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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 陈彦斌 阎 衍 段亚林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连续 30 多 年接近 10%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一是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消 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二是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大量的社会冲突，使政府为了维持社会 稳定而支付了巨额成本。然而，高代价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与中国社会的“高增长依 赖症”存在强烈冲突，中国因此陷入了增长困境。 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下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和事权财权倒挂的财税体制不仅使中国形成 了高代价的投资驱动型高速经济增长，而且导致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促使当前中国经济与社 会形成了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 “高增长依赖症”主要表现为：必须依靠高速经济增长来 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应对日益攀升的财政支出 和吸引精英人才。 宏观调控政策无法破解当前的增长困境。一是，宏观调控只能在短期实现“稳增长”或 者“保增长”的目标，而无法改变中国未来增速放缓的大趋势。二是，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 趋于缩小，其短期稳增长能力进一步减弱。三是，宏观调控政策对降低“高增长依赖症”的 作用甚微。 我们认为，破解困境的根本之道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增长依赖”，当然，中短 期内仍然需要稳增长因中国经济与社会比较脆弱。具体来说，我们的政策建议是： 中短期内，做好“稳增长”工作。一是，加快推进城镇化，重点实现“农民市民化”， 充分发掘内需潜力。二是，实施总量减税，既拉动总需求也拉动总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内 生动力，促进中国形成以减税引擎的“新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三是，合理运用财政政策 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以防宏观经济出现大幅波动。 长期内，通过深化改革完成“三大转变”来降低“增长依赖”：一是，加快行政体制改 革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政府职能从“做大蛋糕”转变为“分好蛋糕”和“做绿色蛋糕”； 二是，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转变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 设并重”；三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法制建设，将“人治”转变为“法治”。 最后，关于当前的增长困境和改革，本报告提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进一步改革的难 度很大，因此困境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高增长、高代价、高增长依赖”可能仍是未来 一段时间的常态。第二，尽管改革难度很大，但是深化改革的大方向不能动摇。改革的核心 内容是:政府及央企通过释放自身利益为改革赢得空间，其抓手一是政府改革，二是国企改 革，三是要素市场改革。第三，关于改革的路径选择。要选择主动改革而不是全面危机推动 的被动改革；要选择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改革，但要谨防“只空谈，不实干”来拖延改革。 1 第一部分 当前我国的增长困境集中表现为“高代价的高增长不可持 续”与“高增长依赖症”之间的强烈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2012 年， 中国平均经济增速高达 9.92%。①中国 GDP 总量世界排名由 1978 年的第 10 位跃 居至当前的第 2 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1.9%稳步升至 2011 年的 10.5%。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也获得了巨大改善，1979~2012 年， 我国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实际增速分别达到了 8%和 7.5%；2012 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 6000 美元，已经由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之前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根据预测，中国的 GDP 总量将在 2019 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人均 GDP 将达到 13041 美元（以 2010 年的不变美元计价），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②我国三十多年 高速增长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代价也是巨大的，并且形成了“高代价的 高增长不可持续”与“高增长依赖症”之间的强烈冲突。 一、高速经济增长导致了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高增长的资 源、环境代价过高。 1、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表现出明显的粗放型特征，随着资源消耗量的大 幅增加，石油、铁矿石、铜、钾等主要资源品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对外依存 度大幅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以能源为例，2011 年，我国能源消 耗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高达 21.3%，③而 GDP 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却只有 10.5%。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虽然单位 GDP 能耗已经由 1990 年的 0.7 稳步下降 到 2010 年的 0.26，但仍然是高收入国家的 1.76 倍、中等收入国家的 1.21 倍、 世界平均水平的 1.46 倍，同时也是与我国在人口规模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诸 多相似性的印度的 1.42 倍。④1978~2010 年，全世界能源消耗总量增加了 1.77 倍，年均增长率为 1.8%。相比之下，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则翻了两番，年均增长 率高达 4.5%。2009 年以来，我国已经跃升为全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与对能 源的消耗相似，我国对铁矿石、铜、钾等主要矿产资源的消耗量同样逐年增加。 在此情形下，石油、铁矿石、铜、钾等主要资源品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主要表 现为供需缺口的日益扩大和对外依存度的逐步提高。 ①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到。 资料来源：陈彦斌、姚一旻（2012）。 ③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2。 ④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2。 ② 2 高收入国家 中国 中等收入国家 印度 世界 美国 1.2 1.0 0.8 0.6 0.4 0.2 0.0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图 1：各国单位 GDP 能耗的变化趋势（单位：每美元 GDP 消耗的能源量）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3 年 2 月。 30 中国 美国 俄罗斯 印度 日本 20 10 2010 2008 2006 2004 2002 2000 1998 1996 1994 1992 1990 1988 1986 1984 1982 1980 1978 0 ① 图 2：各国能源 消耗量占全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3 年 2 月。 第一，国内原油产量早已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石油消费需求，石油进口量 逐年增加，2011 年和 2012 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分别提高到了 56.7%和 56.4%，而且预计未来将继续提高。1993 年，我国石油进口量首次超过了出口量， 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是当时石油对外依存度仅为 6.7%。此后，我国石油消费 量持续增加，但是国内原油产量增幅有限，石油供需缺口日益扩大，净进口量也 直线上升，对外依存度逐步提高。2001 年，我国原油产量为 1.64 亿吨，石油消 费量为 2.28 亿吨，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比重为 6.35%，对外依存度为 24.7%。 到 2012 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已经升至 4.76 亿吨，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比重达到 了 11.4%，但是国内原油产量仅增加到了 2.07 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因此飙升至 56.4%。如果不加强油田勘查并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未来石油短缺程度将进 此处的能源指的是一次能源（Primary Energy），即从自然界取得的未经任何改变或转换的能源，主 要包括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等。 ① 3 一步加剧，预计 2020 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上升到 60%以上。① 美国 中国 印度 日本 30 25 20 15 10 5 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图 3：各国石油消费量占全世界石油总消费量的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2。 消费量（左） 原油产量（左） 对外依存度（右） 5 60 4 50 40 3 30 2 20 1 10 0 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图 4：我国石油产量、消费量和对外依存度（单位：亿吨；%） 资料来源：2011 年之前数据来自《2011 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2 年数据来 自国家发改委。 第二，2009 年以来，我国开始变成煤炭净进口国，而且近三年煤炭进口量 骤增，未来煤炭对外依存度有可能快速提高。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但 是由于同时还是第一大煤炭生产国，长期以来国内煤炭产量能够满足自身消费需 求。2001~2008 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占全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比重从 30.27% 升至 43.35%，生产量占全世界的比重也从 32.9%升至 44.73%，国内煤炭供给量 在满足国内需求之外略有结余。②但是，2009 年开始我国变为煤炭净进口国，而 且 2010 年、2011 年和 2012 年的煤炭进口量分别骤增至 1.65 亿吨、2.22 亿吨和 2.9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30.9%、20.3%和 29.8%。虽然我国正在加快转变能源消 费结构，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来替换煤炭等化石燃料，但是考 虑到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中的 70%左右是煤炭③，随着经济总量的进一步增加，对 ① 资料来源：《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2。 ③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② 4 煤炭的消费量短期内还将保持当前的增长态势，煤炭的进口量也将进一步增加。 消费量 产量 40 35 30 25 20 15 1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图 5：我国煤炭的产量和消费量（单位：亿吨） 资料来源：《2011 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 伴随着煤炭消耗量的快速增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① ，而且还在继续增加。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排名世界第一，占全世 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23.99%。在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逐渐减少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却一路飙升，已经从 1980 年的 1.5 公吨增加到了 2010 年的 5.77 公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际排名也由 1978 年的第 76 位上升至 2009 年的第 61 位。 表 1：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前十名国家及其所占比重（单位：亿吨；%） 国家 排放量 排放量占全世界比重 中国 76.87 23.99 美国 53.00 16.54 印度 19.79 6.18 俄罗斯 15.74 4.91 日本 11.01 3.44 德国 7.35 2.29 伊朗 6.02 1.88 德国 5.14 1.60 韩国 5.09 1.59 南非 4.99 1.56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3 年 2 月。 第三，我国的铁、铜和钾等国民经济支柱性矿产品均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短缺，对外依存度持续维持在高位。2001~2011 年，我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 Maddison（2011）指出，因为中国严重依赖煤炭作为能源，而煤炭所释放的二氧化碳又远高于石油 和天然气，因此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对能源消费的比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 2030 年时，中国每吨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为 0.8 吨，而美国是 0.63 吨，世界平均水平是 0.6 吨。 ① 5 一直保持在 50%以上，其中 2004、2005 和 2009 年还都突破了 60%；铁矿石进 口量已经从 2001 年的 0.92 亿吨增加到了 2011 年的 6.86 亿吨，年均增长率高达 22.3%。与之相似，当前我国精炼铝、精炼铜和钾盐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了 52.9%、69%和 52.4%。① 进口量 产量 对外依存度 14 70 12 60 10 50 8 40 6 30 4 20 2 10 0 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图 6：我国铁矿石产量、进口量和对外依存度（单位：亿吨；%） 资料来源：《2011 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和《中国钢铁工业年鉴 2011》。 2、伴随着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产能扩张，我国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环境 承载能力日趋脆弱，这严重影响了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巨额的环境污染成 本。 第一，我国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地下水、内陆河流湖泊和海水水质均遭 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我国废水排放总量已经从 2001 年的 432.9 亿吨增加到了 2011 年的 652.1 亿吨。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当前我国废水排放量为世界之最，而且远 超其他国家：2007 年，我国每天的有机废水排放量为 9429 吨，比美国、俄罗斯、 德国、印尼、泰国、法国、乌克兰、越南和意大利九个国家的废水排放量总和还 要多。②由于废水中含有氨氮等大量废物，我国的地下水、内陆河流湖泊和海水 均遭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污染。以海水为例，2011 年，我国全海海域较清洁海域 面积已经减少到了 4.78 万平方公里，尚不足 2003 年较清洁海域面积的 60%。 表 2：我国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① ② 6 年份 废水排放量（亿吨） 化学需氧量（万吨） 氨氮（万吨） 2001 432.9 1404.8 125.2 2002 439.5 1366.9 128.8 2003 460.0 1333.6 129.7 2004 482.4 1339.2 133.0 2005 524.5 1414.2 149.8 2006 536.8 1428.2 141.3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2012）。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2。 2007 556.8 1381.8 132.3 2008 572.0 1320.7 127.0 2009 589.2 1277.5 122.6 2010 617.3 1238.1 120.3 2011 652.1 1293.7 175.8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国家环境保护部。 表 3：全世界有机废水排放量前十名（单位：吨/天） 国家/地区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中国 -- -- 7066 7958 8359 8824 9429 美国 2482 2306 -- 1960 1889 1851 -- 俄罗斯 1597 1583 1520 1471 1426 1388 1382 德国 980 967 966 960 954 936 -- 印度尼西亚 752 719 731 750 764 883 -- 泰国 -- 565 -- -- -- 581 -- 法国 615 622 603 598 578 569 -- 乌克兰 561 541 524 525 527 537 498 越南 296 354 400 443 470 500 545 意大利 492 484 487 481 476 479 --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3 年 2 月。 表 4：我国海域水质监测结果（单位：万平方公里） 近岸海域 污染程度 较清洁 全海海域 轻度 中度 严重 污染 污染 污染 较清洁 轻度 中度 严重 污染 污染 污染 2003 6.79 2.07 1.45 2.42 8.05 2.20 1.49 2.40 2004 3.34 2.25 2.8 3.17 6.56 4.05 3.08 3.21 2005 2006 2007 2008 2.64 2.02 2.91 3.21 2.39 3.05 3.13 2.51 1.55 1.6 1.59 1.69 3.1 2.77 2.96 2.53 5.78 5.10 5.13 6.55 3.41 5.21 4.75 2.88 1.82 1.74 1.68 1.74 2.93 2.84 2.97 2.53 2009 3.8 1.76 1.86 2.91 7.09 2.55 2.08 2.97 2010 4.24 3.15 2.14 4.78 7.04 3.62 2.31 4.8 2011 -- -- -- -- 4.78 3.43 1.83 4.38 数据来源：2003~2010 年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011 年数据来自《2011 年 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第二，二氧化硫和粉尘等大气污染物的大量排放使得我国的大气污染非常 严重。虽然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治理下，我国大气污染程度有所缓和，但是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大气污染问题仍然非常严峻。我国空气中颗粒物含量 已经从 2000 年的 85.46 微克/立方米降到了 65.61 微克/立方米；但是，世界平均 水平则从 2000 年的 63.04 微克/立方米降到了 45.92 微克/立方米，这就意味着我 7 国目前空气颗粒物含量仍然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①在已经公布的 44 个国家的空 气中颗粒物含量排名中，我国排在倒数第九名。如果考察全世界主要城市空气中 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含量，北京、上海和天津各项指标不仅无法 与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提并论，而且明显落后于印度、 泰国、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城市。