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雅克：全球政治视域下的文明国家.pdf

东方学刊 2023 年 3 月春季刊专题全球政治视域下的文明国家 Focus ［英］马丁 · 雅克（Martin Jacques）周雷译 “文明国家”这个概念正变得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对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的变种予以辨别至关重要。文明国家以其最完整的形式存在于中国。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尤其自公元前 221 年秦国完成中国统一以来，文明和国家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除了中国之外，印度、土耳其和俄罗斯三个国家也与文明国家这个概念有关。印度和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明根基。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它经历了长期的分裂和被殖民，后来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遗产的家园。因此，印度文明发源的历史与中国非常不同，多元、受压制和被打断成为其历史进程的主要特征。在埃尔多安统治期间，土耳其越来越意识到追溯文明根源的重要性。该国正逐渐摒弃凯末尔 · 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urk）曾经在现代化和西方化上取得的改革成果。土耳其的文明脉络是割裂的。任何声称土耳其应该被视为一个文明国家的说法，都必须认识到一个客观事实，即土耳其仅是伊斯兰文明下五个不同的亚文化中心之一。最后，俄罗斯越来越多地用文明的术语来描述自身，部分是为了强调其历史的特殊性，部分是为了与西方，尤其是与欧洲保持距离，它现在经常把自己定位为欧亚国家。尽管只有中国有确切的资格，上述几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有被视为文明国家的正当理由。就这个议题，我们应该扩展一下研究视野。如果说“文明国家”一词正在被广泛使用，那么 “文明”一词也在被广泛使用。长期以来，后殖民发展中国家一直在使用这个词，这些国家在获得独立时除了成为民族国家之外别无选择。它们试图强调它们的文明传统，以便与它们的前殖民历史联系起来；强调它们的本土身份，以便将自己与西方殖民者区分开来。随着这些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这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总之，对于文明之间差异性的认同，以及将自身定义为一个文明国家已成为日益显著的趋势。笔者认为，有三点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趋势将在未来不断地发展壮大：西方的衰落和危机，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以及民族国家模式的局限性和不足。这一文明趋势的最大例外是西方国家。在关于文明的讨论中，有一处空白，那就是西方世界。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文明”这个词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只有专业研究者在书斋里追溯遥远的古希腊、古罗马历史时，才会使用“西方文明”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反复提及“西方”，承认被视为“西方”的国家拥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遗产，并结合了各种当代价值观和规范，包括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虽然塞缪尔 · 亨廷顿（Samuel (1) Huntington）的成名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关注了文明的差异性，但是不同文明 (1)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 28 全球政治视域下的文明国家专的概念在当今西方的话语中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相反，西方压倒性地以民族国家的视角看待题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将文明的概念限定在历史语境范围内。对西方来讲，民族国家通常可以追溯到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直到 20 世纪，除 Focus 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各个分支之外，它或多或少还是欧洲独有的现象。欧洲殖民主义从 15 世纪末，尤其是 18 世纪开始在全球蔓延，这意味着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殖民帝国。这些前殖民地不存在独立地位，原有的历史和文化被殖民者肆意地抹杀，直到 20 世纪中期获得民族解放之后，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其中也有例外的案例，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之前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这几个国家都以盎格鲁 — 撒克逊人为主体，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种族和文化的原因，更早地脱离了英联邦，实现了国家独立。由于国家上层统治者以欧洲白人为主，我们也可以把南非的独立情况列入这一类别。对这段历史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文明”这个概念和术语在西方话语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文明指的是一种独立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非洲、穆斯林、印度教等文明在西方侵略者到来之前便已经存在，并形成了自身的文明传统。事实上，殖民列强在有意识地试图破坏和消除殖民地以前的文明传统。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20 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民族解放和推翻殖民统治，这使世界上大多数人民在现代第一次能够摆脱殖民统治，独立自主地治理他们自己的国家，成为他们自己国家的主人，而不是殖民统治者的附庸。但是，除了真正意义上的实现独立，前殖民地在历史上以及当前都不意味着获得实质尊重和平等地位。过去的等级制度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文化和心态中依然存在，可以被描述为一种隐性的全球种族等级制度：白人高居金字塔的顶端，非洲裔一般身处最底部，白人仍然享有比其他种族都大得多的权利和影响力。但这种等级制度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这已经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中心议题之一。中国是这一变化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中国如此与众不同，并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成功地保持了这种差异性，加之它庞大的规模，这对它的实力和能力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确保它可以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另一极。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制度构成，成为其如此与众不同、从容应对各种挑战的制度内核。笔者于 2009 年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全书的中心思想便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1) 包括希腊和意大利在内的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将自己国家的历史描述为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国则主要是被它的文明遗产所塑造的：认同并尊重国家作为社会的领导者；国家是所有人民意见表达的代表者，是所有社会关系的缔结者；国家是由无数家庭组成的最大制度单元，家庭是国家的最小政治单位；国家是中华文明的守护者和传承者；等等。