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期（总17期）.pdf

内部资料，供领导参阅 ＣＲＰＥ 咨 询 要 报 2018 年第 1 期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办 2018 年 4 月 15 日 消除政策扭曲，缓解新时代下的社会主要矛盾 潘士远 信息技术、生产效率和收入不平等 汪淼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项目承担机构 编 者 话 市场经济遵循价格规律、追求利润，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福利； 市场经济本身也会有许多失灵的地方，造成许多负外部性，因而，政 府的政策调控和合理干预，就成为不可忽略的存在。但现实中，不少 政府的政策调控和干预，存在迟滞或与经济规律相悖的问题，出现政 策扭曲，进而导致价格信号失灵和资源错配。为什么政府会出现政策 扭曲，其中很大的原因则是政府决策的信息量不足。信息本身也是资 源，而信息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经济社会生产生活中的运用，带来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当然，今天的信息 及信息技术大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提升，是在市场经济环 境下实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收入差距确实在拉大，地区间 的发展差距也在扩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何解决市场经济环境下经 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矛盾，这是当前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本期咨询要报编发两篇文章：一篇是潘士远教授的“消除政策扭 曲，缓解新时代下的社会主要矛盾”，讨论供给侧改革大背景下，如 何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决策，避免或消除政策扭曲，促进资源优化 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福利改进，缓和并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 盾。另一篇是汪淼军教授的“信息技术、生产效率和收入不平等”， 研究信息和信息技术发展，其对于生产率提高并缓和收入不平等状况 的作用。信息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的生产决策有更多的科学决策依 据，可以帮助政府合理决策并消除政策扭曲，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和 集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缓和收入不平等状况，最终阻止收入不 平等状况恶化，促进社会福利的改善。 消除政策扭曲，缓解新时代下的社会主要矛盾 潘士远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日益增长， 而供给端则出现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供需矛盾日益凸显，这严重 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大上再次强调：“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根源是供给端的重大结构性失衡。我们必须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 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 性。 ”因此，本报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研究了政策扭曲、资源错配与社会主 要矛盾的关系。 一、政策扭曲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有何关联？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一）供给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究其根源，供给端这种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由以下三类扭曲造成。 1 （1）国有企业效率低且产能过剩的扭曲，这直接导致资源利用 的不充分。许多研究都曾证明，相较而言在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较 低，私营企业生产率较高。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飞速发展，逐渐成 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却依然处于国际价值链低端水平。中国 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 周年反思与展望》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平均全球价值链分工 指数仅为-0.046（分工指数大于0的产业属于高端产业） 。随着中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凸显，其中低端制造业的 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同 时，产能过剩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身上。 究其根源，我国经济一直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主要原因。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这一时期的工业化为改革 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彼时的工业化，在产业 结构上是以牺牲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代价的。改革开放后，中国 进入了新一轮现代化进程，工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点。1996 年 3 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 目标纲要” ，它们为此后十五年的产业结构确立了政策目标。具体而 言，二者敦促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电信信息传输、石油加工、天然气、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制以及化工行业的建设。上述行业大部分属于重工 业部门，于是重工业占 GDP 的比重自 1996 后迅速上升。 在 2015 年，工信部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淘汰落 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通知》中公布了 20 个产能过剩行业，其中 2 18 个都属于重工业。更重要的是，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它的 参与者由国有企业和大型私营企业构成，其中前者是最重要的主体。 