② 烟尘（左/万吨） 工业粉尘（左/万吨） 二氧化硫(右/亿吨) 1400 3000 1200 2500 1000 2000 800 1500 600 1000 400 500 200 0 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图 7：我国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表 5：世界主要城市大气污染状况（单位：微克/立方米） 国家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英国 总悬浮 二氧 二氧 总悬浮 二氧 二氧 颗粒物 化硫 化氮 颗粒物 化硫 化氮 东京 35 18 68 上海 65 53 73 大阪 31 19 63 北京 80 90 122 多伦多 17 17 43 天津 112 82 50 温哥华 10 14 37 孟买 51 33 39 纽约 18 26 79 加尔各答 104 49 34 洛杉矶 29 9 74 曼谷 63 11 23 巴黎 10 14 57 安卡拉 36 55 46 柏林 18 18 26 南非 开普敦 13 21 72 慕尼黑 16 8 53 墨西哥 墨西哥城 43 74 130 马德里 25 24 66 巴西 圣保罗 30 43 83 巴塞罗那 29 11 43 汉城 33 44 60 伦敦 17 25 77 釜山 31 60 51 伯明翰 11 9 45 新加坡 31 20 30 城市 国家 中国 印度 泰国 韩国 新加坡 城市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1 年。 第三，我国土壤污染态势同样日趋严峻，土壤污染面积已经超过了全国耕 地面积的 1/5。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我国土壤污染面积只有几百万公顷，然而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3 年 2 月。颗粒物特指空气中直径不足 10 微米 的微粒。 ②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1。目前，中国有 560 个城市开展常规空气质 量检测，超过 80%的城市已经达到国家三级标准，但是达标主要由于标准落后且偏低，并且 PM10、PM2.5、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主要空气污染物的国家一级标准比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值高出 50%~150%。 ① 8 现在的土壤污染面积已经超过 2000 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重超过 1/5。①具 体来说，我国受“工业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约为 1000 万公顷，受石油污染的 耕地面积约为 500 万公顷， 因使用污水灌溉而污染的耕地面积约为 330 多万公顷， 受矿区污染的耕地面积为 200 万公顷，受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的耕地面积约为 5 万公顷。②我国土壤污染源也日益多样化，最为严重的是重金属（镉、砷、铬、 铅）污染，目前全国耕地面积的 10%以上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③； 此外，化肥、农药、抗生素等也是重要的污染源。④ 固体废弃物, 5 矿区污染, 200 污水灌溉, 330 工业三废, 1000 石油污染, 500 图 8：不同污染源导致的我国土壤污染面积（单位：万公顷）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2012）。 第四，环境污染导致各类疾病频发，严重损害了我国居民的身心健康。国家 环保总局和 OECD 联合发布的《OECD 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指出：2001~2003 年， 全国约有 3 亿人每天都在饮用受到污染的水，其中约有 1.9 亿人患病，而且每年 约有 3 万儿童死于腹泻；在全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流域，出现了癌症、智商降低 以及流产的高发状态；全国有超过 2.7 亿的城市居民生活在空气质量不达标的环 境中，大约 2.3 万人死于各种呼吸道疾病，1.3 万人死于心脏病。而且，预计到 2020 年，大气污染将导致我国城市地区每年有 2000 万人患上呼吸道疾病，550 ⑤ 万人患上慢性支气管炎，60 万人则将因大气污染而过早死亡。 更为惊人的是， 环境污染已经导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癌症村”⑥：据估计，目前中国“癌症村” ① 资料来源：李雪林、张晓燕（2010）。 数据来源：国土资源部（2012）。 ③ 数据来源：国土资源部（2012）。 ④ 资料来源：李雪林、张晓燕（2010）。 ⑤ 资料来源：《OECD 中国环境绩效评估》。 ⑥ 国家环保部在《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指出，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 有 3000 余种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危害，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癌症村” 。资料来源：人民网， 具体参见：http://env.people.com.cn/n/2013/0221/c1010-20556848.html。 ② 9 的数量已经达到 247 个，涵盖大陆的 27 个省份，而且“癌症村”的数量还在逐 年增加。 ① 第五，我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是非常巨大的，环境污染成本 占 GDP 的比重高达 3%左右。我国的环境污染成本已经从 2004 年的 5118.2 亿元 提高到了 2010 年的 11032.8 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13.7%。环境污染成本占 GDP 的比重高达 3%左右，这严重侵蚀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与此同时，环境污染 ② 的虚拟治理成本 也从 2004 年的 2874.4 亿元提高到了 2010 年的 5589.3 亿元， ③ 几乎翻了一番。 此外， 《OECD 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因 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失将达到 GDP 的 13%。 表 6：我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污染成本和虚拟治理成本（单位：亿元；%） 环境污染成本 环境污染成本 2004 5118.2 3.20 2874.4 1.80 2008 8947.5 2.85 5043.1 1.61 2009 9701.1 -- -- 2010 11032.8 2.85 2.75 5589.3 1.39 占 GDP 的比重 虚拟治理成本 虚拟治理成本 年份 占 GDP 的比重 注：（1）数据来源：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2004》以及 2008、2009 和 2010 年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环境污染成本和虚拟治理成本占 GDP 的比 重是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 GDP 数据重新计算得到。 3、我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造成了高资源环境代价，是因为在增长主义发展 模式下，政府为了降低企业成本、刺激经济增长，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使 用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资源类产品实行低于国内市场均 衡价格和国际一般水平的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格，这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 但是也必然会导致资源的过多投入和粗放型使用。 不仅如此，各级政府为了促进企业加快发展，对企业破坏环境行为的容忍度 相对较高、惩罚力度相对较小，导致我国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过少。我国环境保 护投资总量虽然在逐年增加，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2010 年，我 国环境保护投资占 GDP 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 1.66%；但是，欧盟 27 国环境保护 投资占 GDP 的比重在 2009 年就已经达到了 2.25%。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 环境保护投资占 GDP 的比重达到 1%~1.5%时，可以控制环境恶化的趋势；当该指 ④ 标达到 2%~3%时，环境质量将会有所改善。 可见，我国的环保投资依旧明显不 足。显然，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在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① 资料来源：人民网。具体参见：http://env.people.com.cn/n/2013/0221/c1010-20556848.html。 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进行治理所需要的支出。 ③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10）》。该报告指出，为了充分保证核算结果的科学性， 在核算方法上不够成熟以及基础数据不具备的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项没有计算在内，因此，目前 的核算结果依然是不完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损失代价。 ④ 具体参见：姜占英、杨杨（2011）。 ② 10 环境保护投资（左） 占GDP比重（右） 1.8 1.6 1.4 1.2 7000 6000 5000 4000 1 0.8 0.6 0.4 3000 2000 1000 0.2 0 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图 9：我国环境保护投资及其占 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011》。 表 7：欧盟各国环境保护投资占 GDP 比重（单位：%） 国家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合计 国家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合计 EU-27 0.69 1.56 2.25 捷克 0.43 1.44 1.87 爱沙尼亚 0.16 4.24 4.40 西班牙 0.31 1.51 1.83 奥地利 0.75 2.30 3.05 保加利亚 0.64 1.09 1.73 罗马尼亚 0.59 2.08 2.67 德国 0.32 1.22 1.54 0.31 1.03 1.34 立陶宛 1.19 1.37 2.56 匈牙利 波兰 0.48 1.95 2.43 瑞士 0.85 0.49 1.34 比利时 0.48 1.92 2.40 葡萄牙 0.57 0.69 1.27 法国 0.62 1.60 2.22 瑞典 0.36 0.82 1.17 塞浦路斯 0.33 1.79 2.12 芬兰 0.58 0.56 1.14 2.11 拉脱维亚 0.08 0.96 1.05 斯洛文尼亚 0.71 1.40 数据来源：Eurostat。表中数据为各个国家和地区 2009 年的数据。 二、高增长导致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社会冲突，政府为维 持社会稳定投入了巨大开支，这是高增长的另一个巨大代价。 1、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 维持在高位，财富差距则更为惊人。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1981 年，我国居民 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 0.29，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 0.4。但是，2000 年以来，该 指标已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并长期维持在 0.47 以上，2008 年达到了 0.49 的 ① 历史峰值，远远高于 OECD 国家。 一些机构的调查数据呈现出更加严峻的结果：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调查结 果显示，2009 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 0.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 ② 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更是指出，2010 年我国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 0.61。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在近年来有变小的趋势，已经 从 2008 年的 0.491 降至 2012 年的 0.471，但是仍然大幅高于国际警戒线。 ② 对于官方和民间机构公布基尼系数的显著差异以及各类数据的权威性，学者们持有不同观点。尹晨 11 此外，如果将“隐性收入” （主要是“灰色收入”①）考虑在内，我国收入差 距将会进一步加大。据调查，2008 年中国城镇 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 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比重高达 63%。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 那么 2008 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 26 倍，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 9 倍；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农村居民家 庭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相差 65 倍，也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 23 倍。② 世界银行 国家统计局 0.5 0.45 0.4 0.35 0.3 0.25 19 81 19 84 19 87 19 90 19 93 19 96 19 99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0.2 图 10：我国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 表 8：中国和 OECD 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状况 20 世纪 20 世纪 20 世纪 2000 年 2005 年 70 年代中期 80 年代中期 90 年代中期 左右 左右 中国 -- 0.28 0.36 0.43 0.48 英国 0.28 0.33 0.35 0.37 0.34 美国 0.32 0.34 0.36 0.36 0.38 澳大利亚 -- -- 0.31 0.32 0.3 加拿大 0.3 0.29 0.29 0.32 0.32 丹麦 -- 0.22 0.21 0.23 0.23 芬兰 0.23 0.21 0.23 0.26 0.27 法国 -- 0.31 0.28 0.28 0.28 德国 -- 0.26 0.27 0.27 0.3 希腊 0.41 0.34 0.34 0.34 0.32 意大利 -- 0.31 0.35 0.34 0.35 荷兰 0.25 0.26 0.28 0.28 0.27 西班牙 -- 0.37 0.34 0.34 0.32 瑞典 0.21 0.2 0.21 0.24 0.23 日本 -- 0.3 0.32 0.34 0.32 国家和地区 （2012）和刘元春（2012）认为，官方机构抽样调查样本容量大，而且保证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因此所得 结果更有参考价值。尹志超（2012）则认为，西南财经大学补充了收入分布、财富分布、家庭资产负债方 面的调查，可以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提供新的支撑。 ① 王小鲁（2010）所调查的“灰色收入” ，主要包括两种收入：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 非法的收入，包括违规违纪但不违法的收入；第二，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 ② 资料来源：王小鲁（2010）。 12 韩国 -- -- -- -- 0.31 墨西哥 -- 0.45 0.52 0.51 0.47 OECD 均值 -- -- -- -- 0.31 数据来源：OECD 国家数据来自 OECD 数据库，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与收入差距类似，中国居民的财产分布状况同样逐渐恶化。李实等（2005） 对早年中国财产分布的研究表明，1995 年和 2002 年我国城镇居民财产分布的基 尼系数分别为 0.52 和 0.48，而农村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则分别是 0.33 和 0.40。此后，中国居民所持有的财产差距继续扩大。陈彦斌（2008）指出，2007 年中国城镇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了 0.58，农村居民财产分布的 基尼系数更是高达 0.62。 ① 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最富有的 1%家庭掌握了全国财富总额的 41.4%。②中 国财富集中度之所以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量超级富豪的存在所造成 的。2013 胡润富豪排行榜显示，以 10 亿美元作为上榜门槛，中国大陆上榜富豪 数量多达 262 人，占全部榜单人数（1453 人）的比重高达 18%。不仅如此，胡润 研究院指出，中国未上榜的“隐形富豪”还多达 750 人左右。因此，中国实际富 豪数量可能已经达到 1012 人，而全世界富豪总人数仅为 3953 人，中国富豪占比 可能高达 25.6%。③ 表 9：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财产分布④状况（按财产持有量将居民十等分） 城镇 组别 农村 平均值 占比 平均值 占比 （单位：元） （单位：%） （单位：元） （单位：%） 第一组 -32379 -1.08 -9016.29 -1.57 第二组 28372 0.94 6011.096 1.05 第三组 66734 2.22 13137.69 2.29 第四组 107269 3.57 21193.1 3.7 第五组 162709 5.41 30283.15 5.28 ①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对奥尔多 2007 年调查数据所显示的中国财产分布状况的具体论述，可参见陈彦斌（2008）和梁运文等 （2010）。 ②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0）。此外，世界银行还指出，中国财富集中度已经明显超过美国，同期美 国最富有 5%人口掌握了全国 60%的财富。 ③ 数据来源：上榜人数引自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3 胡润富豪排行榜》；相关比重数据根据上榜人数 自行计算得到。 ④ 城市的家庭总资产分为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外汇、各种债券、期货、基金、住房公积金、保险 金、收藏品的估计市场价值、其他金融理财产品、借出款、家庭经营活动占有的自有资金、向企业或其他 经营活动的投资（不包括股票和债券）、自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估计市场现值、家庭耐用消费品的估计市场 现值、自有房屋的估计市场价值（包括所有房产）、其他资产的估计现值等 18 类。农村的家庭总资产分为 役畜和产品畜、大中型铁木农具、农林牧渔业机械、工业机械、运输机械、建筑机械、生产用房、其他生 产用固定资产、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外汇、各种债券、期货、基金、保险金、其他金融理财产品、收 藏品的估计市场价值、自有房屋的估计市场价值（含所有房产）、借出款、家庭经营占用的资金、对其他企 业的投资（不包括股票、债券）、家庭耐用消费品的估计市场现值、其他资产的估计现值等 24 类。 13 第六组 240081 7.98 39057.23 6.81 第七组 340404 11.32 53102.6 9.26 第八组 454294 15.1 75727.94 13.2 第九组 632874 21.04 117124.6 20.42 第十组 1007721 33.5 226943.2 39.57 总计 300808 100 57356.43 100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库的相关 数据计算得到。 2、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社会稳定面临严峻的挑战。 当前，不论是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主要有非法群体性事件、违法 活动和犯罪活动等） ，还是合法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主要有民间纠纷、劳动 争议、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等） ，都呈现出骤增之势，对我国社会的稳定造成了 严峻的挑战。①就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而言：一是，公安机关的刑事犯罪 案件和治安案件的立案数量逐年增加。1992，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和治安案件的立 案数量分别为 158.3 万起和 295.7 万起；到 2011 年，二者已经分别增加至 600.5 万起和 1316.6 万起，分别是 1992 年的 3.8 倍和 4.5 倍。二是，各类非法群体性 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提高，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加。1993 年，我国的非法 群体性事件只有 8709 起，而 2009 年和 2010 年则分别达到了 11 万起和 28 万起； 参与非法性群体事件的人数也由 2000 年的 163 万多人，增加到了 2009 年的 572 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由 3200 起增加到 8500 多起。② 就合法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而言：一是，全国法院一审民事诉讼和行政诉 讼案件的数量直线上升。