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中的为人做官之道 2018-09-17.pdf

家书中的为⼈做官之道作者：张丁《光明⽇报》（ 2016年10⽉11⽇ 11版）《廉政家书》张丁主编中国⽅正出版社黄庭坚书信作品《糟姜帖》资料图⽚曾国藩家书，民间收藏。（清）资料图⽚【著书者说】如何为⼈是每⼀个⼈必须⾯对的问题，如何做官是每⼀个⼲部必须考虑的问题。为⼈做官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那么，为⼈做官有没有普遍原则可供借鉴呢？回答是肯定的。在《廉政家书》中，就有不少与此相关的内容。众所周知，家书是写给最亲近的⼈看的⽂字，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在这种私密性的个⼈⽂献中，⼈们往往能够吐露⼼声。当然，交流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常常要谈到如何为⼈、如何做官。为⼈就是儒家思想中的修⾝，“⾃天⼦以⾄于庶⼈，⼀是皆以修⾝为本”， “⾝修⽽后家齐，家齐⽽后国治，国治⽽后天下平”，这是古代⼠⼈的最⾼理想。可见，修⾝是基础。⼀旦投⾝官场，必须明⽩为官之道，否则难做好官。那么，怎么修⾝，怎么做官？⾸先要有信仰。信仰是⼈们对于某种价值观的深度认可，乃⾄寻求⼀种⼼灵上的依归。⼈⽣在世，要有信仰，不管是宗教、政党、主义、国家，还是⽣活中的真善美，均可成为信仰。古代有忠孝节义的信仰，近代有救国救民的信仰。信仰是⼀个⼈的灵魂，拥有信仰，⼈才能辨明前进的⽅向；没有信仰，则如⾏⼫⾛⾁。西晋⽂学家⽺祜在给⼉⼦的信中说：“恭为德⾸，慎为⾏基，愿汝等⾔则忠信，⾏则笃敬”，意思是说恭敬在各种良好道德品质中排第⼀，⽽谨⾔慎⾏则是各种正确⾏为的基础。在这⾥，⽺祜要求⼉⼦把恭敬、谨慎、忠信作为信仰来遵守。唐代⼥⼦卢⽒在写给⼉⼦崔⽞暐的信中说：“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她把忠实清正作为做⼈的⾸要条件。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后，那些先进的青年则把改造旧社会、挽救劳苦⼤众作为⾃⼰的信仰，并不惜为之牺牲⽣命。上海共产主义⼩组的创建⼈之⼀俞秀松在第⼀次国共合作中加⼊国民党，并参加了孙中⼭讨伐陈炯明的北伐军。1923年1⽉10⽇，他在致⽗母亲的家书中说：“我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睹各处⼯⼈被军阀⽆礼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多数的劳苦群众。”1937年初，⼤⾰命时期⼊党的韩雅兰瞒着⽗母去延安抗⼤学习，后写信给⽗母说： “⼉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奋⽃，为后来⼥⼦求幸福，也要和男⼈⼀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做⼀点有意义的事业。”正是有了这样的信仰，才有了各阶层民众空前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为了新中国⽽前赴后继。其次要有品德。品德指道德品质，是做⼈做事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古⼈在家书中教育⼦弟，往往把品德放在重要地位。东晋陶渊明给陶俨等五个⼉⼦写信，在列举了古⼈兄弟之间亲密相处、家庭和睦的故事后说，“诗⽈‘⾼⼭仰⽌，景⾏⾏⽌。’虽不能尔，⾄⼼尚之。”意思是说，对于古⼈的崇⾼品德则敬仰，对于他们的⾼尚⾏为则遵⾏、学习。美好的品德除了兄弟和睦外，也包括孝亲敬⽼、廉洁⾃律，尤其是为官者，更应该把“廉”字放在⾸位。对于做官者来说，廉就是德，守廉就是遵守官德。⼀个官员若不能守廉，那就失去了官德。清道光年间，林则徐就任两⼴总督，主持禁烟。他给夫⼈郑淑卿写信，⾔及⾃⼰⽣活孤苦，“决不敢于俸禄⽽外妄取民间或下僚分毫，务使上可以答君恩，下可以见祖⽗。”林则徐虽历任多个要职，但始终恪守清⽩家风，世⼈敬仰。再次要有才识。才识指才能与识别⼒，是⼀个⼈⽣存⽴世的基本技能。才能越⾼，⽣存的技能就越⾼，对⼈对事的识别⼒就越强。那么，才识从哪⾥来？⼀般⽽⾔，主要靠后天的学习，学习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层⾯。有的⼈经过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又在学校认真读书，⾛向社会后还坚持学习，那么他就才能出众，识别⼒卓越。在⾃古以来长辈教育晚辈的家书中，不乏指导学习的例⼦。北宋⼤学者苏轼给侄⼦苏千之写信，开始就拿史学⼤家司马光和苏⽒兄弟饱读史书、“独⽴不惧”举例，指出“可读史书，为益不少也”，劝侄⼦“勤学⾃爱”。⾔下之意是说，熟读史书才能明⽩事理，才能做到内⼼强⼤，“独⽴不惧”。⽼⾰命家陈云“⽂⾰”初期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个⼯⼚，仍然坚持读书，1970年12⽉ 8⽇他收到⼆⼥⼉陈伟华的来信，向他请教学习⽅法。14⽇陈云给⼥⼉回信说：“我万分欢喜（不是⼗分、百分、千分⽽是万分），你要学习和看书了。咱家五个孩⼦中数你单纯幼稚。你虽然已开始⼯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可以学到⼀些东西的，不过每天时间有限，要像你哥哥⼀样，每天挤时间学。” 古往今来，⼈们常常在家书中谆谆告诫⼦弟如何为⼈、如何做官，可见“兹事体⼤”。志⾏⾼洁、廉洁清正、深仁⾼义、忠信笃敬、俭以修⾝、长才厚德、勤⼒务时、读书治学等，都是家书中的常见⽤语，概括起来说，就是有信仰、有品德、有才识，⽬的是使⼦弟健康成长，传承家风，光耀门庭，客观上也对官场⽣态产⽣了有利影响。⼈们常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准备什么？⽆论是为⼈，还是做官，都需要这“三有”。唯其如此，才能做好⼈，为好官。（作者系中国⼈民⼤学家书⽂化研究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