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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1 多元化组织 、市场化网络 、组织共生 ——— 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基本模式探析 曹 摘 要： 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基本模式将是多元 化微观经济主体互补互动、利益密切相关的共生组织群。 在共生进化过程中，“小农”将在市场化、社会化网络这一 共生界 面 的 基 础 上 被“改 造”，但 不 是 被“消 灭”； 而 市 场 化、社会化网络这一共生界面的建设则是我国农业生产组 织现代化的关键。 关键词： 共生进化； 共生组织群； 市场化社会化网络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490X（ 2010） 11 － 005 － 03 作 者：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北， 430079 武汉，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07＆ZD025） 在当代中国 ，农户无疑已成为最基本的农业微观经济组 织形式 。 与此同时 ，伴随农村市场化进程 ，农村各类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 、社区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企业 （ 尤其是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业股份公司 ） ，也“百花齐放 ”，呈现出与农户经 济交织在一起的多元化组织发展势态 。 这种市场化 、社会化 网络联结下的多元化组织共生 ，在笔者看来 ，也就是我国农业 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基本模式 。 一 浙江温州是我国较早创造与推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 地区之一 。 人们曾普遍认为 ，温州农民只有单干的积极性 ，而 没有合作的动力和热情 。 所谓“私营经济看温州 ”。 然而 ，浙 江省第一个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1985 年就出现在温州的 苍南县铁龙乡 。 进入本世纪以来 ，温州市的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发展更加迅速 。 据温州市农村工作办公室的调查 ，2007 年 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共有 1015 个 ，社 （ 会 ） 员总数 5． 33 万 名 ； 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 902 个 ，社员总数 4． 16 万名 ，带动农 户 28． 4 万户 。 与此同时 ，温州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 也异常迅速 ，截止到 2008 年 10 月，全市拥有销售额 500 万元以 上的农业龙头企业 200 多家； 其中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3 家。 温州市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农业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导致 农户经济的消亡 。 即使是加入了合作社 、成为合作社社员的 农民 ，也没有改变其土地长久不变的承包经营权 ，没有改变农 户作为独立经济主体的地位 。 合作与私营相互补充 ，农户经 济与合作经济组织共生 ，并没有出现非此即彼的“谁消灭谁 ” 的状态 。 另一方面 ，农户 、合作社 、农业企业又有着千丝万缕 5 阳 的 、建立在互利和契约基础上的市场化网络联系 。 例如 ，文成 县的肉兔养殖户 、日新兔业专业合作社 、浙江双凤食品有限公 司就是这样一种利益与契约形成的组织共生网络 。 日新兔业 专业合作社与双凤食品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契约 ，既保证了公 司稳定并有质量保证的兔源 ，又解决了农户的“卖兔难 ”的后 顾之忧 ； 合作社又与乡 （ 镇 ） 农技站及农户订立三边合约 ，既解 决了养兔的科技支撑 ，又拓宽了科技站的科技覆盖空间和利 润来源 ； 最后 ，合作社与养兔专业场及养兔农户签订契约 ，规 定双方的责任 、义务与权利 。 在此基础上 ，合作社保证统一收 购 ，在价格趋高时 ，随行就市 ； 在价格低迷时 ，设最低保护价 。 这种共生的组织网络使相关利益者共同获利 。 首先 ，农户增 收 。2007 年文 成 县 的 养 兔 户 达 3． 2 万 户 ，户 均 养 兔 收 入 为 2188 元 。 其次 ，合作社获利 。2007 年 ，日 新 兔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年销售收入 2452 万元 ，实现利润 37 万元 。 再次 ，公司也获利 。 由于质量及货源有保障，“双凤”公司成为国内首家有机兔肉松 生产厂家。最后，获利的还有当地政府、农技站等利益相关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是从相反方向出发 ，但殊途同归的 另一个典型案例 。 新疆土地辽阔 ，生产建设兵团具有土地大规模经营的优 势 。 与此相联系 ，兵团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 ，有一些农业生 产技术在全国 、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的水平 。 在相当长一段 时期 ，作为一个带有“准军事 ”性质 、具有“屯垦戌边 ”特殊使命 的特大型国营农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的是“大一统 ”经 营模式 。 