2004~2011 年，全国法院一审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 的年均增速分别高达 6.2%和 5.7%；2011 年，全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的数 量分别达到了 661.4 万件和 13.6 万件，均是 2004 年的 1.5 倍。二是，民间纠纷 ③ 显著增加。2004 年，相关部门所调解的民间纠纷的数量为 441.4 万件， 此后一 路飙升，到 2011 年增加到了 893.5 万件，期间增幅高达 102.4%。三是，劳动争 议日趋突出。1994 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只有 1.9 万起，2003 年首次突破 20 万件，2008 年更是达到了 69.3 万件的高峰，此 后虽然略有减少，但始终维持在 60 万件左右。 ① 胡鞍钢等（2006）将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概括为非法形式与合法形式。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包括非 法群体性事件、违法活动和犯罪活动等；合法形式的社会矛盾包括民间纠纷、劳动争议、民事诉讼和行政 诉讼等。 ② 数据来源：《2005 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瞭望》，海云志（2012）。 ③ 从图中可以看出，1994~2004 年调解民间纠纷的数量一直呈现递减的趋势。胡鞍钢等（2006）指出， 这并不意味着民间纠纷数量减少，相反在此期间我国民间纠纷数量逐渐增加。民间纠纷可调解性的减弱导 致相关部门调解民间纠纷数量减少。 14 刑事犯罪案件 治安案件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0 图 11：公安机关刑事犯罪案件立案和治安案件处理状况（单位：万起） 数据来源：《中国法律年鉴》。 民事诉讼 民间纠纷 行政诉讼（右） 劳动争议（右） 70 60 50 40 30 20 10 10 20 08 20 4 06 20 20 0 02 20 00 20 98 19 96 19 94 19 92 19 90 19 88 0 19 19 86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图 12：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民间纠纷和劳动争议情况（单位：万件）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3、在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高压之下，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开支迅速增加。 由于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逐年增加，而“零指标”和“一 ① 票否决”的巨大压力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把维持社会稳定当作重要任务。 地 方政府通过扩大编制和增设“维稳办”、 “综治办”等机构确保辖区内的社会稳定， ②③ ④ 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我国的财政公共安全支出 已经从 2007 ①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社会研究课题组（2010）。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社会研究课题组（2010）。 ③ 例如，根据新华网的报道，广西贵港市设有 5 个群众工作部，74 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 个群众工作 站，每年至少花费 626 万元的财政经费；2009 年，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 3664 万元；河北 省 2009 年国庆安保志愿者的招幕人数多达 78 万；2008~2010 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 基础设施的投资累计达 49.5 亿元。 ④ 关于公共安全支出是否能够代表维持社会稳定的开支，目前仍然存在争议。财政部指出，根据“预 算报告”的名词解释， “公共安全支出”的内容包括：完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稳步提高地方政法经费补助 水平，支持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化解政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债务，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加强 基层监管部门食品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促进保障食品安全。李伟（2012）将“公共安全支出”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预防和应对给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自然灾害的经费，另一类是预防和应对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 威胁的各种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经费，而且认为“维稳开支”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然而，清华大学社 会研究课题组（2010）和王勇（2012）等研究则将“公共安全支出”视为维持社会稳定开支的表征量。虽 ② 15 年的 3486.2 亿元增加到了 2011 年的 6304.3 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16%；2012 ① 年，我国财政公共安全支出的预算更是突破了 7000 亿元，达到 7017.6 亿元。 就 财政公共安全支出的具体方向而言，面向武装警察和公安的支出占据了最大比 重，二者所占比重始终维持在 67%左右。 维持社会稳定的高额开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例如：广州市 2007 年维持社会稳定的支出高达 42.99 亿元，占一般预算总支出的比重高达 16.4%，而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仅为 15.17 亿元、18.38 ② 亿元和 29.45 亿元 ；辽宁省 2009 年公安支出高达 223.2 亿元，这意味着全省人 均公安支出超过 500 元③；2011 年，贵州安顺坡贡镇政府为了解决由一桩普通刑 ④ 事案件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所花费的开支相当于当地政府 3 年的财政收入。 表 10：我国财政公共安全支出情况（单位：亿元） 支出项目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武装警察 585.2 664.1 774.0 933.8 1082.0 公安 -- 2057.7 2480.3 2816.3 3265.6 法院 -- -- -- 544.0 596.3 司法 -- -- -- 159.7 185.7 缉私警察 -- -- -- 10.7 12.8 其他 -- -- -- 69.2 93.8 支出合计 3486.2 4059.8 4870.2 5517.7 6304.3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 三、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过去 30 多年平均接 近 10%的高增长已经难以重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延续了 30 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1978~2012 年平均经 济增长率高达 9.92%。然而，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态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增 长率出现明显下滑。我国 2008~2011 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既比 2000~2007 年低 0.9 个百分点，也比 1978~2011 年间的长期平均值低 0.38 个百分点。2012 年， 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延续了下滑趋势，年均增速仅为 7.8%，其中，前三季度分 别增长 8.1%、7.6%和 7.4%，比 2000 年以来的季度平均值低 2.2 个百分点，第四 季度经济增速虽略有反弹（7.9%），但仍然处于历史低位。大多数学者认为，中 ⑤ 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性趋势。 我们的测算结果表明，在基准情形下， 然各方对维持社会稳定开支的规模存在争议，但是对维持社会稳定开支的变化趋势基本形成共识：随着我 国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加剧，维持社会稳定的支出应该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 ① 数据来源：《2012 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② 数据来源：《关于广州市 2007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08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③ 数据来源：法制日报。 ④ 数据来源：新华网。 ⑤ 具体参见：世界银行（2012）。 16 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分别比 2000~2010 年下 滑 2.3 个和 4 个百分点，分别为 7.4%和 5.4%，这与世界银行（2012）、Kuijs（2009） 和张延群等（2009）的预测结果比较接近。 表 11：已有研究对我国 2011~2020 年经济增速的预测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2012） 张延群、娄峰（2009） Kuijs（2009） 预测区间 预测值（单位：%） 2011~2015 8.6 2016~2020 7 2011~2015 2016~2020 2010~2015 8.3 6.7 8.4 2016~2020 7 8.23（悲观情形） 2011~2015 7.41（基准情形） 9.49（乐观情形） 陈彦斌、姚一旻（2012） 6.5（悲观情形） 2016~2020 5.39（基准情形） 7.8（乐观情形） 可以从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视角来解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就总需求 而言，长期以来出口和投资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当前及未 来出口增速和投资增速都将显著放缓。就总供给而言，以往的低成本优势将不复 存在，TFP 增速也将显著下降。 1、出口增速由于全球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困境以及中国 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而大幅下滑。 当前中国出口形势出现严重恶化：出口增速由 2000~2007 年的 24.8%降至 2008~2010 年的 6.5%；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也相应由 10.5%大幅下降 至-6.9%。造成出口增速下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全球技术进步速度减缓从 根本上降低了全球潜在经济增速，抑制了中国外部需求的扩大。二是发达国家深 陷债务困境，使得居民消费增速大幅下滑，对中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增速趋于降 低。据 IMF 估计，发达国家政府总债务占 GDP 比重在 2011~2017 年都将处于历史 ① 高位， 这将加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持续抑制中国出口增长。三 是中国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决定了出口规模难以继续高速扩张。当前中国出口占 世界市场的份额在 10%左右，2020 年将进一步提升到 15%左右。②未来中国出口 规模的进一步增长可能将触及世界市场吸收能力的上限，是国外市场所难以消化 的。③ ① 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2 年 4 月。 ② 数据来源：Guo and N’Diaye（2009） 。 ③ 历史经验表明，日本、韩国等经历过高速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占世界 17 表 12：我国出口增速和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单位：%） 指标 出口增速 净出口 对 GDP 贡献率 总时间段 子时间段 1979~2010 1979~1989 1990~1999 2000~2007 2008~2010 23.7 25.5 26.1 24.8 6.5 6.7 4 10.7 10.5 -6.9 图 13：发达国家政府总债务占 GDP 的比重 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2 年 4 月。 2、投资增速将由于工业化进一步推进的空间明显收窄、投资效率出现恶化 趋势和“出口—投资”联动机制的消失而显著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高投资增速促使中国资本得以快速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 重要的动力源泉。1979~2009 年，中国实际投资年均增速高达 12.24%，是发达国 家平均水平的 4 倍多。而在未来，中国投资增速将出现显著放缓：一是进一步工 业化的空间明显收窄，继续通过提高工业化程度来推动投资的模式难以为继。中 国在 2007 年的工业化率已经显著高于除马来西亚以外其他所有国家的峰值，而 且工业化进程从 1978 年起至今已超过 30 年，而世界主要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平均 耗时 15~20 年。二是当前中国投资效率出现恶化趋势，低效率投资所带来的低回 报将阻碍投资的增加。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与投资效率负相关）在 2008 年已 经达到 6.26，2009 和 2010 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 7.8 和 7.3，而世界平均水平仅 为 2。三是外部需求的萎缩使得“出口—投资”联动机制消失，由此导致投资收 益降低，投资需求随之逐渐减少。 表 13：工业化进程的国际比较 工业增加值峰值 国家 比重 年份 2007 年工业 峰值年份与 2007 年 增加值比重 的距离 （单位：%） （单位：年） 市场份额的峰值仅为 10%左右。具体参见：陈彦斌、姚一旻（2012）。 18 （单位：%） 英国 36.3 1970 17.3 37 德国 39.1 1970 25.1 37 澳大利亚 30.1 1970 20.7 37 日本 38.8 1970 22.8 37 意大利 32 1976 20.8 31 法国 28.4 1978 14.9 29 加拿大 30.5 1979 26 28 美国 29.3 1981 17.1 26 巴西 35.5 1984 23.8 23 墨西哥 31.4 1987 20.6 20 韩国 34.5 1987 31 20 新加坡 32.2 1988 26.9 19 俄罗斯 39.7 1991 31.8 16 印度 22.7 1995 20.9 12 马来西亚 45.9 2006 44.1 1 泰国 41.4 2006 41 1 中国 43.5 2007 43.5 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09）。 3、以往的低成本优势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储蓄率的高位回落而不复存 在。 劳动力成本将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而显著提高。有利的生产型人口结构使我 国改革开放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压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而在当 前，我国人口结构步入了拐点时期，劳动力供给增速的迅速减小将带动劳动力成 本进入长期上升通道。根据联合国（2010）的数据，中国老年人口增长率在当前 已经开始快速提高，并将于 2018 年达到自 1950 年以来的最大值 5.44%；这将导 致劳动年龄人口（15 至 64 岁）增长率由 2010 年的 0.9%下降到 2016 年的 0.06%， 随后增长率更是将由正转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逐渐减少。 图 1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增长率预测（1950~2100 年）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 19 利率将由于储蓄率的高位回落而趋于升高。①改革开放以来，高储蓄为中国 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压低了金融市场整体利率，降低了企业的投资 成本。从国际对比可见，1980~2010 年中国平均实际贷款利率低于世界主要发达 国家 1~6 个百分点。而在未来，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都将趋于降低。造成 家庭储蓄率下降的因素有：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房价上涨趋缓可能将减少家庭为 买房而进行的储蓄；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和金融深化将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新 一代人的消费观念和信用卡等新消费模式的普及也会降低家庭储蓄率。未来劳动 报酬、企业支付的财产收入净额等企业成本的提高将降低企业储蓄率。政府储蓄 率也将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中国当前的税负水平已经处于高位，财政收入难以 继续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而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却可能由于老龄化进程加速和其 他民生支出的扩大保持高速增长。 表 14：近 30 年世界主要国家实际利率和储蓄率（单位：%） 国家 中国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实际利率（1979~2009） 1.97 5.2 4.84 5.2 8.13 3.56 5.35 储蓄率（1980~2010） 40.7 16.25 20.1 19.98 20.78 30.07 21.14 注：（1）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实际利率是经过 GDP 平减指数调整的贷款利率。 （3）1978~1981 年中国储蓄率使用“（支出法 GDP—最终消费）/支出法 GDP”计算。 4、TFP 增速由于制度红利的衰减和技术进步放缓而显著下降。 制度红利由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大幅提升而步入较长期 的衰减阶段。中国市场化指数在 1981~1999 年的平均增速是 13.7%，进入 21 世 纪以后年增幅则普遍降至 5%以下，且基本保持递减状态，预计未来也难以改观。 ② ③ 究其原因，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基本遵循“由易到难、由经到政”的路径， 而前 期相对简单的、低成本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未来改 革的难度逐渐加大。 ① 虽然我国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但是可贷资金总量的增加仍然是压低市场利率的基本动力。具体参 见：陆磊（2007）。 ② 数据来源：陈彦斌等（2010）。 ③ 资料来源：邓聿文（2012）。 20 50 40 30 20 10 2007 2006 2004 2005 2003 2001 2002 2000 1998 1999 1997 1995 1996 1994 1992 1993 1991 1989 1990 1988 1986 1987 1985 1983 1984 1982 -10 1981 0 市场化指数增速 图 15：我国市场化指数增速的变化趋势（单位：%） 此外，当前我国技术进步出现放缓，未来也难以出现突破性进展。当前，我 国技术进步明显放缓，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由 1990~1999 年的 14.3%大幅 ① 下降至 2000~2007 年的 7.9%， 而且这一趋势预计在未来也将长期持续。这是因 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技术水平与世界技术前沿存在很大差距，巨大的追赶潜 力使我国实现了较快速的技术进步。而在当前以及未来较长时期，世界技术前沿 的增长速度处于低谷，同时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大幅缩小，因此追赶 潜力明显缩小，技术吸收速度将显著放缓（冯玉明，2007）。不仅如此，当前我 国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②未来可能也难以获得显著提高。自主创新的核心动 力来自于私营企业而非政府规划和干预，因此我国的技术进步应该更加依赖于良 ③ 好的市场环境和私营企业实力的壮大 。而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政府很可能仍然 对经济运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不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四、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因此“保增 长”或“稳增长”事实上成了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当前我国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没有充分地发挥其扶助社会弱势群 体、促进社会公平、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利益关系、遏制社会失序等功能。 社会建设不足严重降低了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和居民对社会 的满意度，大幅提高了社会动荡风险。