目前中国共有 2 家国务院直属企业和 98 家央企。全部 100 家大型国 有企业（集团）都有重工业业务，当中 94 家以重工业为主营业务。 反观私营企业，由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17 年民营企业 500 强榜单》 中，只有 228 家（不到 50%）属于重工业部门。综上，低效率国企的 产能过剩是一项扭曲。 （2）补贴政策的扭曲，这直接导致国企和私企发展的不平衡。 这些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国有业企业可获得大额补贴。根据证监会发布 的数据，截止至2015年末，A股共有上市公司2818家（私营企业占比 超过50%） ，共计获得1673亿元政府补贴，其中61.64%流向了国有企业。 当中获补贴最多的前20家公司中18家都为国有企业（共计得到358.1 亿元补贴）。这18家国企在数量上仅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0.63%，却 获得了将近20%的补贴，且当中有12家都在工信部产能过剩名单上。 由于政府给予国有制造业企业大量的补贴，导致连年亏损、资不抵债、 主要靠政府补贴维持经营的低效率国有僵尸企业无法及时退出市场。 （3）信贷约束的扭曲，这导致国企和私企间资金来源的不平衡。 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受到更严格的信贷约束制约。中共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再三提出， “要 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 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及: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增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能力,下一步要着力 提升金融机构为中小民企服务的质量。 ” 由此可见，私营企业融资难 3 问题已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等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二）需求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 飞速发展，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在升级换代。已有文献中，许多学者以 需求收入弹性1为临界点，将消费品划分为必需品和高端品两大类。 据此，本报告可以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的8大类划分为低端必需品和高端品。具体而言， “食品、衣着、居住、 交通和通信、其他商品和服务”五类归为低端必需品（即衣食住行）；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三类列为高 端品。数据显示，低端必需品和高端品之间存在明显差异。1995-2012 年间，一方面，除交通和通信外，食品、衣着、居住支出占比均呈现 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 乐服务都保持上升势头。其中，高端品需求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的集中体现。 括而言之，三类扭曲的存在造成了产业间的供需错配，这正是新 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当前中国居民对高端 品的需求增长迅速，而供给端则出现严重的资源错配，大量补贴流向 了低效率的低端国有制造业企业，且私营企业还存在信贷约束扭曲。 这种需求端与供给端的不匹配是阻碍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 障碍，也直接导致了我国高端品需求的外部溢出。以医疗服务业和教 育业为例，我国出国就医人数从2006年的2000万人次上升至2015年的 6912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14.77%；出国留学人数从2006年的4.2 万人次上升至2015年的52.37万人次，年均增长率高达32.55%。不可 4 否认，国内外医疗服务业和教育业存在质量差异，但国内供给不足依 然是很重要的原因。 国企效率低且 产能过剩扭曲 需求端 补贴扭曲 资源错配 社会主要矛盾 供给端 信贷约束扭曲 图1 逻辑关联图 二、扭曲的去除对缓解社会主要矛盾有何作用？ 三类扭曲造成了供需错配，延缓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既导致 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无法及时退出低端品市场，以减少无效供给；又 使高效率的私营企业无法及时进入高端品市场，增加有效供给，这无 疑加重了社会的供需矛盾。本研究中，我们通过仿真实验分析比较了 去除扭曲后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变化，并发现：补贴扭曲的取消 提高了约2.94%的社会福利，同时经济增长提高了20.83%。进一步地， 在取消补贴的基础上再去除私营企业的信贷约束，可以使社会福利和 经济增长分别再提高 5.77%和37.41 %。 一方面，去除国企产能过剩的扭曲和补贴扭曲主要在减少无效供 给方面起作用。在中国经济的动态转型过程中，生产效率更高的私企 会在产能相对过剩的低端品市场上逐渐挤出国企。随着私营企业的资 5 本继续不断积累，私企会进入产能相对不足的高端品市场。因此，去 除这两类扭曲意味着国企的“相对优势”被消除，劳动力资源、资本 资源在低端品市场的重分配速度加快、资源配置得到优化，这有利于 供给效率的提高和经济更快地增长。同时，补贴政策不断地将社会财 富转移支付给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造成了社会资源使用不充分的浪 费，取消补贴政策后，经济就不会有这一效率损失。 另一方面，去除信贷约束扭曲主要在增加有效供给方面起作用。 此时，私营企业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进行生产；其资本积累不再仅 仅依靠自身的储蓄，资金外部来源比例上升、资金来源渠道拓展。在 中国经济的动态转型过程中，生产效率更高的私企会在低端品市场上 逐渐挤出国企，信贷约束的去除加速了这一挤出过程。同时，私企因 为更高的单位劳动生产率，会在经济转型的纵深阶段加入高端品市场 的生产，而信贷约束的解除增加了私营企业的资本总积累，这会增加 高端品的总供给，进而改善消费结构升级下的供需错配。 因此，去除政策扭曲从供给端的视角优化了资源配置，这有助于 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降低供需错配，从而对解决 社会主要矛盾大有裨益。 6 国企效率低且 产能过剩扭曲 减少无效供给 社会主要矛盾 补贴扭曲 资源错配 信贷约束扭曲 增加有效供给 图2 去除政策扭曲的影响 三、如何才能去除政策扭曲？ 在中国，国有企业承担了许多政治和社会责任，包括并不限于： 维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团结工人阶级、不 断增加社会就业以及扶贫帮困等公益事业。因此，国企在参与市场竞 争的同时，更要始终对社会和群众负责，它的作用不可替代。所以， 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是一项攻坚战。应当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完 善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加快国有企业组 织架构和经营模式的转变，从而达到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的目的。 