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简报第二十二期.pdf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科 研 简 报 2009 年第 5 期（总第 22 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编 2009 年 11 月 30 日 本 期 要 目 近来，我院邀请国内外学者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包括首届中国 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研讨会、邓正来教授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 义理论学术研讨会、MPA 政治学教学研讨暨师资培训会议、有关中国 进一步和平崛起的战略思考、东亚地区主义等，具体如下： 学术研讨会 1. 首届中国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研讨会 2. 邓正来教授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 3. MPA 政治学教学研讨暨师资培训会议 学术演讲 从“随势”到“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崛起的战略思考 学术讲座 东亚地区主义：障碍、机遇与前景 1 ● 学术研讨会 首届中国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研讨会 10 月 30 日至 31 日，由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 中心、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地方政 府绩效预算改革研讨会”在上海市闵行区顺利召开。10 个省市共计 26 家单位 58 名代表参加本次会议，与会人员包括河北省财政厅厅长齐守印、财政部科学研究 所副所长白景明、财政部预算司处长王明景、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 主任苟燕楠、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马骏等。 绩效预算是以预算资金使用的最终效益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2000 年以 来，随着我国部门预算改革的启动，绩效预算评价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广东、河北、上海等省市更成为了绩效预算改革阵地中的排头兵。各省市财政系 统的代表纷纷就本单位绩效预算改革推行的实际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并有针对性 地提出了目前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和困难，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 主任苟燕楠副教授对美国“PART”工具的应用性介绍；中央财经大学王雍军教 授对国外经典财政预算案例的分析引用等。 与会代表认为，绩效预算改革推行到现在，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摸索 出了一套较为合理的工作框架，建立了以部门预算为核心的政府预算管理模式； 二、初步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将长期效益评价和短期效益评价相结 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统一性指标和专门性指标相结合；三、与绩效预算评估 相关的制度逐步建立，许多试点地方相继制定了绩效预算评价实施办法、专家库 建立办法等，为规范绩效预算评价行为和程序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然而，绩效改革的推进尚任重而道远，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设置绩效 评价指标，目前的指标评价体系五花八门，大部分指标都不能提供有力的数据， 或者需要大量成本才能取得数据，再加上各地情况各异，因此构建科学的评价指 标体系需下大功夫；其次，评价结果的运用比较困难，许多财政支出带来的社会 或生态效益难以具体考察，以至评价结果和预算安排难以挂钩；再次，部门会计 核算制度有待改进，与会专家认为要进一步实施权责制会计制度，以便对预算指 标实行即时控制，杜绝超预算计划用款。 2 “首届中国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研讨会”不仅是绩效预算领域的学术会 议，而且为各省市工作在绩效预算一线的实践者的交流平台，代表了迄今为止中 国绩效预算发展的比较前沿的方向。某种程度上，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绩效预 算改革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也为今后进一步深化绩效预算改革开辟了方向。 （苟燕楠 供稿） 邓正来教授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 11 月 8 日，值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推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集十余年之力所完 成的哈耶克研究成果（ 《哈耶克社会理论》与《哈耶克法律哲学》两部著作出版） 之际，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高研院 共同主办的“邓正来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 光华楼东主楼 2801 高研院“通业大讲堂”隆重举行。 邓正来教授主要就出版这两本书的缘由进行三方面的解释：一、思想操练 方面，想对自己从 1994 年以来一直从事的哈耶克研究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希望 得到大家的学术批评；二、理论研究方面，由于哈耶克的理论中有许多必须进一 步追问的问题：1、哈耶克提出的无知观、理性有限与传统、地方性的 nomos 的 关系问题，核心问题在于人的理性是否足以摆脱产生这种理性的各种条件并外在 于这些条件对它们进行反思和批判是否可能？