这使得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几种力量之间形成了高度有序和连贯的网络关系，其核心是文明与国家之间的紧密相连与共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中国，而不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文明国家赋予了“文明”和 “国家”两者同等重要的地位。出于类似的原因，在谈到中国时，笔者更喜欢使用“文明国家” （civilization-state）这个词，而不是“文明的国家” （civilizational state），因为它赋予了文明和 (1)［英］马丁· 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9— 165 页。 29 东方学刊 2023 年 3 月春季刊专国家同等的重要性，而非像 civilizational-state 那样将文明简化为一个形容词，但这属于吹毛求题疵了。其实，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择用于阐释文明国家这个概念的词语。尽管在过去无数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巨大的断续、分裂、战争以及被外敌入侵，包括鸦 Focus 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史，但中国的文明国家传统仍然存在。白鲁恂（Lucian Pye）的精辟见解—“中国是一个佯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必须放在恰当的历史背景中。他指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 19 世纪末开始，中国由于国势衰弱，不得不接受和适应由欧洲主导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规范。它被迫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当然，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这个说法非常矛盾，中国被要求具有两面性：在国内扮演文明国家的角色，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扮演民族国家的角色。只有现在，中国才能慢慢开始在国际和国内统一定位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正越来越多地获得实力、权威、信心，以及为世界所认可，这些前提是中国在国际、国内一致表述为文明国家的必要条件。从过去到现在，中国从未放弃成为文明国家的努力。文明国家始终是中国的基本形式，民族国家身份一直是次要的。如果我们把中国看作一个地质构造，那么民族国家只不过是它的表层土壤。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显著延续性是其巨大的力量源泉。弗朗西斯 · 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在过去两千年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治理安排上表现出如此惊人的连续性。正是文明国家这种治理体系，使中国在四至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或最先进的文明之一。其他文明都无法与这一非凡的历史成就相媲美。在 1840 年之后的一百年间，中国经历了最为暗淡、最为糟糕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却在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十年，以天才般的能力，成为新中国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在于，能够以极具创造性的方式表述、反映和阐明中华文明，巧妙地兼容其文明和民族国家身份，在不断借鉴过去的同时擘画未来发展新篇章，并成功做到在快速转型时期保持社会稳定。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治理壮举之一。与此同时，西方陷入了长时段的大衰退，其衰落速度之快甚至让笔者这个早就预料到这一进程的人都感到惊讶。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正经历着权威、地位和神秘感的迅速丧失。就其盟国的地缘身份，以及以军事对抗为主导的组织性质而言，它所构建的同盟制度本质上是 1945 年二战结束以后的产物。这与中国重视发展中国家、重视发展、重视经济和文化伙伴而不是军事盟友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的方向是面向未来，因此更加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而美国则优先考虑西方、第一世界和七国集团，但是这些国家都正处于长期的衰落之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将近十周年，但西方仍然没有提出一个严肃的替代方案，整个西方世界似乎已经将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这一领域完全让给了中国。与此同时，由于迫切希望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美国正忙于寻求废除它曾经作为建造者和受益者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今，它对未来的看法不过是对现有制度、安排和规范以及由此带来的特权的捍卫。简而言之，与 1945 年二战以后战略所蕴含的巨大创造力不同，美国现在是全面向后看。我们越来越难以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已经动力枯竭，而时间近在眼前。这就引出了西方治理体系日益严重的危机。自 1945 年以来，西方世界一直以民主制度标榜自己。西方依然在坚持民主制度，但世界越来越对民主制度祛魅了，因为实践证明民主制度的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以及回应挑战的效力已经大大降低。在西方人眼里，民主制度是永恒且不需要变革的，民主已经从一种限定于某时和某地的政治形式，上升为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政治 30 全球政治视域下的文明国家专制度，这个制度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西方人失去了包含历史视题角的进步观、发展观。这种心态存在严重缺陷，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是永恒不变的。一切制度都是其所处时代和环境的产物，西方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即使在西方世界，民主制度的未来也存 Focus 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认为西式民主具有永恒性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二战以后，民主制度已经成功地维持了 70 年（美国和英国的民主制度更悠久），如没有大的意外，还将在未来继续延续下去。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民主制度继续发展的预期是不能假设的。许多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健全，且目前的情况比 1930 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糕。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民主制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即使在西方，也仅是 1945 年以后才占主导地位的。1918—1939 年，至少在欧洲，民主制度仅限于极少数国家。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埃里克 ·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的，1918—1939 年，在欧洲国家中，仅有英国、芬兰、爱尔兰、瑞典和瑞士等少数几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运转还算正常。但是，从人口规模看，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欧洲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在那段时间里，绝大多数欧洲人不同程度地生活在各种形式的独裁统治之下。