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杂志-第七十三期.pdf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编者按】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 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目标，在此 过程中，广大乡村发生着巨大变革，乡村治理取得了重大成就。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解决乡村相对贫困、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和实 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对破解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致力共同富裕、推动整体高质量 发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因而持续深入探讨有助于我国乡村 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治理模式、实践路径等更显重要和必要。 政党统领社会：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化逻辑 新时代乡村治理取得辉煌成就的秘诀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领导能力、服务能 力、治理能力、统合能力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引领、组织嵌入、利益整合和价值 塑造。“政党统领社会”分析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的生动呈现，是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传统的总结与提炼，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性回应，是理论 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这一模式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 理取得成就的内在机理，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 理论认识。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实践机制 （一）脱贫攻坚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嵌入与整合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不仅改变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面貌，而且在脱贫攻坚 中形成的驻村工作机制、党建扶贫模式、群众参与与激励机制等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乡 村治理的体制机制。 1.党建扶贫模式与乡村资源整合。在脱贫攻坚中，党建扶贫模式成为农村基层党 组织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治理中的有力抓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贫困治 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上，一方面，党建扶贫有助于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动员能力、 整合能力与组织能力实现扶贫资源的衔接、整合与配置。以党建引领的扶贫模式形成 了党组织与产业、党组织与合作社、党组织与贫困户等“党建+”实践样态。另一方 面，在贫困治理中党建扶贫也进一步提升了党组织的领导力。党建扶贫将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力与整合力延伸到乡村社会，形成了政党主导的扶贫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重新 树立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乡村权威，为新时代的乡村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党建扶贫 扭转了一度出现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被边缘化的趋势，重新校准了基层党 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性地位。 2.驻村工作队嵌入与行政力量下沉。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但是改革开放 以来，农村出现人力资源外流、集体经济组织式微、乡村自治能力弱化的趋向。此外， 乡村资源有限与乡村自治乏力成为脱贫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共产党具有丰富的 1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农村工作经验，派驻工作队是其开展农村工作的传统，也是农村动员的有效机制。脱 贫攻坚期间，驻村工作机制以嵌入式的扶贫模式，介入精准扶贫实践中，为乡村社会 注入外部力量。作为代表国家力量的驻村工作队，不仅为乡村社会带来了项目、资金 与技术等资源，同时也为乡村社会注入了活力与动力。驻村工作队与干部包村行政力 量下沉、资源下乡，将以政党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向村庄的延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科 层体系单向治理的弱点。同时，通过组织动员，将农民纳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是 对村民自治制度的有益补充。 3.乡村基础设施改善与自治内生动力激发。乡村基层治理资源既包括治理主体资 源，又包括经济资源和社会网络资源。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乡村治理资源向城 市流动，导致乡村治理资源匮乏，基础设施滞后，乡村治理式微。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的重要效应之一是脱贫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以改善。脱贫地区基础设施的改 善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脱贫事业，推动农村产业化。同时，这也吸引 了在外人员返乡创业就业，外部资源向乡村流动，促进了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对于 村庄集体经济而言，脱贫攻坚中，国家通过资源密集下乡，为乡村社会注入了人力、 财力、物力，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与壮大，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性资源，提升 了村级组织的自我保障与服务群众能力，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中国共产党不 仅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而且将贫困治理中形成的治理机制不断拓展。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组织与引领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与城乡融合发展提升了农村基层 党组织的组织力与引领力，激发了乡村治理的活力与动力。 1.党建引领与治理转型。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末梢，以党建 引领乡村治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内在要求。由于乡村精英人才流失，集体经济发展薄弱，同时农村基层党建“脱嵌” 于乡村社会，致使乡村治理面临诸多挑战。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政 策，有助于提升村党组织的权威，扩大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从政党与社会的关 系看，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是将党组织嵌入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之中， 一方面彰显了党建引领的政治组织力、领导力，另一方面凸显了政党对乡村社会治理 的属性，进而构建党组织与乡村社会互嵌的交互机制。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代表的政 党力量，将引领机制、组织机制和整合机制等多重综合性机制运用于乡村治理场域，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乡村治理的行政化、科层化的缺陷，推动了乡村行政化治理向政党 治理的转型，促进了乡村组织的振兴。 2.三治融合与多元共治。在新发展阶段，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自治是乡村社会民 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了空间。法治是调解乡村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 是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和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德治是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手段， 道德的约束性与传统权威的规制性是现代乡村治理的内在需求。自治、法治、德治的 “三治融合”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以“三治融合”为核心的新时代“枫桥 经验”“桐乡经验”是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与探索，有效地回应了乡村治理的新挑战 与新变化，推动乡村社会迈向善治。此外，“三治融合”在治理主体上从一元主体走 2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向多元主体。在“三治融合”的实践机制中，乡村社会逐渐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拓展了政党主导下乡村治理体系重构的实践路径。 3.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从城乡关系看，乡村治理受城镇化发展的制度性、 结构性约束，让城与乡的关系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成为最大 的不平衡。脱贫攻坚以来，在国家“资源下乡”“项目下乡”背景下，贫困地区公共 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推动了公共资源的配置均衡化。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 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吸引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参与乡村振兴，推动了城 乡一体化发展，最终迈向共同富裕。对于乡村社会内部而言，外部力量的介入丰富了 乡村治理资源，改变了乡村治理结构。同时，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平台与载体，激发了 村民与乡村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融洽。从政党与社会关系看，政 党力量赋予乡村社会治理资源与要素，缩小了城乡差距，激活了乡村社会的活力，推 动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二、政党统领社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三重逻辑 “政党统领社会”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机制、组织机制与吸 纳机制，又呈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治理全过程中的嵌入机制与统合机制。这一模 式不仅是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现代化模式与路径的提炼，而且具有理论、 历史和实践的三重逻辑。 （一）理论逻辑：政党统领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乡村社会十年伟大变革是中国共产 党初心使命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生动呈现。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作为使命型政 党，中国共产党承担领导与整合、引领与服务的多重角色，在乡村治理中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肩负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和治理效能的重任。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这一显著标志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以历史 责任的主动和使命担当的情怀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决定了 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治理中以特殊的领导力、统合力，推动乡村社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的新型治理格局。 （二）历史逻辑：政党统领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优良传统与优势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政党统领社会模式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中国共产党历 来高度重视领导权的问题，尤其是对农民阶级的领导，突出表现为对乡村领导与乡村 治理的重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政社分开”后乡村社会形成“乡政 村治”的治理体制，村民自治逐步建立并完善，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但城 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与延续，让乡村治理难掩衰落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治理作出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这一时 期政党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最大特征，党的引领能力与统合能力不仅体现在顶层制度设 计上，更是贯穿于乡村治理实践与治理机制之中，推动乡村社会由国家治理向政党治 理的转型。基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和党的引领能力与统合能力的实践与 成效，政党统领社会的模式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领乡村治理的实践机制与演化 规律。 3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三）实践逻辑：政党统领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性回应 政党统领社会模式源于中国共产党应对乡村治理困境与挑战的实践经验。作为马 克思主义使命型与治理型政党，百年历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乡村治理图景下，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中心的治理取向，以不同策略推动乡村治理工作。新时代十年， 乡村社会呈现出新的治理格局，面临新的治理困境与挑战。从治理结构看，在乡村社 会行政逻辑与治理逻辑之间存在张力。受压力型体制、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影响，基层 政府为提升行政效率，往往出现以行政代替自治，村庄自治功能被消解的现象。科层 制在使乡村治理规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副作用，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 织在乡村治理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即行政逻辑与治理逻辑相互消解。从治理主体看， 多元共治是乡村社会迈向治理现代化的要义。当前乡村社会形成了多元主体格局，但 如何保障农民参与的主体地位，促进不同主体之间协同参与、融合互动，进而构建共 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成为乡村治理有效的现实抉择。从治理资源看，一方面 受体制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乡村社会的人力资源不断外流，乡村内生型治理资源 匮乏。另一方面国家各类资源密集下乡，但是乡村社会内部资源匮乏与组织力量薄弱， 难以有效承接国家资源，容易发生资源偏移与资源错位的现象。从治理方式看，乡村 社会自治主体的缺位、法治的迟滞、德治的缺失，让自治、法治、德治在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中难以有机融合，推动乡村善治。此外，数字技术等现代化治理手段难以契合 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乡村治理在结构、主体、资源和方式上面临的现实性困境必然 需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作出回应与调适，发挥政党引领功能与治理功能，以实 现对乡村治理空间的嵌入、整合和渗透。 三、结论与讨论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社会形成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进行整 体性考察，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以领导能力为根本，同时以服务 能力、组织能力、整合能力、动员能力等一体的综合性治理能力为支撑，以此实现对 乡村社会的统领，进而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外，政党统领社会模 式及其运行机制贯穿于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它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领 导层面，更重要的是，将统领能力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与治理机制中。对新时代十年中 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辉煌成就的实践机制分析，我们会发现其成功得益于执政党在乡 村治理的实践中形成的统领性机制与内在逻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逻辑不 同于以往，不仅突出政党力量“在场”，更要求政党力量发挥引领性、整合性与治理 性功能，破解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二元疏离”，推动国家与乡村互动与协同。在 乡村社会实践中，执政党不仅实现了政治性整合，同时也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社会性 整合，以此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合二为一，实现乡村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政党统领社会 在未来关注政治性整合的同时，需更加注重对社会的社会性整合，以此更好地统领社 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中国共产党统领乡村 社会开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道路。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党统领社会模式并未忽略乡村 社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也并未忽略正式制度的非正式治理，而是在尊重乡土性的运 4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行逻辑基础上，对乡村社会自主空间发展遭遇困境的一种回应性调适，以政党为统领 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乡村社会对基层治理体系的冲击与挑战。 （节选自 陈文华、李海金《政党统领社会：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 化逻辑》，载于《理论月刊》2023 年 01 期）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 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 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 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 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 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 “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一、新时代乡村的均衡充分发展与和谐稳定秩序 新时代的乡村社会，与费孝通描绘的“乡土社会”情形已大相径庭。乡土中国的 基层治理主要依靠“礼治”来维持秩序和日常运行，因而是一种礼治社会。如今的乡 村，已形成国家法治、村民自治和乡村礼治共存共治的治理格局。这样一种治理格局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面临现代化的挑战 和任务，即乡村治理也需要实现现代化。 根据宏观战略的方针原则，结合乡村治理的核心要素，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和把握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一是推动和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二是 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秩序。 乡村治理的根本性目标是要助力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式农业农村 现代化。从实际情况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动进程与乡村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 展方式和发展水平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张力问题，乡村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充分在一定时 期、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在依托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而摆脱绝对贫困的农村地区，仍 面临着反贫困和巩固脱贫成果的艰巨任务，如何在巩固脱贫成果基础上有效推进农村 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此外，以小农户为主体的乡村农业，同样面临着如何与农业现 代化有机衔接问题。因此，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来说，所要应对和解决的最根本问题 其实是乡村社会的均衡充分发展问题。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对秩序治理方面的本质要求是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 秩序。乡村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重要性依然存在，基 层治理如不增强、不牢固，会影响到整个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以及社会系统的稳定性。 而且，和谐稳定的秩序是乡村均衡充分发展的基础，是乡村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和谐乡村既包括乡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和谐 社会关系建设方面，乡村治理需要有效地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维持公正有序的秩 5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序，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化解现代社会的基层矛盾风险能力。乡村 和谐社会关系还体现在生活环境的和谐协调之上，在乡村社会巨变及人口大流动的背 景下，乡村治理需要根据乡村现代化变迁，构建起和谐美好的新生活环境。特别是要 针对乡村流动性和老年化的现实，加快探索乡村社会的适老化环境建设，动员社区的 有效资源，在流动群体与留守群体之间架起连接沟通桥梁，共筑和谐生活空间。乡村 和谐秩序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关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在“两 碳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将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场域之一，也是保护 生态环境系统平衡的最后一道防线。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需要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 来实现，乡村治理也需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乡 村奠定基础。 追求秩序稳定是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一项核心内 容便是实现乡村秩序的稳定。秩序的平和稳定是一切发展的前提，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平安有序的环境。强调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本质意义在于使乡村社会有一 个稳定的秩序。 乡村秩序的稳定包含三个层次的意义：一是微观家庭及个体间秩序的和谐稳定， 二是中观村镇秩序的和谐稳定，三是宏观乡村社会系统的和谐稳定。乡村微观秩序主 要涉及日常生活中的民间事务，即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及关系；中观层次秩序反映 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与秩序的运行状态，乡镇和村庄秩序的好坏，直接体现出乡村政治 和基层治理的实际效果，也是直接关系到乡村秩序是否和谐稳定的核心要素；宏观层 面的乡村秩序稳定主要指乡村社会系统协调平稳地运行，要保持宏观系统的稳定，那 就要求乡村治理有效消除影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 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对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 化提出了新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需要变革和创新，需要推动乡村均衡充 分发展以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 二、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相融合的现代化路径 无论从历史视角还是从现实经验看，乡村治理中的公权力与乡村自治力量的关系 都是一种动态交互而非绝对的二元对立，两者之间的关系状态则是不同时期、不同阶 段乡村治理实践的选择。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并非仅为了控制，也有提供公正保护 和公共服务的功能；乡村自治亦非为了对抗公权力，也可能是配合国家治理好基层社 会。 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想路径选择必须打破二元对立范式的窠臼，创 建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有机融合的治理机制。也就是说，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 并非某种乡村自治程度的最优化，亦非统一的、正式化的、行政化的公共治理，而是 需要在继承历史传统和既有制度的基础之上，结合乡村社会变迁的现实情况，将公共 治理与乡村自治融合在治理实践之中。 随着乡村社会的快速转型与变迁，乡村已从相对封闭越来越走向开放，而且现代 化发展水平也越来越高。在乡村治理中，来自外部的治理资源和公共物品不断增长， 公共治理的作用日益增强。进入乡村内部的公共治理并非抽象国家权力介入或国家控 6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制，实际是与乡村公共事务相关联的具体公共管理，其中既有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也 有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而且还有来自市场和社会多方面资源和力量的进入。乡村公 共治理的发展反映出乡村事务的公共化，以及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多中心化，因为公 共事务关涉到多种主体、多方利益，有效的治理之道是多中心治理，而非单一化的治 理路径。 乡村公共治理的增强并不代表国家对乡村控制的强化，而是意味着国家及多种力 量对乡村的支持在增强，或者说是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增强。公共治理在乡 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伴随着公共治理介入乡村事 务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或公共物品进入乡村，资源的增加无疑给乡村社会 带来更多机遇和变迁新动能；其次，乡村公共治理的增多增强，也会推动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变革与创新；最后，乡村公共治理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减轻乡村社会 内部的治理负担和压力，降低了乡村居民在社会治理方面所承担的成本。总的来看， 公共治理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种资源、一种可能和一条路径，但不是路径 的全部。 公共治理在进入乡村的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局限和挑战。从公共治理推进的实践经 验看，公共治理体制机制在乡村社会遇到的适应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乡 村公共治理的实际效能和效果。如较多公共治理以项目制方式实施，项目实施过程中 的行政化运作机制通常会造成较大执行成本，由此影响进村治理项目的预期目标实现。 而且，乡村社会在地域、文化、传统及经济状况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和异质性， 科层化、统一的公共治理模式和方法可能不完全适合差异化的乡村，因而公共治理的 有效推进，必须与复杂多样的乡村社会基础相契合。为满足乡村治理与乡村社会实际 相吻合的要求，推行并不断完善乡村自治显得格外重要。 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在结构和运行方式等诸多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因而乡村 治理体系有别于城市治理。