由于短期内社会建设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只能主要通过保证居民就业稳定、快速提高居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 收入水平和增加必要的民生财政支出等途径来缓解其对于解决社会建设领域深 层次矛盾的迫切程度，而这必然要求我国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确保“把蛋糕 ① 数据来源：陈彦斌等（2010）。 当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技术设备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如电 子信息领域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 80%。具体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20/c_122059853.htm。 ③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2）。 ② 21 继续做大”。 1、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持续走低，而当前和未来的就业形势仍将严峻， 这要求我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来容纳新增 劳动人口。 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长期以来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79~1989 年， 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就业弹性为 0.34，平均每年能带动 1380 万新增就业人口； 1991~2000 年，就业弹性下降到 0.1，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只有 733.6 万； 2001~2010 年，就业弹性进一步下降到 0.05，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仅有 402 万。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居于绝对低水平。KILM （2012）所公布的 163 个国家 2004~2008 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的中位数水 平为 0.466，而我国的就业弹性仅为 0.095，排名第 154 位。我国就业弹性不仅 明显低于意大利、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而且比越南、印度、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 也要低。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和劳动力市场效率等因素是决定 就业弹性走势的主要因素，①而这些因素在中短期内都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因 此我国未来就业弹性也将基本保持于当前的低水平。 图 16：我国历年新增就业人数与就业弹性变化趋势②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① 资料来源：陆铭等（2011）。 有以下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图中所示新增就业人数指的是全国新增就业人数，近年来城镇化的快 速推进使得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大幅增加，而农村就业人数迅速减少，因此全国总的新增就业人数增幅并不 大；2000~2011 年，城镇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为 1125 万，农村就业人数则平均每年减少 706 万，全国平 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为 419 万。第二，由于 1990 年我国就业人数因不明原因而大幅增加，因此在相关计算 中未考虑该年份，具体参见李红松（2003）。 ② 22 12 中国 10 GDP增速 8 6 印度 越南 俄罗斯 印尼 泰国 4 肯尼亚 南非 巴西 台湾 西班牙 加拿大 美国 香港 韩国 -0.2 2 日本 0 0 英国 0.2 新加坡 法国 0.4 意大利 0.6 就业弹性 0.8 1 1.2 1.4 图 17：世界各国经济增速和就业弹性比较（2004~2008 年） 数据来源：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r Market，2013 年 2 月。 ① 尽管近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频频发生“民工荒”现象， 但 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大量高端劳动力依然面临着就业困难，因此我国当前 和未来的就业形势依然是非常严峻的。②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的特征是以民工 为主体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和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高端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 市场分割。③在发生“民工荒”的同时，我国存在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 ④ 题。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劳动力的需求供给比已经从 2006 年的 1.05 下降到了目前的 0.9。当前，拥有大专和本科学历的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高 达 13.4%和 11.9%；而拥有文盲、小学、初中学历的劳动力的失业率相对较低， 分别为 3.3%、5.9%和 7.7%。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是造成我国“大学生就 业难”的重要因素。2003 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总数为 212 万，随后屡创新高， 2012 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 680 万，而且预计 2013 年新增大学毕业生将继续增加 至 699 万的历史新高，未来这一数字也难以出现大幅下降。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统计数据显示， 截止 2012 年 9 月，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平均值仅为 80%， 这意味着当年有 130 万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李波平、田艳平（2011）指出，我国主要发生过两轮“民工荒”：第一轮于 2004 年初发生在珠三角、 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第二轮则于 2010 年初在沿海地区和内地企业纷纷出现。 ② 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0）》的预测，虽然我国早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在 2025 年之前将始终维持在 9.81~9.96 亿的高位。 ③ 资料来源：吴愈晓（2011）。 ④ 资料来源：尹蔚民（2012）。 ① 23 631 611 600 699 690 660 559 495 413 400 338 280 200 212 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图 18：全国历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图 19：不同学历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需求供给比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12）。 14 13 13.4 11.9 12 10.4 10 7.7 8 5.9 6 4 3.3 2 0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更高 图 20：不同学历劳动力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对比（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12）。 2、居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这 就必然需要高速经济增长以提高其收入水平。 24 当前我国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 总收入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69.23%大幅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跌至 2008 年的 57.11%；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则都有显著上升。①从国际对比来看，我国的居 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也明显低于绝大多数代表性国家。1996~2006 ② 年，绝大多数 OECD 国家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处于 72%~80%的范围内 ， 比我国高出 15~25 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较少地被居民部门 所享有。这种收入分配特征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产物，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 本性改变。 不仅如此，当前“限高提低”的收入分配改革也很难解决我国的贫富差距问 题：希冀通过加征财产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向高收入群体征 税”的做法在短期内并不现实，③而向中产阶级加征税收则不利于中产阶级的壮 大和总消费的扩大。④在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和居民之间的收 入差距难以发生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要想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 收入水平，只有通过高速经济增长“把蛋糕继续做大” 。 表 15：当前中国与 OECD 主要国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比（单位：%） 国别 初次分配 再分配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家庭部门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家庭部门 澳大利亚 8.9 13.7 77.5 3.3 23.9 72.8 加拿大 10.3 9.9 79.8 5.9 23.8 70.3 法国 5.7 13.2 81.2 1.5 24.8 73.7 德国 2.7 9 88.3 2 20.3 77.2 希腊 13.6 9.2 77.2 9 15.8 75.2 意大利 3.7 8.9 87.4 0.7 21.2 78.1 日本 11.2 7.9 80.9 7.5 17.5 75.1 韩国 9.7 15.4 74.9 5.7 24.9 69.5 墨西哥 7.3 9.1 83.6 2.8 15.2 82.1 西班牙 7.8 10.9 81.4 2.7 25.1 72.2 英国 8.2 12.1 79.7 6 21.1 72.9 美国 6.9 5 88 3.2 16.2 80.7 8.9 11.2 79.9 5.7 22.9 71.4 25.3 17.5 57.2 21.6 21.3 57.1 OECD 平均值 中国 注：（1）资料来源：梁季（2012）。（2）上述各国数据主要为 1995~2006 年平均值，希 腊和西班牙为 2000~2006 年平均值，意大利为 1997~2006 年平均值。中国则是 2008 年 的数据。 ① 资料来源：杨天宇（2012）。此外，安体富等（2009）和刘晓广（2011）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资料来源：梁季（2012）。 ③ 资料来源：朱国钟（2013）。 ④ 朱国钟（2013）认为，中产阶级的工资来源比较清楚，很难避税。而且，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也是 最好的税源。 ② 25 3、我国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支出明显不足，社会 建设严重滞后，严峻的民生压力需要财政支出快速增长，进而要求经济总量保 持快速增长以获取相应的财政收入。 第一，社会保障支出明显不足。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在逐年扩大，社会 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也逐步提高，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我 国社会保障支出主要由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两部分构成。1990 年，二者合计仅占 GDP 的 1.11%，2011 年则提高到了 6.17%。尽管如此，与其他 国家相比，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仍然过低。2011 年，OECD 国家社会 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高达 21.7%，法国和丹麦更是超过 30%，即便是墨西哥和 智利等发展中国家也明显高于中国。 表 16：我国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和占 GDP 比重（单位：亿元；%） 社会保障支出 年份 主要构成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规模 占 GDP 比重 规模 占 GDP 比重 规模 占 GDP 比重 1990 207 1.11 55 0.29 152 0.81 1995 993 1.63 115 0.19 877 1.44 2000 3903 3.93 1518 1.53 2386 2.40 2002 6108 5.08 2636 2.19 3471 2.88 2004 7743 4.84 3116 1.95 4627 2.89 2005 9100 4.92 3699 2.00 5401 2.92 2007 13335 5.02 5447 2.05 7888 2.97 2008 16729 5.33 6804 2.17 9925 3.16 2009 19909 5.84 7607 2.23 12303 3.61 2010 23949 5.96 9131 2.27 14819 3.69 2011 29164 6.17 11109 2.35 18055 3.82 表 17：OECD 主要国家公共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单位：%） 26 国家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OECD 19.7 19.5 19.2 19.9 22.1 22 21.7 21.7 澳大利亚 16.5 16.5 16.4 17.8 17.8 17.9 18.1 18.7 加拿大 16.9 16.9 16.8 17.6 19.2 18.6 18.3 18.2 法国 30.1 29.8 29.7 29.8 32.1 32.2 32.1 32.1 德国 27.3 26.1 25.1 25.2 27.8 27.1 26.2 26.3 意大利 24.9 25 24.7 25.8 27.8 27.8 27.6 28.1 西班牙 21.1 21.1 21.3 22.9 26 26.5 26 26.3 英国 20.5 20.3 20.4 21.8 24.1 23.7 23.9 23.9 美国 16 16.1 16.3 17 19.2 19.9 19.7 19.4 日本 18.5 18.4 18.7 19.9 22.4 -- -- -- 韩国 6.5 7.4 7.6 8.3 9.4 9.2 9.2 9.3 墨西哥 6.9 7 6.9 7.4 8.2 8.1 7.7 -- 智利 10.1 9.3 9.4 9.6 11.3 9.8 -- 9.5 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 第二，公共教育支出虽然逐年增加，但是占 GDP 的比重仍相对较低。1999 年，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只有 1.91%，而全世界平均水平是 4.23%， 即便是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 2.99%。截至 2012 年底，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已经升至 4%。①然而，这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处于劣势②，因为低收入国 家的平均水平在 2010 年已经升至 4.33%，中等收入国家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在 2008 年已经分别达到了 4.44%和 4.58%。 表 18：各个国家和地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状况（单位：%；美元） 教育支出 医疗支出 占 GDP 比重 占 GDP 比重 1999 2010 1999 2010 1999 2010 1.91 3.13 4.51 5.07 39 221 全世界 4.23 4.58 a 9.22 10.39 476 950 高收入国家 4.95 5.20a 10.03 12.55 2516 4877 低收入国家 2.99 4.33 5.43 5.7 67 225 中等收入国家 4.16 4.44a 3.92 5.34 11 27 巴西 3.88 5.40 a 7.09 9.01 242 990 印度 4.34 3.33 4.36 4.05 19 54 俄罗斯 -- 4.10 a 5.77 5.07 77 525 日本 3.54 3.78 7.54 9.49 2601 4065 5.04 a 13.35 17.89 4450 8362 国家/地区 中国 美国 5.50 人均医疗支出 数据来源：（1）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3 年 2 月。中国教育支出数 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2）标注 a 的数据表示的是 2008 年的 数据。 第三，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的比重大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医 疗卫生支出不足全世界平均水平的 1/4。1999 年，我国医疗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只 有 4.51%，人均医疗支出只有 39 美元，而世界平均水平则分别为 9.22%和 476 美 元。我国人均医疗支出尚不及全世界平均水平的 1/10，仅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平 均水平的 58%，略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医疗事业实现了快速发展，2010 年我国人均医疗支 出已经达到 221 美元，是 10 年前的 5.7 倍；我国医疗支出占 GDP 的比重也达到 了 5.07%。即便如此，我国人均医疗支出依旧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① 数据来源：国家教育部（2013）。 不仅如此，我国公共教育支出还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地区结构不均衡问题：一是，农村生均公共教育 支出明显低于城镇；二是，不同地区改革教育支出差别也很明显，东部地区生均公共教育支出明显高于中 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体参见：于莉（2011）。 ② 27 也不及全世界平均水平的 1/4；我国医疗支出占 GDP 的比重也相对较低，全世界 医疗支出占 GDP 比重的平均水平已经升至 10.39%，就连低收入国家也已经提高 到了 5.34%。 第四，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偏低，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难以得 到满足。美国、新加坡、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经验表明，要想有效地解决中低收 入家庭群体的住房问题，政府的扶持不可或缺。然而，我国城镇保障性住房供给 明显不足，2010 年我国保障房占城镇住房的比例尚不足 7%。而且，2000 年以来 我国经济适用房供给量占城镇住房总供给量的比重逐年降低。2010 年，经济适 用房新开工面积仅占住房开工面积的 3.8%，销售面积所占比重更是跌到了 2.94%。随着政府提出“十二五”期间供给 3600 万套保障房的规划并逐步付诸实 践，保障房在新增住房供给中所占的比重将在“十二五”末达到 20%以上。即便 如此，我国保障房覆盖率仍然将大幅落后于新加坡（85%）、香港（50%）、日本（44%） 和德国（41%）等国家和地区的水平。① 表 19：城镇经济适用房建设状况（单位：%） 投资额 新开工面积 竣工套数 销售套数 销售面积 所占比重 所占比重 所占比重 所占比重 所占比重 1998 13.01 20.83 -- 1999 16.56 21.12 -- 2000 16.38 21.77 28.21 2001 14.22 18.98 25.05 年份 2002 11.27 15.21 20.48 ------- 15.39 20.78 22.69 20.17 16.89 2003 9.18 12.16 14.82 2004 6.86 8.88 12.31 2005 4.78 6.37 7.80 6.97 6.46 2006 5.11 6.80 8.44 6.70 6.02 2007 4.56 6.10 8.10 5.70 5.00 2008 4.33 6.72 7.16 7.12 6.12 2009 4.43 5.74 7.18 4.33 3.55 2010 3.14 3.80 6.63 3.70 2.94 -- 13.50 9.6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4、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推进将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压力，提高社会对高速经 济增长的依赖程度。 ① 数据来源：香港、日本和新加坡的相关数据引自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研究报告《完善制度 安排，保障房可不差钱》，2011 年 6 月 24 日。德国的数据则直接摘自《保障房建设应和城市化发展结合起 来》，参见 http://www.ccbuild.com/article-1006550-1.html。 