2、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建 构相关的问题，譬如，政治经济秩序建构本身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即自由主义本 身的意识形态化问题；知识的性质问题：知识是否具有“正当性赋予”的力量， 即赋予某种社会性质以正当性？三、本次出版的两本书以及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 社推出的《哈耶克读本》的出版也是对当下主流的、以集体性的运动方式进行学 术研究的知识生产状况的一种批判。 与会学者就邓正来教授“哈耶克研究”的特色、贡献和可以进一步挖掘的问 题以及自由主义理论的一般性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典范”的邓正来教授“哈耶克研究” 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高研院学术研究顾问朱维铮教授特别指出，邓教授 多年来围绕哈耶克进行的基础研究，一丝不苟的“十年冷板凳”的学术精神非常 3 值得同道学习，这一巧妙参照前人学术成果的做法也值得学人借鉴。朱教授借用 隋炀帝杨坚“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指出自由在传统语境下常意味“由我自 己”，但从所谓普适价值概念的角度来看，在中国比较早谈论的自由包括清末章 太炎《訄书》中提倡培根所论之自由，梁启超在《论自由》等一些文章和书信当 中基于传统文化缺少个人思考的权利，已经指明在承认自由和秩序存在张力的基 础上，强调自由高于秩序、自由高于服从。 哈耶克研究专家姚中秋认为，邓教授的哈耶克研究代表了大陆、乃至整个中 文世界的最高水平，树立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典范”，已经深入到哈耶克思想 的最深层，把哈耶克思想的核心逻辑揭示出来，也许其中某些逻辑的链条式哈耶 克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识到；邓教授开创的这种“研究—翻译”合一进路，树立了 引入西方学术著作的典范：唯有以研究为导向的翻译，才能够使得译者超越原著， 以原著为出发点，实现学术创新，把西方学术内化于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创造 性生产过程中，而不只是充当外国学者的单纯介绍者。 北京大学人类学系王铭铭教授用了三个“不等式”进行发言：一、学历不等 于学问，邓正来教授尽管学历不高，但丝毫不影响他学富五车；二、邓教授对自 由主义理论的研究不等于他采取自由主义立场，他先后研究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规 范化问题，布迪厄、哈贝马斯知识社会学理论，以及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等，目 的可能在于通过经典人物的研究建立走过学术研究的典范；三、方法论个体主义 不等于个体主义，问题在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如何在整体主义中获得定位，而整体 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结合最重要的渠道是等级主义，这一点于实质上很难绕过去， 所以对等级主义的研究有待加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指出，自由和自由主义被民间 和官方所接受，这一贡献与邓正来教授的哈耶克研究密切相关。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与邓正来教授 90 年代在香港所编《中 国社会科学季刊》推进的市民社会研究引起的社会思潮相关，但是福是祸尚不明 朗。关于自由主义，就西方传统而言，16 世纪所谓的自由同当下中国一样也似 被理解为放纵、无视道德法则、宗教中的离经叛道；从哲学范畴来看，参照伯林 所讲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会对学者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从当前的社会 经验事实来看，在政治学中，自由与人的身份结合在一起，自由意味着掌握自己 4 的生活的能力，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有保守取向和精英取向，值得关注。 二、“邓正来式的哈耶克研究”？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讲师刘小平博士作了题为“哈耶克研究的两条 线——基于邓氏‘哈耶克研究’的体悟”的发言。他认为，邓教授哈耶克研究的 明线是突破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回归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对哈耶克内在逻辑进行 整体性的把握，从其知识论、社会理论、法律理论和正义理论等几个角度出发详 尽研究了哈氏理论；暗线是突破学术研究对象的一般性，加入研究者自身思考的 特殊性”：一方面，以一般性的社会秩序问题为学术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根据 中国直接指向社会秩序问题的核心，即社会秩序建构的正当性及其根据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指出：一、哈耶克试图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一 个整体性的百科全书式解释，以学术的态度来说，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需 要对之进行全面研究；二、邓教授在理论上不断以西学的话语讲述中国的主体性 问题，既表明其思想中包含着某种张力，又表明当前中国的知识系统和情感结构 深受西学影响，邓正来以其独特的方式提醒我们要关注西学如何内在于中国的问 题；三、如何从中国问题出发，提出中国人对西学的阐释。金融危机和中国语境 为我们重新理解哈耶克对现代资本主义解释的提供了新的契机，需要深入挖掘。 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博士认为，邓教授的哈耶克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思想研究的一种德勒兹主义进路：当邓正来尝试将哈耶克理 论抽离其本身得以“型构”的历史语境与时代背景，而追索该理论本身的内在原 创力及其所开放出来的理论问题，他就已经进入到了德勒兹主义的阅读视野中； 某种意义上，他是最忠实的“哈耶克主义者”，因为他不看重该名号而致力于在 意识形态外衣包裹下剥出哈氏理论内核。 