夯实乡村自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降低乡村 治理的成本，二是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和效能，三是丰富拓展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想路径是充分合理地发挥公共治理和乡村自治的优势及长 处，抑制各种治理的副作用，为此需要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探寻公共治理与乡村自治有 机融合之路。 三、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创新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有更为理想的路径选择，但无单一化的最优模式。 中国乡村区域广阔，差异性大，发展不平衡，因而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需要有多种 多样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才能更好实现促发展、稳秩序的治理目标。 新时代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仍要重视和把握基层实践创新这一重要“阵 地”，拓展乡村基层治理实践的创新空间，激励乡村各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创新治 理体制机制，有效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基本现实是：农 业在农村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削弱，渐渐失去在农户中的主业地位；农村不仅人口在不 断减少，而且村庄也在减少；农民在大量流动，部分在兼业，部分已实现非农化转换。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有乡村治理创新的强力支撑。因地 7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制宜，各地乡村积极开展实践创新，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想推进方式。治理 现代化不等同于标准化、统一化，关键是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即推动乡村跟上现代化 发展的步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至于如何推进乡村治理的实践创 新问题，首先各地需精准把握当地乡村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约束和问题”，探索破解 深层次约束和化解基本问题的方略。深层次约束通常是结构性的矛盾，如区域自然禀 赋、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既有的结构对转型和更新或多或少会产生制约作 用，而要突破旧结构的约束，则必须有关键性变革和创新。 乡村治理的实践创新也离不开制度创新，没有创新的制度大环境，基层实践创新 会受到根本制约。国家把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新时代应对“三农”问题的总 抓手，相应地要有新的制度供给，为现代化实践的顺利推进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式乡 村治理现代化需要有关键性的制度创新和重点突破，其中，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便是一 个突破口。盘活农村土地这一关键要素，需要创新农村土地产权的细分及权益的科学 合理安排，对占有权、使用权、承包权、经营权、处置权、流转权和收益权作出明确 界定和划分，并在权益分配方面充分保障农民权益，让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更加全面的 财产权益，为农民增收和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制度基础。 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创新方面，“拉动机制”和“动员接应机制”的创设较 为关键。拉动机制是指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建立一种均衡、补偿、互惠机 制，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乡村加以拉动，以使乡村社会跟上现代化发展步伐，更好 满足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治理目标，城市和工商业对 乡村的拉动作用必不可少。工业化、城镇化要拉动乡村一起现代化，不把农业农村远 远抛在后面，那么就要设计并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拉动机制。 对于乡村社区治理来说，则需要创设“动员接应机制”，即社区要通过治理机制 创新，动员起乡村社区内部的能动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响应和接应外 部发展的传导效应或波及效应，充分利用周边城镇工业化发展带来的新机会，尤其是 结构调整和新业态的成长机会。例如，在家庭农业增收受到约束的市场背景下，必须 探寻生产经营结构和方式的创新，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变革旧的产业结构和经营 模式，加快新业态的发展，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拓宽小农户增收渠道。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革、不断改善的过程，这个变化演进的过 程需要有新的内容、新的要素来向前推动。创新的实现机制取决于两方面力量的较量： 一方面是旧观念、旧体制和旧结构的约束力；另一方面是新思想、新方案的创造力和 影响力。新思想、新的行动方案具有较大的创造性和活力，便能突破既有结构约束， 逐渐形成新格局。在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营造有利的治理创新环 境，充分发挥创新对现代化的驱动作用。 四、余论 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是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的本质要求。为达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想目标，需要不断完善并融合乡村自治与公 共治理，以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作为驱动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 8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过程，其演进的大方向是善治。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来说，追求善治主要体现为三个 方面：“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向善治理”即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坚持善的原则，坚持增进人民福祉的原则，坚 持公平正义的原则； “善者治理”是指乡村治理的主体走向合法化、合理化和高效化； “善于治理”反映的是乡村治理过程和效果达到理想化和完善的状态，衡量乡村治理 能否达到“善于治理”水平，关键看治理是否避免了两个方面问题： “过”与“不及”， 即治理过度和治理不及。一方面，乡村善治需要在治理措施、治理手段、治理范围、 治理力度等方面做到恰到好处，不能过度。另一方面，乡村善治还需避免治理不到位。 在乡村发展和秩序维持两个维度以及方方面面的社会事务中，治理措施和治理方法都 要做到位，不留治理的真空地带或模糊区块。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新时代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提出的任务要求。为实现这一重大战略目标，乡村治理要更加有效地调动起农村 社会主体的能动性、积极性，并在政府、市场和社区之间构建起更加完善的协作与整 合机制，以激活三种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发展，构成相互促进的合力，让广大小农户和 广大乡村人民更便捷地获得现代的、新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加快由下而上的农业农村 现代化。伴随着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乡村产业在创新驱动下将得到新 的、高质量的发展机会，乡村社会在有效治理下，现代化发展水平将不断提高。 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关键在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体系。一方面，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合理地动员和利用中国传统治理资源，发挥乡村礼治和自 治传统的积极功能，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共建优良乡风。另一方面， 运用并创新现代治理手段，弘扬现代法治文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创乡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将乡村自治、德治和法治有机融合，构建合理有效的乡村治 理新体系，提升乡村治理的实际效能。 （节选自 陆益龙、李光达《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载于《江苏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2 期）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转换、体系革新与路径选择 一、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的战略定位与逻辑转换 新时代以来，中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主要阵地从城市转向了农村，乡村治理成 为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建设共同富裕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共同富裕视域下， 乡村治理的战略定位将会更加清晰，乡村治理在价值目标、对象内容、主体构成和背 景情境等层面也会发生相应的逻辑转换。 （一）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的战略定位 其一，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目标完整实现的应有之义。乡村治理现代化与 共同富裕之间在价值内核上是高度契合的，它能够有效提高乡村居民生活品质，推动 乡村社会的进步。只有为农民提供高水平的乡村治理，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满足他们 9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关于乡村基本公共秩序、公共服务以及公共伦理等“治理设施”的需要，才能将乡村 真正打造为一个具有深深吸引力的美好生活家园，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其二，乡村治理水平的落后是掣肘共同富裕扎实推进的短板和难点。一方面，后 全面小康时代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乡村治 理水平的落后；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基础与具体实现形式仍在进一步探 索当中，对不同的治理要素、治理资源的整合程度还不够，像“桐乡经验”模式等可 复制、可推广的案例还比较有限，与共同富裕相匹配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尚未形成。 其三，高效能乡村治理是推动共同富裕走深走实的有力举措。共同富裕旨在推动 社会方方面面事业的繁荣发展，对发展要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推动发达地区的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管理经验等要素向乡村转移和扩散，从而帮助提升乡村的发展 与治理能力。同时，更应着眼乡村社会内部，构建一个乡村居民人人得以参与、创造 和实现主体价值的乡村环境，让所有的治理主体全过程参与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 有助于在制度层面破解相对贫困问题，以村庄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共 同富裕的实现。 （二）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其一，乡村治理的价值目标转换：从秩序取向到综合取向。乡村治理的两大永恒 主题是秩序和发展，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的秩序取向逐步被兼顾秩序与发展 取向的综合取向所替代，主张政治稳定不再是乡村治理主要的目标取向，追求乡村稳 定秩序与乡村繁荣发展并重成为主要目标。共同富裕征程上的乡村治理将扭转过去 “不出事”的消极思维，注重发展层面的乡村治理，为乡村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 有利条件。 其二，乡村治理的对象内容转换：从局部治理到全方位治理。新时代变局下从农 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迈向共同富裕的要求。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战略下， 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的升级换代成为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环节。立足于 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进程，乡村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将会发生深刻变化，且不同领 域的乡村治理之间的协同配合日益凸显，整体效应发挥更加突出。 其三，乡村治理的主体构成转换：从有限主体到多元主体。要推动乡村共同富裕 的实现，就必须将乡村治理从封闭的有限主体转变为开放包容的多元主体，通过多元 主体协同打破“各自为战”的状况。必须要依托于国家几十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成果， 引导和扶持内外部多元主体的各种资源应用到乡村治理过程中。相应地，在乡村对接 外部各种资源、走向开放式富裕的进程中，这势必要求乡村治理主体结构的调适，将 相关利益主体吸纳到乡村治理格局当中，形成复合多元型的主体结构，进行多元共生、 共享富裕。 其四，乡村治理的背景情境转换：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随着城乡关系进入城 乡融合阶段，乡村治理也在新的城乡关系情境下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更好推动乡村 实现共同富裕。短期要明确乡村治理要偏向于农业农村，各种治理资源、治理成果服 务于“补齐农村短板”，使支撑乡村发展的效应更加显著；中期要积极利用城乡的资 10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金、人才、技术等治理要素，推动治理要素在城乡之间高效流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长期最终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治理，积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体系革新：迈向“三治融合” 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治理的制度安排，是对乡村治理“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的 回答。在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乡村治理体系必将发生深刻变革，迈向自治、 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是这一体系变革的主要内容，进而反过来能够对乡村共同富 裕事业产生强大的范式引领作用。 （一）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体系重构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将重构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政村治”架构，成为新时 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构造。 一方面，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重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必然 要求。共同富裕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将人民 群众的主体诉求贯穿改革发展的全过程。因此，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构顺应了新 时代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共同富裕原则的坚持和贯彻， 能够推动共同富裕紧紧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另一方面，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重构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现实 需要。共同富裕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动能，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 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乡村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高质量乡村发展环境的有力保障， 而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建设高质量乡村发展环境的方法论。进入新时 代以来，以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已经无法适应乡村社会转型的需要， 难以推动乡村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乡村的高质量发展吁求乡村治理体系的重构， 要求稳住自治存量，同时补充法治、德治增量，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迭代升级，创造 高品质的乡村治理。 （二）共同富裕视域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范式引领 从内涵构成来看，共同富裕至少涵盖共建共富、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和逐步共富 四重维度。在共同富裕视域下，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能够与共同富裕进 行内在耦合，在自治、法治、德治以及“三治合一”四个方面发挥范式引领作用，推 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其一，基于自治激发乡村参与活力，推进“共建共富”。共同富裕是共同奋斗出 来的，需要充分释放社会大众的参与潜力，形成整体合力。聚焦共同富裕的实现进路， 自治的价值就在于将共同富裕打造为国家与农民共同的奋斗目标，使其从一个施政方 针转变为有效联结国家与农民，协调二者利益关系，具有饱满生机活力的“共建共富” 行动纲领。 其二，法治护航乡村公平正义，守卫“全民共富”。保障人人得以公平参与，破 解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的不公平、不正义问题，是确保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 着力点。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的，主张制定统一的规则，划定行为底线，调节主体间 的利益冲突，是促进社会秩序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随着共同富裕进 11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入“深水区”，各种利益诉求相互叠加，对于通过法治护航乡村公平正义、守卫“全 民共富”的要求也愈发迫切。 其三，基于德治培育乡村道德风尚，夯实“全面富裕”。在乡村社会转型期的关 键阶段，加大对乡村社会的精神文明供给力度，开展道德柔性治理，有利于培育文明 乡风，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特别是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传统文化体系逐渐消融 解体、主流意识形态分散化以及公共道德不同程度滑坡等困境与挑战，走在新时代共 同富裕道路上的乡村治理需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 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最终基于德治培育乡村道德风尚，夯实“全面富裕”。 其四，基于“三治合一”厚植乡村善治根基，支撑“逐步共富”。共同富裕的复 杂性、艰巨性决定了其实现过程的长期性，需要稳扎稳打地打牢基础，确保共同富裕 “不掉色”。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于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一体 化融合，在于“三治合一”，而“三治”如何实现内部的协调统一，从而有机地“合 三为一”也是一项长期性工程。“三治合一”可以厚植乡村善治根基，支撑“逐步共 富”。 三、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共同富裕视域下，需要从理念变革、制度优化、主体协同以及民生服务等方面 入手，破解当前乡村基层治理约束，释放乡村治理助推共同富裕实现的潜力，走出一 条与共同富裕共进共促的乡村善治道路。 （一）以理念变革为先导，树立与共同富裕相吻合的乡村治理观念 树立与共同富裕视域相吻合的乡村治理观念，有必要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与 系统思维，把握好变与常、长期与短期以及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首先，实现共同富裕 之后的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因此，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沿着这一图景 描绘展开部署，坚定战略主线不动摇，朝着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乡村社会环境努力。 其次，乡村治理与共同富裕实现完全耦合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短期内无法彻底消除掣 肘共同富裕实现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因此，需要优先从乡村治理与共同富裕衔接度 较高、耦合性较强的版块着手，持续完善共同富裕的治理机制，最终实现二者的完全 耦合。最后，乡村治理是乡村整体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成内 容，服从于乡村推进共同富裕事业的系统安排。因此，站在新征程上，需要将乡村治 理与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其他乡村子领域进行密切协同，推动乡村各领域的全面进 步，实现更高质量的共同富裕。 （二）以制度优化为关键，完善与共同富裕相匹配的乡村治理政策 其一，加大释放乡村发展动能的制度设计，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推动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必须加强顶层设计，释放乡村发展动能。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 农村的“沉睡资产”。完善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稳妥推进集体经营建设性用地 入市，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二是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同时，通过创新制度安排鼓励农村之间抱团发展，发挥各自优势，推动 农村地区协作共赢。 12 第一部分 议题·前言 其二，构建城乡融合的治理机制，探索乡村治理与市域治理的有效衔接机制。随 着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全面推进，乡村治理的溢出效应日益明显，与市域社会 治理对接的要求愈加迫切。需要积极探索城乡融合的治理机制，统筹乡村治理与城市 治理。一是构建城乡信息资源整合体系。建立一体化规划体制，避免“两张皮”问题； 二是搭建城乡协同治理平台。探索搭建城乡制度化协作平台，密切城乡治理的协同联 动，建设市域治理共同体。 （三）以主体协同为根本，构建与共同富裕相适应的乡村治理结构 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要确立“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重要的是构建 与共同富裕相适应的“一核多元”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一 核多元”的乡村治理结构与“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体”和“用”的关系， 二者统一构成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总体安排。因此，构建面向共同富裕的“一核多元” 乡村治理结构，促进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交织、融合互动是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 现实抉择。 一方面，要坚持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 村共同富裕中的思想引领、组织建设、人才支撑、动员协调作用；另一方面，强化多 元主体参与，为社会组织、市场力量与农民群众创造丰富的参与空间。党政主导并不 排斥其他主体的参与，而是主张进行民主协商，充分权衡各方利益，凝聚各方共识。 （四）以民生服务为重点，达致与共同富裕相同步的乡村治理效能 其一，优先发展乡村公共服务，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乡村公共服务是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增进乡村民生福祉的重要方式，也是让农民同步享受更多共同富 裕成果的有效路径。经过长期的投入和建设，我国乡村公共服务取得较大进展，但是 水平和质量还比较有限，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成为制约乡村共同富裕实现的弱项。 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农村公共服务财政资金投入的县域统筹， 创新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构建多元化的供给体系，最后，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线 力量，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应当得到增强。 其二，以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行智慧化治理。数字信息技术的发 展带来了乡村治理模式变革，能够推动乡村治理流程再造，以数字红利的共享稳步推 进共同富裕进程。着眼于数字乡村场景打造的完整链条，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助力乡村 共同富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农村地区数字资源配置，二是加大信 息技术的应用力度，三是健全完善数字乡村建设的长效体制机制。 （节选自 刘伟、吴兵兵《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载 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1 期） 13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编者按】自秦皇统一，凡历两千余年，乡村治理都是中央及地方政府治国安邦 的的头等大事。受环境、技术、预算、人力等资源和条件约束，千余年来一直未能对 乡村进行精细化管理。从前素有皇权不下乡之说，政府与三老乡绅共治乡村；解放后， 我们的政府层级最低只到镇一级，村民委员会只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委会 不是行政单位，工作人员不属于公务员队列，这些现实原因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很多 挑战。 家庭本位：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底层逻辑 一、家庭秩序的基本结构 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民家庭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发展定位。对 于农民而言，家庭不仅是一个获取资源的生产单位，而且是由不同层次的要素凝聚而 成的立体结构。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找回家庭，前提是在中国乡村的时空场景中定义 家庭本位的意涵。一般而言，家庭本位与个体本位相对，在中西方社会文化传统中衍 生出了两种颇有差异的家庭观，分别是西方的唯名论家庭观和中国的唯实论家庭观。 前者认为家庭可以还原为家庭成员个体，体现了个体自由意志优先的权利原则，而后 者则承认家庭凌驾于成员个体的实体性和有别于成员个体的突生性。因此家庭秩序不 能通过家庭成员个体的行为予以解释，而应回归家庭秩序的基本结构。农民家庭秩序 的基本结构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即生活单元、社会单元和宗教单元。三者的差异化配 置形塑了不同的家庭秩序：传统伦理主导的家庭秩序体现了家庭作为宗教单元的根本 规定，进入 21 世纪以来，家庭作为生活单元的特征日益凸显。家庭秩序的基本结构 不仅预示了家庭的问题化逻辑，而且启示了家庭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可行路径。 随着家庭的生活单元属性凸显，农民与村庄社会的关联弱化，村庄公共生活反而 成为家庭生活的负担，农民社会交往的策略性凸显。同时，家庭伦理从统摄性位置逐 渐降格至兜底性功能，越来越多地服务于现实生活目标，难以维系农民意义世界的稳 定。总之，生活导向强化了家庭与市场的关联，造成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会的激烈 碰撞，“一家两制”逐渐成为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家庭实践逻辑。然而，面对市场压 力的家庭调适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之中展开的，代际之间的功能性整合机制蕴含的凝聚 力难以辐射乡村社会。随着家庭边界的固化，情感动力逐渐从伦理实践中浮现出来， 且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实践形态和表达路径。这样一来，转型期家庭秩序的动力机制趋 于复杂化：一是情感动力在滋养农民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秩序的敏感性、异 质性和脆弱性，情感实践的不确定性放大了家庭冲突乃至家庭解体的风险；二是情感 动力与伦理动力在家庭秩序中交织并行可能扭曲家庭动力，伦理的变异可能抑制情感 互动，而情感的释放也可能过度消解伦理，影响家庭秩序平衡。总之，上述家庭动力 14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机制突破了家庭与村庄的本体性关联，农民参与村庄社会交往的程度、方式、策略主 要以当下家庭生活的需要为基准，家庭秩序失衡因而影响村庄秩序和乡村治理。 