的开展，发展了一批旅居港九 的投身民主运动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和进步的 工商界人士，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于 1948 年 6 月 26 日筹 备建立民进港九分会。孟秋江、司马文森、陈秋安、林伯子、 王幸生、梁园、孙用均为筹备委员，陈秋安为召集人。同年 8 月 15 日，民进港九分会正式成立。徐伯昕、柯灵、梁纯夫、 陈芦荻、谢加因、陈国容等同志经常参加分会的活动。1949 年 4 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 军，渡江战役开始。为了动员会员配合华南的解放，民进在同 289 2020 年整理版 年 4 月 4 日，将民进港九分会改称华南分会。1949 年 10 月 14 日广州解放，民进会员陈芦荻、梁纯夫、胡明树等同志随军进 入广州，参加军管会工作。陈秋安、范兴登等同志也陆续回到 广州。民进华南分会也从香港迁到广州。 民进华南分会和它的前身港九分会在当时香港特殊的环 境里，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广泛联系各界群众，扩大了民进 的影响，对反蒋民主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它是民进最 早建立的地方组织，它的经验为尔后民进筹建其他地方组织提 供了借鉴，为随后建立的广州市委会和广东省委会准备了一定 的组织基础。 1950 年 4 月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会中央鉴 于华南是新解放区，地近港澳，华南分会干部不多，并且组织 路线已决定先在大中城市发展，于是决定将华南分会改为地方 组织，并于 1950 年 7 月成立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选 出陈秋安为主任委员。由于陈秋安是著名工商业家，在港九分 会时由他经手已发展了一批工商业者加入民进。广州解放后， 他又从海外动员一批工商业者回广州陆续加入民进。1950 年 12 月底，广州市筹委会仅有会员 50 人，其中工商界 21 人， 占总人数的 42%；文教、科技界 18 人，占 36%，而且工商界 的会员有增无减。当时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发 现一部分会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清永刚等几个会员因害怕挨 整，私自潜逃香港。为了整顿组织，改变会员的结构，民进中 央商请市委统战部协助，于 1952 年对民进广州市筹委会进行 改组，由德高望重的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任主任委员，陆向苍 （中共党员，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陈秋安、李爕华为副主任 委员。从 1953 年 2 月至 1965 年 8 月，一至六届民进广州市委 290 2020 年整理版 会主委均由许崇清同志担任。1969 年 3 月许老逝世后，由广 州师范学院院长陈一百同志继任主委。 291 2020 年整理版 资料夹 旧政协 1946 年 1 月 10 日至 31 日，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 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这次会 议史称“旧政协”。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和前 途：蒋介石国民党企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维持其一党独裁； 全国人民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和平、民主、 独立的新中国。由于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和世界和平舆论的 压力，同时国民党发动内战也需要时间准备，因此，蒋介石同 意进行和平谈判。1945 年 1 月，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中央 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谈判，提出召集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王世 杰不同意“党派会议”名称，双方经过协商同意召集有各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于 1945 年 8 月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 43 天的谈判，签定了史称《双十协 定》的《会谈纪要》，决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1946 年 1 月 10 日， 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 38 人，国民党代表 8 人，共产党代表 7 人，民主同盟代表 9 人，青年党代表 5 人， 无党派代表 9 人。由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的通力合作，使会议在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和平建国纲 领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和军事问题等五项有利 于人民民主的协议后，于 31 日闭幕。政协五项协议的通过， 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奉行的内战政策，再一次 确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会议成果虽很快遭到国民党的破 坏，但它无疑是中国和平民主力量的重大胜利。 292 2020 年整理版 （见于《党政干部统一战线知识读本》） 民促 “民促”是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简称，是国民党内部 分民主派人士组织的政治团体之一。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 后，以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坚持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抗日 战争胜利后，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于 1946 年 3、4 月间在香港发起建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该会“以 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 为行动之最高标准”，积极联络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开 展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的斗争。1948 年 1 月，民促与 其他国民党民主派团体在香港共同发起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民 促作为党派单位派代表参加了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参与《共同 纲领》的制定。同年 11 月，民促自动宣告结束，原民促成员 全部加入民革。 （本资料系根据《中国革命史辞典》有关辞条及《党政 干部统一战线知识读本》有关内容改写。由此可以看出，民进 与民促不是同一个组织。编者注。） 293 2020 年整理版 台湾民进党 台湾民进党是台湾有影响的主要政党之一。它的全称是 “民主进步党”，“民进党”是它的简称。该党成立于 1986 年 9 月 28 日，曾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在野党，现为执政党。民 进党现有党员约 14 万人（1999 年统计数），执政前，在 23 个县市建立了地方党部，在美国设有东西两个海外党部。该党 主席每届任期二年，可连任一次，由两年召开一次的“全国党 员代表大会” 选出。1991 年 10 月，民进党第五届全国党员 代表大会把建立“台湾共和国”列入党纲。 （见于《党政干部统一战线知识读本》。可以看出，民 进与“民进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提到我会的时候，可以 用全称“中国民主促进会”，也可以用简称“民进”，但不能 称为“民进党”。编者注。） （本栏目校对：王炳舟） 294 2020 年整理版 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