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将邓教授哈耶克研究的问题 期待性地概括为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的理论准备：只要结合邓教授关于中国 社会科学自主性、开放性全球化观等相关研究，可以管窥到他对哈氏理论的批判 立场，也就不会将其标签为一个“哈耶克主义者”，进而将其纳入到当下中国的 “自由主义”阵营中。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予以批判的现代化范式 与他在《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中予以反思的、以哈氏理论为主要渊源的 “新自由主义”其实具有一致性：前者实是后者支配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种表现形 5 式，都为中国提供了一幅“西方理想图景”，我们可以期待性地将邓教授的哈耶 克研究概括为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的理论准备。 三、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影响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刘清平教授指出，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乃至 逐句译读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在理路中，邓正来能够拨开某些西方学者对哈耶克 的保守主义解释和效益主义解释的迷雾，指出他在哲学上陷入休谟非理性主义与 康德理性主义之间的理论困境。尽管哈耶克自以为受休谟影响很大，其立场却更 接近康德，导致哈氏仍无法摆脱休谟甩给后人的难题：能否以理性的有限性以及 自生自发秩序的“事实”为基础，推导出站得住脚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如 何保证凭借这种自由建立的文明秩序不是一种自生自发地以强凌弱、以富欺贫、 以智诈愚、以上压下的文明秩序，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文明秩序？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刘擎教授首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 puzzle：中国最权威 的哈耶克阐释者和研究者邓正来教授为什么会出任复旦高研院院长并从事着一 项高度计划性的 project？涉及如何理解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中自发秩序与人为 秩序的关系问题：自发秩序并不是一种整全性的描述，它既是一种描述性的秩序， 对那种就应对人类无知状况而言最好秩序的描述；又是一种规范性的秩序，对无 视自发秩序之人类行为的一种规范。自笛卡尔以降，人之意志（计划）就进入秩 序的构建之中。计划也内在于人类本性，因为人具有反思性，可以脱开现在的处 境来构想未来；而哈氏指出，这种反思性受到当下情境和积淀在人身上的传统的 制约。因此，并非所有的计划都要反对，而要看到这种计划是否受到相应边界的 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说，哈氏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并非二元对立。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振华副教授立基于邓教授《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 的研究》一文，谈了关于个人主义的三点看法：一、“集体的意志”的并非一种 事实性的存在，则在政治创制上就蜕变为要求个体服从于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 力量，在现实中这其实是要求个体服从于某种专制型的政治力量，哈氏认为整体 主义其实质是政治专制主义；二、哈耶克指出，一种将个体与其他个体割裂开来 的原子式个人主义的实质也是政治专制主义：原子式个人主义要么走向无政府主 义，要么走向对任何人皆为所欲为之后形成的任何秩序的承认，属于在主张一种 弱肉强食型的政治专制主义；三、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强调普遍联系之下的个人 6 主义，人皆生活在社会之中，不能够脱离社会而存在，必须尊重人与人之间形成 的各种规则，也就是法治秩序。因此，如果说当下中国存在一种如吴敬琏先生所 批评的“权贵资本主义”，这种情形的思想基础乃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恰恰为 哈耶克所反对。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从经济改革的角度，阐述对邓 教授哈耶克研究的看法：一、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引入了市场机制，90 年 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邓教授当时的哈耶克研究和新自由主义研究影响了 其间社会思潮的转变；二、就经济发展而言，国家和市场是两种不可互相替代的 因素，当今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持续进行，这两种因素的更大趋势将是融合，共同 实现发展；三、国际问题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问题的国际视角相互补充，以开放性 的心态对二者的巧妙运用才能与西方实现更为广泛和实质性的对话，才是真正地 保持学术的自主性。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洪涛副教授结合自己 1980 年代因哈耶克 受撒切尔夫人偏爱而对哈氏产生偏见的经历指出，学术有其自身的永恒价值，有 其在学统中自身的地位，而政策的后果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化。因此，对思 想家的研究应当区分学术本身的价值与学术的政治影响，对哈耶克研究应当主要 着眼于其在学术脉络中的地位，以其政治影响加以评判并不可取。