可见，随市场力量沉浮的家庭无法真正消化现代性压力产生的负面效应，家庭领 域中的问题外化为公共治理内容，且以如养老问题、离婚问题、生育问题、光棍问题、 抚育问题、家庭暴力等细分问题类别进入国家视野，反而遮蔽了整体性的“家庭危机”。 在新时代乡村治理场景中，家庭本位意味着基层政府须超越“事本主义”的治理逻辑， 在问题导向下沿着家庭动力机制深入特定问题片段背后的家庭秩序根源。家庭秩序是 乡村秩序的基础，转型期不稳定的家庭秩序不仅呼唤国家的回应和干预，而且在微观 层面定义了国家权力进入家庭秩序的路径。因此，新时代的家庭本位原则突破了家庭 内生动力的规定，乡村治理成为家庭秩序再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而构成了家国互 动的制度媒介。当然，家国关系需超越国家改造家庭或利用家庭的单向维度，国家需 要通过调控和疏导家庭秩序的情感动力和伦理动力，构建私人化的家庭通往公共生活 的可能路径，进而奠定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深层基础。 二、家庭本位再造：家庭秩序调控的路径与机制 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秩序失衡要求国家的回应，而国家权力下沉为家庭动力 调控和家庭秩序重塑提供了可能。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权力越来越 深地进入乡村社会，且呈现出科层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显著取向。然而，国家权力 与不规则乡村社会的遭遇凸显了乡村治理的“一线治理”特征，推动了乡村治理机制 的创新。家庭秩序的问题化逻辑定义了家庭本位再造和家庭秩序调控的路径与机制。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基于转型期农民家庭秩序的基本结构，在乡村治理场景中阐释家 庭秩序的调控路径。其要义是通过赋予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以社会性和价值性，引导 农民家庭生活的情感动力和伦理动力，重建家庭秩序的内在均衡。在这个过程中，柔 性的组织动员是嵌入家庭秩序，贯通并融合家庭情感动力和伦理动力的主要机制，彰 显了家庭本位的治理逻辑。 （一）家庭秩序调控的情感路径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农业税取消以及大量中青年农民外出务工，农民与土地 的生产性关联弱化，并以个体化劳动力要素参与劳动力市场。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组织 单位日益边缘化，“老人农业”成为中国乡村生产体系的普遍景观。家庭日益成为一 个生活单元，家庭秩序的生活导向释放了情感动力，增进了农民情感实践的自主性： 情感实践不再受限于家庭伦理的规约和束缚，情感体验成为农民家庭生活的焦点。情 感实践具有鲜明的个体性色彩，主要遵循个体的偏好、观念、意志，进而为家庭成员 带来更为自由、多元、丰富的生活体验。问题是，在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中，农民个 体化的情感实践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等紧密相关，外部压力必然渗入家庭并影响农 民的情感体验，看似自主的情感动力并不稳定，可能导致情感的资源依赖与情感的社 会冲突，引发家庭秩序失调。情感问题的生成机制标定了家庭秩序调控的情感路径， 因此，应着眼于家庭秩序的生活导向，沿着农民的情感实践脉络调控家庭秩序。 （二）家庭秩序调控的伦理路径 15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转型期家庭秩序的生活导向重置了家庭伦理的运作逻辑：随着“祖先-子孙”的 历史绵延链条断裂，家庭伦理实践逐渐服从家庭生活的现实压力，其历史绵延和社会 延展的能力弱化。这不仅松动了传统家庭秩序的根基，且深刻影响了熟人社会的秩序 机制。伦理弱化虽促进了情感动力的自主表达，但并未消解家庭秩序的伦理底色，变 迁中的家庭伦理依然是家庭动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家庭秩序调控的伦理路径旨在沿着 转型期家庭伦理的实践脉络切入，调控家庭伦理动力，以维系家庭秩序的正义性。漫 于村庄社会之中，具有更强的可塑性。二是农民家庭对于市场压力的策略性调适强化 了父代“恩往下流”的伦理责任，而抑制了子代对父代的伦理反馈，家庭伦理结构趋 于失衡。单向度的家庭伦理动力难以辐射村庄社会，导致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父代 深陷其中，难以获得村庄社会的支持。这方面的典型体现是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底 线养老”现象。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养，子代的养老反馈不仅介入较晚，通常是在父母 丧失劳动能力之后，而且伦理反馈的强度相对有限。可见，策略运作之下的伦理实践 虽然有助于达成农民家庭生活目标，却侵蚀了家庭秩序的正义性。总之，家庭秩序调 控的伦理路径应当嵌入转型期家庭伦理的实践脉络，重建并维系家庭秩序的正义性。 （三）嵌入家庭秩序的组织动员机制 以上分别从情感路径和伦理路径两个方面阐述了家庭秩序的调控路径，凸显了转 型期家庭秩序对于乡村治理的规定。情感路径和伦理路径并非根本的排斥关系，而是 在治理实践中相互协同、相辅相成，共同调控农民家庭动力，塑造了新时代的家庭本 位原则：一方面，随着情感动力涌现至家庭生活前台，伦理实践须承认家庭生活情感 体验的自主价值；另一方面，伦理实践的正义性是畅通情感动力之前提，且维系了情 感实践的主体性。从家庭秩序的基本结构来看，以上两条看似不同的路径隐含了家庭 的社会（村庄社区）嵌入之必要。这意味着，情感动力需超越个体的功利需要，而伦 理动力须突破家庭的责任枷锁，进而凝结为向村庄开放的家庭动力。在这个意义上， 农民家庭秩序均衡从来不是特定家庭的孤立问题。面向家庭的乡村治理应当着眼于转 型期家庭秩序，经由家庭动力机制调控，形成家庭和村庄协调联动、正向反馈的状态。 三、家庭本位的乡村治理效能 伴随现代国家的建构和转型，乡村秩序不再是家庭秩序的自然延伸。经由组织动 员机制，乡村治理嵌入家庭秩序，是家庭秩序动态均衡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动态均 衡的家庭秩序不仅是美好家庭生活的基础，且蕴含着辐射村庄社会的治理效能。通过 将家庭动力导入乡村社会场域，进而以家庭为基础激发农民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彰显 了新时代家庭本位的治理意涵。本文将立足转型期农民家庭的动力机制和新时代乡村 治理形势，从生活治理和文化治理两个维度揭示家庭本位的乡村治理效能。 （一）家庭本位的生活治理效能 资源下乡重塑了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结构与乡村治理动力。乡村治理结构逐渐 突破“乡政村治”的格局，基层组织日益行政化，基层组织的治理动力从内生回应逐 渐转变为外部压力传导。其结果是乡村治理脱嵌于乡村社会，并成为国家治理在乡村 的表达，乡村治理的成本和风险增加。与此同时，农民与土地的生产性关联弱化，村 庄日益成为一个生活单元，“生活小事”越来越多地进入乡村治理视野。乡村治理和 16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乡村社会的双重变奏孕育了生活治理形态。如何安顿农民的生活秩序，逐渐成为新时 代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家庭是农民日常生活和情感实践的基本单元，家庭本位 蕴含着生活治理的效能。 （二）家庭本位的文化治理效能 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不仅具有鲜明的日常生活取向，而且具有文化治理的意蕴。 相对于生活治理的现代色彩而言，文化治理具有更厚重的传统底蕴。文化治理包含相 互关联的两方面，分别是对文化的治理和通过文化的治理。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由外 而内的文化改造导致乡村文化的“殖民化”，抑制了乡村文化的秩序整合效应。而乡 村社会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自上而下的文化改造可能遭遇乡土文化的抵抗，从而产 生文化冲突和文化震荡，影响乡村治理能力。因此，文化治理需要兼顾乡村文化的主 体性。相对于表象层面的日常生活而言，文化处于乡村社会的后台，它以“日用而不 知”的方式影响着农民行为逻辑。变迁中的乡村文化面临主体性危机：一方面，村庄 内生的传统文化形态不完全合乎当下农民生活逻辑；另一方面，乡村社会之外的文化 内容大量涌入可能带来“水土不服”，进一步撕裂原有乡村文化生态。重建乡村文化 主体性，关键是在农民家庭生活情境中发掘和定位乡村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充分释放 农民家庭的伦理动力。 （三）作为治理单元的家庭 家庭秩序不仅是村庄生活秩序的内核，而且是乡村文化系统的根基。以上分别从 生活治理和文化治理两个维度阐释了家庭本位的治理效能。事实上，无论是生活治理， 还是文化治理，国家权力切入乡村社会的路径虽然有别，却都绕不开家庭。农民家庭 动力承接了国家权力的实践效能。其中，生活治理主要体现了情感动力的引导，而文 化治理主要体现了伦理动力的引导，二者从不同角度激发了家庭本位的治理效能。可 见，家庭本位重构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底层逻辑，使乡村治理突破过度依赖资源分配 的模式，从而拓展了乡村治理的空间。新时代的家庭本位奠定了家国之间互动的制度 基础。经由家庭动力机制的反思性调控，家庭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基本单元，从而 在治理体系中形成“家庭本位-乡村治理-国家治理”的逻辑链条。 四、在乡村治理中找回家庭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文化传统中，家并非纯粹的私人生活单元，家庭秩序与社会治 理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尤其是在乡村变迁过程中，家庭问题可溢出为社会问题。此 外，取消农业税以来，随着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变化，中国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逐渐脱 嵌于乡村社会基础，并产生了值得注意的福利依赖现象，导致乡村治理的成本增加、 风险上移。如何激发乡村社会内生活力，调动农民的参与，是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 迫切要求。对此已有不少学者从制度创新视角展开了相关研究，本文则聚焦于家庭本 位，探究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底层逻辑，进而深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的研究，揭示了 家国关系的时代意蕴。变迁中的家国关系蕴含着德治、自治与法治融合的深刻启示。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权力的下沉对于乡村治理的影响包含富有张力的两个向度：一方 面，乡村治理在自上而下的资源、制度、规则的激励和引导下呈现了一定程度的“悬 17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浮”状态；另一方面，因悬浮而产生的治理困境迫使乡村治理创新回应群众的方式， 在调控家庭秩序的同时释放了家庭本位的乡村治理效能。 家庭依然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单元。家庭在市场化进程中的策略适应源于中国 家庭的伦理韧性，并生成了“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然而，这种伦理形态并非传 统家庭伦理的延续，以农民家庭为单元的功能性调适是家庭伦理演化的主要路径。在 这个意义上，家庭伦理趋于工具化，不足以支撑当下家庭本位的行为逻辑。本文从家 国关系的维度出发，揭示家庭秩序调控的可能路径，从而在面向生活的家庭情境中探 讨了家庭本位的时代意涵。家庭本位固然延续了传统的家庭伦理底蕴，又是社会主义 政治伦理的实践表达，即对于群众的关心应当落实到家庭秩序的层次，而且包容了开 放的乡村社会中农民日益多元化的生活逻辑。可见，奠基于家庭本位的乡村秩序不再 是家庭关系的自然外推，而是沿着家庭动力进行组织动员的产物。在组织动员过程中， 家庭不仅是乡村治理的对象，还是乡村治理的能动主体，面向生活的家庭动力由此凝 聚并升华为乡村治理的内在活力。总之，国家权力下沉和乡村社会巨变给乡村治理转 型带来了挑战，提供了重新审视家国关系的契机。回首百年来家国关系的历程，虽然 经历了从“家国一体”向“家国对立”的转变，但市场化进程中家庭秩序的问题化亟 待国家的回应。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找回家庭，不仅有助于回应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而且是拓展乡村治理实践空间、优化乡村治理格局的内在要求。 （节选自 杜鹏《家庭本位：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底层逻辑》，载于《社会科学研 究》2022 年第 6 期） 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的韧性治理：逻辑、困境与对策 一、现实审视：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的韧性治理困境 纵观新中国的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历程，尽管韧性治理渐成主导的治理逻辑，但 受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模式与文化习俗惯性、治理能力以及对治理规律认 知程度等因素制约，长期以来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背后的治理逻辑仍带有较为明显的 权宜性、短视性、应急性以及刚性等特征，治理措施工具理性明显多于价值理性。在 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结构调整压力居高不下、生态环境风险高位运行的经济社 会客观实际与脱贫群体和贫困边缘户稳定增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发展目标间张力 增加的大背景下，贫困治理和乡村治理中的韧性治理实践尚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一）产业发展可持续性不强，经济韧性水平偏低 壮大发展乡村产业尤其是益贫性产业既是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又是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的重要路径。然而，一方面，当前我国乡村产业存在着层次低、布局散、 结构发展不平衡、产业组织化水平偏低等问题。当前我国乡村产业大多集中在传统农 业、基础农业以及技术含量低的工业，产业层次低且处于价值链底端；第二产业发展 受阻、第三产业发展过快，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现象严重，乡村经济缺乏持续发展的产 业支撑；数量庞大且分散的小农户日益成为农业的边缘群体，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瓶 颈，也是乡村振兴的难点。另一方面，在压力型体制支配下，产业扶贫中政治逻辑和 18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贫困户生存逻辑替代了市场逻辑，产业选择、培育与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特征。主要 表现在：保姆式、一刀切式和填鸭式产业帮扶导致脱贫地区自身发展能力不足；扶贫 产业价值链短、附加值低、同质化严重、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低导致产业发展的非持续 性；产业发展中贫困村和贫困户主体性缺失，收益分配及监督机制不完善，贫困户利 益受损。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组织化水平低、扶贫产业选择与培育的持续性不足， 产生乡村经济发展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差、脱贫户和贫困边缘户收入来源逼仄、遭遇风 险时的恢复力与发展力明显不足、返贫风险高等后遗症。 （二）治理体系张力较大，组织韧性亟需提升 良好的组织韧性是乡村治理和贫困有效治理的前提与保障。党组织、村民自治组 织、集体经济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及经济合作组织共同构成当前的乡村治理主体与贫 困治理主体。国家与社会力量共同介入乡村治理，由于利益取向、价值偏好、组织资 源与行动逻辑不尽相同，引起各主体间相互掣肘，乡村治理体系内产生多重结构性张 力，甚至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在具体的乡村治理和贫困治理实践中，各治理主体应然 角色与实然表现间存在反差。由于制度建设缺位、组织空巢化、组织设置模式陈旧或 更迭频繁，代表国家政权在场且居于领导地位的基层党组织权威可能弱化；由于功能 异化和治理能力不足，兼有自治职能的村庄自治组织地位将会矮化；由于收入渠道狭 窄单一，其资源动员和组织号召能力不够，作为市场主体的集体经济组织角色正在逐 渐边缘化；由于发展滞后、不能有效满足村民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社会服务需求，本应 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作用或将淡化；由于政府干预不当、遴选机制以及监 管机制不健全，本应更好地发挥带动小农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的乡村经合组织会不断异 化。治理主体应然角色与实然表现之间的反差消解了协同行动的逻辑基础。此外，随 着乡村社会急剧转型及社会矛盾转化，乡村空心化、原子化、农民分化及组织虚化导 致乡村去组织化以及乡村治理因无法有效落地而悬浮化。乡村治理体系多重结构性张 力与冲突、治理主体应然角色与实然表现的矛盾导致自身韧性下降甚至消失，最终将 导致多主体协同治理的“三治融合”模式治理绩效大打折扣，不利于协同治理目标、 契合治理理念、整合治理资源、协调治理举措。脱贫户、贫困边缘户与各类组织相互 嵌入，形成联系紧密的网络，可持续塑造自身与彼此的韧性，但治理主体自身韧性偏 低甚至消失将严重影响其发挥组织关怀与精神激励、培养社区认同与社会信任、提升 人力资本以及培育内生动力的作用与功能。 （三）乡村社会转型加剧，社会韧性面临考验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乡村人口与资源加速外流，社会边界 日益开放，传统乡村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乡村阶层分化，社会关联链条薄弱，异质性 增强；个体不断从集体性组织中脱离出来，乡村社会日益个体化、原子化。伴随着市 场化不断加深、人口与资源加速流动、个体化趋势日益显现以及异质性不断增强，乡 村从稳定封闭变得价值多元，村民社会交往急剧减少，乡村凝聚力逐渐弱化，这些现 象不断侵蚀和瓦解现存的社会组织秩序、加剧社会紧张，加之部分乡村合村并组后村 民之间熟知度降低、联结疏松、干群关系疏离，乡村社会关系出现危机。乡村社会转 型中潜藏着较大的社会脆弱性风险。在贫困治理中，在施由亲始传统、乡土社会差序 19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格局以及基层社群伦理的影响下，精准扶贫的“帮穷”原则遭遇乡土社会的帮亲、帮 能、帮弱以及帮需逻辑纠缠；扶贫资源精英获取、低效使用以及不同利益主体相互争 夺等凡此种种贫困治理困境，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干部与群众、贫困户与非贫困户、 差序格局中核心圈层与外围圈层关系可能紧张。乡村社会急剧转型和贫困治理困境塑 造着乡村阶层分化、价值多元化以及阶层间利益抵牾的社会样态，其背后的社会脆弱 性风险不断积聚，引致乡村社会信任度低、凝聚力下降，乡村居民间产生罅隙与裂痕， 社会韧性面临严峻考验。 （四）乡村生态环境有待改善，生态韧性遭遇挑战 近年来，我国乡村生态环境呈现出污染类型复杂多样、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共存、 生活污染和生产污染叠加、工业与城市等外源污染向乡村转移等特征，成为乡村全面 振兴亟须补齐的短板。具体表现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占用大量土地，宅基地闲置与土 地撂荒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和重金属污染严重，优质耕地资源日趋紧缺；农业生 产强度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低、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空间不匹配，农业用水 占比过高；化肥农药柴油过量使用和不规范操作、畜禽规模养殖排放物未能得到合理 处置，污染乡村空气与水体；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不规范、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偏低， 建筑垃圾分布范围广，破坏乡村居住环境。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尚有不少困境：农户对 重投入轻产出的粗放发展模式较为依赖，表现出非亲环境行为偏好；居民生态保护意 识淡薄，环境保护参与度低；生态环境治理财政投入不足，薄弱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 与环境污染负荷间存在矛盾。显然，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及其重重治理困境，极大程 度地降低了中国乡村生态韧性水平。 （五）乡村传统文化式微，文化韧性亟需重塑 乡村传统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带有地域性乡土性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蕴含着“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情结、“趋福避祸”的 民间信仰、“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慈孝道德观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的良善交往原则。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具 有凝聚人心、塑造乡村共同体的强大功能，使中国乡村传统文化千年赓续，历久弥新， 熠熠生辉。然而，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 市场化浪潮以及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与不断解构下，乡村传统文化日渐式微。具体表 现在：乡村社会礼俗秩序出现松动；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生产记忆、 节庆仪式、民间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渐消失；“去农文化”深入人心与乡土社会差序格 局遭受挑战引发乡村文化认同危机；竞争意识缺乏与财富追逐观念较为普遍。乡村传 统文化日渐式微，脆弱性凸显、韧性不足，致使其凝聚共识、规范行为、化解矛盾以 及构建精神家园的治理功能减弱，影响乡村与贫困治理绩效的提升。 二、路向探索：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强化韧性治理的对策思考 在后扶贫阶段，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面临着与此前大不相同的治理背景、治理条 件与治理任务，需要全新的治理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韧性治理逻辑在贫困治理与 乡村治理中渐次萌芽、缓慢生长，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 返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 20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时代背景下，尚需紧密结合当地资源禀赋、自然条件、乡土人情以及风俗习惯进一步 强化与运用。 （一）优化供给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加强经济韧性 中国农业需立足区域农业资源禀赋优势，以区域品牌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不断优化供给结构，着力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农业发展动能由传统要素驱动向科 技创新驱动转换势在必行。应充分运用物联网、互联网、数字化、现代生物技术、智 能机械自动化技术、新型作物栽培技术等先进科技加快构建绿色生态、优质高产的高 科技农业生产体系，着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产业链短、附加值低限制了农民增收潜 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应因地制宜地探索产业融合模式，坚持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业和农民的整体竞争力与抗逆力。 （二）加强制度建设，协同治理目标，提升组织韧性 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涉及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及经济合作 组织等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需要利用完备的制度设计来协同治理目标、整合治理资源、协调治 理行动。为此，后扶贫阶段亟须从国家层面搭建统筹推进贫困治理和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建构 党委领导下的各类组织积极参与、分工协作的多元化多层次治理格局，激励约束各类组织行为， 消弭结构性张力。通过建立和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经济互助 组织，坚持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并用促进乡村社会再组织化，提升乡村社会他组织力和自组织力， 不断增强乡村社会凝聚力。 （三）创新治理范式，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增强社会韧性 社会快速转型倒逼治理范式创新。针对乡村人口与资源的高流动性、社会边界的 高开放性，应建立具有时空延展性和强包容性的流动性治理范式。与传统的地域性治 理范式不同，流动性治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构建虚拟的乡村社会共同 体，整合所有治理主体和多种治理资源，延展乡村治理时空，实现乡村弹性化治理。 针对乡村社会的强个体性、阶层的高分化性以及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应充分尊重差异 性与多样性，建立直接面向个体的治理体制，建构具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守望相助、亲仁善邻、勤俭节约、坚毅果敢等核心价值观的新型乡村 共同体。重构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户间的利益关联机制与制衡机制，既要规避基层组 织的谋利行为，以要防范少数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推进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协商治理， 不断弥合乡村社会张力，增强乡村社会韧性。 （四）建立监管制度，推进绿色转型，夯实生态环境韧性 强有力的监管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应加强党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各乡镇建立生态环境监测点，建 立及时公开农村生态环境监测结果制度。促成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命运共同体意识， 通过放权和赋权将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主体以及各级政府机构整合起来， 建立多元共治、城乡一体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大格局。紧扣“双碳”目标，推进产业 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提升农户生态环保意识，助其践行低碳生活理念，推进乡村生 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切实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夯实 乡村生态环境韧性。 （五）深挖文化资源，振兴乡村文化，增强文化韧性 21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应全面挖掘、深入阐释和大力弘扬规则文化、习俗文化、礼仪文化等乡村文化中 的优秀传统内容，不断强化其价值引领与凝心聚力功能。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带头 作用、乡贤群体的示范作用、以及广大乡村群众的主体作用，借助于乡村社会教育和 学校教育，帮助村民对优秀传统乡村文化进行再认同，重构乡村文化自信，使其成为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者、践行者与推动者。通过移风易俗抵制消费主义、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以及反智主义，倡导和弘扬崇尚科学、积极进取、甘于奉献、 勤劳简朴、家庭和睦、邻里相亲、诚实守信等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乡村文化，增强乡 村文化韧性。 （节选自 苟兴朝、杨继瑞《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的韧性治理：逻辑、困境与 对策》，载于《长白学刊》2023 年第 3 期） 高效能型乡村治理：生成机理、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近年来，“治理效能”逐渐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语境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术语，有关治理效能、治理效率、治理成效、治理质量的研究不 断涌现。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应该如何实施，如何 使乡村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进而实现高效能治理，是当前乡村治理研究面临的重大课 题。因此，探讨高效能型乡村治理的出场语境、生成的深层逻辑机理、面临的现实困 境和有效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效能型乡村治理的出场语境 高效能型乡村治理是描述乡村治理过程有效与治理目标达成的标识性概念，是一 种更高水平的治理质量，它强调乡村治理由谁来治、怎么治、靠什么治以及治理效果 的动态耦合和优化。高效能是相对实际治理中的低效或无效而言的，强调高效能治理 就是要看乡村治理的高效性，看乡村治理过程是否有效解决了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是否实现了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 （一）治理有效是催生高效能型乡村治理的基本前提 乡村振兴战略把“治理有效”列为五大要求之一，明确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目 标，阐明了治理有效对于提升乡村振兴质量的关键作用。较之以往，治理有效有了更 高要求和更明确目标，不再是简单的制度堆砌，有了制度并不一定意味着制度效能就 能发挥出来，而是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资源、治理文化、治理机制和治理形式 等诸多因素的有机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某些因素出现了问题，乡村治理成效 必然不佳。高效能治理就是基于治理有效目标，对影响治理有效性的因素进行分析重 构，抽丝剥茧，以寻找更适当、更有效的乡村治理路径。 （二）高效能型乡村治理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新命题，这既是乡村 高效能治理的时代背景，也是乡村高效能治理的目标所在。治理效能是衡量治理水平 高低的依据，是“包含尺度、效率、效果、效益的综合”，实现高效能型乡村治理的 关键是达成治理有效性目标的高要求、高标准，这不但要有治理高度和治理效率，也 22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要有治理效果和治理质量。因此，高质量是治理有效的重要体现和目标导向，是高效 能型乡村治理的显著特点。同时，高效能的治理体系有助于解决高质量发展中的公平 和效率问题，可以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治理机制和治理环境。 （三）高效能型乡村治理是解决乡村治理长期低效问题的实践需要 在现代治理理念驱动下，乡村治理日益强调有效性探索，治理成效日益彰显。但 从地方实践来看，治理水平还处在低位运转状态，还存在诸如主体参与不足、有效协 同不够，合作机制不健全、治理出现结构性障碍、治理形式较单一等难点、堵点和深 层次问题，较大程度上说明当前高效能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不仅缺乏前瞻性、稳定的有 效制度作为支撑，还缺乏深入的、高效的运行机制作为保障，制度运行成本较高，因 而需要从治理架构上进行重塑，寻求高效能乡村治理的新突破，以释放乡村治理活力， 提升乡村治理质效。 二、高效能型乡村治理的生成机理 乡村治理的系统性、动态性、多样化特征要求治理不仅仅是某一单方面工作或一 元化主导，还应该建立在多元共治基础之上，依托一定的结构体系、治理机制、技术 工具和实现形式提升改革和治理效能。 （一）主体多元与结构有序联接 高效能型乡村治理的前提是赋予乡村社会组织和村民群众等主体直接参与乡村 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力，这种治理范式是由众多主体以协同互补方式组成的稳定有序的 系统结构。在这个治理系统中，多元治理主体间关系融洽，能够按照一定的结构有序 组合起来，每个主体的地位都得到准确定位，功能都得到充分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讲， 高效能型乡村治理是一种主体“无边界合作＋有序性互动”的治理思维模式。一方面， 要鼓励乡村治理主体走向递增、开放和多元形态。乡村治理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人的 事，而是“众人之事”，需要众人商量、集众人之智慧才能做好。尽管近些年来有关 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理论研究颇多，实践中也在大力推动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 但是，“主体多元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乡村治理就达到了有序和高效”，现实中依然面 临主体多元化状态不佳的问题，各个治理主体不能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主体参与乡 村治理系统性缺失，协同互补不够，无序化特征明显。另一方面，在把各个主体作为 乡村治理系统要素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有序性互动”。要按照有序的结构，协调 好各主体间关系，使他们共同作用于乡村治理场域，以有效解决主体多元面临的诸多 问题。因此，主体多元和结构有序构成了高效能型乡村治理的两个重要前提条件，既 要强调主体多元，又要强调主体间的结构有序，共同统一于乡村治理主体的系统化建 构中。 （二）协商共治与机制创新互通 协商共治作为实现高效能型乡村治理的重要举措，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乡村 治理是否高效，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主体参与的成效，而主体参与集中表现在“协商” 与“共治”两个环节。协商共治源于协商民主理念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实践和运用，其 核心要义不是通过权力压制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想法，而是通过主体间共同协商和对 话合作的规则及程序协调分歧或达成共识，进而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的机制。由于最终 23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的利益实现机制源自不同参与主体的讨论、妥协和合作，广泛接纳了各种声音，充分 照顾了各方利益，绘就了最大同心圆，因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就相对较少，事 后纷争也少了许多，大大降低了治理成本。同时，协商共治还包括遵循共治原则，如 果只商量对话不凝聚共识，不汇聚共治合力，也难以提升治理成效。因此，协商共治 从“协商＋共治”两个维度上发力，打通了协商共治与机制创新的互通渠道，在畅通 内部沟通、整合机制基础上为协商过程和环节赋予制度化措施的同时，又注重集聚共 识、形成合力。只有充分发挥协商共治机制作用，做到机制创新与实践相结合，才能 充分调动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确保乡村治理达到协同化、规 则化、程序化、高效化的状态。 （三）技术赋能与效益提升共融 现代信息技术与乡村治理结合产生了良好效应，带来了深刻的治理变革，乡村治 理也随之进入现代信息技术时代，技术赋能成为高效能型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乡村 治理既要增进治理实践的现代性含量，也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功能性输入以适应网 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治理要求。技术赋能的核心在于运用信息化、网格化、智慧化 的现代技术实现乡村治理效果，推进乡村治理理念的智能化、手段的多元化、资源的 丰富化和结构的扁平化。在技术赋能下，乡村治理的数据思维得到进一步塑造，乡村 治理的空间场域得到进一步拓展，广大农民群众和乡村社会组织正在利用 QQ 群、微 信群、朋友圈等现代网络技术工具获取乡村治理信息、参与讨论、建立互动，成为乡 村治理重要的参与者、管理者和监督者。乡村自组织与乡村治理互相“嵌入”，生成 “熟人中的社会关系”，“智慧农村”“网络自治”使得“空心村”不再“空”，“原 子化、个体化的村民依然能够组织起来就相关事务发起集体行动”，打破了传统乡村 治理要求“身体在场”的束缚，在实现乡村治理能力跃升的同时，又增强了乡村治理 的标准化、清晰化和人性化，促进了乡村治理的协调、高效和良性运作。 （四）治理条件与实现形式统一 高效能型乡村治理总是在特定条件下开展的，其实现形式与治理条件密切关联。 我国乡村情况千差万别，治理条件决定着实现形式的选择，并因其变化而变化。乡村 治理只有“根据不同的条件，实行有效的治理方式，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绩效”。这 里的条件是指乡村治理所处的状况或影响乡村治理存在、发展、实现的因素，包括政 策条件、利益条件和规模条件。政策条件是高效能型乡村治理的外部条件，政策调整 对农村影响深远，在政策驱动下，乡村治理的实现形式从外到内发生着改变。利益是 核心和动力， “利益与治理方式紧密相关”，高效能型乡村治理本质表现为利益关系， 其行动逻辑以实现和维护主体利益为动力，利益相关度决定着乡村治理的形式和效度。 规模是影响乡村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和地域规模，人口数量太大、地 域范围太广，直接参与不便，集体行动困难，那么乡村治理就无法有效实现。然而， 如果人口数量和地域范围过小，虽然便于参与，但治理成本可能增加，也不利于提高 效率。因此，宜以适度的规模为基础探索适宜的乡村治理实现形式。 三、高效能型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24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高效能治理是传统乡村治理的转型升级，是乡村治理的未来发展方向，但实现高 效能型乡村治理依然任重而道远。就目前情况来看，高效能型乡村治理主要面临主体 协同参与有序化偏低、内部结构性调适不到位、微观机制失灵、技术性赋能不足和实 现形式低效等现实问题。 （一）自主化空间缺失 乡村治理面临来自政治权威动员性治理与乡村多元主体共治之间的紧张，治理主 体自主化空间缺失。乡村治理事务往往具有偶发性、不规则性特征，不同于政治动员 下的规则化、标准化治理。如果用精准化来解决偶发性事务、用标准化来解决本来就 不规则的事务，就会引起治理的不适，甚至陷入某种扭曲。一方面，随着近些年乡村 治理的重心下移，政治动员功能和社会自主功能的结合强化，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能 力，消除基层不稳定因素和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乡村的自主化治理能力受到政治权 威的消解，乡村治理主体不得不被动承接来自科层化或动员式的政策和命令，成为推 进某项政策和实现某项政治动员功能的主要工具。由于忙于应对文山会海、流程管理 和政策执行带来的压力，忙于“一哄而上运动式治理、自上而下的加码式治理、头疼 医头的应急式治理”，乡村治理主体根本无暇顾及自身的乡土性、琐碎性和无规则性 事务，表现为被动式、依附式和疲惫式治理。乡村治理具有实现自身意志的内在需要， 为了实现高效治理，会吸收政治力量、各级组织的合作参与，但是这些来自科层化、 动员式的力量由于非均衡性参与，消除了多元主体广泛合作的空间和契机，束缚了乡 村治理主体自主活力的迸发。这种缺乏自主性、自治性、灵活性的乡村治理，与高效 能治理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二）二重关系下的结构性失衡 乡村治理结构受到承担纵向传力和形成横向跨度二重要素影响。在纵向层面，表 现为以“乡—片—村—组”为基础的治理层级配置。在横向层面，表现为以“管理范 围—人口分布”为基础的规模拓展跨度。乡村治理的纵横二重关系共同塑造了乡村治 理结构，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成效。然而，实践中对乡村治理结构的二重性建构重视 不足，导致出现治理的结构性失衡，具体表现为“乡政—村治”“村委—村民”“村 委—多元主体—村民”三方面失衡。其一，“乡政—村治”模式下纵横结构失衡，乡 村治理侧重于纵向结构关系的上下构建，横向关系重视不足，纵向治理疲于奔命，政 府与群众联络渠道不畅，村干部难以有效引导、整合、满足村民利益需求，“乡政” 与“村治”二元“冲突与对抗”依然存在。其二，“村委—村民”模式下的村委会代 理行政权力形态，强调村委会的代理推动，表面上提高治理效率起到快速“灭火”作 用，实则以代理行政功能消解自主治理功能，以单中心思维指令式治理代替协同合作， 忽视了治理需要多要素的联动、协商与合作，因此，仍然是“乡政—村治”模式的延 续。其三，“村委—多元主体—村民”模式下，在政府与村民二元渠道之间，增加了 “多元主体”参与，进行了治理空间的横向拓展，如“片区治理”“小组治理”“村 组合并”等，有效化解了村民与村委、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但是，这种模式认为 乡村治理是村民自己的事，无需政府过多参与，忽视了乡村治理与“政府在场”的必 然关系。 25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三）复合效应失灵 高效能型乡村治理是多主体、多领域、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复合治理，涉及制度体 系、价值取向、民主协商等方面治理机制的构建，只有复合效应得到充分释放才能实 现治理的高效和可持续。然而，在乡村治理中普遍存在以简单性治理逻辑代替复合性 治理的情形，导致治理机制条块分割、互补性不足、协同性不够，陷入机制失灵的困 境。其一，乡村治理制度机制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的优势不明显，制度的系统性、 协同性、规范性、连续性和创新性不足，制度机制不能有效释放出治理效能。其二， 乡村德治逐利性取向明显，公共精神缺失，自治、法治与德治结合不够，如一些邻里 纠纷本可以通过村庄道德约束予以解决，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德治机制，致使“矛盾走 出村”“矛盾往上交”。其三，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民主协商、群众参与的乡村治理机制路径虽越来越清晰，但也面临协同不够、协 商困难、参与无效等问题。在实践中，协商往往需要经历规范的程序，如协商内容、 协商主体、协商地点、协商形式、协商规则的选择以及发言次序、发言时间的安排等 诸多细节设计，但往往由于考虑不周、设计不佳和用时用力不足，导致出现虚假协商、 随意协商、协商失灵等问题。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归根到底是乡村治理机制单方面发 挥作用，协同发力缺失，未能形成复合效应，影响了治理效能的发挥。 （四）技术性赋能不足 现代信息技术在推动乡村治理理念和政治参与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带来 了全新的、复杂的治理“情景”，乡村治理面临着现代与传统、新与旧之间的矛盾和 冲突，直接导致了现代信息技术的赋能困境，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在广大农 村地区，年轻人普遍外出务工，“老人治村”现状还将长期存在，虽然互联网等信息 技术基本覆盖农村，但由于缺乏“适老化设计”，大多数老年人运用信息技术参与乡 村治理活动的能力还相当有限，他们仍然是技术鸿沟中的“信息贫困者”，难以娴熟 运用信息技术成功进行线上交流和线上事务处理，技术赋能的价值不高。同时，伴随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信息技术设施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但相对于城镇来说， 广大农村信息化设施仍显薄弱，地处“信息孤岛”，在技术空间中开展乡村治理的配 套措施未能及时跟进，难以契合乡村治理数字化、智能化需求，制约技术赋能目标的 达成。乡村的数字平台建设滞后，缺乏覆盖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 域的数据库，无法为乡村治理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无法实现乡村治理的技术化。技 术赋能乡村治理，需要“用技术说话、用技术跑腿”，只有增强乡村治理主体对现代 技术的掌控能力，借助现代技术力量服务于乡村公共事务，才能促进乡村治理便捷、 精准和高效。 （五）实现形式低效 近年来，不少地方基于当地特殊条件和资源禀赋，在国家制度框架内积极探索乡 村治理的有效实现形式，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如广西宜州的“党领民办”、广西融 水的“五会治屯”、湖北宜昌的“网格化管理”“幸福村落”、广东云浮的“三级理 事会共治”等。这些地方的实践都十分重视形式创新对于提升治理成效的作用，通过 “纵向下沉自治”“横向扩展自治”“互动共治”“复合自治”“程序性自治”“党 26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建＋乡村治理”等形式，较好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然而，也有一些地方在求解 “形式有效”这一问题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乡村治理实施和运行所依赖的“社会土 壤”，生搬硬套治理政策，搞“一刀切”，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负担。如一些地方 “合村并组”后，出现了乡村治理组织离农民越来越远，公共服务日益边缘化，治理 幅度过大带来治理负荷过重的问题；一些地方推行“微治理”，由于治理单元下沉且 地处偏远，上级或外界资源难以发挥作用，乡村治理绩效急剧下滑。在以自治、法治、 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中，有的地方把“三治结合”理解为“平行并列式”， 有的地方把“三治结合”理解为“一体两翼式”，有的地方把“三治结合”理解为“互 嵌互融式”，对“三治”组合进行了简单联系或机械叠加，而对自治、法治、德治的 实现条件与治理边界、组合次序和内部结构关系缺乏深入探讨，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 “三治”齐驱并进、相互促进，而是相互扯皮甚至矛盾冲突。 四、以“五个有效”为保证实现乡村高效能治理 实施高效能型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 20 字总体要求之“治理有效”的重要保 证，其核心议程是以有效率和有效果的方式实现乡村治理目标，服务于乡村的高质量 发展。这在客观上要求乡村治理要做到主体有效、结构有效、机制有效、技术有效和 形式有效。 （一）主体有效：迈向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主体有效是解决乡村治理中政治权威下沉力量过度介入导致治理主体自主性缺 失无法应对乡村治理失序问题的需要。要积极探索构建党建统领下的“基层党组织领 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良性治理格局，既通过推 动政治权威力量的自我转型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又尊重乡村治理的分散性、偶然性 和无规则性特征，赋予乡村社会更多的自主化空间，保证乡村治理主体有足够的治理 韧性，在多元合作中激发乡村自主化活力。 （二）结构有效：行政逻辑与治理逻辑的结构性 耦合乡村治理不仅是治理主体的问题，也是一个治理结构的问题，治理结构影响 治理成效，是解释治理有效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乡村治理是在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 式下开展的，参与乡村治理的各个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联系并发挥各自的功能， 结构的变动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度，不同的结构配置产生不一样的治理绩效。乡 村治理受到纵向行政逻辑和横向治理逻辑影响，二者共同塑造了乡村治理结构，行政 逻辑突出乡村治理的行政控制，治理逻辑彰显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乡村治理最终都 离不开国家的制度安排，行政力量介入是催生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实践中确实存在 较多因为缺乏行政力量支撑而探索失败的情况。然而，实践中之所以面临结构性困境， 其根源在于纵向行政逻辑与横向治理逻辑二重结构关系缺乏平衡建构，要么过于注重 纵向关系，要么过于注重横向关系，未能有效地将纵向行政主导贯彻到底与横向多元 主体有序组织结合起来，诱发了政府纵向主导能力和社会横向治理能力的二重结构性 失衡。实现治理结构有效，就要促进乡村治理行政逻辑与治理逻辑的结构性耦合，寻 求行政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最佳结合点，在行政调控与多元治理的平衡中维系乡村治理 结构的弹性。 27 第二部分 经典·重点 （三）机制有效：从单一治理走向复合型治理 高效能型乡村治理不仅要打造强有力的治理结构，还必须关注治理机制的创新。 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着高度复杂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治理场景，这就决定了乡村治理机制 的逻辑进路，必须超越单一治理机制的简单认知，构建一种更能适应农村社会复杂治 理背景的复合型治理机制。这种治理机制体现的是“制度机制＋价值机制＋协商机制” 互为补充的正向关系，它们虽然侧重不同，但彼此交叉融合，通过乡村治理结构的聚 合作用形成复合效应，释放治理功效，既彰显了乡村治理的制度优势，又确保了乡村 治理获得正确的价值引领，同时也赋予了乡村治理主体充分的话语表达权，避免“单 向辐射”。 （四）技术有效：外部供给与内部需求无缝衔接 现代信息技术是协同推进乡村治理、提升其效率和能力的新动能，在乡村治理中 应用广泛且潜力巨大，一旦与乡村治理有效结合，就能焕发出强大的治理效能。因此， 要通过内外精准匹配实现有效的供需衔接，弥补技术的外部供给与内部需求断裂与错 位的功能缺陷，使现代信息技术供给与群众日趋多元、层次不一需求之间的互动更加 有效。 （五）形式有效：便于参与和能力提升目标的达成 高效能型乡村治理首重“高效”，其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同时，形式多样并不意 味着可以不加选择或简单拼凑，而是有一定的选用标准，即要服务于方便群众参与和 合作解决村庄公共事务能力的提升，否则乡村治理就会走向善治的反面，影响治理成 效。 综上所述，高效能型乡村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乡村治理创新的 现实需要，为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了操作框架，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提升乡村治 理能力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必将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强有力 的牵引力和推动力。但是，乡村要真正实现高效能治理还要经历一个过程，因为当前 乡村治理仍面临不少的现实制约与风险挑战，存在诸多与高效能要求不一致的地方。 未来的乡村治理需要以效能释放为目标，以有效方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 机制、治理技术和治理形式同向发力、协调联动。 （节选自 钟卓良、韦少雄《高效能型乡村治理：生成机理、现实困境与实现路 径》，载于《理论导刊》2022 年第 10 期） 28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自觉得把更多的精力和目光投向了城市。城市， 汇聚着国内外大部分的发展资金、最顶尖的人才、完善的教育和医疗，更重要的是， 城市相比乡村，创造了更多的 GDP、更多的税收和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乡村由于种种 原因，我们很少听到来自它的声音，在新时代里，它似乎越来越沉默了。农村是我们 国家社会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显示，2022 年，我国 农村人口总数是 4.91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多。新时代在农村的问题依然不 少，我们既看到例如贫困、性别歧视等老问题，也看到诸如空巢化、老龄化、无人种 地等新问题。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方法，来解决新的农村问题。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 ——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一、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 （一）从“碎片化”到“整体性”：乡村数字治理的范式转型 技术变革在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推动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帕却 克·邓利维认为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加入引发治理范式的新变化。在乡村社 会场域，数字治理不仅仅是技术在治理领域的工具创新，更是内在契合乡村社会结构 变迁和治理结构的需求变化，推动乡村治理范式革新。在传统的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 存在数字鸿沟的“两极分化”、府际关系的“层级博弈”、技治主义的“技术依赖” 和数字人才的“精英缺失”等问题，这是乡村数字治理“碎片化”的外在表现，也是 掣肘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主要障碍。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为乡村数字治理 “碎片化”问题的化解提供有益借鉴，在“一核多元”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和语境中， 数字技术所形成的虚拟公共空间突破现实空间的束缚，改变单个治理主体的行动特征 和联结方式，借助技术的便利性和智能化，确保多元主体利益共享机制的实现。乡村 数字治理的“整体性”概念架构强化党建引领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通过凝聚 社会的理念共识，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共同体”规则，促进乡村数字治理的范式转 型。 （二）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一个概念性框架及解释 概念是学术命题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基于帕却克·邓利维的数字治理理论，同 时注意到数字时代跨越公私部门传统边界的治理空间新特征，尝试提出“数字乡村治 理共同体”这一全新的学术概念。“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将数字多元主体纳入共 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体系中，通过共识引领、科技支撑、制度保障等手段促进 乡村数字治理主体在信息互通、数据互联和资源互助下协同共进。其特征如下：第一， 治理结构的扁平化。通过“一核多元”的组织架构，推进数字治理的多元主体进行全 方位的互动，促使数字治理主体关系由层级向扁平发展。新的社会联结方式将多元主 29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体置于统一时空调度，同样呼应的是与之相匹配的责任与权力的落实，实现赋能与赋 权适配。第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数字治理共同体通过数字信息平台形塑多元 主体的交互机制，使治理主体在数字空间中不断延伸与扩展。政社互动方式以数字技 术为载体，实现国家引导下的社会关系重构和社会自主下的国家权力的下移，进而构 建更为多元的主体关系网络。第三，治理资源的共享化。作为一多维、立体和系统性 的治理格局，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将多元数字治理手段平铺于国家－社会场域，实现 横向功能扩展与纵向权力协同双向驱动，推进乡村数据资源的公开化和共享化。第四， 治理价值的再生产化。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也面临数字伦理的道德挑战，数字乡村 治理共同体以实现人与治理的现代化为目的，通过凝聚社会的理念共识构建数字治理 的新伦理规则，在治理范式转型中促进公共价值的再生。 二、案例嵌入：“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乡村建设 H 村地处关中腹地，境内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是典型的黄沙土农耕种植区。 1992 年，H 村在全国率先发展大棚蔬菜，绿色无公害蔬菜是全村的主导产业和金字招 牌，因此，拥有“中国大棚第一村”的美誉。2017 年 4 月，通远“创想小镇”以农业 科技研发、孵化与培育新型农业企业、电商销售等为主，为解决 H 村产前科技研发、 产后线上销售提供技术平台。在数字治理实践中，H 村聚焦数字党建工作统筹力、组 织覆盖力、管理智治力和发展推动力，以党建引领为总抓手，构建了产业发展、公共 服务和民生保障等多元一体的数字管理平台。村民通过扫描公众号二维码，便可畅享 H 村数字管理平台带来的各类信息和服务，让数字技术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调研发现：H 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主要围绕“数字惠农”、“数字村务”和“数字惠民” 三大领域展开，在推进“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催生出了数字乡村 治理共同体。 （一）数字惠农引领产业振兴，激活乡村“沉睡资产” 2021 年 12 月 25 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 农”基本盘，要继续推动农业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乡村产业 的数字化转型是借助智慧化手段开拓新市场，通过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的方式激活乡 村“沉睡资产”（如图 1），以动员乡村内外力量推进产业共建，凝聚乡村上下力量 加快产业共治，普惠乡村经济硕果实现利润共享。 1、纵向延伸：拓展特色产业发展空间 30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自 1992 年开始，H 村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围绕大棚菜生产 和销售，建立“党支部＋协会＋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在数字乡村建设引领下致力 于产业结构调整，在推广“一村一品”时形成“支部带领党员干，党员帮着群众干” 的精神风貌。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让大棚菜成为 H 村“生金流 银”的朝阳产业。2020 年，为实现脱贫攻坚的重任，H 村党支部利用“中国大棚第一 村”的优势，按照“抓营销，带增收”的发展思路积极探索“互联网＋”销售的新模 式。一是充分动员村内、外集体的力量，组织“两委”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党员 电商人才等，合力与抖音、快手、淘宝等互联网电商直播营销平台进行合作；二是设 立本村专属网站发展农产品电商服务，为有意直播带货的菜农免费提供平台，打破农 产品销售的时空壁垒，第一时间把本村的特色产品推向全国市场。 2、横向拓展：联动三产共创振兴动能 近年来，在高陵区委、区政府的引领关怀下，H 村以乡村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探 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积极推动农业农村项目创新开发。一方面，为联动创 收、打响品牌效应，H 村不断推进“1＋2”产业跨界融合，借助科技公司的技术支持， 大规模发展日光温室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通过建设高标准、高强度、高自动化的新 型蔬菜大棚改变了蔬菜的生长周期，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充分利用时间差、季节差 和温室大棚良好的温度、光照条件，将反季节蔬菜水果就近销售到各大超市，满足百 姓的市场消费需求。同时，H 村在通远街道协调下，将智慧农业生产模式与周边共享， 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的“无公害蔬菜基地”。另一方面，H 村逐步形 成“果蔬＋名优品牌”农副产品的产业格局，打造出蔬菜、华邑鲜枣、史喻干馍、官 寺无花果等十大特色品牌。通过强化文化引领和科技投入，推进“1＋3”产业融合， 引导服务业向农业渗透，并创新智能文旅平台。从 2016 年开始，H 村联合本村农户 连续五年举办旅游采摘节、建设农业观光采摘园，“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极大 宣传了特色农副产品，真正实现三产带一产的发展目标。 2021 年 11 月，H 村成功入选第十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成为名副其 实的产业强村。H 村的产业振兴借助数字化技术强化了“一核多元”的数字治理模式， 通过党建引领有效整合政府、社会和市场力量，推动产业治理目标的实现。“党支部 ＋协会＋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有效解决数字治理中“上动下不动”、“体制内外难 互动”的难题，也实现党建引导下社会关系重构和社会自主下的国家权力的下移，进 而推动多元合作“共同体”治理格局的形成。最终，数字治理的多元合作赋能产业振 兴，也使广大村民共享数字实践带来的“产业红利”。 （二）数字政务推进服务提升，加快乡村再组织化 传统乡村治理受制于“政治锦标赛”的外部驱动，往往呈现“行政吸纳自治”的 特点，造成乡村内外信息脱离的“异质化”现象。新时代乡村数字化转型将政务管理 数字化，推进了共商共治、实现了治理主体扩充，并将治理空间公共化，推进了治理 结构优化。H 村通过数字政务加快了乡村的再组织化（如图 2）。 31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1、治理主体扩充：提升“一核多元”实际能力 2021 年，高陵区首个数字乡村管理平台在通远街道 H 村启用，平台涵盖“村概 况”、“村党建”、“村服务”和“村产业”等内容。为推进数字政务建设，H 村首 先加强对村干部的数字业务培训，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吸纳村外人才参与数字乡村共 治。通过在全村普及数字社会管理知识，提高村干部、新型社会组织以及村民的数字 素养。其次，利用数字乡村管理平台为村民提供政策宣传、党建公开、党务管理和党 建教育等信息，在提高党务工作透明度的同时不断强化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最后，数字政务平台通过设立“我向书记说句话”及政务反馈栏目创新沟通协作机制， 打破群众反映诉求的时空壁垒，增进村干部与村民的联系。 2、治理结构优化：数字赋能改进治理机制 农村社会的个体原子化制约着社会的组织化，易导致治理的“碎片化”，而以往 所采取的“议行分离”实践受制于机构设置的交叉性以及反馈渠道的单一性难以真正 实现乡村治理的“去行政化”。而当下数字乡村建设所搭建的大数据管理平台设立多 样化服务板块，涵盖民主选举、民政服务和社会救助诸多方面，通过系统化管理村务 以精准定位问题方向并及时反馈民众诉求，采取“互联网＋网格管理”服务管理模式， 合理安排专职人员实时线上管理，及时信息反馈以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 H 村鼓励村民分享善行义举，并实时推送相关信息，以强化村民的情感认同和道德认 同，形塑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H 村在推进数字政务提升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将主动“发现式”治理 与被动“接收式”治理模式有机结合，将“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进行量与质的提升， 探索出了一条多元共治的乡村发展之路。