要缓解当前凸显的供需矛盾，有关部门还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合理 地进行二次分配上，具体体现在：财政补贴要科学地投放到高效率、 高质量的部门。在配置补贴资源方面，将钱花在刀刃上，避免资源浪 费在产能过剩且效率低下的部门。要把提高补贴政策的决策质量作为 主攻方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7 去除政策扭曲必须以优化资源配置为重点。因此，赋予私营企业 和国有企业相同的竞争地位势在必行，这体现在资金来源、市场准入、 许可证发放等方方面面。既要切实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一 个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竞争氛围； 又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激 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综上，去除政策扭曲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扩大 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更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8 信息技术、生产效率和收入不平等 汪淼军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企业信息化和组织变革可能是最 近一百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技术与制度变迁，它导致全球范围 之内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OECD,2002）。 伴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组织变革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企业 对于员工的需求类型以及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也发生了系统性的变 化。因此，如何准确评估信息技术对于企业员工福利的影响一直是近 年以来经济学和管理科学关注的课题（Acemoglu,2002；Autor, Levy, and Murnane,2003；Black, Lynch and Krivelyova, 2003） 。在此研 究主题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信息技术能否显著地提高企业生产 效率以及企业员工的工资。从理论角度而言，由于信息技术以及相应 的组织激励系统的变革能显著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因此，自然能够 提高员工的工资。但是，实证的研究并非如此。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 要问题是，信息技术对于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无论从理论角 度而言，还是从实证角度而言，信息技术对于企业内部员工不平等的 影 响 都 是 难 以 确 定 的 。 例 如 ， Acemoglu(1998) 以 及 Kremer and Maskin(1996)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采用以及相应的组织变革的发生， 企业内部员工不平等程度则随之降低；但是 Aghion, Caroli and 9 Garcia-Penalosa(1999)认为信息技术和组织变革可能反而会促使员 工的不平等程度增加。因此，从目前理论和实证研究而言，如何利用 企业微观数据进一步研究信息技术以及相应的组织变革对于生产效 率以及员工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基 于细致的微观数据基础上的实证研究。 关于信息技术对于生产效率和员工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对于我国 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经济经过 30 年高速发展已经取得举 世瞩目的成就，到 2007 人均 GDP 达到 2500 美元，经济总量在世界上 排名从 1978 年 13 位上升至 2007 年第 4 位，进出口贸易从 1978 年的 23 位上升为 2007 年第 3 位（张维迎，2009） 。但是令人比较担忧的 是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此期间也大幅度增加。从 1978 年到 2001 年为止，全国基尼系数从 0.31 增至 0.45；城镇的基尼系数从 0.25 增至 0.37，而农村的也从 0.19 增至 0.33（张维迎，2009）。我 国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陆铭、陈钊和万广华 （2005）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负面影 响；陈钊、陆铭和万广华（2010）发现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可能是城乡 收入不平等增加的关键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从宏观角度研究 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很少有学者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或者说从信息 技术和相应的组织变革的角度关注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比较例外是 陈玉宇和吴玉立（2008）研究个人使用计算机对于其工资水平的影响， 以及 Bin and Li (2008)研究了研发投入和出口对于企业熟练劳动力 相对需求的影响。正如 Khan and Riskin (1998) 以及 Xu and Li (2008) 10 所指出一样，员工工资不平等的增加是导致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 的关键因素，50%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是源于员工工资之间不平 等的变化。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和企业信息化发展迅猛： 据计世资讯对 2004 年～2005 年的中国 IT 市场的应用及需求趋势的 研究，2004 年我国 IT 支出总额为 2865.2 亿元，年度增长率为 13.7%， 2005 年的增速将达到 15.2%；2004 年企业信息化建设支出总额为 1627.5 亿元，占我国 IT 支出总额的 56.8%，企业信息化已是我国信 息化建设的主动力。因此，从微观企业角度研究企业信息化以及随之 组织变革对于企业内部工资不平等的影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收 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微观机制，从而为我国下一步的收入分配政策提 供一些坚实的经验证据。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利用浙江企业信息化数据，系统地研究 信息技术对于生产效率以及员工不平等的影响。