洪涛同时对人 们关于自由讨论的非学术性进行了批评，以邓教授将哈耶克的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译为“自由秩序原理”为例， 论述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关于“自由”与“秩 序”的内在关联及其在哈耶克思想中的体现，而中国论者的讨论常遗漏这一点。 四、其他相关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教授在对第一环节进 行学术总结时，谈到他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的看法：自由是人的本质属 性，是人生命意义的承载。人类社会一直有一个努力，如何使一种生命意义的自 由变成一种社会存在，进而产生许多的制度设计。基于这一前提，对自由问题的 研究就出现了两个路径：一、从本体的角度、生命意义的角度进行研究；二、从 社会存在、社会制度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哈耶克思想的研究可以从生命意义存在 的研究转化为社会存在意义的研究，但这两个路径均会遇到矛盾：若从生命意义 存在的角度进行研究，则会面临生命的有限性和精神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进而 7 涉及情感、理性和无知等一系列问题；若从社会存在层面进入，也会面临一个矛 盾，即空间上的有限性和时间上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涉及现实制度和未来理想 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今天对邓教授哈耶克研究路径的探讨其实正是在厘清对自 由和自由主义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 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指出， 不仅对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有特殊兴趣的人们应该重视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或社 会民主主义有特殊兴趣的人们，也应该重视哈耶克的理论立场和学术研究。1944 年，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出版的当年，卡尔·波兰尼的同样尖锐批判自由主 义和市场经济的著作《大转型》也同时出版，并且至今仍被许多人奉为经典。回 顾历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从来也没有因为哈耶克的工作而偃旗息鼓。即使 去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似乎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失效提供了无可反驳的证据，而 且甚至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对放松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是一大错 误，但欧洲多数选民却并没有把多数选票投向更重视市场监管和公共福利的中左 翼政党，法国、德国甚至丹麦这样的国家，偏向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党派依然 执掌大权。因此，究竟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萧功秦教授指出，哈耶克思想提供了最好地理解西方自 由主义的门径。自 19 世纪以来，中国人正是怀着中国人固有的定见与对自身困 境的特殊关注，来认识自由主义并对其发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 自由主义的理解也同样如此，国人把自由主义简单地理解为批判拒绝文化专制的 道德主义工具；到了 90 年代与 21 世纪初，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解释，又发生另 一种变化，决策层或对经济决策层有影响的经济专家们，把新自由主义视为构成 良序社会的普遍原理。然而，这些都忽视了中西社会结构构成原理之不同：以分、 制、禁、官、君五个要素为基础聚结起来的中国社会，与西方以个体自由为基础 的社会相比，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构成模式。只要认识到异质多元社会与同质一 统社会的结构区别放在心中，就会自觉地克制把西方自由主义当作我们的教条的 习惯冲动，就会理性地意识到，当社会并不具备异质多元个体社会结构时，就不 应该教条地套用自由主义原则来作为当下改革的指导方针。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吴炫教授指出，邓教授的著作 引发他进行一系列的思考：一、哈耶克针对西方“由少数人的理性设计”所做的 8 批判、以及对人们遵从的“自生自发的秩序”的重视，启发我们将儒家精英的 “教化传统”与民间自发形成的习俗传统做分离思考，并将这种分离产生的张力 作为中国现代制度的整一性来对待，调整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制度建立之 模式；二、相对于儒家的长期教化对中国民众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内部规则和 大部分知识分子“依附西方设计”之堕性，中国式的现代自由理论和与此相适应 的制度建设，同样不能放弃由少数人的创造性理性设计之努力；三、吸取哈耶克 的“理性批判——独特问题——观念生产”的批判范式，可能是包括邓正来教授 在内的中国学者改变单纯的阐释西方理论的“理论要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晓教授首先表达了对邓教授严谨治学 精神的钦佩，回顾了上世纪 1980 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学说史。他认为，这其间 凸显出两个根本性理念：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万能论，但这两种理念及其在实 践中的影响表明其均以失败告终，促使学者对其进行反思，哈耶克的思想、特别 是自发秩序的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借鉴。 