数字技术赋能下，乡村治理边界的消解促进 了传统与现代、公共与私人以及城市与乡村等领域的融合贯通。可见，数字治理共同 体也是基于一张立体、全面、强力、公开的新治理格局网络，达到了横向功能扩展与 纵向权力协同双向驱动，最终实现治理成果的普惠化。 （三）数字惠民实现生态优化，激发主体内生动力 32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由于受制于乡村社会的文化排斥，常有群体被迫游离在外的现象，而“挤出效应” 也带来了治理主体边缘化的可能性。利用数字技术“由点至面”将惠民成果落在实处， 在扩大共享效能的基础上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动力。（如图 3） 1、覆盖到面：数字赋能改善村居环境 H 村蔬菜大棚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垃圾处理量大的生态问题。每到换季 时节，尤其是夏天，村民们把大棚里摘除的菜叶、菜梗扔在田间地头和道路两边，腐 烂之后就会形成异味，严重影响村庄的人居环境。自 2016 年起，H 村和陕西环保集 团合作，运用“互联网＋垃圾分类”模式将智能垃圾可回收箱、智能垃圾分类箱、智 能垃圾袋发放机三大硬件设施与智能卡、微信二维码等现代化数字信息技术有机融合， 实现了垃圾投放的分类化、资源回收的智能化、系统运行与监管的信息化，有效提升 了村庄生态治理的效率。同时，应用农业投入品追溯管理平台，控制农业投入品的用 量，以实现在产业发展方面的绿色转型，规避了农业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 2、具体到点：数字建设深化主体自觉 近年来，H 村开始了一场系统化、“科技范儿”的“垃圾处理战”，借助物联网 平台，打造新型便捷的智慧垃圾分类系统，以积分兑奖的形式将生态建设的理念融入 公众日常行为之中。实地调研发现：以“短期经济鼓励＋长期利益共享”模式极大提 升了村民垃圾分类的自觉性和参与度，从而扩大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生态质 量提升改变了村民居住环境，提升个体对村庄的归宿感和自豪感。同时，人居环境的 变化也为大棚种植产业发展形塑良好的营商环境，也更好地将大数据带到农业生产中 去，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致富。在农村生态治理实践中，数字惠民提高了乡村环境治 理的效率，以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了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 近年来，H 村先后荣获国家人居环境示范村、省级生态村和“万亩无公害蔬菜基 地”，在人居环境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就。H 村深耕以数字赋能撬动生态振兴发展的 新路子，以数字化带动特色产业和生态建设的协同推进，绘就“产业兴、农民富、乡 村美”的和谐画卷。在数字惠民时通过凝聚社会的理念共识，构建了数字治理的新伦 理规则，促进人性的回归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最终确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模式， 为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实践指明了一条“中国道路”。 三、技术赋能：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 33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旨在以内生培育的方式激发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以整体协 同的模式推进乡村全要素治理结构的重组，同时通过信息平台的六结论与讨论数字技 术的强劲发展驱动社会治理技术实践的变革，技术进步在拓展公共治理决策者信息渠 道的同时也深化“政社互动”的精细化治理服务，驱动着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流通。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借助互联网、 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手段，推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构，从而实现乡村发 展资源高效、优质的整合。“中国大棚第一村”抓住产业数字化转型契机，积极推进 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乡村产业数字化、政务数字化与服务数字化 转变。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充分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在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结构重 组、治理资源整合和治理秩序重构中发挥积极作用，逐步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 的治理格局。在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运作中，应该遵循主体共建、资源共治和 利益共享的内在逻辑，以适应复杂的外部环境，推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学术命题，也是数字时代公共 管理领域的新兴议题，在国家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共同富裕”的战略支持 下势必会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未来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深化： 第一、农户的数字融入问题。数字技术的使用者由于受农耕文化的羁绊，不太愿 意放弃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传统小农”与“信息小农”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压缩了 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也使得农户无法享受数字农业的红利。因此，如何提升农户的 数字化理念，推进“数字农民”建设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第二、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模式创新问题。向世界贡献数字建设的“中 国方案”是丰富“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而异质性和复杂性的乡村治理实 践衍生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共同体模式。如何在现有的制度建构下探索差异化的数字乡 村治理共同体模式也需要引起广泛关注。 第三、数字化情境中“治理共同体”理论的拓展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的提 出丰富了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涵，乡村数字化实践催生新的数字治理理论，而数字理论 创新也变相推动实践发展。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也 值得关注。 （节选自 胡卫卫、卢玥宁《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 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23 年 第 1 期） 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基于贵州省 M 县 S 村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贵州省 M 县 S 村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实践考察，分析基层党建嵌 入乡村治理产生的背景、如何嵌入并探讨实现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 34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本文的研究素材来源于 2020 年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M 县的驻村调研。 M 县原本是国家级贫困县，S 村位于 M 县西南部，距县城 34 公里，距乡政府所在地 3.5 公里，占地面积 25 平方公里。全村共有 5 个村民小组，17 个自然寨，总人口 759 户 3021 人。全村以布依族和畲族为主，少数民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 92％。在脱贫 攻坚中，该村也实现了华丽转身，村党支部还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获得“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的殊荣，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 一、何以可能：乡村变化对新时代农村党建提出新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世 界奇迹，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乡村社会也随之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和农村基层党建随之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以后，农村党建和乡村治理 都亟待提档升级。 （一）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社会变迁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维度，深刻反映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政策松动，劳动 力流动迅速加快，农村作为人口的“净流出”地，人力资源的削弱使乡村社会呈现出 明显区别于传统时期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乡村人口结构和村庄社会性质的变化。 1、村庄人口结构失衡。 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较为明显，中西部农村发展普遍比较落后。 在市场化的浪潮中，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明显不如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 劳动力人口呈现从中西部往东部发达城镇转移的主流态势，从而引发了中西部农村严 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村庄的常住人口主要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 守妇女，村庄人口结构失衡。以笔者调研的 S 村为例，村内去往江苏、浙江、广东等 地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每年都在 600 人以上，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人口结 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农村自治能力，“能人”外流导致村民自治缺少“领头羊”，骨 干劳动力流失极大地削弱了农村自治能力。而这一现象还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存 在，解决乡村治理的主体问题迫在眉睫。 2、村庄社会性质转变。 传统的村庄是个“熟人社会”，随着劳务经济的兴起，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多， 青壮年劳动力在村庄内长期处于“不在场”状态，与村民间的联系日益减少，长期居 住在村内的人们也逐渐疏离，在维系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乡土意识也被 稀释。村庄人和人之间变成了疏散的原子化状态，熟人社会逐渐变成“半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中村庄有一套地方性的社会规范在国家权力场外发挥着作用，随着村庄 人口结构失衡和市场经济意识的增强，这套规范逐渐在村庄场内被消解，人们之间的 交往开始偏向于市场规则。而“半熟人社会”使得原本的地方性共识逐步散失，村民 对村庄的主体感不断弱化。也就是说，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不再适应当今农村，其社 会规范体系有待重构，这是当前乡村治理体系要破解的核心问题。 （二）基层治理模式转型 35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在农村社会发生转型的同时，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也随之发 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基层治理资源和总体治理方略的变化上。基层治理资 源由汲取转为供给。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并于 2006 年在 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让农民更直接地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 从农村治理的资源流动上看，开始由资源汲取转为资源供给。一方面，国家依托 项目制将资源输入农村，比如 S 村近年来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及其他项目兴修了“组组 通、户户通”公路，对农田水利进行了改造，修建了产业坝区的产业路。但另一方面， 事权上收、工资统发作为税费改革的后果或者配套措施，使得乡镇财政变得越来越“空 壳化”。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来说，要支付有效治理的经济成本就显得更加困难。 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后使得依靠上级转移支付的行政运作方式难以支撑新一轮的农村 发展，基层政权“悬浮化”。 从农村治理的任务来看，税费改革以前，基层干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每年向村民 收取农业税，动员村民集资、出工出力为村庄供给公共服务。税费改革后，政策支持 改变了以往村庄公共设施需要村民集资出力的情况，村民们不用义务投工投劳就能享 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带来的红利。但不可忽视的是，收取农业税、动员村民 等过程使得基层干部和村民的联系非常紧密，过去集资、集工的样态可以将村民更紧 密的捆绑在乡村发展的利益链上。而今村庄的公共服务由国家“包揽”之后，某种程 度上也导致了村干部与村民联系纽带缺失和关系疏远，基层干部动员村民变得越来越 困难。总体来说，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要求， 这是乡村振兴必须直面的挑战。 基层治理方式由“能人治乡”转向“三治”融合。我国传统的村庄治理主要靠乡 绅等地方“能人”，这批人在地方多属于德高望重之辈，有着较广的社会关系网络， 能解决村庄的诸多事务，但是，他们也往往会固执于自身的威望，从而忽视了村民的 民意需求和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随着改革的推进，“乡政村治”成为我国乡村治理 的主要模式，这种制度设计本意上兼顾了基层政权的强制力和村民自治的主体性，但 在实际运行中，乡与村之间的关系把握却是一个难点，这种矛盾运行的结果可能是： 一方面，乡政府要向村委会推行政务，从而加强了行政渗透，使村委会“行政化”； 另一方面，能力强的村委会则过分强调村民自治权，上级的行政管理便难以实施，从 而形成“独立王国”。近年来，随着乡村治理改革的深入，村干部身份专职化越来越 普遍。与全国绝大部分村庄一样，目前 S 村村干部实行专职化管理，乡村“空心化” 对村干部的岗位胜任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尽管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一直在改革中 推进，但前进道路上仍有不少困难。当前的应变之策便是要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立足新时代，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加强法治力度，赋予 德治新内涵，切实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三 治”融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三）新时代农村党建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与乡村 干部座谈时指出，乡村处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末端，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 36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地基。加强新时代农村党的建设，既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要求，也是强化党对农村 工作领导的需要。 二、何以可为：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实践 面对乡村社会的变迁、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以及农村基层党建自身的需求，推进 农村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成为一种有益尝试。S 村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 大力进行村庄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等工作，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组织、行动、职能三个 方面嵌入村庄治理，对村庄的基层党建、乡村治理进行优化，取得了积极效果。 （一）组织嵌入：夯实治理基础 S 村是由 2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村内共有 5 个村民小组、17 个自然寨。全村共有 党员 76 人，在自然村层面设立了 2 个党小组。为了方便村庄和党员管理，村内重新 划分为 6 个片区，每个片区包含 2~3 个村民小组（自然寨），并设置 2~3 名负责人， 由乡镇副书记和村支书负责直接联系片区负责人，并将党员纳入片区管理。同时，在 村民小组层面成立组务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组管委”），组管委成员由村民小组 组长、党员、村民代表组成。 设置片区的主要原因是 S 村地形狭长，村民小组（自然寨）分布相对分散，部分 村寨距村委会较远，最偏远的村寨距村委会达 20 千米。若村民发生矛盾或有其他事 务需村干部到场解决时，村干部往往不能及时赶到，村庄治理十分不便。同时党员管 理也面临问题，受地理位置限制，党员分散在各个村民小组，平时难以聚集开展党建 活动。重新划分片区后相当于在村级和村民小组（自然寨）间搭建了一座“立交桥”， 既方便了对党员的管理，又能及时回应村民的需求。 在村民小组（自然寨）成立组管委，将村民小组内的党员纳入其中，党员成为组 管委成员后，在小组内有了明确的身份。组管委成立后，组内有事情一般在组内协调 解决，如果组内不能解决再上交片区和村“两委”，基本上能做到“小事不出组，大 事不出村”。原有的行政村村民小组的设置能够满足村庄人口较少且居住比较集中的 村庄的治理需求，而 S 村受地形限制，自治组织的服务功能难以发挥，党员与组织的 联系十分微弱，几乎处于无管理状态，这动摇了 S 村村庄治理的基础，不利于 S 村长 久发展。在设置片区和组管委后，各个村民小组的事务能够及时得到解决，且村民小 组不能解决的事务片区也能及时介入，大大缩短了村庄事务处理的时间，提高了效能。 同时，因为有了组管委成员的身份，党员在村庄管理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使基层党 组织的触角——党员深入到了村庄治理的末梢，在此过程中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在村庄 的覆盖面。由此，S 村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基础得到巩固，为村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 （二）行动嵌入：优化治理方式 S 村庄以往党建活动的内容局限于支部开会、党员交党费、学习文件，脱离了群 众的生活场域。S 村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中，创新工作方法，实行党员联户与 “十户一体”结合制度，将党建与治理结合，改变了单一向度的管理方式。党员联户 是指党员联系农户，并实施包指导、包宣传、包整治、包成效的责任制。“十户一体” 是指将村民小组（自然寨）的农户按照每 10 户 1 个小组的原则进行管理。 37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S 村 W 组按照每 10 户 1 个小组的原则，将该组 156 户分为 15 个小组，每个小组 安排 1 名党员，与 10 户村民选出来的户长一起负责该小组的日常工作，实现村民对 产业发展和卫生环境等方面的自我管理。在 S 村的环境卫生整治行动中，W 组党员针 对村民家居环境和公共区域环境采取了不同的工作方法。参与联户的党员们长期生活 在村里，对村里事务比较熟悉，能在工作中灵活转换自身“党员”和“村民”的身份。 在家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始时，党员利用小组负责人和“党员”身份进入对接农户家中， 实现合理“入场”。并灵活利用“村民”身份进行工作，通过拉家常方式了解村民对 环境整治的想法，对家庭卫生环境较差的村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促使村民行动起 来进行家居清洁工作。针对个别难以沟通的村民，联户党员会采取行动示范的方法， 帮助村民打扫卫生、整理杂物。如今的农村虽不再是“熟人社会”，但村庄的舆论还 是会发挥一定作用，让其他人帮忙打扫自家卫生会被组内的其他村民看不起，来自舆 论的压力会敦促村民做好自家的卫生清洁工作。由此，组内家居环境卫生实现转变。 此后，联户党员将目光转向组内公共区域的卫生“痛点”，发起主题党日活动，与其 他党员进行联动，共同打扫公共区域卫生，为村民打造干净整洁的公共生活环境。至 此，W 组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顺利完成。S 村其他村民小组（自然寨）也采用类似做 法，完成了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据 S 村驻村第一书记介绍，S 村因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成效突出，被贵州省授予“全省文明村”称号，吸引了来自全县甚至外县的村寨前来 参观，当时他们每天接待 3~4 批来访者，村民们也切实感受到了保持环境卫生带来的 成就感、自豪感，增加了维护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往的行政化倾向的技术治理偏向于对“事”的治理，主要表现是发文件、定规 矩，忽视了治理过程中“人”的因素。在 S 村进行环境卫生整治的工作中，联户党员 通过小组负责人和党员身份合理“入场”，深入到村民的生活领域，从而拉近党群关 系，再合理利用村民的“面子”意识，将村民动员起来着手改造自己的生活环境。用 具体行动改善了村庄原本的治理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三）职能嵌入：重塑治理属性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S 村基层党组织坚持“党支部引领、合作社领办、 引进企业创建”的原则来发展本村产业。 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省 M 县，S 村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村内有一个面积 2949 亩的坝区，具有海拔高、气候凉爽、交通便利的特点。但由于人口外流，S 村人口结 构失衡，留在村里的多是弱势群体，他们劳动能力较弱、收入水平较低，部分村民无 力耕种土地，从坝区农业获得的收入十分有限。为了改变这一现状，S 村党支部号召 村民流转土地发展产业，推广“党社企联建”模式，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指导其 进行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组织有劳动技能的人员组建专业合作社，培育各类专业化、 市场化的服务组织和个体，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因地制宜发展高山冷凉蔬菜种 植产业。2020 年 S 村蔬菜种植面积达 3750 亩（含复种）。同时发挥党支部、合作社 和企业之间的三维联动作用，促进了产业的迭代升级，还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发展订 38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单农业，2020 年蔬菜订单面积 3350 亩，订单率近 90％，为 S 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 力。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S 村党支部注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引进新品种时，S 村的党员干部主动提供自家田地进行试验，降低产业发展 风险，保障村民及村集体利益。同时，党支部十分关注村庄弱势群体，建立了其与实 体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利益联结 670 户。产业基地招聘劳务人员时，党支部会优先 联系村里有劳动能力的生活困难户，询问他们是否有务工意向，2020 年优先聘请经 济困难人口 76 人在产业基地务工。对于经济实在困难且无劳动力的人员，年底集体 分红给予兜底保障，按照村民家庭情况，发放 100 元至 2000 元的分红。 传统村庄是“熟人社会”，整个村庄是一个共同体，有扶助弱势群体的传统，形 塑了一种具有“公”的精神和内涵的规范，但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农村社会转型， “公” 意逐渐被消解。S 村在进行产业发展前，村民通过种植粮食作物获得收入有限，缺乏 集体经济收入，导致村庄建设和发展过度依赖项目制的资源输入，基层共同体及其秩 序无法维系。S 村党支部通过引领村庄产业发展，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还重振了村 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从无到 2019 年达到 100 万元的质变。这是因为，一方 面，提高村民收入，符合村民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集体经济收入能为项目制无法覆 盖、本村村民又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如 2020 年 S 村投入 15 万元修建 产业路，盘活 200 亩撂荒土地，促进村庄发展与村民需求相联系，重造村庄共同体。 另一方面，通过党员主动承担产业发展风险及扶助村庄困难群众，真正做到“为民服 务”，重塑村庄“公”的意识，在村庄场域注入公共性。这一变革，也解决了基层治 理行政化问题，重塑了治理属性。 三、何以有为：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耦合 通过对 M 县 S 村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在乡村社会转型和基层治理模式转变的背 景下，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嵌入、行动嵌入、职能嵌入夯实了治理基础、优化了治理 方式、重塑了治理属性，为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保障。其经验在于， S 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实现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耦合，这为其他乡 村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结合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 （一）组织结构耦合 S 村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将治理单元下沉到村民小组，在村民小组组建组管委， 进行村民小组内部的事务管理；并在小组内设“十户一体”小组，对小组内有关环境 卫生和产业发展的具体事项进行自我管理；基层党组织将党员纳入组管委和“十户一 体”小组管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都在村民小组层面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实现了两 者的耦合。这种组织结构上的耦合之所以能够发挥良好的效果，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 因： （二）治理取向耦合 在 S 村的实践中，治理取向耦合主要体现在乡村治理重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 要、基层党组织践行群众路线以及村庄公共性重塑上。 （三）乡村治理与基层党建的互动 39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基层治理的核心是事务的解决，而基层党建的核心是对人的组织和动员，基层治 理与基层党建相辅相成。在实践中，S 村面临“悬浮化”困境的基层党建借助乡村治 理的具体事务实现了“落地”，同时基层治理借助基层党建的动员力量实现了事务的 解决。 四、研究启示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和战斗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可通过组织嵌入、职 能嵌入、行动嵌入或探索其他路径与乡村治理深度结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探索有效治理的方式。M 县 S 村 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嵌入、行动嵌入、职能嵌入乡村治理，夯实了农村社会的治理基 础、优化了治理方式、重塑了村庄治理属性，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 理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在实践中还要注意基层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的程度，嵌入过度 势必会使乡村治理的主体即村民丧失自主性，乡村振兴则成为基层党组织的独角戏； 嵌入不足又难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动员优势，无法在乡村振兴中引领村庄发展。如何 确定合理的嵌入程度需要更多学者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此外，从 S 村的实践来看，农村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还需要注意党建嵌入治理 的实体化运作问题。目前 S 村村民小组的组管委和“十户一体”小组在配套资源方面 存在不足，如缺乏公共的议事场所，这会影响组管委和“十户一体”小组的功能发挥， 党建孕育出的村庄“公共性”也无法扎根村庄，可能会面临再次消解的风险。从另一 个角度来说，这是今后 S 村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提升的突破口，也是其他乡村探索 和优化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路径的切入点。在今后的实践中各地需遵循因地制宜的 原则，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有效结合，探索更多符合当地发展的可行路径。 （节选自 严瑾、刘慧《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贵 州省 M 县 S 村的考察》，载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40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编者按】乡村治理是指在乡村社会中，通过政府、农民、社区居民、乡村组织 等多方参与，共同解决农村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并推动乡村发展、繁荣与稳定。在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乡村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府应当制定符合乡村特点的政策支持和措施，发挥好引领和协调作用，同时也要征 集农民、社区居民和乡村组织的意见，充分听取基层的声音和需求。农民、社区居民 和乡村组织则要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础 上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共同努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相信通过多方合作， 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 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以太仓市浏河镇为例 2022 级 MPA 5 班 金宇超 一、引言 数字技术可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科学性与前瞻性，可广泛应用于数字政府、智慧城 市、公共事务管理等乡村治理领域中。当前，我国率先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城市，催生 了智慧城市，已经获得发展红利。同时，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加速向农业农村广泛渗透。建立数字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协调 政府内部关系，打通现代乡村治理的时空界限，加速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发 挥好数字技术的联结作用、管控作用，可有效提升浏河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浏河简介 浏河镇隶属于江苏省太仓市，地处苏沪边界地区，民风相近、语言相通、往来密 切，面积 64。59 平方千米，人口近十万人。浏河作为“江尾海头第一镇”，东与崇 明岛隔江相望，南与上海宝山、嘉定两区接壤。辖 7 个社区、8 个行政村，是江苏省 第二轮强镇扩权试点镇。太仓市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要多级带动沿江片区高质量发展， 其中浏河镇定位为对接上海、服务港口的滨江生活服务、生态休闲城镇，也是依托“大 港区”概念，发展临港产业，融入上海的关键一环。 （二）浏河乡村治理现状 浏河镇做广、做深、做实乡村治理现代化工作。充分发掘和利用数字信息技术的 支撑作用，将其内化为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资源。运用集“信息汇聚、指挥调度、 分析研判、督查考核”为一体的闭环处理模式，为镇区运行和应急事件管理提供决策 辅助。积极探索长三角区域联动，与上海宝山罗泾镇、嘉定华亭镇在河道治理、环境 整治等方面联控风险、联合执法，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延伸治理边界，深度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 二、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水平 41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如今，作为科技发展结晶的数字信息技术革命，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愈发明显。大 规模的人口流动、线上线下的融合渗透、多样化的人口居住特征愈发凸显，物理与虚 拟空间之间的交互更加频繁。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除了依靠网格员的地面 巡查，浏河镇集成指挥中心还将治理维度抬高，通过 AI 智能分析、高空鹰眼等技术， 实现三维化的治理网格。我们将网格维度分为三档，网格员巡查是第一档，第二档是 离地面约 4.2 米的“电子网格员”——AI 智能分析摄像机，第三档则是离地面约 80 米的高空鹰眼，共设 16 处，覆盖全镇 68 平方公里。同时以太仓市社会综合治理联动 中心所建设的视频监控平台为依托，接入浏河派出所治安类监控 841 路、太仓市信息 港专线社会面监控 2619 路。海量的监控资源，不同的监控角度，丰富的监控点位， 为浏河镇社会稳定和乡村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 （一）星光级全景高空鹰眼系统 依托于智慧浏河平台中的 GIS 地理信息系统，形成一个监控方位的数字化地标。 目前已经在镇域范围内布设了 16 台星光级全景网络高清智能球机，东望长江，可以 看到江面上航行的货轮，南望浦东陆家嘴地标建筑，西望太仓站广场及太浏快速路， 北望港区石化码头。高空鹰眼作为网格化巡查的“补丁”，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查的视 野盲点。今年以来，浏河镇通过高空鹰眼系统发现隐蔽性的乡村违建建筑三处。2021 年 6 月 23 日浏河镇好买得超市顶楼起火，应急指挥负责人在指挥中心通过鹰眼和 5G 实时回传终端进行现场指挥调度。 系统全景画面由 8 个传感器拼接而成，可实现 360 度的全景监控，保证城市安 全，让违法行为无所遁形。系统具有强大的前端图像采集能力，融合全景和细节双视 角，可实现对目标的布控跟踪，跨镜接力；同时后端还需要有一个以计算机及网络技 术为基础的、结合全方位的设备控制能力来实现的快速反应控制系统。目前主要功能 是从高空监测工地施工情况、屋顶违法搭建情况、人口密集区域交通流量、企业安全 生产等情况。该系统依托高点进行辐射，覆盖浏河镇主要乡村地区，图像清晰，机动 牌照字号视字如境，实现 360°全天候无死角监控，为基层乡村治理提供强有力保障。 （二）超高清 AI 摄像智能分析系统 该系统针对各类反复性、动态性的乡村治理难题，比如出店经营、道路不洁、流 动商贩、渣土车辆运输途中未密闭等情况，这些电子网格员全天候 24 小时进行抓拍 取证，并上报案件，系统自动派单给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处置。在监控摄像头中加入 智能算法库，实现视频监控产品的智能化。一旦有事件发生可以及时报警生成案件， 相对于人为执法来说，其成本相当低廉。通过前景检测、目标检测、目标跟踪、目标 分类、轨迹分析、事件检测等多个环节来实现出店经营、违停抓拍、垃圾满溢、流动 商贩、道路不洁等执法难点问题的抓取生成。“智慧浏河”平台每月对各个点位的案 件进行积分统计分析，从而调整各道路治理内容的侧重点。 （三）浏河镇全域一张网监管系统 浏河镇为了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化、细化日常监管，自 2020 年初便开始 进行“多网融合、一网统管”的企业巡查模式的探索。首先是“融”，从顶层设计便 强调了网格的整合，将安监、环保、消防、市场监管、卫生等部门原本零散的、各成 42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一派的网格管理统一起来，全部采用江苏省统一的网格划分标准；其次是“统”，参 与网格巡查的网格员由指挥中心统一管理，一套管理和考核办法；最后是“管”，人 与格绑定，与任务清单挂钩，入企巡查、市容市貌管理、基础巡查三类网格员对应不 同的任务清单，根据清单内容对不同的管理对象进行巡查。 （四）全业务综合协同平台 智慧浏河业务协同平台面向镇域领导及各政务工作人员，提供镇域空间资源调阅、 业务信息检索、空间化分析定位等功能组。另外，面向指挥中心管理人员提供大数据 管理、资源访问监控、资源权限管理等功能应用，实现对镇域公共基础资源库的全面 可视化调阅与信息挖掘。基于资源库与统计分析结果，依托移动端 App，实现数据资 源及各类业务信息的在线调用、我镇指挥中心的实时联动沟通，服务于政务科学决策 及事件处置，助力指挥决策，为各级工作人员提供了随手可取的信息服务。 基于智慧浏河大平台体系的建设，从而推动浏河镇农房报建（原宅翻建、危房修 建、进小区）审批工作信息化管理，集成规划选址审查、农房审批管理、农房信息管 理、工匠管理和设计图管理等内容，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提高建房审批工 作透明度。动态对浏河镇不同隐患等级的房屋进行不同的闭环处理流程。实现房屋管 理的数据分析与挖掘，包括隐患位置热力图、巡查点位展示与预警基于数据滚动更新 机制，将为镇区运行以及应急事件提供智能化指挥调度能力，同时促进全域空间管理 技术手段创新，整体提升决策水平和空间治理能力。 （五）标准地理信息资源数据库 根据对浏河镇各行政部门、各村社区现有地理信息数据资源进行调研和对接。按 照标准化原则，对数据、接口、资源目录等形成统一标准，确保数据服务的权威性和 统一性，便于人口信息、法人信息、地理信息资源在镇各部门之间合理开发利用。 运用 GIS 地理信息系统、网络、数据库技术，建立浏河镇地下管线并联审批系统。有效管理 我镇各类、各阶段地下管线信息、辅助管线规划施工审批。依照空间数据坐标系 CGCS2000(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实现数据可视化表达，形成了 678 项数据成果表，285 个专题空间图层，进 行信息发布。采用成熟可靠的软件技术，通过系统全面的测试技术，确保数据交换、查询、反馈 等功能及大数据量并发传输、数据安全等关键环节的稳定可靠运行。 （六）农房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基于浏河镇农村工作局、建设局、资规分局及 15 个村社区实际工作需求，建设 了浏河镇农房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农房建设审批管理系统涵盖申请审批、合同备案、 清场放样、建房监管、竣工验收五个阶段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实现宅基地管理一 张图、审批一条链、监管一体化，打造宅基地多级覆盖、部门协同、整体联动、线上 线下同步的服务新模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完备的宅基地全链条数字化，全流程透明 化，全业务精细化、全过程智能化的解决方案服务体系。 农房建设审批管理系统为全苏州首个全流程线上流转办结系统，其构建了农房建 设“一张图”管理平台，可全面展示宅基地现状数据、管理数据、规划数据及业务数 据，形成宅基地大数据资源底板，为宅基地受理户数、受理审批完成率、建设面积占 比等提供专题统计服务，同时提供审批“一条链”实时查看服务，快速聚焦各节点审 核状态及业务图文信息阅览。不仅如此，该系统还构建了农房建设审批管理平台，利 43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用“互联网+”、信息核验、在线签字、短信待办提醒等技术，深度融合线上线下农 房建设业务服务需求，拓展宅基地政务服务渠道，通过电脑端、手机端、平板端多端 服务方式，实时提供宅基地在线申请、流程追溯、联合办公、在线监管等服务，实现 从“线下跑”向“网上办”“分头办”向“协同办”转变，全面推进宅基地业务服务 “一网通办”。 三、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浏河镇在将数字技术全链条、全周期融入乡村治理的探索过程中，积极提升不同 场景需求下的基层治理能力，从而更好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但是数字技术 的自主发展也有失控风险，对乡村治理体系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 挥数字技术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影响以实现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体系的支撑作用， 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隐私权以及对传统乡村治理体系造成的挑战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为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对伦理道德以及传统 的乡村治理体系造成威胁。在乡村区域设置海量的监控是实现基层社会有序治理、维 护社会公共安全的必要手段，但是 AI 监控系统的不当使用和管理，也必定会引起公 民关于隐私权侵犯的担忧，如何调处和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十分重要。 笔者认为可以从多方面共同推进：一是要明确网络隐私权的法律地位及保护的基 本范围。隐私权需要被定义为独立的一项公民权利，科学定义隐私权以及网络隐私权 的内容和范围；二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为适应互联网时 代的新背景，在立法过程中，有必要明确网络隐私权的法律地位，使其独立，并明确 责任主体、保护范围等相关内容，从而更准确、更有针对性地保护侵权行为；三是要 加强执法力度。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保护互联网上的隐私。充分发挥行政机构的行政权 力的作用，节省法律和行政资源；四是要提高公民法律保护意识。公民隐私权遭到侵 犯，许多情况下是由于法律意识不强所致，因此提升公民的相关法律意识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5G 和云计算作为近年来高速发展的领域，在火神山医院全民“监工”、阿里云和 百度云的开放、协同办公等领域，均体现出了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价值。浏河镇探索 数字技术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不少 问题。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电力、给排水、管网等城市公用领域的物联网应用和 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较低；基层政府内部各部门网络资源配置不均衡、性能无法满足 日益增长的需求；乡镇农村地区 5G 基站覆盖还存在盲区。 需要进一步高效配置社会资源，赋予“智慧大脑”感能、描述、反馈、预测等全 方位功能，实现乡村治理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升级，更好对接群众需求。 （三）打通政务数据的流通闭环 目前，上级部门下发的垂直应用系统相互独立，存在数据壁垒。浏河镇域平 台应该高位协调，汇聚本镇各局办中心和各村社区的海量数据，做自己的大数据池， 发挥大数据整合的作用，信息共享、协同办公。例如智慧浏河系统目前使用太仓资规 44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局下发的 2022 年三维倾斜摄影影像图，在国土空间整治工作中存在时效性差的问题； 可以考虑浏河镇自行采购高精度测绘服务，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一方面，数据池可 以在物理层面上的高度集中来节省资源，建立标准机房，存放各局办重要的信息设备， 统一建设高标准的电路、消防、安防基础环境，统一进行信息安全防护，由专人进行 维护。另一方面，大数据真实的价值隐藏于各种各样、毫无规则的数据之下，可以发 掘数据背后的价值并真正加以利用，将具有海量规模的大数据变成活数据，摸清浏河 镇各个条块的家底底数加以分析研究，并广泛应用于浏河镇十四五发展的各个领域， 服务不同社会群体。 （四）相关人员信息化能力欠缺 当前浏河镇各局办中心、各村社区普遍缺乏专职信息化人员，导致各局办在信息 化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与不足。一方面基础办公环境得不到保障，网络内外网资源 规划不足，另一方面工作时未能充分发挥“互联网+业务”的作用，不知新工具，沿 用老一套，无形中降低了效率。 数字技术驱动浏河镇乡村治理现代化，也对相关人员的数字素养、信息化能力提 出了新的要求。数字技术是高效参与日常生活和工作很多方面活动的基础，利用数字 技术所必需的技能和本领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必不可少。乡村治理现代化取 得成功，不仅要求提升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能力与素质，尤其是数字能力与素养，还需 要社会大众必不可少的适应能力和运用能力。 四、结论 乡镇机关应该做好高位协调，汇聚各部委办局的数据，做大数据池，发挥大数据 整合的作用，在整合过程中做到一个标准，例如所有乡村房屋地址必须采用公安标准 地址，这个标准地址不应该是公安部门单打独斗，而是应该从大市范围内，从政府顶 层设计的方向去推动落实，从而通过静态的唯一性去匹配动态的事务。 深入挖掘大数据。充分应用大数据库及分析成果推进乡村治理，乡村治理“大数 据”真实价值隐藏于各种各样、毫无规则的数据之下，要发掘数据背后的价值并真正 加以利用，才是大数据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建立大数据乡村治理平台仍是第 一步，不解决好应用和服务的问题，重金打造的开放大数据平台很容易“空心化”， 难以对乡村治理和社会福祉产生应有的支持。从大数据乡村治理平台上，政府、市场 和社会等乡村治理主体可以低成本地通过获取、存储、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 量规模的大数据变成活数据，并广泛应用于乡村治理领域，服务不同社会群体。 开发地方特色功能模块。乡村治理现代化指挥平台建设应当因地制宜，因情施策， 把项目清单划分好规定项目和自选项目类别，由各镇街根据自身实际选择，打造具有 地方特色的乡村治理样板，避免平台建设同质化。结合苏州各县区特殊人口结构的区 域特点，打造具有苏州特色的乡村治理创新经验，切实增强苏州乡村治理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 强化顶层设计规划。一方面各部门都已经逐步建设完成信息化共享的政务平台系 统，但是在运行使用过程中，相互信息共享、协同办公的理念还未深入，各自为政， 45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产生数据孤岛和信息壁垒，效率较低；另一方面，在法律制度层面，还缺乏相应的体 制机制。信息化建设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技术指导。 强势打通数据壁垒。目前上级部门下发的垂直应用系统相互独立，应当充分整合 各部门和社会信息化资源，推进专业化合作分工，规范数据接口格式，避免数据的多 头采集、重复录入，建设统一的乡村治理公共资源大数据池，全方位提升乡村治理现 代化的能力和效率。 强力厘清权责清单。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平台，厘清部门条线与属地的权责，制 定属地管理清单。条线和属地曾经长期各自为战，乡村治理效率低下。乡镇在治理中 普遍追求速度，这就需要形成一个高度集成、高效协同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浏河镇深耕“信息化+网格化”建设，从党委、政府关注的重点工作实际出发， 坚持以业务需求为导向，在推进业务的过程中积累数据、运用数据、共享数据、提炼 数据，为各局办增齐补强短板弱项，为乡村治理“把舵”“赋能”“增效”，夯实乡 村治理现代化的底座，用“智慧化”建设为政务工作提质增效，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工 作提供了浏河样板。 基于农文旅融合的乡村规划策略探究 ——以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岑卜村村庄规划为例 2022 级 MPA 1 班 奚累 一、引言 2018 年 3 月，伴随着自然资源部的成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我国国家空间 规划体系改革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时期。不同部门和地区为解决特定的问题，开展了名 目繁多的村域尺度的规划实践。如江苏关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广州关注村民宅基地 建设诉求，上海关注农村土地整治，浙江关注美丽乡村建设设计。规划类型包括村庄 建设规划、镇村布局规划、美丽乡村规划、村庄整治规划、特色田园乡村、村土地利 用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等等。《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提出“以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把“拓展乡村特色产业、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作为 重点任务。农文旅的融合发展，以农业为基础、以文化为内核、以旅游为载体，能够 有效激活乡村经济活力，并以创新思维、技术和方式带动乡村产业、文化、生态、人 才等各环节的全面振兴。 我国地大物博，大部分乡村都拥有优质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在 规划过程中，未能有效地保护既有资源，并就势进行各方面联动与创新，导致部分乡 村面临生态保护不足、文化底蕴未显、人员原子化或人才流失、过度商业化、同质化 及产业发展滞缓等问题。本文尝试以 2022 年新晋“网红村”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岑 卜村为例，探寻农文旅融合发展机制下的乡村规划策略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 46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本文将“农文旅融合发展”定义为基于农业、地域文化、自然风光等资源，与旅 游项目结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乡村形成农文旅三者相融的旅游度假综合体，且 可吸引人才回流、人员留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该模式的构建理应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规划区域应当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文化 是旅游的灵魂，文化与旅游相生共兴，没有文化的旅游千篇一律，难以持续；其次规 划区域应当有可改造、规划的农业生态；最后应当有富有特色或可设计、利用的自然 生态资源，以此作为旅游项目的规划基础。案例中的金泽镇岑卜村曾于 2009 年被列 为首批二十六个全国生态文化村之一。村内大部分为农用地，村庄三面环林、一面临 湖，有萤火虫栖息地，自然生态极优；另有五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是农文旅融合 发展下被称青浦“亚马逊”的休闲旅游“网红村”。 二、岑卜村规划设计概况 （一）地理概况 金泽镇属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岑卜村位于金泽镇中部，北距淀山 湖约 1.5 公里，西南距金泽镇政府直线距离 3.0 公里，东侧紧邻华为青浦研发中心， 东距青西郊野公园 8 公里。沪渝高速在村域北部东西向穿过，快速连接上海和浙江。 整体规划面积 200.78 公顷，其中建设用地 23.16 公顷，农用地 130.51 公顷，水域及 未利用地 47.11 公顷。 （二）人员概况 截止 2021 年，全村户籍户数共计 425 户，户籍人口 1113 人，其中老年人口 389 人，老龄化率达 35%。入驻新村民共约 90 户，新村民常住人口约 100 人，仍有持续 增加的趋势。新村民从事的行业多元化，有环境规划师、生态学硕士、景观设计师、 律师、网店店主、皮划艇运动员、退休家庭和周末度假群体等，对村庄发展和自然环 境保护的关注度较高。 （三）产业概况 岑卜村现状产业以一产为主，三产为辅，二产随工业用地减量正逐步清退。一产： 以粮食苗木种植、水产养殖为主，科技化程度不高，缺少产业链延展和高附加值开发。 主要种植稻米、油菜、有机蔬菜等农作物，培育黄桃、香樟等果树和苗木种植，养殖 淡水鱼，螃蟹、莲藕等水产。二产：基本已无二产。三产：以小型民宿、餐饮、水主 题俱乐部为主，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四）文化概况 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田山歌”一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婆茶、 宣卷、烙画、簖具制作技艺”四项。村内共四座佛教庙宇，每逢农历观音生日，村中 佛教信徒会走村拜庙，唱诵佛经歌曲。当地还有“古戏台”等传统风俗活动，在古戏 台前广场举行活动，有岑卜村夕阳红丝竹乐演奏与漂亮村姑沪曲演艺等。随新村民入 驻的生态教学、国学讲堂等正逐渐形成新的人文资源。 （五）环境概况 岑卜村为典型江南水乡村落格局，共 4 个自然村，分别是夏卜港村、小岑庄、岑 庄村、永新村。其中永新村已撤并进镇安置。岑卜村拥有三大特色自然资源：村界 2.15 47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公里的蓝色珠链休闲景观带岸线，小葑漾候鸟栖息、白鹭成群；是上海市内唯一能观 察到两种萤火虫的地方；拥有皮划艇水上运动项目培训基地。 村内村落分布相对集中，呈现条块混合的格局。村内主要道路与水系并行，巷弄 垂直河道向外伸展，在桥头及水系分叉处形成开放性公共空间。建筑四周被农林、水 系围绕，具备“宅宅有水、路路见水、宅田水共生”的江南乡村的空间景观特点。整 体保留江南水乡粉墙黛瓦、临河而居的风格。村内有少量老宅最早可追溯到清朝，但 外立面呈不同程度破损。村内部分农民自建房呈简欧风格，总体建筑质量参差不齐、 风貌不一。 三、岑卜村存在的需求与问题 （一）现状问题 村内人口老龄化严重，村级适老公共服务设施缺乏；村内用地布局缺乏统一规划， 公共活动空间缺乏，少量集中公共空间功能单一、不成体系；村中现有农产业附加值 低，原村民与村庄的经营活动割裂，人员呈现原子化；村内旅游配套设施缺乏，旅游 项目单一，无法满足并留住游客；岑卜村自身富有历史文化底蕴，但缺乏系统性的衍 生创新与传承发展；村内宅田水共生的乡村肌理及野趣横生的乡村特色在大力发展旅 游项目的同时亟需进行保护。 （二）发展需求 村集体期望：落实村庄第三产业发展用地，带动村庄层面经济收入的增长；集中 选址划分生产队菜园，进行科学的统筹规划；合理规划村级公共服务设施，如停车位 等，满足原村民及后续农文旅项目发展的需求增量；进行市政基础设施的更新，吸引 新村民入驻。 原村民期望：完善老年人养老活动设施；通过房屋出租等经营性活动增加经济收 入；确保第三产业不侵扰老年人日常生活及休养活动。 新村民期望：保护萤火虫活动区域生态；更新部分村间道路，体现乡土风光特色； 既有村内水上活动与青西郊野公园等联动；村内形成成套化的合理产业运营机制。 （三）基于现状与需求的规划方向 1.完善村级公共服务设施，提高村民公共生活空间品质，保障村民生活质量； 传承岑卜历史文化，塑造特色文化空间； 2.振兴乡村产业发展，促进村民增收，吸引年轻村民回乡创业； 3.保留特色生态及巷弄景观，吸引新村民入驻； 4.完善旅游配套服务，与周边联动发展，提升旅游项目竞争力； 5.符合上位规划要求，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区域。 四、岑卜村农文旅融合发展规划 （一）产业发展规划 围绕“一产增效、三产拓展、文化赋能，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思路。岑卜村的规 划首先是打造生态农业，开辟生态农业实验基地，将生态学与有机农业结合，强化岑 卜村绿色有机农业品牌；其次是发展体验农业，开发农产品采摘、亲子农业体验教育 48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等高附加值业态；再者是依托独特水生态文化，联动周边文旅场景，依靠特色非物质 文化赋能，打造出岑卜独特的生态文旅品牌。 规划时应用八大产业发展分区：以生态、科技、智慧为特色的现代农业片区；以 生态农园、稻田休闲为主题的创意农业片区；以林中休闲、主题采摘、科普教育等为 主的休闲林业片区；以国潮文化和乡村度假为主题的文创市集片区；以空置民房改造 的滨水休闲街与多元主题住宿为特色的休闲民宿片区；以生态湿地为特色的生态渔乐 片区；以水上运动为主的亲水休闲片区；本土居民生活保留片区。 （二）产业发展路径 1. 发展智慧农业及低碳有机农业。与高校合作，推进科技兴农，着力提高稻米、 油菜、有机蔬菜种植标准化、特色化、精品化水平。传统农业与现代生物科技相结合， 打造岑卜自有农产品品牌。 2. 应用“鱼菜共生”的智慧养殖模式。推行生态化、现代化鱼塘建设，利用现 代科技信息技术与农业设施融合，建设成国家水产养殖生态示范场，提升岑卜村水产 经济价值。 3. 依托生态优势打造生态农园。充分调动有创业意向的新村民，以承租小型农 田的方式开发生态农园、创意农园，开展面向都市群体的蔬果采摘、休闲康养、亲子 研学等活动。同时，开辟生态农业实验基地，发展生态循环的环境友好型农业，强化 岑卜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 4. 在保护生态林地的基础上，开展林中旅游活动。以先进的环境生态监测为基 础，开展不破坏既有生态的科普研学、林中露营、萤火虫之旅等林中休闲活动。 5. 以皮划艇训练基地为主题品牌亮点，以小葑漾、村中河道等水资源为依托， 形成垂钓、水上观光等多元水主题体验，打造“十里黄金水道”水上游线，形成岑卜 水上休闲旅游品牌。 6. 以岑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托，打造“一尺豫园”，形成以“宣卷”、“烙 画”、“簖具制作”等技艺体验为主的国潮场景体验区。同时改造闲置场所，打造跨 界融合国潮文创区、汉服文化主题区，打造文化交流品牌。 7. 发展民宿经济。打造生态农业、水上观光、乡村野趣与国潮文化动静融合的 多元民宿休闲环境。提升原村民经济收入，吸引新村民入驻。 8. 承接华为研发中心功能外溢，通过闲置区域置换，发展创意产业，改造公共空间，融合 “共享复合”的理念。在村内建立艺术家工作室、网店运营基地、乡村图书室、乡村公共创意活 动空间等。 五、岑卜村农文旅融合规划成效 2022 年夏天，岑卜村在网上“火出了圈”，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岑卜 村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水环境，生态农业及文化底蕴赋能，以民宿、旅游产业为抓手， 吸引了一批新村民入驻，也引来了大批游客。据东方城乡报 2023 年五月报道，岑卜 村村书记介绍，随着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与整村运营模式的推进，部分村民已实现增 收，如今仅房租已实现翻番。预计明年村集体的收入可增加约 100 万元。 （一）农文旅融合发展效益分析 49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1. 农文旅融合发展为岑卜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 准确迎合了休闲旅游市场的需求，依托原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岑卜品牌特色的文旅项目， 有别于市场上其他农家乐。二是农文旅融合规划后，原本归属各产业的资源现今可整 合互通，产业间实现了互相促进。 2. 农文旅融合发展为岑卜村带来了人文效益。随着岑卜村的出圈，新村民开始 增加，原村民也因此出现了回流。亲子研学、水上运动等新业态提供了更多数量、更 多种类的就业岗位，可有效缓解乡村常见的空心化问题。 3. 岑卜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探索带来了社会效益。2021 年，青浦区金泽镇人民 政府、岑卜村村民委员会和微笑草帽(上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 40 年的岑 卜国潮文化村乡村振兴示范村“整村运营”合作协议，创新探索由社会资本参与整村 运营的乡村发展模式。以“国潮文化村”为定位发展核心产业，搭建整村运营机制， 制定《岑卜村整村运营管理办法》，采用“第三方运营+岑卜经济合作社管理”的模 式，实现村集体和农民增收创收。一方面以“国潮文化村”为定位发展核心产业，另 一方面搭建整村运营机制，实施整村招商、整村运营、乡村治理。 1这一模式是一全 新的探索，也是目前看来可复制的成功模式。 六、结论 基于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规划设计即在符合上位规划的基础上，要结合当地的 自然环境资源、历史文化禀赋进行产业联动、创新。此类规划设计的关键在于将生态 农耕文化、区域人文文化、休闲旅游项目建立科学联系，构建富有独特村域品牌特色 的农文旅融合乡村游线的同时，防止其过度商业化而趋同于市场既有旅游产品或破坏 乡村原有生态资源。目前，城乡发展差异较大，农村空心化严重的情况下，只有坚持 农业、文化、旅游三产业互相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村一特色的乡村振兴新模 式，才能迎来乡村治理的生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闲置农房盘活破解农村治理资源整合难题的地方实践、问题剖析与路径优化 2022 级 MPA3 班 曾顾婷 一、引言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农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标准变高，叠加农 村居住空间的异质化、人口结构的多元化，使利益更趋多元。如何耦合乡村多元治理 力量，平衡群众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以摆脱集体行动的合作困境，成为基层政府 深入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答题。 “安联”模式是嘉定区安亭镇继“安客”模式后又一盘活存量资源、解决社会治 理问题的有益探索，是党建引领下协商民主和乡村振兴相结合的“最大公约数”。