各个团场统一计划 、统一生产 、统一分配 ； 职工“敲钟 上班 、按月领薪”，“生产论大堆 、分配大锅饭 ”。 虽然农业机械 化程度较高 ，但土地产出率 、人均劳动生产率并不高 。 兵团一 度负债累累 ，成为全国农垦亏损大户 。 为了改变兵团大面积亏损 、职工大面积贫困的局面 ，自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兵团也在逐步推进改革 。 其核心内容就是 逐步确立农户在兵团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 。 例如，“一主两 翼 ”（ 以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为主体 ，以发展职工家庭庭院经济 和开发性农场为两翼 ） 的改革 。 现在 ，兵团不仅土地已承包到 户 ，农业机械 、包括许多人认为不可分的大型农业机械也出售 给了职工个人 ，即“私有化 ”了 。 这表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这种“大农业 ”的特殊生产组织形式里 ，农户经济依然可以生 存 ，并可以成为最基本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 。 与此同时 ，兵团 作为“组织 ”并没有“散伙 ”，它的众多管理性功能正逐步在向 服务性功能转化 。 由此可见，“农户经济 ”与“兵团经济 ”事实 上也共生于新疆这一具有区域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之中 ，这里也不存在“谁消灭谁 ”的问题 。 二 150 多年前 ，经济学大师马歇尔 （ 中译本 ，2005） 就天才地 预见到经济学与生物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 他指出： “经济学家 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 ，而不是经济力学”； “经济学家必 须从生物学的新近经验中学许多东西 ”。 “共生 ”（ Symbiosis） 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其概念最早由德 国真菌学家德贝里在 1879 年提出 ，它表明有着长期性物质联 系的某些生物体共同生活在一个给定的生物圈内 。 从一定的 意义上说，“共生 ”概念的提出是对过份强调生存竞争的达尔 文进化论的一种纠偏 。 它强调物种间的相互依存 。 但是，“共 生 ”并不等于停滞、封闭。“共生进化”是另一条进化道路，是生 物群体的共同进化，是“合作双赢”的进化，而不是“赢者通吃”。 德贝里以后 ，很多生物学家及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就“共生 起源”、“共生进化”、“共生界面 ”等一系列极其广泛的问题展 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 哈佛大学的威尔逊 （ Edward O． Wilson） 教授总结出了自然生物体中的群体寄生 、群体偏利共生 、群体 互惠共生这三种基本的共生模式 。 威尔逊教授 （ 1971 ） 指出 ， 群体寄生是共生的一种特殊形态 ； 对一方无害但对另一方有 利的偏利共生也不太常见 ； 只有互惠共生才是共生模式的常 态 。 互惠共生以共生单元的分工与合作为基础 ，是最有效率 、 最有凝聚力 ，因而也是最稳定的共生模式 。 由于生物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似性 ，最近 几十年来，“共生 ”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极广泛的 应用 。 但据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 ，运用共生理念研究农业生 产组织的文献还极为罕见 。 与“组织共生 ”理论有着内在密切联系 ，也是与本文密切 相关的另一个关键性理论是最近几十年才兴起的网络组织理 论。“组织 ”，按照孔兹 （ Koontz，1961） 的说法，“那是一个语义 的丛林 ”。 对“组织 ”这一基本概念理解上的分歧之大 ，既带来 了研究的困难 ，也为更广泛地拓展“组织 ”的研究领域提供了 开放性的广阔空间 。 以“企业 ”为主导 对 经 济 组 织 的 研 究 一 直 是 经 济 学 的 主 流 。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 ，企业内部纵向的科层结构与企业之 间横向的市场联系是企业研究的纵坐标与横坐标 。 竞争与垄 断是这一领域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 “优胜劣汰 ”的生存竞争则 是研究的基调。 企业组织之间的互惠共生，特别是作为“组织 群”的共生进化，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里被普遍疏忽和淡化。 斯密 （ 包括马克思 ） 的传统是把企业看作一种以专业化与 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性组织 ，企业是以“组织 ”的生产替代 了“个体 ”的生产 。 在他们看来 ，市场是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 ； 分工的规模乃至企业的规模受制于市场的规模 。 正是市场的 扩展 ，才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 ； 反过来 ，制造业 与企业的扩展又推动了市场进一步的扩展 。 总之 ，他们强调 的是企业与市场共存共荣的互补与互动 ，而不是此消彼长的 相互替代 。 科斯 （ 1937） 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 》中 ，将企业看作 “市场替代物 ”，并把企业与市场整合成为同一平面的两极组 织制度框架 。 用科斯的话说，“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 的协调生产的手段 ，是经济组织制度的两极 。”很显然 ，科斯强 调的是企业与市场的相互替代 ，而不是二者互补互动的共存 共荣 。 然而 ，企业与市场二分法组织分析框架并不能圆满解释 产业集群 、网络经济 、服务外包 、组织边界弹性化等众多新的 经济组织现象 。 