五、总结性讨论与邓正来教授回应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史与经济思想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借进行学 术总结之际，也谈了他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看法：一、哈耶克这位西方知识 界的边缘性人物是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位巨人，邓正来教授对哈耶克的研究深 入其思想内部，堪称哈氏在当今学术界的知音；二、哈耶克的根本问题不是自由 秩序，也不是自由（liberty），而是法治问题，即自由的界限是法治，在法律的 限度内方可谈论自由。邓教授将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译为“自由秩序原理”有 不妥，哈氏所探讨的其实是构成自由的一些原理；三、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 序”，其条件是抽象规则系统，自发秩序在其中可以增长，但规则并不能自发产 生：作为追求规则的人，交往产生秩序，长久时间后，秩序演化为规则，进而成 为习俗和惯例——在普通法下成为权利，大陆法系进而制定各种法条；四、韦森 教授提出了“良性社会的基本规则和基本原理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在当前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更有必要弄清楚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原理，有必要梳理包 括哈耶克在内的思想遗产；五、邓正来在介绍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之间关系时的 一个疏忽：按照英文原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nephew，已经出了中国“五服” 界限，而不是“堂兄弟”关系。 9 作为此次讨论的中心，邓正来教授对与会学者的评论表示感谢，并对一些主 要的评论进行了回应，并对韦森教授的总结也做了简要的解释和辩护：首先，哈 氏区分了 law 和 legislation，就后者而言，他不仅反对大陆法学以成文法表现出 来的 legislation，也反对普通法系以不成文法表现出来的 legislation，他所谓的 law 属于自发秩序的一部分；其次，关于《自由秩序原理》的译名问题，他回忆了林 毓生和许倬云等先生对该译名的建议以及他说服他们的过程。译为“宪章”或 “构成”有违哈氏的知识论、特别是他关于默会知识、实践知识的相关论述。 MPA 政治学教学研讨暨师资培训会议 11 月 28—29 日，全国 50 多所高校 100 余位从事 MPA 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 齐聚复旦大学，参加 MPA 政治学教学研讨暨师资培训会议。全国 MPA 教育指 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导王浦劬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林尚立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分党委书记沈兰芳研究员等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国务学院副院长陈玉 刚副教授主持。 王浦劬教授回顾了十一年来 MPA 教育的发展历程，指出 MPA 的发展呈现 三个趋势：一是量的扩大；二是质的提高；三是方向性的细化。他强调，本次会 议委托复旦大学承办，主要原因在于复旦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政治学一直 处于国内先进水平。王浦劬希望与会人员，应该积极参与研讨，把本次会议开成 既是培训会又是研讨会，要求各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提炼问题，作为今后教学、 改进教学的依据。 林尚立教授以“复旦大学 MPA 政治学教学若干问题”为题目作专题报告， 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复旦大学教学体系中政治学的位置；二、复旦政治学 教材建设的情况；三、在教学实践中，应处理好五大关系：概念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马克思主义、西方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 政治科学三者的关系，人民、国家与政体问题，政治学教学中面临历史、现实和 未来问题；四、教学中政治学原理应该积极回应四个问题：如何回应人类政治文 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如何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如何回应行政学理论和实践，如 何回应学生提出的政治学问题。 10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陈周旺副教授作政治学示范教 学，提到 MPA 教学的几点经验：教学与教材关系、PPT 制作、MPA 学员的学习 特点、防止学员上课厌倦等，接着陈周旺就《国家》一章进行示范教学。 会议后半部分，王浦劬教授以“公共政治、公共治理和公共管理”为题作专 题讲座，将现实的政治分为公共政治、公共治理与公共管理三个层次，主要涉及 命题的意义、基本含义和特点、三者的功能与相互关系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中国 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剑涛教授以“政治学的最新发展：个人观察”为题作专题讲 座，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西方政治学理论进入汉语学术界的情况；二、对 汉语政治学界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做一个宏观描述；三、政治理论进入当代政 治生活的理论引导能力。 