安 亭镇星明村党总支通过制度嵌入、关系嵌入、空间嵌入，“耦合”房屋所有权主体、 使用权主体、管理责任主体等多元治理力量，强化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联和制衡， 构建了党建引领下“资源互补、信任互增、责任共担、治理有效”的共治网络。 50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实地勘察、描述统计和座谈访谈等方法对安亭镇的“安联” 模式进行调研，并对模式全过程进行了回溯分析，剖析指出星明村“三难”表象背后， 其实是现代化城郊新农村存在的空间异质化、资源碎片化和利益多元化等共性问题， 以此为基础从内涵挖掘、可持续、可复制等角度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建议，为想实现 “明星村式”发展的“星明村”们提供可参考的现实路径。 二、星明村概况与“安联”模式的缘起 星明村位于嘉定区安亭镇东部，村域面积 2.46 平方公里，共有 10 个村民小组， 6 个生产队，实有人口总数 2279 人，其中来沪人员达 2073 人，占比 90.96%；沪籍人 员仅 206 人，占比 9.04%。农宅区域实有房屋共 249 户，其中出租 124 户，占比 49.8%； 农村房屋总间数 1376 间，出租房间 1047 间，占比 76.1%（数据来源：2023 年 2 月上 海市实有人口统计数据）。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星明村出租房屋比例均偏大且“人 口倒挂”现象突出，是什么吸引外来人员纷至沓来？星明村又缘何探索“安联”模式？ 这要从三个“三”说起。 在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方面，星明村有三个优势。一是产业兴旺。村域附近汽车 配套产业集聚，2 公里内有采埃孚、科世达、安波福等世界 500 强企业，占地 1100 亩 壹号湾科技园 1 座；二是交通便利。距离 G15 沈海高速、宝安公路出口 1 公里，主干 道连接宝安公路，金昌路，蕴藻浜横贯东西；三是文旅资源丰富。村民步行可达上海 国际赛车场、古树公园、上海市民体育公园·足球公园等。 在人居环境和刚需配套方面，星明村有三个痛点。一是农宅“老、破、危”。村 宅中大多数房屋翻建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样式落后、配套不全，有的已年久失修； 二是道路“窄、堵、旧”。40 多年前的乡村道路已无法满足村民目前的通行需求；三 是布局“小、散、乱”。不符合当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原则。 在基层治理和人民美好需要方面，星明村有个三难点。一是村委整治群租难—— 易回潮。私房租赁给村民带来收益的同时，极大地增加了村委会的管理成本，群租问 题屡禁不止、极易回潮，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和社会治理难题；二是村民零散出租难 ——效率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村民和租客供需难以对接，房源无法适配；由于信任 危机和风险识别能力的欠缺，房东对租客的承租风险缺乏判断，易发生矛盾纠纷，由 此导致出租低效；三是企业职工住宿难——成本高。翻建前，周边重点企业的职工部 分住在市区，部分住在村域内，市区房源大都配套完善、环境宜居，但职工通勤时间 长、租金高昂；住在村域内的虽然租金便宜、上班近，但周边配套不完善。因此，无 论是高租金带来的直接（经济）成本，还是不便利带来的间接成本，无疑都给职工住 宿带来“难”的属性，住宿问题带来的人才流失问题，对企业、星明村和安亭镇发展 带来的损失不可小觑（详见图 1）。 51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图 1 星明村村委会、村民和周边企业各有烦恼 三、难题剖析：农村治理资源整合的困境 星明村的“三痛”是硬件上的问题，而“三难”是软件上的问题，涉及基层社会 治理，须正确把握、深层剖析，透过难题表象看清实质，再用实践去检验、去解决。 调研发现，造成“三难”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是空间异质化。从前的郊区农村集生产、生活、社会交往于一体，居住空间与 社交空间、经济生产空间（工作空间）重叠，乡村治理中往往需要依靠人情、面子、 熟人关系运作，治理的行动逻辑是差序格局。而如今的现代化城郊农村，外来人口不 断迁徙嵌入，与本地村民呈马赛克式居住，人口结构从同质化逐渐走向多元化，新旧 村民的社会交往空间、工作空间逐渐分离，乡土社会的人情互惠机制逐渐淡化，人们 的社会性关联和制衡随之减少，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压力和挑战。对“人口倒挂”的星 明村而言，亟须建立一套更加包容的治理框架。 二是资源碎片化。现代农村常住人口居住空间、社交空间、工作空间三分离，治 理中心往往不固定，呈现治理资源碎片化现象。其中，居住空间中蕴藏着党组织、公 共资源、邻里关系等治理资源，工作空间中蕴藏着单位人际关系、单位外部资源等治 理资源，社交空间中蕴藏着情感积累、信任互惠等治理资源。因此，单纯的、局部的、 孤立的以村宅区域（居住空间）为治理视角和手段愈发难以为继，整合盘活村民居住、 社交、工作中的治理资源成为星明村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 三是利益多元化。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标准变高， 叠加农村居住空间的异质化、人口结构的多元化，使利益更趋多元。如果个体利益得 不到有效整合，相互捍格，就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合作困境，出现诸如群租整治回潮等 社会失序问题。因此，对于星明村而言，构建农村的利益共同体和信任互惠的机制成 为星明村实现问题之解的关键之举。 四、做法与成效：“三步”破题，“三方”共治 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难点痛点，安亭镇星明村以创建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为契 机，以“组团式翻建”为抓手，“三步”破题，推出“安联模式”（详见图 2）。 第一步，党建引领，规划先行。安亭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星明村住房更新工作， 聘请江南设计院参与，镇各相关职能部门一同参与监督把关。一是规划相对合理的宅 基地和公共空间，利用原有纵横宅间小道，新建村民组外围道路环线，形成村宅道路 网；二是借助村内现有水系丰富的地理优势，布局沿河绿带步道、廊桥景观，优化农 52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村宜居环境；三是统一风貌，广泛征求村民、企业、专家等多方意见，结合实际设计 “纯自住”“纯出租”“自住+出租混合”三种房型，最大限度满足村民的不同需求。 第二步，征求民意，组团翻建。星明村党总支多次召开村户代表会议，成立工作 组，广泛征求村民意愿。一是开展政策宣传，介绍《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 法》（沪府令 16 号）相关要求，“组团式翻建”的优势、用地标准、房型图和备案 审批手续等；二是组织党员、村民代表参观已完成住房更新的安亭镇向阳村、泖港镇 黄桥村、浦江镇革新村等，打消村民疑虑；三是明确“组团式翻建”全流程操作规范 和各方权利义务，一户一档、上墙公示，确保流程公开、过程公开、施工公开。经动 员，99%的村民签约参加“组团式翻建”。 第三步，联动企业，破题共赢。结合壹号湾科技园企业员工租赁需求、村民房屋 出租增收意愿，与企业联动合作，搭建供需平台，推出“1+3+N”“安联”房屋租管 模式，做到一次签约、三方共治、提供 N 项便民服务（第一类：公共区域的保洁、保 绿、保安、24 小时水电维修等村级便民服务；第二类车辆停车位、电瓶车集中充电和 企业聚会共享空间提供；第三类村组织的企业需求的各类文化活动），以实现资源盘 活、村民增收、人才安居、治安管理的多重“破题”，目前已有 16 套 96 个公寓标准 间初步签约。 人居环境和刚需配套上: 基层治理和人民需要需要上: 农宅： "老、破、危” 星明 “三痛” 道路: “窄、堵、旧” 布局: “小、散、乱” 自身条件和区位优势上: 村委遏制群租难 一一易回潮 星明 “三难” 产业兴旺 村民零散出租难 ——效率低 广泛开展调查研究 资源禀赋 交通便利 文旅资源 丰富 企业职工住宿难 一一成本高 出租型 步骤一:党建引领 规划先行 步骤二：征求民意 组团翻建 自住型 自住和出租 混合型 吸收经验 遵循“自建、自筹、自治” 和“整合资源、集约发展”原则 使用权集中：闲置农房的整合更新 赵巷村 “安客”模式 管服集中：闲置农房的统一运营 空间管理权 集中化 步骤三:“安联”房屋租赁模式 (试点科士达华阳) 社会治理关 系再造 公共事务协 作治理 1.可持续性? 2.可复制性? 3.内涵深化? 三方共治、破题“难、痛” 激励相容、合作共赢 图2 星明村通过“安联模式”实现“难痛”问题之解 53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分析星明村的“安联”模式，可以明显看出村委会、村民和企业三者关系的变化， 由先前的矛盾、博弈、信息不对称，转变为现在的沟通、合作、激励相容（详见图 3）， 这证明宅基地和农房作为私人产品的经济价值和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价值，并非不可 协调。对星明村而言，有效遏制了群租现象和消防安全隐患；从企业角度来看，职工 就近居住大大缓解了人才流失问题；对村民而言，“安联”模式的牵线搭桥切实解决 了“出租慢”“难出租”“效率低”的问题。 由此得见，“安联”模式是继“安客”模式后又一盘活存量资源、解决社会治理 问题的有益探索，作为守正创新、探索而得的“最大公约数”，“安联”模式搭建了 供需平台，成功矫正了村委、村民和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将房屋所有权主体、使用权 主体、管理责任主体吸纳进基层治理体系，将政府的治理目标有机融入房屋出租和外 来人口的服务管理活动中，推动了社会治理关系再造和社会共治机制的形成，实现了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 星明村 统一标准 监管 合作 搭建平台 供需对接 直接沟通 管理+服务 合作 直接沟通 企业 村民 合作 构建沪郊企业职工 “15 分钟”生活圈 间接沟通 图3 从矛盾到激励相容：星明村村委会、村民和企业三方关系的转变 五、经验启示：合作困境的打破 “安联”模式的成功在于以党建引领将协商民主嵌入“组团式翻建”全过程，构 建了包容性的共治框架，建立了激励相容的利益共同体，完成了农村治理资源的整合。 “安联”模式是否会变成一种有益的普适经验呢？我尝试提炼其作用机理和成功经验。 “安联”模式是守正创新之举。谈到盘活闲置农宅、规范私房出租和解决治理痼 疾，就不得不提到嘉定区安亭镇赵巷村的“安客”模式。赵巷村用“以房管人”的法 子，利用安巷工贸（赵巷村村属物业公司）将闲置农房使用权予以整合并改造更新， 集中经营管理，强化了基层治理权能。但是，赵巷村房屋多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房 屋为主，收储维护的费用极高，财政支持有限，物业公司只能以适当加固为主，无法 根本上解决房屋质量问题。详勘星明村的“三痛”问题，若一味照搬“安客”模式的 收储计划，难免会落入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窘境，因此“自建、自筹、自治”的“组 团式翻建”是问题之解。在相同区位，环境宜居、安全便捷的“安联”房屋和整洁有 序、价格低廉的“安客”房屋都成为了市场上的稀缺品（对比详见表 2）。 54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表 1：星明村“安联”模式和赵巷村“安客”模式的异同 类目 星明村“安联”房屋租赁模式 赵巷村“安客”房屋租赁模式 房屋托管标 准及年限 经组团翻建的新房（占地面积100平方 米，建筑面积250平方米）合同1年1签 无违建，符合安全标准，首轮租赁期限为 5年 房屋更新成 本 房屋的主体建造和简装费用由村民承 担，更新成本为65万元左右 以完善基础设施为目标更新农房，每栋 房屋更新成本在3万元以内 运营主体 无（村搭建供需平台，链接企业和村 民） 村集体企业（安赵物业管理公司） 运营收益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不收取管理费用， 租赁费用由企业（科士达华阳公司）按 照约定的房屋价格，半年支付一次的 方式直接支付给村民 单间面积15 平方米左右，租金 800元/ 间·月0。47元/平方米·天（租金） 租户收益 村委会为租住的企业职工提供各项服 务（第一类：公共区域的保洁、保绿、 保安、24小时水电维修等村级便民服 村委会实行租户积分奖励和楼栋长代表 务；第二类车辆停车位、电瓶车集中充 制 电和企业聚会共享空间提供；第三类 村组织的企业需求的各类文化活动） 社会治理特 色模式特点 村集体主导，房屋要求较高，高标准、 村集体主导，农房涵盖面广，低标准、低 与企业合作的“定制”模式 成本，运营成本内部化 第二， “安联”模式是党建引领下协商民主和乡村振兴相结合的“最大公约数”。 “安联”模式的酝酿、摸索和试点，是在产城融合背景下，基层党建引领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新的实践经验。首先，星明村党总支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在前期规划、按图施 工、组团翻建、联动企业各阶段充分征求民意，切实将群众路线落实到党组织的全部 决策中，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其次，星明村党总支通过制度嵌入、关系嵌入、空 间嵌入，将房屋所有权主体、使用权主体、管理责任主体吸纳进基层治理体系，强化 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联和制衡，构建了党建引领下“资源互补、信任互增、责任 共担、治理有效”的共治网络。 第三，“安联”模式是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新实践。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2019 年修改的《土地 管理法》中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十九届 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依然强调：“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 现形式。”星明村的“安联”模式，通过闲置农宅的盘活，使租客获得农房的使用权， 并避免了私房出租或转租中的负外部性失控的社会治理问题，使宅基地和农房作为私 人产品的经济价值和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价值得到调和，为宅基地制度的深化改革与 城郊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经验启示。 六、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 55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一）“安联”模式的内涵有待深化，品牌潜力仍需挖潜 第一，放大区位空间优势，串联打造“安联”系列品牌。定位上，要进一步深化 模式内涵，不局限于“闲置农宅的盘活”的手段，建议从“治理资源整合”的角度来 考量；战略上，依托“安联”模式的核心价值进行延伸，可以探索休闲度假、养老、 乡村旅游、民宿、文化创意等方向，推动“安联”品牌地位再提升、农村居住品质再 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再提升。第二，挖掘文化底蕴优势，构建农文旅发展新优势。建 议深入挖掘星明村历史文脉，培植文化优势。在文化空间集群的营造上，结合“我 嘉·邻里中心”“蔷薇满巷”“科世达小院”“壹号科技湾青年时尚乡村聚落”的建 设，一体塑造魅力乡村；在技术赋能上，紧跟“元宇宙”“数字孪生”“虚拟现实” 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抢占先机打造乡村数字空间的示范场景，将农村文化、环境等 现实资源转变为数字资源，助力“安联”模式农文旅品牌的能级提升。 （二）“安联”模式持续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的效能需要多方努力 第一，重视资金问题，确保“安联”模式可持续。“安联”模式需要大量的资金 投入却全程不收取服务管理费用，一旦前期成本和后期日常运行费用无法得到弥补， 村集体将可能陷入服务水平下降的恶性循环，为保证模式可持续，建议如下：一是采 取“输血”的方式，积极争取财政补助。二是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例如向社会各 界募捐、申请慈善基金、拓展项目收益等。三是加强“造血”的功能，增加集体经济 收入。四是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村治理项目，共同推进农村治理。五是做好项目规划 与管理，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管和管理。第二，提升转化效率，焕发“安联”模式生 命力。治理创新很大程度取决于基层主职干部的个人能力、关系资源和社会动员水平， 因此要使基层民主创新成果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不仅要靠制度进行固化，更需 要群众的拥护和认同，在“安联”模式深化中，贯彻协商民主格外重要。 （三）“安联”模式转变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板”还需提炼 第一，提炼打造“组团耦合式”网格党建品牌。基于“安联”模式中网格党建发 挥的嵌入式协同和动员型治理的作用，建议打造“1+6 组团耦合式”网格党建新模式， 以党建链串联起网格内资源链、服务链、治理链、共富链、产业链、生态链。此时， “组团”二字不单是指村民抱团参与村级集体行动，这里将它延伸为两个含义，一是 基层治理力量的集结，二是基层治理资源的整合，以“组团”破解基层治理赤字和治 理资源“碎片化”难题，回应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这道必答题。 第二，将“安联”模式的成功实践转化为大兴调研之风、解决治理难题的新经验。“安 联”模式的成功在于星明村党总支从一开始就通过协商民主把握了各方矛盾症结，在 此基础上进行了集体行动的实践。结合“安联”模式的成功机理，以及当下市、区小 微网格议题征求和“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项目的遴选，建议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基 层大兴调研之风，通过“征求真问题－调研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三步，将治理问题 相似或地理相近的开展支部联建，争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创造基层治理的新经验、 新实践。 56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乡村振兴战略下快递进村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2022 级 MPA 4 班 黄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动了农村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而快递进村作为连接供 需两端的桥梁，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推动快递进村，畅通农产品上行“最 初一公里”和消费品下行“最后一公里”，有助于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促进农村人口 就业、激发农村消费活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推进“快递进村”工程，打通快递物流乡村地区的“最后一公里”是乡村振兴发 展的战略要求。文章从政府层面布局、工程建设成绩、发展前景展望、存在问题分析、 应对举措总结、对策建议思考等各方面进行了阐释，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快递进村的实 施提供了一些对策建议。 一、总体布局 为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更好发挥农村邮政的网络优势，中央和地方各级 政府逐渐加大快递下乡进村工作力度，推出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政策。从一开始的“快 递下乡”到当下的“快递进村”，一直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得到了各级 地方政府的广泛支持，快递、物流和电商企业的积极响应。 表 1:中央层面关于快递下乡进村的文件简表 年份 文件 目标内容 2014 国家邮政局启动“快递下乡”工 程 推动快递行业“向下、向西、向外”发展。 2018.09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 意见》 “加快推进‘快递下乡’工程。 2020.04 国家邮政局印发《快递进村三 2022 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要基本实现“村 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 村通快递”。 2021.0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农村 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 分类推进“快递进村”工程。加快农村寄递物 流基础设施补短板。 2022.0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意见》 加快农村物流快递网点布局，实施“快递进 村”工程，推进县乡村物流共同配送，促进农 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2022.04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 恢复的意见》 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快递进村”和“互 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等工程。 与此同时，推动快递下乡进村也得到了各地方政府的广泛支持。根据国家邮政局 资料统计，“快递下乡”工程推出的次年，即 2015 年，全国就有 23 个省（市、区） 推出了相关配套措施。到 2019 年，几乎所有省（市、区）都出台了相应的“快递下 乡”行动计划。国家邮政局推出“快递进村”工程后，同样受到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 据公开可得资料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已有 12 个省市相继出台了支持和加快“快递 57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进村”的政策措施。其中，浙江省、山东省政府最积极，均提出要在 2021 年底实现 “快递进村”全覆盖。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近 40%居住在广大农村的人们这一巨大潜在市场 开始逐步释放，电商和快递企业对国家快递下乡进村政策做出了积极响应。中国邮政 主要以“邮快合作”方式推进“快递进村”。菜鸟网络联合申通、中通、韵达启动乡 村快递物流智慧共配项目。京东物流逐步实施“一县一店”、“千县万镇 24 小时达” 计划。顺丰速运成立驿加易科技公司，负责推动顺丰速运快递业务下乡进村。 二、建设成绩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为快递下乡进村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是基础条件逐步完善。截至 2020 年，我国农村道路总里程达到 438.23 万公 里，其中乡道 123.85 万公里，村道 248.24 公里。随着“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地转 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公路建设也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全面转 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提升，夯实了“快递进村”的信息化基础。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建制村通光纤和通 4G 的比例均已超过 99%，农村地区实现了与城市“同网 同速”。农村居民消费购物习惯也开始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使用网络支付和 网络购物。截至 2020 年 3 月，农村网购用户达 1.71 亿，占网购用户比例达 24.1%， 占农村网民总数的比重为 67.1%。 二是工程进展不断推进。从数据来看， “快递下乡”工程总体上达到了预期效果， 基本实现了“村村直接通邮”“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截至 2020 年 8 月，国内农村 邮政支局有 4 万个，100%的乡镇已建有邮政局所，100%的建制村实现了直接通邮。以 快递服务建制村覆盖比率作为衡量指标，“快递进村”工作推进是十分迅速的。截至 2021 年 10 月底，邮快合作快递进村范围已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1.6 万个 乡镇、15.8 万个建制村。 与此同时，2022 年，快递进村成绩显著，累计建成 990 个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 心、27.8 万个村级快递服务站点，实现乡乡设所、村村通邮，快递网点乡镇全覆盖。 特产进城成绩显著，快递行业大力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新增农村投递汽车近 2 万辆，累计开通交邮联运邮路 1888 条。截至 2022 年底，全国 95%的建制村实现快递 服务覆盖。快递下乡进村工程，有效打通了消费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渠道，改善了农 村消费环境，激发了农村消费潜力。 表 2:2018-2022 年全国及农村快递寄递总量表 单位：亿件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全国总量 507 600 833.6 1085 1105.8 农村总量 120 150 300 370 占比 23.67% 25.00% 35.99% 34.10% 58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三、前景分析 农村寄递物流是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进村的重要渠道，对满足农村群众 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快递进村未来可以 在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方面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快递进村助力特色农业。随着乡村振兴战路的逐步落实，乡村普遍涌现了一 批特色农业产业，如特色产品、特色果疏、生态粮食等，在这些农产品的流通过程中， 快递进村可以通过研发适合运输与保鲜的绿色包装、建设冷链仓储、促进农产品生产 者与线上平合合作、参与乡村特色农产品营销等多种方式，加快农产品的流通速度、 缩短流通时间，为本地农产品走出去畅通渠道，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二是快递进村助力乡村旅游。部分特色乡村发展了民宿、农家乐、红色旅游、休 闲农业观光园等乡村旅游产业。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乡村旅游，游客对快递都有着相同 的要求，即方便快捷安全地把游客所购买的旅游产品寄送到家，这既是发展乡村旅游 的必然结果，也是快递进村所应提供的基本限务。 三是快递进村助力电子商务。基于互联网的消费是消费过程的网络化拓展，是促 进内循环、拉动国内消费的重要平台。乡村居民既是电子商务的消费者，也是乡村产 品的生产者和电子商务的供应者。截至 2020 年，全国约有数千个省级农村电商示范 服务站(点)。 四、问题现状 快递下乡进村工程推进以来在配送效率、运营成本、服务体验、队伍数量、物流 规模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多问题。 一是配送效率难以提高。一方面，农村物流配送主要以县道和乡道为主，到村子 一级各地路况均不相同，一定程度影响物流配送时效、提高物流配送成本。还有一些 西南地区的农村，车辆通行状况也不算良好，这直接阻碍了快递进村。另一方面，农 村市场涉及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但农村物流运输、装卸搬运等设备的自动化程 度较低，严重影响物流效率，导致配送时间延长。而且，农产品易腐烂、时效性高等 特点为物流配送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制约着农产品上行的发展需求。 二是运营成本难以降低。农村居民居住比较分散，这导致了物流配送成本居高不 下。目前，相当一部分快递网点还是设在乡镇，农村居民需要去乡镇网点自取，由于 有些自然村离镇上较远，人们往往会等到农村的赶集周期日才去取件。如果包裹长时 间滞留快递网点，快递网点负有保管的责任，需要对其进行动态跟踪和监控，也增加 了快递网点的运营成本。 三是服务体验难以提升。随着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商品的需求已经转向 对商品流通的需求。快递的价格、灵活性、时效性等成为农村居民评价商品质量的重 要指标，他们期望快递配送的全过程都能够被重视。但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问 题准以解决，随之而来的是对物流服务的差评，而快递公司要解决这些问题，做到上 门配送又必然增加运营成本。 四是从业人员队伍难以稳定。部分农村地区生活条件较为艰苦，待遇较差，职业 发展空间有限，从业人员队伍并不庞大也不稳定。另外，农村物流配送工作复杂、工 59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作量较大，这就要求快递从业人员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在职业技能、服务 耐心、配送业务上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居民个性化的需求。 五是物流体量难以规划。现阶段，农村居民显现出老龄化趋势，部分群体对传统 消费习惯的依赖性强，对电商的接受程度也不太高，农村物流需求无法产生长期稳定 规划。同时快递企业想要布局农村市场要在运营高成本与市场不稳定需求之间不停寻 求平衡，导致快递企业进一步进军农村市场缺乏充足动力。 五、当前举措 快递下乡进村是推进乡村振兴、释放农村内需潜力的重要举措。通过快递进村的 逐步实施，政府和企业也积累了大量农村经验和实践举措。 一是深化寄递领域放管服。在“放”方面，包括简化农村快递末端网点备案手续 等。在“管”方面，包括邮政管理部门严管企业违规收费行为等。在“服”方面，包 括推广邮快、快快、交快等多种合作模式等。 二是推动行业资源整合。包括设立县级共配中心、建设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加快推广农村寄递物流共同配送模式等。 三是适当提供财政补贴。一些省市出台相关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快递共配中心、 综合服务站点、村级末端网点等给予一次性补贴。 四是网络共享提效降本。通过“快快合作”“邮快合作”“交快合作”网络共享 模式，通过共享网络资源特别是分拣、配送资源实现规模经济。 五是商业叠加开源增收。末端网点除了快递服务外，拓展其他商业化功能，比如 开超市、开展社区团购，利用快递网点作为一个引流平台，提供多元化的商业增值服 务，提升经营能力。 六、对策建议 推动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人流、物流、商流和资金流汇聚，打通快递各环节 信息、人力、设备、场地壁垒，深度挖掘各环节潜在的商业价值，解决快递下乡进村 面临的“成本高，效益低”难题。 一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道路、互联网、冷链等基础设 施的投资力度。为实现乡村振兴背景下快递进村的发展目标，也为支持快递进村网点 的长期经营与良好发展，政府还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各类传统、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建 设力度。 二是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应加大对农村电商等快递关联产业的引导扶持力度。为 实现快递网点的长期向好发展，政府还应在强化快递进村政策支持的同时，鼓励各村 挖掘当地适于电商销售的产品，支持农村电商产业发展，在让更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 同时，减少农村快递的上行空驶率，提高快递进村网点业务收入。 三是推动共同配送模式。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扩大农村快递服务覆盖面势 在必行。但现阶段农村地区尚不充分的快递业务需求量、高昂的运输成本等均不利于 快递进村网点的发展，实施共同配送能有效降低网点的运输、建设运营等费用，集中 网点业务量。 60 第四部分·学员原创 四是推动综合网点建设。应鼓励快递企业在村中超市、小卖部等店铺布设快递进 村网点，使其发展成为“多站合一”、“一点多能”的综合性服务网点。快递企业选 择与村中其他经营者合作不仅可以降低快递网点的建设成本与日常运营费用，还能促 使网点由单一业务收入转变为多渠道收入，提高网点盈利水平，促进当地居民就业增 收。 