28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①，老年抚养比（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比） ② 将会从当前的 9.4%迅速提高，并且将在 2032 年突破 20%，在 2049 年突破 30% 。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推进将进一步加重我国的财政支出压力。③ 一是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养老金缺口进一步扩大，而政府补贴将是在未来弥补 ④ 不断扩大的养老金缺口的主要工具 。当前我国大量的养老金缺口主要表现为社 会统筹账户对个人账户的严重挤占和政府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大量财政补贴：2011 年，养老保障体系个人账户基金空缺率高达 41%；近 10 年来政府对基本养老保 ⑤ 险进行的财政补贴已经超过了 1 万亿 ，未来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养老金缺口进 一步扩大，⑥将要求更多的财政补贴予以弥补。 二是人口老龄化将使得医疗保障体系的支付压力大增，财政补助医疗保障体 系的力度将明显增加。按照当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退休人员个 人不再缴纳医疗保险费。人口老龄化将使得医疗保险覆盖人群中的缴费人群占比 逐渐降低、享受人群占比相对提高，这就意味着医保基金的收入增速将放缓而支 出增速将提高。 三是人口老龄化将加重政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负担，增加财政医疗卫生支 出。根据我国公共卫生服务安排，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公共卫生服务的重点 人群，而且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人常见病也是公共卫生服务所需要的重点针对 的疾病。⑦因此，人口老龄化必然会逐渐加重我国的财政医疗负担。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迈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0％，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7％。2012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 14.3%，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为 9.4%。 ②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 ③ 日本的老龄化过程提供了很有力的例证。2000~2009 年，随着日本老年抚养比从 25.20%上升到 34.17%，政府负担的公共养老金占 GDP 的比重也相应由 2000 年的 11%大幅升至 2009 年的 23%。 ④ 应对统筹账户赤字的方法主要由三种：提高缴费率、继续挪用个人账户资金和财政补贴。而在未来， 前两种方法难以发挥作用：从国际对比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统筹账户的缴费率已经明显过高了，如果进一 步提高则将会损害企业的发展和养老保险制度自身（林宝，2012；杨园丽等，2010）；此外，根据我国的政 策导向，个人账户将在未来逐步做实，难以被统筹账户进一步大幅度挤占和挪用。 ⑤ 资料来源：http://money.163.com/12/0630/11/858ADRT600254RL6.html。 ⑥ 马俊（2012）的研究表明，如果不进行任何改革，2013~2050 年间我国城镇养老金累计缺口的现值 将相当于 2011 年 GDP 的 83%，如果将农村养老考虑在内，整个养老金体系对财政的压力会更大｡ ⑦ 2010 年，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 5714.2 万名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了健康检查，其中高血 压患者 3553.8 万人、糖尿病患者 918.9 万人。 具体参见：http://www.caijing.com.cn/2011-05-24/110727829.html。 ① 29 总人口数(右) 老年抚养比（左） 2097 2092 2087 2082 2077 2072 2067 2062 2057 2052 2047 2042 0 2037 0 2032 4 2027 10 2022 8 2017 20 2012 12 2007 30 2002 16 1997 40 图 21：我国总人口数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单位：亿人；%）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0》。 5、为了避免精英人才移民所导致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双重流失”现象 进一步恶化，需要高速经济增长来保持我国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 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精英流失问题，以富裕人群和知识精英为 主体的第三次移民热潮可能正在形成。 《2011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作为社 会精英阶层代表的高净值人群①的投资移民意愿强烈，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 1 亿 元的企业主中约 27%已经完成投资移民，还有 47%正在进行相关考虑或准备工 作。《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全球政治与安全》 报告也显示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精英人才的流失源自于我国与 发达国家在教育水平、法制环境、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显著 差距。《2011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表明，58%的高净值人群愿意进行投资移民的 原因是改善子女的受教育情况，43%是希望保障财富安全，32%是为养老做准备， 16%是为了海外投资和业务发展便利。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将会加剧社会精 英的流失。 社会精英的流失意味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双重流失”，将对国家的发 展前途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一是，社会精英移民导致物质资本（尤其是资金） 流失，移民者相当一部分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发生在国外，这将减少我国的投资、 消费和政府税收。 《2012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数据显示，最近三年，高净值人群 的投资移民已经导致中国超过 150 亿美元的资金流失海外。二是，社会精英移民 导致人力资本流失，严重影响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我国 高净值人群的构成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企业高管、专业人士为主，未来将进 一步向金融、科技、文化等智力密集型行业集中，②这部分人士是创业才华、管 理能力、实践经验、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重要载体。 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和发展活力仍然远强于发达国家，能够为精英群 ① ② 30 不同研究机构对高净值的具体范围的定义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是指的个人净资产很高的富裕阶层。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2011）、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2011）。 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这是在我国的教育、法制和生活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 存在显著差距的背景下吸引和挽留精英群体的关键。目前，仅有 16%的高净值人 群是为了海外投资和业务发展便利而考虑移民，而且相当一部分已经移民的高净 值人士仍然将其事业重心留在国内以谋求发展。①因此，为了挽留住精英人才， 我国必须要确保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用收入的增长来弥补其他方面的缺憾，这 同样提高了我国社会对高速经济增长的依赖程度。 第二部分 从“增长崇拜”到“增长依赖”的演变逻辑 一、“增长崇拜”与增长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必要性。 中国从近代以来长期落后于西方国家，饱受列强侵略；而战争、革命、建国 后路线与政策的失误，更拉大了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与西 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经济总量方面，1978 年我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 6.5%，日本的 14.9%，不足法国、德国的三分之一和英国、意大利的一半。人均 GDP 方面，1980~1989 年我国人均 GDP 仅相当于美国的 1.5%、OECD 国家平均水平 的 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 8.7%。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改变国家贫穷落 后的面貌；政府部门领导人在走出国门之后，也被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 大差距所震惊，②实现经济的腾飞和国家的崛起成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愿望，我国 社会也因此而呈现出明显的“增长崇拜”特征。在“增长崇拜”的推动下，再加 上国际大环境逐渐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 ，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 以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将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 一要务，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事实上采取了增长主义发展模式。 图 22：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总量的比值（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① 具体参见：《瞭望东方周刊》（2011） ，《南方日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12-13 /3526884_4.shtml）。 ② 1978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6 日，由谷牧率领的我国高级代表团访问了欧洲五国，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 生活水平之高、科技水平之发达和生产效率之高出乎他们的意料，当时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令 他们感到十分震惊。具体参见：傅高义（2012）。 31 表 20：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 GDP 的比值（单位：%） 时间段 法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美国 OECD 世界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11 4.6 2.8 2.0 2.4 6.8 -2.9 2.1 2.1 6.7 10.4 3.7 1.8 1.7 6.4 5.1 4.1 2.5 2.7 6.7 2.4 2.1 1.5 2.0 5.5 5.0 3.4 2.3 2.7 7.7 15.7 11.7 8.7 11.4 31.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在增长主义发展模式的指导下，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增强，经济总量 ①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1.9%稳步升至 2011 年的 10.5%， GDP 总量 的世界排名也由 1978 年的第 10 位跃至当前的第 2 位。②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同样 获得了巨大提高：1979~2012 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 纯收入平均实际增速分别达到了 8%和 7.5%；2012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6100 美 元， 我国已经由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③ 可见，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具 有历史必要性。 人均GDP（美元） GDP占世界比重（右轴，%） 12 5000 10 4000 8 3000 6 2000 4 1000 2 0 0 19 78 19 80 19 82 19 84 19 86 19 88 19 90 19 92 19 94 19 96 19 98 20 00 20 02 20 04 20 06 20 08 20 10 6000 图 23：我国 GDP 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和人均 GDP 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二、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机理。 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下的官员考核机制和财税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 展经济的热情，地方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并运用其强大能力通过推 动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使得我 国形成了“高投资驱动型的高增长”。这就是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增长的 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2 年 4 月。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3 年 2 月。 ③ 按照世界银行（2010）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低于 1005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1006~3975 美元为中等 偏下收入国家，3976~12275 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2276 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一般而言，可以将 人均 GDP 作为人均国民收入的近似。 ① ② 32 核心政治经济机理。 1、地方政府官员所面临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促使其高 度重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之后，全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 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不再如以往那样高度强调政 治表现，而是将地方官员在任期内所取得的经济绩效作为政治升迁的核心依据之 一；经验证据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 GDP 增长率的确呈现出显著的正相 ① 关关系。 在这种考核机制下，地方官员为了获取更大的晋升机遇，必然高度重 视经济增速。而且，中央在考核地方官员的绩效时倾向于使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 式，这就使得地方官员热衷于 GDP 和与之相关经济指标的排名，进而引起了地方 政府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强化了其推动经济增长的意愿。 2、既有财税体制也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激励。1994 年实 行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地方政府事权大于财权，②而且无法通过政府间转移支 付得到有效纠正。1993 年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尚且 高达 77.9%，1994 年则骤降至 44.3%，此后地方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始终在 45%~50% 之间波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则由 1993 年 的 71.7%增加到了 2011 年的 84.9%。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其所承担财 政支出的不匹配程度非常明显。 地方政府需要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支出，因此具 有推高经济增速以增加税收来源的强烈意愿。从下图数据可以看出，1986~2010 年间我国各省份的平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相 关系数达到 0.63） ，说明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最重要源泉。此外， 地方政府公务人员的收入和待遇水平也直接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因此地 方政府公务人员提高自身直接物质收益的动机也为其推动经济增长以改善该地 区财政状况提供了额外的激励。 具体参见：Li and Zhou（2005）、周黎安等（2005）。 具体参见：周波（2008）、李杨（2011）等。《南方都市报》指出，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75%的财 权分配给了中央政府，只有 25%的财权留给了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却没有减少。以 2007 年为例，按照审计署公布的报告，18 个省的县级政府能自主调控的财力仅占其可用财力的 19.3%，然而县 级财政支出占到了财政支出总额的 54.8%，地方政府要承担 73%的财政供养人口和 80%以上的义务教育学 生、城镇低保人员的支出。 ① ② 33 财政收入占比 财政支出占比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1992 1991 1990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图 24：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所占比重（单位：%） 图 25：各省份 1986~2010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与财政收入增速对比（单位：%） 3、各级政府运用其强大能力推动投资扩张，从而刺激经济高速增长，使得 我国形成了“高投资驱动型的高增长”。1978~2011 年，我国实际投资年均增速 高达 12.43%，是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的 5 倍多。高投资同时推高了总需求和总供 给，促使经济呈现“投资驱动型”的高增长。总需求方面：我国拉动经济的“三 驾马车”中投资所起到的作用远远超过世界主要发达国家，1978~2011 年间我国 投资占 GDP 的比重平均为 34.14%，比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多达 13 个百分 点。总供给方面：高投资促使资本快速积累，从而推动生产能力大幅扩张，总产 出迅速增加。我国资本存量在 1979~2010 年的平均增长率高达 11.68%，超过了 GDP 的增长速度（9.95%），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存量增速 （2%~5%） 。增长核算的结果也证明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在驱动我 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中，资本发挥了主导作 用，1979~2010 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达到了 59.3%，2000~2007 年间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更是高达 65.9%。 34 表 21：1978~2011 年世界主要国家投资增速和投资占 GDP 比重平均值（单位：%）① 国别 中国 世界 OECD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 美国 投资增速 12.43 3.10 2.43 1.75 1.45 1.41 2.62 2.98 34.14 21.67 21.09 20.81 21.31 26.70 17.39 18.45 投资 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表 22：我国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单位：%） 增速/ 贡献度 GDP 资本 劳动力 人力 资本 TFP 1979~2010 1979~1989 1990~1999 2000~2007 2008~2010 9.95 9.54 10 10.51 9.76 11.68 (59.3) 1.82 (10.9) 8.29 (45.3) 3.52 (21.2) 11.06 (58) 1.31 (8.3) 14.22 (65.9) 0.67 (3.5) 19.38 (97) 0.36 (1.8) 1.76 (11.4) 3.29 (22.1) 0.83 (5.8) 0.83 (4.6) 1.69 (8.8) 2.4 (18.1) 1.95 (10.7) 3.5 (27.8) 2.81 (25.9) -0.73 (-7.6) 数据来源：陈彦斌、姚一旻（2012）。 