11 月 29 日，全国 MPA 政治学教学研讨暨师资培训会议第二天的会议议程 为专题报告及大会交流、专家点评： 一、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党委副书记陈明明教授以“MPA 政治学课程教学体 会”为题，强调四个结合与处理两个关系：四个“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政治学前沿理论的结合，通俗性与知识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的结合，讲授、讨论 和课外阅读的结合，闭卷、开卷、课程论文与研究设计的结合；两个“处理”包 括处理好基础课与后续专业课的关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解决和研判中国的 现实问题的能力； 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周光辉教授以“政治学的主题：寻求如何建立一 种优良的公共秩序”为题作主题发言，主要包括寻找理解政治学支点的目的、政 治学的主题，政治学主题的解释逻辑，根据主题设计的相关专题，讲授政治学的 体会； 三、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商红日教授以“国家建设与公民社会：高度政治 与低度政治的分析”为主题，分析了关于国家建设的一般知识，高度政治和低度 政治的分析框架，从“人民国家”到“公民国家”。 在研讨会交流阶段，朱立言教授、商红日教授、桑玉成教授、周光辉教授、 王浦劬教授等对会议已经进行的讨论结果进行了点评： 一、关于 MPA 政治教学的特点，与会学者普遍认为，MPA 研究生专业背景 多样，学习时间有限，学员期望值不一（学理论、长见识、为取文凭等等），给 11 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在对 MPA 政治教学内容方面，教学不能拘泥于教材，应该依据教材、 跳出教材，忌原搬教材，灵活运用教材。政治学理论要系统地讲授，至于理论深 度，教师则可以自己把握，对于一些基本知识点内容要讲透； 三、在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上，各校主要以讲授、讨论和专题讲座相结合， 辅以理解教育、体验式教学，“模拟性”实践教学的多种教学方式，使教学方法 更丰富多彩。考试主要有闭卷、开卷、课程论文、研究设计及读书笔记、案例设 计等多种考核方式； 四、对 MPA 政治教学的建议：政治学教学首先要使 MPA 研究生明确应该 懂得的政治学原理，树立符合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发展的政治价值，培养忠诚国 家、热爱民众的政治情感。通过政治学的学习，要理解政治学学习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政治学理论教学要系统、要深入、要有重点，教学方法要更加灵活、 更丰富； 全国 MPA 教育指导委员会朱立言秘书长对本次会议作总结，强调政治学是 MPA 教学的重要课程，列入核心课程是 MPA 的标志性的成果；MPA 教育的质 量关键在教师，教学与指导委员会重要的任务是师资建设；MPA 的教学过程要 围绕培养目标，培养政府需要的公务员。 12 （彭正海 供稿） ● 学术演讲 从“随势”到“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崛起的战略思考 11 月 3 日，应国务学院团学联学术部和团委科创服务中心的邀请，国务学 院国际政治系潘忠岐教授在 3106 教室作了主题为《从“随势”到“谋势”—— 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崛起的战略思考》的演讲，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以及自己在中 国驻欧盟使团的外交经历，阐述了他对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解和 思考。 中国经过建国 6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实现了阶段 性和平崛起。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尽管给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 战，但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明显加快的多极化进程、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 益上升和国际社会“中国观”的理性化，却使中国处于相对得势地位，从而成为 中国续写和平崛起篇章的重要历史机遇。 一、我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 总结建国 60 周年的发展经验，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概括，就是“随势” 。 其中的“势” ，可以理解为历史发展潮流、历史发展趋势。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首先面临的是国家安全、国家生存、主权稳定等问题， 所以行为方式等各方面均比较谨慎，但中国当时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有所失当。 中国与美国、与苏联对抗，一个拳头打美国、一个拳头打苏联，实际上是“逆势” 的做法。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策发生了改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人对“势”的 判断发生了重要变化。结合国内外的发展形势与状况，中国逐渐意识到，其面临 的最重要问题是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我国建设和发展的重心应该由军事转向经 济，经济为上、经济为先，这实际上就是“随势”。邓小平的“不论白猫黑猫， 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 “摸着石头过河”等对国家发展方式及策略选择的比喻，也 是“随势”的体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中国先后申请并成功加入世界银行（WB）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发展中国家范围内最大的吸引外 13 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投票率上升至 3.72%，而且与美国、欧 盟、日本、俄罗斯等重要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额的贸易往来。