波特 （ Porter，1998 ） 认为 ，产业集群就是具有 分工合作关系的具有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之间通过纵横交错 的网络关系所紧密联系起来的一种空间积聚经济体 。 它是介 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 。 威廉姆斯 （ Williamson，1985） 虽然仍秉承交易成本的研究思路 ，但他也 认为 ，在存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前提下 ，组织形式的 选择主要取决于资产专用性 、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 ，在企业与 市场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中间层组织 。 这意味着即使遵循科斯 的组织架构分类逻辑 ，现实生活也是拉森 （ Larson，1993） 所言 的市场 、企业网络与企业科层制的三级组织架构 。 这里所谓 的网络组织 ，兼有科斯所说的企业与市场的某些特性 ，比市场 组织稳定 ，比层级组织灵活 ，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新 的经济组织形式 ，是“看不见的手 ”与“看得见的手 ”的握手 （ Larson，1993） 。 网络组织理论与组织共生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 首 先 ，二者都是在研究一系列新经济现象 ，例如产业集群 、循环 经济 、网络经济 、虚拟经济的过程中兴起与发展的 ； 其次 ，二者 都以异质性经济组织的相互依赖 、互补互动 、合作共荣为立论 基础 ； 再次 ，二 者 的 分 析 框 架 中 有 许 多 相 同 或 相 似 的 理 论 范 畴 ，例如信任 、合作 、互惠等 。 网络组织理论与组织共生理论最大的差异是对市场不同 的界定 。 网络组织理论实质上依然是秉承科斯传统 ，把市场 看作是与企业平行的一极 ，企业与市场是“点 ”对“点 ”，或者说 “极 ”对“极 ”的关系 。 组织共生理论则把市场看作是共生界 面 ，把企业等不同经济组织看作是共生单元 。 依据共生理论 ， 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之间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和 载体。这意味着企业与市场是不平行的“点”对“面 ”的关系，而 非平行的“点”对“点”的关系。这似乎更接近于斯密传统。 三 农业生产组织的现代化 ，说到底 ，也就是适应农业现代化 的生产组织形式 。 从世界历史看 ，早期的农业现代化在组织 层面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市场化大农业取代自然经济小农业的 必然进程。“无论是在斯密的自由经济论中 ，还是在李嘉图的 国民分配论中 ，都是没有自耕小农和小农制的历史地位的 ，他 们所描述的未来图景是农民小生产者必将被资本主义大生产 所吞没 ”（ 董正华 ，2006） 。 然而 ，历史的发展并非单线条进化 。 在资本主义大农业 迅速发展的同时 ，以家庭农业 、家庭农场为主导的“小农业 ”也 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被改造成为“现代小农业 ”，并显示 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现代小农制在当代世界具有绝对的优 势 ”（ 文礼朋 ，2006） 。 在我国 ，判断“大农业 ”与“小农业 ”的主要依据是土地经 营的面积 ； 而在国际学术界 ，则主要依据经营主体的规模 ，是 家庭经营还是公司化经营 ？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所谓“现代 小农制 ”，也就是以现代 化 （ 市 场 化 ） 方 式 经 营 农 业 的 家 庭 农 场 。 斯密与马克 思 预 言 将 被 资 本 主 义 大 农 业 所 消 灭 的“小 农 ”，是传统的自给性“小农 ”。 应该承认 ，这种类型的“小农 ”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确实已经被消灭 。 但是 ，家庭经营农业 的这种基本经济组织形式 （ 农户经济 ） 并没有被消灭。“小农 ” 6 被改造成了“市场化 ”的“现代小农 ”，它依然是当今世界农业 经营的主体组织形式 。 因此 ，严格说来 ，不是资本主义大农业 消灭了“小农经济 ”，而是现代市场经济改造了“小农经济 ”。 一些推崇“现代小农制 ”的学者往往过分强调家庭产权明 晰 、利益直接 、节省“监督成本 ”，克服“搭便车 ”行为的私有化 效率功能 ； 而忽略了“现代小农制 ”之所以有效率的更重要源 泉是其背后的市场化与社会化网络所联结的共生组织群 。 荷 兰是被国际学术界誉为现代小农制高效率典范的国家 ，其土 地生产率为世界第一 。 荷兰没有自给型的家庭农场 ，高效的 市场化家庭农场是建立在发达的农产品加工体系 、完善的农 产品流通体系 、发达的农民合作体系 、完善的农业教育科研体 系之上的 。 在荷兰奇迹中有非常重要作用的“圩田模式 ”，就 是强调各经济主体的团结精神与合作传统 ，形成共生共荣的 利益共同体 （ L． 道欧 ，J． 鲍雅朴 ，2003） 。 俄罗斯则从相反的方向提供了这种以市场化 、社会化网 络所联结的组织群的极端重要性 。 上世纪 80 年代末俄罗斯 借鉴中国农村家庭承包制的经验开始了对集体农庄的改革 ， 但是并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 。 当时的土地租赁制只 有不足 2% 的农户响应 ； 1994 年通过农业土地私有法后 ，个体 的家庭农场也只拥有 6% 的农户和 5% 的农用土地 。 集体农庄 的私有化改革并没有带来俄罗斯农业明显的效率改进 。 究其 原因 ，周其仁 （ 2004） 分析说 ，是缺乏一个按市场化原则构建的 有效的生产“支持系统 ”。 这种“支持系统 ”，按笔者的理解 ，也 就是由市场化 、社会化网络所联结的共生组织群 。 没有这个 “共生组织群”（ “支持系统 ”） ，在现代社会 ，无论是公有制的 “大农业 ”（ 集体农庄 ） ，还是私有制的“小农业 ”（ 家庭农场 ） ， 都“玩不转 ”，都不会有高的效率 。 