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下，政府刺激投资的主要渠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国有银行体系以低成本掌握了大量资金，为政府和国有企业扩大投 资提供了便利。我国金融体系长期由国有银行垄断，并且存款利率由于受到上限 管理而被人为压低。尽管如此，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居民缺乏存款储蓄 以外的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居民在存款利率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 将绝大部分可支配收入存入银行，国有银行体系从而以低成本掌握了大量资金。 发展主义政府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政治激励以及隐性担保，促使 国有银行以低利率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大量放贷。1980~2010 年，我国银行平 均利差是 1.89%，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4%）和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4.38%） ② 。低存款利率和低信贷利差意味着我国贷款利率是非常低的。通过国际对比可 以发现，过去 30 年中国实际贷款利率长期保持在低水平：1980~2010 年中国平 均实际贷款利率仅为 1.97%，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1~6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我国的信贷规模也在高速扩张， 信贷平均增速比实际 GDP 增速高 9.44 个百分点， 实体经济得到了信贷资金的大力支持。资金使用的便利促使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 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加。 选用指标分别为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annual % growth)和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 of GDP)。 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发展在线数据库。OECD 国家的数据截止到 2006 年。 ① 35 表 23：近 30 年世界主要国家实际贷款利率（单位：%） 时间段 中国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1980~2010 1.97 5.20 4.84 5.20 8.13 3.56 3.12 分 1980~1989 2.31 6.74 6.59 4.07 7.28 4.05 3.93 阶 1990~1999 1.73 5.61 5.95 6.56 8.69 3.54 4.14 段 2000~2010 1.89 3.42 2.25 4.71 9.08 3.12 1.45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实际贷款利率是经过 GDP 平减指数调整后的贷款利率。 第二，政府凭借其在土地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以低价向企业提供大量的工业 用地，极大鼓舞了企业的投资热情。土地是我国地方政府所能自由控制的核心资 源：地方政府不仅垄断了征地权，而且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民权益的保护和补偿严 重不足①，这使得地方政府以没有充分反映被征土地机会成本和未来预期收益的 低价格征用了大量的农村土地。同时，地方政府作为土地资源的垄断供应方，可 以通过调节土地价格和供应量以达到刺激本地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等目的。 1999 年以来，随着土地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交易价格开始出现明显的结构 性上涨：工业用地价格涨幅一直显著低于总体土地交易价格和总体经济发展速 度，而居住用地的价格走势正好与之相反。毫无疑问，政府通过压低工业用地的 价格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从而刺激了社会总投资的增加。 图 26：1999 年以来我国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变化趋势（单位：%） 注： （1）2005 年以前的数据来自 70 个城市工业用地交易价格指数，2005 年以后的数 据来自于 70 个城市工业仓储用地交易价格指数。（2）上年价格=100。 第三，政府压低了企业所应承担的资源环境成本，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增长 主义发展模式下，我国要素市场改革进程显著滞后于整体经济的改革进程，资源 价格没有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成品油、天然气、水、电、煤气、热力等大部 分资源类产品主要实行低于国内市场均衡价格和国际一般水平的政府定价或者 据国家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被征土地收益的分配比例是：地方政府占 20％~30％，企业占 40％ ~50%，村级组织占 25％~30％，而农民仅占 5％~10％。孔祥智等（2007）在全国范围内对失地农民的调查 结果显示，平均土地征用补偿与失地农民的平均受偿意愿之间相差 5 倍。相关研究还可以参见：朱明芬 （2003）、黄小彪（200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等。 ① 36 政府指导价格。例如，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①平均为销售额的 1%~4%，远低于国 际一般水平（10%左右）②。低资源品价格直接减轻了企业的成本负担，为企业 扩大投资提供了额外的激励。 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对居民居住环境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这使得地方政府对企业破坏环境行为的容忍度高、惩罚力 度小。企业所承担的环境保护成本非常低，这进一步刺激了企业的投资冲动，使 得投资规模快速扩张。③④一些典型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状况：美国雪佛龙公司因 破坏环境被判罚 95 亿美元，而中国紫金矿业污染案的一审被判罚款 3000 万元则 已经打破了中国环境污染处罚的纪录。⑤ 第四，政府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方便地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双松”频现，产业政策也大力扶持和推动了重点产业的发展。我国宏观调控体 系具有鲜明特色，可以方便地为“稳增长”或“保增长”服务。我国财政政策的 制定流程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更加简洁，时效性也高得多，因此财政政策是对经 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长期高速增长的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意味着我国经 常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财政支出平均增 速高达 10.2%，而且 1997 年之后全部在 10%以上；除了 1978 年、1981 年、1985 年和 2007 年以外，我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财政赤字。 图 27：我国财政盈余与财政支出实际增速（1978~2011 年） 数据来源：中经网。 ① 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国家地矿及财政部门依据《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 ，向采矿单位征收的一 种费用。其目的是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益，以确保采矿单位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保护。 ② 资料来源：华泰联合证券（2011）。 ③ 国家环保总局和美国环保协会向社会公布的“中国环境监察执法效能研究项目”总报告显示，一个 在地级市的企业违法排污一次平均受到的经济处罚是 4.97 万元，而该企业违法期间获得的收益是 232 万元， 违法与守法成本相差高达 46 倍。 ④ 根据中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家环保部门对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的企业最高罚款上限为 100 万元， 对造成重大和特大环境污染事件的企业最高可处以不大于其违法损失 30%的处罚。同样，中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也有规定，罚款最高限额为 50 万元。然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很少对最高罚款上限作出明确规定。 ⑤ 资料来源：广州日报。 37 在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往往只是积极配合于扩张性的财 政政策。政府经济活动的扩张是货币创造的主要因素，导致央行一般只能配合于 政府的财政扩张而无法独立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下，各 级政府产生大量的融资需求，政府与央行、国有银行之间的政治关联使其很容易 通过货币发行和信贷扩张融资。此外，在我国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下，扩张性的 财政政策将导致利率上升，进而导致资本流入并加大汇率升值压力。为维持币值 稳定，央行将通过发行货币从而降低利率的方式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事实上， 我国的货币和信贷规模在财政政策扩张时期也都相应出现了显著增加，因此货币 政策长期较为宽松①，央行所制定的货币供应量和新增信贷规模的目标往往难以 ② 实现 。 此外，产业政策对重点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是拉动我国经 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由于产业政策是作为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而提出的，因 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发展战略的支配。③在我国增长主义发展模式的指导下，各 级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扶持、推动和振兴重点产业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成为推动 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政府争先恐后地选择并扶持战略性 产业或者主导产业，以达到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目的；这是造成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大约每 10 年出现一次各地重复建设浪潮的主要原因。④在应对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产业政策的作用尤为突出：2009 年，在经济增长 下滑态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我国政府迅速制定了以降低企业负担、扩大内需、 保护重点产业稳定发展、推动产业整合与升级为主要内容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 ，为拉动经济走出低谷贡献了巨大力量。 第五，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形成了有利的“出口—投资”联动机制，消化 了投资扩张所形成的大量产能，维持了可观的投资收益。投资的目的在于满足消 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因此最终消费是决定投资收益和投资规模的关键。在“投 资驱动型”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下，我国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被抑制，为了弥补 疲软的国内消费市场，政府就需要促进出口以消化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产能。为 此，政府实施了出口退税、以贸易盈余为导向的汇率政策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 ⑤ 策， 把握住了世界长波经济周期处于繁荣阶段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契机， 出口规模快速扩张，并于 2009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我国改革开放初期 （1979~1989）年均出口额增速高达 23%以上，出口占 GDP 的比重持续稳步增加， 2005~2010 年出口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 30.53%。 ① 外汇占款的持续增长所导致的央行被动发行货币，也推动了我国货币总量持续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刘煜辉（2011）。 ③ 资料来源：周振华（1990）。 ④ 资料来源：杨天宇、刘瑞（2009）。 ⑤ 资料来源：苏福兵等（2012）。 ② 38 表 24：我国出口增速以及出口占 GDP 的比重（单位：%） 分 时 间 段 时间段 出口增速 出口占 GDP 比重 1979~2011 23.48 18.55 1979~1984 23.48 6.98 1985~1989 1990~1994 1995~1999 2000~2004 2005~2011 27.97 42.64 9.51 25.35 15.24 10.99 17.5 18.68 24.14 30.53 三、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导致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使得我国从“增长崇 拜”演变为当前的“增长依赖”。 提高居民幸福感是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居民的幸福感 既来自于物质财富的增加，也来自对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 务等诸多方面的需求。①在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下， “增长崇拜”使得我国政府将绝 大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用于经济建设之中，社会建设严重滞后，致使我国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只是主要满足了居民多元幸福目标体系中的一元。由于短期内 社会建设历史欠账过多，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政府偏好于选择一个较为简 单的提高居民幸福感、维持社会稳定的方法：继续保持高经济增长速度以提高居 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而且，在此过程中政府更多的是在 “做大蛋糕” （GDP 的增长），然而并没有“做好蛋糕” （GDP 以巨大的资源消耗 和环境污染为代价），也没有“分好蛋糕”（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这进一步强化 了“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社会建设进展缓慢”的畸形发展格局，社会建设的滞后 性愈发严重。居民愈发要求补偿其所受到的福利损失，因此对实现高收入增速的 诉求就愈发强烈，由此形成了当前我国社会的“高增长依赖症”。 第三部分 宏观调控政策无法根治增长困境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本质是，通过以调节投资为核心的短期总需求管理政 策来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②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显然在降低“增长依赖” 方面很难发挥实质性作用。而且，宏观调控政策往往只能在短期实现“稳增长” 或者“保增长”的目标，无法长期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因此无法根治我国的增 ① 各机构和学者构建的衡量居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基本都包含收入状况、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生 态环境等因素（瞭望东方周刊，2012；韩康，2012；刘国风，2012）。搜狐网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2012 年 联合进行的“全国两会民生系列调查”显示，对于最能代表幸福感的指标，选择人数由多到少排序依次是： 家庭和睦、稳定和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有自己的住房、较高的收入水平、健康的 空气质量。可见收入的增长只是影响居民幸福感诸多关键因素中的一个。 ② 由于出口受制于外部环境的恶化而下滑，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也难以快速增加，因此在经济 增速下滑至社会的合意水平以下时，政府只能更多地通过推高投资需求来扩大总需求，进而稳定经济增长。 39 长困境。 一、宏观调控政策无法改变我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 造成我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国际大环境、人口自然规 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等，而宏观调控无力改变这些因素。具体来说，造成我国未来 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包括：当前第三次科技革命技术创新浪潮已经逐渐结 束，而新的技术创新浪潮尚未出现，致使世界走入技术创新低谷并导致全球经济 增长乏力，这就会抑制我国外部需求的扩大，并缩小我国学习国外领先技术的空 间；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将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可能将上升， 资金成本也可能会由于国民储蓄率的下降而提高；工业化进一步推进的空间明显 收窄；中国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决定了出口规模难以继续高速扩张。以上这些因 素显然无法通过宏观调控来改变。 二、在潜在增长下滑背景下，长期依靠刺激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维持高 增长必然会导致经济过热。 刺激性宏观调控政策所产生的高投资直接增加了总需求，却不能带来总供给 的相应增加，容易导致经济过热。宏观调控刺激下的投资扩张具有强烈的政府主 导特征，如果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扩张持续时间过长、幅度过大，则会导致投资效 率恶化，使得总供给没有因为投资的扩张而相应增加，进而产生资源紧张和通货 膨胀等经济过热问题。在我国实施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的 2009~2010 年间，增量 资本产出率（与投资效率负相关）由以往的 4~5 猛增至 7 以上，这说明投资效率 出现了明显恶化。 图 28：我国实际增量资本产出率变化趋势（单位：%） 三、“稳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着力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利 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甚至可能导致资源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 由于宏观调控政策刺激经济的最主要途径是推动投资，因此最理想的投资项 40 目就是既不会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出效应”又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的项目，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便成为了最佳选择。然而，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将会迅速带动重工 业（尤其是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发展，这将不 利于我国节能减排事业的发展，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加重资源环境压力。 四、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趋于缩小，更加无力解决增长困境。 财政政策方面，当前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已居于历史高位，预计未来还将继 续上升，这将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能力，未来政府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自由度 大不如前。1986 年，我国政府总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约为 10.2%，此后政府 债务水平逐渐上升，在 2009 年我国政府总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已达 26.7%。 其中，内部债务水平上升趋势尤为明显：2009 年我国政府内部债务余额占 GDP 比重达到 17.8%，增加到了 1986 年的 6.1 倍。①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2011 年 我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进一步大幅上升至 38%左右。② 未来我国政府债务水平预计还将继续上升。