经济发展是我国 和平崛起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为我国进一步和平崛起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角色有所转变，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很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 中国的努力。 从我国的角度而言，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国际社会对中 国的看法有着较鲜明的反差。在改革开放前，我国被看作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 我国提出要变革国际体制，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而党的十七 大报告中对这一表述作了微调，提出要“建立‘更公正、更合理’的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 。从“更”字的添加可以看出，我国以前觉得当时的国际秩序根本不 合理、不公正，比较强烈地主张变革和改革国际秩序；而现在，随着中国与国际 社会相互认知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秩序趋于合理化，中国的态度正发生着变化。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而言，以前，国际社会把中国当作配角，而现在对中国越 来越重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始聆听中国的声音。许多外国媒 体都十分关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领导人在重要场合的讲话及其传递出的 信息。相比于曾经的一提起“中国崛起”就是“中国威胁论”而言，如今有许多 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它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和平发展是重要的历史 趋势。尤其是英国等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现象，同时也是 加强与中国合作的良好机遇，甚至认为中国将是“21 世纪不可或缺的大国”。 前不久，有美国学者提出“G2”，“中美共治”等概念。中方对于自己是否 有能力成为 G2 成员将信将疑，也有一些学者敏锐地反思：把我们提高到“G2” 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否意味着要我们出更多钱出更多力？但是，无论对“G2”的 评价、理解和解读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国家地位越来越重要。很多国 际事务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努力，将很难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中国在气候变 化问题、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非洲达尔富尔问题等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三、金融危机对国际社会及我国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波及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吸引外资数量减少、 14 外汇储备缩水、美元贬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等均是严峻的问题。金融危机 后，我国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就是保持国民经济 8%的增长率。与此同时，很多人 对中国能否继续和平崛起开始有所怀疑。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诸多国家都提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应对金融 危机的许多国际会议中，“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也成了诸多国家的共识和呼声。 然而，出于保护本国经济的考虑，事实上诸多国家并没有履行其承诺。从我国的 对外贸易而言，欧洲、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十分严重。欧洲从去年开始对中国的 诸多商品实行反倾销调查、美国政府出台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轮胎特保案等， 均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而我国则信守承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商务部部长 陈德铭先后带领采购团去欧洲，到达瑞士、德国、比利时等国家，购买其商品。 中国的行为向欧洲国家传递出了积极而善意的信号，即中国真诚地、诚恳地与他 国进行贸易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在解读金融危机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乐观的方面和积极的信号： 从经济角度而言，在全球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 这场金融海啸，我国也不例外。在对国民经济增长十分担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 看到：在全球经济整体滑坡的时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更重要的不是经济的绝 对增长，而是相对增长。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的经济增长已显现出相对优 势。甚至有人预测，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的时间点将提前。很多人估计，如果中国 经济到今年年终能实现增长 8%的目标，那么中国很有可能是最早走出金融危机 阴影、摆脱低迷期的国家。 