四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当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组织载体将 是一个多样化组织形式“共生 ”的“组织群 ”。 在这种互惠共生 的“组织群 ”里 ，各组织之间以功能分工为基础 ，形成互补性极 强的利益联盟 。 首先，“组织群 ”的各个组织是独立的经济主体 ，有自己独 立的经济利益 。 无论是农户 ，还是合作社 、企业 、公司 ，都有独 立的资产 、独立的财务 ，并自负盈亏 。 的确，“小农 ”是需要改 造的； “改造小农 ”的过程将贯穿于农业现代化的全过程 。 但 市场化意义上 的“改 造 小 农 ”决 不 等 于“消 灭 小 农 ”。 因 此 ， “改造小农 ”有两种不同的理念与思路 。 一是“集体化 ”与“重 新集体化 ”的思路： “农户经济 ”被消灭 。 二是“市场化改造 ” 的思路： “农户 ”成为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体系中的一个节点 ， 但依然是独立的经济主体 。 更确切地说 ，农户这类经济组织 是被改造后，“嵌入 ”在农业现代化“共生组织群 ”之中 。 其次 ，组织共生的前提是多元化与互补性，“共生组织群 ” 的本质是“利益共生体 ”。 在共生组织群中 ，不同的组织具有 不同的功能 ，也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 这种功能的异质性构 成功能互补的基础 ； 不同比较优势的综合则形成综合的竞争 力优势 。 例如 ，农户 + 合作社 +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就是充 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共生组织群 ”。 因此，“共生组织群 ” 创造了一种新的“合作价值 ”，增进了合作各方的利益 。 在这 种“利益共生体 ”中 ，一方的可持续性的长期发展要依赖共生 体各方可持续性的长期发展 ，形成“一荣俱荣 、一损共损 ”的休 7 戚与共状态 。 基本上同时发家于广东新兴县簕竹镇的“三温 一古 ”（ 广东温氏食品有限公司 、温木辉养鸡公司 、温树汉养鸡 集团 、古章汉万益公司 ） 不同的结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 温氏集团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公司善于处理与农户的利益联 结关系”，“长期恪守与农户‘五五分成 ’的利益分配准则 ，做到 公司与农户利益均沾 ”； 而另外“二温一古 ”的失败则在于他们 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缺乏信任 、互惠等关系治理手段 ， 公司失信于农户的不良声誉扩散，‘两温一古 ’散失农户基础 ， 最终走向失败 ”（ 万俊毅 ，2008） 。 第三 ，共生界面是形成共生组织群的关键性因素 。 所谓 共生界面 ，也就是共生单元之间进行物质 、信息和能量传导的 媒介 、通道或载体 ，是共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 对于我国 农业现代化的共生组织群而言 ，共生界面就是在市场经济基 础上形成的市场化 、社会化网络 。 笔者认为 ，农户经济可以改 造成为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但不等于说现阶段的农户 已经是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组织 。 事实上 ，现阶段农户离现代 化农业生产组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改造小农 ”的道路还十 分漫长 。 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农村市场化 、社会化网 络这一支撑“改造小农 ”的共生界面还很不发达 、很不完善 。 共生界面既包括市场化 、社会化的“硬件 ”基础设施 ，例如 交通网 、信息网 、物流网 ，等等 ； 也包括适应市场化 、社会化的 制度 、规章 、习俗等“软件 ”基础设施。“硬件 ”共生界面的关键 是要形成 共 生 各 单 元 之 间 物 质 、资 金 、信 息 交 流 的“通 畅 机 制 ”； 而“软件 ”共生界 面 的 核 心 则 是 要 建 立 共 生 单 元 之 间 的 “信任机制 ”，以规避机会主义行为 。 组织共生进化无疑是一 种特强的“关系 ”。 在这种特强的关系中 ，各共生单元之间会 形成相互之间的高度依赖与高度投入 ，并具有高度重复性的 互动 ，由此而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锁定效应 ”。 而这一切都 必须建立在各组织之间的高度信任基础之上 。 信任 ，不仅需 要契约 、规则的约束 ，更深层次还需要文化 、道德的约束 。 目 前我国农村各类生产组织之间 、各个经济单元之间之所以还 没有形成高度相互依赖 、利益共存共荣的共生组织群 ，深层次 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任机制还仅仅是 处于初步发育之中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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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平滑，跨国消费平滑水平较低（ 郑海青， 例过高，盈利能力较差，资本市场较不成熟，金融服务水平难以提 升。可见东亚经济体国内基础条件低于金融一体化发挥积极效 应的“门槛”水平，资本配置、消费平滑、金融服务等实现渠道也存 在问题，所以金融一体化非但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还起到了一定 的抑制作用。东亚各国亟需改善国内的基础条件，推动区域资本 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发展，发展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构建高效的跨 国风险分担机制，推动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互促发展。 （ 二） 金融发展水平对东亚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影响 最大，收入水平次之，政府净收支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三个控制变量按对金融一体化与 经济增长关系影响大小依次为金融发展、收入水平，政府净收支， 影响方向都与传统预期相反。从最主要的金融发展因素分析，在 那些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 地区） ，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 正向推动作用会受到抑制，这充分反应了东亚金融体系的低效 性。根据本文统计结果，在东亚总体、MFI、LFI 经济体中以私人 部门信贷占 GDP 比重表示的金融发展程度平均为 79． 75% 、110． 6% 和 56． 2% ，这一指标在前两类样本中都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 关，而在相对较低的 LFI 经济体中则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可见在 东亚银行体系较为脆弱、信贷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信贷资金的 配置是低效率的，金融发展值越大信贷投放就越多，对经济增长 的阻力也越明显，相应地，在那些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亚 国家（ 地区） 中，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会削弱。可 见，完善银行内部治理，降低跨国借贷的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 违约风险，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是东亚经济体在 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举措。 （ 三） 东亚 MFI 与 LFI 经济体在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上存在差别 综合控制各类变量，从跨境资本流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 看出 LFI 经济体金融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强于 MFI 经济体。 原因可用 Fratzscher and Bussiere（ 2004） 提出的“跨时的替代 ”论 来解释： 即金融一体化初期有收益，中期会因信贷风险的积累而 抑制经济增长，只有到很长的时期才会最终看到收益。东亚 LFI 经济体处于金融一体化的初期阶段，信贷规模较低，以流量表示 的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并不显著； 而 MFI 经济体已处于金融一体化的中期阶段，信贷规模相对较高， 信贷风险也较为集中，以私人信贷规模表示的金融发展指标与经 济增长显著负相关，这种信贷风险积聚使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 的积极作用受到约束。随着 LFI 经济体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一 体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其进入 MFI 经济体所处的中期阶段后金 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也会逐步体现，因此对东亚经济 体而言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尤为重要。应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前提 下审慎进行金融开放，采用安全度较高的渐近式开放模式，推动 各成员国的监管合作，减少监管套利，提高监管效率，化解金融风 险，最大程度地实现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 参考文献： ［1］崔远淼： 《金融一体化与经济稳定增长： 机制、条件及理性选 《改革》2006 年第 7 期， 第 43 － 48 页。 择》， ［2］崔远淼： 《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中国实证研究》，《上海 金融》2007 年第 2 期， 第 9 － 13 页。 ［3］陈雨露： 《罗煜． 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 一个述评》，《管理世 界》2007 年第 4 期， 第 138 － 147 页。 ［4］郑海青： 《东亚金融合作制度设计和效应研究》，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 2009 年 6 月出版， 第 31 － 73 页。 ［5］Edison Hali J． ，Levine Ross，Ricci Luca and Sl？ k Torsten （ 2002）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 NBERWorking Pape 9164， http： / / www． nber． org / papers / w9164． ［6］Kose M． Ayhan，Prasad Eswar，Rogoff Kenneth，and Wei Shang － Jin （ 2006）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 Reappraisal ”． IMF Working Paper， WP /06 /189． ［7］Prasad Eswar，Rogoff Kenneth，Wei Shang － Jin and Kose M． Ayh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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