据测算，若考虑隐性和或有债务， 我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在 2012~2050 年间将持续保持上升态势，在 2050 年将 升至 107.7%，年均上升幅度达 2.35 个百分点。③ 图 29：我国政府债务的规模（单位：%） 资料来源：林双林（2010）。 货币政策方面，当前我国 M2/GDP 已经居于绝对的历史和国际高位，常规 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使用空间大幅缩小。从 2007~2012 年货币政策工具 调用情况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率高达 66%。随着数量型货币工具的频 繁调用， 当前我国 M2/GDP 指标值已居于绝对的历史高位： 1986 年，我国 M2/GDP 指标值仅为 0.65，2012 年该指标已达到 1.88，约为 26 年前的 2.9 倍；这一变化 ① 数据来源：林双林（2010）。 数据来源：安邦智库（2013）。 ③ 数据来源：马骏（2012）。具体参见：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mssd/20120612/6596592.shtml。 ② 41 在 2007 年以来尤为明显，2007~2012 年我国 M2/GDP 比值上升幅度达到 0.36。 通过国际对比还可以发现，当前我国 M2/GDP 指标也已大大高于主要发达国家 的水平；2012 年，我国 M2/GDP 指标值为美国 2.8 倍。可见，当前我国经济体 内部的流动性已经相当充裕，继续凭借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刺激经济的空间 不大。① 图 30：中国、美国、日本和英国 M2/GDP 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 WIND 资讯金融终端数据计算得到。 产业政策的效力将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后发优势”的逐渐弱化和社 会对权力寻租容忍度的降低而逐渐减弱。产业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需要依赖于四 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机制不完善，需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缺陷。二 是国家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较低位置，在产业升级时，企业所要投资的是技术成 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这决定了在企业和政府对 未来有前景的产业容易形成共识，政府选错主导产业的可能性会大幅降低，此即 “后发优势”。三是产业政策所导致的权力寻租在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四是 对未来的科技走向要有准确的前瞻性判断。②而在未来，这四方面前提条件都在 逐渐消失，这就意味着我国产业政策的效力将逐渐减弱：未来市场制度会进一步 完善，政府干预经济的空间将缩小；产业结构将逐步升级，更加接近世界产业链 的前沿，“后发优势”逐步弱化，政府产业政策决策失误的概率可能将提高；短 期内难以有效减轻产业政策所导致的权力寻租，而我国社会对权力寻租的容忍度 可能会明显下降；特别是第四点非常困难，上个世纪 90 年代日本将重点放在人 工智能技术上而彻底丧失了 IT 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主流领域的发展机会和上个 世纪 80 年代中国某著名科学家鼓吹特异功能是新一轮科学革命等大量例子表 ① 此外，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下，财政政策往往得到货币政策的配合来实现调控宏观经济的目的， 因此货币政策空间的缩小也意味着财政政策的效力也将受到一定的限制。 ② 资料来源：马骏（2013）、林毅夫（2007）等。 42 明，要准确预言未来的科技走向只是个天真的童话。① 五、我国经济实践已经证明宏观调控政策无法破解当前的增长困境。 2008 年下半年以来，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我国的出口严重下滑， 国内消费和自主投资又无法迅速阻止总需求的萎缩态势，经济迅速进入了下行通 道，并在 2009 年一度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为了确保合意的经济增速，政府实 施了自 1998 年以来力度最大的经济刺激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出台了“四万亿” 投资计划和产业振兴计划等措施来刺激投资扩张；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 政策迅速由紧转松，仅仅在 2008 年下半年，央行便累计 4 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5 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成功实现了“稳增长”。随着 2009 年投资规模的大幅 提升，2010 年经济增速回到了 10.4%的相对较高水平，比 2009 年提高了 1.2 个 百分点。然而，我国却为此次经济增速的回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突出表现在通 货膨胀的高企和资源环境承受的巨大压力。 （当然，客观的说，为了防止经济硬 着陆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成功地将中国经济实现 V 型反弹，为中国经济和世界 经济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其存在一定的代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倘若没有四万 亿计划而出现经济急速下跌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那么代价将会更大。 打个形象的比喻，是药三分毒该吃还得吃，不吃会要命，所以问题本质不是吃 不吃药，而是选正确药和选正确剂量。） 其一，通货膨胀在经济回暖的过程中逐渐加剧。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 物价水平持续下降，2009 年 2 月至 10 月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状态。2009 年底以来， 在投资扩张的推动下，物价水平迅速反弹：CPI 涨幅由负转正并持续上升，2010 年 11 月 CPI 已经升至 5.1%的高位。持续的通货膨胀对中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进一步恶化了本已严重的贫富差距，使得我国本已脆弱的社 会结构承受了更加巨大的冲击。数据显示，居民物价满意指数已由 2009 年第一 季度的 40.8%的一路跌至 2010 年第四季度的 13.8%，达到了 2001 年以来的历史 最低水平。 ① 资料来源：涂建华，《特异功能 20 年历程及其特点》，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 43 图 31：CPI 与物价满意指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 其二，经济重新回到“高耗能、高污染”的老路，资源环境承受着巨大压 力。“四万亿”投资计划带动了大量高耗能行业的生产扩张。从“四万亿”投资 的资金流向来看，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达到 1.9 万亿，占总规模的 48%。 大规模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社会对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产品的需求。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钢材、十种有色金属和水泥的产量均在 2009 年的“四万 亿”投资计划实施后出现了明显反弹，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处于低迷状态的其他 行业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行业都属于典型的“高耗能、 高污染”行业，“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显著阻碍了我国的节能减排计划： 2007~2009 年，我国平均每年的单位 GDP 能耗降幅均达到 4%以上，2010 年单位 GDP 能耗仅下降 3.49%。虽然“四万亿”投资计划也惠及了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 但是投资力度明显不够（仅占总投资的 5%左右），效果也十分有限。①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计算结果表明，到 2020 年“四万亿”投资计划将使得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2.7 亿吨。如果想要实现单位 GDP 的碳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40%~45%的目标，我国需要削减约 70 亿吨二 氧化碳排放量。可见，从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 “四万亿”投资计划对改善我国生态环境的贡献将会是非常 有限的。 ① 44 图 32：政府“四万亿”投资的流向及其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 图 33：钢铁、十种有色金属和水泥的产量增速状况（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 25：“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能耗降幅（单位：%） 年份 单位 GDP 能耗变化 2006 -1.79 2007 -4.04 2008 -4.59 2009 -5.19 2010 -3.49 ① 资料来源：新华网和人民网。 由于我国经济和社会难以承受“稳增长”所引发的“高代价”，宏观调控重 心不得不被迫从“稳增长”逐渐转向了“控通胀”。2010 年底开始，我国的宏观 调控政策逐步趋紧：2010 年第四季度至 2011 年中期，央行频繁运用货币政策工 ① 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9/28/c_12616065.htm；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10/27/content_12341786.htm； 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2/1122/c25408-19656324.html。 45 具控制通货膨胀，在此期间累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9 次，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 基准利率由 2.25%逐步提升到了 3.5%。在失去了刺激性宏观调控政策的支持之 后，经济自主增长乏力的问题开始显现：2011 年，我国全社会实际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大幅回落至 5.1%的历史最低值①；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也从 2009 年底的 105.4 下降至 2011 年底的 100.2；2011 年经济增速回落至 9.3%，比 2010 年下降 了 1.1 个百分点。宏观经济景气程度的快速恶化又迫使宏观调控不得不在 2011 年底再次从“控通胀”转向“稳增长”。 不难发现，近期宏观调控政策在“稳增长”和“控通胀”之间进行频繁转 换。这就说明，宏观调控只能在短期实现“稳增长”或者“保增长”的目的， 而无法根本性地引导宏观经济彻底摆脱当前的增长困境。 图 34：GDP 和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以及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GDP 指数、CPI 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自国家统计局，实际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率为作者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 而得，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来自 WIND 资讯金融终端。 第四部分 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高增长依赖”是破解当前困境的根 本之道。 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的趋势难以被逆转，如果继续强行维持以往的 高经济增速，就很难脱离传统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那么必将进一步推高经济增 长所造成本已高企的巨大代价，而这将是未来我国社会所难以承受的。我们认为， 破解困境的根本之道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来转变政府职能，从而减轻经济增 长的高代价并且降低“增长依赖”，使得我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仍然能够维 持社会稳定和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由于实质性地转变政府职能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高增长依赖症”也难以较快地消除，为了确保社会稳定，在中短期内我国 ① 46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实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从 1992 年开始计算的。 仍然需要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一、中短期内，应该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总量减税以及使用宏观调 控措施来进行“稳增长”，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 当前我国社会架构比较脆弱，推进深层次改革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高 增长依赖症”在中短期内很难消除。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过快，则将很可能引 起社会动荡，破坏和谐稳定的大局，那么长期深层次改革也将必然无法正常进行。 因此，中短期内“稳增长”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在我们看来，主要的“稳增长” 政策应该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加快推进城镇化，并重点实现“农民市民化”，充分发掘内需潜力。 城镇化所拉动的投资需求依旧是我国中短期内进行“稳增长”不可或缺的重 要手段，因此应该坚持加快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导向。城镇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房地 产等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由此拉动的钢铁、水泥、家具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投资将 为我国中短期内的经济增长贡献重要的力量。数据显示，我国每增加一名城镇居 ① 民将拉动 57.12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 城镇化预计将在未来 10 年拉动 40 万亿 投资。② 为了更好地发挥城镇化的“稳增长”作用，需要在城镇化过程中重点实现“农 民市民化”，从而有效扩大居民消费。 “农民市民化”能够大幅提高农民享有的社 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降低其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 费。不仅如此，“农民市民化”还将加快农民消费观念和习惯的转变，增加他们 的文化、娱乐、体育等服务消费支出。因此，未来城镇化应当以“农民市民化” 为重点，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逐渐放宽城市的户口准入制度和稳步推进 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等措施提高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能力。 2、实施总量减税，即可拉动总需求也可拉动总供给，促进我国形成以减税 引擎的总需求（居民消费主导）-总供给“新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替代以往 的以出口为引擎的总需求（投资需求主导）-总供给“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 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当前我国的税负水平无论是从历史对比还是国际对比来看都已经处于相对 较高的水平。从包含一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和社保基金 收入等在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的角度来看，1994 年以来我国宏观税负水平 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 2011 年达到 35.96%，比 1994 年高 17.84 个百分点。 从国际对比来看，当前我国宏观税负已经过高：2011 年我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 数据来源： “城镇化进程对扩大内需影响”课题组（2011）。该数据是在城镇化率每年提高 1%的前提 下进行计算得到的结果。 ②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 年）》。 ① 47 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2.9%）和美国（31.65%）。①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显 示：对于人均 GDP 在 2000 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 23%；对 于人均 GDP 在 10000 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 30%。2011 年我国 人均 GDP 仅为 5414 美元，宏观税负显然已经过高。② 在高税负的环境下，大力进行总量减税是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总量减税可 以全面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同时刺激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总供给和总需求 从而都能够得到扩张。可见，总量减税可以促进我国形成以总量减税为引擎的总 需求-总供给“新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替代以往的以出口为引擎的总需求总供给“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更长效的内生动力。然而需要 指出的是，只有在缩减政府规模和提高政府效率以大幅降低政府支出的前提下， 总量减税才能够全面落实。否则，在当前政府所面临的严峻财政支出压力之下， 总量减税难以具备实施的客观基础。 3、合理使用宏观调控政策，防止经济出现大幅波动。 宏观调控是在短期内平抑经济波动的有力工具。未来应该着重发挥我国财政 政策灵活、高效的独特优势，防止经济在短期内出现“硬着陆”。我国财政政策 的制定流程相对简洁、时效性强，可以在经济过度下滑时期发挥“稳增长”的关 键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在我国 M2/GDP 已经居于绝对高位的情况下，央行可以 更多地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和数量型政策工具的 配合，以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稳增长”作用。 二、在长期内，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降低增长依赖，这才是破解 困境的根本之道。 1、政府的职能要从“做大蛋糕”转变为“分好蛋糕”和“做绿色蛋糕” ，降 低经济增长的“高代价”。 第一，改变政府的增长主义定位，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由政府转移到企业 和居民。 完善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改变以 GDP 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 提高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经济增长能耗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指标在地方政府绩效考 核体系中所占的权重。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可以改变地方政府的目标体系 和行为方式，减轻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动机。 ① 数据来源：IMF 的《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10 年）》和《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11 年）》。其中，美 国为 2010 年数据，国家集团均为 2009 年的数据。 ② 此外，我国还存在诸多形式的“隐性税”，导致居民所面临的实际宏观税负高于表观计算值。一是， 我国经常发生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甚至为负，政府无形当中收取了大量的“通胀税”。 二是，由于国有企业向私人部门垄断性地提供了大量生活必需商品和服务（如成品油、通信、电力）等， 导致私人部门支付了额外费用，政府部门因此获取了不菲的“垄断税”。除此之外，发达国家政府公布的政 府收入水平与实际水平接近，而我国政府收入统计不完整，游离在外的收入难以做到公开透明，无法被准 确计算在内，因此实际税负肯定会更高。 48 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合理降低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 重，将节省出来的财政资源用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 则进一步理顺并调整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分配关系，为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提 供相应的财力保证，以减轻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而干预市场的动机。 