在此，我们主要关注 两个独立而相互关联的问题：1）信息技术对于生产效率和员工工资 的影响；2）信息技术对于企业内部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我们研究发 现，信息技术不仅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员工工资，而且能显著 降低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进一步研究显示，信息技 术对于企业内部员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显著阶段性特征：当企业信息 化水平比较低时，员工之间不等程度随着信息资本增加而减少；当企 业信息化水平比较高时，员工之间不等程度随着信息资本增加而增 加。 我们的研究是第一个将类似研究扩展至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同时 11 我们研究结论与主流学者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 我们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楚认识信息技术以及组织激励系统的变革对 于员工工资以及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初级阶段，我 们提供一些独特经验证据。我们也研究表明信息技术以及相应组织变 革是一个复杂过程，可能需要更多，尤其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除了之外，我们研究还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应用信息化技术既可以提 高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又降低企业内部员工工资不平等程度，这在 一个侧面上表明我国“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或者说以互联网为主 新经济替代以制造业为主的旧经济既可以增加我国整个经济效率，而 且又降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后我们研究还表明激励系统为对 于员工工资及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在推进我们信息 化战略以及实行相应组织变革时，我们政府切忌“一刀切”，强制企 业采用特定的信息技术，应该将自主决策权交给企业和企业家，让市 场在信息技术应用中起决定性作用。 12 CRPE 中 心 简 介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英文名：Center for Research of Private Economy, Zhejiang University；简称：CRPE）是在国家教育部的关心和支持下， 由浙江大学批准建立的我国高校首家以民营经济问题为研究重点的学术与政策 研究机构。CRPE 于 2001 年开始筹建，2002 年 9 月 28 日正式成立。 CRPE 的宗旨是“扎根实践沃土，营造学术高峰”，以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案 例为研究起点，把学术视角扩展到全国范围的民营经济现象；致力于用现代经济 学的规范方法和分析工具，剖析民营企业的成长规律和经营方略；致力于组织民 营经济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提升中国民营经济问题的理论与实务研究水 平；致力于发展与民营企业及政府部门的密切联系，通过对中国民营经济前沿性 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公众、企业界和政府部门提供最优质的研究成果和决策分 析服务。 CRPE 自成立以来，通过机制创新整合国内外一流的研究团队，开展了活跃 的学术调查、交流及研究活动，形成了一系列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品牌，承 担了国家“十五”“211 工程”项目“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和国家“985 工程” 二期项目“中国民营经济研究” ，并于 2004 年成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CRPE 正日益成为中国第一流的民营经济研究和咨询机构。 ＣＲＰＥ咨询要报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自 2002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前沿性问题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和决策咨询服务。CRPE 立足浙江，以浙江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践作为研究、收获的沃土；依托浙 江大学经济、管理、法学和农业经济及社会科学研究团队，潜心于中国转型经济的改革理论 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经过三年时间的发展，CRPE 已经跻身中国一流研究和咨询机构。 目前，中心建设有维护周到、信息量丰富、具有实质内容的工作网站，同时定期编辑印 发 CRPE 简报，记载中心大事，介绍中心成果，观察社会热点，评点社会时事。而在这些工 作的基础上编印一份 CRPE 的政策咨询报告，及时将中心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以政策建议或 咨询报告的形式反映出来，报送中央有关部门和抄送省、市有关部门，提供给领导参阅，这 是 CRPE 自成立始就致力开展的工作。 现在已经进入“十三·五”时期，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历 史阶段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变化会更加迅猛，当然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也会交织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而不断显现，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CRPE 责无旁贷。CRPE 编印一份政策咨询报告，既及时反映中心的重大研究成果；也可以为中心 的研究人员，包括其他关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各界人士，提供一个发表观点的平台 和上传政策建议的渠道。 从 2006 年起我们即开始不定期地编印《CRPE 咨询要报》，每期围绕一个主题，编发 1～ 2 篇文章，紧扣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和深层次问题，加以观察和分析，发表能够引起 领导和决策部门重视并可能被其采纳的意见和建议。CRPE 竭诚希望那些关心浙江经济发展 和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学者、官员和各界有识之士拨冗赐稿《CRPE 咨询要报》。来稿 请用 CRPE 电子信箱，并注明投 CRPE 咨询要报。 地址：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4 楼 邮政编码：310027 电子信箱：crpe@zju.edu.cn 电话：（086）571 87952835 传真：（086）571 87952835 主编：金祥荣 网址：http://www.crpe.z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