为什么民主制度没有在欧洲大陆推而广之，其中的原因纷繁复杂，但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带来了全球性的影响，尤其是给欧洲带来了灾难性的冲击，法西斯势力由此崛起，民主制度失去了经济基础与生存土壤。与之形成直接对比的是，二战后西方民主制度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1945 年至 1970 年代中期的长期繁荣，到 2007 年以前经济虽然仍保持正增长，但增长速度已经不断走低。于 2008 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后，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希腊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和组织机构陷入了深刻的自我怀疑之中。最富戏剧性的例子是美国，政治素人特朗普异军突起并问鼎白宫，国内意识形态分裂加剧，政治走向极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并对建制派精英产生了深深的敌视。剑桥的班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Bennett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记录了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日益严重的民主危机：自 1995 年以来，对民主制度表现出不满的人数翻了一番。随着西方经济持续走向衰落，对西式民主的不满情绪很可能会继续加剧。就连长期以来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堡垒的美国民主的未来，现在也变得捉摸不定。美国国力自从建国以来一直在上升，这赋予了它的治理模式极大的威望和权威。但如果情况恰恰相反，当美国发现自己正处于看不见底部的持续衰落时，会发生什么呢？这很可能是未来的趋势。美国民主能否在远没有那么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目前出现的所有迹象表明前景并不乐观。美国政治日益极化，国家不断走向分裂。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越来越难以未雨绸缪，越来越难以形成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甚至连国家的统一也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西方民主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的民主形式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中国民主相比于西式民主，有四点明显的优势：达成共识的能力，履行承诺的能力，让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的能力，以及制定长期规划的能力。这四点优势决定了中国的治理体系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而西方的治理体系却失败了。西方会发生什么？最可能的情况是西方世界将会持续走向衰落。因此，个别西方国家将受到强大离心力的影响，这种现象非常明显。以笔者所在的国家英国为例。目前它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组成，在 10 年或 20 年后，它很可能仅剩下英格兰和威尔士。与此同时，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将面临与英国类似的困境，不断受到离心力日益增强的考验。自冷战结束以 31 东方学刊 2023 年 3 月春季刊专来，欧洲一直在逐渐疏远美国。乌克兰危机暂时缓解了这一进程，但随着德国和法国寻求恢复与题中国的关系，这个进程又重新启动了。以澳大利亚为例，它与中国的关系因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而破裂，但从长远来看，它将不可避免地向中国靠拢。以长时段视角审视西方世界，我们发现一 Focus 个衰落、分裂的西方将在世界上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有人认为，西方最终需要找到自己的文明解决方案，以实现自我复兴。不管怎样，西方在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笔者对这种方案所体现的实用性和合理性抱有极大的质疑。美国如果没有四分五裂的话，最终可能会找到这样一条道路，但西方做到这一点要困难得多。西方文明的问题在于，它产生于三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在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这方面，它与中国完全不同。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表明，比某种西方文明的重生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其各自的部分在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背景下重塑自己。在此过程中，中国是最大的单一影响力国家。未来，欧洲将更加向东倾斜，而非向西靠拢，澳大利亚、新西兰将越来越多地与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寻求接触。那么未来会怎样呢？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诞生。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将构成这个世界的中心。事实上，它们具有很多共同点，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全球治理、全球对话体系将成为可能。坚持西方的行事方式和以民族国家作为普遍要求构成了西方霸权的两大特征。然而，随着西方的衰落，西方霸权的束缚将让位给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以中国为代表的文明国家（而非单一民族国家）将进入全球治理的核心，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这将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表达其文明根源的新型制度和方法提供合法性。这将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新的对话机制和新的倡议将不断产生。例如，民族国家的形式会被改进甚至取代吗？民族国家是否会选择蜕变为文明国家，或者成为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混合体，或者其他国家形式？这些议题将会触发一种非常不同的国际体系。当前，美国、日本加上西欧，虽然在人口规模上只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现有国际体系，例如，它们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的国际体系将是第一个由世界多数人口治理的国际体系、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多数派主导的国际体系。虽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与日俱增，但从印度、印度尼西亚到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和自信也在日益增强。这里面很多国家最终将不再被冠以“发展中国家”的称号，这意味着它们的全球影响力将越来越大，世界将变得更加多极化。举一个例子：东盟由十个东南亚国家组成，它的性质和作用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它体现了该地区的共同价值观，且产生了许多附属机构，并创造了新的区域合作和治理形式。迄今为止，世界发展中地区仍缺乏区域性机构，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观，新的合作形式正在出现。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概念，正在催生新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形式。这些合作主要是双边的，但往往包含多边的层面。横向合作的全新形式将激发新的全球治理经验，这些经验将立足于当地的文化、经验、习俗和文明传统。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译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