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同 时，强化对审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并改进和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方式，提高 审批透明度和审批效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进行直接干 预的能力，从而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第二，建立体现社会公平的分配方式，着力降低贫富差距。 在初次分配环节，逐步完善工会制度、健全工资的制定和增长机制；严格执 行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水平的调控力度，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加 快建立收入分配监测系统，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在二次分配环节，通过税制改革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加强其调节收入分配的 作用：完善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在税制中的地位；适时推出财产税，填补我国 的税制在财产层面调节居民贫富差距的巨大空缺，建立更加完整的调节贫富差距 的直接税税制体系；增强个人所得税累进性，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 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提高再分配性财政支出的总量，并促进城乡居民在基础 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财政公共服务支出方面的均等化。 在三次分配环节，加强和完善慈善事业相关的立法，进一步引导、规范和促 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此外，由于房产在我国居民财产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还应该继续坚持以抑 制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促进房价回归合理区间为导向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 摇，防止房价过快上涨所导致的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财产差距扩大。① 第三，高度重视资源环境问题，努力实现绿色经济增长。 完善并落实“绿色 GDP”考核机制。只有将“绿色 GDP”相关指标纳入全 国统一性的官员考核体系，才能给地方政府提供发展绿色经济的激励，进而促使 地方政府制定和落实发展绿色经济的各项相关政策。事实上，我国在 2006 年进 行的“绿色 GDP”核算试点之所以遭遇挫折，正是因为“绿色 GDP”核算方案 与以 GDP 为核心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之间存在强烈的冲突。 大力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逐渐实现资源品市场定价机制。逐步推动能源和 矿产等资源品价格改革，建立起市场化的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品的价格 能够合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污染成本。大力推进资源品价 ① 陈彦斌、邱哲圣（2011）、梁运文等（2010）和李实等（2005）的研究结果均表明，所持有房产的不 平等是我国居民之间财产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49 格改革能够有效改变资源品在不合理的低价格下被过度使用的状况，激励生产者 积极推动技术进步，促使生产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制定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和约束非绿色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 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方向发展。对符合绿色标准的企业、项目或相关产 品给予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并通过信贷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将节能环保因素作为 发放贷款的重要参考指标，鼓励金融机构对环保企业适当降低利率、延长贷款年 限和提高贷款额度等。而对“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业则进行相 应的税收和信贷约束。 2、大幅提高对社会建设的重视程度，积极推进社会改革，降低社会对经济 高速增长的依赖。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是导致我国出现社会架构的稳定 性持续降低、对高速经济增长的依赖性逐步增强的主要原因。要想降低社会对高 经济增速的依赖度，就必须加快推进社会改革，弥补社会建设领域的历史欠账。 具体来说，应该从完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和扩大就业三 个方面推进社会改革。 第一，完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在社会保障、 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向全民提供基本的 生活服务和保障。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对于改善中低收入者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 福利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社会健康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 应该强化对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考核和行政问责；依据中央与地方 管理责任的划分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改革基本公共 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大力缩小区域和城乡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 第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管理具有协调利益关系 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强化社会管理可以使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更加通 畅、社会舆情的汇集和分析更加有效，还可以通过更加灵活、更加丰富的途径将 矛盾及时化解于基层和萌芽。 应该鼓励各类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推进社区建 设以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加强政府管理与基层自主管理的配合与互动；集中 社会管理资源重点应对违法拆迁、滥用权力与腐败等群众长期反映强烈的社会热 点问题。 第三，全面有效地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就业是居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基本 途径，同时也是居民接触社会的主要渠道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重要手段。因此， 扩大就业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应该深化户籍管理等体制改革，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的就业体制障碍，建立城 50 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创造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环境；结合结构性失业人员 的特点，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个性就业指导，缓解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 中引发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对高校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鼓励毕业生深入农村以 及基层就业；鼓励自主创业，积极落实小额担保贷款及贴息等创业扶持政策；加 快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整合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就 业信息。 3、加强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对于降低“高增长依 赖症”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加强法治建设可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护居 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受权力阶层的侵害。其二，加强法治建设可 以使得居民更方便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各类矛盾和提出利益诉求，保证及时、妥 善地化解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其三，加强法治建设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 而诸多解决当前“高增长依赖症”的应对策略正是基于良好的市场制度来发挥作 用的，因此加强法治建设是诸多其他应对策略发挥效力的重要保障。例如，加强 法治建设有助于更顺利地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实现资源品市场定价机制。 具体来说，有法可依是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首要前提，因此应该加强立法、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做到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努力提高司法公信力。 第五部分 关于增长困境的几点思考 一、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很大，因此困境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高 增长、高代价、高增长依赖”可能仍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 1、目前，经济基本面还可以，经济只是面临“困境”，但还没有陷入“绝 境”，因此倒逼改革的压力尚未积蓄到最大。 一是，银行系统整体运行良好。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近年来大幅降低，2011 年已经降至 1.1%，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很低的水平，这为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发展提供了切实的金融保障。当前，全世界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为 3.95%，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3.8%，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银行不良贷款 率则均在 4%以上。① 二是，虽然政府债务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仍然在安全线以内，而且与世 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依旧居于低水平。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底， 我国政府全部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为 38%左右，这明显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规定的 60%的警戒线，而且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超过 100%） 。 ①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2013 年 2 月。 51 三是，企业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增长能力等方面整体表现基本平稳。 2001~2011 年，我国企业的关键经济效益指标大都维持在合意的区间之内：总资 产贡献率方面，大中型工业企业稳定在 13%~16%，国有企业稳定在 12%~14%；资 产负债率方面，大中型工业企业介于 56%~60%之间，国有企业介于 56%~62%之间； 产品销售率方面，大中型工业企业和国有企业均保持在 98%以上。① 2、与 1978 年和 1992 年的改革所面临的境况有很大不同，此次改革涉及到 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然而改革的“受损者”很难寻找。 1978 年，我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十年，经济和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不 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当时的改革可谓人心所向。而且， “共同贫困”背景下的改 革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改进”特征，改革几乎给所有人都带来了收益， “受损者” 极少，这就意味着 1978 年的改革所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小。1992 年，改革的目标 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当时的主要阻力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 实质性利益冲突并不尖锐，“受损者”同样较少。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带领全 国人民冲破“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牢笼，使得中国能够继续坚定果断地推动改 革开放的进程。 与之不同，当前改革的阻力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在于尖锐的利益冲 突。当前和未来的改革将更多的以社会公平为导向，这使得改革不再具有“帕累 托改进”的特征，而是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从而得以提高弱势群体 的福利水平。然而，中国在此前 30 多年的转型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过渡性特 征的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格局已经分化并逐渐固化。 目前，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很强大的话语权，他们可能会强烈反对进一步推进改革 进程，以避免自己成为改革的“受损者”。因此，进一步改革的“受损者”很难 寻找。 3、我国改革进程已经进入“深水区”，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进行自我改革， 通过释放自身利益为改革赢得空间，但是“自己改自己”往往很困难。 与前期的改革相同，未来进一步的改革仍将是由权威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 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则正是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由于我国政府扮演着改革设 计者、改革推动者和被改革者多重角色，因此既是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客体。 一些自利性的政府人员必然希望继续利用自己的权力分享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经 济利益，不愿意轻易退出市场。因此，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面临来自政府自身的巨 大阻力。 二、尽管改革难度很大，但是深化改革的大基调和大方向不能动摇。 虽然当前改革面临巨大的阻力和严峻的形势，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很大；但是， ① 52 数据来源：中经网和中国资讯行。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源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社会建设严重滞后等问题的紧迫性 决定了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大基调和大方向不能动摇。 而且，关于我国当前和未来改革的主要内容，全社会已经基本达成一些共识， 改革势在必行。这些基本共识主要包括：一是，政府功能重新定位，从“发展主 义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二是，限制国有企业垄断力量，发展民 营经济。三是，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逐渐实现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使资源 配置更加有效。四是，加速推进社会改革，提高居民幸福感，维持社会稳定。 三、在未来改革过程中，只能渐进改革，而不能走激进路线。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重大成就已经证实了渐进式改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贡献，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渐进式改革依旧是 我国的最佳选择。渐进式改革能够确保我国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进一步发 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 稳定的统一，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 ① 一是，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比较脆弱， “高增长依赖症”在短期内很难消除， 此时如果因为激进式改革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过快，将很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而渐进式改革则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是，以“均贫富”为口号的极左的激进式改革虽然很诱人，但是并不现实。 此次改革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历代变法和 1978 年、1992 年改革的最大区 别是，当前不再是封闭的经济与社会而是开放的经济与社会，激进式改革可能会 导致潜在的利益“受损者”移民海外。由于潜在利益“受损者”相对而言拥有更 多的财富和更强的流动能力，他们的流失将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不利于国家的 ② 进一步发展。 更遑论不走规范法律程序而是以暴力手段打富人分浮财本身就是 违法的。 三是，希冀一夜之间建成法治社会的极右的激进式改革也是不现实的。其一， 秦朝李斯首创设计的法制体系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都是为权力服务的而不是限 制权力的，广大民众的法治传统和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其二，建成法治社会需要 大量的道德楷模，然而目前我国社会上的道德楷模依旧较少，特别是有能力有本 事的道德楷模就更少了。其三，用“特赦贪官”来加速建成法治社会的做法仍然 不太现实。目前政府的反腐行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此时采取“特赦贪 官”的做法极有可能降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心和支持度，引发社会不稳定。 资料来源：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2 年 12 月 31 日第二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 例如，法国新一届政府为缓解财政困难，计划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上调至 75%，而这很快便引 发了法国富人的移民浪潮。②而胡润联合私人银行发布的《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已经表明，躲 开“被均富”风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富人移民海外重要原因，43%为了确保财富安全而移民。 ① ② 53 四是，未来改革将涉及到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如果进行激进式改革，很可 能导致诸多利益集团的阻力共同爆发，这些阻力的合力之大可能难以估量。采取 渐进式改革可以使“利益受损者”的阻力爆发期形成错峰，从而做到“各个击破”， 这将大大降低未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陷入“绝境”之后所进行的被动改革不是我国的最佳 选择。政府应该充分把握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顺应民意，做出前瞻性、战略 性的判断，积极进行主动改革。因此，在实施渐进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谨防 “只空谈，不实干” ，一定要将改革落到实处和将改革进行到底。 54