五是培养新型快递从业人员。快递人员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连接器，政府部 门和各快递企业要加强协作，积极培养新型快递从业人员，培养一支较为稳定、服务 群众的快递队伍，从而建立农村快递专业队伍。提高农村快递从业人员社会地位和经 济待遇，调动快递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六是加快建立综合运输系统。结合“十四”综合交通规划和 2021 年至 2023 年 “三年行动”计划，优化快递进农村基础设施网络格局，加快综合交通建设；利用现 代大数据等技术，综合利用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优化快递运输方式和路线，建立经 济、快捷的快递运输网络，提高快递运输效率，增强人民群众的满足度和需求度。 七、结语 有效解决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问题需要政府、行业、企业、群众多方持续努 力和挂进。快递进村可以进一步激发农村地区消费潜力，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兴旺、 乡村振兴，也可以帮助快递企业拓宽市场、增加利润，是可以持续投入实践的重要工 程。 61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编者按】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 科领域，需要综合考虑不同方面的因素和变量。此前中外学者们对乡村治理的模式、 机制、效果、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实践研究和探讨，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 的观点和理论，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人物】 米格代尔及其超文化的行为选择理论 （一）学者介绍 米格代尔（Joel Migdal）教授是国家理论，尤其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代表 性人物。他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理论突破了传统国家观，打破了国家和社会的界 限并将二者互动纳入分析，提出了国家社会相互赋权(mutual empowerment)和相互形 构(mutual transformation)的概念，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Migdal 教授是华盛顿 大学政治系 Robert F·Philip 讲座教授，同时兼任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项目主任。 其于 1972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亨廷顿。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以色列特拉 维夫大学、哈佛大学，并于 1982 年受邀加入华盛顿大学，负责筹办国际关系学院。 Migdal 教授出版过多本个人专著，其中三本已经翻译成中文： 《农民、政治与革命》、 《强社会与弱国家》，以及《社会中的国家》。 （二）超文化的行为选择理论 作为行为主义研究的后起之秀，米格代尔用超文化的行为选择理论来论述农民政 治。并着眼于所有农村都面临的共有的生活模式。他强调制度而不是文化的行为选择 理论来分析农民政治，并从结构—行为选择的角度把传统农村分为“地主控制的农村” 与“控制松散的农村村”(free-holding)两种类型。分析各自存在的“内向型”和“外 向型”即保守力量与现代化力量的冲突模式。而这些都植根于“结构”的内在利益之 中，具有内在的行为逻辑。 一是内向型力量：自我保护的“保守”心态是农民的内核。米格代尔认为，传统 农业社会存在两个世界：一是外部的开放世界，二是相对封闭的农村内部社会。对于 农民来说，外部的开放世界带来的更多的是更严重的剥削而非互惠。在那里存在着贪 官的腐败与掠夺，存在着奸商的狡诈与盘剥，每当农民与外部的开放世界寻求互动， 各种不安定危机便会反复发生。种种经验告诉农民，只有躲开外部社会才能获得安全， 农民便一步步边缘化，以躲避不能预测的突如其来的种种危险。 农村内部世界依据地主对于农民的控制程度划分为：地主控制的农村和控制松散 的农村。在地主控制较为严重的农村中，地主能维持农民内向型的程度取决于三个互 相关联的因素：一，地主所提供的公共资源。地主控制的资源越稀缺，农民寻求获取 资源替代手段就越困难；二，地主所提供的公共服务重要程度。越是关系到生存基础 62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精神的或物质的）。农民越难以寻求替代物；三，地主对公共服务的垄断程度。农 民可选择的范围越小，地主的牢固控制就越可能持续。这三方面取决了地主对农民对 外联系的重要程度，同时也决定了农民冲破旧的关系与外界那些能提供各种公共服务 的社会群体建立新的联系的可能性。而控制松散的农村：固然没有直接压迫的阶级存 在，但依旧存在其他阶级的压力。来自国家和农民中间力量的收税人，以及市场不安 全感所造成的与放债人、大商人之间的被动式联系，都使得农民尽可能采取“极大极 小”的保护策略而避免与外界产生更多互动。 二是外向型力量的挑战：传统农村的收支账目基本保持稳定，农民几乎不需要外 部力量的供给能保持内部的供需平衡。18 世纪、19 世纪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的产生， 是摧毁古老高度复杂农村的关键因素。帝国主义带来了社会中心的重新整合：一方面， 民统治使得国家的行政技术更有效率，官僚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密，对农村的渗透 比以往宽得多，政府和农民打交道的基本单位已经从乡村或地主转变为了个人和家庭。 另一方面，通讯和交通设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社会的统治能力和榨取剩余产品的能 力加强。当农民卷入欧美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中，更为复杂而规范的市场体系建立起 来。农业生产提供了工业化的投资资本、关键的原材料和工业中心所需要的消费品。 但实质上，农民面对这种压力形成的自我剥削不足以应对饥荒、瘟疫、战争的危机来 保持家庭收支平衡。 导致农民产生压力的因素还在于：帝国主义将工业化和公众健康这两大系统的西 方技术引入到了第三世界，内向型农村中产生了难以置信的人口增长，这是导致农村 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因素；地主开始参与外界的新等级体系，作为农民庇护人的身份 开始退缩，索取却有增无减，封闭的互惠关系动摇；政府改变了收税支付方式，由缘 由的实物抵税转变为只能现金缴税，农民被迫进入市场；市场对收入的冲击，尤其是 对以手工业品和某些服务为谋生途径的农民，引起了进一步的经济危机。 三是危机的应对：面对持续的经济危机，农民首先尝试的是阻力较小的方法，即 不触动村里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前提下，重建家庭收支的平衡。通常采用的方式有三种： 一、开拓荒地。即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垦荒扩大耕地面积是劳动力农户减轻经 济压力的一种手段。这种方法增加了人均净产量，而且不逾越村里与外界的交界。例 如泰国的库甸不到一年的时间，农民住房减少一半，使得耕地面积增加。二、长期移 居在外。一部分农民迁徙到城市可以缓解土地不足的压力。移居在外农民给家里寄的 钱也可以缓解其他阶级的索取。移居在外的短则几周时间，长则数十年，这里的长期 是指农业的一个生产周期。移居进一点的可能是离家近一点的城镇，远的可能是另一 个大陆。三、短期移居在外。短期移居在外的都是季节性的，主要还是村里劳动。历 史上除了垦荒和移民的方法外，还有一个就是农村内斗。一部分人胜利了，将另一部 分赶出村里，从而占有着他们的资源。例如独立时期的印度人在宗教冲突中杀害穆斯 林，并把其他人赶出村里。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开垦土地和长短期移民已经不足以 解决农民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因此产生了对外扩大参与；城市经济增长和外界的安全 性扩大给农民提供了两个便利：一、有些工业和服务业向农民开放；二、大量涌入城 市的人口导致城市农村品需求量增大。 63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农村社区是理解农村中何人何事因何种方式进行变革的关键中间因素。每个村庄 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农民面对经济危机时，每个社会和政治 组织既为农民提供了摆脱危机的方法，也设置了各种障碍。农村社会和政治组织与外 界互动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从完全悲剧式到伤害不大等多种案例。传统情况下， 只要外部压力存在，内部的紧张状态就被抑制。而在历史上也存在着随着外部市场的 稳定和剥削的减少，部分不满的农民与外界建立联盟。然而在现代过程中，由于对外 参与的不断增加，农村的权力结构和较富裕农民参与社区外新的等级体系的安全感提 升这两个因素一直在削弱限制农村社会组织维持紧张状态的能力。因此，在应对外向 型力量的过程中，政治与社会组织是抵抗危机的途径，同时也在阻碍着农民外在危机 的应对。 贺雪峰和“经验质感”说 （一）学者介绍 贺雪峰，男，1968 年 6 月生，湖北荆门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 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 师，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贺雪峰教授长期从事农村调查，自 1996 年以来，先后 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乡镇财政、乡镇选举、信访 制度、税费改革、农地制度、建设用地制度、乡村水利、农业经济、农业现代化、农 民福利、农村文化、农民宗教、乡村社会性质、农村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农村扶 贫、乡村规划、农民工、城乡关系、城市化等等方面，2002 年至今一直主持湖北六村 乡村建设实验，累计驻村调查时间超过 1000 天。贺雪峰教授所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 致力于农村研究，主张“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其研究风格在学 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他为核心的研究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其著作包括《大 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 《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 （修 订版）、《最后一公里村庄》、《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等。 （二）“经验质感”说 以贺雪峰教授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出于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反思，并受费孝通 研究的影响，该学派致力于建构对当下农村社会及其转型过程的本土理解；他们相信， 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深入的、人类学式的田野研究。其主要运用“经验质 感”说，相对于社会科学强调客观、中性、可量化、可数理模型化的主流倾向，“经 验质感”说可谓迥异时流，极富思想冲击力。“经验质感”是一种研究者对于经验的 直觉能力，它使得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可以本能地理解经验与实践，从而得以扬弃理 论与现实的隔膜状态，把握复杂现象的本质。“经验质感”是一种超越个人生活经历 之局限的生命经验的深化与升华，因而难于量化且在本质上无法被量化，却又现实地 化成生命，有着极为丰富多彩生动鲜活的妙用。作为一种直觉能力，它无法通过程序 化复制作为一种固定的产物被接受，却能通过实践“饱和经验法”而有效习得。 “经验质感”可比作说话时的语感、骑自行车或游泳时的平衡感、区分左右的方 位感，属于典型的“日用而不知”。它近于生命所具有的本能，但又并非纯出于自然， 64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而具有高度的理论思辨特征，是反思与生命相互融入后形成的生命本能-直觉与思辨 -自觉。这种本能与反思、直觉与自觉的结合，是为“觉悟”。觉悟之为觉悟，就在 于它是由内在的经验、认知、觉受、体证构成的，因而不可能被化约为某些中性的准 则。它可以与他者产生相契、共鸣、感通，但不可能为他者所取代。把“经验质感” 作为“觉悟”加以把握，将之视作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能力，突破了将韦伯意义上的 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圭臬的理路，是《在野之学》最重大最富原创力的理论贡 献。 《周易·系辞》云：“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中庸》云：“君子之 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 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 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以此参之，“经验质感”作为日用而不 知又能弥伦万物的“觉悟”能力，显而藏，费而隐，虽博学权威不能尽其意，真“君 子之学”也。要达到“经验质感”这种“觉悟”的境界，则须借助“饱和经验法”， 即不带预设地进入经验，持久、深入地浸润其中，不断寻找经验意外，不断丰富与深 化经验认知，发现经验的内在结构，从而形成对于特定经验领域的总体性（“全息性”） 把握。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总结出“饱和经验法” 的三条重要原则：1、不预设问题与目标；2、大进大出，总体把握；3、饱和的重复 调查。第 1 点意味着各种调研是开放式的、半结构化的，特需注意经验的意外与悖论； 第 2 点意味着从细节进入但不拘泥于细节，重在形成对于复杂现象的整体性把握；第 3 点则特别突出重复调查对于形成“经验质感”的意义，调研者在重复调查中保持精 神状态高度集中（心的敏感），捕捉住隐藏于大量重复性内容中的核心差异，是“经 验质感”得以养成的极重要环节。以“经验质感”为体为境界，以“饱和经验法”为 用为工夫，是“华中乡土派”过去若干年持续进行的实践，也是《在野之学》所认同 并期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向。 贺雪峰的《在野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书中多次提到进行社会科学 研究的两种进路：“理论-经验-理论”的小循环，与“经验-理论-经验”的大循环。 其中“经验”，也可被表述为“实践”或“现实”。种种与西方学术体制的“接轨论” （它并不仅限于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而是遍在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新闻学乃 至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理论-经验-理论”这种学界内部小循环 的产物：它一方面使得学界的各种理论解释相对于中国如此生动鲜活丰富复杂的现实， 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灰色”意味，更有大量的经验因无法被安置到既有的西方主流学 术话语体系中而被直接无视；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加剧了各学科专业的无限细分倾向， 进而造成研究者沉溺于各种学科内部的细琐问题而无意也无力对于重大问题进行思 考回应，甚至认为复杂现象之整体与本质是无法把握的，学术只在于追究局部与细节。 与之相反，“经验-理论-经验”的大循环模式，则要求摆脱这种对于西方学术体 系的依附性，通过深入中国自身的经验，从中成生相应的理论表达，以自己的语言解 65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释自己的现实，指导、服务、作用于自己的实践。这两套循环模式，在解释现象时 最 根本的差异在于：依照小循环的逻辑，理论高于现实，当现实与理论不相符时，会认 为“现实错了”，进而试图通过裁剪现实以匹配理论；而依照大循环的逻辑，现实比 理论更为根本，当现实与理论不相符时，需检验理论的逻辑及其背后的共识、前提、 预设，并依照现实对理论进行调整乃至根本性重构。 “经验质感”说对于“经验-理论-经验”大循环模式的核心意义，在于： 1、它是对经验的直觉与“觉悟”，源于经验又回归于经验，它的反思-思辨是从 现实中流出的，随现实的变化而自觉地调整，故而不黏着于特定的理论而迷信盲从， 天然具有反教条的特征； 2、它能从于无数细节中见其整体，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主要矛盾与矛盾的 主要方面，故而能以化繁为简、直面本来的“易简工夫”克服因专业细分、拘泥细节 而导致的“支离事业”； 3、作为一种“觉悟”，它不自限于“纯粹理性”，也不以批判为旨归（如同很 多文科知识分子所常自诩的），而善于兼顾复杂现象之事、理、情而解决问题，是实 践理性与审美的统一。 【思想】 吕德文：《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 东方出版社 2021 年 1 月出版 （一）作者简介 吕德文，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中国 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网信办互联网舆情中心特约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 究基金会研究员。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城乡社会观察和基层治理研究，侠客岛“岛叔”， 观察者网、南风窗专栏作家。其著作包括《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大国底 色：巨变时代的基层治理》、《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找回群 众：重塑基层治理》、《乡村社会的治理》、《涧村的圈子——一个客家村庄的村治 模式》等。 （二）书籍简介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本书是作者近几年观察基层治理变迁的作品结集， 通过对近年来在基层治理领域出现的一些热点事件及热门话题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其 中既涉及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治理现代化等宏观问题，又关注乡村经济、社会、 文化、政治生活变迁等微观现象，作者竭力呈现基层问题的复杂性，并尝试作出基于 经验立场的解释。近些年，基层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既 是顶层设计推动的结果，更是基层社会内在动力的变迁结果，乃至于基层社会的每个 角落都深受影响，概莫能外。本书内容涵盖了对“三农”问题、美好生活、脱贫攻坚、 66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基层秩序、基层减负、干部担当、治理现代化等热点难点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对于关 心基层治理的读者，以及政策制定部门来说，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书籍目录 序言:基层治理要有自主空间 第一章：“三农”压舱石 一、中国社会活力之源 二、农村的“蓄水池”功能 三、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 四、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附录：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窗口期大有可为——答《中国建设报》记者高洋洋先生 第二章：美好生活 一、城乡教育均等化要动起来 二、农村隐藏的市场潜力 三、农村私人生活的变革 四、安顿好农民公共生活 五、农村青年画像 六、移风易俗的方法策略 附录：少些人情宴，多些人情味——答《人民日报》记者张洋先生 第三章：脱贫攻坚 一、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 二、基层扶贫的艺术 三、谁来背产业扶贫这口锅？ 四、后扶贫时代的治理风险 附录：解决相对贫困，聚焦人的发展——答《长江日报》记者李尔静女士 第四章：基层秩序 一、当前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新认识 二、基层治理在疫情中暴露出的短板 三、基层治理转型之痛 四、基层非正式行政链条 五、“村霸”的社会土壤 六、黑恶势力新动向 七、未成年犯罪与打击邪教 第五章：基层减负 一、基层“打乱仗”现象剖析 67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二、警惕基层折腾式治理 三、“留痕”的科学与艺术 四、开会的艺术 五、督查来了！ 六、切忌用官僚主义反形式主义 附录：通过治理现代化给基层减负 第六章：干部担当 一、“累的累死，闲的闲死”现象溯源 二、重塑治理生态，建好干部队伍 三、县乡干部提拔的隐性规则 四．别拿村干部不当干部 五、职级并行激励基层干部 六、“火线”考察干部 七、诬告与言路 附录：要敢担当，防乱作为 第七章：治理现代化 一、乡村治理 70 年 二、乡村自治的实践逻辑 三、夯实基层基础工作 四、破解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困境 五、基层治理法治化之路 吴毅：《双村百年——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 12 月出版 （一）作者简介 吴毅，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系学位分会副主任，《乡村中国评论》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副主编，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博士论文《村治变迁中 的权威与秩序——20 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小镇喧嚣 ——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记述村庄的政治》等著作曾中国高等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吴毅教授长期专注与中国农村政治研究，曾主持 和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社科重点项目，目前主要承担课题：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研究， 政治人类学与农村研究。 （二）书籍简介 68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本书以川东“双村”为个案，运用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叙述 架构，考察个案村在 20 世纪一百年中的村治历程，村治变迁中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变 化是考察的核心。通过考察，作者阐释了“现代性”、“国家”与村庄“地方性知识” 这三种逻辑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由革命向改革发展变化的大场景中共同塑造村治格局 的历史过程，对重新理解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村治历程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书籍目录 第一章：双村的社区背景 一、地理环境 二、历史沿革 三、经济概貌 第二章：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解构 一、变异中的伦理性权威 二、保甲的官治化与边缘性 三、族权的实利性与经纪模式的解构 第三章：导向革命和全能的村庄秩序 一、翻身与精英的整体更替 二、从村政到政社合一的权力重塑 三、国家遮蔽的社区权力 第四章：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一、初期的渗透 二、政治的土改 三、家户经济的国家化 四、从自然村落到集体共同体社会 第五章：教育、科技的进入与民间信仰的隐伏 117 一、“文字下乡”和新式教育的勃兴 118 二、科技的进入与传统农业的改造 126 三、民间信仰的消解与隐伏 132 第六章：村庄的再造 一、改革：重建以家户为基质的村落经济 二、村民的原子化：村庄社会关联的重建 三、场街：地方社会的公的空间 第七章：村政的重建与村治的接续 69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一、乡—村体制的重建 二、村民自治的进入与张力 三、新村治精英的角色与行为 第八章：资源汲取与人口控制：村政的行政化 一、催收与拖欠的博弈 二、人口控制：代行政务 第九章：外力启动的村庄公益 一、“办点”：行政资源的输入 二、借鸡下蛋：公益的输出 三、机制性脱序：外力退出后的公益困境 第十章：情理之间 村庄秩序的调节与维系 一、双村秩序的基本结构 二、调解与仲裁的理路 三、社会治安的组织化机制 第十一章：现代性的民间化与传统的反照 一、“私塾”的“复兴”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民间化 三、科技进入的自发状态 四、民间信仰的反照 第十二章：去政治化的村庄政治 一、从政治分层到三元分层 二、去政治化的社会时空 三、新村庄政治人的谱系分析 第十三章：结语 村庄的政治与政治学中的村庄研究 一、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三种逻辑的演进与互融 二、从叙事到理论：关于 20 世纪村治变迁的反思政治学 三、微观的村庄与宏观的学术：从事田野研究的学术指向 70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仝志辉：《中国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4 月出版 （一）作者简介 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 研究院社会转型与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在美国伯克利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 学者。研究专长为乡村治理、乡村政治、农村发展。先后出版《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 《乡村关系中的村庄选举》、《农村民间组织与中国农村发展》、《农民合作之路： 构建“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等著作，编著有关农民合作社立法的文献集三册。 （二）书籍简介 本书系“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年研究丛书”中的一种，既注重全国宏观脉络梳理、 经验阐释，又注重地方特色和典型案例剖析；既注重政策的顶层设计研究，又注重地 方群众首创探索、实践研究；既注重理论阐释、经验总结，又注重实践历程性梳理。 本书将乡村包容性发展定位在不同收入农村人群、不同资源禀赋村庄、不同城乡连接 程度村庄的均衡发展，分析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村集体产权制度、农民合作社促进 政策、基础设施发展政策、农村教育政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包容性增长效应。 （三）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和乡村治理体系的国家属性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方向由国家治理目标规定 第三节、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进程 第四节、基于国家属性对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理解 第五节、全书分析重点和论述逻辑 第一章 集体化时代的集体村社制治理 第一节、集体村社制是集体化时代的制度创造 第二节、人民公社与集体村社制的定型 第三节、集体村社制内部的治理 第四节、集体村社制的治理优势 第二章 改革之初乡村治理体系的重构 第一节、家庭承包制改革瓦解集体化时代乡村治理 第二节、家庭承包制改革孕育“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体系 第三节、家庭承包制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治关系的两个变化 第四节、村民自治制度形式的探索 第五节、村民自治两种形式的比较 第六节、对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宪法确认 71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第三章 村民自治制度的直接民主理念和四个民主布局 第一节、基层民主倡导者对村民自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构想 第二节、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理念契合党的群众路线 第三节、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布局的提出 第四节、村民自治发展中民主选举的突进和后三个民主的滞后 第四章 村委会选举的民主进展和改进方向 第一节、衡量村委会选举进展的民主标准 第二节、村民选举依赖于个体村民选举权的确立 第三节、转型期农村社会基础之上个体村民选举权的悬置 第四节、村委会选举制度改进的长久方向是嵌入农村社会 第五章 村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分设和互动 第一节、分设在改革之初并不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中的核心问题 第二节、分设问题模糊处理的治理绩效和引发的问题 第三节、两个组织明确分设应追求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双强 第六章 “乡政村治”体制演进中的乡镇政权建设 第一节、“乡政村治”体制确立后乡镇政权的变化 第二节、20 世纪 90 年代撤并乡镇和县乡综合改革 第三节、压力型体制的发展和乡镇治理成本积累 第四节、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 第五节、乡镇建设成为乡村治理中心 第七章 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 第一节、“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更新了乡村治理内涵 第二节、“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着眼于化解乡村治理发展困境 第三节、“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蕴含战略设计 第八章 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中的党建引领 第一节、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中党建引领的含义 第二节、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 第三节、在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中加强党的领导 第九章 乡村治理数字化与实现“三治”有机融合 第一节、乡村治理数字化在国家治理数字化发展中的地位 第二节、乡村治理数字化增进多元治理主体共治 第三节、乡村治理数字化提升三类治理机制的运用水平 72 第五部分 人物·思想 第四节、乡村治理数字化增强三种治理机制的协同和优化 第十章 正本清源与时俱进，以“三治融合”引领乡村治理体系构建 第一节、民主话语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第二节、乡村治理的民主话语发展的主要表现 第三节、以村民自治为例看乡村治理民主话语建构的方式 第四节、村民自治的民主话语对乡村治理实践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第五节、清理民主话语片面影响，建构“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附录 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地方案例 附录 A 在推进共富中实现共治——陕西省留坝县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探索 附录 B 村民说事：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象山探索”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