从国际化角度而言，金融危机使美国等强国意识到，很多问题不可能仅仅依 靠自身力量单独解决，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一定的机制（如：G7、G8、 G20 等） 。在如此的大背景下，美国单方面决定国际事务的能力减弱，其话语权 与以前无法比拟。从全球范围看，西方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正在走下坡路，而中国 等新兴国家的影响力则在逐渐上升。危机过后，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的话语权有 所减弱，新兴国家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所谓的“权力转移”、 “权力东移”有所 显现，权力的天平逐渐向东方倾斜。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人先前的政治术语中并 没有“多极化”的概念。但现在，美国的官方文件里出现了“多极化”一词。在 美国政府的相关报告里，出现了“多极化的进展比以前加快了”等表述。这表明， 15 美国也已经开始意识到、认识到“多极化”是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趋势。多极化 的发展，不论其进程还是结果，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个“玩家”，都将对中国的和 平崛起之路有着深刻的影响。 从中国的国际影响角度而言，金融危机以后，各国对中国的重视比以前更多。 此外，由于欧洲受金融危机冲击很严重，部分国家如冰岛等甚至已经陷入“国家 破产”的境地，自身难保，更不用谈给美国、亚洲提供帮助了。许多国家转而向 中国求助，以帮助他们摆脱危机。像美国这样一个“有身份”的国家，不愿意公 开“乞求”得到中国的帮助，但他们也借“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名义希望中 国出力。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时，中国帮助了部分东南亚国家，从而 获得了他们的信任，许多国家认为“中国靠得住”、 “能信守承诺，借钱帮助我们 摆脱困境” 。诚然，中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警惕，对于他国的求助不能 “照单全收”，对于他国给予我国国际地位的极高评价（如： “G2”）应理智地看 待。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对国际事务发挥着重要的 影响和作用。 四、中国未来的发展 回顾我国 60 年的发展历程以及近期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中国 今后要学会抓住机会、创造机会、把握好历史发展的趋势，进而实现进一步的和 平崛起：经济方面，中国要谋经济发展之势，谋经济增长之势。没有经济发展， 就无法谈和平崛起，经济发展是基础、是根基；政治方面，中国要学会“谋”国 际关系发展之势，承担大国责任与义务，赢得和把握更多话语权，扩大自己的国 际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重社会建设、文化软实力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内 容。“势”之间可以转化，经济、政治、文化在每个发展阶段速度不同，不同时 期有不同的战略优势，其间可以相互弥补，相辅相成。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推进和平崛起，打造世界级强国，加深外部世界对中国 和平崛起的认同和适应，中国应善于“乘势”和“用势”，并从经济增长、战略 地位、国际影响和国家形象等方面积极“造势”和“谋势”，在坚持韬光养晦的 同时，更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将战略重点从“务实”过渡到“务势”，这样才 能真正实现我国的和平崛起。 （潘忠岐） 16 ● 学术讲座 东亚地区主义：障碍、机遇与前景 11 月 20 日，高丽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任爀伯教授在文科楼 826 谈判与 表决模拟实验室作了题为“东亚地区主义：障碍、机遇与前景”的学术讲座。高 丽大学主管外事的副校长崔兴硕教授也参与讲座。本次讲座由国务学院院长助 理、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敬乂嘉主持。 任爀伯简要分析了东亚地区主义复兴的内外部挑战与机遇，回顾了东亚地区 化发展的历史，指出东亚地区一体化存在着制度化水平低、市场驱动为主等特点， 并授详细分析了东亚地区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东亚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兴、北朝鲜 问题、区域内差异以及缺乏远见与领导力等四个方面。其中，民族主义的复兴加 剧了国家间的竞争而非合作，中国、日本和韩国作为东亚三大国之间缺乏多边合 作；朝鲜半岛问题是 20 世纪束缚东亚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重要问题；东亚国家 在经济、政治体制文化以及语言方面的差异也阻碍了东亚地区的整合进程。 任爀伯具体分析了东亚地区化发展面临的机会。例如，六方会谈可能促进东 亚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形成，而经济一体化将有效带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此 外，IT 革命将全面促进东亚国家间的交流，推动形成统一的东亚文化与身份， 韩国在宗教共存与合作方面的突出表现对解决东亚的宗教差异问题也有一定借 鉴意义。 最后，任爀伯展望了东亚地区化的前景。日益增长的区域内经济交流将有效 推动地区化的发展，IT 革命与文化交流有利于统一东亚身份的形成，而 90 年代 末应对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缓慢的教训增加了在目前全球经济危机下的合作可能 性。任教授同时指出，当前在很多方面仍需持谨慎态度，如朝核问题、日本对二 战的态度问题和东亚的概念界定问题。 讲座结束之后，任爀伯就六方会谈、朝核问题和增进区域信任等东亚地区热 点问题与在座师生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交流。 编辑： 张 超 施 莹 （敬乂嘉） 审核：陈玉刚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